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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30多年的改革开放，可以说以“变”为主旋律的。同时，当代中国又秉持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传承着“中国特色”的制度基因。
○一般来说，在遇到困难挫折的情况下容易想到解放思想，也容易去解放思想，在取得成绩高歌猛进的情况下不容易想到解放思想，也不容易去解放思想。
○不能让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越来越模糊，广大群众在社会改革、发展中的声音越来越微弱，社会改革发展目标的设定、方案的设计、措施的出台越来越经院化、越来越精英化、越来越小圈子化。
■尊重国情、强调从国情出发，作为一种科学的思维方法，来之不易
主持人：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通过的“十二五规划”建议之所以备受瞩目，在于对国情做了客观、务实的判断和科学的把握。这引起了人们对如何认识国情问题的关注。其实，如何正确认识和判断国情，如何在科学把握国情的基础上确立社会革新发展战略，一直是近代以来一个热议的话题。能否从历史的角度谈谈对此的认识？
程美东：尊重国情、强调从国情出发在今天是实事求是的科学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是中国“变”与“不变”的一个根本出发点。在近代中国史上，强调国情的特殊性本是一些保守派人士拒绝改革的一个重要依据。从鸦片战争一直到甲午战争，无论是林则徐，还是李鸿章、张之洞，虽然强调中国要变，要学习西方，仅限于器物层次，在政治、文化层次上则认为中国不必学习西方，其内在的理论依据就是中国有自己的特殊性，说穿了就是特殊国情，中体西用就是这种思想的集中体现,尤为集中在张之洞的《劝学篇》一文当中。甚至，在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一些人也以不合国情为由而拒斥之、谩骂之。
正因为如此，国情一词在“五四”前后为自由主义者、民主主义者、共产主义者所共同反感，视其为守旧分子固步自封的遮羞布。所以，李大钊、陈独秀、鲁迅、胡适都反对以国情为借口而拒绝改革进步。陈独秀的言论尤为激烈：“若是决计革新，一切都应该采用西洋的新法子，不必拿什么国粹、什么国情的鬼话来捣乱。”可以说，从晚清到民国，国情的使用频率越来越高，但各自使用的立场、动机却是不一样的。传统派以之为抵御西方文化的理论和现实依据，改革派则以其为守旧者充当工具而视之为民族痼疾、现代文明的障碍之一而对其加以猛烈的批判，这与后来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为批判教条主义而从正面的意义上来使用国情这个词语的价值取向有着彻底的差异。
■全面客观地认识国情，应当要把“历史之国情”和“近今之国情”结合起来，对历史方位做到准确地把握
主持人：对于国情的认识，由于各自的立场、动机以及时代环境的不同，可能得出不同的结论，怎样才能够比较客观、全面地认识国情呢？
程美东：每个生活在特定国家、社会的人都可以对这个国家、社会的情况有所了解、感受，甚至在某些个别的方面了解很深。但是，作为一个执政党、政府来说，不能把枝枝节节的国情简单地叠加，而必须在充分把握具体事实的基础上抽象出根本国情，否则其所推行的政策就不可能取得实效。李大钊在1915年《国情》一文中批评古德诺、有贺长雄等人的“共和不合中国国情”的论调时，就强调要全面认识国情，应当把“历史之国情”和“近今之国情”结合起来，尤其不能靠外国人的评断来判断中国的国情，其目的就是反对肢解国情，反对以偏概全。
近代以来为何出现那么多的思想流派、开出了那么多的药方？这与他们从不同的角度认识国情关系密切。保守派看到了中国传统文化教化民众、有利于治国安邦的一面，却没有看到其空洞疏阔、重人文轻科技的一面；晏阳初把“愚弱穷私”视为中国的基本国情，所以就乡村教育视为救国之途；任鸿隽看到中国人缺乏科学精神，所以致力于科学救国；胡适认为中国问题根源于“五鬼”(贫穷、疾病、愚昧、贪污、扰乱)，从中国旧有的制度文化无法解决，故而主张充分世界化、充分西化；孙中山认为清政府自私腐败，内压汉族，外媚洋人，中国之途必得先推翻清政府，故主张政治革命、社会革命次第而行。
应该承认，上述各种思想、主张都是从不同角度审视了中国国情的结果(当然也不排除其中有路径依赖的惯性、文化自恋、思维视野、利益保护等多种因素在起作用)，但在马克思主义者看来，这些都没有抓住本质，没有掌握中国的最根本的国情，这就是中国的社会性质——内有封建势力压迫、外有帝国主义侵略的半殖民半封建社会。中国共产党人正是基于这样的国情判断而开展了新民主主义革命，使得中国获得国家独立、民族解放。
■国情、世情的统一是解决中国现代化如何“变”与“不变”的基本方法
主持人：怎样在科学认识、准确判断国情的情况下实现科学地决策？
程美东：科学认识、准确判断国情并不等于就能一定实现科学地决策，不仅因为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本来就是不同层次的问题，也因为在全球化倾向越来越明显的今天，一个国家政策的科学性仅仅建立在对本国国情的认识上是不够的，还必须要建立在对世情(世界发展历史现状)的科学认识之上。
晚清传统派(顽固派、洋务派、清流派 等等)认识到了中国科技落后这个国情，但对西方政治、文化却总体上反感、不予认同或不敢认同。甚至在1898年，张之洞还认为“民权之说，无一益而有百害”，这个恐怕与缺乏世界眼光不能不说具有密切关系。而这个世界眼光对于我们制定出符合国情而又能引导我们超越国情的政策是至关重要的，它直接影响到中国的国情哪些是可以变的，哪些是不可以变的；哪些是暂时条件不具备变、将来条件具备了可以变的，哪些是现在不能变将来也无法变的；哪些要彻底地变，哪些只需要枝节地变；哪些是在形式上变，哪些是在本质上变……否则就会出现要改良中国人种、消除汉字这样的奇谈怪论来。
■西方对中国国情的一些基本的理性判断
主持人：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取得的巨大成就，也引起了西方对中国发展变化的极大关注，您能否谈谈西方对中国国情的认识和判断是怎样的？
王庆泓：在美国政界，中国在政治经济社会各方面的迅猛崛起以及美国金融危机后自身影响力的衰退，使华盛顿的大佬们意识到，“老师教学生式”的中美关系已经不现实，一种更为平等互利的新型双边关系正在酝酿中。在这种全新定位中，美国将给予中国崛起更多空间与支持，而美国所要的就是中国向美国作出一种心理及战略上的保证，保证中国的强大不以牺牲西方大国的既得安全与利益为代价。
相对于美国政界对中国崛起的保守性心态，西方学界对新型的中美关系、中西关系更具开放性与想像力。哈佛大学教授弗格森2007年首次撰文提出的“中美国”(Chimerica)概念，则创造性地阐明了，在全球化时代，作为最大消费与进口国的美国和作为最大储蓄与生产国的中国之间所构成的利益共同体关系。这种互补、互利的共生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中美双方在经济上都承担不起任何简单直接全面的冲突与决裂。这就像夫妻关系，虽然双方吵吵闹闹不断，但真的离婚可不容易。这一概念反映了美国学界对中国经济崛起的认可。
英国学者雅克从东西方关系历史演进的大视角出发，对未来的中国与西方的关系作出了大胆而深刻的预测。雅克断言，“中国绝对不会走上西方民主化的道路，只会选择一条不同于西方世界的发展模式；中国的崛起将改变的不仅仅是世界经济格局，还将彻底动摇我们的思维和生活方式。”这是对过去中西交流两百年间“现代化即西方化”偏见的颠覆，显示出西方有识之士对中华文明的洞察以及对中国崛起的期待。这对我们那些只顾埋头跟学、缺乏大局观与创造性思维的人应当有所触动。
■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以“变”保“不变”，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变”的政治方向规范着政治体制改革的“变”
主持人：我们知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是符合中国国情的、历史和人民的选择，十七届五中全会提出积极稳妥地进行政治体制改革，这对我们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有什么意义，怎样在把握国情的基础上，坚持改革的正确政治方向？
程美东：正如恩格斯所说，社会主义“不是一种一成不变的东西，而应当和任何其他社会制度一样，把它看成是经常变化和改革的社会”。中国30多年的改革开放，可以说以“变”为主旋律的。同时，当代中国又秉持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传承着“中国特色”的制度基因。当然，在这些“变”化中，中国始终坚守着“不变”，即坚定不移地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条道路的根本点就是中国特色与世界视野的有机结合，无论是在政治制度上，还是经济政策、文化政策上我们要坚持那些被实践证明是符合中国国情的内容。我们不能迎合某些人的胃口或迫于压力、利益，在这个根本问题上变来变去。就政治制度而言，像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等，是适合中国国情的，也是总结世界政治发展的经验教训而得来的。
十七届五中全会强调要积极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是推进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的重要举措。对中国民主政治建设，我想谈点认识。按照西方的标准，中国还不是他们心目中的以多党轮流执政和普选为特征的民主国家，但在他们视为民主化的国家里，有多少是中国人民所向往的呢？
广大的亚非拉美在实施西方民主制度后出现的很多问题是我们必须引以为戒的。拉美的民主政治从海地革命算起，已经206年，但是其社会发展极其缓慢，其社会的动荡尤为严重。拉美国家在独立后的150年时间里，共发生不下550次军事政变。墨西哥在19世纪不到100年的时间出现过72个执政者，其中60个靠暴力上台。玻利维亚在1825年——1952年发生过179次政变。非洲也在20世纪后半期开始了政治民主化，但同样的动荡不安。从1960——1980年代，共发生过241次政变，70次成功。在亚洲，很多实行民主制度的国家或局势动荡，或腐败不断，或军人专政。
事实证明，西方的民主制度并不能万能似地保障所有国家地区的人民都能获得自由和幸福，而中国以上述国家为鉴，独立自主地探索出了一条富有中国特色的卓有成效的民主制度。
季明：有一种现象也值得注意：有的人认为我们在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过程中产生了许多严重问题，因而借“反思”之名，否定我们所走的道路。应该看到，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全新的事业，没有现成经验可循，出现一些问题是正常的，但这些问题是前进中的问题，只能通过深化改革、加快发展来解决。如果走回头路，就意味着回到封闭僵化、回到停滞落后，结果只能是死路一条。因此，我们既不能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能走改旗易帜的邪路，只能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中国处于新的历史方位，社会的进一步发展还需要靠改革发力
主持人：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十七届五中全会因讨论“十二五规划”更多聚焦于发展的问题。但我们也注意到，五中全会对于改革的内容也讲了不少，可以说把改革提到一个新的高度。该如何理解当前坚持改革开放的重要性？
辛鸣：作为研究“十二五”发展规划的中央全会，发展是主题理所当然。但我们注意到，要想实现这些发展，把这些发展从规划蓝图变为现实的实践，需要一系列的体制、制度的配合。所以，这个问题再引申，就关涉到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上来。因此，扩大内需的发展行为背后是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而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又会牵扯到社会经济运行体制乃至政治体制的变革。五中全会的主题是发展，但着力点却在改革上，发展要靠改革发力。
季明：当代中国的发展新时期是以改革开放为标志、为核心、为动力的。在实现“十二五”的历程中，我们不能因改革开放的伟大成就而看不到前进中面临的困难和问题，也不能因前进中出现的困难和问题而动摇改革开放的决心和信心，要不断排除各种错误干扰,不动摇、不懈怠、不折腾，保证改革开放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前进。要适应国内外形势新变化、顺应人民新期待，坚定信心，砥砺勇气，坚持不懈地把改革创新精神贯彻到治国理政各个环节，继续推进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改革创新，加快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步伐，坚决破除一切妨碍科学发展的思想观念和体制机制弊端，促进现代化建设各个环节、各个方面相协调，促进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相协调，不断完善适合我国国情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我们要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拓展对外开放的广度和深度，提高开放质量，完善内外联动、互利共赢、安全高效的开放型经济体系，加强同世界各国的经济技术交流合作，继续以自己的和平发展促进世界各国共同发展。
■社会状况与时代背景的不断发展变化，客观决定解放思想是一个不变的主题
主持人：“十二五规划”是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科学的发展规划。面临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形势、新任务，我们在贯彻和落实“十二五规划”的过程中，这在思想上给我们提出了什么要求？
辛鸣：我认为解放思想这一指导思想不能变。对于解放思想的重要性，我们可以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来理解。从理论要求看，思想理论形成以后，就有着相对的稳定性，可社会状况与时代背景却在不断发展变化，客观导致思想容易滞后于现实，这就需要通过解放思想求得思想与现实的统一。
有人认为，越是困难时期，人们解放思想的要求就越强烈和迫切，但今日中国的发展处在历史上最高水平，我们的事业蒸蒸日上，欣欣向荣。很多人不禁要问，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为什么还要强调解放思想，我们还有必要解放思想吗？一般来说，在遇到困难挫折的情况下容易想到解放思想，也容易去解放思想，在取得成绩高歌猛进的情况下不容易想到解放思想，也不容易去解放思想。这一点可以从我们党解放思想的历程看得比较清楚。
比如，上个世纪70年代后期，中国社会已经到了一个比较危险的境地，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开启的第一次解放思想马上得到了全党全社会的认同，进展也很深入。
又比如，上个世纪90年代，中国经济社会的改革发展遇到了很大障碍，邓小平又一次吹响了解放思想的号角，把思想从对计划的崇拜和对市场的疑虑中解放出来，从姓“社”姓“资”的争论中解放出来，建立起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保障了改革开放持续健康地进行。
那么，在走向“十二五”的今天，我们通过解放思想究竟要破掉什么样的思想观念呢？我们今天的解放思想，我们面对的不是明确的错误思想，而是对正确思想片面的理解与认识。比如，“发展是硬道理”这一思想的正确性毫无疑义，但如果狭隘地理解为不计成本代价的发展是硬道理，问题就出现了；还比如，“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要求绝对不可动摇，但变成以GDP为中心，也就有问题了；再比如，三十年来形成的一些发展观念、发展思路、行为模式，像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的经济增长方式，过分倚重劳动力低成本的低水平发展手段，城乡和区域非均衡发展战略，等等。这些发展观念、发展思路、行为模式在过去三十年的改革发展中立下了汗马功劳，我们很多同志也已经习惯了这些观念和行为，对此还有很深的感情。
但这也正是这次解放思想的难点所在。所以在这次解放思想过程中，我们一定要明确一点，就是我们决不否认过去一些观念行为做法的历史地位与实践价值，我们这次解放思想不是要去否定什么，我们充分尊重历史。但是过去行之有效的做法只要不适应现在和未来发展要求，不适应满足人民群众的新期待，就一定要毫不犹豫地破除掉。
■政党的变化一定要坚持“变中不变”，新的历史方位让中国共产党的宗旨信仰须臾不能丢
主持人：从中国共产党建党到现在已近90年。90年来中国共产党历经革命、建设和改革，党员队伍，党所处的地位和环境，党所肩负的任务，都发生了重大变化。怎样理解新的历史方位下党的宗旨的“变”与“不变”？
辛鸣：90年来，既然政党的功能定位有了变化，目标任务有了变化，执政环境有了变化，政党当然也要发生变化。
但是政党的变化一定要坚持“变中不变”。政党是一个有特定内涵或质的规定性的客体，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内，变中必须有不变，必须有相对的稳定性，正所谓变易、简易、不易，特定阶段变化中的质的规定性是不能变的。如果我们把不能变的给变了，就会丧失根本，就是自毁长城。
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谱写新的理论篇章与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是统一的，创造新鲜经验与发扬历史传统并不矛盾。新的历史方位让中国共产党必须成为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但这并不意味着是对中国工人阶级先锋队性质的淡化，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阶级性是须臾不能丢的，丢了就会丧失根本；新的发展方式让中国共产党必须领导人民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但同样这并不意味着就是用市场原则替代党性原则，决不意味着政党有了自己特殊的利益，中国共产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须臾不能丢，丢了就是自毁长城。
■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不能变，人民群众当家做主的根本要求不能变
主持人：我们党的发展历程，其中最为宝贵的一条经验，是高度重视群众工作，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对做好群众工作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应该怎样认识新时期党与人民群众的关系和群众工作路线？
辛鸣：中国共产党的党章明确要求，党在任何时候都把群众利益放在第一位，同群众同甘共苦。十七届五中全会同样明确要求，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坚持党的群众路线，始终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中国共产党这样一遍又一遍地强调，就是一个要求，无论中国社会如何发展，对人民群众的感情不能变。
按理说，人民群众是社会发展进步的主体，这对于中国共产党人来说，是一个不需要讨论的问题，相当于自然科学中的“公理”。但我们也不得不指出，在现实的社会发展实践中，特别是一些具体的发展过程中，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越来越模糊，广大群众在社会改革、发展中的声音越来越微弱，社会改革发展目标的设定、方案的设计、措施的出台越来越经院化、越来越精英化、越来越小圈子化。
对于中国来说，我们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国家，全国13亿人民从理论上讲在政治、经济、文化权利上是一律平等的。在社会迅速发展，社会群众政治意识和权利意识逐渐提升的情况下，过于悬殊的贫富差距不仅不可能产生效率，反而会导致经济的停滞乃至社会的冲突。在当代中国，发展是硬道理，为人民发展更是硬道理中的硬道理。我们发展的成果，无论物质成果，还是精神成果，都应该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所共享，都应该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如果最广大的人民群众不能和没有实现对改革发展成果共享，就谈不上社会和谐和进步。
所以，从中国共产党的角度来说是对人民群众的感情不能变；从中国社会的角度来说就是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不能变，人民群众当家做主的根本要求不能变，国家一切权力来自于人民、一切权力属于人民的基本原则不能变。
程美东（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辛鸣（中共中央党校研究室处长、教授）
季明（国防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所副所长、教授）
王庆泓（夏威夷大学政治学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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