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香平：毛泽东等中共领袖的读史人生

　　美国历史上第一位也是唯一一位与毛泽东谋过面的总统尼克松，曾说过这样一句话：毛泽东“不仅是一位完全献身的和重实际的共产党人，而且他也是一位对中国人民的历史造诣很深的富有想象力的诗人”。如果说，“诗人”是特指毛泽东的个性化特征，那么，“历史造诣很深”则适用于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等不仅“历史造诣很深”，且读史、鉴史是他们共同的精神志趣，也是他们独树一帜的工作方法和领导智慧。

　　毛泽东：“只有讲历史才能说服人”

　　毛泽东嗜书如命，史书为最。

　　早在1920年12月1日，毛泽东在致好友蔡和森等的书信中分析袁世凯称帝、段祺瑞执政之所以失败时，就提出“均系不读历史之故”，因之“劝大家读历史”。

　　正是在对历史典籍充分研读之后，他得出了历史演进的基本规律，“历史上凡是专制主义者，或帝国主义者，或军国主义，非等到人家来推倒，决没有自己肯收场的”。走上革命道路后，毛泽东更是以史书为伴，马背上读书，行军中读书，吃饭前后读书，夜深人静时读书，病魔缠身时读书，罹患眼疾时还“听”书。毛泽东一生到底读了多少史书已无从统计，一部4000万字的《二十四史》，他反复阅读，直至逝世；一部300万字的《资治通鉴》，他读了17遍之多。

　　“如果要看前途，一定要看历史”，毛泽东不仅自己重史、读史，还号召和带领全党学习历史。延安时期，他要求“一切有相当研究能力的共产党员”，“都要研究我们民族的历史”。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他号召全党“都要读历史”，并多次强调，“我们是历史主义者”，“只有讲历史才能说服人”。上世纪50年代曾任山西省委第一书记的陶鲁笳回忆：1959年第二次郑州会议期间，毛泽东一口气看完了吴晗主编的一套中国历史小丛书，“并建议我们买一套，浏览一下。之后，我照办了。读后感到很通俗、很生动、很受教益。”

　　周恩来：历史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的“记忆”

　　周恩来早在童蒙时代，就史书不离左右。到南开中学后，开始涉猎西方思想家卢梭、孟德斯鸠等的经典著作。走上革命道路后，他以历史作为革命武器，领导文化界积极开展斗争。历史学家侯外庐曾回忆说：抗战时期在重庆，周恩来“把我们一群渴望为抗战出力，有志于研究而困难重重的学术工作者组织起来……为我们创造了一个学风正派、方向明确、大家同舟共济、人人脚踏实地的研究环境。”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致力于传承和发扬中华五千年历史文化。他说：“一个民族如果忘记了历史，就会成为一个愚昧的民族。而一个愚昧的民族是不可能建设社会主义的。”1959年4月29日，他发表《把知识和经验留给后代》的讲话，强调“我们要把自己所掌握的历史遗产贡献出来”。1971年4月20日，接见全国出版工作座谈会领导小组成员时指出：要多出历史书，“不讲历史、割断历史怎么行呢？中国人不讲中国历史总差点劲”。

　　在美国前总统尼克松笔下，周恩来浑身散发着中国古典文化气息，“他的教养，来自孔子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君子’和‘人上人’应具有的品德、智慧、尊严、宽厚、仁慈、决心、刚毅”。周恩来的读史状态同样令人颇多感慨。1973年3月26日，他在送给毛泽东的一个报告中说：“凌晨读《史记•汲黯、郑庄列传》及太史公曰云云，深有所感，愧未能及。”要知道，两周前他刚刚写了治病请假报告。作为日理万机的国家总理，在病重体衰之际依然坚持读史，一句“愧未能及”，足以见出周恩来以历史先贤为标尺磨练和提升品格修养的不倦追求。

　　刘少奇：“历史里边也有普遍真理”

　　刘少奇幼年时代酷爱读古书，小小年纪就成了方圆十里有学问之人。因在家中排行第九，同学和乡人送他一个雅号“刘九书柜”。20岁准备考大学时，他还阅读了《御批增补袁了凡纲鉴》、《御批资治通鉴纲目》等。长沙宁乡纪念馆保存着他当年读过的《资治通鉴》，从其批注内容来看，他已注意到不少关于经济方面的内容。成为党和国家领导人后，他依然持之以恒地研习历史，书架上除了马列著作外，基本上都是文史古书。1951年秋天，刘少奇积劳成疾，毛泽东让他到杭州休假一个月。动身时，他把厚厚的几本《中国通史》塞进了行李包,每天戴着老花镜，一边读，一边思考，不时在书上圈圈点点。刘少奇的“坐功”是有名的，有时一天十几个小时废寝忘食地读书。几大本《中国通史》读完了，他的假期也结束了。

　　刘少奇多次号召党员干部要知史、懂史。1948年12月14日，他在对马列学院第一班学员的讲话中高屋建瓴地指出，要掌握理论须先学习历史，“历史里边也有普遍真理”，不研究历史“就理论不起来”；不仅要学习中国历史，还要学习西方历史，不懂得西方史，就是“跛足的马克思主义者”。

　　朱德：找到“了解过去和现在的钥匙”

　　朱德一生戎马倥偬，却笃爱历史。他回忆说：我小时候非常喜欢拿破仑，也喜欢乔治•华盛顿，“美国革命中农民志愿军的成功史大大地鼓舞了我，我知道将来总有一天中国农民也会像他们那样，为自由和独立而战斗”。1916年护国运动结束后，朱德驻防四川泸州，随即利用这一相对安定的时间阅读史书，至今泸州市图书馆还收藏着1900多册他当年购置的经史子集。后来到德国和苏联留学，他特意购买一部德文版第一次世界大战主要战役汇编，并研习苏联军事历史和理论。作为战友的徐向前说：朱德在“长年的战争岁月里，经常手不释卷，熟读古今中外兵法，创造性地运用到战争实践中去”。通过读史、研史，朱德深刻地体会到：“认识了历史发展的规律，结合其他的研究和经验，我就找到了了解历史——过去和现在——的一把钥匙。”

　　在四川仪陇朱德纪念馆保存的一套33册的线装本《简明中国哲学史》中，留下了朱德的大量批划，每册均写明阅读时间。如第33册末页用红笔写道：“自1976年3月18日至1976年4月5日阅完，共18天……建议同志们都看这本书。朱德。”在即将走向生命终点时，朱德的这些批注依然彰显出以史育人、借史资政的革命家情怀。

　　大致说来，毛泽东等中共领袖们的读史，早年是出于天然的主观兴趣，一种求知若渴的少年抱负；走上革命道路后，主要是为了总结历史经验以把握中国革命的规律和历史发展的航向；步入晚年后，他们依然孜孜不倦地研习历史，如毛泽东、朱德等在身体状况已不允许的情况下，还要请工作人员帮着念书。这种“生命不息，读史不止”的精神状态，古今罕见。读史，是伟人与古人的对话与交流，是他们思维方式保持活跃的精神养料，也是他们感受生命律动的独特方式。

 

　　网络编辑：张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