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同机会主义者一道走——马克思恩格斯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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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德国社会民主党在马克思恩格斯的帮助和指导下，迅速地克服了杜林煽动的思想混乱和分裂威胁，在思想和组织建设上都取得了很大的进展。党掌握的报刊由1876年的二十三种增到1877年的四十一种；在1876-1877 年的议会选举中，德国党获得的票数比1874年增加了百分之三十六。党在工人群众中的影响不断加深，党的队伍不断扩大。反动统治阶级害怕得要命，以俾斯麦为首的反动政府千方百计地想扑灭这个运动。但在当时的条件下，反动派不寻找一些借口，要想摧残这个运动还是困难的。恰好在那时候，接连发生了两起谋杀德国皇帝的事件，俾斯麦抓住了这个机会，心高采烈地来推行他蓄谋已久的反社会主义的阴谋计划。

        1878年十月，德国国会通过了一项所谓的“反社会主义非常法”。根据这项法令，所有进行社会主义宣传的组织，报刊和集会都被禁止，政府可以随意逮捕和放逐被认为是危害社会安全的“危险分子”。反动派就根据这项法令，残酷地打击革命力量，摧残工人组织，取缔工人运动。当时，大批德国社会民主党党员遭到逮捕和流放，三百多个工人组织遭到破坏，一百五十多家报纸杂志被查封，上千种书籍和小册子被禁止出版。

        “反社会主义非常法”好比一阵狂风，侵袭了德国的革命运动。但是，这阵狂风也把麦粒和糠秕分得清清楚楚。在这阵狂风面前，一些投机分子暴露了自己的面目，过去为了出风头，争名誉而混入党内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经受不住考验，都纷纷脱了党。有些人在反动派的白色恐怖下，高唱投降主义的论调。甚至德国党内的一些领导人象倍倍尔，李卜克内西等一时也表现得惊慌失措，动摇不定。

        正当党处在混乱危急的关头，马克思恩格斯挺身而出，支持广大工人群众进行的英勇斗争，帮助党的领导纠正错误，批判机会主义者的调和立场，同机会主义者展开了坚决斗争。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反动派加强迫害，完全是意料中的事。俾斯麦实行高压政策，并不表明反动派力量强大，相反正说明他们害怕革命力量，这虽然给党带来困难，使党遭受一些损失，但会更加擦亮群众的眼睛，更加激发群众的革命情绪。

        马克思恩格斯当时提出了一条与机会主义根本不同的革命路线。他们谆谆告诫党的领导人李卜克内西和倍倍尔，党应当坚持革命立场，坚持斗争。恩格斯指出：“不要象许多人还在做的那样，一遇到敌人的打击就逃避，退让，不要哀号，不要呜咽，不要低声下气地求饶，说什麽我们并没有任何恶意。我们要以牙还牙，要以两倍，三倍的打击来还击敌人对我们的每一个打击。”

        马克思恩格斯为了坚持革命路线，展开了对“左”的和右的机会主义者的斗争，但把斗争的锋芒对准着右倾机会主义，因为它是当时的主要危险。

        当时，党内以赫希伯格，伯恩斯坦和施拉姆为首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纠合在一起，组成了一个宗派集团。他们在反动派的压力面前，高唱投降主义论调，乞求统治阶级饶命，还威胁党的领导应当自动解散党的组织。

        赫希伯格本来就是个资产阶级分子，出身于一个富裕的彩票商家庭，他既不懂得社会主义的历史和理论，对于马克思恩格斯的学说更是一窍不通，为了赶“时髦”，争名誉，用钱“买”入了党，并出钱来主办党的报纸，自己充当主持人，但是，他个人实在没有本领，只好请了一个年轻的银行职员当秘书，这就是臭名昭著得伯恩斯坦。他们俩和另外一个机会主义者施拉姆在瑞士苏黎世办了一个杂志，还在上面发表了一篇文章，叫《德国社会主义运动的回顾》,露骨地宣扬机会主义和投降主义的观点。他们在发表这篇文章时没有署名，仅用了三颗星花***来代替名字，所以后来被称作苏黎世三人团。

        苏黎世三人团的文章是机会主义的纲领和宣言，里面尽是一些污蔑革命，污蔑党的论调。他们说什麽：工人阶级不能依靠自己的力量来解放自己，应当把希望寄托在“受过教育的有产者”身上，因为只有象他们那样“受过教育的有产者”才有时间和可能来研究给工人造福的一切东西。在他们看来，党不应该是无产阶级的政党，耳应该是“一切富有真正仁爱精神的人”的政党，因此党应当争取“上层人士”，而不应当使资产者和有教养的人“被我们太高的要求所吓跑”。他们胡说什麽应当以温顺的态度和驯服的行动来证明党“不想走暴力的流血的革命道路”，而“想走合法的改良的道路”。他们回顾过去，埋怨党不该支持巴黎公社，以致“加强了资产阶级对我们的憎恶”，甚至说“反社会主义非常法”正是由于党的“胡乱和过火行为”招惹来的，应该承认惩罚是罪有应得。真是一派胡言乱语！

        马克思恩格斯看到这些胡言乱语以后，气得实在忍耐不住了。马克思当时就说：从来没有见过这样污蔑党的东西。恩格斯还以自己和马克思的名义写了一封通告信给倍倍尔，李卜克内西等德国党的领导人，对这个机会主义纲领进行了致命的批判。

        马克思恩格斯痛斥了这些机会主义者的谰言。他们指出，他们在创立国际时，就明确规定了一个战斗口号：工人阶级解放应当是工人阶级自己的事情。企图让工人阶级把自己的解放寄托于资产者的领导，这不仅是荒谬的，而且是十足的背叛。马克思恩格斯明确指出，这些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在白色恐怖面前，不是采取坚决反对的立场，而是要求全面地和解；不是对政府和资产阶级作斗争，而是企图争取他们，说服他们；不是反抗从上面来的迫害，而是想逆来顺受，承认惩罚是罪有应得。这是把阶级斗争一笔勾销的机会主义纲领。马克思恩格斯在给倍倍尔，李卜克内西的《通告信》中说：党的领导一定要坚决反对“这种糟蹋党和理论的行为”，党再也不应该容忍这些家伙留在自己的队伍中。

        马克思恩格斯在信中说：“将近四十年来，我们都非常重视阶级斗争，认为它是历史的直接动力，特别是重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认为它是现在社会变革的巨大杠杆；所以，我们决不能同那些想把这个阶级斗争从运动中勾销的人们一道走。”

        马克思恩格斯同苏黎世三人团进行的原则斗争，使机会主义者败退了下来。1880年赫希伯格被清除出党报的编辑委员会，德国党的领导人也同他们的机会主义观点一刀两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