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毛泽东同志最看重的《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的开篇之作，《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是毛泽东思想最初表现的代表性著作之一，也是一篇毛泽东思想发展成熟过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经典文献，无论对党的建设还是中国革命和建设都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并且对确保新时代党的建设和社会主义事业始终沿着正确方向、道路前进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毛泽东同志在文中首先指出了党的建设、中国革命必须高度重视的一个重大问题——分清敌友，警醒我们要深刻认识到，这是任何时候都应该清醒认识、认真解决好的首要问题。然后用阶级观点和阶级分析方法对中国社会各阶级进行了科学分析，引导全党深刻认识到农民问题是党的事业、中国革命事业发展中一个必须高度重视的重要问题，并通过持续努力一步步解决好农民问题。
一、分清敌友问题是党的建设、中国革命的首要问题
历史和现实一再证明，能否分清敌友，是关系一个政党、国家、民族生死存亡的重大问题，在这个问题上认识模糊甚至犯错误是极其危险的。无论在中国的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上，还是在中国革命的历史上，或者是在外国历史上，因为分不清敌友甚至敌友颠倒而导致惨痛失败乃至亡党亡国的教训都非常多。但即使如此，分不清敌友甚至敌友颠倒的问题仍时有发生，并且不少人依然认识不到这个问题的极端重要性。在毛泽东同志写作这篇文章时，无论是中国共产党党内还是中国国民党党内，乃至整个中国革命队伍中，都存在这种危险，并且已经造成较大危害却没有引起重视。因此，毛泽东同志开篇第一句话就特别强调：“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紧接着尖锐地指出以往的革命斗争屡屡遭遇挫折甚至失败的深层次原因：“中国过去一切革命斗争成效甚少，其基本原因就是因为不能团结真正的朋友，以攻击真正的敌人。”这些强调就是希望能警醒共产党乃至国民党内那些糊涂的同志，特别是在这个重大问题上认识错误的重要领导人。从此以后，直到逝世，毛泽东同志都始终高度重视分清敌友问题，他把这篇文章放在自己最看重的《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的开篇，就是希望全党同志时刻牢记、经常重温这个重大问题。
毛泽东同志为什么要写这篇文章？《毛泽东选集》特意对其写作背景作了这样的说明：“此文是为反对当时党内存在着的两种倾向而写的。”一种倾向是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只是注意搞好同国民党的合作，而忘记了农民这一最重要的同盟军；另一种倾向是以张国焘为代表的“左”倾机会主义，只注意工人运动，同样也是忘记了农民。作为党中央的最高负责人，陈独秀长期一直过分看重资产阶级，对工人阶级、农民阶级特别是农民阶级不够重视，他的思想影响了党内不少人。1923年12月1日，他在第二期《前锋》杂志上发表《中国国民革命与社会各阶级》一文中指出：“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各社会阶级固然一体幼稚，然而资产阶级的力量究竟比农民集中，比工人雄厚，因此国民运动若轻视了资产阶级，是一个很大的错误观念。”毛泽东同志对此一针见血地指出：“陈独秀实在害怕工人，特别害怕武装起来的农民。……他的小资产阶级的本性使他陷于惊惶和失败。”但是，对于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及其危害，当时党内不少同志感触最深却不敢直接说出来，更不敢直接表示反对。这也导致党中央的一些领导同志，特别是陈独秀等主要领导同志一味只注意如何搞好同国民党的合作，甚至一味迁就、讨好国民党，就是对国民党右派的错误言行甚至反革命言行也一味妥协、忍让，不仅对工人阶级的力量缺乏应有的信心，更轻视、忽视甚至淡忘了农民这一最重要的同盟军，一步步丧失了最重要、最广大的群众基础。这是当时党内最大的危险，也是国共合作大环境下最具有迷惑性、欺骗性的。以张国焘为代表的“左”倾机会主义，忽视农民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现实国情和国民党内左右分化的革命形势，只片面强调、重视工人运动，甚至脱离实际地盲目夸大工人阶级的力量、作用，不仅没有注意团结国民党内对我们党友好的左派革命力量，而且也同右倾机会主义一样轻视、忽视甚至漠视农民，这样下去只能搞得党越来越孤立。无论是右倾机会主义还是“左”倾机会主义，都因为在分清敌友这个重大问题上思想糊涂、认识错误，没有真正弄清到底谁是革命的敌人、谁是革命的朋友，虽然都早已深感自己的力量很不足，但却不清楚、不明白、不知道到哪里去寻找能够联合的力量，到哪里去才能够找到、得到广大的同盟军，自然也看不清革命的前途和未来。思想认识上的糊涂甚至错误自然导致实践的错误，如果不及时纠正，必然导致革命在前进方向、发展道路等重大问题上，遭受重大挫折、阶段性失败甚至彻底失败。
但值得注意的是，我们必须看到，毛泽东同志这篇重要文章虽然是为了反对党内当时存在的两种错误思想倾向而写的，但也是针对当时国民党内右派的错误言行而写的，并且最初主要是针对后者的。由于当时的国民党是一个成分复杂、思想混乱的官僚政客集团，党员中真正的革命者并不占多数，虽然在孙中山的坚持下开始了第一次国共合作，但国民党的性质决定了合作从一开始就不顺利，国民党右派排共、反共的问题不仅一直存在，而且有时问题还很严重。早在1923年11月，身为国民党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两名特别会议召集人之一的邓泽如就与孙中山的总统秘书林直勉等11人联名上书孙中山反对国共合作。1924年6月18日，在国民党中有着重要地位和影响的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邓泽如、张继、谢持就具呈孙中山和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以中央监察委员会的名义提出《弹劾共产党案》，并提交《致中央执行委员会书》向孙中山施压。北京、上海、广州等地的国民党右派也纷纷效仿，掀起一股全国性的反共逆流。只是由于孙中山坚持国共合作，并对邓泽如等人予以斥责，这股反共浪潮才被暂时平息下去，但一直暗流涌动。在国民党一大、二大上连续当选为候补中央执行委员，并担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的毛泽东同志对此问题一直很关注，并提醒全党要警惕国民党右派。1924年7月21日，担任中共中央局秘书的他就和中共中央局委员长陈独秀联名发出中共中央第十五号通告，分析了国民党右派排共、反共的严峻形势以及国民党左派的两面性，提出反对国民党右派的五项具体措施并特别强调：“须努力获得或维持‘指挥工人农民学生市民各团体的实权’在我们手里，以巩固我们在国民党左翼之力量，尽力排除右派势力侵入这些团体。”随着孙中山1925年3月12日病逝，国民党右派加快了反共步伐并逐渐公开化，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中的林森、邹鲁、居正、叶楚伧、覃振、石青阳、石瑛和中央监察委员张继、谢持等右派分子竟然于1925年11月23日在北京非法召开了所谓的“国民党一届四中全会”，公然反对孙中山生前提出和坚持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形成了坚决反共的西山会议派，使得革命形势变得越来越复杂。 毛泽东同志不仅对当时的形势有着清醒而深刻的认识，而且自觉积极行动起来提醒全党以及共同进行革命的国民党要高度重视敌友问题和科学分辨敌友。1925年11月27日，他出席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监察委员、各部部长第一百二十三次联席会议，会议通过的他以代理宣传部部长名义提出的《中国国民党之反奉战争宣传大纲》认为，人民对于敌友之分辨，“全看其与帝国主义有无关系。无论何人何时一与帝国主义发生关系，人民即不认之为友”。几天之后，1925年12月1日，他便写出了这篇著名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随后在谭延闿担任军长的国民革命军第二军司令部所编印的《革命》第四期发表，开篇便指出这个极其重要的问题，强调这是革命的首要问题。就是要在更大范围内提醒大家要分清敌友，决不能在这个重大问题上犯错误，否则会对革命造成重大损失。并且，对农村各阶级进行分析的重要目的就是为了更科学地分清敌友，这是分清敌友的前提和关键。
但遗憾的是，对毛泽东同志的这个重要警醒，陈独秀等党中央领导同志不仅没有重视，而且根本没有真正意识到解决好这个问题的迫切性，甚至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从右倾机会主义变成右倾投降主义。面对国民党右派一步步叛变革命，虽然也曾认识到国民党极右派的反动性，但陈独秀依然顽固坚持、推行右倾机会主义，再加上其他国内外因素的影响，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思想主导下的党中央不仅没有采纳毛泽东同志的正确意见，反而对国民党新老右派的进攻一味妥协、忍让甚至投降，甚至打压毛泽东同志。陈独秀不仅提出所谓“二次革命论”，认为民主革命的胜利只能是资产阶级的胜利，应先由资产阶级握得政权，发展资本主义，然后再进行无产阶级革命。而且在蒋介石1926年5月举行的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提出并推动通过限制、排挤共产党人的《整理党务案》等问题发生之后，仍严厉批评和制止各地共产党员参加政府的正确做法，无视国民党右派随时背叛革命的巨大危险和国民党左派的两面性，一味地向蒋介石、汪精卫等国民党反动派妥协、退让。1927年4月初，在蒋介石已经开始暴露反革命面目、汪精卫也正与蒋介石商讨“清共”事宜的情况下，陈独秀竟然主动找到汪精卫，并于4月4日亲笔起草了《国共两党领袖联合宣言——告两党同志书》，在次日的《时事新报》、《民国日报》、《申报》等上海大报以显著位置刊登，来进行所谓澄清谣传、表明态度，宣言不仅只字不提蒋介石的反革命言行，反而宣称：“国民党领袖将驱逐共产党，将压迫工会与工人纠察队。这类谣言，不审自何而起。”并号召：“我们应该站在革命观点上，立即抛弃相互间的怀疑，不听信任何谣言，相互尊敬，事事开诚商协进行，政见即不尽同，根本必须一致。”不仅大大降低了中国共产党人的警惕性，而且帮助蒋介石等开脱，掩盖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本质和罪行。即使是在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陈独秀1927年4月27日至5月9日在武汉举行的党的五大上不仅撤销了毛泽东同志担任的中共中央农委书记一职，而且在代表党的第四届中央执行委员会上所作的党的五大报告中仍然认为“国民党是各阶级的革命联盟”，“尽管其中还有为数不多的资产阶级”，继续为过去的错误进行辩护，并提出一些错误主张。即使到了汪精卫要叛变革命的迹象已经越来越明显的7月3日，党中央通过的关于国共两党关系的决议仍向国民党作出种种让步的表示，如“工农群众组织必须受国民党的领导”等，并拒绝了毛泽东、任弼时等同志提出的正确建议，继续认敌为友，仍幻想以投降式的妥协、让步来拉住汪精卫，标志着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进一步发展并变成右倾投降主义。多年之后的1936年，毛泽东同志在延安回答美国作家斯诺的问题时指出，陈独秀的“动摇的机会主义，在继续妥协显然意味着灾难的时刻，使党失去了决定性的领导作用和自己的直接路线”。在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右倾投降主义思想主导下，党中央丧失了不少挽救党和革命的宝贵机会，陈独秀本人则成为一个“不自觉的叛徒”，给党和中国革命造成了无可挽回的巨大损失，这是我们应该永远牢记的反面教材。
以《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的发表为标志，毛泽东同志从此更加重视敌友问题，无论是在土地革命时期的红色政权建设，还是抗日战争时期的抗日民主统一战线、解放战争时期的民主建国，以及新中国成立后科学区分、正确处理两种不同性质的矛盾和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划分“三个世界”等方面，他都多次提醒全党要注意分清敌友，努力团结真正的朋友、反对真正的敌人。并且，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国际问题上，他从来不是孤立地、僵化地看待敌友问题，而是非常重视对立面的统一和互相转化，注重运用对立统一规律来看待、处理敌友问题，既努力将敌人阵营中的更多的人争取、转化为我们的朋友甚至使其加入我们党，又清醒地认识到敌人阵营中的各阶级作为一个阶级的阶级属性不会发生根本改变，从而努力将朋友变得越来越多、敌人变得越来越少。在他多年身体力行的示范和一次次告诫下，他的这些思想也影响到了党的其他领导同志，使得越来越多人开始重视分清敌友。1951年9月29日，周恩来同志在北京、天津高校教师学习会上的讲话中谈到知识分子的改造问题时也特别指出：“首先要分清敌我友，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正是在这种思想指导下，我们党坚决打击、消灭真正的敌人，并使得不少曾经的敌人转变为朋友，我们的朋友越来越多，敌人越来越少。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今天，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面临国内外的风险、挑战，分清敌友依然是极端重要、关键的首要问题，只有科学认清、切实努力团结好真正的朋友并与其联合起来同真正的敌人进行勇敢斗争并将其打败，才能凝聚起更强大的力量，在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中夺取更多的新的伟大胜利。
二、要用阶级观点和阶级分析方法对中国社会各阶级进行科学分析
阶级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最基本、最重要的概念之一，阶级观点、阶级分析的方法一直是马克思主义分析阶级社会一切问题的根本观点和基本方法，是历史研究和社会研究的重要方法，是我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一把金钥匙。著名的《共产党宣言》的第一节开头第一句话就是“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就是告诫我们要深刻认识到，阶级斗争作为一种客观存在，从人类进入阶级社会以后从来没有消灭过。而在纷繁复杂的阶级社会中，要真正分清敌友，夺取阶级斗争的胜利，就必须用阶级观点和阶级分析方法对中国社会各阶级进行科学分析，特别是科学分析其经济地位和对革命的态度等，以真正解决好“依靠谁，团结谁，打击谁”这一重大问题。因此，一直坚持、善于进行阶级分析的毛泽东同志在指出分清敌友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之后，紧接着就进一步强调：“我们要分辨真正的敌友，不可不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经济地位及其对于革命的态度，作一个大概的分析。”随后，他根据当时中国社会的实际情况和现实的阶级状况，坚持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将中国社会阶级主要分为地主阶级和买办阶级、中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半无产阶级、无产阶级等，并进行了深入的科学分析，引导大家对各阶级的阶级属性、阶级本质有了深刻认识。
究竟谁是我们的敌人，这是当时不少人认识模糊甚至错误的一个大问题，也是党的建设、中国革命必须弄清楚的一个重要问题。毛泽东同志对这个问题早就在深入思考，李大钊、周恩来等其他领导同志也对这个问题有关注和思考。1925年冬天，毛泽东同志在《〈政治周报〉发刊理由》中就指出，“我们为了革命，得罪了一切敌人——全世界帝国主义，全国大小军阀，各地买办阶级、土豪劣绅，安福系、研究系、联治派、国家主义派等一切反动政派”，罗列出了当时革命的主要敌人，号召大家起来打破反革命的宣传。在《国民党右派分离的原因及其对于革命前途的影响》一文中，通过分析国民党党员社会阶级的属性，指出“帝国主义为领袖，统率买办阶级、大地主、官僚、军阀等大资产阶级组织反革命联合战线”是革命最主要的敌人，必须与他们坚决斗争。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首先分析了地主阶级和买办阶级，指出他们是极端的反革命派，反动性是其根本属性。不仅指出他们完全是附属于帝国主义、国际资产阶级的附庸，而且进一步指出：“这些阶级代表中国最落后的和最反动的生产关系，阻碍中国生产力的发展。他们和中国革命的目的完全不相容。特别是大地主阶级和大买办阶级，他们始终站在帝国主义一边，是极端的反革命派。”这就是明确告诉大家，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依靠反动的国家政权和外国帝国主义势力发展起来的、以国家主义派和国民党右派为政治代表的地主阶级和买办阶级是我们最主要的敌人，他们投靠帝国主义和国际资产阶级，仇视、反对中国共产党和共产主义，是地地道道的反动派，是极端反革命，必须深刻认识和高度警惕其巨大危害性。即使其阵营中的极少数人可以被争取转变为我们的暂时或长久的朋友甚至成为革命者，但其本质不会改变，对其整个阶级决不能抱有任何幻想。
以民族资产阶级为代表的中产阶级是中国革命中不可忽视的一个重要阶级，是当时国民党的重要组成部分甚至主体，也是最容易变化、最容易动摇的一个阶级，两面性是其最重要、最显著的特点。但是，当时的革命形势也决定了我们党必须与中产阶级既联合又斗争，陈独秀等党中央领导同志虽然也意识到中产阶级整个阶级是靠不住的，但也只能选择与其合作，这就更要求全党乃至愿意革命的国民党左派等要从阶级本质上对中产阶级的两面性有一个清醒的认识。虽然第一次国共合作在一个时期内汇聚起革命统一战线的强大合力，但由于国共两党的宗旨与所代表阶级利益的不同，革命统一战线随时都有分裂乃至破裂的可能。为了让更多人认清民族资产阶级的本质，毛泽东同志首先指出了其对中国革命的左右摇摆、相互矛盾的态度：“他们在受外资打击、军阀压迫感觉痛苦时，需要革命，赞成反帝国主义反军阀的革命运动；但是当着革命在国内有本国无产阶级的勇猛参加，在国外有国际无产阶级的积极援助，对于其欲达到大资产阶级地位的阶级的发展感觉到威胁时，他们又怀疑革命。”并引用了一个自称为既反对国共合作又反对工农革命运动的国民党元老之一戴季陶“真实信徒”的言论，刻画了这个阶级的矛盾惶遽状态和既利用又反对共产党的本质，并进一步结合国际国内形势指出这个以实现民族资产阶级一阶级统治的国家为政治主张的阶级的企图是完全行不通的，以其本阶级为主体的“独立”革命思想只能仅仅是一个幻想，没有“独立”余地的中间阶级一定会很快分化，要么是向左跑到革命派队伍中，要么是向右跑到反革命派队伍中去，并且其中相当一部分人会叛变革命成为我们的敌人。我们不仅要采取“又联合又斗争”的策略，积极做工作以尽最大可能防止中产阶级蜕变为反革命派，并尽可能多地争取其更多人同情、支持革命甚至转变为革命者，更要注意“以两手对两手”，警惕他们背叛革命乃至采取反革命行动。如果孙中山没有那么早去世，我们党也许可以通过一个长时期的合作改造国民党，但孙中山的去世让第一次国共合作失去了最重要的核心人物，国民党内部各派系力量的争斗尤其是国民党反动派更是裹挟着第一次国共合作快速走向失败。而蜕变为反革命派的中产阶级和地主阶级、买办阶级乃至帝国主义势力勾结起来则对革命的危害更大，再加上英、美、日等帝国主义国家越来越重视采用分化革命统一战线的新策略，更使得这种勾结往往是必然的，这也决定了中国革命的复杂性、艰巨性。蒋介石、汪精卫等国民党反动派在1927年先后叛变革命就印证了毛泽东同志警醒的准确性，但令人心痛的是，陈独秀等人却长期对其抱有幻想甚至心存侥幸，导致仅仅从1927年3月到1928年上半年就有31万多名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共产党员由大革命高潮时期的近六万人急剧减少到1927年11月的一万多人。这些在今天依然让人触目惊心的数据警示我们，真正的共产党人任何时候都不要忘记中国资产阶级的两面性，要加强对资产阶级的教育、引导和管理，警惕其动摇甚至背叛。
主要以“自耕农，手工业主，小知识阶层——学生界、中小学教员、小员司、小事务员、小律师，小商人等”为主体的小资产阶级在当时也是一个在人数上、阶级性上都必须高度重视的阶级。毛泽东同志将其分为三个不同的部分，并结合经济地位、对革命的态度等对其进行深入剖析。一是有余钱剩米的小资产阶级的右翼，他们不仅胆小怕官，而且有些怕革命，“对于革命取怀疑的态度”。这部分人在整个小资产阶级队伍中虽然只是占少数，但由于其两面性较强，其存在的潜在危害性是最大的，必须高度警惕。二是在经济上大体上可以自给、对革命取中立态度的人数最多的一部分，虽然受帝国主义、军阀、封建地主、买办大资产阶级的压迫和剥削，但又不肯贸然参加反帝国主义反军阀的运动，总体上是既不革命也不反革命。由于这一部分人数大概占小资产阶级的一半，如何争取他们的同情、支持甚至参加革命是必须认真解决好的一个重要问题。三是生活下降甚至负债渐多、渐次过着凄凉日子的小资产阶级的左翼，这些数量不小的群众在革命运动中的地位也比较重要，一定要想办法使较倾向于革命的他们参加革命并努力成为真正的革命者。随后，毛泽东同志进一步指出，虽然上述三个部分在平时对于革命的态度各不相同，但都是我们党应该积极争取的革命力量。后来小资产阶级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伟大革命实践中的表现不仅印证了这个分析的准确性，也为我们党有针对性地做好他们的转化工作提供了科学指引。 毛泽东同志又深入分析了半无产阶级、无产阶级这两个事关中国革命前途命运的重要阶级以及游民无产者。所谓的半无产阶级主要包括五种：绝大部分的半自耕农、贫农、小手工业者、店员、小贩。其中，绝大部分的半自耕农、贫农是当时农村中一个数量非常大的群体，他们极易接受革命宣传，从其经济状况的上、中、下三个细别可以分析其革命性的区别。无产阶级在人数上虽然不多，但“却是中国新的生产力的代表者，是近代中国最进步的阶级，做了革命运动的领导力量”，在中国革命中处于非常重要的地位。毛泽东同志从人数集中、经济地位低下等方面剖析了无产阶级不仅革命性坚决、彻底，而且特别能战斗。由于我们党从成立伊始就非常重视以现代工业无产阶级为代表的无产阶级，大部分同志在这个问题上认识是比较清楚的。1923年6月，李大钊同志在党的三大上发表关于国共合作问题的意见时就明确指出：“过去和将来国民运动的领导因素都是无产阶级，而不是其他阶级。”但在国民党内不少人排共、反共，帝国主义势力、地主阶级、买办阶级等联合反共的情况下，要真正实现革命运动的领导力量是非常不容易的。数量不小的游民无产者是人类生活中最不安定者，处置这一批人是中国困难的问题之一。他们主要是失去了土地的农民和失去了工作机会的手工业工人，在各地有“三合会”、“哥老会”、“大刀会”、“在理会”、“青帮”等秘密组织，既很能勇敢奋斗也有破坏性，一旦滑向反革命阵营危害极大，而要转变他们则有较大难度。如果引导得当，可以将他们转变为革命力量。为了革命胜利，也必须这么去做。
在深入地分析了当时各个阶级的经济地位以及他们对于革命的态度后，毛泽东同志从总体上进行了深刻、全面、精辟的概括：“可知一切勾结帝国主义的军阀、官僚、买办阶级、大地主阶级以及附属于他们的一部分反动知识界，是我们的敌人。工业无产阶级是我们革命的领导力量。一切半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是我们最接近的朋友。那动摇不定的中产阶级，其右翼可能是我们的敌人，其左翼可能是我们的朋友——但我们要时常提防他们，不要让他们扰乱了我们的阵线。”从而进一步引导全党乃至更多革命者清醒认识到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深刻认识到中产阶级的两面性和中国阶级状况的复杂性，丢掉不必要的幻想，敢于、善于进行阶级斗争，更好地为革命寻找可依靠、可联合的力量指明努力方向和科学路径，使得可以更好地进一步壮大我们的力量、联合更多的同盟力量来更坚决地打击、消灭我们的敌人。这也成为我们党在后来的土地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乃至新中国成立时期解决农村问题乃至整个中国问题的重要遵循，也是我们今天应该牢记的重要遵循。同时，也推动更多人通过认清中国阶级状况的复杂性，认识到阶级斗争的长期性、艰巨性、复杂性，从而努力保持清醒认识，夺取中国革命乃至世界革命的伟大胜利。直到今天，阶级观点、阶级分析的方法仍然是我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一把金钥匙，清醒认识当代中国的阶级状况仍是所有共产党人应有的政治清醒。习近平总书记在2014年2月17日的一次重要讲话中强调：“看待政治制度模式，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立场。马克思主义政治立场，首先就是阶级立场，进行阶级分析。”这就要求全党同志一定要站对、站稳阶级立场，重视并用好阶级观点和阶级分析方法这把金钥匙，这样才能站稳阶级立场，真正做到立场坚定、是非鲜明，真正看透问题、抓好工作，夺取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的更多新胜利。
三、农民问题是中国革命和建设中最重要的问题之一
非常重视农民问题，是在农村出生、成长的毛泽东同志一生努力的重点；努力解决农民问题，是毛泽东同志一生最重要的牵挂之一。这不仅和农民出身的他深知农民的疾苦有关，更是因为他深知解决好农民问题对中国革命的极端重要性。我们党成立之初虽然已经意识到农民问题比较重要，但由于当时更重视工人运动，再加上右倾机会主义、“左”倾机会主义的影响，农民问题一直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为了让大家对农民问题真正重视，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毛泽东同志对与农民关系密切的半无产阶级进行了重点分析，指出“所谓农民问题，主要就是他们的问题”，分析了和农民问题相关的地主阶级、小资产阶级、无产阶级、游民无产者等。在此后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等文章中，毛泽东同志进一步剖析农民问题，再加上他亲自领导开展的一系列农民运动，通过率先垂范使大家深刻认识到，农民才是中国无产阶级最广大、最忠实的同盟军，农民问题是中国革命和建设中最重要的问题之一，必须高度重视和努力解决好农民问题。 从小就深知农民疾苦的毛泽东同志在湘乡县立东山高等小学堂、湖南第一师范学校学习期间就非常关注农民问题，建党之后更是把农民问题放在非常重要的突出位置，不仅亲自参加了领导农民运动的一系列伟大实践，而且对农民问题的高度重视是一以贯之的。1923年6月中旬，他出席党的三大并在大会上发言，介绍湖南农民和工人运动的情况，强调农民问题的重要意义。正是他在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上首次郑重提出并再三强调，才使得全党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农民运动、农民问题的极端重要性，并越来越认同他强调的农民问题是中国革命必须高度重视的最重要问题的思想。1925年2月6日，他带着爱人杨开慧同志以及两个孩子回到韶山，一边养病一边深入农民中进行社会调查，了解农民的生产、生活情况和农村的阶级状况等。同时，也向他们讲述国家的政治形势，农民穷苦的原因和摆脱贫困的办法等，启发他们的思想和提高他们的觉悟。创办了农民夜校，成立了数十个乡雪耻会和中共韶山支部，积极发展党员、团员和加强党团的组织建设，积极组织农民开展“平粜阻禁”谷米斗争并取得了胜利。这不仅让他对农民问题有了更深入的了解，而且也推动着他在领导农民的实践中对农民问题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为写好《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他在1925年11月21日填写《少年中国学会改组委员会调查表》时这样写明本人学业：“研究社会科学，现在注重研究中国农民问题。”他不仅注重从理论上深入研究农民问题，更努力真正坚持理论和实践相结合推动全党乃至全国都重视和解决好农民问题。他还为1925年9月开学的第五届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讲授了关于中国社会各个阶级的分析以及农民运动等课程。在长期理论联系实际研究、领导农民运动的基础上，写出《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这样的经典文献便不足为奇了。1925年秋，他把经过修改完成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寄给陈独秀，想让他推荐在党中央机关报刊上发表，但陈独秀因为不认可他文中的观点而拒绝了他。不过他并没有灰心，在进一步认清了陈独秀思想本质的同时，他把文章投给其他报刊发表，并继续深入研究农民问题。
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中，毛泽东同志对以半自耕农、贫农为代表的半无产阶级进行了深入分析，并指出这是当时农村中数量极大的一个重要群体，提醒大家要认识到解决好半自耕农和贫农问题是解决好农民问题的关键。随后，他结合半自耕农和贫农经济状况的上、中、下三个细别对其革命性的区别进行了剖析，引导全党对半无产阶级有了比较清醒的认识。首先是革命性优于自耕农而不及贫农的半自耕农，这是在农民中有着重要影响的一部分人。由于半自耕农也属于被剥削阶级、被压迫阶级，其革命性是有的，但是因为其被剥削、被压迫的程度不严重甚至比较轻，所以其革命性又相对差一些。要引导半自耕农起来参加革命，需要更加积极努力地去发动、引导，要做的工作是比较多的。作为农村中佃农的贫农，受地主的剥削，是完全属于被剥削阶级、被压迫阶级的，并且被剥削、被压迫的程度大都比较严重，其中有一部分被剥削、被压迫的程度非常严重。毛泽东同志在这里根据贫农的经济地位把其分成两部分，引导大家认识到，贫农的革命性普遍较强，是农村革命的主力军，但由于被剥削、被压迫程度的不同和生活的艰难程度不同，贫农之间的革命性也是有差异的。我们进行的农民运动首先应该积极发动那些既无充足农具又无资金、生活极艰苦、极易接受革命宣传的贫农，进而深入发动那些有比较充足的农具和相当数量资金的贫农。依靠广大贫农积极开展农民运动，将以贫农为主体的广大农民组织起来，领导农民进行阶级斗争，推翻地主阶级的政权，消灭地主阶级的武装，建立农民自己当家做主的基层政权，不仅通过解决土地问题让农民拥有了自己的土地，而且从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多方面实现了农民的翻身解放。农民问题是中国革命的中心问题，在旧中国，谁赢得了农民谁就会赢得中国，只有我们党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下才真正解决了土地问题、农民问题，赢得了农民阶级的衷心支持和拥护，拥有了一个非常强大的同盟军。 毛泽东同志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中，对以长工、月工、零工等雇农为主体的农村无产阶级给予了高度关注，引导大家认清他们的经济地位、阶级属性等。他不仅指出了雇农既无土地、农具也无资金等的现状，而且强调“此种人在乡村中是最感困难者，在农民运动中和贫农处于同一紧要的地位”［1］8，从而让更多人认识到农村无产阶级是农村中革命性最强的，应该让他们在革命中发挥更重要的作用。再加上对小资产阶级中的自耕农、游民无产者中的失了土地的农民等的分析，毛泽东同志引导大家对农村的阶级状况有了全面、清醒的认识，为更好地开展农民运动、解决农民问题提供了科学的理论遵循、指明了正确的前进方向。
《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发表后，毛泽东同志更加重视农民问题，利用多个场合努力唤起更多的人对农民问题的进一步重视。1926年元旦当天，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农民部的《中国农民》杂志第一期上发表了他撰写的《中国农民中各阶级的分析及其对于革命的态度》，这篇文章进一步深化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的主要观点，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法，深入分析当时农村中的大地主、小地主、自耕农、半自耕农、半益农、贫农、雇农以及乡村手工业者、游民等阶级和阶层，强调自己分析社会各阶级的基本观点，即“其经济地位各不同，其生活状况各不同，因而影响于其心理即其对于革命的观念也各不同”，而且特别强调乡村中的真正统治者大地主是农民的死敌，进一步指出半自耕农、半益农、贫农是农村中一个数量、力量都很大的群体，“所谓农民问题，一大半就是他们的问题”。在文章最后，他强调组织农民就是组织自耕农、半自耕农、半益农、贫农、雇农以及手工业工人等在一个组织之中，并用争斗的方法迫使地主阶级在经济上、政治上作出让步等。在深化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的基础上，进一步引导大家对当时农民的阶级状况、革命的态度等有了更加深刻、全面的认识，不仅有利于更好地分清敌友，而且有助于更好地指导农民问题的解决。 为了进一步唤起更多的人对农民问题的重视，毛泽东同志越来越重视并将更多精力投入到农民运动中。仅仅是在1926年，1月18日，他在国民党二大上同丁君羊、侯绍裘等五位代表受大会主席团的指定对《关于农民运动决议案》进行修改时更为重视、强调农民在革命中的重要作用。1月19日大会通过的决议案明确指出：“中国之国民革命，质言之即为农民革命。为要巩固国民革命之基础，亦唯有首在解放农民。”3月，他在国民革命军第二军军官学校讲授农民问题。4月5日至7月4日，他在国民党广东省党部青年部的训育员养成所讲授农民问题并深受欢迎。5月3日，为适应全国农民运动迅猛发展和北伐战争即将开始的新形势而被扩大为培养全国农民运动干部学校的第六届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开学，由毛泽东同志任所长，招收了全国20个省区的农民运动积极分子、优秀青年学生等学员300多人，23名主要教员中就有16名共产党员。他不仅亲自给学生讲授中国农民问题、农村教育问题、地理等课程，而且还主持拟定租率、田赋、地主来源和主佃关系等36个项目来引导学生进行深入调查并认真填写。6月初，他开始为第六届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学生讲授中国农民问题，总结中国农民斗争历史，阐述了农民问题在当时国民革命中重要地位，强调“可以说中国国民革命是农民革命”，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是革命党的一个中心问题。7月，北伐战争的胜利进军，进一步推动了全国农民运动的蓬勃发展。8月14日，他参加在广州中山大学礼堂举行的中华农学会第九届年会开幕大会并致词时进一步强调：“农民是农业的根本，也就是中国的根本！”9月1日，他为自己主编的《农民问题丛刊》撰写题为“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的序言，开篇就强调“农民问题乃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等，并指出许多人至今不明白这些道理，不知道国民革命运动大部分是农民运动，没有真正重视和努力解决农民问题。他直接批评了当时有些同志只是重视去做城市里的工人、学生、中小商人等的工作，却忽视了农民运动的错误倾向，提醒大家要深刻认识到，推翻压榨农民的地主政权是当时农民运动的最大特色之一。就这样一步步引导越来越多的人深刻认识到农民问题就是中国革命的中心问题，革命党人必须加强对农民运动的领导，努力解决好农民问题。在他和瞿秋白、彭湃等同志的呼吁和推动下，11月上旬，党中央决定由毛泽东、彭湃、阮啸仙、易礼容、陆沉、萧人鹄和青年团一人共七人组成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毛泽东同志任书记。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在毛泽东同志主持下拟定了《目前农运计划》，推动了他任所长的国民党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在武昌的成立，以培养更多农民运动干部。11月25日，他在《向导》周报发表《江浙农民的痛苦及其反抗运动》，批评了“以为两省乃太平富庶之区，农民并无多大痛苦”的说法，列举近几年来江浙农民自发地反对残酷的封建压榨的一系列事件。12月中旬，出席当时中央在汉口召开的特别会议，赞成湖南区委提出的应当解决农民土地问题的主张。12月20日，湖南全省第一次工人代表大会、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联合举行欢迎大会，他在会上发表题为“工农商学联合的问题”演说时指出：“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就是农民问题，一切都要靠农民问题的解决。”上述事实表明，毛泽东同志不仅自己对农民问题越来越重视，而且影响和带动了越来越多的人和他一起重视、解决农民问题。
在此后的岁月里，无论是土地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还是新中国成立以后，毛泽东同志都始终高度重视和努力解决好农民问题，并引导全党对此形成高度共识。1927年1月4日到2月5日，在实地考察湖南五县农民运动情况的基础上，他深入研究，得到了大量的第一手材料，写成了著名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回击了党内外对农民运动的种种攻击、责难，成为我们党指导农民运动最重要的纲领性文献。在1927年4月底举行的党的五大上，他提出了农民运动决议案，不仅主张尽快解决当时农民急需要解决的土地问题，而且建议要广泛地重新分配土地。1928年至1934年，在对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以及中央苏区等进行系列调查的基础上，他写出了《井冈山的斗争》、《怎样分析农民阶级》等一系列指导农民运动、土地革命的文章，主持制定了一系列有关土地改革的方针、政策、路线、法规。在延安时期、西柏坡时期和新中国成立前后，他通过给过去的《农村调查》再版写序言和跋，提醒全党要重视搞好农村的调查研究工作，通过减租减息、土地改革等一步步解决土地问题、农民问题。特别是在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他又在中国农村普遍建立高级农业合作社的基础上，发动了人民公社化运动，探索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如何解决好中国的农民问题。 改革开放后，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等中央领导同志继续探索如何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解决好农民问题，并越来越认识到毛泽东同志相关思想的重要意义和重大价值。特别是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更好地继承、坚持、发展毛泽东思想，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把脱贫攻坚摆在治国理政的突出位置并作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底线任务，率领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奋斗，夺取了脱贫攻坚人民战争的伟大胜利，为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任务作出了关键性贡献，并在此基础上更好地把农民组织起来，培育更多又红又专的新时代农民，在党的领导下凸显农民联合起来的强大力量，警惕、防止资本误导、操纵农业发展和损害农民利益，大力发展、壮大集体经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把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摆在更加重要的位置，从思想上、组织上、行动上自觉走好共同富裕道路，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步伐，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一步步完成毛泽东同志彻底解决好中国农民问题的心愿，兑现我们党对人民的庄严承诺。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文化安全与意识形态建设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兼秘书长、马克思主义研究院毛泽东思想研究室主任）
网络编辑：同心
来源：《宁夏社会科学》2021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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