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之日起，就打上了鲜明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烙印”。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坚定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特别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自信，是党在革命、建设和改革各个历史时期不断攻坚克难、走向胜利的根本思想保证。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发展面临新的历史方位。从国内大局来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步入关键时期，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已经开启，特别是进入新发展阶段，我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面临多重矛盾的考验；从国际大局来看，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力量格局不断分化重组，各种对中国道路的非议、歪曲与中伤层出不穷，我国发展面临更多逆风逆水的外部环境。从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两个大局”来看，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既面临着诸多前所未有的风险与挑战，同时也具有诸多前所未有的机遇与条件。如何在危机中育先机、于变局中开新局，首先必须要解决坚定思想政治立场的问题。唯有更加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自信，才能从容应对各种风险与挑战，保持“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的战略定力，推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取得更大的胜利。
一、新时代理论自信的底气来源
任何一种真正的自信从来都不是盲目的，而是有科学理论内在支撑的。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必须高度重视理论的作用，增强理论自信和战略定力。”理论自信不是盲目的或臆想的，其底气源自对指导中国革命、建设与改革取得巨大历史性成就的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理论成果的真理性、人民性、实践性所抱持的坚定信仰和自觉遵从。
1.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理论成果的科学性
理论的科学性在于理论必须根植于当时的历史时代与背景、因应社会发展变化的需要、回应人类进步发展的需求，揭示事物和人类社会发展的内在规律性，并为人类生产生活实践所验证。由此人们才对科学的理论产生发自内心的认同与遵循，形成对该理论的自觉信仰。马克思主义正是这样一种“科学的理论”“人民的理论”“实践的理论”“不断发展的开放的理论”。它吸收了人类文明的优秀成果，基于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回应了人类社会发展进步的需求，其科学性和真理性为多个国家的实践所证明，为我们确立理论自信奠定了坚实基础。
“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和真理性，并不意味着它的完结或休止，而是在指导各国实践的过程中不断丰富与发展。马克思主义是我们党的指导思想，我们党在百年发展历程中，在带领中国人民寻求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奋斗征程中，始终坚持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探索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一般规律，形成了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创造性地回答了如何革命、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建设党、如何发展等一系列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我们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科学回答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时代课题，极大地拓展了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理论成果的内涵与外延，对科学社会主义的原理、机理、学理和道理作出生动阐释，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新境界，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飞跃。
伴随着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成果的不断丰富与发展，其在指导实践过程中日益展现出可贵的科学性与真理性、强大的指引力和穿透力。我们党正是基于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理论成果所彰显的强大真理性力量而变得更加自信和坚定，并不断将这种自信内化为中国共产党人理想信念的灵魂和根本，成为形塑中国共产党人政治品格和规范政治追求的重要根源。
2.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理论成果的价值性
“马克思主义是人民的理论” ，人民性是马克思主义最鲜明的品格。这一科学而深刻、真挚而厚重的概括，揭示了马克思主义伟大精神的本质特征。“人民是创造历史的根本动力” ，理论只有经由人民群众的实践活动，才能真正成为改变现实的力量。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理论成果从人民群众实践中汲取养分、从为人民服务中获得生命力、从成效由人民检验中得到校正、从得到人民认同与信仰中获得支撑力。这一品格导引了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理论成果的价值道义性，即这一理论不是为少数人而是为大多数人、不是为资产阶级而是为无产阶级追求解放、追求美好的理论，从而具备了更具人性光辉和价值光芒的理论质感。
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理论成果根植于人民立场。伴随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发展而来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始终尊重人的主体性，将以人民为中心作为其价值旨归。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之日起，就始终怀有一种人民情怀，通过“充分激发蕴藏在人民群众中的创造伟力”，动员一切可以动员的力量，带领中国人民走过革命、建设与改革的历史征程。实践是对理论的回应，理论是对实践的科学总结。以历史唯物主义的群众观指导实践的过程，实质上也是对人民群众实践活动的理论表达。植根于人民实践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其理论聚焦点、落脚点同样在于尊重人民意愿、回应人民期待、满足人民需求。深深扎根于人民这片厚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就有了无法撼动的坚实根基，理论自信就有了丰沃的土壤。毛泽东思想的形成过程，就是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的过程，是对中国人民推翻“三座大山”、实现民族独立、“站起来”期待作出理论回答的过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过程，就是对中国人民进一步要求“富起来”“强起来”美好生活新期待的理论回答的过程。
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理论成果为人民所检验。“时代是出卷人，我们是答卷人，人民是阅卷人。”人民性是马克思主义最鲜明的理论品格，这使得它具有了跨越时代、跨越国度的不竭生命力。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使命与任务，但不论时代如何变化，我们党代表人民、为了人民、依靠人民、服务人民的根本出发点始终不会改变，人民始终是我们一切工作的最高裁决者和最终评判者。因此，“不负人民”是丈量马克思主义理论人民性特质的根本标尺，而手握这根“标尺”的检验者就是人民群众，检验的内容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是否准确无误地回答了我们党带领中国人民进行的一系列实践“代表谁、为了谁、服务谁”这个根本问题。正是在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指引下，中国共产党人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了救国大业、兴国大业，正在努力推进和实现富国大业和强国大业；也正是在推进历史伟业的过程中，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理论成果的科学性、人民性经受住了人民的检验。
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理论成果得到人民认同与信仰。“信仰在人的精神系统中是相信、确信和信念的高级发展形态，也是理想、梦想、价值观的精神内核”。信仰体现在理论上，表现为人们从内心对某种理论的积极认同、坚定信奉和自觉遵从，这正是理论自信最重要的依托和标志。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理论成果的最根本属性在于人民性。随着时代的变化与发展要求，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不断丰富与发展，但其所有变化与发展都是围绕如何更好地尊重人民的主体地位、维护人民的根本利益、回应人民的热切期待、满足人民的根本需求、保障人民的根本权益而展开。正是因为中国共产党的奋斗目标与人民群众的目标追求实现了完全契合，由此我们党与人民群众在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的自觉信仰上就实现了高度一致。人民性在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价值取向的同时，亦成为其获得自信的活力源泉。人民群众正是在“站起来”“富起来”和走向“强起来”的过程中，进而在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中增强了对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理论成果的政治认同、价值认同和情感认同。
3.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理论成果的实践性
“实践性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区别于其他理论的显著特征。”实践对认识具有决定性作用，理论认识也反作用于实践。理论与实践在互构互为的过程中体现出一种“互为主体性”，在相向而行中实现良好的互动互促，基于理论自觉而来却又超越其而生发出的理论自信也得以逐渐确立并日益见长。马克思主义从来就不是可望而不可及的“空中楼阁”，它跨越历史时空的强大生命力恰恰来自于它所根植的为人类求独立求解放的实践“校场”，它生发于实践厚土，在其中获得丰润理论枝蔓的养分，并逐渐成为指导人类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强大武器。“马克思主义是实践的理论，指引着人民改造世界的行动。”人类对于马克思主义的信仰产生于100多年来世界各国在这一思想指导下开展的波澜壮阔的共产主义运动的进程中，并在这一进程中不断强化。
“理论的形成源于对社会实践的探索与总结，而社会实践是随着时代不断发生着变化，不同时期的实践主题不同，从而总结出不同的理论与之相应”。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作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产物，产生于实践过程，指导实践，接受实践检验并在实践中发展与创新。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面对中国革命面临的困境与决定革命成败的历史转折点，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从中国的具体国情出发，提出一系列具有中国特色的革命思想，特别是“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新道路理论，最终带领中国人民取得革命的胜利。革命胜利后，中国共产党人又面临着在中国这样一个积贫积弱、人口占世界1/4的大国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巨大挑战，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以一往无前的政治勇气与历史担当向历史与人民交上了一份满意的答卷，既有《论十大关系》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中的宝贵理论探索，更有相对独立与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建立的实践成果。进入改革开放时期，“中国向何处去”又成为摆在中国共产党人面前的崭新事业，没有现成的经验可循，面临的困难前所未有，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直面前进道路上的矛盾与问题。我们党紧紧依靠广大人民群众，在实践探索中总结经验、摸索规律，形成了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理论需要在实践中检验、校正、完善和发展，基于中国问题、中国经验、中国实践而来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将根基深深扎进中国这块实践热土，在中国人民的主体感参与感的实践体验中获得旺盛的生命力，最终被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辉煌成就所证明。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和真理性在中国得到了充分检验，它的人民性和实践性在中国得到了充分贯彻，它的开放性和时代性在中国得到了充分彰显”。我们党对于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理论成果的自信不是来自于先验的臆想，而是内生于理论科学性、人民性、实践性品格的自发自觉信念，因而具有不可撼动的坚实根基。二、新时代理论自信面临的现实挑战
理论源于实践，并将在实践中不断接受各种考验和检验，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转变，改革进入攻坚阶段，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时代变化和我国发展的广度和深度远远超出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当时的想象。同时，我国社会主义只有几十年实践、还处在初级阶段，事业越发展新情况新问题就越多”，因此，新时代坚定理论自信，必然面临诸多现实挑战。这些现实挑战主要来自于两个方面：就国内而言，中国理论的落地生根面临多重挑战；就国际而言，中国理论的国际话语权把握面临诸多挑战。
1.中国理论的落地生根面临多重挑战
马克思指出：“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这表明，理论本身无法直接影响社会，只有用理论武装群众，实现科学理论的落地生根，才能真正发挥其独特的作用，增强人们的理论自信。而要实现理论的落地生根，需要从两方面发力：一方面需要推动科学理论的入脑入心，另一方面需要揭示错误理论的实质与危害。当前，这两方面的工作都面临多重挑战。实现科学理论的入脑与入心任重道远。科学理论要入脑入心，需要齐抓共管。从理论阐释来说，需要理论工作者对理论本身和现实本身都有透彻把握。但现实情况是，尽管当前的理论宣传铺天盖地，但要真正把握科学理论特别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精神实质、理论体系和核心要义，还需要理论工作者做大量深入细致的工作。当前理论研究的广度在快速扩展，但理论研究的深度还需要进一步加强。更为重要的是，部分理论工作者对社会现实认识不透。新时代中国面临的国内外环境都发生了深刻变化，只有对变化了的“中国实际”有全面深刻的把握，才能在理论阐释时增强说服力和针对性。不可否认的是，在现实生活中作为中国理论的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理论成果在部分群众中不同程度地被消解。一段时期以来，无论是在教材中、课堂里，还是在论坛上、文章中，马克思主义被简单地“掉书袋”“讲大道理”，被视为“高高在上”的宏大叙事和抽象理论，与生活世界和意义世界处于一种“脱嵌”状态。部分群众更倾向于接受快捷、易懂、简单、通俗的信息，对于宏大叙事和抽象理论往往望而生畏、敬而远之，理论自知和理论自觉不强。
从理论接受来说，需要理论工作者对理论接受主体有透彻把握。不同群体对理论的热情、对理论的接受各有其特点。这其中，如何让普通群众特别是广大青年自觉接受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熏陶，真正掌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更好投身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就显得尤为重要。但现实情况是，由于对普通群众特别是青少年群体理论掌握缺乏深入研究和科学引领，一些人对马克思主义不甚了解，不懂得马克思主义是一个完整体系，要完整理解，是一种科学理论，要科学领悟，既是世界观、价值观，也是认识论、方法论，反而为了体现所谓的“潮流”，展示自己的反叛人格和“批判精神”，往往以消费马克思主义为“乐”、以嘲讽马克思主义为“荣”、以消解主流意识形态为“时尚”，不懂经典批经典，不懂理论反理论，以“娱乐化”“庸俗化”的方式消解马克思主义。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一些人那里，有的以批评和嘲讽马克思主义为‘时尚’、为噱头”。将马克思主义庸俗化、娱乐化，严重削弱了理论的严肃性和权威性。
揭示错误理论的实质与危害任重道远。这里所说的错误理论既包括国内关于马克思主义的错误论调，也包括西方刻意传播的所谓“普世价值”论。
其一，需要揭露关于马克思主义错误论调的本来面目。马克思主义自诞生之日起，就成为人类社会发展的指路明灯。但在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后，关于马克思主义“过时论”“失灵论”“无用论”“套用论”“对立论”等形形色色的错误论调相继出现，对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理论成果的误读不绝于耳，严重消解了人们的理论自信。
马克思主义“过时论”“失灵论”认为，马克思主义主张工人阶级运动和暴力革命，只是特定时代针对特定问题而产生的理论，只能指导当时的社会实践，在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阶级差异日益消弭的今天，马克思主义已经无法解释或解决人类社会问题，因此已经“过时”或“失灵”了。这种观点是对马克思主义精髓缺乏了解、掌握不透彻甚至有意规避的产物。
所谓马克思主义“无用论”认为，马克思主义对未来社会的展望，是以计划经济来代替无序的市场经济，而我们采用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因此马克思主义对于中国实践是无法解释的，进而对生发于这一实践中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也是不能“自洽”的。事实上，理论的自洽性在于历史逻辑与实践逻辑的统一，马克思主义之所以是科学的社会主义，就在于其与时俱进的发展性，从不用教条来束缚和约束自身。在特定时空和语境下诞生的马克思主义，以其发展性而具备了超越时空的理论解说力。如果故步自封（如马克思关于计划经济的表述），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没有完全遵循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表达，并拒绝将这种促益性变化纳入马克思主义理论框架，则恰恰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的精髓。
所谓马克思主义“套用论”，其实质是企图否定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这一论调虽然肯定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指导地位，但却否定“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进程，认为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成功是将马克思主义的“本本”套用到中国实践的结果。这一思维逻辑更具危险性，从其语义逻辑而言，肯定马克思主义却否定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等同于直接否定马克思主义。如果没有“中国化”这一过程，而仅仅只是套用马克思主义模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成为一个不存在的命题，中国共产党人进行理论创新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也就被釜底抽薪彻底“解构”。这种观点是一种更为隐蔽的历史虚无主义，企图从根本上割断马克思主义与其中国化成果的历史逻辑。对此，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当代中国的伟大社会变革，不是简单延续我国历史文化的母版，不是简单套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设想的模板”。
所谓马克思主义“对立论”，是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立起来，通过片面曲解传统文化因子来试图否定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成果的马克思主义成色。马克思主义强调它本身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要与各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这个“具体实际”涵盖了一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各方面因素，就是一国与他国不同的“特性”。中国是有着5000年悠久历史文化传统的国家，马克思主义克服“水土不服”的一个重要方式就是扎根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丰厚土壤、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营养。这种以偏概全、以主观偏好代替客观事实的马克思主义“对立论”与马克思主义基本精神或基本原则相去甚远。
其二，需要撕开西方“普世价值”的虚伪外衣。近年来，伴随着中国的崛起，西方所谓“普世价值”穿上了公平正义等价值制高点的外衣，对中国的价值渗透愈加隐蔽和急迫，与马克思主义的交锋日益激烈。一方面，它通过话语霸权不断鼓吹西方政治体制的“先进性”，将西方国家塑造成“民主自由”“欣欣向荣”的所谓“完美国家”，将“普世价值”鼓吹成由西方国家创造的、放之世界而皆准的唯一思想标尺；另一方面，它故意无视中国的具体实际，将中国建设、改革进程中必然会面临的种种困难有意误导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产物，故意忽视中国取得巨大成就的“中国特性”，突出强调“世界共性”，并将这种“世界共性”归结为“普世价值”的功劳。事实上，西方鼓吹的“普世价值”对人类文明的多样性缺乏尊重与关怀，将原本人类社会发展所共同追求的价值目标窃为私用，对这些人类共同财富进行新的语义“安排”和语意“重构”，并利用自身优先发展地位获得的意识形态优势向全世界进行侵略式渗透，其实质是鼓吹中国也只能走西化的道路。
在西方“普世价值”思潮的渗透过程中，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受到冲击。更具有混淆性的是，西方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中的某些观点与字眼偷梁换柱而与“普世价值”画上等号，企图解构和消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譬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包含“民主”，但这种民主是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三者有机统一的社会主义民主，是真正的民主；而西方所谓“普世价值”鼓吹的民主，则是西式民主，是要求三权分立、轮流执政，是形式的民主，其实质是资产阶级的民主。由于西方“普世价值”的迷惑性，往往容易导致人们在重大问题上丧失价值判断能力，以西方话语范式为标尺衡量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的理论成果，从而降低人们对于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理论成果范式的认同感，逐渐动摇信念。而个体的动摇集聚易导致理论的号召力与凝聚力不断消减，并最终偏离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航向。因此，我们必须特别警惕西方“普世价值”等错误思潮对于新时代理论自信根基的侵蚀。
2.中国理论的国际阐释面临诸多挑战
如果说一国的实践及产生于其中的理论是应然状态，那么如何呈现以及呈现效果如何则会成为其在大众心理中的实然状态，后者与话语体系及话语表达直接相关。中国经过几十年的社会主义建设与发展，虽然已经取得举世瞩目的历史性成就，但在话语体系建设、国际舞台上的话语表达、议程设置能力等方面有所欠缺，在面对西方话语霸权时容易陷入被动窘迫的局面。在这种情势下，对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理论成果的国际阐释就更需跳出“失语”或“势弱”的窠臼。
西方国家利用话语霸权对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理论成果直接否定。世界各国有着不同的历史背景、发展历程、文化风俗等，因此都应拥有独特的、体现自己“特性”的话语体系及话语表达。但现实情况却是，在既有的世界话语格局中，西方国家利用自身先发优势占据着国际话语霸权地位，在世界范围内进行话语扩张和植入的意图十分明显。对于崛起的中国，西方发达国家常常挥舞话语“大棒”，在国际舆论场对于我们的道路选择、理论成就、制度优势横加指责或直接干涉。
西方国家利用学术交流植入西方话语范式与体系框架。不可否认，一些西方思想家的确提出了具有一定创新性和学术性的思想。但是，一些西方国家却常常打着学术创新的旗号，以学术研究、学术交流、学术访问的面具来包装其话语范式与体系框架，因这种方式披着“学术”外衣，具有很强的迷惑性，一些应为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理论成果阐释助力的专家学者反而掉进其所设计的话语陷阱中，为西方的政治经济体制及理论进行“合理性”“先进性”甚至“正义性”解读。
西方国家利用文化产品消解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理论成果的话语内蕴。西方意识形态加强其话语渗透的一个重要途径，就是将其话语意图嵌入西方的文化产品中，通过书报杂志、电影电视、网络游戏等媒介，塑造关于西方制度、文化观念、意识形态的符号或图像，借助其强大的传播力量，在全球推销其制度、理论、价值观。西方文化在以大众文化元素俘获受众的同时，也成为经济全球化大背景下向中国及全球推行帝国主义文化、理念、价值观的一种有效工具。如果长期接受西方大众文化的熏陶，人们对于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理论成果的认同与信仰就容易消解于西方话语表达及其意识形态的渗透之中，从而瓦解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理论成果的大众基础。
三、新时代坚定理论自信的实践路径
只有具备理论建构、理论表达和理论创新的自知、自觉和自为，才能真正确立和坚定理论自信。面对中国理论在国内落地生根的障碍、西方强势话语遮蔽下的理论渗透、侵袭和解构等问题，我们必须不断夯实理论自信的制度保障，强化理论自信的人才支撑，完善理论自信的“三大体系”支撑，发掘理论自信的活水源泉。
1.夯实理论自信的制度保障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意识形态工作“事关党的前途命运，事关国家长治久安，事关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意识形态关系到我们举什么旗帜、走什么道路、立什么制度、靠什么发展，也关系到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的社会整合力、吸引力与认同度。新时代坚定理论自信，必须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推动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理论成果这一“天线”连接社会大众的“地气”，让党的创新理论真正“飞入寻常百姓家”，实现社会大众从情感上的“接收”到信念上的“吸纳”。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必须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关于“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的要求，为理论自信提供坚实制度保障。
把“指导地位”落实到文化建设的各方面、全过程。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不是一种泛泛而谈的制度，而是一项具有现实性、针对性的制度，需要各级党委政府高度重视，需要各单位、各部门认真贯彻落实。学校和宣传部门要建章立制，下大力气抓好理论武装工作；文艺创作和文艺批评要坚持正确导向，从制度上确保始终高举马克思主义旗帜；包括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的开展、网络意识形态的管理等在内的工作，都要从制度建设上突出主流价值的弘扬。在具体制度建设过程中，要从两方面筑牢马克思主义主流意识形态坚强阵地。一方面，着力搭建有助于正面客观展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的主流意识形态发声平台，引导社会大众熟悉、了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从哪来”“如何来”“到哪去”，对其理论体系、立场观点方法产生自觉认同和遵循。另一方面，用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理论成果指导主流意识形态建设，运用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理论成果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分析新形势下意识形态建设面临的复杂局面与挑战，并指导解决主流意识形态建设中出现的新矛盾新问题，以理性的判断力提升意识形态的辨别力。
把“指导地位”落实到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不是一项装点门面的制度，而是一种“有牙齿”、有力度的制度。建立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是抵制各种错误思潮的有力武器，是增强理论自信的制度保障。在意识形态领域，如果正确的观点不去占领阵地，那么各种错误就容易趁虚而入，一些人特别是青少年就会在泥沙俱下中迷失方向、丧失理论自信。因此，增强理论自信，必须从制度上把党管宣传、党管意识形态、党管媒体落到实处，各级领导要在意识形态领域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要发扬斗争精神，对各种失职失责行为严肃追责，切实维护意识形态安全。
2.强化理论自信的人才支撑
理论既不会自动进入人的头脑，也不会自动吸引人。只有建设一支强大的专业理论人才队伍，才能增强理论的吸引力，让党的创新理论“飞入寻常百姓家”。加大人才队伍建设需要从两个方面努力。
培养好一支强大的思政人才队伍。一方面，就青少年而言，青少年正处于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形成期，是人生成长的“拔节孕穗期”。传统思想政治教育强调树立社会主义理想信念，但“从核心内容和实质来看，‘社会主义理想信念体系’也就是‘马克思主义信仰体系’，‘社会主义’指的就是科学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也就是马克思主义”。青少年作为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是不是合格，关键要看其有没有树立坚定的马克思主义信仰，有没有形成坚定的理论自信。建设一支理论素质过硬、政治素养过硬的思想政治人才队伍，是始终把准社会主义的办学方向、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必然要求。增强青少年理论自信，就要下大力气构建一支以学校专职教师为主，党政干部和其他各界精英为辅，数量合理、质量过硬的思想政治教师队伍。另一方面，对大众而言，意识形态作为观念的力量，是政治价值的核心内容，是整合社会公众思想、培育社会成员认同政治体系的重要手段。思想政治工作要克服逻辑严密的理论因其学理性而常有的“曲高和寡”之感，在加强表现力上下功夫，创新工作平台和工作方式，以符合大众审美习惯、接收习惯的方式创新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理论成果的表现形式和表达方式，使科学的理论更平易近人，为大众所接受和喜爱。同时，坚定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自信是“四个自信”的价值内核。因此，思政工作队伍要牢牢把握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这一“基本方略”，大力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主流意识形态平台的传播与宣传，增强广大人民群众的政治敏锐性和政治辨别力，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筑牢精神高地。
培养好一支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人才队伍。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是中央作出的战略决策，是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基础性、战略性工程。实施好这项工程，需要培养一支过硬的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人才队伍，切实增强马克思主义作为主流意识形态的穿透力。理论穿透力的大小来自于它与一国人民所能产生文化共鸣和情感共鸣的大小。增强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理论成果的主流意识形态表达的穿透力，就必须将这一理论表达与中国人民的传统文化基因相结合，找到二者的契合点，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的主流意识形态表达找到在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谱系中的坐标，由此增强人们掌握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自信。
3.完善理论自信的“三大体系”支撑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只有以我国实际为研究起点，提出具有主体性、原创性的理论观点，构建具有自身特质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我国哲学社会科学才能形成自己的特色和优势。”马克思主义、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中国道路中所呈现出来的“行”“能”“好”，需要在丰富的生动实践中进行理论总结、提炼和概括。构建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学科、学术和话语体系，用中国理论阐释、解读中国实践，用中国实践检验、升华中国理论，才能更加充分、更加鲜明地展现中国理论的独特魅力和吸引力。
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学科体系与研究方法。学科体系与研究方法是决定理论表达具有何种特点与性格的重要通道与载体。中国实践要经由中国理论阐释，而中国理论的构建、阐释与发展要建基于因应中国需要、解决中国问题的学科体系与研究方法。一方面，学科体系建设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中国特色学科体系发端、发展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是基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动实践的学科建构，吸收一切有益知识和方法，既要做到“基础学科健全扎实、重点学科优势突出、新兴学科和交叉学科创新发展”，又要系统阐释和回答中国在革命、建设与改革进程中面临的一系列重大问题，阐明这些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中包括理论逻辑、历史逻辑和实践逻辑等在内的自洽逻辑；既对作为“部分”的单向度学科理论成果的时代背景、实践要求、理论体系与逻辑脉络加以建构和缕析，还要从各学科的理论、概念与方法上对各个理论成果之间的关联、承接及其所构成的“整体”加以理解和把握，引导人们从理论的真理力量中坚定理论自信。另一方面，学科体系建设必须坚定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服务的方向。中国正处在“两个一百年”历史交汇期，改革发展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目标对学科体系建设提出了新要求，学科建设要明确回应时代之唤、人民之需、发展之要，将总结、提炼和回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动实践的使命嵌入自身的建设与完善之中。
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学术体系和学术方法。学术体系是揭示本学科对象本质和规律的成体系的理性思辨和科学认知，是基于实践理性基础之上的思维创造。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学术体系实质就是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学术概念和学术方法，进行具有中国特色的学术认知和学术创造，彰显中国理论的独特价值和独特魅力。中国特色学术体系和学术概念不是“悬浮”于实践之上的“形而上”，而是在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理论成果指导下，与中国实践紧密结合的思想智慧和智力成果，是基于中国实践又能指导中国实践的学术认知。中国特色学术体系因基于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理论成果的指导而具备了真理性，基于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研究导向而具备了人民性，基于把论文写在祖国的大地上而具备了价值性。建设兼具真理性、人民性和价值性的中国特色学术体系，才能使中国理论更富生命力和解释力。
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理论阐释方法与话语体系框架。高明的叙事本身就是一种建构，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为基点建构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无疑能够让中国理论更具话语建构成效。中国的理论不仅需要“中国话”阐释，更需要用“世界话”阐释。“世界话”并非既有的、一成不变的阐释方法和话语体系，也不是照搬照套西方的叙事模式和方法，而是以冲破西方阐释方法与话语体系框架束缚为目的，更好地讲好中国故事、阐释中国理论、传播中国声音的理论阐释方法与话语体系框架，既彰显中国特色、又凝聚世界共识，既具有中国味道、又回应世界话语，既有自己提炼的标识性概念、又能为世界所理解和接受。这一方法和框架有利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自在、自信地回应外部社会对中国发展的关切与质疑，有利于向外部社会更从容、更清晰、更有层次地阐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是什么”“为什么”“做什么”的问题，从而打破外界对于中国道路、中国理论、中国制度和中国文化的错误印象，消除对于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理论成果的误解和曲解，真正解决在话语体系上“挨骂”的问题。
4.发掘理论自信的活水源泉
理论自信不是固守一种一成不变的理论。马克思主义理论之所以具有强大生命力，之所以“行”，归根结底是因为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开放的理论，是一种来源于实践又科学指导实践的与时俱进的科学理论。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只有掌握科学理论才能把握正确前进方向”，要“不断进行理论创新，坚持理论指导和实践探索辩证统一，实现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良性互动，在这种统一和互动中发展二十一世纪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不断开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境界，使马克思主义永葆青春活力，是坚定理论自信的活水源泉。
理论的生命力、影响力、战斗力在于其创新力。一种随时代不断发展而创新的有生命力和创新力的理论才能获得人们发自内心的认同、尊崇和遵循，一个具有强大理论创造力和理论领导力的政党才能在各种风险挑战中始终保持定力、活力和动力，“从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历程可以看出，中国共产党一个显著特点和优势就是思想上的坚定、理论上的强大”。我们党自成立以来，就具有强大的理论领导力，“党通过推进理论创新，特别是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用党的创新理论持续不断地武装头脑、统一思想、指导实践、抵御错误思潮，从而增强思想理论引领力，实现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思想统一”。我们党始终坚持用马克思主义指导不同时期的中国实践，在不断进行的实践活动中检验理论并推动马克思主义的创新发展。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正是我们党在新时代的重大理论创新与发展，是当代中国最鲜活的马克思主义。同时，这一理论本身也还需要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中不断丰富完善。只有深入学习、准确掌握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理论成果的体系框架、逻辑脉络、内涵外延和精神实质，特别是深入学习、阐释和践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才能不断夯实信仰之基，并使信念随时间流转而愈加不可撼动，不断提高用科学理论指导中国道路的信心与能力。
坚持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创新发展。中国是一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国家，在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进程中，会面临许多新的矛盾与问题。我们既要不断增强党的理论领导力，又要以非凡的历史担当，勇敢迎接时代挑战，以踏实肯干的实践精神直面困难，不断摸索解决问题的成功经验，为马克思主义创新发展提供丰富的理论素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创新发展提供巨大的实践推动力。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前进道路上，我们要继续高扬马克思主义伟大旗帜，让马克思、恩格斯设想的人类社会美好前景不断在中国大地上生动展现出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永无止境，源于实践的理论创新永无止境，因应和观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动实践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创新也永无止境。也正因如此，中国共产党人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的创新发展，是新时代坚定理论自信的持续推力和强大支撑。
（作者系湖南省社会科学院国家治理与公共政策研究中心研究员）
网络编辑：同心
来源：《马克思主义研究》2021年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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