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查研究是我们党长期以来一贯倡导的优良传统。陈云长期担任党和国家的重要领导职务，是第一代、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一生都非常注重调查研究，并在几十年的实践中，形成了其所特有的调查研究思想和宝贵的理论精华。他在革命战争年代和经济建设时期，长期坚持调查研究并取得显著成效。在工作中遇到的许多难题，陈云总是能通过调查研究找到正确的出路，使问题得以解决。越是在关键时刻遇到关键问题，陈云越能在调查研究方面显示出深厚的功力。陈云在审阅《陈云文选》第二卷时，曾特别叮嘱编者，在后记中要说明：他在财政经济委员会主持工作期间，“几乎所有的决策，特别是重大决策，除了他作了必要的调查研究外，都是经过集体讨论作出的”。这反映了陈云个人谦逊的高尚品质，但也从侧面反映了陈云所做调查研究的重要作用和他自己对调查研究的高度认可。毛泽东1962年曾在七千人大会上称赞陈云：“陈云同志，特别是他，懂得较多。他的方法是调查研究，不调查清楚他就不讲话。”陈云关于调查研究的精神财富，值得我们当代中国共产党人认真地学习和继承。
对于陈云的调查研究，学术界有较多研究，主要侧重陈云对于调查研究的思想论述和陈云开展调查研究的实践活动。在此，本文将陈云的一生和调查研究紧密结合起来，对陈云所做的调查研究进行宏观分析，探析陈云对于调查研究的宝贵历史经验。
一、坚持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以指导调查研究
要调查研究，既要有丰富的知识储备，还要有深刻的理论指导。陈云的学历是高小，他非常重视学习。1939年12月，陈云写下了《学习是共产党员的责任》这篇著名的文章。他深刻地指出：“一天到晚工作而不读书，不把工作和学习联系起来，工作的意义就不完整，工作也不能得到不断改进。因为学习是做好工作的一个条件，而且是一个必不可少的条件。”对于共产党员来说，要学习革命的理论和历史的知识，这样才能“把握伟大而又变化多端的中国革命运动”。陈云在延安时期，就向艾思奇、培元、王学文等人求教，并认真地做下笔记。陈云非常重视学习，1983年7月还专门告诉身边的秘书：“今后每天晚上看几十页书，并找几个同志一起学，每星期讨论一次，为期两年；先学什么，后学什么，要订一个计划。”
在学习中，陈云高度重视学习哲学，尤其是学习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他鲜明地指出：“只有掌握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上、工作上才能真正提高。”延安时期，陈云就在中央组织部内组织了一个领导干部学习小组，集中学习马列著作和毛泽东的论著，特别是学习哲学。“我们从一九三八年开始学习，坚持了五年。先学哲学，再学《共产党宣言》，然后再学哲学和政治经济学等。那时我们读的书，除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有关著作外，还有毛主席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实践论》、《矛盾论》、《论持久战》等，也读点别人的著作。”这个学习小组由于学习好又坚持得好，被评为中央机关的模范学习小组。陈云后来还回顾道：“那时中央组织部的读书班，在延安是比较有名的。那几年的学习，使我受益匪浅。在延安学习前，我的讲话、文章缺少辩证法；学习后，讲话写文章就不一样了，就有辩证法了。”
新中国成立后，面对复杂而艰难的建设任务，陈云继续大力倡导全党学哲学，努力掌握哲学的思维方法。1957年1月，在中共商业部党组织会议上，他指出：“学习理论，最要紧的，是把思想方法搞对头。因此，首先要学哲学，学习正确观察问题的思想方法。如果对辩证唯物主义一窍不通，就总是要犯错误。”1981年3月，陈云向前来探望的邓小平“建议中央提倡学习，主要是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重点是学习毛泽东的哲学著作。在延安时，毛泽东亲自对我讲过三次要学哲学，我把毛泽东的著作认真读了一遍，受益很大”。1987年7月，陈云同一位中央领导人谈话时，又专门讲了“身负重任和学习哲学”问题。他说：“学习哲学，可以使人开窍。学好哲学，终身受用。希望能够组织政治局、书记处、国务院的同志都来学哲学，并把这个学习看成是工作的一部分，也是自己的一项重要责任。”1988年5月，陈云还指出：“领导同志要学点马克思主义哲学，不要怕人家说马克思主义哲学过时了。没有过时，永远不会过时。无论工作如何忙，也要抽点时间学习。学习时不要急急忙忙联系实际，接触实际多了，自然而然会联系起来。学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思想上的基本建设。”
有了丰富的学习知识，有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并不代表就一定能在调查研究中得到贯彻。如果调查研究者不是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看问题掺杂个人得失、个人好恶在里面，必然无法看清事物的本质，无法把握全局。没有坚持真理的勇气，自然就无法做到实事求是。所以，陈云多次强调：对待客观事物“要讲真理，不要讲面子”；“愈怕丢脸，一定会丢脸。不怕丢脸，反倒可能不丢脸”，“个人主义与马列主义的矛盾就在这里。真要做到实事求是，必须有无产阶级的立场”。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除了“不要讲面子”外，还要坚持群众路线。认识人民群众的力量，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重大观点。坚持党的群众路线，是实现党的正确领导、完成党在各个历史时期中心工作的重要保证，做好调查研究同样如此。对此，陈云深刻地指出：“因为只有群众才真正了解他们自己的问题，只有在群众中才能讨论出在当时当地解决问题最适当的办法。”“疑难不决的事情，要请教群众。没有这一条，不能算马克思主义者。”
二、围绕中心工作展开调查研究
陈云作调查研究，突出的特点是围绕党在各个历史时期的中心工作破题，通过抓大事、抓主要矛盾、抓薄弱环节，求得基础工作的展开，求得难点问题的突破，以推动全党工作的大局，为贯彻党在各个历史时期的总路线服务。陈云是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和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对党对人民的贡献是巨大的、多方面的，这主要就得益于他经常围绕当时党和国家的中心工作展开调查研究，在许多党和国家发展关键的时刻，提出和坚持正确的主张，有力地维护党和国家的利益。
在延安时期，党急需壮大党员干部队伍。当时担任中央组织部部长的陈云通过调查研究，指导、协同有关方面争取了大量青年知识分子到延安，并根据青年知识分子的思想状况进行理想信念、人生观世界观的教育，进行党性和党纪教育，培养教育了一代青年，为抗战前方输送了大批骨干，为解放战争储备了大量人才。解放战争时期，东北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地位。陈云奉命到东北工作，任东北局副书记、东北民主联军副政委。陈云用大量时间在宾县、通河、方正、木兰等地进行调查研究，很快熟悉了情况，领导创建北满根据地。他纵观东北全局并根据在农村发动群众建立北满根据地的经验，向中央建议要依靠广大农村和中小城市建立东北根据地，受到毛泽东的称赞，并依此为中央起草了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的指示。陈云还通过调研提出坚持南满斗争的方针，取得了四保临江的胜利，支持配合了东北战略进攻的转变。沈阳是全国第一个解放的大城市，中央委任陈云担任军管会主任。他深入调查研究，使接管顺利完成，并取得了“各按系统，自上而下，原封不动，先接后分”等丰富经验，上报中央后，毛泽东亲自批示全国各地参照执行。
新中国成立后，陈云受命主持全国财经工作。东北是中国当时的工业基地，他认为：行前全面深入地了解一下东北财经工作情况，对指导全国的工作非常必要；所以他赴京前花了几个月的时间搞调查研究，跑遍了东北各省、各大工厂矿山。上任后，面对繁重的恢复国民经济的任务和复杂的政治经济形势，他在充分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成竹在胸，指挥若定，在上海和全国开展了稳定物价的斗争，并及时统一财政经济，调整工商业，迅速根除了国民党时期留下的脱缰野马般的通货膨胀，恢复发展了经济，支援了抗美援朝战争，并具体组织领导了“一五”计划的制定和经济建设工作。
“一五”计划是新中国制定的第一个全面的中期国民经济计划，是在任务艰巨又毫无经验的情况下编制的，共编制了五次，除第四次由国家计委负责外，其他几次都是在陈云主持下编制的，最后于1954年由陈云向中央汇报定稿。“一五”计划的重要性、复杂性、艰巨性是不言而喻的，在刚接触“一五”计划编制工作时，陈云对几个重要部门逐次深入调查了一遍。经过对政治、经济、国际环境诸多方面利弊得失的反复权衡和深入讨论以后，提出从发展原材料、能源、机械制造等重工业人手，把我国从一个经济落后的农业大国逐步建设成为工业国。苏联提出相关意见后，陈云又找部长们个别了解情况，并分别征求专家学者们的意见。在第五次编制的过程中，陈云连续主持召开了14次会议，认真研究我国国情，力求在综合平衡中建设苏联援助的项目。陈云经过反复认真的摸索、调研，历时4年，直到1955年7月，“一五”计划执行两年后，才提请一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正式通过并公布。到1956年底，“一五”计划的主要指标提前完成，经济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编制“一五”计划所进行的调研，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是陈云所开展的规模最大的一次调查研究，奠定了新中国发展的基础。
在“文化大革命”期间，陈云受到冲击，但仍关心党的事业和国家的命运，坚持调查研究。1973年至1974年，他受周恩来的委托，就针对外贸工作中的一些问题进行调查研究后指出：“和资本主义打交道是大势已定”，要很好地研究当代资本主义，不研究资本主义，我们就要吃亏。“不研究资本主义，就不要想在世界市场中占有我们应占的地位”。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陈云还总结国内外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历史经验，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一系列发展市场经济的重大举措，对推动全党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进行突破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的改革，产生过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对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都具有长期的重要指导意义。陈云晚年时期，年事已高，体弱有病，没有精力过多进行直接的调查研究，但仍通过各种方法间接调查研究党和国家的中心工作。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后，陈云就派秘书去广东深圳、珠海特区及其他地方长时间调研，秘书回来后用三个半天向陈云做了详细汇报，陈云还特别关注了出口创汇能力、经济发展和科学技术带来的变化问题。他的秘书后来还回忆：“其实，陈云让我到沿海地区做的调查研究，都是为了自己要在政治上明确表态而做的准备，他要向全党告知，他是支持邓小平的，是和邓小平的意见一致的，是关心改革开放和发展特区建设的。”
三、密切关心和改善群众的生活
陈云作调查研究，最根本目的是为了关心和改善群众的生活。早在延安时期，陈云就指出：“当权的党容易只是向群众要东西，而忘记也要给群众很多的东西。”夺取全国政权后，陈云对此仍保持着清楚的认识。1953年，陈云指出：“革命就是为了改善最大多数人民的生活。”1962年，他还提出：“人民群众要看共产党对他们到底关心不关心，有没有办法解决生活的问题。这是政治问题。”“现在我们面临着如何把革命成果巩固和发展下去的问题，关键就在于要安排好六亿多人民的生活，真正为人民谋福利。”基于此，陈云开展调查研究有一个鲜明的特色，就是在任何时期都要了解普通民众的生活状况，判断普通民众的生活是否得到改善，以此来直观地反映党和政府的决策效果。
1939年4月，陈云与多名到达延安的地方干部调研座谈，还单独同7位村党支部书记谈话，详细询问了各村中每户人口、吃粮、吃盐、吃菜、土地分配租佃等与农民生活直接有关的问题，了解最基层的情况。这个调查，陈云前后共用了1个多月的时间，并做了详细的笔记。如：“群众生活比抗战前苦了，应尽可能减轻农民负担。酸菜已经吃不到了，谷子不去皮就吃。物价上涨，麦子、布匹、盐都涨了3倍。过去全村出款四五十元，现在超过500元。”“党支部是村里的领导核心，但作用不大。大多是按上级要求布置工作多，解决群众问题少；向群众要的多，给群众的少。”这次调查活动使陈云全面了解了当时华北抗日根据地的社会现状，有针对性地撰写了三篇文章，其中《开展群众工作是目前地方工作的中心》一文主要阐述了三个观点：一是充分发动群众是开展一切工作的关键，二是改善群众生活才能发动群众，三是把解决群众的切身问题列入地方党部的经常议事日程。这篇文章经中央批准后作为指导抗日根据地地方工作的纲领性文件下发，指导了抗日根据地工作的开展。
新中国成立后，陈云一直很注意掌握广大群众的真实生活状况，这不仅是陈云深入调研的结果，更是陈云做领导决策的基础。1956年12月，陈云对罗马尼亚驻华大使谈到中国农业合作化后，农民收入大约分三等：一是每人一年25元至30元，即一个月2.5元；二是每人一年50元，这是大多数；三是最好的如植棉，或从事副业的农民约每人一年110元，即一个月还不到10元。他和南斯拉夫的同志还说：在物资供应比较困难的情况下人民没有暴动，“仅仅因为过去老百姓比现在还苦，现在已经好了一点”。1957年，陈云还很尖锐地指出：“老百姓喊毛主席万岁，要看他有没有衣服穿，有没有饭吃”。1978年，陈云力主改善和稳定农民生活，并指出：“建国快三十年了，现在还有讨饭的，怎么行呢？要放松一头，不能让农民喘不过气来。如果老是不解决这个问题，恐怕农民就会造反，支部书记会带队进城要饭。”
陈云在调查研究中不仅十分注意了解群众生活状况，更加关心如何改善人民生活。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很长一段时期，粮食生产直接决定人民群众的温饱水平。所以，陈云一直关注农业增产的问题。他开始认为，在当时建设资金紧张的条件下，花钱少、见效快的农业增产办法是合作化，国家应当在财力上给予更多的支持。反复调查研究之后，他在1957年就指出：“一五”计划把“发展农业主要放在合作化上面，那个时候只能是这个样子，但是，现在要看到，合作化只是给发展农业创造了条件，还不能解决根本问题”，“农业增产的主要出路，在于增加化肥，养猪积肥，提高单位面积产量”。陈云在20世纪50年代就提出这个认识，在当时还是比较超前和清醒的。
在人民群众生活受到错误影响时，陈云敢在调研和决策中讲真话，敢于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充分表现了共产党人的崇高政治品格。“大跃进”时期，全国上下热衷基本建设，陈云却多次提出把基本建设放慢一点，以便把重点放在农业和市场上。他甚至指出：“经济不摆在有吃有穿的基础上，我看建设是不稳固的”。1959年6月，毛泽东总结“大跃进”的重要教训之一就是没有搞好综合平衡，并特别指出：“陈云同志的意见是对的。要把衣、食、住、用、行五个字安排好，这是六亿五千万人民安定不安定的问题。”面对“大跃进”带来的严重困境，陈云通过调查研究，采取了很多办法缓和缺粮给人民带来的灾难。例如，1959年陈云向中央建议：1、粮食没过关，紧张，应省吃俭用。2、组织猪鸡鸭鱼蛋供应，吃是第一位的。3、安排好日用必需品生产。4、压缩购买力，精减一千万人下乡。5、缓解运输紧张。1961年，陈云到上海市青浦县小蒸人民公社就一些有关农业的重大问题展开调查研究，并写出《母猪也应该下放给农民私养》、《种双季稻不如种蚕豆和单季稻》、《按中央规定留足自留地》等三个调查报告，以充分的理由驳斥了当时的一些错误做法，后经中央同意并转发各地，为纠正人民公社“左”的偏差作出重大贡献。
四、处理好调查和研究的关系
调查研究，顾名思义，包括调查和研究。调查是指深入实际，有目的、有计划地对某一社会现象或问题进行了解，掌握真实情况。研究是指对了解的情况进行分析和综合，从中找出规律性的认识。毫无疑问，掌握真实情况是任何调查研究的基石。
对此，陈云有他独到理解，并从“实事求是”这一党的思想路线的高度来认识调查研究。陈云说：“实事求是，先要把‘实事’搞清楚。这个问题不搞清楚，什么事情也搞不好。”“实事，就是要弄清楚实际情况；求是，就是要求根据研究所得的结果，拿出正确的政策。”陈云还进一步从这个角度论述了调查和研究的关系，他指出：“要做到实事求是，就要从具体分析实际情况中找出对策。人之所以犯错误，都是由于不了解实际情况就匆忙地决定对策，主观与客观相脱离。当然，我们过去所以犯错误，也不是对实际情况一点都不了解，只是了解的情况是片面的，而不是全面的，误把局部当成了全面。片面的情况不是真正的实际，也就是说，它并不合乎实际。”正因如此，陈云多次指出，要用主要时间和精力去了解实际情况，而不是用主要时间和精力去分析和研究材料，做出决策。陈云认为：“我们做工作，要用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时间研究情况，用不到百分之十的时间决定政策。所有正确的政策，都是根据对实际情况的科学分析而来的。”这不仅说明了在实际工作中如何对待调查研究中的基础工作，而且用量化形式分析了弄清事实所占比重，充分显示弄清事实的关键作用。
新中国成立后，陈云结合财经工作，多次强调调查研究中弄清实际情况和分析研究决策之间的关系，并作了更充分的论述。1955年5月，在同苏州地委领导的谈话中，陈云还强调：“领导干部掌握真实情况很重要。只有掌握了真实情况，自己心中有数，就不怕别人叫。”1956年他批评：“有的同志却反过来，天天忙于决定这个，决定那个，很少调查研究实际情况。这种工作方法必须改变。要看到，片面性总是来自忙于决定政策而不研究实际情况。”1957年他还进一步指出：“重要的是要把实际看完全，把情况弄清楚，其次是决定政策，解决问题。难在弄清情况，不在决定政策。只要弄清了情况，不难决定政策。我们应该用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时间去弄清情况，用不到百分之十的时间来决定政策。这样决定的政策，才有基础。比如，要解决猪肉供应紧张和猪的增产问题，若不管饲料、猪仔的来源，不管价格高低，不管群众愿意不愿意饲养，而是临时乱抓办法，那就永远也做不好这一工作。”
当然，陈云并不否定调查研究中的分析研究决策。弄清实际情况是基石，分析研究决定是升华。陈云曾对身边工作人员说：你们看到我整天忙于找人谈话、开会、了解情况、处理一般文件与日常工作时，我并不累，因为那只是在实践中加深对事物的认识，还来不及对重大问题作全面、系统的分析；当你们看到我静下来了，既不找人谈话、开会、了解情况，也不处理一般文件与具体工作，而是一个人呆在这里，关起门来，总是走来走去的时候，才是最累的时候，因为那是在重大问题上集中精力对调查所得（包括集体研究的成果）作全面、系统的思考，是要花力气、下功夫、全神贯注的。可以形象地说，调查是“十月怀胎”，研究是“一朝分娩”。
陈云在调查研究中始终按此去把握调查和研究的关系。1958年，毛泽东委托陈云落实钢铁生产指标。当时钢铁生产已成为重要的政治任务，要把它的指标降下来是有很大压力的。陈云接受任务后，广泛在各部门、各方面进行调查研究。当时在冶金部工作的袁宝华回忆说：“陈云同志和中央财经小组听了我们的汇报，与我们谈了一个星期，他对矿石、焦炭、耐火材料、钢铁冶炼、钢材品种以及其他情况进行了详细的调查研究。陈云同志十分认真，他甚至询问到每一个矿山的地质储量、开采能力、运输方式、运输能力、路途远近、选矿设备、采矿的机械化程度等等。最后研究决定，1959年钢产量指标应降为1300万吨。”可见，通过调查，陈云广泛听取各方面意见，掌握了大量情况，对钢铁生产形成了全面的认识，再从全局进行决策。他甚至还提出要进行更全面的调查，从整个国民经济来认识钢铁生产。陈云的结论很有说服力，被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政治局所接受，对降低钢铁生产指标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总之，陈云指出了调查研究中调查与研究之间的本质联系。调查在先，研究在后；调查是研究的基础。只有经过调查，掌握了全面的实际情况，才能作出科学的研究，制定出正确的行之有效的政策。
五、探索和形成符合自身特点的调查研究方法
调查研究的方法有很多，随着形势的变化、理论的发展和技术的改进，新的调查研究方法也会不断涌现。调研者掌握符合各自特点的调查研究方法，也是比较重要的。陈云是全党公认的善于作调查研究的楷模。这不仅是因为他的贡献大，而且因为他探索和形成了自己一套独特的调查研究方法。
对于调查研究方法，陈云本人也说过，如：“搞调查研究有两种方法：一种是亲自率工作组或派工作组下乡、下厂，这当然是十分必要的；另一种是每个高中级领导干部都有敢讲真话的知心朋友和身边工作人员，通过他们可以经常听到基层干部、群众的呼声。”他还认为，在某种意义上，后一种调查研究方法更重要一些，因为它有“真、快、广”的特点。这是从调查研究者接触实际情况的途径来划分的。学术界对于陈云调查研究方法的分析也多种多样，如蹲点调查研究、请人上来谈话、专题调查、派工作团到敌后巡视调查、随时随地积累情况等，还有人分为典型调查、座谈调查、重点调查等。
不同的划分标准，就会得出不同的方法，纷繁芜杂。那么，该如何总结陈云调查研究的方法呢？笔者认为，这应该站在更高的层面，而且要充分反映陈云的个人特点。更高的层面，当然包括哲学思想层面。陈云在哲学方面也是有很大贡献的，他曾结合自己的学习心得，提炼自己的工作经验，把马克思主义相关哲学原理具体化为“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交换、比较、反复”，用以指导调查研究。陈云还曾总结道：“这十五个字，前九个字是唯物论，后六个字是辩证法，总起来就是唯物辩证法。”“交换是为了更全面地认识事物，比较则是为了更好地判断事物的性质”，“反复”是为了更好地把握事物发展的方向。“做到这三条，就能够比较全面地认识客观事物，避免某些片面性，作出比较正确的决策，比较好地做到实事求是。”也正如陈云所说，调查研究就是为了实事求是。所以，笔者把陈云的调查研究方法分为交换法、比较法、反复法。
交换法中的“交换”，“就是互相交换意见”。“交换意见，不仅要听正面意见，更要听反面意见。”他强调：“交换时要特别找同自己相反的意见，相反的意见可以补充我们对事物认识的不足。相反的意见即使错了，也有可能反映了事物的一个方面，或者包括一些历史经验的推论。因此，对同自己相反的意见，我们也要作些分析，吸取其中有用的部分。”陈云在“交换”中鼓励大家提反面意见。如果没有反对意见怎么办？陈云指出：“我看可以作假设，从反面和各个侧面来考虑问题，并且研究各种条件和可能性，这就可以使我们的认识更全面些。”“这样做，本来是片面的看法，就可以逐渐全面起来；本来不太清楚的事物，就可以逐渐明白起来；本来意见有分歧的问题，就可以逐渐一致起来。”在所有的调查研究中，陈云对三门峡水库修建极为遗憾。1957年三门峡水库开工建设后不久，陈云意识到工程没有充分讨论，将会产生不少严重问题。他指出：“三门峡要搞，应该提出方案，在报上公布，全国讨论。现在，党内党外都有意见，对坝高坝低、淹地多了少了、搞不搞都有一些意见。治涝也应该提出方案，报上公布，全国讨论。棉花、化肥、化学纤维的问题，也要公开讨论。只有经过全民讨论，把好的意见吸收下来，才可以少犯一点错误。现在，我们有些问题决定得太快。”他后来还坦承：“三门峡工程是我经过手的，就不能说是成功的，是一次失败的教训。”1978年，得知南水北调工程规划确定，陈云立即致函水利电力部部长钱正英：“为了接受过去在三门峡工程中的教训，避免可能出现的弊病，我认为还应该专门召开几次有不同意见人的座谈会，让他们畅所欲言，充分发表意见。”
比较法中的“比较”，“就是上下、左右进行比较”，即“不但要和现行的作比较，和过去的作比较，还要和外国的作比较。这样进行多方面的比较，可以把情况弄得更清楚，判断得更准确”。陈云提出：研究问题，制定政策，决定计划，要把各种方案拿来比较。多比较只有好处，没有坏处。“所有正确的结论，都是经过比较的。”他总是依据调查研究的结果或发动群众提出各种方案，对各种方案的利弊进行分析比较，然后从中选择最佳方案。他指出：“所有正确的分析，都是进行比较的。这是‘试金石’的方法。通过比较，可以弄清楚事物的本质。”“不经过比较，就看不清事物已经发展到什么程度，它的要害和本质是什么。”1962年，陈云调查了美英德日苏等国90年来钢产量的统计数字，看出美英德日等国的钢产量在500万吨到1000万吨之间，就成了帝国主义国家。苏联也是在这样的生产水平上，成了工业强国。大体说来，这些国家钢产量在500万吨的时候，各种工业就比较齐全，并有了坚实的基础。日本在发动七七事变的时候，钢产量还不到700万吨，而当时我国的钢产量已经有700万吨了。陈云通过中外比较调查，得出结论：我们不能一味追求钢的数量，而要把钢的质量搞上去，打好工业基础，以后进步再快。1987年陈云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还特别提出：“建议书记处讨论决定重大问题时，事先要调查研究，要准备好方案，而且要准备两个方案，不要只准备一个方案。”
反复法中的“反复”，“就是决定问题不要太匆忙，要留一个反复考虑的时间。因为人们对事物的认识，往往不是一次就能完成的。”“作了比较以后，不要马上决定问题，还要进行反复考虑。对于有些问题的决定，当时看来是正确的，但是过了一个时期就可能发现不正确，或者不完全正确。因此，决定问题不要太匆忙，要留一个反复考虑的时间，最好过一个时候再看看，然后再作出决定。”而且，陈云提出“反复”有两个层面，“反复则既是认识的过程，也是实践的过程”，“而最要紧的，是在实践过程中反复认识。凡是正确的，就坚持和发展。如果发现缺点就加以弥补，发现错误就立即改正。总之，判断，行动，再认识，修正之，这样就可以不犯大的错误。”1979年，对于宝钢如何建设，陈云为此考虑了一个半月，并且经过三次反复：第一次是5月上旬，那时考虑基本立足于国内，买技术，自己生产设备；第二次是5月底到上海，实地了解情况，为确保宝钢建设的成功，又有了一个想法，就是设备全部进口，同时买技术资料和专利；第三次是从上海回北京后，综合研究考虑，还是决定主体设备引进，也买技术和专利，但为了节约外汇和增加自制设备的能力，立足国内多制造一些设备。陈云说：“这三次反复，对我来说是很有益处的。”
当前，面对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实践中出现的大量新情况新问题，我们要认真学习陈云进行调查研究的宝贵经验，努力提高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解决现实问题的能力，去指导我们的调查研究；努力贴近党和国家的中心工作，最大程度地发挥调查研究的效用；努力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实现调查现实的根本目的；努力处理好调查和研究的关系，通过对实际情况的全面真切的了解，作出正确判断和决策；努力形成自己的调查研究方法，不断探求客观规律，加强和改进各项工作。
网络编辑：嘉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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