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之际,推出《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传播通考》100卷,有着特殊的含义。因为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传播和中国共产党有着必然的联系。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同志曾经说过:“一九一七年的俄国革命唤醒了中国人,中国人学得了一样新的东西,这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产生了共产党,这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
在五四运动之前,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是零星的、偶然的,没有产生广泛的社会影响。中国民主革命的先驱孙中山是最早接触到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想的中国人。1896年9月至1897年6月,孙中山生活在伦敦,考察欧洲社会现象,去大英博物馆阅读各种书报,了解到马克思恩格斯,接触到《共产党宣言》《资本论》和当时其他的社会主义书刊。1899年2月,上海广学会主办的《万国公报》第121期上连载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节译、蔡尔康撰写的介绍本杰明·颉德所著的《社会进化》一书部分内容的文章,名为《大同学》,文章提到了马克思的名字,这在汉文刊物中是首次。
五四运动之后,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习和传播在中国开始形成热潮,越来越成规模和系统化。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传入主要来自几个途径,分别是以更早一些留学日本的学生为主体、以赴英法德等国留学的学生为主体、以留俄留苏的学生为主体等,在国内的传播者大多是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的成员和党的一大代表们。
建党初期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形式主要有四种:
一是出版进步刊物来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陈独秀创办的《新青年》,李大钊创办的《晨钟报》,陈独秀和李大钊共同创办的《每周评论》,毛泽东创办的《湘江评论》,李达主编的《共产党》月刊,成为传播革命思想和马克思主义的重要舞台。
二是成立学习和研究的社团组织。1920年3月李大钊领导发起“马克思学说研究会”,1920年四五月间陈独秀在上海成立“马克思主义研究会”,1920年9月毛泽东在长沙组织成立“湖南俄罗斯研究会”和“马克思主义研究会”,这些社团成为学习、研究和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重要园地,经常组织学员和进步青年学习研究《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经典著作和一些进步刊物上的文章。
三是通过出版书籍来宣传马克思主义。最重要的事件是1920年8月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第一个中文全译本的出版。党的一大之后,我们党就决定成立人民出版社,李达亲自任社长,制订了一个宏大的出版计划。尽管该出版计划没有完成,但还是出版了马克思的《工钱劳动与资本》、列宁的《劳农会之建设》《列宁传》等书籍,产生了广泛的影响。1919—1922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传播的马克思主义的书籍有21种,其中大多是马克思的经典著作,如《价值价格及利润》等。
四是创办各种培训学校来讲授和传播马克思主义。上海早期党组织创办的培训干部的学校“外国语学社”,主要是讲授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著作和社会主义理论,其中包括李汉俊翻译的《马克思〈资本论〉入门》和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李达还在上海创办了平民女校。1921年8月,毛泽东和何叔衡创办了“湖南自修大学”,培训革命骨干和进步知识分子,组织他们学习马列主义,除了学习《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外,还将李达翻译的《哥达纲领批判》等作为教材。
回顾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史可以得出两点结论。第一点是,没有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就不可能有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但是,中国共产党自诞生后,就成为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传播的主体力量。第二点是,中国共产党人注重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中国共产党人翻译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的过程与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是同步的,翻译和传播使我们加深了对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理解,促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反过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又增加了对于经典文献翻译和传播的需求,促进了对经典文献的翻译和传播。可以说,经典文献的翻译和传播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个相互促进的过程。
《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传播通考》通过对经典文献原版本和中译本的考释以及译文的解析,将这些经典著作放在经典作家撰写它们和中国引进它们的不同时代背景的对照中来考察,放在西方与中国不同历史社会文化传统的交融中来考察,放在中西不同话语体系和语言表达的差异和契合中来考察,深化了对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的研究,让读者能够从历史纵深和现实需要的宏阔视野中深化对马克思主义学说的理解。
(作者:曾任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院务委员会委员)
网络编辑:同心
来源:《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2021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