石仲泉：毛泽东的四大读书方法

　　在党的第一代领导人中,毛泽东可谓是终身学习、酷爱读书的典范,他一生读书之多、之广、之深、之活,无人能出其右。毛泽东的读书方法可归纳为四点：

　　其一，大量批注，言如珠玉。毛泽东读书有爱写批注的习惯。有的批注已经失散，目前出版的有三大批注集。一是早年读《伦理学原理》的批注，收录在1990年出版的《毛泽东文稿》中，约2万字。二是在延安时期读苏联哲学教科书等10本哲学书籍的批注，全部收录在1988年出版的《毛泽东哲学批注集》中，约2.7万字。这本“哲学批注集”是我负责主编的，我接触到原件，看见毛泽东的批注文字密密麻麻，有的书页上下两端、边白中缝都是，有的书页圈点密集，杠道不断，圈内有圈，杠外划杠。这反映了他勤奋刻苦的学习精神。三是新中国成立后他读文学、历史古籍的批注，大多收录在1993年出版的《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中，约3000字。他的批注，有的是对内容的提要，有的是对人物或思想的评论，有的是联想相关事情的发挥，有的是思想的喷发。批注有短有长，不拘一格，短的只有一个字，长的多达2000字。有的批注内容极为丰富，似串串思想“珍珠”，可谓“大珠小珠落玉盘”。

　　其二，领悟真谛，掌握方法。毛泽东读书虽很刻苦，但不死板。他不是死读书、读死书的人，领悟能力极高，没有丝毫的学理主义、书呆子习气。毛泽东善于掌握“认识问题的方法论”这一优点，为他后来在学习和研究马列主义理论时，不是为理论而理论、为马列而马列，而是为着解决中国革命的理论和策略问题而去找立场、观点、方法，起了重要的指导作用。他的这个“领悟真谛，掌握方法”的读书要领，在延安时期得到进一步发挥，逐渐形成了以他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特有的比较完整的强调学马列主义主要是掌握其立场、观点、方法的“思想方法论”；在指导思想上也逐渐形成了要将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理念，从而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的产生奠定了基础。

　　其三，广收博览，发展创新。这是毛泽东读书的另一个重要特点。他常说:“一个人的知识面要宽一些，有了学问，好比站在山上，可以看到很远很多的东西。没有学问，如在暗沟里走路，摸索不着，那会苦煞人。”正是基于这种认识，他博览群书，广泛涉猎各种书籍。毛泽东所以比他同时代的许多人都站得高些，看得远些，成为伟大的革命家、思想家、战略家，一个重要因素就在于他有渊博的学问和丰富的知识。还要指出的是，仅有渊博的学问和丰富的知识，对于他成为伟大的革命家、思想家、战略家来说，只是一个基础条件，而不是完全充分的条件。毛泽东的过人之处还在于，他的许多思想理论既源于他读过的书本，又高于他读过的书本。他不仅能广泛汲纳书本知识，而且能融会贯通实践经验，因而能推陈出新，与时俱进，发展创新。这在他读哲学书籍的批注以及以这些批注为基础而写作的《实践论》和《矛盾论》中展现得非常清楚。

　　比如，苏联哲学教科书《辩证法唯物论教程》讲矛盾问题，只使用了“矛盾的特殊性”概念，没有提出“矛盾的普遍性”概念；在讲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导方面时只论述了它们的决定作用，没有讲矛盾地位的转化问题。毛泽东在该书上写了1200字的长批，结合中国革命的实践，对此作了阐发，提出主要矛盾和非主要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和非主要方面转化的重要思想。他写道：矛盾之中，“究竟哪一方是主导的呢？主要看过程发展之情况在一定条件下来规定。资本主义社会在长时期中，资产阶级是主导方面，但到革命前夜时期及革命以后，无产阶级就转化为主导方面了”，“在中日对抗的局面中，中国的因素正在由次要地位向主要地位转变中”；矛盾的主导方面，“凭过程发展至一定阶段中，斗争双方的力量如何而定。主导与非主导是互相转变的”。根据批注的这些思想可以看出，《矛盾论》先是抽象出了“矛盾的普遍性”概念，作出了关于矛盾普遍性两重含义的概括，论述了矛盾特殊性的五种情形，对矛盾特殊性的诸多情况作了精辟分析；并且明确提出关于主要矛盾与非主要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与非主要方面转化的思想，极大地丰富了矛盾特殊性的内涵。这些论述，既将苏联哲学教科书向前大大地推进，在理论上发展了辩证法原理，又对指导中国革命具有巨大的实践意义。

　　其四，考察社会，读无字书。毛泽东既提倡读有字之书，也提倡读无字之书，即向社会学习，作实际考察。他说过:“社会是学校，一切在工作中学习。学习的书有两种:有字的讲义是书，社会上的一切也是书——‘无字天书’。”读无字书，考察社会，这是他一生都非常重视的学习方法。早年求学时，他就表示:“欲从天下国家万事万物而学之，则汗漫九垓，遍游四宇尚已。”他邀同学利用暑假，步行千里，“游学”农村，对长沙及洞庭湖周边多县作过社会考察。这是他生平第一次读“无字天书”，广泛地接触社会实际，产生了要对自己国家的状况作研究的浓厚兴趣，致使他送走一批又一批新民学会的学友旅欧勤工俭学，而他本人却坚持先留在国内，对中国这个地盘的情形“加以实地的调查及研究”。这个决策，对他一生产生了很大影响。他非常注重研究中国现实社会状况，使他在掌握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后，能够很好地同中国革命的实际相结合，领导中国革命取得伟大的成功。


　　网络编辑：张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