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西方现代化理论在我国广泛传播。它对于解放思想，了解世界各国现代化的经验，反思中国现代化的经验和教训，提高我国现代化研究水平，以至于提高整体的人文社会科学学术水平，都有着积极意义。西方现代化理论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的现代化理论是指20世纪50—60年代兴盛于美国的现代化理论，主要研究发展中国家的现代转型。这是人们通常所说的现代化理论。1986年，罗荣渠教授在《历史研究》上发表《现代化理论与历史研究》，标志着现代化理论研究在中国的开端。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中外经济、文化交流日益频繁，在国家政策支持下，大量西方学术名著翻译引进，兴起西方文化热。其中，《走向未来》丛书、《面向世界》丛书、《文化：中国与世界》丛书、《二十世纪文库》丛书、《当代学术思潮译丛》丛书等等，对翻译和介绍西方学术思想起到了巨大作用。这些翻译著作中就包括一些现代化理论的代表性著作，如：《人的现代化》（英格尔斯著）、《发展社会学》（胡格韦尔特著）、《现代化的动力》（C.E.布莱克著）、《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亨廷顿著）、《民主和专制的社会起源》（巴林顿·摩尔著）、《公民文化：五个国家的政治态度和民主制度》（阿尔蒙德著）、《比较政治学——体系、过程和政策》（阿尔蒙德著）、《经济增长的阶段》（W.W.罗斯托著）等。广义的西方现代化理论，着眼于西方工业化和民主化的进程，研究17世纪以来，由于资本主义的发展，在欧洲形成的技术、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的剧烈变革。它将现代化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以荷兰、英国、法国为主导的经济、政治变革；第二阶段是以德国为主导的快速工业化；第三阶段是以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美国为主导。就这个意义而言，自启蒙运动以来兴起的社会科学中，诸如以洛克为代表的政治学说，以亚当·斯密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说，以孔多塞为代表的单线式进步历史观，以圣西门和孔德为代表的社会历史理论，以梅因、滕尼斯为代表的社会变迁研究，以韦伯为代表的东西方宗教比较研究，都属于西方现代化理论研究成果。在新世纪，在我国学术和高等教育领域，一些西方现代化理论的代表性著作仍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学术地位，是学者深入研究的重要学术资源，同时也是该学科学生提高学术素养的必读书目。但是，西方社会科学是西方文化霸权的重要载体。西方现代化理论中不可避免地渗透着意识形态。一旦接受这些意识形态，人们可能就会不自觉地用它来认识中国和世界，产生诸多错误观念。一些学者指出过西方现代化理论中的意识形态因素，但缺乏深入分析。下面，就从西方现代化理论的基本方法论框架的角度，对其中的冷战意识形态、殖民主义的“文明开化使命”论、西方优越论等观念进行辨析。本文第一部分分析美国现代化理论，主要是狭义的现代化理论。第二、第三部分是从广义的角度分析现代化理论。
一、美国现代化理论、结构功能主义和冷战意识形态
20世纪50—60年代兴起的现代化理论是美国进行冷战的工具。二战后，美国成为新兴的霸权国家。美国认为，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巨大影响力，风起云涌的殖民地解放运动，尤其是社会主义阵营对殖民地解放运动的大力援助，极大地威胁了美国的霸权地位。美国一方面联合欧洲老牌帝国主义国家对社会主义阵营进行冷战；另一方面，美国希望把那些刚刚获得独立的前殖民地国家的现代化运动纳入美国霸权秩序。美国开始制定各种援助计划，意图控制第三世界的发展。从根本上说，社会科学作为国家文化体制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是为国家利益服务的。美国现代化理论也不例外。
这里有个关键问题，即社会科学的客观性和意识形态的关系问题。有一种观点认为，社会科学作为科学，必须价值中立，客观地反映现实，否则，就不能发挥其作用。美国的冷战战略具有意识形态特征。但是，为冷战服务的现代化理论只是一种工具，一种对第三世界现代化进程的客观认识，不具有意识形态性。产生现代化理论的社会条件无疑具有意识形态因素，但是，一旦研究者开始科学认识过程，就必须遵循科学认识的客观原则，避免价值因素的干扰。美国的冷战战略只是现代化理论产生的语境。认为美国的冷战战略具有意识形态因素，现代化理论就具有意识形态性，这是混淆了社会科学产生的语境和社会科学的内容。
这种观点非常有影响，但它忽视了社会科学不同于自然科学的独特性。社会科学研究的是人类的行为和制度，人类的行为和制度都具有价值因素。简要地说，意识形态渗透于社会科学有三条途径：第一是价值前提。社会科学研究的社会事实不是自发出现的，它是在研究者的价值前提下出现的。换言之，正因为研究者有了一定的价值关注，他才选定一定的研究课题，与价值前提相关的社会事实才会呈现出来。价值前提是社会科学研究得以可能的必要条件。第二是社会科学中价值描述与价值评价的统一性。在社会科学中，对价值事实的描述离不开对价值事实的评价。比如，描述一个国家的行为是“侵略”，就是把一个国家的行为放在一个价值体系中进行定位。这既是描述，同时也是价值评价。第三，价值前提会影响社会科学的方法论框架。社会科学中不可避免地渗透着价值、意识形态。
社会学家塔尔科特·帕森斯（以下简称帕森斯）的结构功能主义对美国现代化理论产生了重要影响，是其得以形成的方法论基础。下面，主要分析帕森斯结构功能主义方法中的意识形态因素及其对现代化理论的影响。
结构功能主义认为，社会是一个有机体，一定的社会需要产生相应的社会结构，一定的社会结构执行特定的功能。帕森斯深化了结构功能主义研究方法。西方自由主义把个人视为自由、自主的人，按照自己的利益进行自由选择。“私利即公益”，个人利益的最大化会形成社会利益的最大化。但是，20世纪以来西方的大危机使这种自由主义和功利主义破产。帕森斯想修补这种自由主义和功利主义，为它提供一个社会基础。帕森斯在自由主义的前提下，强调社会规范的作用。在分析人类的行为时，他不仅分析利益最大化的动机取向，还分析价值取向。价值取向来自社会规范的内化。社会规范对应着社会结构，体现着社会结构的功能。由此，帕森斯提出对社会行为结构进行分析的三个系统：人格系统、社会系统和文化系统。更重要的是，帕森斯在系统分析中加入模式变项，将静态分析转变为动态分析。在影响价值取向的各种因素中，帕森斯提出五项主导变项：情感变项：感情投注—感情无涉；利益变项：自我取向—集体取向；评判变项：普遍主义—特殊主义；地位变项：成就表现—身份先赋；义务变项：具体特定—广泛弥散。这些模式变项采取两极对立的形式。其中一极实质上是美国现代社会某些特征的抽象，被作为衡量一个社会发展趋势的标准。帕森斯这些较为抽象的分析形成了一个高度综合、普遍适用的社会学理论体系。根据各个变项的不同，各个国家可以被置于从传统到现代不同的时间点上。这就形成了一种分析复杂社会变动，以及在不同社会之间进行比较的方法。
帕森斯的结构功能主义方法很快被应用于第三世界国家经济、社会、政治的比较研究，成为美国现代化理论研究最重要的方法。马里恩·列维（Marion Levy）在帕森斯的指导下，应用结构功能主义方法，对中国亲缘关系的变化进行社会学研究，完成了他的博士论文，最后形成专著《现代中国的家庭革命》（1949）。很多学者随之效仿，以结构功能主义对发展中国家进行历史变迁研究和制度比较研究。美国学术界现代化理论由此兴起。美国学者丹尼尔·勒纳（Daniel Lerner）以这种方法对中东一些国家进行研究。他通过研究相关国家的经济和社会总量数据，根据大量访谈材料，完成了颇有影响的著作《传统社会的消逝》（1958）。根据城市化、人格变化、识字率、政治参与等指标分析，“勒纳以令人惊讶的自信提出一系列普遍存在、连续演进的阶段。这些阶段的提出意味着各个社会都不可阻挡地向‘现代’西方的共同终点运动”。比较政治学领域很快受到帕森斯的影响。1953年，美国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成立比较政治学委员会。该学会在学科规划、资源分配等方面具有重要影响力。它倡导以学术客观性解决实际问题。为了保持学术的客观性和科学性，对于全球范围内比较政治研究，该学会认为要重视国家间差异，抵制把各个社会和国家放入一个简单化的发展序列之中的理论模式。但是，比较政治学家很快求诸于帕森斯貌似复杂实际更为简单的方法。加布里艾尔·阿尔蒙德（Gabriel Almond）倡导应用帕森斯的“模式变项”，在不同的地区选择共同的研究问题，将研究成果进行比较，然后进行理论综合。对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新独立国家政治发展的现代化理论研究迅速展开。与此同时，效仿帕森斯的方法，研究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的经济学方兴未艾。W.W.罗斯托的《经济增长的阶段——非共产党宣言》是现代化理论代表性的经济学著作。20世纪50—60年代，美国现代化理论兴盛一时。
但是，就现代化理论的意识形态问题而言，帕森斯的结构功能主义有一个突出的问题，这就是对模式变项的两极设置。两极之中，一极为现代标准，另一极为传统标准。现代标准实际上是对美国社会制度的抽象。这种变量设定，预设了美国的现代化道路是所有国家的道路。每个国家都处在从传统到现代的不同发展阶段上。换言之，美国是现代化的“灯塔”，所有的国家都在驶向“灯塔”的航程上，只是远近不同而已。美国学者雷迅马认为：“有关现代化的思想观念远远超出了学术讨论的范围。这些思想观念是关于美国社会的性质是什么，以及美国力量能够成就什么的更大的意识形态的一个组成部分，它们在冷战时代对国家利益、对外关系和文化认同的建构的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美国社会学家杰弗里·亚历山大认为，帕森斯的理论和方法存在着“一种非常自鸣得意的自由主义的转变”。它体现了冷战中的一种美国意识，即“它们的国民热切地保持他们那特殊资本主义和民主化社会发展的模型，并将其视为普遍性的和正确的”。“帕森斯后期研究的乐观主义倾向实际上导致了它对‘进步’和把进步变成抽象模型本身的幼稚偏向……他的研究也展现了一种意识形态的倾斜。”
现代化理论把美国现代化道路视为普遍的，从另一方面看，就是否定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在现代化理论看来，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不是社会历史发展前后相继的两种社会形态，而是现代化的两种形式，它们并没有本质的不同[在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和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处于冷战竞争的世界格局下，在20世纪50年代，法国社会学家雷蒙·阿隆提出颇有影响的工业社会论。雷蒙·阿隆认为，一切致力于工业化的国家最后都走向工业社会。苏联的社会主义和欧美的资本主义在技术、资本积累、追求效率等方面都是相同的，它们都是工业社会。这是两种经济增长的模式，或者说，是两种现代化的形式。国家计划和市场只是资源配置的两种不同方式。雷蒙·阿隆认为，社会主义也是一种有效的现代化形式。雷蒙·阿隆的理论同样具有冷战意识。不过，与之相比，W.W.罗斯托的《经济增长的阶段——非共产党宣言》的冷战意识形态色彩更为强烈。雷蒙·阿隆的相关论述，参见［法］雷蒙·阿隆：《阶级斗争——工业社会新讲》，周以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3年，第4-6页。]。但是，社会主义是一种非正常的现代化形式。W.W.罗斯托的《经济增长的阶段——非共产党宣言》是现代化理论中代表性的经济学著作，它突出地代表了这种意识形态倾向。W.W.罗斯托将传统到现代的经济增长分为五个阶段：传统社会、起飞准备、起飞、走向成熟、大众消费。由于独特的地理位置、经济因素、政治因素，英国首先进入经济起飞前的准备阶段，在条件成熟时，开始经济起飞。英国的国力迅速增强，在经济、政治、军事上给周边国家以强大的压力。面对这一压力，周边国家相继开始现代化进程。这样，现代化就以英国为源点向外扩散，逐次在全球展开。美国已经达到了现代化的最高阶段——大众消费阶段。他认为，社会主义不是与资本主义性质不同的社会形态，而是现代化的一种形式。只不过，由于俄国特殊的政治条件，“一种特殊的现代社会组织形式控制了并非由它造成的革命形势。国内方面的迫切需要及其它对国外的野心，产生了一种普通的增长经验，极不正常地集中力量发展重工业和军事潜力”。换言之，社会主义现代化是一种不正常的现代化道路。对于美国与苏联争夺第三世界的冷战战略目标，W.W.罗斯托倒是直言不讳。他认为，美国当务之急，“在于美国和西方能不能动员它们的丰富资源来做它们必须做的工作。资源不仅包括钢和电子产品，也包括精神和智力、意志和洞察力。工作不仅包括导弹武库和国内福利的进一步扩大，而且还包括印度的第二个和第三个五年计划，包括亚洲、中东、非洲和拉丁美洲遥远的地方的工作”。
现代化理论隐含的意识形态的核心观点就是，美国的道路才是符合现代化规律的道路，美国的社会才是健全的社会。所有的国家都应该走美国的路。只有美国的路才能实现自由民主、富裕繁荣。这种观点再进一步，就是“意识形态终结论”。
这里，还必须提及一点。现代化理论有一个不自觉的方法论理论预设，即以单个的民族国家为分析单位。在对经济、政治、文化、社会进行比较分析时，研究者都自觉不自觉地以民族国家为单位。因此，现代化理论所勾勒的现代化的进程、阶段和规律，适用于所有民族国家。换言之，所有的国家都可以实现现代化。如果用W.W.罗斯托经济增长的阶段理论来表述，那就是所有的国家经过现代化都可以达到美国式大众消费阶段。但是，现实证明这是错误的。以萨米尔·阿明、安德烈·冈德·弗兰克为代表的依附理论和以沃勒斯坦为代表的世界体系理论对此提出深刻批判。他们认为，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存在一个中心—边缘的结构，二者存在不平等的经济和政治关系。中心区是霸权国家地区，它们通过经济、政治、军事霸权控制边缘地区，进行不平等交换，边缘地区的财富不断流向中心区。边缘国家不是前现代化国家，而是畸形的不发达国家。它们内在的、畸形的经济、政治结构使其无法通过现代化成为西方式发达国家。依附理论和世界体系理论对现代化理论的科学性进行了切中要害的批判。从美国力图把新兴的发展中国家纳入美国霸权秩序的冷战战略而言，美国现代化理论在这一点上，也隐含着冷战意识形态。
二、西方早期现代化理论的“文明—野蛮”世界图式和“文明开化使命”论
从广义现代化理论来看，美国现代化理论属于西方现代化理论发展的第三个阶段。它的方法论前提预设承袭着现代化理论第一阶段的理论成果。在“传统”和“现代”之间勾画一条单线进步路线，将美国视为现代化的顶点，将其现代化道路视为所有国家的必经之路，这是美国现代化理论的基本方法论框架。这一方法论框架本质上是西方启蒙运动以来单线进步历史观和西方殖民者“文明—野蛮”的两分世界图式的新版本。美国学者迪恩·C·蒂普斯指出：“人们对按两分法传统构成的现代化理论的批判中，最常见的一种反对意见，是认为这些理论本质上是种族中心论世界观的产物……甚嚣尘上的种族中心论的一些用语，如‘文明的’和‘野蛮状态’等显然是不能接受的……当代现代化理论的术语虽然已经作了一些清理，使它给人一种较为中性的印象——它只谈‘现代性’而不谈‘文明’，只说‘传统性’而不说‘野蛮状态’——但是，这种理论像它十九世纪的祖宗那样，继续用西方社会的、特别是英美社会的制度和价值观念为中心的观点来评价各民族的进步。”美国现代化理论的道德逻辑结论是美国应该“帮助”第三世界国家推进“现代化”，这也不过是西方殖民扩张以来所声称的西方“文明”世界对“野蛮”世界的“文明开化使命”的新版本。在这种意识形态中，殖民地人民反对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的革命和独立自主的要求，被视为以“野蛮”反对“文明”。下面，就对“文明—野蛮”的世界图式和“文明开化使命”论的本质、理论演化谱系及其对20世纪30年代中国现代化史观的影响等三个问题进行简要梳理。
先看第一个问题，“文明—野蛮”的世界图式和“文明开化使命”论是殖民者的世界观。
“文明—野蛮”两分世界图式、“文明开化使命”论是在西方殖民主义扩张中，以及为殖民扩张辩护的过程中形成的。客观地说，各个民族在看待其他民族时，都会不同程度地以本民族为中心，认为本民族是文明的，其他有着不同生活方式的民族是野蛮的。但是，西方的“文明—野蛮”两分世界图式却完全不同。它是与殖民扩张掠夺原住民的土地和财富直接相联系的。16世纪以来，欧洲国家向美洲殖民扩张。这种殖民扩张行径之野蛮，即使在欧洲国家也引起巨大的争议。殖民者先后提出各种理由为自己辩护。这些论证的核心就是划分文明等级，区分“文明”和“野蛮”。当根据某些标准判定某个民族处于“野蛮”状态时，那么，“文明”社会的标准就不适用于这个民族。而且，作为“文明”的民族还要承担起“监护”“开化”这些“野蛮”民族的责任。这就为各种野蛮殖民行径以及后来的帝国主义行径提供了合法性论证。
理性进步的单线历史观为“文明—野蛮”的两分世界图式和“文明开化使命”论提供了世界观、历史观依据。理性进步观念形成于欧洲启蒙运动时期。它作为一种世界观、历史观，广泛地体现在英、法思想家的历史学、政治学、经济学著作中。从广义的现代化理论来说，这些著作属于西方现代化第一阶段（以荷兰、英国、法国等国为代表）的理论成果。这些著作探讨欧洲新社会的理念和社会制度，同时也在探讨欧洲的新身份，即在欧洲不断地扩张中，在与其他文明的碰撞中，欧洲是什么？这种当时正在建构的欧洲意识，又与欧洲的殖民扩张密不可分。启蒙思想家关于欧洲身份的思考，自觉不自觉地包含着殖民者意识。从西方殖民扩张的角度来看，单线进步历史观、“文明—野蛮”两分世界图式，也是殖民者的世界观。启蒙思想家，或者说，西方现代化第一阶段的理论家们思想中的这些殖民主义因素往往为人们所忽视。
再看第二个问题，“文明—野蛮”两分世界图式和“文明开化使命”论的理论谱系。从其理论发展来看，这一谱系包括：基督教教义、自然法、理性进步论和社会进化论。
“文明”和“野蛮”两分最初是以“上帝的名义”出现的。这一问题可以追溯到十字军东征时期。十字军东征引发文明之间的冲突。这时出现了一个尖锐的问题：基督教教徒有权利占领属于异教徒的土地吗？当时的教皇英诺森四世针对这一问题提出了一系列看法，对西方思想家产生了极大影响。其基本思想可以概括为：根据基督教教义和以基督教信仰为标准，可以将世界分为信仰上帝的基督教教徒和异教徒。信仰上帝的教徒是文明的，异教徒是野蛮的（这里的文明和野蛮的概念只是取其思想实质，并不是说当时就使用了这个概念）。教皇是上帝在人间的代言人。教皇不仅有权力主宰上帝的信徒，也有权力主宰异教徒。信仰上帝的人有义务宣扬上帝，拯救异教徒的灵魂。就其思想实质，简而言之，就是基督教教徒可以以上帝的名义主宰异教徒。当异教徒拒绝上帝的“召唤”时，基督教教徒就可以采取暴力。“拯救”异教徒的灵魂成为西方殖民主义的“神圣”理由。这是“文明开化使命”论的最初形式。
随后出现的是自然法理论。自然法是指自然内部运行的法则。对于人而言，就是理性。理性的高低成为划分“文明”与“野蛮”的标准。欧洲思想家提出，野蛮人没有理性，需要欧洲人的管理。16世纪西班牙神学家弗朗西斯科·德·维多利亚的观点最具有代表性。他提出，“这些人（印第安人）没有理性，甚至无法进行自我管理，只会做些别人吩咐他们做的事”。“我们所说的世居民族就是奴隶”，“奴隶不能拥有自己的任何财产”，“他们（印第安人）看起来真的与野兽没什么不同，完全没有管理能力。毫无疑问，让别人来统治比他们自己统治要好”。“帮助”理性不足的民族进行管理，成为欧洲殖民者发动殖民战争、掠夺土地和财富的重要论据。英国思想家洛克把财产权和劳动联系起来，认为能够通过劳动更好地开发、耕作土地就可以获得所有权。这种观点不过是发挥了维多利亚的观点。其真实含义是说，美洲原住民理性不足，不能有效地开发、耕作土地，而理性更高的欧洲殖民者能够更好地耕种土地，因此，欧洲殖民者“应该”占有这些土地。
欧洲启蒙运动时期，孔多塞、杜尔阁、圣西门、孔德等思想家，根据理性推动人类进步的思想观念，提出人类社会发展阶段论，后来演化为社会进化论。“文明—野蛮”两分世界图式被广为接受，“文明开化使命”论在西方似乎不言而喻。
法国启蒙运动的核心理念是理性推动人类进步。孔多塞的《人类精神进步史表纲要》第一次系统地阐述了这一单线式理性进步历史观。孔多塞认为，人类历史就是人类理性不断解放，摆脱各种愚昧和偏见而进步的过程。理性的解放使人不断摆脱自然和社会的束缚，获得自由。不同的理性发展程度形成了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圣西门、孔德发展了孔多塞的思想，根据理性（以科学为代表）的发展将历史分为三个阶段。比如，圣西门认为人类经历了三个历史阶段：神学和军事时代；形而上学和法学家的时代；即将到来的科学与实证的阶段。这种社会发展阶段论与种族主义人种论、进化论和文明论相结合，形成社会进化论。该理论认为，人类社会分为三个阶段：野蛮社会、半开化社会、文明社会。以黑种人为主进行渔猎的非洲属于野蛮社会，以黄种人为主进行农耕的亚洲属于半开化社会，以白种人为主的欧洲已经进入文明社会。白种人是最优秀的种族，所以首先进入文明社会。这种社会进化论影响非常大。将文明论介绍进入日本的思想家福泽谕吉认为：“这种说法已经成为世界的通论，不仅西洋各国人民自诩为文明，就是那些半开化和野蛮的人民也不以这种说法为侮辱，并且也没有不接受这个说法而强要夸耀本国的情况认为胜于西洋的……所以，文明、半开化、野蛮这种说法是世界的通论，且为世界人民所公认。”
理性进步论和社会进化论把人类历史描述为一个单线式、必然的进步过程，所有的社会都处于上升线条不同的位置。一个社会的进步就意味着更美好。这种历史观把人类社会发展和人的个体发展相比拟。野蛮社会是人类的童年。一个儿童因为其知识不足，需要成人的抚育。一个野蛮社会（包括半开化社会），由于其理性发展不充分，无法有效地管理自己，无法充分利用其所掌握的自然财富，它需要社会发展更成熟的欧洲国家的看护和管理。为了“野蛮”国家和民族的利益，“文明”的欧洲国家不得不担负起文明“开化”的“使命”，让野蛮国家和民族开化、发展，进入文明社会。这是欧洲“文明开化使命”。
一般而言，社会科学中的事实描述和价值判断是严格区别的。这里，要特别指出，“文明社会”既是事实描述，也是价值判断。从野蛮、半开化、文明三个社会阶段而言，文明社会相对于另外两个社会阶段，是更高的社会发展阶段，是一个更美好的社会。这样，在单线式进步的历史进程中，“文明社会”这个社会科学中的事实描述，同时也是价值描述。“文明”这个概念从而具有了价值语言的特征。现代语言学研究表明，价值语言具有规定性属性，它的基本功能就是规定、指导人类的各种行为。在这个意义上，价值语言也是规定语言。规定语言既具有描述性意义，又具有评价性意义。它在描述一个价值事实时，同时，也给人们提供某种指令，为人类行动规定方向，指出“应该”做什么。比如，张三是个诚实的人。这是一个事实描述。与自然科学的事实描述不同。“诚实”是人的一种品德，“诚实”这个概念是价值语言。因此，这个句子又是价值判断。作为价值语言，“诚实”具有规定性语言的属性。“张三是个诚实的人”这一价值判断，同时包含着“应该像张三一样诚实”这样的道德指令。正是因为价值语言的特征，当“文明社会”从事实描述转化为价值判断时，它就可以引申出道德指令，即我们（西方人）“应当”使他们（非西方人）进入“文明社会”。“文明开化使命”论是理性进步论和社会进化论的逻辑结论。
孔多塞在展望理性之光普照世界时，提出西欧应该成为启蒙者、文明传播者和解放者，承担起向非洲和亚洲传播理性的使命。他在《人类精神进步史表纲要》中写道：“这些辽阔的国土上有着大量的民族，他们有的地方仿佛就只是在期待着接受我们的办法来使自己文明化，并在欧洲人中间找到自己的兄弟们来使自己变成为他们的朋友和他们的学徒；又有的地方是在神圣不可侵犯的专制君主或愚蠢不堪的征服者之下饱受奴役的民族，他们许多世纪以来都在召唤着解放者。”
客观地说，作为启蒙思想家，孔多塞充满理想和正义感。他不同于一些为西方殖民者辩护的思想家。他希望理性之光普照世界，整个人类自由而繁荣。孔多塞严厉地抨击殖民者的恶行。他写道：“让我们来检阅一下我们在非洲和亚洲的经营和建设历史吧；我们将看到我们对商业的垄断、我们的背信弃义、我们血腥地在鄙视另一种肤色或另一种信仰的人们；我们的肆无忌惮的篡夺、我们教士们横行霸道地使人改变宗教信仰，他们的阴谋诡计，——这一切摧残了我们知识的优越性和我们商业的优势最初所博得的那种敬意和好感。”但是，不管孔多塞主观意愿如何，他从理性进步的历史观和社会阶段论的角度，为西方“文明开化使命”论提供了新的理论论证，同时，不幸的是，也为殖民主义和后来的帝国主义提供了道义论证。美国学者珍妮弗·皮茨指出,孔多塞“对进步的描写产生了社会发展阶段的道德等级制度，认为现代欧洲社会在道德上既优越于古代社会，也优越于非欧洲社会。他也认为，欧洲人应该并且将及时而和平地使世界上的其他国家文明化。尽管孔多塞本人把欧洲的征服行为控诉为人类历史上最大的罪行之一，但是，他对道德和智力进步的阐释，以及他对欧洲人注定要履行监护落后民族的信念，被证实对孔德、圣西门和约翰?斯图亚特?密尔等后人的观念都产生了影响”。
这种“文明开化使命”论在欧洲思想界被普遍接受。甚至一些民主社会主义者也受到了影响。民主社会主义代表人物伯恩斯坦明确反对殖民地解放，他认为：“欧洲人占领热带各国，既不是必然要损害土著居民的生活乐趣，而迄今的情况甚至也不是到处都是这样的。此外，承认野蛮人对于被他们占有的土地的权利也只能是有条件的。归根到底，较高的文明在这里也有更大的权利。赋予利用土地的历史的权利名分的，不是土地的征服，而是土地的经营。”由此可见，以社会进化论为基础的“文明—野蛮”两分世界图式和“文明开化使命”论，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欧美已经成为不言而喻的“常识”。
前面已经论及，美国现代化“传统—现代”两分理论框架本质上就是“文明—野蛮”两分世界图式。欧美是现代社会，其他国家是传统社会，所有的国家要走欧美的现代化之路，欧美是其他各国现代化的“老师”，要担负起帮助“传统”国家进行“现代化”的使命。这也不过是“文明开化使命”论的一种新形式。雷迅马认为：“现代化是一种将特定政策和深层次的民族自我感觉联系在一起的意识形态……它使美国那种深刻的历史使命感得以反复申述，宣称美国拥有改造这个奋斗中的世界的力量、知识和权利。”
新世纪以来，美国仍在以这种“文明开化使命”论为道义理由扩张霸权。2005年1月，乔治·布什总统在就职演讲中说道：“但是现在，最需要的是我们国家的安全和我们时代的使命感。有鉴于此，美国的政策是寻求并支持世界各国和各种文化中成长的民主运动和制度，最终的目标是终结世界上所有的极权制度。”这里，只不过把“拯救异教徒的灵魂”“文明开化使命”“现代化”具体化为“自由”和“民主”而已。
第三个问题，“文明—野蛮”的世界图式和“文明开化使命”论对中国20世纪30年代现代化史观的影响。
西方现代化理论的基本理论预设包含着西方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世界观。这种世界观为西方的扩张服务，提供道义制高点。这种世界观否认殖民地国家、民族的独立自主的权利和能力，否认其拥有抵抗外来侵略的权利，否定其反对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民族解放运动。欧洲以外的民族，一旦为了自己家园，为了民族独立起而抗击殖民侵略者，或者为了争取自主发展的权利反对霸权，就被视为拒绝“上帝的拯救”“野蛮抗拒文明”、抗拒“自由民主”的世界潮流的“愚昧”之举。中国20世纪30年代出现的现代化史观明显受到这种意识形态影响。
中国20世纪30年代出现的“现代化”理论，其代表是蒋廷黻、陈恭禄关于中国近代史的研究。二人也是现代化史观的代表人物。他们的现代化研究明显受到了“文明—野蛮”两分世界图式和西方“文明开化使命”论的影响。甲午战败给国人以巨大的震撼。严复翻译《天演论》，将进化论介绍进入国内。流亡日本的梁启超深受福泽谕吉文明论的影响，提出“文野三界”的文明进化论，承认人类从“野蛮”到“文明”顺序而生的三个阶段是进化之公理。他将文明进化论传播到国内。“文明—野蛮”两分世界图式由此被人们接受。1840年后，中国精英最初都是在东西方文化的视野中思考中西“体用”“本末”的问题。文明进化论的出现，则把“东西”差异转变为社会发展阶段的“古今”差异。作为落后的中国人，自然要思考、研究中国如何奋起直追，中国“现代化”研究的出现顺理成章。
社会进化论、文明进化论中的文明等级的逻辑能引申出两个推论。从处于更高阶段的“文明”社会来说，应该向“野蛮”（或者“半开化”）社会传播文明，使其开化，这是西方的“文明开化使命”论。从处于低阶段的“野蛮”（或者“半开化”）社会来说，就要主动文明化、现代化。中国20世纪30年代的现代化论属于后者。由于两者都是源于“文明—野蛮”的两分世界图式，当时中国的现代化论者在进行研究时，往往不自觉地以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的世界观看待中国的现代化问题。西方的“文明开化使命”论掩饰着西方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将西方资本主义兴起中掠夺、压迫、剥削其他民族的行为合理化、道德化。同时，它还隐含着种族论，认为非西方民族没有自主能力，必须在西方国家“监护”下“文明”化。以蒋廷黻、陈恭禄为代表的现代化研究的问题就在于此。他们只看到西方传播“文明”的一面，而没有看到其暴力掠夺和压迫的一面。他们“通常把中国社会的混乱、停滞和挫折归因于中国的本土因素，而非外来因素”。他们只看到人民落后的一面，看不到其中蕴含的社会力量。他们把农民起义和革命视为“中国历史正确方向的偏差和异常，阻碍了中国的现代化,在中国历史发展中处于从属地位”。但是，也正因为此，他们也找不到中国现代化的真正道路，其作品中弥漫着“悲剧性叙事模式”。
三、现代性兴起的东西方比较研究法和西方优越论
现代性为什么首先出现在欧洲？在这个问题之后，人们自然会继续追问，它为什么没有发生在东方？是什么因素使西方兴起？又是什么因素使东方停滞？探讨“欧洲奇迹”“西方崛起”、西方文明“独特性”的各种理论观点，都可以被纳入这个问题。这是西方现代化理论的一个重要研究主题。在欧洲兴起的过程中，西方一直通过东方，或者说他者来理解自己。东西方比较自然成为研究这一问题的基本方法。这些理论通过东西方文明比较，找出西方文明的独特优势，以此解释“欧洲奇迹”。这种比较方法被广泛运用，其中的一些理论观点影响广泛。但是，这种方法存在根本的理论缺陷，衍生出关于西方的各种“神话”。同时，在另一方面，它否定非西方文明的历史，产生一种历史虚无论。
现代化理论先后提出各种观点解释“欧洲奇迹”。这些观点包括：基督教、最优秀的人种、最适宜的环境和气候、最富于理性（表现为科学、哲学、理性的科层制）、技术发明、欧洲自由民主、欧洲国家中等的规模（没有亚洲式绝对王权，社会保持活力）。这些观点可以通过不同方式予以表示。一句话，西方拥有其他地方不可比拟的优越性。这些理论可以称为西方（欧洲）优越论。
这些西方优越论通过东西方比较，找到欧洲突出的独特特征，将这种特征作为“欧洲奇迹”的原因。然后，在历史中追根溯源，找到其最初的形式。这样，再以这种特质为中心，勾勒出它发生、发展、兴盛的过程。最后，这种特质被解释为西方文明优越的内在本质，它转化为历史的内在动力，不断推动西方发展，产生西方奇迹。同时，在这种比较和阐述中，找出东方文明内在的一个相反特质，以解释东方的停滞和活力的消失。韦伯是这种方法的最重要的代表。他以理性化解释西方现代性，注重与东方社会比较，“反复尝试将他（指韦伯）从西方社会的历史事实中概括出来的有关社会各方面的合理命题运用于与西方具有不同的初始条件的东方社会。但是，韦伯从这些尝试中所得出的结论，都归结为一系列‘只有西方……’的命题……就是说，在韦伯看来，现代化的论题是不可能一般化到非西方世界的，是西方所特有的”。
这种东西方比较方法存在根本的问题，并产生了相关的科学性问题和意识形态问题。这些问题可以分为以下五个方面：
第一，东西方文明并不是割裂的，并不存在一个完全独立于东方的西方。
将东西方两分进行比较的方法，预设了一个独立的西方实体和一个独立的东方实体，各自按照某种决定性特质的内在逻辑发展。但是，现在的全球史研究表明，人类社会、经济、文化的交流和相互影响一直存在。东方文明对西方（以西欧为中心）文明的兴起有重大的推动作用。公元7世纪中叶，伊斯兰文明兴起。随后，在阿拉伯帝国“百年翻译”运动中，古希腊、古罗马、古波斯、古印度的文献被翻译、注释、研究，数学、医学、化学、物理、天文学、文学艺术发展到一个新高度。13世纪后，西方经过翻译运动，了解、研究、吸收阿拉伯文化，迅速地提高了欧洲科技和哲学的水平。14—15世纪，西方极力吸收拜占庭帝国保存的古希腊、罗马文化，助燃欧洲的文艺复兴。随后，中华文化西传，对欧洲经济、社会产生了重要影响。说到中华文明对欧洲的影响，人们往往会想到四大发明。实际上，现在的研究表明，中国的影响要广泛得多。当时，欧洲精英千方百计获取中国的科技。1685年，法国财政大臣、海军大臣科尔贝尔要求法国科学院给派遣到中国的六位耶稣会士开列一系列清单，在中国寻找“从科学、动植物到农业生产所有领域的方法”。同时期著名的德国哲学家莱布尼兹亲自给去往中国的耶稣会传教团写信，要求他们记录中国的冶铁、茶叶、造纸、丝绸、瓷器、印染、玻璃、农业、军事、航海等技术信息，并将相关的技术、机器、模型和文献带回欧洲。“所幸的是他们都一一照办了。”中华文明对欧洲的影响由此可见一斑。只不过，东方文明的这些巨大影响被西方学界有意淡化。1453年，拜占庭帝国灭亡，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向西扩张，挤压欧洲。1492年，西欧开始向美洲殖民扩张，掠夺大量的金银和土地。贫瘠落后的欧洲才有资本参与东方贸易。同时，在欧亚大陆传统的东西贸易网络之外，出现了大西洋三角贸易，英国由于地理优势逐渐成为航运中心。正是在全球经济、贸易、政治不断变动整合中，英国以及西欧逐渐占据了一个有利位置。这是“西方奇迹”的关键。割裂全球复杂的相互作用，把目光仅仅聚焦于西欧某个国家的内部因素，或者西欧某种自然、社会、文化特征，将其作为欧洲奇迹的原因，这肯定是错误的。
第二，“欧洲”历史存在巨大的文化断裂，并不存在一个连续的欧洲。
“古希腊产生罗马，罗马产生基督教的欧洲，基督教的欧洲产生文艺复兴，文艺复兴产生启蒙运动，启蒙运动产生民主政治和工业革命。工业遇上民主政治又产生美国，体现出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权利。”这是人们通常所说的“欧洲”（或者西方）的历史。但是，从真实的历史来看，古希腊文明在东地中海，属于范围更广阔的亚非文明圈。罗马帝国则是以地中海为纽带的文明圈，其中心地带仍在东地中海。现代欧洲大部分地区在罗马帝国域外的“蛮荒地带”。西罗马帝国灭亡后，形成拉丁语基督教地区和希腊语东正教拜占庭帝国对峙。拉丁语基督教的“欧洲”否认拜占庭帝国属于“欧洲”。从种族、文化、语言、地理来看，现代西方编纂的欧洲史存在着各种断裂。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出身自德国学术圈之外的历史哲学家斯宾格勒从根本上把希腊罗马文明和西欧文明视为两个完全不同的文明。对于现代欧洲人硬把两种文明嫁接在一起，他讽刺说：“在整个历史中，再没有一种文化狂热地崇拜另一种文化记忆的同类情形……我们把自己最深刻的精神需要和感情投射在古典的图景上。”斯宾格勒之说未必正确，但至少说明现代欧洲人所撰写的“欧洲”历史断裂之大。法国学者杰拉德·德朗提指出：“‘欧洲’作为一种理念，永远都处于创造和再造的进程中，由许多新的集体认同的压力所决定。”一个有着永恒不变的传统的欧洲，这种传统的核心价值是追求自由、民主与自治，这只是“当代欧洲观点的基本普遍假定”。
第三，从东西文化对比中解释“欧洲奇迹”具有极大的随意性，往往倒果为因。
东西方比较方法假定文明是独立的实体，内部有一种决定性的因素，它决定着这一种文明的面貌。一种文明兴盛时，这种决定性因素就是其内在优越性。一种文明衰败时，这种决定性因素就是阻碍其发展的原因。这种方法以成败论英雄，谁兴盛谁优越。它从东西方社会现状的对比中，寻找欧洲的某种突出特征作为优势，进而将其解释为发展的内在原因。这样，就在一定程度上把发展的结果作为发展的原因。这种解释具有极大的随意性。当社会不断发展时，不断出现新制度、新文化、新观念时，西方就会不断出现新的“优越性”。
18世纪末，有欧洲学者综合了当时欧洲人认可的欧洲优势，或者说“欧洲奇迹”的原因。这些原因包括：欧洲地理环境独特；欧洲的植物栽培技术最好；欧洲是世界航运、贸易的中心；数百年来欧洲成为科学和艺术的中心；欧洲人是基督教的传播者。这些解释与后来的解释有很大不同。德国学者于尔根·奥斯特哈默指出，当时，欧洲工业化刚刚开始，工业和商业并不领先于印度和中国。欧洲大陆国家在政治上还是旧制度。“18世纪末，从生物学及民族志方面来解释欧洲的优势地位，几乎没人相信”，“把自由的欧洲和专制的亚洲任意对立起来，仍然不足以让人心满意足”。
同时，一旦改变比较的时间，就可能得出相反的结论。韦伯进行东西方宗教的比较研究，从新教伦理精神解释资本主义的起源，其思想和方法对“欧洲奇迹”研究产生了极大影响。但是，英国学者约翰·霍奇森指出，如果在公元900年，韦伯写出的可能就是《伊斯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如果是在公元1100的中国宋代，韦伯写出的可能是《儒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这样，被认为阻碍资本主义发展的伊斯兰教和儒教就成为资本主义发展的积极因素。
综上所述，这种比较得出的“欧洲奇迹”的内在决定因素，是非常值得怀疑的。
第四，回溯逆推式研究衍生西方注定优越的“神话”。
通过比较找到某种优势之后，现代化理论往往回溯历史，在历史中寻找具有相似的事物，将这些相似的事物按照时间顺序排列起来，每一个相似的事物被视为发展的一个阶段。这样，西方历史就成为因某种独特因素不断发展而走向人类“历史终结”的上升进程。今天，西方认为自己的优越性在于自由、民主和理性。这个历史的原点被追溯到古希腊。民主、理性在古希腊萌芽，然后是古罗马的共和国，再后来是意大利城市共和国、日耳曼自由农民、英国《大宪章》，直到现代西方的自由民主制度。这样，就形成一种历史目的论。西方历史似乎注定要走向今天，每个时代都将自由民主薪火相传，发扬光大。由此形成一个抽空历史复杂性的极度简单化的目的论历史。
每个时代的人都有自己的生活，面对自己时代的问题。他们不是为了某个遥远的未来而生活。前面所描述的简单化的目的论历史，往往扭曲历史事实。研究者往往从今天的立场、理念出发，有意或者无意地将他们的观点投射在选定的历史事实之上，将它的某一特征极度放大，扭曲历史。比如，英国《大宪章》被视为英、美自由民主发展具有历史意义的纲领性文件。但是，这份文件不过是英王和贵族为了避免内战而达成的一份协议，双方都没有认真对待它。它也与人民无关。“这种把《大宪章》作为英国个人权利的纲领之一来进行的广泛崇拜，没有任何法律或历史根据。事实上，几乎所有被普遍归功于《大宪章》的东西，都是错误的。”在这种研究方式中，很多时候，人们从历史中发现的，只不过是自己头脑中既存的“欧洲”形象。因此。对于当时学者对于古希腊的赞颂，斯宾格勒指出：“其实，古典是一种背景，是用来衬托他们自己所创造的，用自己的心血培育起来的生活理想的，它是一件装着他们自己的世界感情的（world-feeling）的容器，是一宗幻影，一个偶像。”这种批评对上述研究方法也是完全适用的。
第五，作为他者的东方文明被虚无化。
西方文明是在与其他文明的比较中，尤其是在与东方文明的比较中形成自我意识的。欧洲人在建构西方文明形象的同时，也在建构东方文明的形象。在这种两极对立的比较模式中，“东方文明”不过是欧洲人虚构的一种镜像，以此反映、确证其自身形象。当西方历史成为因自由民主而不断发展的历史时，东方则被想象为因专制独裁而失去活力的历史。如果不加批判地接受西方现代化理论中的西方优越论，就会看到一个光辉灿烂的西方文明，而中华文明灿烂的历史被置于黑暗之中。这里，并不否认西方近现代的发展和中国的落后，而是反对西方现代化理论中预设的意识形态及其对历史的扭曲。
结语
社会科学是现代社会认识世界的最重要的途径之一，也是国家治理的重要理论工具。如前文所述，西方现代化理论是产生了巨大影响的社会科学，同时，它也有意无意地隐含着各种西方意识形态。作为社会科学，它凝聚着西方的智慧和西方现代化的经验，但其中隐含的意识形态，则是以西方利益为基础形成的世界观和社会历史观，多有偏见。对此，必须辩证对待，既看到其社会科学的一面，同时，也要揭示、辨析其中隐含的意识形态。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大量翻译、引介西方现代化理论，其积极作用自不待言。但是，由于社会科学的特殊性，西方现代化理论中隐含的意识形态因素为人们所忽视。本文正是针对这个问题，对西方现代化理论中的意识形态进行反思、批判。同时，也希望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学者们对这个问题进行更加深入的研究。但是，不能由此走向另一个极端，因为西方现代化理论中隐含着意识形态，就否定它的社会科学性质，将其等同于完全的意识形态，并加以拒斥。辨析、澄清、批判西方现代化理论中的意识形态，就是要将这些意识形态观念和科学认识相区分，更深入地研究西方现代化的真正经验，研究西方文化的优秀成分，研究西方在发展过程中累积的智慧，学习相关理论的研究方法和一些学者的深刻洞见。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吸收西方现代化理论中的有益成分，才能推进社会科学的本土化，发展现代化理论的中国学派，才能更科学地认识世界和认识中国。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副研究员)
网络编辑：同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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