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确义利观是指在国际交往中，特别是在同发展中国家交往中，坚持义利并举、义重于利。它强调在国际合作中，既要注重利，更要注重义。其强调的核心理念是：义利相兼、以义让利、互利共赢，以及大国的责任与担当。它是新时代中国外交的一面旗帜。正确义利观是习近平2013年访问非洲时提出的，体现了我国对发展中国家政策理念的重大突破和创新。正确义利观体现的对“义”和“利”的正确诠释，适用于所有国家间的相互关系；主持公道、伸张正义、取利有道，又是一种外交原则。
一、正确义利观的理论内涵
正确义利观的理论内涵是非常丰富的，包括对“义”和“利”的正确诠释，其价值取向既体现我国的国家利益观，又体现了我国处理国际关系的原则立场，即政治上主持公道、伸张正义，经济上互利共赢、共同发展。正确义利观是我国在国际关系领域倡导的处理国家间相互关系的新理念，是对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继承、丰富和发展。
1.正确义利观的价值取向
中国梦是与各国人民和平友好的世界梦相融相通的。为实现与世界各国人民和平共处、合作共赢，习近平提出正确义利观及亲、诚、惠、容外交理念。正确义利观，是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利益观，体现了中国国家利益观的精髓，是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核心理念之一，指导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实践，即在国际交往中，特别是在同发展中国家交往中，坚持义利并举，义重于利；强调在国际合作中，我们要注重利，更要注重义。正确义利观强调的核心理念是：义利相兼、以义让利、互利共赢，以及大国的责任与担当。它是对主权原则的尊重、维护和有益补充，以及对霸权稳定论的修正，同时还是对西方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狭隘的国家利益观的超越，更是对见利忘义、损人利己的国家行为的反对和鞭挞。这对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正确义利观是中国的国家利益观，是对国际关系中的国家利益与国际利益的正确诠释、积极倡议和践行，是对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继承、丰富和发展。习近平2013年访问非洲时提出对非合作要讲“真、实、亲、诚”四字箴言，强调中非合作的互利共赢性质，表示中国将不折不扣落实承诺，不附加任何政治条件，重在帮助非洲国家把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实现多元自主可持续发展；提出建立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战略规划和构想，是实现与发展中国家互利共赢、共同发展的具体体现。
2014年，习近平访问韩国时在首尔国立大学的演讲中进一步阐述了中国倡导的合作发展理念，即在国际关系中践行正确义利观。“‘国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也。’在国际合作中，我们要注重利，更要注重义。中华民族历来主张‘君子义以为质’，强调‘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在国际关系中，要妥善处理义和利的关系。政治上，要遵守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原则，秉持公道正义，坚持平等相待。经济上，要立足全局、放眼长远，坚持互利共赢、共同发展，既要让自己过得好，也要让别人过得好；经济全球化、区域一体化快速发展，不同国家和地区结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关系。这就决定了我们在处理国际关系时必须摒弃过时的零和思维，不能只追求你少我多、损人利己。只有义利兼顾才能义利兼得，只有义利平衡才能义利共赢。”这些关于“义”和“利”相互关系的论述，体现了强烈的中国道义观，是吸收借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并将之运用于新时代国际交往的新理念，对处理国家间相互关系、建立新型国际关系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更体现了国家间相互关系的正能量。
正确处理“义”和“利”的关系是中华民族传承至今的道德准则，不仅是指导个人为人处世的重要原则，也是指导国家处理国际关系的重要原则。习近平针对我国与发展中国家和周边国家关系面临的新形势新任务，强调在同这些国家发展关系时要树立正确义利观，政治上坚持正义、秉持公道、道义为先，经济上坚持互利共赢、共同发展。针对那些对我国长期友好而自身发展任务艰巨的周边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要更多地考虑到对方利益，不要损人利己，以邻为壑。
重义轻利、先义后利、取利有道,是中华民族数千年来一以贯之的道德准则和行为规范。习近平秉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新中国外交传统,顺应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提出在外交工作中要坚持正确义利观。义，反映的是我们的一个理念，共产党人、社会主义国家的理念。这个世界上一部分人过得很好,一部分人过得很不好，不是个好现象。真正的快乐幸福是大家共同快乐、共同幸福。我们希望全世界共同发展,特别是希望广大发展中国家加快发展。利,就是要恪守互利共赢原则,不搞我赢你输,要实现双赢。我们有义务对贫穷的国家给予力所能及的帮助,有时甚至要重义轻利、舍利取义。因而，正确义利观作为新时期中国外交的一面旗帜，已经成为中国与包括非洲在内的发展中国家交往的重要指南，必将对国家间的友好合作起到积极的作用，也必将对国际关系产生积极的深远影响，得到大多数国家的认同。这对于建立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的作用。
2.正确义利观的创新理论观点
正确义利观，它的创新理论观点在哪里？与我们原来倡导的国际主义有什么不同？2013年3月19日，习近平在接受国内外记者联合采访时强调：“中国人是讲爱国主义的，同时我们也是具有国际视野和国际胸怀的。”习近平提倡的在国际关系中贯彻正确义利观，不是对我们原来提倡的国际主义的否定，而是针对和平与发展的新的时代背景，提出的我国的国家利益观，以及在国际关系领域倡导的处理国家间相互关系的新理念。它是国际主义内核在新的时代背景下的再现。2013年3月23日，习近平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的演讲中，高度赞扬了1939年来华援助抗战的苏联国际主义战士格里戈里·库里申科。3月25日，在坦桑尼亚进行国事访问时，习近平专程来到援坦中国专家公墓，缅怀为中坦、中非友好事业献出宝贵生命的烈士们，并称赞这些援坦中国专家“用生命诠释了伟大的国际主义精神”。
国际主义是完全的无私奉献，为此甚至不惜付出生命的代价。它是不计报酬的物质援助、主持公道的声援，以及精神上的支持。这与当时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支援亚非拉被压迫人民的民族独立和解放的时代背景密切相连，与我们需要团结亚非拉人民一道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密切相关。在当时，中国积极践行国际主义，无私援助亚非拉等第三世界的国家和人民。随着时代的变迁、国际形势的变化、时代主题的改变，我们的国家利益观也发生了变化，并有了新的时代内涵，正确义利观应运而生。它是习近平外交思想的重要理念之一，是对主权原则的尊重、维护和有益补充。同时，也是对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中霸权稳定论的修正，更是对见利忘义、损人利己的国家行为的反对和鞭挞。
国家利益是国际政治的核心概念之一，是国家对外政策的基本动因，任何国家的对外关系与对外战略都首先从维护自己的国家利益出发，这无可厚非，但要取利有道。我们认为国家利益包含三个层次的问题。
第一，国家利益的内涵。我国学者阎学通在1996年出版的《中国国家利益分析》一书中，把国家利益分为四个方面，认为国家利益主要是由安全、经济、政治和文化构成的。2008年，他指出，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国家利益的排序不是固定不变的，这一时期安全利益是中国的首要国家利益。安全利益的内容不再局限于军事相关的传统安全问题，而是增加了经济安全、环境安全、社会安全等非传统安全内容。其中一些非传统安全问题又是与军事能力相关的，如恐怖主义和海盗威胁。
第二，对国家利益实现途径的认识。中国的国家利益观是和平建设自己的家园，在平等、互利原则基础上开展对外贸易及合作，在维护自己国家利益的基础上努力维护世界和平，维护各国人民共同利益。因此，我国国家利益是通过维护自己的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以及在与世界各国人民的友好交往中，通过互利互惠的贸易来获得的。“中国的崛起方式一开始即强调共赢，完全不同于美国式的霸权方式。合作共赢不追求国家利益最大化，而强调互补式的相对获益，共同致富。中国一直主张一个国家的繁荣不可能建立于别国的贫困基础上。”而霸权国家是通过霸权来获取绝对利益的。特别是历史上的西方殖民者，是通过侵略战争，逼迫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签订不平等条约来攫取自己的国家利益的。
第三，国家利益与国际主义、全人类利益的关系。新中国成立之初，我国更多地追求国家利益与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相结合，支援第三世界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反对霸权主义、反对帝国主义殖民统治的斗争。在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国际主义在中国主要体现的是国际主义与爱国主义的高度结合。当然，毛泽东同志关于国际主义与爱国主义关系的思想也是在不断发展变化的，并根据国际形势的变化时而有所侧重。“毛泽东和斯大林一样都较为实际地从某一个区域性的社会主义国家建设的角度来对待马克思主义，强调马克思主义与本国国情的结合，注重独立自主和国家主权在我党和我国政府对外政策中的基本地位……毛泽东这一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国际主义是民族化了的国际主义，是与爱国主义高度结合的国际主义。”
进入21世纪，中国强调追求全人类的可持续发展，把中国的发展与世界更紧密地联系起来，提出建设一个和谐世界，倡导并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胡锦涛在亚太经合组织、金砖国家领导人峰会、G20峰会以及联合国等重要场合的多次讲话中都提出了保护人类环境，以及关于人类可持续发展的主张及建议。习近平在国内国际的多种场合，多次强调人类是命运共同体、利益共同体，中国坚持正确义利观，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继续弘扬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积极发挥中国共产党为人类进步事业而奋斗的精神，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为世界的发展提供更多的公共产品，欢迎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搭乘中国发展的顺风车。正如习近平所说的：“中国共产党所做的一切，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为人类谋和平与发展。”由此，正确义利观是中国为地区发展以及全人类的和平与发展而提出的国际关系新理念、是全球治理的中国方案，必将为建立一个利益和谐、安全共享的人类命运共同体而作出重要的贡献。
二、正确义利观倡导的核心理念——互利共赢
正确义利观倡导的核心理念是互利共赢，即在国家间相互关系中，要义利兼顾，以义为先，而不能见利忘义；要取利有道，坚持国际道义；要以义让利，体现大国风范；要合作共赢，反对零和博弈；大国要为全球发展担责出力。
1.义利相兼——义利平衡
习近平提出的正确义利观强调，在国家间相互关系中，要义利相兼，以义为先，而不能见利忘义。要讲信义、重情义、扬正义、树道义。要取利有道，坚持国际道义，而不能以邻为壑、甚至以大欺小、以强凌弱，要摒弃丛林法则。只有义利兼顾，才能义利平衡。义利平衡，才能和谐相处。这是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论对国际关系中国家利益内涵的新阐释。其思想精髓源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如为国家而忘小家，为公而忘私；取利有道，以义为先；对不利的局面或事情，不要苟同逃离，要有责任意识：“国耳忘家，公耳忘私，利不苟就，害不苟去”（《汉书·贾谊传》）。讲诚信道德以立国的“信，国之宝也”（《左传·僖公二十五年》）；“君子之言，信而有征”（《左传·昭公八年》）；“君子养心莫善于诚……诚者，君子所守也，而政事之本也”（《荀子·不苟》）。关于道德礼仪的“礼之可以为国久矣，与天地并”（《左传·晏子论礼》），即为文明礼仪之邦方能久远。守司法道德、坚持司法公正的“有权衡者，不可欺以轻重。有尺寸者，不可差以长短。有法度者，不可巧以诈伪”（《慎子·君人》）；“夫制国有常，而利民为本，从政有经，而令行为上”（《淮南子·汜论训》）；“奉公如法则上下平，上下平则国强”（《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等等。
中非、中拉合作就是中国一贯坚持的“平等互利”“真实亲诚”正确义利观的真实写照。中国的周边外交政策“亲、诚、惠、容”，一贯体现了“以邻为伴、以邻为善”“睦邻、安邻、富邻”的核心思想和目标，亦是贯彻和践行正确义利观的真实写照。而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国家利益观的核心是，只有永久的利益，没有恒久的朋友，合则用、不合则弃。因此，正确义利观是对西方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狭隘的国家利益观的超越。
2.以义让利——大国风范
以义让利体现了社会主义大国的风范。中国实施积极的对外援助政策，既坚持国际主义原则，也秉持和积极践行社会主义的义利观。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在还很不富裕的情况下，就积极无偿援助亚非拉国家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实现了高速发展，经济实力显著提高，人民生活得到了极大的改善，但中国仍然是发展中国家，中国没有只顾自己的发展，而是照顾和帮助世界上一些贫困国家和地区发展经济，通过减免债务、低息贷款等方式来扶持贫困落后的国家和地区共同发展。如对非洲落后地区的帮助，大都是“以义让利”的形式，或无偿援助、或减免债务、或低息贷款，体现了大国风范。此外，中国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大量技术人员支持，为广大发展中国家建成了大批基础设施和民生改善项目。今天，成千上万的中国科学家、工程师、医务人员、教师等正奋斗在众多发展中国家，帮助他们改变命运。
2015年9月26日，习近平在出席联合国发展峰会时发表《谋共同永续发展，做合作共赢伙伴》的重要讲话中指出，60多年来，中国积极参与国际发展合作，共向166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提供了近4000亿元人民币援助，派遣60多万援助人员，其中700多人献出了宝贵生命。面向未来，中国将继续秉持义利相兼、以义为先的原则，同各国一道为实现2015年后发展议程作出努力。为此，中国设立了“南南合作援助基金”，首期提供20亿美元；中国将继续增加对最不发达国家投资，力争2030年达到120亿美元；中国将免除对有关最不发达国家、内陆发展中国家、小岛屿发展中国家截至2015年底到期未还的政府间无息贷款债务。
全球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中国积极倡导全球合作抗击疫情，并派医疗队驰援多国抗击疫情，向多国捐赠抗疫物资。中国积极开展新冠疫苗的研制工作，疫苗研制成功后积极向世界各国提供疫苗，特别是向亚非拉等广大发展中国家无偿捐助了大量疫苗，为全球抗疫斗争作出了积极贡献。2021年8月5日，习近平向新冠疫苗合作国际论坛首次会议发表书面致辞强调，“中国始终秉持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理念，向世界特别是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疫苗，积极开展合作生产。”“今年全年，中国将努力向全球提供20亿剂疫苗。中国决定向‘新冠疫苗实施计划’捐赠1亿美元，用于向发展中国家分配疫苗。我们愿同国际社会一道，推进疫苗国际合作进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3.合作共赢——反对零和博弈
合作共赢，反对零和博弈，体现了我国提倡的正确义利观的核心价值理念；义利兼顾，义利平衡是基础；以义让利，大国风范是榜样。要摒弃冷战思维，你输我赢、你少我多的思想。
党的十八大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并将合作共赢确定为外交工作的基本思路。“合作共赢，就是要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在追求本国利益时兼顾他国合理关切，在谋求本国发展中促进各国共同发展，建立更加平等均衡的新型全球发展伙伴关系，同舟共济，权责共担，增进人类共同利益。”习近平在博鳌亚洲论坛2015年年会上的主旨演讲说：“东南亚朋友讲‘水涨荷花高’，非洲朋友讲‘独行快，众行远’，欧洲朋友讲‘一棵树挡不住寒风’，中国人讲‘大河有水小河满，小河有水大河满’。这些说的都是一个道理，只有合作共赢才能办大事、办好事、办长久之事。要摒弃零和游戏、你输我赢的旧思维，树立双赢、共赢的新理念，在追求自身利益时兼顾他方利益，在寻求自身发展时促进共同发展。合作共赢的理念不仅适用于经济领域，也适用于政治、安全、文化等广泛领域；不仅适用于地区国家之间，也适用于同域外国家开展合作。”与“零和”对应，我们现在也常用“双赢”“共赢”概念。“双赢”“共赢”的基本理论就是通过谈判、合作达到对双方或多方都有益或有利的结果，并且要通过经济合作、责任共担而实现利益共享。
共建“一带一路”经济合作倡议，是积极践行正确义利观，为促进沿线国家经济发展，为世界各国搭建互利共赢的国际合作平台，提供全球公共产品。目前，中国已经同17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签署了合作文件，“一带一路”成为全球最大国际合作平台。在各方共同努力下，“六廊六路多国多港”的互联互通架构基本形成，并为此设立了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丝路基金等。
4.大国责任观——为全球发展担责出力
大国在国际体系中具有重要的作用，大国肩上都承担着特殊责任。大国关系也事关全球的战略稳定、人类的和平与发展。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中国一直致力于在国际事务中发挥负责任的、建设性的大国作用，用实际行动展现了中国的历史担当和负责任的大国形象。
中国在综合国力不断提高的情况下，积极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积极带动和促进周边国家共同发展，倡导“一带一路”经济合作，为沿线国家积极修建和改善基础设施，促进互联互通；协同各国加强经济政策协调和发展战略对接，促进协同联动发展，实现共同繁荣；携手各方开创发展新机遇，谋求发展新动力，拓展发展新空间，实现优势互补、互利共赢。2021年1—2月，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非金融类直接投资30.5亿美元，同比增长12.1%。在沿线国家完成营业额104.9亿美元，同比增长14.8%，占同期总额的57.5%。对外承包工程集中于基础设施领域，转型升级步伐加快。1—2月，我国企业承揽的境外基础设施类工程新签合同额超过250亿美元，完成营业额超过150亿美元，分别占总额的82.6%和82.7%。习近平多次表示，中国欢迎周边国家搭乘中国发展的顺风车。中国在全球减贫进程中努力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向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实实在在的支持。2015年9月，习近平在南南合作圆桌会议上宣布，中国将向发展中国家提供“6个100”项目支持，包括100个减贫项目、100个农业合作项目、100个促贸援助项目、100个生态保护和应对气候变化项目、100所医院和诊所、100所学校和职业培训中心。中国积极促进经济全球化的普惠均衡发展，使经济全球化的红利能够各国共享，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积极支持和维护联合国在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中的权威作用，以及参加维护以联合国宪章为宗旨的人类维和行动。“中国已成为联合国第二大会费国和联合国维和行动第二大资金贡献国，是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派遣维和人员数量最多的国家。”这些都体现了中国的大国责任观和大国担当。
三、正确义利观是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利益观
正确义利观是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利益观，与西方国家利益观有着本质的区别。中国认为国家利益至上原则不应该成为追求自己国家利益而损害他国利益的出发点和理由，而是要取利有道，在追求实现自己国家利益时合理关切他国利益与人类共同利益。任何国家都要尊重他国核心利益和合理关切，不损害全人类共同利益。
1.正确义利观与西方国家利益观的区别
（1）国家利益原则。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结束了欧洲三十年战争，在欧洲均势基础之上，确立了威斯特伐利亚均势秩序，奠定了民族国家的主权、领土与独立的原则。“国家对外主权概念的核心是不干涉原则，在这个基础上萌发了新的国际关系体系。根据对外主权原则，现代国际关系的一系列法律规范得到了公认和强化，使国际法的地位从凌驾在国家之上转为根植于国家之间。”可见，民族国家的主权独立与领土完整是自近代以来就用国际法明文规定下来的。
冷战结束以后，不以意识形态划线的思想居主导地位，国家利益重新被置于外交的首位。这是世界范围思想意识的重要改变，也由此形成了国际关系理论关于国家利益原则的主流意识，就是无论任何国家，在国际风云变幻中都首先要考虑本国的国家利益。在民族国家还是国际关系主体的情况下，这有其积极的一面，或者说也是必需的，但也有其消极的一面，存在一个问题，就是各国在关心、考虑自己国家利益时的原则基础是什么，是只顾自己国家的利益而损害他国的利益，还是照顾和关切他国的合理利益。
（2）西方的国家利益观。西方的国家利益观遵从国家利益至上原则。自从《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签订奠定了民族国家的主权、领土与独立原则以来，在国际关系中“国家利益至上”就是一个突出的原则，各国的外交政策及战略都是以符合本国的国家利益为出发点的。只是冷战期间由于意识形态的对抗，使得国家外交政策以意识形态划线，敌友分明。冷战结束后，国家利益重新被置于各国外交政策的首要地位，大国间的合作以不违背“国家利益至上原则”为底线。但现实世界中一些实力强国却为了本国的利益，用领土补偿原则分割弱小国家，侵犯他国的主权与领土完整。这体现了西方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的矛盾和斗争，虽然制定了法律，但是在实际中，往往是现实主义占上风，他们的“没有永久的朋友，只有永久的利益”的外交理念常常支配着国家的对外方针政策，甚至为了维护自己的国家利益不惜武力入侵他国。这在帝国主义的殖民主义时期非常突出，也是对西方的国家利益观的真实写照。
再者，霸权稳定论代表着霸权国的利益观。美国麻省理工学院自由派经济学家查尔斯·金德尔伯格是霸权稳定论的始作俑者。他在《1929—1939年世界经济萧条》一书中率先提出了霸权稳定论，后来由罗伯特·吉尔平加以系统完善。金德尔伯格引用经济学的概念，把各国的民族利益看作私人商品，而把世界经济的稳定视为全球商品。他认为，国际公共产品首先是和平，其次是开放的贸易体制、统一的度量衡和固定的汇率等。一个社会的公共产品通常是由政府提供的，但在无政府的国际社会中，只有那些大国才有能力提供国际上的公共产品。他在研究大危机中认识到，大国应该承担起维护国际市场的责任。小国没有经济实力，同时也不负有维持经济体系的责任，因此没有任何必要行使领导权。它们只是国际经济体系中的“搭便车者”。中等大小的国家虽然“足以损害这个体系，但却不足以稳定它”。只有大国既有能力又有责任来领导国际经济体系，1914年以前这个大国是英国，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则是美国。
吉尔平从收益角度论证了霸权国家为国际社会提供公共产品，从而加速了衰弱的趋势。他认为，为了支付提供公共产品的成本,霸权国家的经济剩余逐渐减少甚至消耗殆尽。根据经济学中边际收益递减法则,霸权国家提供公共产品的成本与从中获取的收益成反比，从而使霸权国在经济上逐渐无力负担提供公共产品的成本,进而迫不得已放弃霸权地位,让位于其他新崛起的更有竞争力的新兴国家。“白搭车”是吉尔平分析霸权必衰的另一个原因。他认为，由于存在白搭车者,霸权国往往长时间为保证公共产品的充分供应而付出了远远超出其应付的成本。因此,霸权国对“白搭车者”感到不耐烦和失望。白搭车者一方面从经济上加重了公共产品的成本负担,削弱了霸权国家的实力,另一方面又从道德和信心上使霸权国感到沮丧,失去了为国际社会提供自由经济体制的意欲和动力。
霸权稳定论的核心观点，一是大国是维持国际体系稳定的力量，中小国家只是“搭便车者”。二是霸权国家为了维护国际体系的稳定付出了巨大的成本代价，这成为霸权国家衰落的原因。三是霸权国家对“搭便车者”不满，不愿意再承担提供公共产品所付出的代价。实际上霸权国为了维持霸权地位，不得不向国际社会提供公共产品，但其实这与其提供的国内公共产品是两个概念，它并不是无私的奉献，而是要获取霸权利益。霸权国认为没有获得霸权利益是因为有“搭便车者”的思想是不正确的，认为“搭便车者”是造成霸权国衰落的原因之一也是错误的。这种国家利益观的心态是不正确的，也不利于正确处理国家间相互关系。实际上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不只是霸权国家由于居于国际体系的权力中心，为稳定国际体系提供了公共产品，许多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新兴大国如金砖国家，积极融入国际体系，成为国际体系的积极建设者、贡献者，也为稳定国际体系，包括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布雷顿森林体系，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战后国际秩序及安全体系作出了积极的贡献。稳定的货币体系和国际安全框架的最大受益国是霸权国。当然，和平稳定的国际体系和国际环境为各国的发展和繁荣都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
在经济全球化时代，西方利益观也没有根本改变，他们视自己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为国家利益的根本原则，但不尊重弱国小国的国家利益，甚至为了本国利益而干涉他国内政，如通过颜色革命，对西亚北非和中东实行政治、经济及文化霸权，来达到对其控制的目的，从而实现自己国家利益的最大化。
威斯特伐利亚体系是近代形成的重要的国际政治体系，奠定了国家间相互关系的国际政治体系的基石。威斯特伐利亚体系是以独立的民族国家为基础的国际关系体系，国家是国际政治的主要行为体。因此，尊重民族国家的独立、主权、平等是国际关系的基本原则。
（3）中国的国家利益观。习近平提出的正确义利观是中国国家利益观的集中体现，是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利益观，是习近平外交思想的重要内容之一。中国的国家利益观主要体现在如下方面：主张国家利益的最高原则是尊重和维护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对外关系的基本原则是遵守国际法及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中国的国家利益观，还包括和平建设自己的家园，在平等、互利原则基础上开展对外贸易及合作，在维护自己国家利益的基础上关照他国利益，努力促进世界和平，及维护各国人民的共同利益。
但由于时代不同、国际局势不同，不同时期维护国家利益的战略重点也就不同。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坚决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维护中国的独立、主权与领土完整，努力改善中华民族的生存环境，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原则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发展经济，开展对外交流合作，实现国家利益，同时追求国内的稳定，国际环境的稳定、和平与安全。邓小平指出，“中国要摆脱贫困，实现四个现代化，最关键的问题是需要稳定。如果没有一个稳定的环境中国什么事也做不成”，强调从战略的角度，“本着既维护自身的国家利益，又尊重对方的国家利益的精神来处理所面临的各种的问题”。进入21世纪，中国进一步强调利益攸关方，照顾、关切彼此的核心利益，实现双赢或多赢；提倡新安全观，以合作促安全；倡导正确义利观，实现互利共赢。党的十八大强调，中国将坚持把中国人民利益同各国人民共同利益结合起来，以更加积极的姿态参与国际事务，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共同应对全球挑战。中国将始终不渝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通过深化合作促进世界经济强劲、可持续、平衡增长。
习近平在纪念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发表60周年大会上的发言中强调：“坚持主权平等。主权是国家独立的根本标志，也是国家利益的根本体现和可靠保证。主权和领土完整不容侵犯，各国应该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这些都是硬道理，任何时候都不能丢弃，任何时候都不应动摇。”2017年1月18日，习近平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的演讲中指出：“主权平等，是数百年来国与国规范彼此关系最重要的准则，也是联合国及所有机构、组织共同遵循的首要原则。主权平等，真谛在于国家不分大小、强弱、贫富，主权和尊严必须得到尊重，内政不容干涉，都有权自主选择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新形势下，我们要坚持主权平等，推动各国权利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
由此可见，我们主张的正确义利观与西方的国家利益观的根本区别在于，怎样看待国家利益，如何获得或实现国家利益，是否主张推动大小国家在国际事务中真正享有权利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
2.正确义利观与国家利益至上原则
冷战结束后，国家利益重新成为影响国际关系的支配力量，并被确立为国家对外政策的指导方针和最高原则。基辛格指出：“冷战胜利使美国进入了一个非常类似18、19世纪欧洲国家体制的世界，失去了强大的意识形态威胁或战略威胁，使得各国越来越以眼前的国家利益执行其外交政策。”
在对外关系中，各国首先从自己的国家利益原则出发进行现实的选择，尤其在事关国家的核心利益问题上是不能动摇和妥协的，这无可厚非。这与在国际关系中贯彻正确义利观是不矛盾的，我们强调贯彻正确义利观是指不能为了自己国家的利益而损害他国的利益、以邻为壑、损人利己，甚至靠发动战争来攫取他国资源和战略利益。这种作为是我们反对的和必须批判的。美国在2001年以打击基地组织和塔利班恐怖组织为借口发动阿富汗战争，2003年以萨达姆统治的伊拉克拥有大规模的生化杀伤性武器为由发动伊拉克战争，试图以战争塑造美国主导的单极霸权秩序的图谋并没有顺利实现，给世界带来了新的不安全因素，恐怖主义活动更加猖獗，在世界各地蔓延。
因此，我们提倡在国际关系中要贯彻正确义利观，推动国际关系民主化，努力塑造公平、公正、合作共赢的世界新秩序，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样才能保障世界的和平与可持续发展，世界人民才能共享和平与安全。
3.正确义利观与国家核心利益
中国提出的正确义利观的核心是义利兼顾、以义让利、互利共赢的思想理念，与西方国际关系理论追求的国家利益至上有本质区别：我们在事关国家领土、主权等核心利益上决不退让，我们反对的是见利忘义、为了自己国家的利益而干涉他国内政、甚至牺牲他国利益来获取本国利益的国家利益至上理论及行为。
我们坚决走和平发展道路，中国政府庄严承诺永远不称霸，中国不相信国强必霸的逻辑，而是要走出一条与西方资本主义强国不同的发展道路，即不靠剥削、不靠殖民、不靠霸权，而是和平发展、与各国合作互利共赢。中国的发展需要一个稳定的外部环境，我们渴望和平，但是绝不能以牺牲国家核心利益为代价。我们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决不会屈服于外来压力。
坚决维护国家核心利益是中国外交的神圣使命。新中国成立72年来，我们在维护国家独立和主权、捍卫民族尊严上的立场是一贯的。在新的历史时期，习近平强调：“我们要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但决不能放弃我们的正当权益，决不能牺牲国家核心利益。任何外国不要指望我们会拿自己的核心利益做交易，不要指望我们会吞下损害我国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苦果。”这些话掷地有声，字字千钧，从根本上讲清了坚持和平发展与维护国家利益的辩证统一关系。习近平总书记在2016年“七一”讲话中重申了这一原则立场和捍卫国家领土主权完整、安全和发展利益的决心。
四、正确义利观符合全人类发展利益，也应成为人类共同的价值追求
正确义利观符合全人类发展利益，也应该成为人类共同的价值追求。“习近平同志关于在外交工作中坚持正确义利观的重要思想,进一步丰富了中国外交的核心价值观,不仅对我们进一步做好新时期的外交工作具有重要指导意义,也为人类共同价值宝库增添了新内涵。”
英国知名社会学家马丁·阿尔布劳在接受《参考消息》采访时说：“在领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方面，中国有绝佳的机会。当今世界不需要军事上的领导，而是需要道德和价值观上的领导。”阿尔布劳深切地说出了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背景下，在世界格局深度调整、世界秩序面临重塑，世界面临更多不稳定性、不确定性的情况下，时代呼唤道德和价值观的引领，而不能靠武力和强权来统治世界。而且，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核心理念如正确义利观、建立新型国际关系、“一带一路”倡议、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都蕴含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中国道义和核心价值观，如和合、协和万邦、天下为公、世界大同思想等。
同时，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对民主、自由、公平、正义等全人类共同的价值理念的坚守和追求。我国一直走和平发展道路，国际上坚持公平正义，主持公道。倡导国际关系民主化，尊重各国自主选择的发展道路。这些都是对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理念的追求和坚守。2015年，习近平在出席第七十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时指出：“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也是联合国的崇高目标。”此后，习近平在国际国内多种场合提及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2020年9月22日，习近平《在第七十五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的讲话》中指出：“让我们团结起来，坚守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创造世界更加美好的未来！”
在习近平外交思想引领下，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积极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我们将顺应历史潮流，积极推动建设新型国际关系，弘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同各国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而且，“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习近平外交思想的重要内容，是当代中国对世界的重要思想和理论贡献，产生日益广泛而深远的国际影响，成为中国引领时代潮流和人类文明进步方向的鲜明旗帜”。
可见，正确义利观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追求和积极践行，是促进全球治理，建立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世界秩序必须秉持的全人类共同的价值理念和国家利益原则。当然，要实现这样的目标必须要各国共同努力，同霸权主义的霸权利益观作斗争。“敢于斗争、敢于胜利，是中国共产党不可战胜的强大精神力量”，“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始终是新中国外交的优良传统和鲜明特色”。新时代让我们继续发扬这一伟大精神和优良传统，坚持我们的原则立场，坚持正确义利观，与霸权主义利益观的自私自利、损人利己的行为作斗争，实现人类的共同价值理念，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研究员）
网络编辑：同心
来源：《马克思主义研究》2021年第8期
相关文章
头条焦点
精彩导读
关注我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