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10月至1936年10月，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工农红军成功进行了战略转移，这就是举世闻名的长征。长征对中国革命的进程和走向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百年党史中居于重要的地位。从长征开始至今，几十年来它始终是国外中共党史研究的重要对象。纵观80多年来的国外长征研究，既有对长征历史的宏观把握，也有对长征细节的微观考察，又有对从长征到新长征的整体分析，展现了对长征研究的多维视野，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长征这一“地球的红飘带”所承载的独特政治价值、磅礴的精神力量和厚重的文化意蕴。红军的长征发生在中国，长征的精神既属于中国也属于世界。长征是一个需要讲好也一定能讲好的中国故事。
一、整体认知与专题研究
国外对红军长征的关注和报道，自长征期间就已开始。1936年8月，瑞士籍英国传教士薄复礼（Rudolf Alfred Bosshardt）的回忆录《神灵之手》（The Restraining Hand: Captivity for Christ in China）由英国伦敦哈德尔-斯托顿公司（Hodder and Stoughton）出版发行，这是西方最早介绍红军长征的著作。同年夏，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Edgar Snow）进入陕北采访，并于1937年10月在英国伦敦戈兰茨公司（Gollancz）正式出版了《红星照耀中国》（Red Star Over China，即《西行漫记》）。这本书成为在世界上传播长征故事的第一个重要里程碑，并在其后几十年的时间里影响了几代人对长征的基本认知。80多年来，国外关于中国红军长征的研究一直没有停止，呈现出显著的阶段性特征，尤其是近年来在研究的领域和方法上均有所拓展，世界各国民众对中国红军长征的了解和认识也在不断深化。
（一）关于中国红军长征的总体认知
长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工农红军进行的一次战略性大转移，历时两年之久，行程数万华里，跨越十几个省。其场景波澜壮阔，其过程艰难曲折。国外的报道和研究对长征的总体情况多有全景式描绘，并对其性质、主题、历程等进行了揭橥阐发。
英国学者迪克·威尔逊（Dick Wilson）的《1935年长征：中国共产主义生存斗争的史诗》（The Long March, 1935: The Epic of Chinese Communism’s Survival）于1972年出版，是迄今所见第一部全面研究长征历史的英文专著。作者从历史性、传奇性、象征性三个方面对红军的长征进行了百科全书式的解读与介绍，不断强化长征是“生存的史诗”这一主题。作者认为，长征无疑是极端艰苦的，但“长征的艰苦，锻炼出了人们的纪律性和献身精神，身居领袖地位的毛泽东，遂能将共产主义运动变成前进的动力，14年以后就取得了全国胜利，把国民党赶下大海”。
美国学者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从中美关系的视角对长征历史进行了考察。在其代表作《美国与中国》（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中，他以简练的语言对长征进行了素描：“长征就是这么一回事——在不断遭受阻击的情况下，为时整整两年之久，行程达6600英里的一次撤退。”
美国作家琼·弗里茨（Jean Fritz）于1988年出版了《中国的长征，6000英里险途》（China’s Long March: 6000 Miles of Danger）一书。在她看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长征“是人类历史上极其激动人心的一幕活剧”。该书出版后，《纽约时报》发表评论文章指出：“当此中国及其亿万人民在世界舞台上的表现日益凸显之时，长征的历史是每一个美国人都应该了解并加以思考的。长征是另一时空下，由另一些人在不同的旗帜下完成的类似于我们美国革命的史诗。”
美国时代生活出版公司曾评选了公元1000年到2000年间对全人类最具影响力的100件大事，中国红军长征名列其中。他们如此介绍长征：“1934年，毛泽东带领10万名战士逃避着国民党在中国南部的势力，向北方进发。在12个月里，他们越过了18座山脉，越过了24条河流，把这次长达六千英里的艰难跋涉变成了有史以来最长的政治讲习班。当毛泽东到达陕西的时候，他的部队只剩下了8000人，但是对这些活下来的人来说，长征是光荣的象征。毛泽东震撼了亚洲和拉丁美洲，他使数以百万计的人们看到农民推翻了几百年来的帝国主义统治。”2016年，亨利·弗里曼（Henry Freeman）所著《50件大事里的中国历史》（The History of China in 50 Events），从中国12万年前出现早期人类到2008年举办奥运会的历史中选取了50件大事，其中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第一件大事就是长征。这两个案例，充分反映出国外学界对中国红军长征的历史过程和历史地位的基本认知。
（二）关于遵义会议的学术争鸣与具体研究
国外关于长征重要事件的研究中，遵义会议的关注度一直比较高。美国学者杨炳章（Benjamin Yang）和加拿大学者陈志让（Jerome Chen）曾以《中国季刊》（China Quarterly）为阵地，围绕遵义会议的若干史实问题展开过“回合式”学术论争。美国著名作家和记者哈里森·索尔兹伯里（Harrison E.Salisbury）在其名著《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The Long March：The Untold Story）中指出：“这次变动不仅仅发生在指挥层里、在长征方向上，也对整个中国共产主义革命运动产生了重要影响。很多人后来称此次会议为整个中国革命中意义最重大的事件。”如果说长征影响了中国的走向，那么遵义会议无疑影响了长征的进程，这是国外长征研究者的一致见解。
近年来，国外关于遵义会议的评价更多地关注到其在中国革命道路探索中的转折意义，并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进行比较分析，探究其背后的深层因素。在回顾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历程的一篇文章中，秘鲁共产党（红色祖国）主席阿尔贝托·莫雷诺·罗哈斯（Alberto Moreno Rojas）指出，1935年的遵义会议是一次挽救中国革命的战略转折点，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制定自己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能力。1978年12月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也具有和遵义会议同等的历史重要性。在这两次改变中国共产党命运的重要会议以及其他历史事件中，起主导作用的始终是中国共产党的卓越领导和战略远见。唯有如此，一个政党才能掌握本国现实情况，及时纠正错误并调整路线，团结一心，重新获得主动权，对历史路线进行修正。
土耳其学者杰姆·克泽尔切克（Cem Kizilcec）认为，中国共产党从幼稚到成熟，经历了艰难曲折的发展历程。在这一历程中，中国共产党付出了艰苦卓绝的努力。作者认为，在长征途中召开的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对全党的正确领导，结束了错误路线在党内的统治。经过遵义会议的转折，中国共产党和军队的建设有了更健康的发展，中国革命的道路问题、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问题得到了逐步解决。随着整风运动完成和党的七大召开，毛泽东思想被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中国共产党的发展达到了一个新的顶峰。
（三）关于长征中的重要人物和重要群体
中国共产党及其率领的数十万红军将士是长征这一历史事件的主体，也是国外关于中国红军长征研究关注的对象。对长征人物的研究中，关于毛泽东的研究成果无疑是最多的，这同他在长征时期以及之后中国历史上的地位和作用密不可分。此外，国外学界关于周恩来、朱德、张闻天、王稼祥等其他重要领导人和红军将领的研究都有所涉及，近年来关于一些重要群体如长征女红军的研究也取得了新的进展。
在关于毛泽东的研究上，埃德加·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对毛泽东用墨最多，并分别用专章进行了叙述，即第四章《一个共产党员的由来》（毛泽东自述）和第五章《长征》，而这两章可以说是书中最重要也最精彩的篇章。英国作家韩素音（Han Suyin）的《早晨的洪流——毛泽东与中国革命》、美国学者I.G.埃德蒙兹（I.G.Edmonds）的《毛泽东的长征：人类大无畏精神的史诗》等著作，都对毛泽东在长征中的作用给予了高度评价。国外学者一般认为，虽然遵义会议后，毛泽东并未担任最高领导职务，但其思想和权威已远远超出其职务，如美国学者罗斯·特里尔（Ross Terrill）认为，在遵义会议后“毛泽东的胜利是进入了政治局。他处理军务，是位于周恩来之后的第二号人物”。在他看来，毛泽东不仅为中国共产党提出了“北进”的战略，而且将党“从宗派主义的牢笼中解放出来，将他们塑造成压根就不知道马克思主义为何物的千百万中国人眼中的爱国者”，而这都成为长征胜利的重要因素。杨炳章的《从革命到政治：长征路上的中国共产党人》（From Revolution to Politics: Chinese Communists on the Long March）是国外迄今所见第一部严谨的、全面研究中国红军长征的学术专著，填补了长征研究领域的空白。作者运用政治学的方法，构建了一套独特的研究体系和模式，即用“革命理想主义”和“政治现实主义”等学术概念来解释中国共产党在地域和战略上的关键性转变。这本书很快被公认为国外研究中国红军长征和毛泽东的权威著作，2006年以《从革命到政治：长征与毛泽东的崛起》为题出版了中文版。
此外，国外学者也关注了中国红军长征中的其他领导人。费正清对长征中周恩来所起的作用给予很高评价。他认为正是在长征中，毛泽东“找到了他的一个最亲密的同事，后来做总理的周恩来。这是一个有伟大才能的神奇的人物”；“周的国际经验和他对待各种不同类型人物的圆满态度成为中共成功的一个要素。如果没有他，毛泽东不可能崛起”；“经受了长征考验的领导班子的确是紧密团结的。除了有共同的信仰和意识形态，并接受党的纪律作为他们工作的基础之外，他们是一个长期志同道合的集体。”在美国著名作家艾格妮丝·史沫特莱（Agnes Smedley）的《伟大的道路——朱德的生平和时代》一书中，她以4章篇幅对朱德在长征中的经历和作用进行了叙述。她指出，中央红军的长征里程约为两万五千里，但朱德走得还要远。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主力先行北上后，“朱将军和他的部队还在康藏边界地区多住了一年，一直到离开江西两年之后，才到达陕北”。德国学者托马斯·卡朋（Thomas Kampen）对长征时期的王稼祥给予了关注，认为他对这一时期毛泽东在中共党内的崛起和毛泽东思想的胜利作出了巨大贡献，特别是在长征途中促成遵义会议的召开和毛泽东进入军事领导层，奠定了毛泽东后来成为党的政治领袖的基础。
关于中国红军长征中重要群体的研究中，以针对女红军的研究颇为出彩。埃德加·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哈里森·索尔兹伯里的《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以及其他关于长征的著述，都对长征中的女红军有精彩的描写（比如《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的第八章就是“妇女”）。近年来，关于这一群体的研究更日渐成为一个热点问题，杨·海伦（Helen Praeger Young）的《选择革命：中国长征中的女战士》（Choosing Revolution: Chinese Women Soldiers on the Long March）就是其中的代表性成果。在这部历时16年完成的著作中，作者通过梳理22位参加过长征的红军女战士的口述历史，揭示了中国妇女在长征中的独特经历。作者通过采访认识到，这些女战士当时并没有把参加长征看作是一件意义非凡的事件，而仅仅视为她们人生中一段难忘的经历，经过长达一年的艰苦行军她们完成上级指定的任务。她们经历了千辛万苦，那是最艰难的一年，但是也许仅是漫长的艰辛岁月中的一年而已。她们给已经成为神话的长征增添了更多人性的色彩。由于选择了革命，时刻与红军和党在一起，这些女战士的生活不可避免地发生了改变，她们成为了中国现代历史上最具有传奇色彩的长征的亲历者。直到2016年，年过八旬的海伦还回忆道，红军女战士在讲述自己这些艰难经历时那种朴素、平实的心态深深打动了她，她们的成长历程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本书中的故事，在美国的大学和高中课堂里也被广泛引用。
（四）关于长征精神的特殊蕴涵与普遍意义
中国共产党在领导红军进行长征的过程中，体现和熔铸了伟大的长征精神。这种精神的力量是完成长征的重要因素，也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宝贵精神财富。迪克·威尔逊指出，长征集中体现出一种新的精神，共产党已将这种精神融入到当代中国人民的生活中，并且希望世世代代传承下去。这支军队在长征中通过集体和个人所表现出的真正大无畏精神，值得人们长期关注。他认为长征精神不仅属于中国，也属于世界，“长征已经在各大洲成为一种象征，人类只要有决心和毅力就能达到自己的目的”。
哈里森·索尔兹伯里曾借斯诺的话表达对长征及长征精神的理解：“它将成为人类坚定无畏的丰碑，永远流传于世。阅读长征的故事将使人们再次认识到，人类的精神一旦唤起，其威力是无穷无尽的。”
2005年至2006年，中国的电视连续剧《长征》在韩国连续播放3次，创下了纪录，也在韩国引发了一股“长征热”。韩国联合通讯社和《汉城新闻》《文化日报》《韩国日报》等30多家媒体对长征进行了比较全面而密集的报道，认为长征是中国共产党创造的神话，不理解长征精神，就不能理解中国。在这些媒体看来，中国红军长征是了解中国的一个窗口，通过这个窗口可以了解到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依靠长征中塑造的精神力量实现中国今天的发展成就。
在俄国学者尤里·塔夫罗夫斯基（Юрий Тавровский）看来，长征精神揭示了“中国版本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这就是说，长征是一座大熔炉，它铸造了中国共产党排除万难争取胜利的坚定不移的意志，使中国革命的航船能够历经艰难困苦而始终不渝地朝着自己的战略目标前进。他认为，所谓长征精神，就是爱国主义、对正义的信仰、自我牺牲和锐意进取的精神。这位俄国学者谈道：“高举长征旗帜并且代代相传，是一件具有极其重要战略意义的事情。”
二、宏观考察与多维解读
作为一次战略大转移的红军长征在1936年10月已经宣告胜利结束，但中国共产党人的长征仍然在路上。在长征之前，中国共产党已经走过了13年的历史，有过辉煌的发展，也有过严重的挫折；从长征出发，中国共产党又经过了13年的奋斗，领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并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外关于中国红军长征的研究中，许多学者从中国革命史视野对长征进行宏观考察，藉以评估其深远影响和重大意义。此外，研究者还对红军长征与古今中外其他“长征”进行了比较，对近年来中国的长征纪念活动进行了解读，对百年党史中长征的定位和长征事业的传承发展进行了考量。凡此种种，体现了长征研究的宏阔历史视野，对在更高层次和更广维度上把握和认识长征大有裨益。
（一）古今中外长征的比较
不论在中国还是在国外，远征故事史不绝书，“长征”（Long March）也是一个古已有之的词汇。“长征”概念多用于军事领域，一般指远距离（有时也是长时间）的行军作战，有时也引申指代其他领域的长途转移行动。以此标准衡量，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上的“长征”故事数不胜数，而红军长征只是其中一例，但又是极具代表性的一例。从埃德加·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开始，世界上关于红军长征的报道和研究中，都会有意识地将红军的长征与世界历史上其他长征行动进行比较，这种比较的结果，一般都会得出结论：红军长征是人类历史上一次无与伦比的壮举。
埃德加·斯诺认为长征是世界军事史上最伟大的奇迹之一，他在其著作中作过多次评价：“在亚洲，只有蒙古人曾经超过它，而在过去三个世纪中从来没有发生过类似的举国武装大迁移，也许除了惊人的土尔扈特部的迁徙以外”；与红军长征相比，汉尼拔率军翻越阿尔卑斯山的远征，“看上去像一场假日远足”；拿破仑从莫斯科的撤退也可与之比较，但当时拿破仑的大军“已完全溃不成军，军心涣散”。在哈里森·索尔兹伯里看来，“长征可能有一点类似犹太人出埃及，有一点类似汉尼拔翻越阿尔卑斯山，有一点类似拿破仑进军莫斯科，我也惊讶地发现它身上还有美国马车大队穿越群山和草原征服西部的影子”，但是“没有任何比拟能恰如其分地形容长征”，“长征举世无双”。2016年长征胜利80周年之际，俄国学者尤里·塔夫罗夫斯基在受访时指出，在俄语中，长征已经与长城、丝绸之路、大运河等一样，成为中国的象征。长征走过了二万五千里路，历经了整整两年时间，其间还要不间断地与拥有优势兵力的敌人作战，这是人类精神的壮举，英雄主义的集中呈现，是对自身事业正义性的坚不可摧的信仰。
在古今中外的远征行动中，红军长征就时间来说并不是最长的，也很难说是距离最远的，就战绩来说当然更称不上是最辉煌的。国外关于长征的比较分析一般认为，红军长征确实是世界军事史上的一大奇迹，“无与伦比”，“举世无双”，这主要体现在其正义性质、英雄壮举、伟大精神和深远影响上，这是其他“长征”所不能比拟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军长征，汇集了人类长征故事的精粹，彰显了人类长征精神的崇高，升华了人类长征文化的意蕴，从而跨越时空、跨越民族，成为人类长征以及有着长征共性特征的奋斗目标及过程的代名词和标志符号。
（二）中国革命史视野中长征的影响和意义
在中国革命史上，长征的时间跨度并不算长，总共不过两年时间，国外学界主要关注的中央红军长征则只有一年时间，但长征的影响却是重大而深远的，这是世界上长征研究者的共识，而且这一点随着时间的向后延伸而更加得到印证。有的西方学者指出，长征的胜利使中国共产党“从走投无路的撤退，变成走向胜利的序幕”，成为其历史上最壮丽的一页；“如果没有长征，中国今天就不是共产党的天下”。在有的学者看来，“长征简直是将革命划分为‘公元前’和‘公元后’的一条分界线。其后发生的一切事情，都要从这个举世无双的奇迹说起”。正因如此，许多西方学者从中国革命史的视野对长征的影响和意义进行了考察。
一种观点认为，长征保存了中国革命的骨干力量。从现实主义的角度考察，长征作为一次战略转移的一个成功之处，就在于它保存了中国革命的骨干力量，这成为以后革命胜利的重要条件。2016年，英国牛津大学教授拉纳·米特（Rana Mitter）坦率地指出：长征保存了中国共产党的实力，带来了日后的胜利。对于中共而言，长征的意义在于此。对于中国历史而言，如果中共在上世纪30年代被消灭，那么中国历史的一部分将会改变，在这种假设的情况下中国与日本开战，可能抵抗日军的力量会有不同，但因为中国共产党通过长征保留了自身作为独立的力量存在，这让他们在日后可以掌权，并导致20世纪中期中国历史发生了决定性的改变。意大利学者、欧洲左翼党副主席保罗·费雷罗（Paolo Ferrero）也认为，中国共产党在领导革命斗争中成功保存军事力量具有重大意义，长征则是中共领导人民军队生存和发展的不可磨灭的见证。
另一种观点认为，长征揭开了中国革命的历史新篇。中国共产党在一百年的奋斗历程中，不止一次面临困境、遭遇挫折。长征前反“围剿”的失败无疑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遭受的最重大的挫折之一，但长征的胜利使这一次挫折成为从失败走向胜利的转折。2021年中共建党百年之际，许多国外人士都从中国革命史长时段发展的视角评价了长征胜利的意义。比如葡萄牙学者塞尔吉奥·迪亚斯·布兰科（Sérgio Dias Branco）指出，在长征中，从中国的南方到北方，在国民党的“围剿”与极其恶劣的条件下，工农红军艰难跋涉了两万五千里，显示了中国革命者的坚定决心。之后，中共在陕西延安建立了革命根据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背景下，中国进行了抗日战争，收复了全部领土，但是冲突与分裂在中国大陆上仍然持续存在，直到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还有一种观点认为，长征积淀了中国革命的政治资源。美国学者莫里斯·迈斯纳（Maurice Meisner）在其著作《毛泽东的中国及后毛泽东的中国：人民共和国史》（Mao’s China and After: A History of the Peoples Republic）中指出，从政治角度考察，正是在长征中，毛泽东重新获得党和军队的领导权，把革命队伍带到了一个相对安全的地区，他们在那里可以实现其抗日誓言，从而激起中国人民的民族感情，以达到爱国和革命的双重目的。另一方面，长征的心理影响也是无形的。在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上，再没有哪一件事像红军长征及长征中的传奇事迹那样，能给予人们以极为重要的希望和信心。旅英华裔学者孙书云在2006年长征胜利70周年之际重走了长征路，并在其著作中回顾了红军长征的若干史实。她认为长征是一次伤亡惨重但意义非凡的漫长行军，对于毛泽东和中国革命而言，更是一次重大的宣传胜利。她在书中用“建国传奇”来定位长征在中国革命史上的特殊意义：“每个国家都有其建国传奇。对现代中国而言，这便是长征。”
（三）对长征纪念活动的解读
长征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宝贵遗产，因此在长征结束后关于它的纪念活动具有特殊的政治文化意蕴。对此,迪克·威尔逊指出：长征是中国人民的重要精神财富，人们对长征满怀民族自豪感，并用以提高千百万青年人的觉悟。
对中国近年来隆重的长征纪念活动，国外媒体也给予了高度关注，并从多个角度进行了解读。2016年是长征胜利80周年，国外对中国的一系列纪念活动特别是习近平主席在纪念大会上的重要讲话，都进行了跟踪报道和解读。如美国的《纽约时报》等媒体对中国学生“开学第一课”《先辈的旗帜》电视节目观看情况进行了报道，指出该节目旨在赞扬中国红军长征精神。他们认为中国共产党希望学生们学习个人和部队牺牲的故事，强调斗争和爱国主义是推动国家进步的方式。2019年5月，习近平主席在江西考察期间，在赣州市于都县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碑前敬献花篮并参观纪念馆，外媒对此进行了重点报道，指出这宣示了中国在当前形势下不惧风险挑战、走好新长征路的决心。
拉纳·米特（Rana Mitter）认为，应当从红军长征和新长征的对比中理解长征纪念的价值。今天的中国和长征发生时的中国已经很不相同了，现在中国处于和平之中，不再有内战，中国的经济总量也比当年大得多，现在中国是个消费社会。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一次大转型。米特指出，中共不断讲长征，其中一个原因是担心人们忘记中国取得今天成就的历史背景。如果不反复强调长征，人们可能看不出20世纪30年代发生的那些事和今天的联系。同那时的中国相比，现在城市化速度仍然很快，中国已经是全球经济强国之一，也在很大程度上融入了国际社会，80年前的人们无法想象到今天的情况。
尤里·塔夫罗夫斯基认为，在今天纪念长征更需要弘扬长征精神。没有长征的旗帜，中国共产党将沦为泛泛之众，失去灵魂，迷失方向。当今世界形势复杂，中国和平发展之路面临各种挑战，没有爱国主义传统和奋斗牺牲的精神，中国将难以应对新的挑战。在今天的世界，任何人都不要再幻想中国会向任何威胁中国合法权益的霸权屈服。
（四）从百年党史看长征的定位及长征事业的赓续
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世界上许多政治家和学者对中共党史的解读，都关注到了长征在百年党史中的特殊定位，并对从长征事业赓续的历史连贯性、内在一致性、现实紧迫性等问题进行了阐发，进一步拓展了长征观察的视野和深度。
保加利亚共产党人党中央委员会书记敏乔·敏切夫（Mincho Minchev）将一百年来中共的发展分为八个关键阶段，并专门对第二阶段（1927—1937）的长征展开论述，对在第八阶段（2012年至今）新长征路上中国共产党面临的问题、挑战和前景进行了分析。他指出：“中国共产党尽管会遇到困难、会犯错误、党内会有矛盾，但是，中国共产党人始终遵循一条清晰的路线前行，从不退缩。我们相信，他们现在不会退缩，将来也不会退缩。这条路线就是为了捍卫中国劳动人民和国家利益而不断奋斗。”
意大利21世纪马克思政治文化协会创始成员弗斯科·贾尼尼（Fosco Giannini）指出，“毛泽东领导的长征、抗日战争的胜利以及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都是中国共产党在不同阶段所取得的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势力，以及社会主义革命和民族独立的胜利标志。”他进一步写道：“从1921年中国共产党建党至今，已经过去一百年了。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一个世纪之后，中国共产党又向世界反帝国主义的人民提供了实现民族独立和经济富强的经验。这些宝贵的经验，来源于1919年的五四运动、二万五千里长征、抗击日本侵略、1949年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等中国共产党各阶段的斗争与探索之中，还来源于以邓小平及其继任者江泽民、胡锦涛和习近平等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不断推进的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实践中。”
阿根廷学者阿蒂利奥·博隆（Atilio Boron）认为，长征是中国共产党的一次洗礼，确立了中共中央的领导地位。在随后的几十年中，中国共产党的主要领导人都是这场艰苦的政治和军事远征的亲历者和幸存者，除了毛泽东，还有周恩来、朱德、彭德怀、刘少奇和邓小平等人。自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在一场又一场伟大的战争中，包括毛泽东领导下的二万五千里长征，中国共产党人都在不停地奋斗，以实现社会公平和民主。邓小平亦是如此，他在秉持社会公平和民主的同时，重新改造了中国的经济和社会。综观全球的政治组织，没有哪个组织能像中国共产党这样，仅仅用了一个世纪的时间，就让中国这样一个泱泱大国发生了如此深刻的变化。
三、讲好长征故事永远在路上
长征既是中国的，又是世界的。在中国以至世界范围内，长征既是过去时，又是进行时。80年多来，世界范围内关于中国红军长征的报道和研究层出不穷，慕名到中国来寻访长征路的人络绎不绝。正如习近平所说的那样，国际社会越来越多的人认为，红军长征是20世纪最能影响世界前途的重要事件之一，是充满理想和献身精神、用意志和勇气谱写的人类史诗。长征迸发出的激荡人心的强大力量，跨越时空，跨越民族，是人类为追求真理和光明而不懈努力的伟大史诗。
长征已经成为中国的一个政治文化符号。改革开放以来，“新长征”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代名词。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指出，我们这一代人的长征，就是要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近年来，“新长征”的概念在国外也得到广泛运用并被赋予多维解读。2019年5月28日，西班牙学者胡利奥·里奥斯（Julio Rios）发表文章指出，如果说1934年到1936年的长征是对中国革命生存能力的严峻考验，那么新时代的长征则是对当代中国共产党的严峻考验。中国共产党必须努力奋战以完成中国的现代化。从长征到新长征，是世界观察中国的一扇窗口和一条线索。国外对中国红军长征的关注，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长征和长征精神的普遍意义，而这一点是可以跨越时间和空间界限的。国外对中国新长征的关注，反映了对中国共产党这个百年大党所取得的辉煌成就和所积累的宝贵经验的认可与赞许。尼泊尔前总理卡德加·普拉萨德·夏尔马·奥利（Khadga Prasad Sharma Oli）指出，中国共产党胜利进行了长征，经过艰苦卓绝的斗争，凭借着强大的、有活力的、有远见和有策略的领导力，最终在1949年取得了革命的成功，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1978年开始的改革开放，激发了中国人民无穷的创造力和潜能。2013年，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为推动国际合作、实现共同发展付出了无与伦比的努力。这些都是中国当代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它们不仅关系到中国的进步和现代化，也对世界的稳定和繁荣产生了积极影响。
与国内的研究相比，国外长征研究者在研究动机、研究视野、研究方法、研究结论等方面，都有显著的不同。国外长征研究优势和长处在于，善于从中国历史以至世界历史的大视野出发考察和分析问题，善于运用历史学、政治学、文化学、心理学等多学科方法进行深度分析和比较研究，善于运用实地踏访和口述访谈等所得的一手材料。此外，生动的语言和文学的笔法，往往使其作品具有较强的可读性。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和索尔兹伯里的《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之所以能成为长征文化传播史上的经典之作，与他们在中国深入调研采访、尽可能搜集各种资料时所下的功夫密不可分。当然也要看到，国外长征研究中也不乏失真、失实、失误之处，究其原因，既有部分研究者自身立场、价值判断等方面的影响，也有历史资料局限、认知理解隔膜等方面的因素，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妨碍了国外某些长征研究和宣传的客观性、公正性和科学性。总体来看，这些问题在近年来已经有了很大改观。国外长征研究对扩大中共在国际上的影响力具有积极推动意义，对深化国内长征研究具有重要借鉴价值。
对于中国和世界来说，长征都是一场永远在路上的行程。长征是我们的昨天，新长征是我们的今天，关注长征和新长征，也就是在关注我们共同的明天。这或许是长征研究最大的现实意义。
（作者简介：韩洪泉，国防大学政治学院）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新时代长征文化的弘扬与发展研究”（19BKS122）的研究成果）
网络编辑：同心
来源：《国外理论动态》2021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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