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之所以能够取得世人关注的伟大成就，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中国共产党在治国理政中始终强调理论创新的指导作用和现实价值。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以下简称《决议》)专门把坚持理论创新作为一条重要历史经验来看待。《决议》指出：“党之所以能够领导人民在一次次求索、一次次挫折、一次次开拓中完成中国其他各种政治力量不可能完成的艰巨任务，根本在于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及时回答时代之问、人民之问，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够进行理论创新，其动力源何在?其理论创新的内在奥秘是什么?为什么中国共产党始终保持着一种理论的创新活力?
一、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要求理论创新
理论创新是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的要求，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所引发的社会变革是独一无二的，由此带来的理论创新是无比深厚的。一百年来，无论是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还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无论是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还是新时代的伟大社会变革，都是极其复杂的，是不可能从哪本经典教科书上照抄，也不可能从哪个国家照搬的。
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是人类历史上非常重要的革命，也是任何一个国家都不曾有过的一种革命，无比艰难，无比特殊。这种革命是在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形态中进行的，而革命的对象和革命的任务都是异常复杂，不仅要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还要推翻这“三座大山”。帝国主义在中国时间久远，而且有十多个国家。帝国主义对中国的殖民统治手段多样，对中国人民进行着极端残忍的压迫，反对帝国主义的任务艰巨；封建主义对中国的统治长达2000多年，对人民的压榨无所不在，反对封建主义的任务同样艰巨；官僚资本主义对中国人民统治的时间虽短，但膨胀极快，盘剥极深。为了完成这样一个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中国共产党人进行了艰辛的理论探索，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创立了毛泽东思想特别是其中的新民主主义理论，为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指明了正确方向、现实路径和基本方法。
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是在一个一穷二白、人口众多的东方大国中进行的。在改革开放前的28年中，我们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既受着传统历史的影响，又有着摆脱传统束缚的豪迈。我们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不是在空地上进行的，是在中国传统历史文化传承基础上进行的，过去的一些封建传统会以这样或者那样的方式影响着我们。1981年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在谈到“文化大革命”之所以会发生并且持续十年之久的一个重要的社会历史原因就是历史传统的影响，“中国是一个封建历史很长的国家，我们党对封建主义特别是对封建土地制度和豪绅恶霸进行了最坚决最彻底的斗争，在反封建斗争中养成了优良的民主传统；但是长期封建专制主义在思想政治方面的遗毒仍然不是很容易肃清的，种种历史原因又使我们没有能把党内民主和国家政治社会生活的民主加以制度化，法律化，或者虽然制定了法律，却没有应有的权威。”要清除几千年遗留下来的残余，需要进行十分艰苦的工作。这个方面，我们做出了十分突出的创新。在这个历史时期，党领导建立和巩固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确立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实现了从几千年封建专制政治到人民民主的伟大飞跃。实现这样的飞跃，根本原因就是毛泽东同志提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进行“第二次结合”,形成了包括正确处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正确处理社会主义建设的十大关系、走一条适合我国国情的工业化道路、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尊重价值规律、培养又红又专的社会主义事业接班人等在内的独创性理论成果。这个时期的理论创新使中华民族站起来了，而且站住了脚。
改革开放40多年来，从开启新时期到跨入新世纪，从站上新起点到进入新时代，40多年风雨同舟，40多年勠力同心，40多年披荆斩棘，40多年凯歌行进，40多年砥砺奋进，我们党带领人民绘就了一幅波澜壮阔、气势恢宏的历史画卷，谱写了一曲感天动地、气壮山河的奋斗赞歌。这幅历史画卷的绘就、这曲奋斗赞歌的谱写，一个根本原因就是这个历史时期实践提出的理论命题非常多。“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在党和国家面临何去何从的重大历史关头，以邓小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不仅做出了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而且从理论上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根本问题。面对关于计划与市场的思想束缚，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指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面对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提出“三个是否有利于”的判断标准，并明确指出“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邓小平的南方谈话进一步解放了人民的思想。在这一时期，还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社会主义本质论、社会主义发展道路论、发展战略论、时代主题论、“一国两制”论等，形成了邓小平理论。以江泽民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国内外形势十分复杂、世界社会主义出现严重曲折的严峻考验面前回答了中国怎么办，加深了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和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认识，形成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胡锦涛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进入新世纪后面临如何抓住战略机遇期加快发展的问题，深刻认识和回答了新形势下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重大问题，形成了科学发展观。正是这些理论创新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形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引领中国从落后于时代到赶上时代。正如《决议》所言：“党深刻认识到，开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必须以理论创新引领事业发展。”这个时期的理论创新使中华民族富起来了，而且为实现共同富裕奠定了基础。
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我们出台了一系列重大方针政策，制定了一系列重大制度规范，推出了一系列重大举措，完善了一系列重大体制机制，推进了一系列重大工作，战胜了一系列重大风险挑战，解决了许多长期想解决而没有解决的难题，消除了许多过去想消除而没能消除的隐患，办成了许多过去想办而没有办成的大事，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这些实践都是独一无二的。《决议》强调了习近平总书记2016年“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和2018年“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两次阐述的一个重要论断：“当代中国的伟大社会变革，不是简单延续我国历史文化的母版，不是简单套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设想的模板，不是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实践的再版，也不是国外现代化发展的翻版。”这种伟大社会变革不是简单延续我国历史文化的母版，而是对优秀传统历史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创版；不是简单套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设想的模板，而是使马克思主义不断飞跃的活版；不是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实践的再版，而是引领世界社会主义发展的新版；不是国外现代化发展的翻版，而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中版。这种独一无二的实践就要求我们必须进行理论创新，否则的话，实践中遇到的各种难题是无法加以克服的。面对这样复杂的实践，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就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等重大时代课题，形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一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飞跃，具有极为丰富的思想内涵，不仅包括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习近平外交思想、习近平法治思想、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习近平强军思想，而且包括10个明确的思想和13个具体领域的思想；不仅包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方面的重要论述，而且还包括人大工作、政协工作、人才工作、民族工作、宗教工作等领域的新论断新战略新理念。
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紧密结合推动理论创新
我们党有一个很好的传统，就是强调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紧密结合起来，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推动理论发展和创新。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毛泽东同志十分强调理论创新，也作出了大量的理论创新的成果。在1939年总结中国共产党成立18年来的历史经验时就提出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这就是：“我们今天要怎样建设我们的党?要怎样才能建设一个‘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布尔什维克化的中国共产党’?”毛泽东同志对于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有完整的阐述。比如强调坚持民主集中制，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和自我批评三大优良作风，强调坚持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三大法宝，这些论述是重要的理论创新，有力地推动了党的事业的发展。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以毛泽东发表的《论十大关系》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为标志，这一时期我们党形成了对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一系列新认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全文刊发于1957年6月19日《人民日报》。同一天，苏联《真理报》全文刊载了这篇文章，苏联其他几家重要报纸刊载了文章的摘要。文章发表后，在西方国家也引起了强烈反响。美国《纽约时报》全文刊载并发表社论。
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我们党恢复了理论联系实际的优良传统，十分强调理论创新。改革开放之后，邓小平同志根据时代要求和中国实际，强调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提出了许多对我们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具有开创意义的思想，例如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思想、小康社会的思想、执政党建设的思想等。面向新世纪，我们的发展中遇到了很多新的矛盾和问题，世界政治、经济、文化、科技发生了很大变化，“这些变化给人类社会发展带来了什么影响?给我们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提出了什么要求?还有，我们搞改革开放，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仅带来了经济领域的深刻变化，也带来了社会领域和思想领域的深刻变化。怎样正确认识和处理大量的新情况新挑战?许多问题没有本本可找，需要我们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在分析和总结新的实践经验中求得解答。”江泽民同志十分强调理论创新的重要性，“这些历史经验都说明，注重理论创新，是党的事业前进的重要保证。什么时候我们紧密结合实践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党的事业就充满生机和活力；什么时候理论的发展落后于实践，党的事业就会受到损害，甚至发生挫折。”要使党和国家的事业发展不停顿，就要一刻不停顿地发展理论。进入新世纪，面临新的发展环境和要求，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中央领导集体不断强调理论创新。2011年，胡锦涛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实践发展永无止境，认识真理永无止境，理论创新永无止境。党和人民的实践是不断前进的，指导这种实践的理论也要不断前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必将在党和人民的创造性实践中不断拓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必将在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中不断完善。这一过程必将为理论创新开辟广阔前景。”他进一步要求，我们要准确把握世界发展大势，准确把握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深入研究我国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及时总结党领导人民创造的新鲜经验，重点抓住经济社会发展重大问题，作出新的理论概括，永葆科学理论的旺盛生命力。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更是十分强调理论创新的极端重要性，形成了一系列重要论断：(1)从认识和实践的辩证关系中把握理论创新的地位和作用。他指出：“学习掌握认识和实践辩证关系的原理，坚持实践第一的观点，不断推进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也就是说，任何理论创新都不是某些个人的主观臆想，而是实践的要求。(2)实践如果没有正确理论的指导，也容易“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实践特别是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实践，不是“脚踩西瓜皮，滑到哪里算哪里”,而是有不断创新的理论加以指导的实践。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中深深印刻着理论创新的烙印，这是一种始终充满着理论指导的实践。(3)理论对规律的揭示越深刻，对社会发展和变革的引领作用就越显著。理论创新的程度某种意义上是由理论揭示的规律的深度来显示的，揭示规律越深，理论创新的程度就会越高。(4)理论创新与实践探索是辩证统一的关系，要在这种辩证统一中推动理论创新。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践没有止境，理论创新也没有止境。要使党和人民事业不停顿，首先理论上不能停顿。我们要根据时代变化和实践发展，不断深化认识，不断总结经验，不断进行理论创新，坚持理论指导和实践探索辩证统一，实现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良性互动，在这种统一和互动中发展21世纪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的互动是我们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要求，也是我们不断完善和发展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要求。
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亟待理论创新
当代中国正处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阶段，我们从未如此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对于创新理论的需求超过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理论创新的步伐是与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理论需求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列宁曾经在《怎么办》中强调了一个重要观点：“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他说，这个原则是必须始终坚持的，而对于俄国社会主义者来说，由于存在着三种情况，“理论的意义就显得更为重要了”。这三种情况：一是俄国社会主义运动刚刚开始，在实践上同企图使运动离开正确道路的非马克思主义派别进行思想上的清算远没有结束。二是俄国的社会主义运动要运用别国的经验，但是简单了解别国经验或抄袭别国的文件是不够的，必须用批判的态度来看待别国的经验，“并且独立地加以检验”,“为了完成这个任务，需要多么雄厚的理论力量和多么丰富的政治经验。”三是俄国社会主义者面临的任务是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的社会主义者都不曾有过的，他们必须首先把人民从封建专制统治下解放出来，在这种情况下，“只有以先进理论为指南的党，才能实现先进战士的作用。”列宁在120年前提出的这一分析对于我们今天的理论创新仍然有重要的指导价值。
在当代中国，由于存在着以下三种情况，理论创新显得无比重要：
一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了最为关键的历史阶段。在这个阶段，各种可以预料和难以预料的风险挑战会时时刻刻横亘在我们面前，特别是各种各样的“颜色革命”或者“广场革命”时不时就会以这种或者那种方式出现，必须警惕和防范西方所谓“宪政”、多党轮流执政、“三权鼎立”等政治思潮的侵蚀。要防止这些思潮的侵袭，一方面要加大对这些理论的学术评析，另一方面要用更加系统的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来讲好中国的政治故事。其一，我们看西方的民主基本不是真正的民主。有的说是“钱主”“军主”“药主”“媒主”等，其实就是为利益集团和权势团体谋利益的。西方的规制俘虏理论认为，政府规制是为满足产业对规制的需要而产生的，即立法者被产业所俘虏；而规制机构最终会被产业所控制，即执法者被产业所俘虏。这种俘获不是个案，而是较为普遍地存在着。另外，像美国这样的政党政治国家基本上都是利益集团、权势团体的代言人。美国耶鲁大学的雅各布·S.哈克和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保罗·皮尔森两位教授在其最新出版的《推特治国：美国的财阀统治与极端不平等》一书中就认为，共和党将竞选重点放在社会文化分歧而不是经济差距上，一方面利用白人身份认同维系财富不平等，另一方面则通过破坏民主政治维持财阀统治。其二，我们以马克思主义民主理论为指导，建立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这一制度是符合我国国情和实际、体现社会主义国家性质、保证人民当家作主、保障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好制度，是我们党领导人民在人类政治制度史上的伟大创造，是在我国政治发展史乃至世界政治发展史上具有重大意义的全新政治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把党的意志、人民的意志、国家的意志完全统一在一起，使这一制度在党的领导下，在维护国家利益的基础上，不断实现着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我们建立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制度，它是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统一战线理论、政党理论、民主政治理论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伟大成果，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人民团体和各族各界人士在人类政治制度历史上进行的伟大创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我国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是从中国土壤中生长出来的新型政党制度，这一制度实现了涉及全国各族人民利益的事情，在全体人民和全社会中广泛商量；涉及一个地方人民群众利益的事情，在这个地方的人民群众中广泛商量；涉及一部分群众利益、特定群众利益的事情，在这部分群众中广泛商量；涉及基层群众利益的事情，在基层群众中广泛商量。每日每时都在进行着协商，协商已经成为我们日常生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已经达到非常大的规模，我们不仅创造了无数的经济财富、社会财富，还有无数文化的财富，任何颠覆性错误都会带来致命的危险。没有创新理论指导的实践，很可能就会出现颠覆性或者是全局性失误，我们的事业就可能毁于一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任何一个领域都是既蓬勃发展又充满着矛盾的场域，都需要创新理论的指导。比如，改革开放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地进地贯彻党的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形成了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概括起来就是：(1)必须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高度把握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历史方位；(2)必须把推动各民族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共同奋斗作为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重要任务；(3)必须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4)必须坚持正确的中华民族历史观，增强对中华民族的认同感和自豪感；(5)必须坚持各民族一律平等，保证各民族共同当家作主、参与国家事务管理；(6)必须高举中华民族大团结旗帜，促进各民族在中华民族大家庭中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7)必须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8)必须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9)必须促进各民族广泛交往交流交融；(10)必须坚持依法治理民族事务，推进民族事务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11)必须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12)必须坚持党对民族工作的领导，提升解决民族问题、做好民族工作的能力和水平。这十二条论断是维护民族团结的金规则。再比如，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从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巩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战略全局出发，继续推进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理论和实践创新，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要求，强调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必须坚持用制度体系保障人民当家作主，必须坚持全面依法治国，必须坚持民主集中制，必须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必须坚持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些论断有力地促进了社会主义民主的发展。还比如说，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回答了新时代怎样认识宗教、怎样处理宗教问题、怎样做好党的宗教工作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提出一系列关于宗教工作的新理念新举措：必须深刻认识做好宗教工作在党和国家工作全局中的重要性，必须建立健全强有力的领导机制，必须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宗教理论，必须坚持党的宗教工作基本方针，必须坚持我国宗教中国化方向，必须坚持把广大信教群众团结在党和政府周围，必须构建积极健康的宗教关系，必须支持宗教团体加强自身建设，必须提高宗教工作法治化水平。这九个必须就是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中国化创新成果，极大地促进了我国宗教中国化，使中国社会保持着稳定的局面。
三是世界社会主义要复兴，必须进行不断的理论创新。由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断成功，冷战结束后世界社会主义万马齐喑的局面得到很大程度的扭转，共产主义大失败的论调得到很大程度的扭转，社会主义在同资本主义竞争中的被动局面得到很大程度的扭转，社会主义优越性得到很大程度的彰显，社会主义的吸引力得到很大程度的提升。“世界范围内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意识形态、两种社会制度的历史演进及其较量由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成功发生了有利于社会主义的重大转变”,这种转变是从苏联解体以来世界社会主义最重要的事件之一。但应该清醒地看到，这种转变并没有最终完成，还在进行中，如果没有理论创新，这一重大转变也许最终难以完成，或许还会使世界社会主义再次陷入低谷。习近平总书记在2018年4月指出：“我今年年初在新进两委和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上讲过：‘如果社会主义在中国没有取得今天的成功，如果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也在苏联解体、苏共垮台、东欧剧变那场多米诺骨牌式的变化中倒塌了，或者因为其他原因失败了，那社会主义实践就可能又要长期在黑暗中徘徊了，又要像马克思所说的那样作为一个幽灵在世界上徘徊了。’”这绝不是危言耸听，而是历史发展告诉我们的。要使世界社会主义真正走出低谷，实现复兴，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要推动理论创新。这个创新既包括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更加蓬勃发展的理论创新，也包括引领世界社会主义走向繁荣的理论创新。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种理论的产生，源泉只能是丰富生动的现实生活，动力只能是解决社会矛盾和问题的现实要求。”这就深刻指明了党的理论创新的动力和源泉。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党委书记、研究员、博士生导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两个结合”的地方实践推动高端智库研究员）
网络编辑：同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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