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鲁迅”——陈映真
陈映真是和鲁迅有着较深承继关系的为数不多的作家之一，甚至被称为“台湾鲁迅”。他本人也承认，“鲁迅对我的影响，是命运性的”。不过鲁迅思想只是陈映真的思想资源之一，而且受到他的强烈的民族主义和左倾社会主义思想的制约，在这方面，陈映真与鲁迅又有着极大的不同。
左翼立场与国家认同的形成
陈映真的左翼立场，和他童年的记忆有着很大的关系。少年时期岛内“反共”的“白色、荒茫”的气氛在陈映真的心灵上造就了很深刻的印记。这不仅仅是在初中每天上学的路上可以看见宪兵张贴的告示，更包括活生生的身边亲近的人莫名其妙的失踪、被捕杀。其间对陈映真影响最大、也为他后来不断提及的当是“温婉从容”的陆家姐姐和那个“从南洋而中国战场复员、因肺结核而老是青苍着脸、在五年级时为了班上一个佃农的儿子摔过他一记耳光的吴老师”。陈映真对陆家姐姐亲人一般的依赖感，她那种视死如归的温婉与从容，以及吴老师在半夜里被军用吉普车带走后“留下做陶瓷工的白发母亲，一个人幽幽地在阴暗的土屋中哭泣”的情景，都对陈映真的内心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他后来在国民党高压之下偷读左翼读物，组织阅读小组甚至是左翼政治组织乃至因此入狱显然都是和对陆家姐姐等人的记忆有关。在陈映真创作于20世纪80年代的反思肃反题材的小说《赵南栋》中，面对死亡而依然保持着高贵的平静的宋蓉萱身上就有着很明显的陆家姐姐的影子，而《铃珰花》中的高东茂老师则正是以吴老师为原型的。
陈映真在文化上坚定的“中国”印象与“中国认同”则是从偷读鲁迅作品开始的。在初中的一个假期，一次他到莺镇临站的桃镇生父家作客，“在书房中找到了他的生父不忍为避祸烧毁的、鲁迅的小说集《呐喊》。他不告而取，从此，这本有暗红色封皮的小说集，便伴随着他度过青少年时代的日月”。陈映真在接受韦名访谈时便曾声称鲁迅的影响“是我对中国的认同”。
鲁迅的作品代表了新文学的最高成就，成为中华文化的一种新传统，某种程度上已成为代表中国的一个文化符号，它作为陈映真想象中国的一个文本，增强也感性化了他的民族认同。鲁迅笔下破败的乡村和遭到批判审视的愚昧麻木的国民，对于少年陈映真来说也都充满了兴味，不仅没有使他对中国失望，反而更激发了他的浪漫主义的爱国主义情结，加强了他的民族认同和为中国献身的道义感与责任感：随着年岁的增长，这本破旧的小说集，终于成了我最亲切、最深刻的教师。我于是才知道了中国的贫穷、的愚昧、的落后，而这中国就是我的；我于是也知道：应该全心去爱这样的中国——苦难的母亲，而当每一个中国的儿女都能起而为中国的自由和新生献上自己，中国就充满了无限的希望和光明的前途。
苦难的丑陋的东西经过文字的过滤，成为了审美观照的对象，而远离大陆，也使得陈映真并不曾切实地体味这块土地上的病痛。所以陈映真的民族认同带有着强烈的想象性质与浪漫主义气质。这种想象性常常限制了陈映真对祖国的传统与现实进行反思与深入的批判，在这一点上，与他所敬仰的立足本民族现实坚持国民性批判的鲁迅是有所不同的。
陈映真接触到更多的禁书是在1958年读了淡江英专以后。他“把省吃俭用的钱拿到台北市牯岭街这条旧书店街，去换取鲁迅、巴金、老舍、茅盾的书，耽读竟日终夜”。在可得的20世纪30年代文学作品“有时而穷”以后，他又开始把求知的目光移向社会科学。“艾思奇的《大众哲学》在这文学青年的生命深处点燃了激动的火炬”，甚至“《联共党史》、《政治经济学教程》、斯诺《中国的红星》（日译本）、莫斯科外语出版社《马列选集》第一册（英语）、出版于抗日战争时期、纸质粗砺的毛泽东写的小册子……”
这些左翼社会科学著作或是宣传小册子，对陈映真思想理念形成的影响程度之深其实并不下于鲁迅的《呐喊》。在意识层面，鲁迅更多的是被陈映真作为一种面目较为模糊的中国新文化的象征或者是左翼文坛的领袖，而非是独立的“自啮其身”的“精神界战士”来接受的（当然，鲁迅孤绝的气质对陈映真影响也很大），无论是主题还是文中那种颓败氛围的塑造，都有着很深的鲁迅的印迹。左翼革命的激情和解放社会的理想正契合陈映真当时内心的苦闷，成为他透过白色恐怖的烟雾禁锢看到的一丝光亮。但是这种带有强烈“犯禁”色彩的精神蜕变由于其“罪恶性质”而不可言说，却又转而更增加了这个敏感青年的悒郁与苦闷。
早期作品中的鲁迅印记和昙花一现的国民性批判
1968年陈映真入狱以前，鲁迅对他创作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在人物形象、情节模式等方面都有着明显的鲁迅的烙印，一是接续了鲁迅用力最深的国民性批判的主题。如前文所述，鲁迅对陈映真的影响，在更深远意义上的一面是形成其对于中国的国族认同，为其后来坚定的民族主义思想提供了基础。不过尽管国民性批判也是出于“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关怀，是源于“中国人要从‘世界人’中挤出”的“大恐惧”，但对于民族主义者而言，深刻的国民性批判必然影响民众凝聚力与自信心的形成。国民性批判的内容也只是在陈映真早期作品中昙花一现，是其思想尚未定型的产物。
陈映真的小说《文书》形式上几乎完全照搬《狂人日记》：通篇采用“疯人”独白的形式，前面加有“正常人”的按语，从而形成一种具有审美张力的结构。另一篇小说《乡村的教师》中吴锦翔吃人肉的情节，显然也是受了《狂人日记》的影响，只不过《狂人日记》中的“吃人肉”侧重象征意义，而《乡村的教师》中则将其落实。
1968陈映真因组织左派的“民主台湾联盟”活动被捕并判十年徒刑。监禁体验对于他的影响主要有两点：一是坐实了他的左派立场，使他从早期的忧悒徘徊走向明晰坚定，直接地将他推向当局的对立面和批判者的位置；二是使他见到真正的“政治犯”，更直观地接触到那个被国民党掩盖抹煞的潜在的历史，从而接续了那个在台湾一直处于被压抑、被遮蔽状态的左翼革命传统。
狱外的社会也起了很大的变化。首先是台湾民族主义的重新发生，“钓鱼岛事件”和“退出国联”激发了台湾民众的民族主义情绪，打击了他们的政治信心。在海外留学生的影响下，“保钓运动”如火如荼地展开，青年学生开始关注社会问题，上山下海，发起社会调查运动。作家与评论家们更注重从本民族传统中吸取养料，以“纵的移植”来取代“横的移植”，反思之前岛内文学的“现代主义”倾向，强调文学的民族归属，出现了一批反映描写台湾现实的乡土作家。这一切，都让身陷囹圄的陈映真感奋不已，他从报纸杂志上“惊讶地闻到一股全新的、前进的气息在围墙外的文学圈中，带着难以自抑的激越，强力地扩散着”，“他像是听到了人们竟然咏唱起他会唱又因某种极大威胁而不敢唱的歌那样地激动”。当他1975年因蒋介石之死而获特赦提前出狱后，便也迅速投入到这一场洪流中来了。
坚定的民族与阶级认同和明晰的思想框架使得陈映真同时也拥有了解释、改造世界的勇气和信心。这种自信表现在他的文风上，便是逐步摆脱了早期那些“不健康的感伤”和“市镇小知识分子的那种脆弱的、过分夸大的自我之苍白和非现实的性质”，而开始显得自信、明朗，带有了更多的理智和理念化色彩。强烈的理念化倾向在展示着一部分生活真相的同时，也遮蔽了其他方面丰富的可能性，尤其是以民族和阶级为本位思考，一方面会忽略了对本民族和本阶级弱点的批判，另一面有可能以宏大主题替代了对个人命运和尊严更深入的关怀。
对人的命运的关注是陈映真创作一以贯之的主题，只不过在不同的时期有着不同的表现形式。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台湾，当跨国公司已经广泛地影响着人们的生活时，陈映真开始思考“企业下人的异化”，考察个人在跨国企业这一体系中的生存和命运，并创作了以跨国企业为考察对象的“华盛顿大楼”系列小说。在这里，民族主义和左倾社会主义思想找到了共同点，那就是站在第三世界的立场反对西方世界尤其是跨国公司所带来的资本主义的经济入侵和消费主义文化的腐蚀。
网络编辑：张剑
左翼立场与国家认同的形成
陈映真的左翼立场，和他童年的记忆有着很大的关系。少年时期岛内“反共”的“白色、荒茫”的气氛在陈映真的心灵上造就了很深刻的印记。这不仅仅是在初中每天上学的路上可以看见宪兵张贴的告示，更包括活生生的身边亲近的人莫名其妙的失踪、被捕杀。其间对陈映真影响最大、也为他后来不断提及的当是“温婉从容”的陆家姐姐和那个“从南洋而中国战场复员、因肺结核而老是青苍着脸、在五年级时为了班上一个佃农的儿子摔过他一记耳光的吴老师”。陈映真对陆家姐姐亲人一般的依赖感，她那种视死如归的温婉与从容，以及吴老师在半夜里被军用吉普车带走后“留下做陶瓷工的白发母亲，一个人幽幽地在阴暗的土屋中哭泣”的情景，都对陈映真的内心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他后来在国民党高压之下偷读左翼读物，组织阅读小组甚至是左翼政治组织乃至因此入狱显然都是和对陆家姐姐等人的记忆有关。在陈映真创作于20世纪80年代的反思肃反题材的小说《赵南栋》中，面对死亡而依然保持着高贵的平静的宋蓉萱身上就有着很明显的陆家姐姐的影子，而《铃珰花》中的高东茂老师则正是以吴老师为原型的。
陈映真在文化上坚定的“中国”印象与“中国认同”则是从偷读鲁迅作品开始的。在初中的一个假期，一次他到莺镇临站的桃镇生父家作客，“在书房中找到了他的生父不忍为避祸烧毁的、鲁迅的小说集《呐喊》。他不告而取，从此，这本有暗红色封皮的小说集，便伴随着他度过青少年时代的日月”。陈映真在接受韦名访谈时便曾声称鲁迅的影响“是我对中国的认同”。
鲁迅的作品代表了新文学的最高成就，成为中华文化的一种新传统，某种程度上已成为代表中国的一个文化符号，它作为陈映真想象中国的一个文本，增强也感性化了他的民族认同。鲁迅笔下破败的乡村和遭到批判审视的愚昧麻木的国民，对于少年陈映真来说也都充满了兴味，不仅没有使他对中国失望，反而更激发了他的浪漫主义的爱国主义情结，加强了他的民族认同和为中国献身的道义感与责任感：随着年岁的增长，这本破旧的小说集，终于成了我最亲切、最深刻的教师。我于是才知道了中国的贫穷、的愚昧、的落后，而这中国就是我的；我于是也知道：应该全心去爱这样的中国——苦难的母亲，而当每一个中国的儿女都能起而为中国的自由和新生献上自己，中国就充满了无限的希望和光明的前途。
苦难的丑陋的东西经过文字的过滤，成为了审美观照的对象，而远离大陆，也使得陈映真并不曾切实地体味这块土地上的病痛。所以陈映真的民族认同带有着强烈的想象性质与浪漫主义气质。这种想象性常常限制了陈映真对祖国的传统与现实进行反思与深入的批判，在这一点上，与他所敬仰的立足本民族现实坚持国民性批判的鲁迅是有所不同的。
陈映真接触到更多的禁书是在1958年读了淡江英专以后。他“把省吃俭用的钱拿到台北市牯岭街这条旧书店街，去换取鲁迅、巴金、老舍、茅盾的书，耽读竟日终夜”。在可得的20世纪30年代文学作品“有时而穷”以后，他又开始把求知的目光移向社会科学。“艾思奇的《大众哲学》在这文学青年的生命深处点燃了激动的火炬”，甚至“《联共党史》、《政治经济学教程》、斯诺《中国的红星》（日译本）、莫斯科外语出版社《马列选集》第一册（英语）、出版于抗日战争时期、纸质粗砺的毛泽东写的小册子……”
这些左翼社会科学著作或是宣传小册子，对陈映真思想理念形成的影响程度之深其实并不下于鲁迅的《呐喊》。在意识层面，鲁迅更多的是被陈映真作为一种面目较为模糊的中国新文化的象征或者是左翼文坛的领袖，而非是独立的“自啮其身”的“精神界战士”来接受的（当然，鲁迅孤绝的气质对陈映真影响也很大），无论是主题还是文中那种颓败氛围的塑造，都有着很深的鲁迅的印迹。左翼革命的激情和解放社会的理想正契合陈映真当时内心的苦闷，成为他透过白色恐怖的烟雾禁锢看到的一丝光亮。但是这种带有强烈“犯禁”色彩的精神蜕变由于其“罪恶性质”而不可言说，却又转而更增加了这个敏感青年的悒郁与苦闷。
早期作品中的鲁迅印记和昙花一现的国民性批判
1968年陈映真入狱以前，鲁迅对他创作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在人物形象、情节模式等方面都有着明显的鲁迅的烙印，一是接续了鲁迅用力最深的国民性批判的主题。如前文所述，鲁迅对陈映真的影响，在更深远意义上的一面是形成其对于中国的国族认同，为其后来坚定的民族主义思想提供了基础。不过尽管国民性批判也是出于“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关怀，是源于“中国人要从‘世界人’中挤出”的“大恐惧”，但对于民族主义者而言，深刻的国民性批判必然影响民众凝聚力与自信心的形成。国民性批判的内容也只是在陈映真早期作品中昙花一现，是其思想尚未定型的产物。
陈映真的小说《文书》形式上几乎完全照搬《狂人日记》：通篇采用“疯人”独白的形式，前面加有“正常人”的按语，从而形成一种具有审美张力的结构。另一篇小说《乡村的教师》中吴锦翔吃人肉的情节，显然也是受了《狂人日记》的影响，只不过《狂人日记》中的“吃人肉”侧重象征意义，而《乡村的教师》中则将其落实。
1968陈映真因组织左派的“民主台湾联盟”活动被捕并判十年徒刑。监禁体验对于他的影响主要有两点：一是坐实了他的左派立场，使他从早期的忧悒徘徊走向明晰坚定，直接地将他推向当局的对立面和批判者的位置；二是使他见到真正的“政治犯”，更直观地接触到那个被国民党掩盖抹煞的潜在的历史，从而接续了那个在台湾一直处于被压抑、被遮蔽状态的左翼革命传统。
狱外的社会也起了很大的变化。首先是台湾民族主义的重新发生，“钓鱼岛事件”和“退出国联”激发了台湾民众的民族主义情绪，打击了他们的政治信心。在海外留学生的影响下，“保钓运动”如火如荼地展开，青年学生开始关注社会问题，上山下海，发起社会调查运动。作家与评论家们更注重从本民族传统中吸取养料，以“纵的移植”来取代“横的移植”，反思之前岛内文学的“现代主义”倾向，强调文学的民族归属，出现了一批反映描写台湾现实的乡土作家。这一切，都让身陷囹圄的陈映真感奋不已，他从报纸杂志上“惊讶地闻到一股全新的、前进的气息在围墙外的文学圈中，带着难以自抑的激越，强力地扩散着”，“他像是听到了人们竟然咏唱起他会唱又因某种极大威胁而不敢唱的歌那样地激动”。当他1975年因蒋介石之死而获特赦提前出狱后，便也迅速投入到这一场洪流中来了。
坚定的民族与阶级认同和明晰的思想框架使得陈映真同时也拥有了解释、改造世界的勇气和信心。这种自信表现在他的文风上，便是逐步摆脱了早期那些“不健康的感伤”和“市镇小知识分子的那种脆弱的、过分夸大的自我之苍白和非现实的性质”，而开始显得自信、明朗，带有了更多的理智和理念化色彩。强烈的理念化倾向在展示着一部分生活真相的同时，也遮蔽了其他方面丰富的可能性，尤其是以民族和阶级为本位思考，一方面会忽略了对本民族和本阶级弱点的批判，另一面有可能以宏大主题替代了对个人命运和尊严更深入的关怀。
对人的命运的关注是陈映真创作一以贯之的主题，只不过在不同的时期有着不同的表现形式。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台湾，当跨国公司已经广泛地影响着人们的生活时，陈映真开始思考“企业下人的异化”，考察个人在跨国企业这一体系中的生存和命运，并创作了以跨国企业为考察对象的“华盛顿大楼”系列小说。在这里，民族主义和左倾社会主义思想找到了共同点，那就是站在第三世界的立场反对西方世界尤其是跨国公司所带来的资本主义的经济入侵和消费主义文化的腐蚀。
网络编辑：张剑
发布时间：2011-09-13 09:14: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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