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主要包含马克思主义的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和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尤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需要在各种思想和实践的比较分析中进行方法、理论和政策的实质性发展创新，并构建多种理论体系。习近平同志指出：“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揭示的科学原理并未过时，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依然闪烁着真理的光芒，越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越是要求我们必须深刻地去学习和掌握《资本论》所阐述的科学原理。”本文参照马克思《资本论》的理论逻辑，阐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若干要义。
第一，以马列主义及其中国化经济理论为研究指导。马列主义及其中国化理论既是治党治国的指导思想，也是包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在内的文科理论研究的指导思想，其本身又是一级学科的研究对象和内容。不过，指导思想是指导学术研究，而不是替代学术研究，指导思想与学术思想应建立双向互动互促的良性发展格局。我们既要高度重视邓小平开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体系，尤其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也要高度重视马克思《资本论》《哥达纲领批判》、恩格斯《反杜林论》、列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最高阶段》《国家与革命》、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毛泽东《读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批注》《读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谈话》《论十大关系》等，以陈云“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交换、比较、反复”为深究学风，全面准确地阐发和协调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和领袖有同有异的各种思想，同时有扬有弃地借鉴古今中外各类各派合理的经济思想，从而科学奠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学术基础。“马教条”要不得，“洋教条”“古教条”更要不得。那种习惯于“不唯书、却唯上”的思维定式，以基本原理去教条式地否定正确的中国特色，以有误实践去否定正确理论的所谓实践标准，以西方学术标准去衡量中国学术的所谓国际化现代化等观点，均无益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逻辑自洽性的健康发展。
第二，以初级社会主义物质和文化领域的经济关系或经济制度为研究对象。马克思早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的“序言”中谈到政治经济学“六册计划”时就写道：“我考察资产阶级经济制度是按照以下的顺序：资本、土地所有制、雇佣劳动；国家、对外贸易、世界市场。在前三项下，我研究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分成的三大阶级的经济生活条件；其他三项的相互联系是一目了然的。”后来三卷本《资本论》结构体系，名为资本的直接生产过程、资本的流通过程、资本主义生产的总过程，实际上就是论述私人资本的生产关系或生产制度、交换关系或交换制度、分配关系或分配制度的。列宁的名著《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一书，实际上是论述私人垄断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或经济制度的。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有不同的表述，这需要作统筹科学理解。从《资本论》阐述的具体内容来看，经济关系均通过经济制度来体现，经济制度均涵盖经济关系即广义的生产关系，因而可以把广义、中义和狭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统一表述为一定社会物质和文化领域的生产关系（经济关系）或经济制度及其运行和发展。不过，应联系生产力或经济力和上层建筑来研究，并涵盖资源配置、经济运行、经济行为、经济发展和人的福利等基本层面的内容和范围。这样，既可以协调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和政治经济学界主流的观点，同时又反映马克思时代和现时代人们使用词汇的偏好。那种认为马克思关于生产方式已有固定用法，否定马克思和恩格斯使用中介性概念的生产方式也属于宽泛的生产关系，只主张照抄《资本论》而否定其他经典作家关于研究对象的表述，生产关系不包括资源配置的基本问题，跨界研究应用经济学和计量经济学的西方经济学研究对象等观点，均无益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逻辑自洽性的最佳发展。
第三，以唯物史观和唯物辩证法为研究要法。依据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关于唯物史观的经典表述、在《资本论》第一卷序言中关于唯物辩证法的运用表述，以及三卷《资本论》的全部内容，可以得出马克思创立“工人阶级的政治经济学”的基本方法是唯物史观和唯物辩证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依然要从初级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经济制度）与生产力和上层建筑的互动互促关系中来揭示经济发展的变迁、特点和规律，要以唯物辩证法的主要规律和若干对范畴来揭示经济发展的变迁、特点和规律，同时还要从数理论、系统论、控制论、博弈论、演化论、场态论以及国学思维等多种方法来揭示经济发展的变迁、特点和规律，进而形成“马学为体、西学为用、国学为根”的方法论体系。同时必须认知，“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分析和理论再现，都离不开在历史唯物、辩证唯物和科学抽象法的基础上对数学方法的运用。显然，数学方法或数理方法是马克思经济学方法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尽管这种方法是技术性的，在马克思经济学方法论体系中处于从属地位”。那种认为《资本论》的方法不适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资本论》是经济哲学而非经济学，只强调数学方法而否定哲学方法，只主张定性分析而忽视定量分析，不重视横向借鉴现代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方法等观点，均无益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逻辑自洽性的最佳发展。
第四，以揭示初级社会主义社会不同的经济规律为研究任务。一切科学的任务均在于揭示事物的客观规律性。区别只在于研究对象的不同，应揭示的规律性也各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作为一门以初级社会主义经济关系或经济制度为研究对象的理论经济科学，揭示其经济关系及其实现和发展的运动规律，是它的根本任务。经济规律是经济现象和经济过程内在的、本质的和必然的联系。如同其他规律一样，社会主义经济规律也是客观的，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它在一定的经济条件下产生并发生作用。应当既深刻认识社会主义经济规律的客观性、复杂性和系统性，又充分重视人们的主观能动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并不能包揽全部经济规律的研究任务，而只侧重于涉及经济关系或经济制度基本层面的经济规律的揭示，尤其是科学揭示按比例发展等人类社会共有的经济规律，价值和竞争等商品经济共有的经济规律，国家调节等市场经济共有的经济规律，社会价值转化为国际价值等世界市场共有的经济规律，国际竞争与国际垄断等经济全球化的经济规律，公有制高绩效和市场型按劳分配等特有的经济规律，私有制和公有制不同的经济规律。由于初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一种以公有制为主体的混合经济，因而资本主义私有剩余价值规律等也会发生一定的正副作用。那种任意改造经济规律，不正确利用经济规律，否定揭示经济规律的主要任务，主张用经济方针政策代替研究经济规律，用西方经济学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冒充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等观点，均无益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逻辑自洽性的最佳发展。
第五，以公私商品及其内部矛盾运动为研究起点。《资本论》第一卷开头明确地写道：“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统治地位的社会的财富，表现为‘庞大的商品堆积’，单个的商品表现为这种财富的元素形式。因此，我们的研究就从分析商品开始。”无论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还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商品是相对最普遍、最大量的现象，也是相对基本和简单的范畴，因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采用《资本论》的方法，从商品开始叙述性的研究是最合乎马克思经济学方法论的。而公有企业和私有企业生产的商品都有使用价值和价值两因素，以及包含着创造使用价值的具体劳动和创造价值的抽象劳动。不过继续展开便可发现，私有企业生产的商品包含私人劳动与社会劳动的矛盾和资本主义基本经济矛盾的胚芽，而公有企业生产的商品包含局部劳动与社会劳动的矛盾和社会主义基本经济矛盾的胚芽。可见，商品与劳动是两个紧密相连的概念或范畴，商品的实质是为市场提供的劳动产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把一般商品和公私不同性质的商品作为劳动元理论的叙述性研究起点，是完全必要和合情合理的。那种认为政治经济学元理论的叙述性研究起点是“国家”“消费”“所有制”“人民主体”“联合劳动”“交换和博弈”“基本经济制度”“市场经济一般”等观点，均无益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逻辑自洽性的最佳发展。
第六，以劳动为研究元概念，以公有剩余价值理论为研究主线。以劳动作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元概念，符合客观经济活动和哲学方法论。这是因为：范畴标志一定理论体系中一系列特定的、构成某一科学体系及其基本原理的最基本的概念，具有原初性和推衍性的特征。劳动这一范畴可以推衍广义政治经济学的其他范畴。没有劳动，便没有产品或商品；没有商品，便没有货币；没有货币，便没有资本；没有资本，便没有雇佣劳动和剩余价值及其转化形式即利润；等等。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实际上分析了三大概念体系：劳动概念体系、资本概念体系和剩余价值概念体系。马克思明确指出，分析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政治经济学只能是“资本的政治经济学”，而未来社会应产生“劳动的政治经济学”。劳动作为元概念，也有益于展开作为理论主线的剩余劳动分析。即应从劳动概念推衍剩余劳动概念，继而推衍剩余产品概念和剩余价值概念，再推衍利润、利息和地租等概念。正如恩格斯在评价《资本论》第三卷时说道：“剩余价值的分配就像一根红线一样贯穿着整个第三卷。”可见，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劳动产品一般要转化为商品，剩余劳动一般要转化为剩余价值，公有资本带来公有剩余价值，私有资本带来私有剩余价值，因而需以劳动为元概念、以剩余价值理论为主线（红线）来展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不重点研究初级社会主义社会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便很难说是对《资本论》的继承和发展。那种认为商品作为起始概念与劳动作为元概念不相容，市场经济的剩余劳动不转化为剩余价值，公有资本不带来公有剩余价值及其转化形式即公有利润，视“生产力发展”“财富”“生活需要”一类非市场经济范畴或笼统范畴为主线等观点，均无益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逻辑自洽性的最佳发展。
第七，以主体性公有资本与自由联合劳动的关系为研究轴心。恩格斯指出：“资本和劳动的关系，是我们现代全部社会体系所赖以旋转的轴心。”既然初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存在和发展个体资本、合伙资本、私营资本、股份资本、合作资本、集体资本、国家资本及其各种混合资本，那么必然存在和发展各种不同性质的劳动，并由此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全部社会体系所赖以旋转的轴心。资本主义私有制是私人资本雇佣劳动，私人资本获取私人剩余价值或私人利润。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或市场经济条件下，公有制是含有不同程度的局部联合劳动或自由联合劳动（自主联合劳动），公有企业或公有资本获取的是自由联合劳动者自己创造和占有的公有剩余劳动及其转化形式即公有剩余价值，如国家剩余价值、集体剩余价值、合作剩余价值。那种“主张‘所有制中性’，要‘淡化所有权，强化产权’，‘私有企业也是社会主义性质的所有制’”，进而认为各种不同资本和剩余价值无性质区别，私有资本与雇佣劳动无对立性，共产党执政的政府要采取超阶级的中性立场和政策，公有资本对应的也是含剥削的雇佣劳动，只有共产主义才存在自由或自主联合劳动等观点，均无益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逻辑自洽性的最佳发展。
第八，以维护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根本利益为研究立场。立场问题是政治经济学的学术站位和倾向问题，在有阶级的社会中其实质是阶级问题。凯恩斯公开表明：“如果当真要追求阶级利益，那我就得追求本属于我自己的那个阶级利益……在阶级斗争中会发现，我是站在有教养的资产阶级一边的。”与近现代西方经济学的资产阶级根本立场不同，《资本论》是“工人阶级的圣经”，彰显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根本立场。在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范畴、原理、方法和政策的过程中，面对国际范围内阶级斗争时起时伏，我国阶级和阶级矛盾依然时隐时现，中外各种错误思潮此起彼伏，因而立场问题尤其紧迫和重要。人民是一个具体的历史的概念，人民内部存在多个阶级和阶层，但人民的主体始终是代表占绝大多数的劳动者阶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必然要始终把广大劳动人民的权益放在首位，真正贯彻以劳动阶级和劳动人民为中心，而不是临摹西方经济学“以私有寡头至上”“以垄断资产阶级为中心”。为此，必须坚持唯物史观、活劳动价值一元论、公有制主体地位和阶级分析法等基本原则和底线，反对私有企业垄断和扩张。那种否认人民性阶级性与客观性科学性具有统一性，西方经济学属于超阶级的纯学术而政治经济学属于政治意识形态，阶级社会应回避阶级问题，不顾科学性而片面强调阶级性，支持私有资本垄断和扩张等观点，均无益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逻辑自洽性的最佳发展。
第九，以不断满足全体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为研究目的。《资本论》揭示资本主义私有制直接和最终的生产目的是最大限度地获取私人剩余价值或私人利润，生产使用价值是为生产私人剩余价值或私人利润服务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具有双重生产目的，其中，纯粹商业性企业和非商业性企业直接的生产目的有区别，但所有公有制企业的最终生产目的都是最大限度地满足全体人民的物质和文化需要（含生态环境的需要），生产新价值和公有剩余价值是为生产使用价值服务的，因而体现了人民主体性和民生导向性的生产目的，有助于缓解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社会主要矛盾。可见，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私有资本和公有资本的投资者在直接或最终的生产目的上有一定的区别，但投资者进行生产的一般目的是追求剩余价值的最大化，达到这一目的的手段是通过提升科技水平和管理水平而尽可能地增加对劳动者剩余劳动的提供和占有。那种否认不同所有制生产目的的异同点，把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理解为先搞贫富两极分化，把美好生活需要抽象化，脱离民生的改革开放措施，GDP至上等观点，均无益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逻辑自洽性的最佳发展。
第十，以完善社会主义经济关系促进生产力和上层建筑现代化发展为研究方针。人的需要与生产力、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经济关系）与上层建筑，这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三对基本矛盾。其中，人的需要是人们从事生产和发展生产力的初始和永恒动力，生产力是人们为了满足人的需要而运用生产资料创造社会物质和精神财富的能力，广义生产关系或经济关系是人们在经济活动过程中结成人与人的相互关系，上层建筑是在经济基础之上建立起来的政治法律制度以及与它相适应的经济、政治、法律、哲学、宗教、文艺等意识形态（各种理论和观念）。这一扩展的新唯物史观要求，高度重视民生需要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必须紧密联系人的需要、生产力和上层建筑来研究社会架构中经济关系或经济基础层面，研究初级社会主义社会三对基本矛盾的作用与反作用、正效应与负效应、适应与冲突等互动状况，通过互动互促的改革调整来推进生产力和上层建筑的现代化发展和国家总体安全。尽管某些私有企业也可以是当时先进生产力的代表和标杆，但只有主张公有制经济关系占主体的那个学说（或阶级或政党），才是先进生产力大发展客观要求的真正代表①，而一旦私有制经济关系占主体地位，则社会主义上层建筑或迟或早会悄悄或激烈质变。那种认为人的需要不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原始和永恒动力，私有制整体绩效高于公有制，公有制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共产主义理想无关，共产党可以长期稳固执政在私有制主体的经济基础之上等观点，均无益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逻辑自洽性的最佳发展。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兼特聘首席教授、学部委员，世界政治经济学学会会长、中国政治经济学学会会长）
网络编辑：欣然
来源：《理论月刊》2021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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