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80—90年代，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的俄国，各种社会矛盾更加尖锐地表现出来，社会思潮纷至沓来，政治派别林立。这一时期，围绕“俄国资本主义的命运问题”，列宁同俄国各政治流派展开了激烈的交锋。其中，自由主义民粹派抛弃旧民粹主义的革命理论，主张避开资本主义，通过自己独特的道路走向社会主义；“合法马克思主义”披着马克思主义的外衣，极力颂扬和赞美资本主义；党内“经济派”推崇伯恩施坦主义，主张走资本主义改良的道路。基于俄国社会发展的历史状况，列宁在与非马克思主义思潮斗争的过程中，阐明了俄国资本主义发展的规律和特点，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指明了俄国革命的发展道路。重温列宁早期对俄国非马克思主义思潮的批判，以及他在对待资本主义问题上提出的重要论断，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一、对俄国民粹主义“非资本主义道路”的批判
19世纪末的俄国正处于一个大变革时期。在这场变革中，以小生产者为代表的民粹主义为建立和维护小生产者的生产方式，极力否定资本主义经济产生和发展的普遍性，抹杀俄国出现资本主义的既定事实，认为俄国存在自身发展的特殊的历史条件，俄国的出路是通过村社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列宁通过对民粹主义“环境决定论”“国内市场狭窄论”及“主观社会学”的批判，全面揭露了民粹主义的错误实质，论证了俄国走上资本主义道路的可能性与必然性。
（一）批判民粹主义的“环境决定论”
民粹主义否认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普遍性的重要依据在于，他们认为俄国不具备发展资本主义的客观条件，而马克思关于从封建生产方式必然过渡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论断亦与俄国的经济状况相悖。民粹派说道：“我们不要英国的经济成熟性，俄国人的胃消化不了它。”他们认为俄国既没有达到西欧国家的生产力水平，也没有适合资本主义发展的天然条件。瓦西里·巴夫洛维奇·沃龙佐夫（ Василий Павлович Воронцов）认为，即使俄国具备发展资本主义生产形式的条件，但这些有利条件最终的结果却是“全部可耕地目前已呈现出牧草贫瘠、一片荒芜的景象，原因是自然草场已全部翻耕又无人播种牧草”。由此，俄国民粹主义者认为，俄国永远不可能达到像欧洲那样的生产力水平，只能走通过村社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道路。
针对民粹派提出的“环境决定论”的思想，列宁在《农民生活中新的经济变动》《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等著作中进行了尖锐的批判。其一，在列宁看来，1861年农奴制改革后，经济落后的俄国就已出现资本主义萌芽。列宁在1893年撰写的《农民生活中新的经济变动》中从资本主义商品经济总的背景出发，阐释了农业资本主义产生和发展的过程，揭示了村社农民中“直接的剥削”关系，从而科学地粉碎了民粹主义关于俄国自然环境不适合发展资本主义的谬论。列宁在《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一书中指出，正是社会分工把村社农民分化为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打破了俄国农村原始的村社状态，形成了资本主义经济结构。其二，列宁认为，从19世纪末20世纪初俄国农业、工业等发展状况来看，“农民手工业虽然总的情况很可怜，作坊规模很小、劳动生产率极低、技术简陋、雇佣工人不多，但其中已经有了资本主义”。列宁深刻揭示了俄国农村传统的宗法制经济在资本主义冲击下已然开始瓦解、逐步走上资本主义道路的事实，并以此来驳斥民粹派叫嚷俄国不具备发展资本主义的气候、交通等条件的说法。在列宁看来，民粹主义固守“俄国村社社会主义”道路，脱离俄国社会发展实际的思想，最终只会陷入“空想社会主义”的窠臼。
（二）批判民粹主义的“国内市场狭窄论”
1861年农奴制改革后，俄国就是否走资本主义道路展开了激烈讨论。其中以小资产阶级为代表的民粹派声称，无论从国内还是国外来看，资本主义都不可能在俄国实现。民粹主义认为，小生产破产和分化导致国内市场逐渐缩小，又由于很晚才走上资本主义道路，在与西欧资本主义国家竞争中，俄国根本不具备拓展国外市场的优势。因此，民粹主义得出“国内市场狭窄论”的结论。
针对以上观点，列宁逐一进行回击，为俄国革命理论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在列宁看来，改革后俄国小生产者的分化造成一部分生产资料从小商品生产者手中游离出来，这些生产资料被新的资本家占有，由于新的商品生产，新产品又扩大了国内市场。同时，资本家在生产过程中又向市场提出了工具、原料等生产资料的需求，扩大了消费市场，即“我国农民在改革后时代遭受大量剥夺的结果，不是缩小而是增加了全国总生产量和扩大了国内市场”。列宁指出，决定国内市场份额扩大或缩小的是生产消费而非个人消费。民粹主义者从单纯的抽象的理论出发，注定走向空想的乌托邦。此外，列宁还指出：“所谓实现问题，就是如何为每一部分资本主义产品按价值和物质形态在市场上找到替换它的另一部分产品。”质言之，实现问题归根结底是由各部门之间分配的比例决定的，不应将其与对外贸易结合在一起，这样只会顾此失彼。列宁在批判民粹主义“国内市场狭窄论”的同时，也批判了民粹主义关于资本主义的发展造成“人民贫困化”的错误理论。列宁认为，小农破产是资本主义发展的自然现象，是农民因需要钱而过分扩大耕地的结果。列宁在《论所谓市场问题》中指出：“关于我国工业将因市场不够而毁灭的哀号，不过是我国资本家欲盖弥彰的骗人伎俩。”列宁认为：“只有具备漫无涯际的民粹派的空想和稚气，才能把关于市场的哀号（这是已经十分强壮并已经神气起来的资产阶级的鳄鱼眼泪）当做我国资本主义‘无力’的证明！”在这里，列宁尖锐地揭露了民粹主义的错误实质。列宁强调：“‘人民大众的贫穷化’（这是民粹派所有关于市场的议论的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不仅不阻碍资本主义的发展，相反，它本身就反映了资本主义的发展，是资本主义的条件并且在加强资本主义。”基于此，列宁以社会分工为基础，立足于俄国社会发展的实际，科学分析了小生产者破产同国内市场的关系，对民粹主义进行了有力的批判。
（三）批判民粹主义的“主观社会学”思想
俄国民粹主义从主观唯心主义社会学出发，将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看成是一种“偶然的”“人为的”“不幸的”的现象。他们坚信俄国的特殊性，试图通过村社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认为农民的本性就是倾向于社会主义的，社会主义因素早已固定在农民的意识中。
列宁认为，民粹主义的“主观社会学”是一种“反动的空想”，是脱离现实主义的带有浪漫主义色彩的虚构“幻想”，是“他们对社会的（或历史的）唯物主义的不理解”。列宁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对其予以批判。
其一，列宁从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出发，探究和考察俄国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规律，阐明俄国资本主义的演进过程，彻底粉碎了民粹主义的资本主义“破坏论”。其二，列宁指出，民粹派将“人的本性”作为判断社会现象的标准是完全错误的。在列宁看来，“历史唯物主义确认人的行为的必然性，屏弃所谓意志自由的荒唐神话，但丝毫不取消人的理性、人的良心以及对人的行动的评价；历史必然性的思想也丝毫不否定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但是个人的活动只有符合历史规律，而且汇合到人民群众的斗争中去，才能取得重大成果”。在这里，列宁明确指出，民粹派的观点实际上是企图按照主观意志改变历史发展方向的妄想。其三，列宁指出民粹主义理论内部的矛盾性：一方面将农民看成革命的主要力量，重视农民的作用，声称“一切为了农民”；另一方面却将农民看成“乌合之众”，将广大人民群众说成是“群氓”。列宁强调，只有正确认识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规律，了解人民群众在人类历史长河中的作用，才能避免落入空洞的幻想、偏离现实生活的轨道。因而，民粹主义的悲剧就在于“生活脱离了他们，他们也脱离了生活”。
总之，列宁清醒地认识到，必须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发展经济，否则，经济建设就会偏离轨道、步入歧途。列宁客观分析了俄国社会实际情况，剖析了俄国农业、工业等经济状况，进一步强调社会生产方式的基础性作用以及人民群众的历史地位和作用，肯定了无产阶级在斗争中的革命性，阐明阶级斗争是阶级社会发展的动力，认为俄国“要摆脱这个社会只能有一条从资产阶级制度本质中必然产生的出路，这就是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列宁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对民粹派的“环境决定论”“国内市场狭窄论”“主观社会学”等错误观点进行有力回击，深刻揭露民粹派“相信俄国生活的特殊方式和村社制度”的根源在于错误的唯心主义历史观，使人们认清民粹主义的理论实质，自觉抵制民粹主义错误思想的影响和危害。列宁在对民粹主义“非资本主义道路”观点的批判中进一步指明了俄国资本主义发展的方向以及俄国无产阶级政党的任务，也极大地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在俄国的传播和发展。
二、对“合法马克思主义”“资本主义永恒论”的批判
19世纪末的俄国，各种社会思潮层出不穷。“合法马克思主义”是俄国自由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倡导的政治思潮，主要代表人有彼得·伯恩哈多维奇·司徒卢威（ Петр Бернгардович Струве）、谢尔盖·尼古拉耶维奇·布尔加柯夫（Сергей Николаевич Булгаков）、米哈伊尔·伊万诺维奇·杜冈-巴拉诺夫斯基（Михаил Иванович Туган-Барановский）等。“合法马克思主义”一方面和列宁等马克思主义者站在一起批判民粹主义，另一方面走向另一个极端，即极力美化资本主义制度，颂扬资产阶级。“合法马克思主义”实际上是披着马克思主义的“合法外衣”行反马克思主义之实。列宁对“合法马克思主义”的“俄国农业人口过剩”“土地肥力递减规律”“小农经济稳固论”等错误理论展开了批判，揭露其思想的虚伪性和迷惑性，使人们正确认识资本主义产生、发展、灭亡的规律性，科学把握俄国资本主义发展的特殊性，清楚认识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作斗争的必然性。
（一）批判“合法马克思主义”的“俄国农业人口过剩”理论
司徒卢威在《俄国经济发展问题的评述》中将导致“俄国农业人口过剩”的原因归结为“人口增殖和生活资料不适应”，他从“人口增长与土地的肥沃程度成正比”“地少”“生产不足是我国国民经济中基本的和主要的事实”等方面论证了自己的观点。
对此，列宁在其批判“合法马克思主义”的第一部作品即《民粹主义的经济内容及其在司徒卢威先生的书中受到的批评》中对司徒卢威的观点一一进行了驳斥。列宁首先批判了司徒卢威的“土地肥力与人口增长成正比”的观点。在列宁看来，一方面，司徒卢威得出“人口增殖和生活资料相适应的规律”依据的资料太少，不具有说服力；另一方面，如果将人口过剩简单地归结于“适合自然经济”，那同样有理由认为，这种人口过剩是更加适合农奴制经济的。实际上，人口增长缓慢并不在于没有足够的生产生活资料，根本原因是绝大多数生产生活资料都被大地主大资本家操控。而司徒卢威的错误在于“忽视历史上特定的社会关系体系及其发展阶段而按照人口增殖和生活资料相适应的公式来建立抽象的人口规律”，没有意识到资本已经侵入农业经济且尚处于不发达阶段的事实，进而完全否认了人口过剩的资本主义性质。其次，列宁批判民粹派的“地少”理论犯了抽象“简单”的毛病。列宁认为：“民粹派这种‘地少’的陈腐议论未必有什么科学意义，它除了可以当做‘善意的言论’……未必能有什么别的用处。”司徒卢威关于“地少”的观点实际上是忽视了当时具体的社会经济关系，即资本主义的经济关系。最后，列宁批判了司徒卢威客观主义的狭隘性和模糊性。列宁指出，正是由于司徒卢威忽视了资产阶级农业发展过程中形成的各个阶段，忽视了阶级矛盾，最终才陷入关于农民的自相矛盾的议论中。
（二）批判“合法马克思主义”的“土地肥力递减规律”理论
“土地肥力递减规律”是指土地的收益会随着土地肥力的减退而依次递减。这种理论的实质是掩盖资产阶级剥削劳动人民，为资本家辩护。布尔加柯夫等人继承和发展了这种观点。
首先，为了使“土地肥力递减规律”具有普遍意义，布尔加柯夫提出用人的劳动代替自然力量。他说：“从前是自然界的无偿赐物的东西，现在却要人来生产了。”布尔加柯夫等合法马克思主义者认为随着时间的推移，人逐渐征服自然，开启人工生产过程。对此，列宁指出，合法马克思主义者已经堕落到庸俗经济学的水平，布尔加柯夫“是在开倒车，倒退到用虚构的‘永恒规律’来掩盖社会关系的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那里去了”。在列宁看来，布尔加柯夫的“土地肥力递减规律”是在抛开技术水平和生产力状况的基础上得出的错误结论。这种离开技术和生产的实际，高谈“土地肥力递减规律”只会偏离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轨道，落入旧政治经济学抽象的、永恒的陷阱。其次，布尔加柯夫将技术的进步看做“暂时”的趋势，不承认技术进步对农业发展的影响，将工人生活的困难归因于自然界。针对此种论调，列宁指出，资本主义在俄国的发展加剧了农业中小生产者的破产，这些破产的农民只能通过租用地主或资本家土地的方式赚取生活资料。由于地租价格高昂，贫苦农民愈加贫穷。此外，农产品价格的上涨、市场竞争的加剧，使越来越多破产的小生产者不得不沦为雇佣工人。可见，造成俄国工农群众贫困的真正原因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因此，列宁说：“资产阶级的辩护士自然要设法回避农业落后的社会原因和历史原因，而把这种落后归咎于‘自然力的保守性’和‘土地肥力递减规律’。这个臭名远扬的规律所包含的无非是辩护术和糊涂思想。”
（三）批判“合法马克思主义”的“小农经济稳固论”
以布尔加柯夫为代表的合法马克思主义者鼓吹资本主义农业中小生产的优越性，极力扼杀社会化大生产优于小生产的既定事实，大肆宣扬小农经济在资本主义农业中的“稳固性”，鼓吹“小农经济稳固论”，赞美资本主义，反对马克思主义，抹杀现实的阶级矛盾。针对“合法马克思主义”者的错误观点，列宁一一进行了深刻的批判。
首先，在合法马克思主义者看来，机械生产因素同活的生产因素是对立的。他们坚信自然在生产中的主宰作用，因为劳动工具“掌握在自然－母亲的手里”。对此，列宁强调，机器在农业中早已推广开来，且对农业起着强有力的改造作用。又有谁不知道蒸汽犁、条播机、脱粒机等都在使工作更加“可靠和精确”？其次，针对合法马克思主义者提出的“独立农户的增加”说，列宁通过大量的数据分析得出，德国大部分农民都在从事副业，只有少数不从事副业的农民；与此同时，社会分工促使农业开始与其他行业相结合，这势必造成农民的阶级分化，雇佣劳动、小商品行业日趋发展，也就意味着农民的独立性愈来愈少，小农经济逐渐被打破。最后，合法马克思主义者宣扬小农户的“稳固性”。他们认为，小农勤恳、吃苦耐劳的品质是他们长期保持稳固性的根源所在。针对这一点，列宁指出他们是在拿“中等农民”粉饰“农民”这个概念。质言之，布尔加柯夫等人在通过偷换概念的方式掩盖资本主义条件下农民分化的事实，掩盖大多数人的无产阶级化，从而达到混淆视听的效果，是完全错误的。
无论是“俄国农业人口过剩论”，还是“土地肥力递减规律”理论，抑或是“小农经济稳固论”，究其根本皆是“合法马克思主义”用来颂扬资本主义，反对工农联盟的“遮羞布”。对此，列宁一针见血地指出：“资产阶级哲学家最大的特点，就是把资产阶级制度的范畴看做永恒的和自然的范畴；因此，他们对资本下了这样的定义，例如，说资本是为了继续生产而积累的劳动，即认为资本是人类社会的永恒范畴，从而抹杀历史上一定的特殊的经济形态……”也就是说，合法马克思主义者仅从资本主义条件下生产力的发展、经济的进步等方面阐述和理解资本主义，完全忽视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历史暂时性，即“在这种经济形态中，由商品经济所组织的这种积累的劳动落到不劳动的人的手里，并被用来剥削他人的劳动”。换言之，“合法马克思主义”无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空谈资本主义“完美论”的错误论调注定是与马克思主义背道而驰的。列宁在对合法马克思主义者否认资本主义必然灭亡观点的批判中，深刻阐明了马克思关于阶级斗争、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在列宁看来，否认资本主义必然灭亡对于无产阶级是非常危险的，无产阶级必须坚持不断革命的理论，充分认识到必须在完成资产阶级革命的基础上继续革命，进行推翻资本主义的斗争，才能实现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目标。
三、对俄国党内“经济主义思潮”的批判
20世纪初，俄国社会矛盾日益尖锐，反对沙皇专制制度的群众性运动日益高涨，与此同时，俄国社会中存在的三个主要政治派别，自由派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民主派、无产阶级革命派都在推行自己的政策和纲领。其中，推崇伯恩施坦主义的俄国经济派在社会民主工党内一时占据优势，成为当时建立马克思主义新型政党的严重障碍。对此，列宁主要从以下三个方面展开了批判。
（一）批判“经济派”的“工人运动自发性”思想
19世纪90年代中期，在社会民主工党内出现的“经济派”将一切都归咎于物质环境，抬高经济斗争，贬低政治作用，对社会主义意识视而不见，否定党在工人运动中的领导作用。“经济派”在《工人思想报》上说道：“……工人运动如此富有生命力，是因为工人终于从领导者手里夺回了自己的命运，由自己来掌握了……”在这里，“经济派”完全忽视领导者（社会民主工党）的领导作用，毫不掩饰地宣扬工人本身强大的生命力——自发性。
基于此，列宁鲜明地指出“经济派”实际上是国际机会主义的变种，这就决定“经济派”抹不掉改良主义的实质。列宁指出，“经济派”由于不清楚自发和自觉因素的关系，以致于认识不到当前面临的最大问题是缺少具有很高理论修养的思想家（即马克思主义革命家）。在列宁看来，工人自己是不可能自发产生社会民主主义意识的，必须从外部灌输给他们，因此，社会民主党人的任务就是反对自发性，防止工人有任何脱离和轻视社会主义思想体系的行为，打消工人工联主义的自发倾向。俄国必须改变“现有的东西”（即沙皇专制制度），反对崇拜这个现有的东西，且反对同它调和。“经济派”恰恰忽略这一点，盲目崇拜工人的自发性，做运动的尾巴。列宁在深刻批判“经济派”“工人运动自发性”思想的基础上，进一步阐述了新型无产阶级政党在工人运动中领导作用的重要性。列宁认为俄国社会主义运动取得胜利的关键在于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列宁详尽剖析了新型无产阶级政党在革命运动中的领导地位，深刻揭露了“经济派”的机会主义实质。1902年，列宁在《怎么办？（我们运动中的迫切问题）》一书中全面阐述了建立新型工人阶级政党的思想，揭露了“经济派”鼓吹经济斗争，贬低社会主义意识的改良主义实质。列宁阐述了马克思主义政党作为工人运动领导者的重要意义，强调马克思主义政党必须清楚地意识到先进理论的重要性，“社会主义自从成为科学以来，就要求人们把它当做科学来对待，就是说，要求人们去研究它”。
（二）批判“经济派”的“工联主义政治”思想
以亚历山大·马尔丁诺夫（即亚历山大·萨莫伊洛维奇·皮凯尔，Александр Мартынов，Александр Самойлович Пикер）为代表的“经济派”提出“赋予经济斗争本身以政治性质”的口号，试图通过经济改良来改善工人的劳动和生活条件。一方面，“经济派”大肆宣扬政治鼓动，通过发表文章和揭露性的出版物等途径叙述工人生活的真实情况，揭露工厂工人贫困的实际情况；另一方面，“经济派”将经济斗争看做吸引群众参加积极的政治斗争的最普遍适用的手段，主张政治鼓动应该服从于经济鼓动，强调经济斗争的重要作用。
针对以上观点，列宁首先指出了“政治鼓动”的错误。列宁认为，“经济派”将大部分的精力都投入到揭露工厂的工作中去，实际上是脱离社会民主主义活动的工联主义。在列宁看来，“经济派”提倡的“政治鼓动”仅限于揭露经济方面，即只涉及某个职业中工人和厂主之间的关系，解决的也只是某个经济领域的丑恶现象，只是一种“纯粹工会的”运动。对此，列宁强调，应该积极开展工人的政治教育工作，提高工人的政治觉悟，增强工人参加革命活动的自觉性。其次，列宁尖锐地指出，将经济斗争看做“最普遍适用的手段”是完全不正确的。列宁通过列举农民遭受体罚、官吏贪污受贿等事例，揭露了“经济派”片面夸大经济斗争，缩小政治鼓动范围的企图。在列宁看来，“经济派”倡导的经济斗争归根结底都是把党拉向后退，是脱离社会主义政治道路的工联主义政治。实际上，“经济派”推崇的“最普遍适用的手段”以及“赋予经济斗争本身以政治性质”等思想，本质上就是一种改良主义的经济运动。列宁旗帜鲜明地揭露了“经济派”以进行经济斗争改善工人状况为名，实则是夸大经济斗争贬低政治斗争的工联主义运动。
（三）批判“经济派”的“手工业方式”思想
为了深刻揭露“经济派”的机会主义表现，列宁进一步考察了“经济派”在政治上的错误，剖析了“手工业方式”的病症所在。列宁指出，“手工业方式”主要包含两层含义：一是缺乏修养，二是革命规模狭小。
其一，缺乏修养，即缺少革命自觉性。列宁认为，实际工作者本身缺乏修养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企图为这种狭隘的理论辩护，并且崇拜自发性的那些人。列宁写道：“这些人一提到‘理论家’这个词就做出一副极端鄙视的怪样子……”这句话表明，“经济派”由于不了解实际的任务，错误地降低政治任务而过分强调经济活动，主张经济斗争为主政治斗争为辅。列宁十分赞同马克思所说的“一切阶级斗争都是政治斗争”的观点，并基于俄国社会民主党人所处的恶劣的政治环境强调指出：“工人同资本家的斗争随着这个斗争逐渐成为阶级斗争而必然成为政治斗争。”所以，社会民主工党的任务是将自发斗争转变成实现社会理想的政治斗争。为了提升社会民主工党人的革命自觉性，列宁在《迫切的问题》中提出必须改善党的组织和创办全党机关报，指出：“只有到那时候，我们把社会民主党变成争取民主的先进战士的愿望才能实现。”其二，革命规模狭小，即缺少革命组织。列宁认为：“我们运动的危急的过渡的状态可以用两句话来表述：没有人，而人又很多。”换言之，人很多，意味着在封建专制制度压迫下的人们，愈来愈不满与愤慨，这些人将成为反对专制制度的主力军；没有人，是指缺少统一领导的革命组织。因而列宁认为，目前最迫切的任务是培养“工人革命家”，而不是将工人降低为“工人群众”。对此，列宁在《俄国社会民主党中的倒退倾向》中进一步强调社会民主工党的主要任务，即“推翻专制制度，争取政治自由”。在列宁看来，革命初期，俄国社会民主工党自身的涣散性、不坚定性给“经济派”以可乘之机。“经济派”企图通过“利用那种打起新的旗帜传播旧的资产阶级思想的时髦的伯恩施坦主义，时髦的‘对马克思主义的批评’”。列宁进一步强调，必须加强工人运动同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联系，建立统一的政党组织。在列宁看来，俄国工人阶级蕴藏着无穷的革命力量，要不断提升工人阶级的政治自觉性，使其和俄国革命者的一切力量联合起来，进行政治斗争。列宁强调：“我们正经历着一个暴风雨的时代：俄国的历史一日千里地向前发展，现在的一年有时要超过平静时期的几十年。人们在给改革后时代的半个世纪作总结，在为那些将长久决定全国命运的社会政治大厦奠立基石。”在这里，列宁在肯定俄国社会革命的同时，进一步指出了培养革命领导者及革命者的战斗组织与俄国无产阶级群众联合起来的重要性。
四、列宁早期对俄国非马克思主义思潮批判的当代价值
列宁早期与俄国非马克思主义思潮的斗争及其在斗争中提出的重要思想观点，深刻揭示了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为俄国未来社会的发展道路指明了方向。深入考察列宁对俄国非马克思主义思潮的批判，为当今时代批判错误社会思潮、辩证地分析当代资本主义新变化和捍卫马克思主义提供了有力的理论武器。
（一）科学分析当代社会思潮，为批判错误思潮提供理论武器
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俄国在面临向何处去的问题时，民粹主义、“合法马克思主义”、机会主义等非马克思主义思潮滋生暗长，严重冲击和阻碍马克思主义在俄国的传播与发展。在各种错误思潮的激烈碰撞中，列宁坚持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对自由主义民粹派“村社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理论、“合法马克思主义”极力美化资本主义的言论、党内机会主义者“政治上的改良主义”思想进行了彻底批判。列宁强调，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引领俄国革命，“只有以先进理论为指南的党，才能实现先进战士的作用”。列宁同俄国错误思潮的斗争，划清了马克思主义与非马克思主义思潮的界限，捍卫了马克思主义的主导地位。
在经济全球化不断深入发展的时代背景下，西方意识形态的日益渗透，催生了国内非马克思主义思潮的产生，并对我国的意识形态安全造成了冲击。例如，以民粹主义为代表的非马克思主义思潮逐渐以极端民主主义、网络民粹主义等形式出现在大众的视野中。针对意识形态领域呈现出来的复杂化、多样化的趋势，我们必须强化阵地意识，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对此，习近平指出：“思想舆论领域大致有红色、黑色、灰色‘三个地带’。红色地带是我们的主阵地，一定要守住；黑色地带主要是负面的东西，要敢于亮剑，大大压缩其地盘；灰色地带要大张旗鼓争取，使其转化为红色地带。”必须同错误思潮作坚决斗争，必须准确把握党的历史发展的主题主线、主流本质，始终高举马克思主义旗帜，不断增强历史定力，增强做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
（二）坚持党的领导，在实践中捍卫和发展马克思主义
俄国民粹主义追求的社会主义是脱离俄国实际的空想；俄国“合法马克思主义”推崇的是打着马克思主义的旗号，却维护资本主义制度的资产阶级理论；俄国“经济派”热衷的是忽视政治斗争、迷恋工人运动自发性的机会主义理论。对此，列宁强调：“无产阶级的基本经济利益只能通过用无产阶级专政代替资产阶级专政的政治革命来满足”，无产阶级的自发斗争必须有坚强的革命领导者。在这里，列宁论证了建立一个统一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必要性，批判了“经济派”反对建立革命家组织的机会主义观点，得出了那些被资产阶级狭隘性所束缚住的人所不能得出的结论，从而成为无产阶级解放的思想武器，为俄国社会主义革命提供了理论指南。
“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习近平强调：“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的根本指导思想，是我们党的灵魂和旗帜。中国共产党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坚持实事求是，从中国实际出发，洞察时代大势，把握历史主动，进行艰辛探索，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指导中国人民不断推进伟大社会革命。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因为马克思主义行！”这在马克思主义“行”、中国共产党“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好”三者的辩证统一中深刻揭示了马克思主义作为中国共产党的灵魂和旗帜的重大意义和价值。在开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建设新征程、奔向第二个百年目标的新发展阶段，我们要继续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建设新征程提供强大理论支撑。
综上所述，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俄国正处于社会转型的重要时期，无论是在政治上、经济上，还是思想上都面临着解决俄国将向何处去的重大时代命题。从国际环境看，这一时期资本主义矛盾愈演愈烈，俄国成为革命的中心；从国内看，俄国各种非马克思主义思潮层出不穷，严重阻碍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与发展。在这样一个复杂的历史时期，列宁站在马克思主义立场上，先后同民粹主义、“合法马克思主义”、机会主义等进行斗争，坚决批判非马克思主义的错误思潮，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的俄国化。学习列宁早期对俄国非马克思主义思潮的批判，可以为当代警惕、批判错误思潮提供借鉴。习近平指出：“我们共产党人的斗争，从来都是奔着矛盾问题、风险挑战去的。”但是，“斗争精神、斗争本领，不是与生俱来的”。在新征程中，我们要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敢于同各种错误思潮斗争，做敢于亮剑的斗士，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
（作者单位：海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网络编辑：同心
来源：《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22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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