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新城：关于坚定理想信念的几个问题

一、充分认识坚定理想信念的紧迫性、重要性

　　

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要全面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是共产党人的政治灵魂，是共产党人经受住任何考验的精神支柱。要抓住思想理论建设这个根本，教育引导党员、干部矢志不渝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而奋斗。”[1]

　　

(一)坚定理想信念是一项迫切而现实的任务

　　

树立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坚定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信念，这是对共产党员的基本要求，也是党的建设的根本。回顾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我们党经历的历史，我们深深感到，十八大提出这个问题，其意义怎么估计都不会过分。党员有没有坚定的理想信念是关系到党和社会主义制度前途命运的大问题。

　　

不能不承认，目前，在少数党员、甚至党的领导干部中，缺乏社会主义的理想和信念，不懂得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不相信社会主义优越于资本主义，不相信社会主义必然取代资本主义，这是一个相当严重的问题。持这样看法的人，就不会坚定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稍有风吹草动，就会在我国的基本道路、基本理论、基本制度问题上发生动摇。出现这种情况并不是偶然的，它是由国际国内的客观形势以及我们工作中的缺点造成的。

　　

苏东剧变的影响。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苏联、东欧国家政局发生剧变，一大片社会主义阵地垮掉了，连世界上第一个、也是最强大的、历史最悠久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也垮掉了。这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最大的悲剧，它使得整个世界社会主义事业跌入低谷。虽然我国顶住了苏东剧变带来的巨大压力，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使社会主义的红旗依然在世界东方飘扬，但苏东剧变的严峻形势不能不对我国产生严重影响。国内有的人因此患上了“革命低潮综合征”，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社会主义的信念发生动摇，怀疑社会主义还有没有前途，怀疑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还灵不灵，尤其是对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这个客观规律产生了疑问，提出“中国的社会主义红旗还能打多久”的问题。

　　

西方思想的影响。我国实行对外开放方针以后，国门打开了，各种西方资产阶级思潮(像新自由主义、民主社会主义、“普世价值”、“宪政民主”等等)涌了进来，而迷信西方资产阶级理论、学说，崇拜西方(尤其是美国，有时是西欧国家)资本主义制度的人，则把西方的一切作为模仿的样板，将西方的价值观、政策以至具体措施当做圭臬，甚至使用的概念、话语体系也要求照搬西方。在这种情况下，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受到冲击，社会主义的信念就越来越淡薄了。

　　

非意识形态化思想的影响。在新形势下，有人曲解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思想，认为从此重要的是发展经济，不再需要讲什么理想信念了，管它什么社会主义、资本主义，只要能把经济搞上去就行了。有人公开说“主义不能当饭吃，公有制又不打粮食”，什么主义、什么所有制都行。他们反对讲理想、信念，认为那是“讲空话”、“说大话”，不如干点实事，公开提倡实用主义。这种非意识形态化的言论，听起来十分超脱，相当迷惑人，然而这是做不到的。同其他动物不一样，人的基本特性是社会性。人都是在社会中活动的，像鲁滨逊那样孤立的、不同其他人发生关系的个人，只存在于传奇小说中，现实生活中是不可能存在的。为了生产和生活，人们必然结成一定的社会关系，形成一定的社会制度。脱离社会制度就不可能进行生产，人也不可能生活。自有人类以来，人们总是向往一种对自己(以及他所属的阶级)最有利的、也就是自以为最好的社会制度，不管是否自觉地意识到这一点。这就是理想、信念。问题仅仅在于，他所向往的社会制度是否符合社会发展规律，也就是说，这种理想、信念是否正确。不讲理想信念，客观上是做不到的。然而这种非意识形态化的思想却对一部分人产生很大影响，使得他们走上淡化社会主义信念的实用主义道路。

　　

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弱化的影响。改革开放以来，党中央一再强调要加强思想政治教育，然而在实际工作中，出现了“一手硬、一手软”的现象，重视经济工作，忽视思想工作。这种状况的恶性发作，就是爆发1986年的学潮和1989年的政治动乱。邓小平总结动乱的教训时指出：十年最大的失误是教育，我说的是思想政治教育。我们的错误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还不够一贯，没有把它作为基本思想来教育人民，教育学生，教育全体干部和共产党员。“四个坚持，思想政治工作，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反对精神污染，我们不是没有讲，而是缺乏一贯性，没有行动，甚至讲得都很少。”[2]动乱平息以后，我们吸取教训，注意了思想政治工作，但情况并没有发生根本改变。事实表明，意识形态领域没有真空，这块阵地，马克思主义不去占领，非马克思主义、反马克思主义就会去占领。马克思主义是要灌输的，削弱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非马克思主义、反马克思主义就会占领思想阵地，从而导致社会主义信念的丧失。

　　

客观形势和主观认识的综合作用，导致当前我们党内一部分党员出现了理想信念淡化甚至缺失的严重状况。进行社会主义理想信念的教育，树立坚定的社会主义信念，成为一项十分迫切的任务。

　　

(二)理想信念的缺失是十分危险的事情

　　

共产党员丧失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的理想信念会导致什么样的后果呢？许多人往往对此估计不足。有人认为，不讲什么理想信念，地里照样长庄稼，工厂照样生产产品，有没有理想信念，关系不大。

　　

尼克松的一个预言不幸而言中。我们看一下尼克松写的《1999：不战而胜》一书吧。最触动我们的是他写的下面一段话：“今天(指1988年)东欧进行和平演变的时机已经成熟。1983年，我游历了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并遇见了几位东欧集团的领导人和数百名平民。从他们当中传出了一个明朗的信号：共产主义教条作为激发人们的力量已经死亡。”“东欧共产党人已经完全丧失了信仰。当今大多数都是野心家和官僚。共产党的意志和信心已经破灭。”“正在崛起的一代东欧人不是思想家，而是实干家，而实用主义则能为和平演变打开缺口。”[3]

　　

记得也就在尼克松游历东欧国家那个时间的前后，我国为了进行经济改革借鉴东欧国家的经验，曾派出好几十个代表团访问东欧国家，考察他们经济体制改革的理论和措施。这些考察团回国后都给中央写了报告，但报告都只是谈到了具体的经济改革内容，没有一个考察团提到像和平演变这样的重大政治问题。然而过了不久，东欧国家纷纷发生了和平演变，国际垄断资产阶级不费一枪一弹，就在这些国家里实现了梦寐以求的向资本主义的演变。事实证明，尼克松的判断是正确的。我们不得不佩服资产阶级政治家、思想家的政治敏感性，尼克松从东欧国家从上到下丧失共产主义理想、信念的实用主义现象中敏锐地看到了和平演变的必然性，并由此预测到未来的前景。我们却没有看到这一点，回想起来，真是令人惭愧。

　　

尼克松的判断以及后来实际发生的事实，向我们提出了一个十分尖锐的现实问题：理想、信念的缺失是一件十分危险的事情，决不能等闲视之。不讲政治、不讲方向，成天沉湎于行政、技术具体事务的实用主义，长远来看是会出大问题的。“实用主义能为和平演变打开缺口”，听起来有点耸人听闻，然而却是被苏联、东欧国家和平演变的事实证明了的真理。我们需要从理论上阐明这个真理，从而引起人们的高度重视。

　　

社会主义社会是不断变化的社会，它始终面临着朝哪儿发展、朝哪儿变化的问题。恩格斯早在1890年就指出，社会主义社会不是一种一成不变的东西，而是“经常变化和改革的社会”。[4]社会主义社会客观上存在着两条道路的斗争，一条是坚持社会主义道路，朝着共产主义方向前进；另一条是走资本主义道路，或者换个名称，叫做民主社会主义道路。要想停留在原地、保持原状，不发生变化，那是做不到的。改革开放以来不断涌现的反马克思主义思潮，诸如新自由主义、民主社会主义、“普世价值”、历史虚无主义、“宪政民主”等等，就是想把我国的社会主义社会拉到资本主义化的道路上去。这些思潮的说法不一样，词藻不断翻新，但政治目的是一样的，无非是：政治上推翻共产党的领导，要求实行多党制，否定无产阶级专政，要求实行资本主义宪政民主；经济上反对公有制的主体地位，要求实行私有化；思想上反对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要求让资产阶级思想占据指导地位。在这些反马克思主义思潮轮番进攻面前，如果没有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就会自觉不自觉地接受这些思潮的影响，在实践中自发地往资本主义化方向走。这种危险是客观存在的。

　　

必须看到实用主义的危害。在我们把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以后，党内、社会上经常可以见到忽视理想信念教育、主张实用主义的倾向，甚至在一定时期、一定范围里这种倾向还占了上风。例如，有人强调，不要讲什么方向、道路，只要能把经济搞上去就行了；有人提出，应该转变思维方式了，闹革命时要讲理想信念，执政了就应该提倡搞经济、抓技术。理想信念那都是“虚”的，要抓“实”的东西。这实际上就是东欧国家上上下下在上世纪80年代的思想状态。然而尼克松恰恰从这里看到了向资本主义和平演变的契机。

　　

二、坚定理想信念要正确认识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这一客观规律

　　

树立社会主义的信念，首先要搞清楚，马克思是怎样得出社会主义必然胜利、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结论的。政治上的坚定来源于理论上的坚定。马克思主义不是宗教，而是科学。我们讲信念，不是提倡迷信，社会主义的信念是建立在科学的理论基础上的。搞懂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才能有坚定的社会主义信念。

　　

为了从理论上牢牢把握社会发展规律，坚定社会主义必然最终取代资本主义的信心，我们必须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像《共产党宣言》、《资本论》、《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等等经典著作，深刻、全面、科学地阐述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道理。认真读经典著作，联系实际，真正把握其精神实质，就能够树立起坚定的社会主义信念。

　　

改革开放以来，有的党员甚至党的干部社会主义信念不坚定，在各种反马克思主义、反社会主义思潮冲击面前产生动摇，这种情况同他们长期不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分不开的。一段时间里，有人把读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当做教条主义加以批判，用否定马克思主义某些原理来“论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正确性，说马克思主义这个原理错了、那个原理过时了，不能解决中国的问题。这种说法在报刊上屡屡可以见到，我们略举一二。有人看到在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还有必要在一定范围内保留私有制，并在政策上予以鼓励和支持，就提出《共产党宣言》里说的“共产党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论概括为一句话：消灭私有制”[5]这个论断错了，认为私有制是不可能消灭的，由此进而提出，马克思恩格斯说社会主义是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这一点正是社会主义制度与资本主义制度的“具有决定意义的差别”[4]，这个论断也错了，认为公有制并不是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没有公有制也可以搞社会主义。又如，有人看到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还存在资本收入，就否定剥削这一概念，进而认为马克思主义的剩余价值理论是错误的，它“使得社会主义从空想变成迷误”，社会主义只要发展生产、实现公平就够了，不需要讲什么消灭剥削。有人还认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无法完全解决中国问题”，所以要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创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仿佛就解决中国问题来说，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不灵了，至少是部分不灵了，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才管用。说这种话的人，逻辑上是自相矛盾的：既然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无法解决(或无法完全解决)中国问题，那就应该抛弃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或抛弃部分原理)，怎么还要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呢？这种说法实际上是为否定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埋下了伏笔。

　　

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提出，要把我们党建设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学习型政党，号召全党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最近习近平同志特地强调指出，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本源。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有利于从源头上完整准确地理解马克思主义，系统掌握马克思主义科学真理，也有利于深化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理解和运用。没有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础，就谈不上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认真学习经典著作，从理论上搞清楚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必然胜利、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基本原理，这是坚定社会主义信念的理论依据。懂得了这些基本道理，牢牢把握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这一社会发展的历史规律，我们就能做到“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台”，即使国内出现像1989年那样的政治风波，国际上发生像东欧剧变、苏联解体那样的悲剧，我们的社会主义信念也会仍然坚定不移，不会有丝毫动摇。

　　

三、坚定理想信念要科学地评价已有的社会主义实践

　　

如何评价已有的社会主义实践，是关系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国家前途命运的重大政治问题。

　　

从十月革命胜利、世界上出现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以来，社会主义实践已经有了近100年的历史。这段历史，既有辉煌的成就，也有严重的挫折，既有凯歌行进，也有令人叹息的倒退。正确评价已有的社会主义实践，是坚定社会主义信念的实践依据。在苏东剧变以后，有人完全否定社会主义实践，认为社会主义是失败的，没有优越性，不如资本主义。他们的逻辑是，如果社会主义优越于资本主义，怎么会发生苏联东欧剧变，一系列社会主义国家倒退到资本主义去这样的事情呢？他们认为，苏东剧变证明，社会主义搞错了、搞糟了，是没有前途的。于是，他们不相信社会主义了。这是不符合客观实际的错误的观点。

　　

(一)对苏联社会主义实践的评价应该有一个正确的方法

　　

社会现象是复杂的、多方面的。任何社会都充满了矛盾，社会主义社会也是如此。要找点社会主义实践中的毛病，并不困难。完全否定已有的社会主义实践的人，往往罗列一大堆问题、弊病作为论据，而且有的问题的确是存在的，因而看起来似乎是有根据的了。然而正如列宁指出的：“社会生活现象极其复杂，可以找到任何数量的例子或个别的材料来证实任何一个论点。”[6]列举点事例并不能说明问题，关键是要有一个正确的观察问题的方法论。首先，应该全面地分析，既看到问题，也要看到成绩，而且要分清主流、支流。第二，应该历史地分析，即把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各项具体的制度、方针、政策放到当时的国际国内政治经济环境中进行评价，切忌从现在的、已经变化了的条件出发来评价历史上的事情。第三，必须把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与具体的体制、运行机制区分开来。

　　

应该看到，社会主义是人类历史上崭新的社会制度。需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本国具体国情结合起来进行探索。在探索过程中，出现一些失误也是难免的。再一般的说，社会主义社会同其他社会一样，仍然存在矛盾，只是矛盾的性质和状态不一样罢了。社会主义也是在不断出现矛盾而又不断解决矛盾的过程中发展的。期望社会主义制度一经建立就完美无缺，那是不切实际的想法。因此，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存在这样那样的弊病和缺点，是可以理解的。由于苏联是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没有现成的经验可资借鉴，只能根据马克思、恩格斯以及列宁提出的一些理论设想进行探索。对社会主义事业建设的前人进行嘲笑、谴责乃至攻击，这是不足取的。重要的是要总结经验，在前人的基础上纠正错误，继续前进。轻易地把第一个社会主义实验贬之为“失败”，予以否定和咒骂，这不是马克思主义的郑重的态度。

　　

毛泽东是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来分析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典范。他提出了对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科学评价，即有名的“三七开”。他指出：“任何一个民族，不可能不犯错误，何况苏联是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经历又那么长久，不发生错误是不可能的。苏联发生的错误，像斯大林的错误，它的位置是什么？是部分性质的、暂时性质的。”“苏联那个主流，那个主要方面，那个大多数，是正确的。俄国产生了列宁主义，经过十月革命变成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它建设了社会主义，打败了法西斯，变成了一个强大的工业国。它有许多东西我们可以学。”“他们的主要的、大量的东西，是好的，有用的；部分的东西是错误的。”[7]这种实事求是的、全面的、辩证的评价，至今仍是适用的。

　　

苏联向资本主义演变以后的情景可以从反面说明社会主义道路的正确性，有助于我们坚定社会主义信念。在苏联，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动乱初期，民主派和党内的民主社会主义者一再宣传，只要摆脱社会主义制度的“束缚”，走上资本主义道路，政治上民主自由、经济上繁荣昌盛的局面就会迅速出现。然而苏联解体后的实践却证明事情正好相反。我们看一看今天俄罗斯的情景吧！在经济领域，俄罗斯国内生产总值急速下降，从1991年到1999年下降了52%(要知道1941-1945年卫国战争期间仅仅下降22%，也就是说，资本主义复辟给俄国带来的损失大大超过打一场世界大战的损失)，从一个现代化工业强国变成了原材料附庸国。在社会领域，1989年10%的最贫困人口收入与10%最富裕人口收入之比为1：4.7，而1999年这个比例将近1：80，后来这一差距进一步扩大。酗酒、精神疾病、无家可归、流浪儿童、卖淫等社会问题成堆。2005年俄罗斯男子的平均寿命为58.6岁，比20世纪90年代初苏联解体时还低4.8岁，这使得俄罗斯成为全欧洲男子寿命最低的国家。剧变期间重大犯罪案件急剧增加，1990年俄罗斯杀人案为1.43万起，1998年为2.98万起，2002年已超过3.2万起。各种犯罪案件剧增，每4个成年男子中就有一个有前科，平均每十万人口有一千个犯人，这是世界上最高的比例。在国际领域，俄罗斯从超级大国沦为二流国家，遭到西方国家的鄙视，严重损害了俄罗斯人民的民族自豪感。这类材料，俯拾皆是。这种情景，也许可以给我们国内某些否定社会主义制度、鼓吹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当头棒喝吧！

　　

(二)对我国六十多年的社会主义实践必须进行全面的、科学的分析

　　

正确评价我国六十多年社会主义的历史，看到社会主义的优越性，这是坚定社会主义信念的必要前提。

　　

建国以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经过六十多年的艰苦奋斗，把贫穷落后的旧中国变成了日益走向繁荣富强的新中国。我国已经成为世界上第二经济强国，综合国力大幅提升，基础设施全面提高，城乡区域发展协调性增强，创新型国家建设成效显著。历史和现实都告诉我们，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这是历史的结论、人民的选择。

　　

毫无疑问，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还存在许多不足，前进道路上还有不少困难和问题。要罗列这些问题，也可以说出一大堆。社会主义社会依然存在矛盾，正因为存在这些问题，我们才需要改革，通过改革来解决矛盾，而且旧的矛盾解决了，又会出现新的矛盾，需要进一步解决。社会主义社会正是在不断出现矛盾，又不断解决矛盾的过程中向前发展的，这是历史的辩证法。关键在于，这些问题在整个社会主义实践中处于次要地位，可以逐步解决，我们取得的成就是伟大的，它是主流。随着改革的推进，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必将进一步显现。我们应该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

　　

我们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建设，有改革开放前和改革开放后两个历史时期。经常有人把这两个时期对立起来，用否定前者的办法来论证后者的正确。这种观点值得重视，因为它把社会主义的历史否定了，很容易动摇人们的社会主义信念。在党的十八大前夕有学者撰文说，新中国成立后前几十年搞的社会主义，是“封建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表明，它“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上”已经“全面破产”。那么，怎么看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呢？文章说，这是与改革开放前的社会主义彻底决裂的“全新的社会主义”。这里有几个问题需要澄清：第一，能不能说改革开放前我们搞的是“封建社会主义”；第二，能不能说改革开放前我国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上全面破产了；第三，能不能说改革开放前后是两种完全不同的“社会主义”？

　　

我们先来说说“封建社会主义”吧。经常有人给我国改革开放前的社会主义制度扣上这顶帽子。作者还明确说，“如果讲它仍然是社会主义，那么正是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所严厉批判的那种封建的社会主义”。《共产党宣言》里说的封建社会主义是什么东西呢？它指的是19世纪30-40年代在西欧产生的、代表地主贵族利益的社会主义流派。资产阶级革命胜利以后，资产阶级统治日益巩固，这时被推翻的封建贵族不能再赤裸裸地宣扬封建主义了，于是便装扮成工人群众利益的代表，打着社会主义的旗号，散布封建地主可以同工人、劳动者一起共同反对资本主义，从而形成了封建社会主义。他们是从被打倒了的地主阶级立场出发来批评资本主义制度的，目的是使社会回到封建宗法关系中去，恢复封建主义制度。马克思恩格斯曾辛辣地批判封建社会主义说，它“半是挽歌，半是谤文，半是过去的回音，半是未来的恫吓”，他们是“把无产阶级的乞食袋当作旗帜来挥舞”。“但是，每当人民跟着他们走的时候，都发现他们的臀部带有旧的封建主义纹章，于是哈哈大笑，一哄而散。”[5]我国改革开放前的社会主义事业有这种“封建社会主义”的影子吗？一点也找不到！

　　

可见，把改革开放前的中国说成是《共产党宣言》里说的“封建社会主义”，是毫无道理的。

　　

能不能说改革开放前中国的社会主义已经在政治、经济、文化上全面破产了呢？“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我们党集中全党的智慧，对改革开放前30年的历史进行了科学的、全面的总结，做出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决议明确指出：“中国共产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历史，总的说来，是我们党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下，领导全国各族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并取得巨大成就的历史。”决议从政治、经济、文化、外交、军事等十个方面阐述了这30年的伟大成就，指出这30年我们取得的成就是主要的，忽视或否认我们的成就，忽视或否认我们取得这些成就的经验，是严重的错误。“我们的成就和成功经验是党和人民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结果，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表现，是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继续前进的基础。”[8]

　　

那么，“文化大革命”能不能证明我国改革开放前的社会主义制度“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上的全面破产”？也不能。决议全面地分析了“文化大革命”的性质和发生的原因，指出这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的严重灾难，而不是我国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必然带来的。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也正是我们党领导人民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依靠社会主义制度(而不是推翻已有的社会主义制度)实现的。在“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时间里，尽管党和国家遭受了重大挫折，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仍然得到坚持，工农业生产仍然得到一定的发展(十年内工农业总产值增长了133.54%，其中工业总产值增长了172.6%，农业总产值增长了35.3%)，为以后的改革开放新时期的经济腾飞准备了物质条件。

　　

能不能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全新的社会主义”？把握这个问题，关键是在方法论上要把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和基本原则同它的具体实现形式区分开来。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和基本原则，是社会主义同其他社会、尤其是同资本主义区别开来的东西。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里，根据历史唯物主义揭示的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在分析资本主义社会矛盾的基础上，推论出未来的新社会即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原则。这就是：第一，无产阶级必须组织自己的政党，并在自己的政党领导下进行革命和建设。这个政党应该是无产阶级的独立的政党，而不受资产阶级的影响，不应“充当资产阶级民主派的随声附和的合唱队”。第二，无产阶级必须夺取政权。《共产党宣言》明确提出，共产党人的最近目的是“使无产阶级形成为阶级，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由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用暴力推翻资产阶级而建立自己的统治。”[5]这个政权的性质是无产阶级专政。第三，消灭私有制，建立公有制。《共产党宣言》旗帜鲜明地提出：共产主义“运动的基本问题是所有制问题”。“共产主义革命就是要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以后，“将利用自己的政治统治，一步一步地夺取资产阶级的全部资本，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即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手里。”第四，社会主义在同传统所有制彻底决裂的同时，还必须同传统观念彻底决裂。实现同传统观念彻底决裂这一任务的关键在于，用工人阶级的世界观——马克思主义教育和武装全体人民，占领思想理论阵地，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中的指导地位，批判和抵制形形色色的在私有制基础上产生的传统观念。[5]

　　

我国无论是改革开放以前还是改革开放时期，始终坚持马克思、恩格斯提出的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即在政治上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在经济上坚持生产资料公有制和按劳分配原则；思想上坚持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用邓小平的话来说，那就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邓小平在提出四项基本原则的时候特别强调：“这四项基本原则并不是新的东西，是我们党长期以来所一贯坚持的。粉碎‘四人帮’以至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实行的一系列方针政策，一直是坚持着四项基本原则的。”[9]四项基本原则体现在制度上，就是社会主义基本制度。这是社会主义的共性，具备四项基本原则，才是社会主义社会制度；抛弃了四项基本原则，就变成别的社会制度了。就这个层次而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并不是新的社会主义制度。我们说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为改革开放“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主要也是就建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这一点说的。

　　

然而作者是怎么解释“全新的社会主义”呢？他讲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很多事情，但就是不讲四项基本原则，避而不提无产阶级专政，避而不提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更是明确反对公有制，把公有制说成是“封建皇权经济”。抛弃了四项基本原则，否定了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就不是社会主义了，那就改旗易帜、变成别的社会制度了，哪儿还有什么“全新的社会主义”呢！这实际上就是要求走十八大强调要防止的邪路。

　　

从这里我们可以悟出一个道理：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同毛泽东思想的关系、改革开放后的30多年同改革开放前30年的关系问题上的争论，如果撇开细枝末节，从根本上说，实质上是要不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要不要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问题。这是一个涉及中国前途命运的原则问题，不能不分清是非。

　　

习近平明确指出：改革开放前和改革开放后是“两个相互联系又有重大区别的时期，但本质上都是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在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开创的，但也是在新中国已经建立起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并进行了20多年建设的基础上开创的。虽然这两个历史时期在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思想指导、方针政策、实际工作上有很大差别，但两者绝不是彼此割裂的，更不是根本对立的。不能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也不能用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要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分清主流和支流，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发扬经验，吸取教训，在这个基础上把党和人民事业继续推向前进。”[10]这段话，透彻地阐述了改革开放前和改革开放后两个历史时期的关系，从根本上回答了否定我国改革开放前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那股思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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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胡锦涛.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G].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46.

　　

[2]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303-305.

　　

[3]理查德.尼克松.1999：不战而胜[M].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88：168-169.

　　

[4]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5]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6]列宁.列宁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578.

　　

[7]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298.

　　

[8]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C].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7-11.

　　

[9]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166.

　　

[10]习近平.在新进中央委员会的委员、候补委员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研讨班开办式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3-1-6.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网络编辑：张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