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12月2日，是燕妮·马克思逝世140周年。140年来，我们这个星球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这种巨变中，马克思创立的科学理论是烛照世界历史进程、指引人类前进方向的智慧明灯。今天，当我们向这位伟大思想家致敬的时候，也应当铭记他的忠诚战友和亲密伴侣燕妮的不朽功绩。
1881年12月5日，就在燕妮逝世后的第三天，恩格斯在这位共产主义战士墓前的讲话中深情地指出：“她不仅和丈夫共患难、同辛劳、同斗争，而且以高度的自觉和炽烈的热情积极投身其中”；“她在革命运动中表现出的睿智的批判精神，敏锐的政治嗅觉，充沛的精力，伟大的忘我精神，是公众看不到的，在报刊上也没有记载。她所做的一切只有和她在一起生活的人才了解。”
1895年，在马克思长眠于地下12年之后，有人问他的女儿爱琳娜：燕妮一生的奋斗对于马克思的人生事业具有何种意义？爱琳娜用一句简洁的话回答了这个问题：“可以毫不夸大地说，没有燕妮·冯·威斯特华伦，就不会有今天的卡尔·马克思。”
爱琳娜的话确切地反映了“公众看不到”而“报刊上也没有记载”的事实；恩格斯的话则凝练地概括了燕妮一生的奋斗历程、理论智慧和精神境界。
我们今天纪念燕妮，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要从经典著作和各种文献中钩稽珍贵史料，厘清重要史实，从而走近燕妮从事斗争的峥嵘岁月，走近她那史诗般的壮丽人生和丰富的内心世界，认真体悟这位伟大的女性对人类进步事业的至真至诚，感悟她在不懈奋斗中表现出的至情至性和大智大勇，更加深刻地领悟什么才是真正的人生意义、人格境界和人性光辉。
一、燕妮的坚贞爱情：不仅燃烧着青春的火焰，而且蕴含着探求人生真谛的勇气
燕妮，任它物换星移、天旋地转，
你永远是我心中的蓝天和太阳，
任世人怀着敌意对我诽谤中伤，
燕妮，只要你属于我，我终将使他们成为败将。
我的思念比茫茫宇宙还要宽广，
它无比崇高，胜过寥廓的穹苍，
它无比美丽，胜过梦中的仙乡，
它无比深邃，胜过惊涛澎湃的海洋。
这思念无穷无尽，热情奔放，
这思念犹如上帝的遐想，
时时在他崇高的心中回荡，
正是你让这种思念萦绕在我的心房。
你自己就是这思念的化身，
思念二字难表一腔衷肠，
炽热的深情无法用言词诉说，
这热情将在我心中越烧越旺。
这是马克思18岁时在柏林大学写的一首诗，题目是《思念——致燕妮》。这首动人心弦的诗歌是两个有志青年炽烈恋情的结晶。
马克思和燕妮早在少年时期就相互倾慕。在风华正茂的青春岁月，他们的纯真感情日益加深，终于发展成坚贞的爱情。马克思敬重燕妮正直善良、嫉恶如仇的性格，聪明颖悟、好学敏求的禀赋；燕妮则钦佩马克思的高远志向和顽强毅力、勤勉精神和卓异才华。更为重要的是，他们都深受启蒙思想和民主潮流的影响，憎恶恃强凌弱的黑暗势力和庸俗虚伪的市侩习气，向往人间平等、社会公正和精神自由。志趣的契合、理念的一致、心灵的共鸣，构成了两个年轻人相知相爱、不离不弃的思想基石。
然而，命运注定他们的爱情不可能一帆风顺。
马克思出身于平民家庭，父亲亨利希·马克思是德国特里尔市的一名律师；而燕妮则出生于世袭的贵族门第，其父约翰·路德维希·冯·威斯特华伦从1816年起担任特里尔行政区首席顾问，自1834年起成为政府枢密顾问。社会地位的高低悬殊、传统观念的森严壁垒、市井舆论的种种偏见，特别是威斯特华伦家族亲友的激烈反对，使马克思和燕妮的爱情面临着难以逾越的障碍。
然而，马克思和燕妮没有向命运低头。他们虽然年轻，但通过学习、思考和磨练，从古往今来的优秀作品和进步思潮中汲取了力量，形成了独立不羁的性格和崇仰自由的情怀。他们坚信，在自己的恋情中不仅燃烧着青春的火焰，而且蕴含着对人生真谛的探寻和思考、对人文精神的憧憬和渴求。因此对于他们来说，屈从压力、放弃爱情，不仅意味着痛苦地离弃自己的心上人，而且意味着卑怯地放弃自己的追求和志向、幸福与尊严。为此，他们从一开始就做好了抗争的准备。
实际上，早在1836年马克思就与比他年长四岁的燕妮订了婚。他们事先没有告诉任何人，包括他们的父母，可以说是“私订终身”。本来，两个志同道合、情深意挚的年轻人迈出这一步，是水到渠成、顺理成章的事情，但在当时的社会里，这却是带有叛逆性质的惊世骇俗之举。因此，他们一方面为自己的勇敢决断而深感自豪和欣幸，一方面又为前景未卜而陷入焦灼和殷忧。订婚之后不久，他们含泪相别。马克思乘马车前往柏林大学，途中强忍悲痛，写了一首题为《两重天——致燕妮》的诗。那首诗与其说是文学作品，不如说是战斗誓言。请看马克思如何用动人心魄的语言表达他对燕妮的一片丹忱：
燕妮，当我把你的心灵窥望，
当我焦渴的心与目光，
深深沉浸在你的身上，
我胸中就会升起太阳；
当你从我的身边走过，
我每根神经都会震荡；
当我为你而心驰神往，
便感到天空一片晴朗；
我目光如炬热血满腔，
能击退一切魑魅魍魉。
这首诗与本文开头引述的那首《思念——致燕妮》有一个共同之处，那就是马克思一再把燕妮比喻为自己心中的“蓝天和太阳”。这个新颖的譬喻既贴切地说明了马克思对燕妮的理解之深，又真实地再现了燕妮的人格之美。
人们都赞叹燕妮端庄韶秀、温婉娴雅，唯有马克思才知道，这个外表柔弱的女子有着多么博大的心胸和坚强的意志。与马克思离别后，燕妮就独自在家乡经受痛苦的煎熬。对于她的爱情、她的选择，家族内外不断有人发出嘲讽和攻讦之声，但燕妮不屑一顾。任它风刀霜剑日日袭来，她始终沉稳、冷静地坚守着初心。即便在重压之下身患疾病，燕妮也坚毅如初、泰然自若；她时刻惦记着她的卡尔，关注着他的健康和学业，真正是念兹在兹、铭心刻骨。
她珍藏着马克思从柏林寄来的三本诗集，一次又一次地凝视扉页上的题词：“献给我所倾慕的、永远爱恋的燕妮·冯·威斯特华伦”，反复体会这行文字中蕴涵的人间真情。她经常吟咏马克思的诗作，眼含热泪，心中充满温暖和光明。
燕妮最喜欢回忆同马克思一起探讨人生目标的情景。早在中学时期，马克思就已经郑重思考这个重要问题。在中学毕业作文《青年在选择职业时的考虑》中，他表示要在未来选择“最能为人类而工作的职业”，并决心为此作出牺牲；他鄙弃那种“可怜的、有限的、自私的乐趣”，希望自己的“幸福将属于千百万人”。燕妮对这些话耳熟能详，因为马克思曾多次对她讲述自己的抱负。听到马克思铿锵有力的表白，燕妮始而震惊，继而感动，进而深表赞同。她决心把自己的生命同马克思紧紧联系在一起，一辈子支持他的事业，一辈子分担他的忧患，一辈子与他共同奋斗。对于燕妮来说，爱情不仅是两情相悦，更是两心相通；她已经把选择对象与选择人生融为一体，把忠于爱情和忠于信仰结合起来。正是这种结合，使她产生了惊人的勇气。
燕妮的勇气感动了双方父母。对于他们的爱情，马克思的父亲首先给予支持，燕妮的父亲后来也表示同意。然而不幸的是，两位父亲于1838年和1842年相继辞世，于是，燕妮的亲属们又开始施压，要求她与马克思解除婚约，嫁给权势煊赫的豪门子弟。直到马克思和燕妮举行婚礼前夕，这种无理的纠缠才终于停息。
1843年6月19日，马克思和燕妮在克罗伊茨纳赫结婚。为了这一天，他们一起坚守了整整七年。然而燕妮认为这段时光没有虚度，因为他们的纯真爱情经受了考验，他们的彼此了解进一步加深。在这七年中，马克思博览群书，追本溯源，关注社会，深入思考，为揭示科学真理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他撰写了大量笔记和许多文章，并于1841年获得博士学位。在这七年中，马克思开始登上政治斗争的舞台。从1842年10月起，他担任《莱茵报》编辑，发表了一系列文章，猛烈抨击普鲁士专制制度，公开维护劳苦大众利益，使该报成为具有鲜明革命民主主义倾向的人民喉舌。燕妮一直密切关注着马克思在思想、学术和实践领域的发展进程，她赞同马克思的观点，钦佩马克思的气概。在致马克思的信中，她写道：“你的形象矗立在我面前，是那样光辉，充满着胜利的力量，我的心多么渴望着时刻跟你在一起啊！”
她不止一次坚定地向马克思表示：为了你，我会“付出生命、幸福和永恒。为了给你带来幸福的时刻，我会愉快地忍受人间的嘲弄和羞辱！”
在这七年中，燕妮认真了解和研读马克思的各种学术成果，经常关注和浏览他在《莱茵报》发表的文章。她奋力追赶马克思的前进步伐，刻苦钻研政治、社会、历史和文学艺术理论，特别是广泛涉猎有关古希腊哲学和德国古典哲学的文献，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进步，但她总认为自己还有许多不足之处。面对马克思，她诚恳地表明了发愤进取的决心：“我的心上人，即使现在我稍微落后了，以后我会把荒废的东西补上去的，而且，你也将帮我赶上。”
马克思欣喜地看到，燕妮说到做到，果然在理论上、学术上孜孜以求、积铢累寸、不断精进。
燕妮把七年苦恋变成了七年磨砺，使艰苦环境化为淬炼意志的熔炉、求知益智的课堂和思考人生的契机，从而使自己的内心变得像蓝天一样宽广澄明、充满阳光。马克思认为，这才真正是燕妮的魅力之所在；而最令他感动的是，燕妮的磊落襟怀、高洁品格、非凡睿智和幽默性格经常使他受到宝贵的启示，让他在焦虑、困惑、痛楚和情绪低落的时刻转换思路、抖擞精神、豁然开朗，帮助他驱除心头的阴云，重见玉宇澄清、丽日临天。这就是马克思在诗里把燕妮比作自己“心中的蓝天和太阳”的真实原因。
普鲁士当局把马克思主持编辑的《莱茵报》视为对现行制度的严重威胁，决定查封这家报纸。1843年3月，马克思发表辞职声明，愤然表示对专制制度的抗议。此后，反动当局曾向马克思表示：只要他“改弦易辙”，政府愿意立即给他授予官位、赏以厚俸。对于这种卑鄙愚蠢的收买，马克思嗤之以鼻。他宁可在逆境中苦战，也不愿在逢迎中苟活。他毅然决定离开德国前往巴黎，去开辟新的斗争道路。
燕妮钦佩马克思的气节，毫不犹豫地支持他的决定。1843年10月，在新婚之后的第四个月，马克思和燕妮义无反顾地离开德国，共赴巴黎。在踏上旅途的那一刻，燕妮根本不知道他们会在异国他乡漂泊羁留到何年何月，但有一点她非常清楚：前方的道路必定是坎坷曲折、险象环生。莎士比亚剧作中有一句名言：“一切既往，皆为序章。”（《暴风雨》）对于燕妮来说，迄今为止她在故乡所经历的一切，已经成为往事、写入“序章”；从此以后，她将与卡尔一起，共赴惊涛骇浪，开辟新的生命航程，书写新的人生篇章。
就在人生新的一页即将揭开的那一刻，燕妮向马克思表示：不论在何时何地，“我都陪伴着你，时而在前，时而在后地追随着你。但愿我能为你铺平道路，清除你路上的一切障碍！”
燕妮践行了自己的诺言。在此后的40余年里，在强敌威逼、贫病交加的逆境中，在阴霾笼罩、风雨如晦的日子里，燕妮始终坚守在卡尔身边，真正成为他“心中的蓝天和太阳”。
二、燕妮的人格风范：一部用生命铸成的传世之作
作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锋战士、人类历史上罕见的杰出女性，燕妮具有丰富的阅历、丰富的经验、丰富的思想、丰富的情感，但她没有给我们留下丰富的著述。这是因为，她把自己的所有精力和时间、全部学识和才华都奉献给了马克思从事的实践活动和理论探索。
关于这一点，燕妮生前在任何场合都从未提及。她生性谦抑内敛、务实低调，不图私利、不事张扬，从不计较自己生前身后的名位与声望。恩格斯在谈到燕妮时说过：“如果有一位女性把使别人幸福视为自己最大的幸福，那么这位女性就是她。”恩格斯不愧为燕妮的知音和挚友，他只用了寥寥数语，就刻画出了燕妮的人格特征。
燕妮生前写过一本《动荡生活简记》，简要地回顾了马克思和她的流亡生活；除此之外，保存至今的只有她的一些书信和短文，数量也不是很多。实际上，燕妮留给后人的传世之作是她的人格风范—— 这是一部立意新颖、风格雄健、动人心魄的旷世奇书，它不是用笔墨书写而成，而是用生命熔铸而成。
为了读懂这部无字的著作，了解它昭示的人生哲理，我们需要穿越历史风云，回到马克思和燕妮共同战斗的岁月。
纯洁高尚的人生信念，是燕妮人格的首要特征。
燕妮对待生活的态度极其认真。在选择人生道路的过程中，她进行过严肃的理性思考，倾注了满腔的诚挚感情。
1843年10月，燕妮随同马克思抵达巴黎。尽管她事先设想了各种可能遇见的情况，但她还是没有料到，在这个“新世界的新首府”，在种种浮华表象背后，隐藏着一系列铁的事实，这些事实在她的心灵深处引起了从未有过的强烈震撼。
第一个重要事实是：产业工人的境况极其悲惨，令人难以置信。燕妮跟马克思一起，经常深入工厂区和贫民窟。她亲眼看到，工人们及其妻子儿女为了挣得微薄的工资，不得不挤在阴暗、狭窄、令人窒息的车间里，每天从事15个小时甚至更长时间的繁重劳动。他们居住在潮湿发霉的地窖里，长年累月地忍受着污浊环境和饥饿疾病的折磨。
第二个重要事实是：资产者对劳动者的剥削和压迫手段无比残酷，令人义愤填膺。为了榨取越来越多的利润，工厂主用尽各种卑鄙的伎俩——无端地延长工时，无耻地克扣工资，无理地解雇工人，无情地虐待童工。工人们只要稍许表示一点不满，就会立即遭到惩罚。政府把维护工厂主利益视为己任，警察当局则肆意镇压工人的每一次反抗行动。
第三个重要事实是：工人阶级的斗争坚韧顽强，令人由衷钦敬。1831年和1834年，法国纺织工业中心里昂相继爆发工人起义，两次起义都遭到了血腥镇压。尽管如此，广大工人仍然不屈不挠地进行斗争。他们发起罢工，举行示威，并且建立起秘密的革命组织。马克思和燕妮经常到工人中间，参加他们的集会，倾听他们的呼声，总结他们的斗争经验，并同他们建立了广泛联系。燕妮生平第一次感受到了工人群众正直无私、团结互助、顽强斗争、愈挫愈勇的崇高精神，她常常想起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对工人阶级优秀品质的描述：“人与人之间的兄弟情谊在他们那里不是空话，而是真情，并且他们那由于劳动而变得坚实的形象向我们放射出人类崇高精神之光。”燕妮深切地体会到，马克思说出了一个具有重大意义的事实。
对工人运动的实地考察，促使马克思在思想上、理论上产生了质的飞跃。1844年2月，马克思在《德法年鉴》上发表了《〈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和《论犹太人问题》。这两篇文章论述了革命理论同革命实践相统一的思想，强调消灭私有制并对社会进行革命改造是实现人的解放的根本途径，首次明确地阐述了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这些观点表明，马克思已经完成从唯心主义向唯物主义、从革命民主主义向共产主义的转变。
就在同一时期，燕妮的思想也在发生同样性质的转变。她联系自己在考察工人生活和斗争状况的过程中积累的大量素材和深刻印象，反复阅读马克思这两篇文章，受到了深刻的启迪。她常常在夜晚独自沉思。对比资产阶级剥削和压迫劳动群众的残酷本性，对比威斯特华伦家族中的那些人蝇营狗苟、尔虞我诈的丑恶行径，燕妮的脑海中清晰地浮现出革命工人高尚而又亲切的形象。在许多个不眠之夜，燕妮经过深思熟虑，坚信唯物主义世界观和共产主义立场的真理性，决心像马克思那样站在工人阶级一边，成为这个阶级的一名坚定战士，为劳苦大众和全人类的解放奋斗终生。
在此期间，燕妮还研读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共同撰写的《神圣家族》，初步领会了历史唯物主义理论。此后，在布鲁塞尔流亡期间，她又亲眼看到这两位肩负历史重任的年轻思想家精诚合作，写出了《德意志意识形态》和《共产党宣言》；他们在这两部光辉著作中论证了资本主义必然灭亡和共产主义必然胜利的人类社会发展规律，阐明了无产阶级作为资本主义掘墓人肩负的伟大历史使命。这就使燕妮进一步认清了历史前进的方向，坚定了自己的人生信念。
燕妮为工人阶级即将掌握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理论武器而感到欣喜，也为自己见证了这一武器锻造和诞生的过程而无比自豪。作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第一个纲领性文献——《共产党宣言》的第一个读者，燕妮深感自己负有神圣的使命，那就是：矢志不渝地为践行、传播和捍卫无产阶级科学理论而奉献毕生力量。
燕妮为自己找到了人生归宿而感到充实和幸福，同时也为迎接挑战做好了思想准备。在后来的数十年里，燕妮同自己的爱人从欧洲大陆辗转流亡到英伦三岛。反动当局施行的一次又一次驱逐、通缉、监禁和构陷，动荡生活中出现的一场又一场灾难和危机，始终无法动摇和摧折她的信念，反而使这种信念历久弥坚。
在严峻的人生考验中，燕妮具有同马克思一样的定力：纵有千难万险，“目标始终如一”。
炽烈恒久的斗争热忱，是燕妮人格的第二特征。
曾经有人问燕妮：在人的各种优良品格中，你最喜爱的品格是什么？燕妮的回答是：“真诚。”
这是燕妮的肺腑之言，也是她的行为准则。她对真诚的理解是心口相应、坐言起行、一诺千金；她鄙视轻诺寡信的人，厌弃徒托空言的文章。她认为，在人生方向和人生目标这样的重大问题上，自己一旦立下誓言，就必须坚决恪守；一旦确立信念，就必须立即践行。燕妮的这种风操，让我们不禁想起中华民族历来崇尚的品节：“言不宿诺，行不苟从”（唐·陈子昂《堂弟孜墓志铭》）。
燕妮是在巴黎和布鲁塞尔流亡期间确立共产主义信念的，她发誓要把全部生命奉献给工人阶级和人类解放事业。在迈出这坚定的一步之后，她一刻也没有犹豫，立即将自己的想法付诸行动。她积极投身于工人运动，认真参加每一次集会，尽力为工人们出主意、办实事、做贡献。她那热情爽朗、质朴善良的性格，使她在很短时间内就同工人打成一片，建立起深厚的情谊，赢得了他们的敬重；而她也为工人们把她视为自己人而感到欣喜。根据工人的需求和愿望，她在革命团体内部主动承担起文化教育的任务。经过认真准备，她定期向工人们讲授各种历史文化知识，有时还热忱地介绍、动情地朗诵荷马、莎士比亚、歌德、海涅等著名诗人的作品。燕妮所做的工作不仅提升了工人的素养，开阔了他们的视野，而且增进了工人群众的归宿感和使命感，增强了工人组织的吸引力和凝聚力，因而受到普遍的欢迎。当时的革命报纸《德意志—布鲁塞尔报》曾专门报道燕妮的出色工作，赞扬她“为无产阶级教育事业而工作”，用实际行动树立了“富有教益的榜样”。
那时候，燕妮已经是三个孩子的母亲。繁重的家务压在她的肩上，贫困的阴影笼罩着整个家庭。对于一个家庭主妇来说，要在这种情况下承担革命工作，这是多么艰苦的考验！然而燕妮从容应对，决不言苦，显示出“事不避难，义不逃责”的境界和胸怀。她一边当好孩子们的母亲，一边担任马克思的助手。她夜以继日地辛勤劳作，为马克思搜集资料、整理素材，誊写文稿、校对清样，代拟书信、寄发邮件，交涉出版事宜、安排活动日程。更重要的是，她凭借独立思考和亲身感悟，向马克思坦陈自己对形势、任务和策略问题的见解，并就工人的理论教育和思想引导问题提出积极中肯的建议，使马克思受到了多方面的启发和教益。
1848年革命爆发后，布鲁塞尔工人立即响应。燕妮和马克思全心全意地推进工人阶级革命运动。那时，马克思刚刚获得一笔数千塔勒的遗产，燕妮不顾自家生活的窘迫，毅然支持丈夫将这些钱全部用来资助工人组织。不久，革命遭到镇压，马克思被捕，燕妮也被投进监牢。马克思后来在一篇文章中公开揭露比利时反动当局的卑劣行径：“他们以游荡罪名，把我的妻子送进市政厅监狱，和妓女一起关在阴暗的牢房里。次日上午十一时，一队宪兵在众目共睹之下把她送到侦讯室。不顾各方面的坚决抗议，把她拘留在禁闭室达二小时之久。她在那里忍受了严寒和宪兵的极其可恶的对待。”“我的妻子的全部罪名就是她虽然出身于普鲁士贵族，却赞成丈夫的民主信念。”
后来，燕妮自己也回顾了这次不幸遭遇。她的语调显得相当平静：“我被带到审判官那里。经过两小时的审问（审问时，他们从我这里什么都没有问出来），宪兵把我带上马车，傍晚我回到我的三个可怜的小孩身边。”“我匆忙处理自己的东西，把能卖的都卖了。”“我们就这样离开住了三年的布鲁塞尔。那是一个非常阴暗寒冷的日子，我们尽一切办法不让小孩子们冻着，其中最小的一个才刚满一周岁。”
在这种平静甚至有点平淡的叙述背后，隐藏着燕妮对凶狠残暴的黑暗势力的蔑视，对猝然降临的残酷打击的淡定。
这就是燕妮的气度。她有一句名言：“在艰苦的日子里希望你勇敢而坚强。世界属于勇敢的人！”这本来是燕妮对战友的慰勉，但在艰苦的斗争中，却成了她自我砥砺的箴言。她深知自己生长于优裕恬适的贵族之家，如今要想成为名副其实的无产阶级战士，成为真正能与卡尔并肩前行并对他的事业有所贡献的战友，就必须更加勇敢、更加坚强地迎接各种挑战、经受严峻考验。她清醒地认识到，她在巴黎和布鲁塞尔的遭遇，仅仅是她此生将要经历的无数磨难的开端。
果然，考验接踵而来。当1848年的革命风暴席卷欧洲大陆时，马克思和恩格斯回国参加革命，在科隆创办了《新莱茵报》，马克思担任主编。不久，燕妮带着三个孩子来到科隆。在这个关键时刻，她必须在卡尔身边，尽一切力量支持他的事业。
燕妮很快就在《新莱茵报》编辑部附近安了家。在抚育孩子的同时，她协助马克思及时汇集欧洲各国的时政要闻，整理马克思的各种笔记和文稿，记录、誊清和校对马克思口授的文章。她还要帮助马克思接待各地的来访者，细致地安排各种会议和讨论，妥善地处理与报纸出版相关的事宜。她的家从早到晚都呈现出紧张忙碌的景象，实际上成了《新莱茵报》的第二编辑部。
《新莱茵报》在德国和整个欧洲产生了巨大影响，引起了反动当局的恐慌和仇恨。他们以各种罪名多次传讯马克思。燕妮坚决支持马克思同反动势力进行斗争，每当马克思即将受到审问，她都明确表示：会尽一切努力把自己分内的事情做好，把孩子们照顾好，以便马克思消除后顾之忧，以如虹的气势和必胜的信心走上法庭。
为了使报纸摆脱财务上的困境，燕妮不顾自己家庭经济的拮据，一次又一次地支持马克思慷慨解囊。她在给友人的信中写道：“您知道，我的丈夫为了报纸曾经作出了多大的牺牲”，“为了挽救报纸的政治荣誉，为了挽救科隆友人的公民荣誉，他挑起了一切重担”；在谈到家庭生活的困难时，燕妮说：“我们没有给自己留下任何东西。我到法兰克福去典当了我们仅有的最后一点银器，在科隆我托人出卖了我的家具。”
在反动势力的高压下，《新莱茵报》被迫停刊，马克思也被逐出科隆。这时候，燕妮单独留下，协助处理报纸的善后工作。在这个阵地上，她是坚守到最后一刻的战士。
《新莱茵报》是“革命年代德国最著名的报纸”，为指导革命运动发挥了巨大作用。恩格斯说过：“没有一家德国报纸——无论在以前或以后——像《新莱茵报》这样有威力和有影响，这样善于鼓舞无产阶级群众。而这一点首先归功于马克思。”
确实，《新莱茵报》是无产阶级新闻史上的第一座丰碑。在这座丰碑上，镌刻着马克思、恩格斯和编辑部所有其他成员的姓名。在这里，在后人撰写的关于《新莱茵报》出版史的著作里，人们看不到燕妮·马克思的名字。对于燕妮本人来说，这是无关紧要的事情；但是我们必须记住一点，那就是这位默默奉献的女性对革命事业的至真至诚。
百折不回的遒劲风骨，是燕妮人格的第三特征。
燕妮的座右铭是：“纵有万难，处之泰然。”这是她用来激励自己的格言，更是她一生精神境界的写照。
《新莱茵报》停刊后，马克思被普鲁士政府驱逐出境，于1849年6月初到达巴黎。不久，法国当局又下达驱逐令，马克思被迫于8月前往伦敦。当年9月，燕妮带着孩子们历尽艰辛来到卡尔身边，一家人开始了新的流亡生活。
对于欧洲革命者来说，19世纪50年代是风雪肆虐的严冬，反动当局对工人阶级和革命群众进行了疯狂的镇压。也正是在这一时期，马克思和燕妮处于他们一生中最为艰难的困境。
那时欧洲大陆的进步报刊几乎全被取缔，马克思的文章无处发表，他的著作更没有公开出版的可能。虽然从1851年起他开始为《纽约每日论坛报》撰稿，但稿费收入极其微薄，远远不足以维持一家人的生活。为了给马克思提供经济上的援助，恩格斯离开伦敦前往曼彻斯特，到恩格斯家族和欧门家族合办的公司去工作，以便用自己的薪金接济马克思一家。然而，恩格斯当时的收入也很有限，只能在紧急时帮马克思减轻压力。在日常生活中，马克思和燕妮仍然不得不与贫穷进行旷日持久的苦战。
——他们一家人需要有栖身之地，然而却没有足够的钱缴纳昂贵的房租。在不得已的情况下，他们只能租住面积很小、条件极差、环境很糟的房屋。即便是这样，他们也不得不屡次搬迁，原因是他们无法如期交付拖欠的租金，所以一再遭到房东的驱赶。他们的住地还曾受到普鲁士警方的监视。1853年，一个警探混入马克思家中，把见到的情况写成密报呈送给当局，其中提到：马克思住在伦敦最穷、因此也是最便宜的住宅区；他租的套房只有两间，一间对着街，这是客房，后面那间是卧室。屋里光线十分阴暗，家具都糟透了，简直不成样子，都是些用坏了的、摇摇晃晃的破烂货。
这份材料是反动当局迫害马克思的铁证，同时也是马克思一家当年居住情况的实录。
——他们一家人需要吃饭穿衣，然而却没有足够的钱购买必需的食品、添置必要的衣服。为了全家能生活下去，马克思夫妇不得不去小店铺赊购食品和衣物；如果没有及时偿清欠款，店主就会和房东一起请来警察强行索债，使马克思和燕妮顿时陷入窘迫无助的境地。燕妮曾在她的回忆录中记述了这样的情景：“我们手头没有这笔钱……于是就来了两个法警，将我不多的全部家当——床铺衣物等——甚至连我那可怜的孩子的摇篮以及眼泪汪汪地站在旁边的女孩们的比较好的玩具都查封了。他们威胁说两个钟头以后要把全部家当都拿走。”“最后有一位朋友帮了我们的忙，我们付清了房租，我很快把自己所有的床卖掉，以便偿付欠药商、面包房老板、肉店老板、牛奶商的款子，他们听说我被查封财产都吓坏了，突然一齐跑来向我要账。”如果不是燕妮将这些经历记录下来，谁能想象一个伟大的思想家和他的家人是在如此凄凉的窘境中度日？
——他们一家人在生病时需要求医购药，然而却没有足够的钱去解决这个攸关健康和生命的问题。营养的匮乏、环境的恶劣、压力的沉重，影响着马克思一家人的健康。疾病和贫困交织在一起，使整个家庭生活在浓重的阴云之中。1852年9月，马克思在给恩格斯的信中描述的情景，典型地反映了当时的情况：“我的妻子病了，小燕妮病了，琳蘅像是患了伤寒。医生，我过去不能请，现在也不能请，因为我没有买药的钱。8 — 10天以来，家里吃的是面包和土豆，今天是否能够弄到这些，还成问题。”马克思怀着焦虑和无奈的心情接着写道：“我的家变成了一个诊疗所，而危机是那么令人烦恼，迫使我不得不把我的全部注意力都放在这上面。”就在这困难重重的情况下，更加惨烈的灾祸连连发生。从1850年到1855年，马克思和燕妮的两个儿子和一个女儿染上疾病，因无钱医治而相继夭亡。沉重的打击使他们陷入椎心泣血的悲恸。马克思在致恩格斯的信中这样写道：“亲爱的孩子曾使家中充满生气，是家中的灵魂，他死后，家中自然完全空虚了，冷清了。简直无法形容，我们怎能没有这个孩子。我已经遭受过各种不幸，但是只有现在我才懂得什么是真正的不幸。”
燕妮眼看自己的骨肉接二连三地离她而去，作为母亲，她痛彻心腑，肝肠寸断。然而燕妮并没有在命运面前低下高贵的头颅。她恪守圣洁的信念，保持清醒的理性，铭记卡尔的嘱托。在独处的时候，她一再高声勉励自己：“世界属于勇敢的人！”在给战友的信中，燕妮这样写道：“您不要以为这些小事所造成的痛苦已把我压倒，我非常清楚地知道，我们的斗争决不是孤立的，尤其是我还有幸成为幸福者中的一个，因为我的身旁有我亲爱的丈夫，我生命的支柱。”这一番忠贞的表白，让我们认识了燕妮刚强不屈的底气所在，看到了她勇毅果敢的动力之源。
燕妮确实不同寻常：当人们为她的“厄运”扼腕叹息的时候，她却骄傲地声明自己是“幸福者中的一个”；当反动势力对马克思的诽谤甚嚣尘上，指责他“罪逆深重”、“十恶不赦”的时候，她却自豪地宣布这个男人是她“亲爱的丈夫”和“生命的支柱”。燕妮曾经这样描述马克思在困厄中显现的坚毅品格：“在任何时候，甚至在最可怕的时刻，他都没有失去对未来的信心，甚至没有失去极其乐观的幽默感。”其实，在马克思看来，他之所以能够如此乐观自信，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身边有这位亲密战友真心支持。在许多情况下，“这位品德崇高的女性”比他本人显得更加沉稳、更有韧性，更能抗压、更为从容。正是她，常常在至暗时刻使马克思心中展现一片蓝天、升起一缕阳光。
燕妮十分清楚，他们这个困难重重的家庭不能没有马克思，而处于低潮中的欧洲工人运动更加离不开马克思。在反动势力制造的政治高压下，在群众中出现低沉、迷茫和焦虑情绪的形势下，特别是当机会主义的浊流频频涌动，力图在理论上、策略上误导工人运动的时候，各国工人领袖和广大群众无比热切地盼望着马克思发挥领路人的作用，期待他及时总结革命经验，继续锻造理论武器，科学制定斗争策略，抓紧整顿工人组织，以便重整旗鼓，重新出发！燕妮清醒地认识到，这是事业的需要，是时代的呼唤，是千千万万劳苦大众的切身利益之所在；同这个大局相比，自家的事情只能算是“生活琐事”。
正因为如此，当燕妮看到自己的丈夫“被种种生活琐事压得几乎喘不过气来”的时候，她感到忧心如焚。她在给战友的信中写道：“真正使我十分伤心，使我十分难过的只是，我的丈夫不得不经受这样多的琐屑的苦事”；她表示，自己的最大心愿就是创造条件，让马克思“能够安安静静地工作，为战斗着的人民发展斗争的理论”。
这时，恩格斯尽其所能使马克思一家的经济压力得到了缓解，这就使燕妮的心愿有了实现的可能。她拼尽全力承担起家中的繁杂事务，好让马克思专心致力于履行自己的使命。她支持马克思成立德国流亡者救济委员会，为政治流亡者提供帮助；她协助马克思恩格斯出版《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使这个杂志成为总结革命经验、用科学理论武装工人群众的舆论阵地；她密切关注马克思恩格斯与共产主义同盟内部宗派主义集团的斗争，并为制定正确的策略提出建议；她鼓励马克思同反动当局及其走狗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无所畏惧地捍卫革命者的权利和尊严。
后来，随着恩格斯的资助力度逐渐加大，马克思一家的经济状况进一步好转；在这种条件下，作为马克思的得力助手，燕妮为革命事业投入的精力也愈来愈多。从创作划时代巨著《资本论》，到领导国际工人协会斗争；从支持巴黎公社革命，到指导欧美国家建立无产阶级政党，凡是马克思从事的工作，燕妮都视为头等要务，悉心关注、全力支持。在焚膏继晷、夜以继日的奋斗中，燕妮从未感到疲惫，相反，艰辛的工作使她朝气蓬勃、活力四射、容光焕发。
燕妮说，在卡尔身边协助他工作的那些日子，“是我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刻”。燕妮凭借她对宇宙人生的深刻体悟，对忧与乐、舍与得、痛苦与幸福、个人与全局、瞬间与永恒做出了独到的诠释。
淳厚宽广的人文情怀，是燕妮人格的第四特征。
燕妮和马克思一样，热爱朴素平凡而又充满活力、富有情趣的普通人生活。她喜欢率真、和善、纯美的性格，向往《共产党宣言》描绘的人类社会远景，希望每一个人都能得到彻底解放和自由发展。这种旷达的胸襟和高洁的理想，使燕妮的精神家园总是惠风和畅、生机盎然。
——燕妮一辈子忠于爱情，笃于亲情。她的小女儿爱琳娜在回忆父母的爱情生活时写道：“无论是在幸福和不幸的时刻，这对毕生相亲相爱的伴侣都患难相依，忠贞不渝，直到生命完结，甚至死后他俩也没有分离。”如果说，马克思是燕妮的生命支柱，那么，燕妮与孩子之间的亲情，则是滋润和温暖她们母女心灵的甘霖与春晖。燕妮和马克思一起悉心抚育三个女儿。在这个贫穷困苦、压力重重的家庭里，燕妮是慈母。为了让孩子们吃饱，她常常忍饥挨饿；为了让姑娘们衣着整洁地走出家门，她总是亲手为她们浆洗和缝补衣裳。燕妮同时又是严母，对于孩子们的品德教育、文化学习和意志磨练，她高度重视、一丝不苟。她为孩子的成长无休无止地操心，而孩子则给她带来无穷无尽的欢乐。当夜幕降临，三个孩子在灯下依次背诵荷马、莎士比亚和歌德诗歌的时候，燕妮和卡尔常常流下幸福的眼泪。
这是一个充满乐观氛围的和谐家庭。女儿们受父母的熏陶和影响，从小就爱学习、能律己、有抱负。长大以后，她们先后投身于革命洪流，在斗争中锻炼成为杰出的工人运动活动家，为传播科学真理、推进劳苦大众解放事业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她们在性格方面各具特色，但有一个共同之处，那就是恪守信念，矢志不渝。她们每一个人都有自己喜爱的格言。燕妮看到，大女儿小燕妮喜欢的格言是“循此苦旅，以达天际”；二女儿劳拉喜欢的格言是“真理至上，必胜无疑”；小女儿爱琳娜喜欢的格言是“激流勇进，一往无前”。燕妮觉得，每一个孩子都继承了父辈勇敢坚定的血性和骨气，为此，她感到欣慰和自豪。
在风雨兼程的征途上，马克思、燕妮以及他们的女儿个个都是勇于牺牲、甘于奉献的忠诚战士。他们的家风在革命队伍里有口皆碑，一百多年之后，依然是我们学习的典范。
——燕妮重情重义，赤诚待人，珍视友情。在伦敦，马克思和燕妮的家是革命者衷心向往的地方。那些登门求教的工人活动家、遭到迫害的各国流亡者、寻找真理的革命青年、追求进步的知识分子，都喜欢到这个“中心点”来聚会。在这里，他们不仅受到启迪和教益，而且获得温暖与力量。燕妮每一次都为接待客人、安排聚会尽心竭力，给来访者留下了深刻印象。德国工人运动活动家弗里德里希·列斯纳在回忆录中写道：“对于任何一位值得信任的同志，马克思家的大门总是敞开的。像其他许多同志一样，在他家里度过的时光使我毕生难忘。尤其是马克思夫人显得很突出，她身材颀长，异常美丽，举止文雅，然而和蔼可亲，热情好客，贤惠聪敏，没有一点高傲矜持和矫揉造作，使人觉得她仿佛就是自己的母亲或姊妹。”“她对工人运动的事业怀着满腔热忱，在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中，每取得一个哪怕是极其微小的成就，她都感到莫大的安慰和喜悦。”
燕妮之所以具有亲和力与感召力，不仅因为她信念坚定、举止谦和，而且因为她确实像母亲或姊妹那样，体贴入微地关心每一个同志。她敏于发现战友的隐忧，善于解开他们的心结，及时引导他们走出阴霾，重见蓝天和阳光。德国工人运动领袖威廉·李卜克内西就曾在陷入困境的时刻，获得燕妮的劝导和解救。李卜克内西后来充满感情地回忆说：
她像母亲、朋友、知己、参谋。她是我心目中妇女的典范，至今我仍把她当作楷模。我还要再说一遍，多亏马克思夫人，才使我在伦敦没有从精神上和肉体上走向毁灭，当我想葬身在流亡生活困苦的大海之中时，是她像洛伊科泰娅拯救沉船后的奥德赛那样，给了我重新游上岸的勇气。
像列斯纳和李卜克内西这样的深情回忆不胜枚举。我们仅从这两个例证中已经可以看到，燕妮对待朋友是何等诚恳和侠义，何等慷慨和善良！
——燕妮钻研学术、锲而不舍，探赜索隐、持之以恒。她在少年时代就立志要博览群书，通晓古今。同马克思并肩战斗以后，她认识到读书应当有所侧重，做到“博而能约”，不可“散漫而无所归依”。她希望自己能够真正理解马克思从事理论探索的意义及其成果，因此，凡是马克思关注的理论和学术领域，她都广泛涉猎，认真研究。她曾系统钻研欧洲哲学史和社会主义思想史，仔细研读古往今来各种流派及其代表人物的著作。与此同时，她还密切关注史学、法学、社会学、语言学等学科的发展趋势，广泛了解自然科学研究的最新成果。到了19世纪50年代，燕妮集中精力在政治经济学方面积累知识、提高素养，以便凭借坚实的基础，为马克思撰写理论巨著贡献一份力量。
在马克思撰写《资本论》期间，燕妮抓紧时间深入钻研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家的著述，并了解其他各种经济学流派的观点，在此基础上全面领会马克思的研究方法和理论观点。正因为如此，燕妮对《资本论》的创作过程和整体思路有着深刻的理解。在协助马克思工作的时候，由于对这座理论大厦的复杂结构了然于心，她能够就若干具体问题提出建议。《资本论》第一卷问世后，燕妮在致友人的信中写道：“请您相信我，恐怕没有一本书是在比这更困难的条件下写成的，我大概可以就此写一部秘史，它将揭示出很多、多到无限的暗自的操心、忧虑和苦恼。如果工人们知道，为了完成这部只是为了他们和保护他们的利益而写的著作，曾经不得不作出多大的牺牲，那么他们大概就会表现出更多的关心。”可惜，这部“《资本论》秘史”后来未能问世，但这段话足以说明燕妮对这项浩大工程了解之全、认识之细、体悟之深。她所做的绝不仅仅是简单机械的文稿抄录工作；即便是抄录，她也通过细致的审读、深入的思索、周密的查考和认真的切磋，努力消除原稿中百密一疏的瑕疵，通过补苴罅漏，使整部书稿做到精益求精。
——燕妮酷爱艺术、精于品鉴，才识兼具、擅长撰述。她把艺术视为滋养生命的甘泉。她喜欢诗歌、绘画、雕塑、舞蹈和音乐，尤其钟情于戏剧。她和马克思以及女儿们都是莎士比亚剧作的爱好者和景仰者。燕妮早在少年时期就能成段背诵莎翁笔下那些脍炙人口的台词；长期以来，她对“莎学”有相当深入的研究，然而由于工作繁忙，她无暇顾及撰写文章的事情。到了19世纪70年代中后期，燕妮的女儿们已经长大成人，可以轮流担任父亲的秘书，这就使燕妮有了较多的时间。她陆续发表了一系列文章，论述莎士比亚戏剧的演出史和研究史，阐明莎剧舞台艺术的美学特征，批判资产阶级的陈腐观念，强调产业工人对优秀文艺作品的热爱和需求，预示工人阶级必将承担起未来的文化使命。燕妮还撰文评述俄国的社会问题和思想文化问题，发表了许多精辟的见解。她视野开阔，学养深厚、思维敏捷；她的文章风格苍劲、文笔老到，逻辑严谨、个性鲜明，显示出颖异的才华、独特的思路和磅礴的气势。
马克思比任何人都更了解燕妮这种“明澈而光辉的智慧”；因此，从鸿篇巨制到精悍短文，凡是马克思准备发表的作品，他都要让燕妮过目，希望燕妮对文章的主要论点、篇章结构乃至文字表述、修辞风格提出批评意见。劳拉的丈夫保尔·拉法格对这方面的情况十分清楚，他在回忆录中写道：“马克思本人对于他夫人的才智与批判力非常敬佩（他在1866年曾这样告诉我），他把自己的一切手稿都交给她看，并且非常重视她的意见。”我们知道，在理论领域和学术领域，马克思从不轻率地听从别人的建议，哪怕是自己的妻子；他之所以“非常重视”燕妮的意见，是因为他本人确曾从燕妮的意见中获得真正的教益。正如恩格斯所说，燕妮具有“睿智的批判精神，敏锐的政治嗅觉”，她的意见是“大胆而又谨慎的意见（大胆而不吹嘘，谨慎而不失尊严的意见）”。要在理论上、思想上达到这样的高度，并且同时得到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充分肯定，实在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
在马克思的著作中，哪些地方凝结着燕妮的劳动？这个问题在今天已经无从考证了。但我们应当记住，这位杰出女性曾经为科学理论的创立竭忠尽智、无私奉献；正是她，把科学理论的传播视为神圣事业。恩格斯说过，尽管反动当局的驱逐使她失去了三个孩子，“她还是耐心忍受被驱逐者通常遭到的一切苦难”；而最使她感到沉痛和愤懑的事情是，反动势力联合起来对马克思“进行最卑鄙下流的诬蔑”，下令所有报刊都不登载他的文章。后来，随着工人运动的高涨，燕妮终于看到，“落在她丈夫身上的各种卑鄙的诬蔑完全烟消云散”；她终于听到，“她丈夫的学说在各个文明国家用各种文明的语言公开地胜利地传播”——这时，只是在这时，燕妮才感到无比欢欣。
从无比“沉痛”到无比“欢欣”，我们从燕妮的情绪变化中看到了她至真至诚的思想境界。
三、燕妮的精神魅力：激励我们去体验奋进之乐，感受真理之光，创造生命之美
燕妮的人生历程是一部慷慨悲壮的英雄史诗。她的人格风范，则是她用数十年坚苦卓绝的奋斗凝结而成的力作。上文介绍的燕妮人格的四个特征，就是构成这部力作的光辉篇章。
我们可以把这部力作称作燕妮的“人格风范之书”，全书内涵深刻、别开生面，一定会在我们内心引起共鸣。我们与燕妮生活在不同时代、不同国度、不同民族以及具有不同历史渊源的文化之中；然而，在阅读这部“人格风范之书”的时候，我们却不会产生明显的时空距离感和文化差异感。原因很简单：共同的政治信仰、共同的理论指针、共同的奋斗目标、共同的价值取向，消除了我们与这位先驱者之间的壁障和隔膜。五千多年来，中华民族秉持“天下为公”的远大抱负、“民胞物与”的宽广胸怀、“惟精惟一”的坚贞品节、“允执其中”的人生智慧、“成仁取义”的英雄气概、“止于至善”的道德追求，形成了光耀千古的优良传统；一百年来，这种优良传统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建设和改革的道路上得到了传承和弘扬、更新和升华，涌现出一大批视死如归的革命烈士、骁勇奋战的英雄人物、忘我奉献的先进模范，凝结成一系列伟大精神，构筑起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如今，这个精神谱系已经融入中华儿女的血脉，它同燕妮的人生信念、斗争热忱、遒劲风骨和人文情怀深相契合。古语云：“同明相照，同类相求。”（《史记·伯夷列传》）正是由于在实践上遥相呼应、在理念上息息相通、在情感上水乳交融，燕妮的人格风范必然会使我们的心弦产生强烈的共振。
燕妮的这部“人格风范之书”蕴含哲理、引人入胜，一定会使我们深感开卷有益。燕妮特立独行的人生选择，充满了传奇色彩：她是名门闺秀，却选择了一条荆棘丛生的革命道路，毅然同自己出身的阶级彻底决裂；她看上去柔弱文静，而在面临人生重大选择时却总是果敢沉毅、刚烈坚强。投身革命以后，面对反动当局的迫害，她选择奋力抗争、寸步不让；面对贫病交加的困境，她选择恪守信念、迎难而进；面对艰巨繁重的工作，她选择宵衣旰食、自觉担当。到了暮年，她罹患疾病，却依旧坚持工作。在备受沉疴折磨、面对死亡威胁的情况下，她选择乐观自信的气度，不管病势多么严重，她总是颜色和豫、从容不迫、谈笑自若；她一再劝说亲友和医生不要过分劳累、不必过于紧张。在卧床不起的日子里，她依然关注着欧洲工人运动的发展。在与亲人们永诀时，燕妮握着马克思的手，神色安详，面露微笑；马克思看到，在那一刻，“她的眼睛比平时更加富于表情，更加美丽，更加明亮！”燕妮就是这样平静安详地离开了这个世界，她一如既往地保持着对别人的尊重，同时也保持着自身的尊严。
在生命之舟临近终点的日子里，燕妮最牵挂的事情是马克思学说在世界各地传播的现状与前景，因为这一点从根本上决定着工人运动的前途和命运。就在这时，英国的《现代思想》月刊发表了一篇文章，引起了很大的轰动。文章作者厄·贝·巴克斯肯定马克思的杰出理论贡献，赞誉马克思是“现代思想的领袖”。马克思说，“这是第一篇在英国发表的对新思想充满真正的热情并勇敢地起来反对不列颠庸俗习气的文章”；作者“是第一个对现代社会主义真正感兴趣的英国评论家。他那如此真诚的语言和充满信心的语调给人以极深刻的印象”；“英国的评论如此热烈地为我们的事业辩护，这是第一次”。燕妮庆幸自己赶上了这么多个难得的“第一”，兴奋得忘记了周身的病痛；她在第一时间阅读了这篇文章，然后久久地沉浸在喜悦的情绪之中。马克思后来在致左尔格的信里记述了当时的情况：“对我最重要的是，还在11月30日我就收到了上述的一期《现代思想》，使我亲爱的妻子在她生命的最后几天里得到了愉快。你知道，她是多么热情地关怀所有这类事情。”确实，这是燕妮直到临终之前一直萦系心间的大事，刚刚获得的讯息使她怡悦地度过了自己一生的最后三天，同时也使她进一步坚信马克思的学说终将征服整个世界。燕妮就是怀着这样的信心和希望告别了尘寰。
燕妮生前最喜爱的格言是“永不绝望”。这句格言并不是什么慷慨激昂的豪言壮语，它同燕妮的性格一样质朴无华，但却是燕妮终生服膺的重要原则。她一贯认为，当困难和不幸降临的时候，陷入悲观绝望无异于选择怯懦、放弃、颓废和彻底崩溃；而保持乐观自信则意味着选择刚强、坚守、进取和浴火重生。燕妮坚信希望的力量。为此，她喜爱莎士比亚的名句：“希望是不幸者的唯一药饵。”同时，她也赞成歌德的箴言：“希望是不幸者的第二灵魂。”当然，燕妮在这方面远远超越了她所景仰的那两位伟大诗人，因为她有坚如磐石的共产主义信仰；她怀抱的希望与她恪守的信仰紧密相连，因而具有广博的内涵和牢固的基础，反映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和世界文明的前进方向。
我们每个人在前进的道路上都会面临各种各样的选择。在关键时刻作出的重要选择，不仅折射出我们的品性和人格的高下，而且决定着我们的前途和人生的成毁。因此，我们在抉择时特别需要有清醒的理智、准确的判断、笃行的勇气和坚守的恒心。正是在这些方面，燕妮为我们提供了宝贵的启示，树立了光辉的范例。她走过的险峻山路、经历的痛苦煎熬、顶住的巨大压力、进行的持久战斗，足以使那些一遇风浪就张皇失措、一遭挫折就愁肠百结的人感到羞愧，进而激励他们下决心丢开烦恼、祛除恐惧、化解焦虑、重振精神；燕妮的经历也会使那些初尝人生、胸怀抱负、仰望高峰、立志登攀的人鼓足勇气、汲取智慧，立下奋斗到底的誓愿，回应祖国母亲的期望。
总之，阅读燕妮的“人格风范之书”，不仅可以唤起我们的使命感和责任感，而且能够增强我们的洞察力和创造力。在云遮雾绕的时候，这部书会引导我们登临绝顶、眺望八方，纵观时代大潮和全球风云，探究历史的规律和趋势，看清生活的真相和本质，让我们放下沉重的包袱和负担，除去胸中的云翳和块垒，憬然而悟、一身轻松，重见蔚蓝的天空和清纯的阳光，以满腔的激情去体验奋进之乐，感受真理之光，创造生命之美。
回望燕妮的生命轨迹，我们在每一个阶段都能深切地感受到她的“至真至诚”。确实，对真理、对道义、对人类进步事业的“至真至诚”，成就了燕妮的伟大人生。这种品格也正是中华民族精神的核心组成部分。在中国古代文献中，就有关于“至诚之路”的经典表述：“诚之者，择善而固执之也。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中庸》第二十章）我们今天纪念燕妮，就是秉持“至真至诚”的态度：我们热爱她所坚持的科学真理，忠于她所捍卫的伟大事业；深信她所阐释的人生意义，崇仰她所确立的人生目标。正因为如此，我们在新时代研读燕妮的“人格风范之书”，就会感到这位先锋战士并未离我们远去；她那崇高的精神始终活在我们心中，她那明亮的眼睛一直在注视着人类进步事业。在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征途上，我们可以向燕妮请教，和燕妮对话，与燕妮同行，在她的亲切鼓励下更加昂扬奋勉、踔厉风发，以坚韧的意志、果敢的行动去守护心中的崇高信仰，实现人生的真正价值。
附记
我至今记得30年前那个初春时节。白天，我校订马克思的博士论文中译文；晚上，我翻译和校订青年马克思的诗歌。每完成一首诗的译校工作，我都久久地沉浸在马克思抒发的深挚而又激昂的情感之中。从那时起，我常常想：燕妮为什么会被马克思视为自己心中的蓝天和太阳？燕妮的毕生奋斗对于马克思的革命实践和理论创造具有何种意义？我们今天应当怎样领会燕妮精神，并用它来映照我们的人生之路？多年来，我结合经典著作编译和研究工作，围绕这些问题进行过学习和思考。现在，我将自己的体会加以整理，谨以此文来纪念伟大的革命先驱燕妮·马克思。
2021年3月31日于新京兆堂
（作者系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工程咨询委员会委员、首席专家）
网络编辑：同心
来源：《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21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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