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共产党立党立国、兴党强国的根本指导思想。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高度重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毛泽东指出：“只有产生了马克思主义，才对社会发展有了预见，使人类对社会发展的认识达到了新的阶段。共产党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思想基础的，它对于将来和前途看得清楚，对于社会各个阶级向什么方向发展也看得清楚。”邓小平在1955年指出：“每一个党员都应该努力提高自己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水平，提高共产主义者的‘嗅觉’，使我们能够敏锐而正确地鉴别什么是资产阶级的东西，什么是共产主义的东西，以便发扬共产主义的东西，反对和肃清资产阶级的东西。党必须在经济战线上有系统地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同时，在思想战线上有系统地批判和战胜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党的高级干部提高理论水平尤其具有特别重要意义。马克思列宁主义学好是我们能否做好领导工作，能否经受得住尖锐的阶级斗争的考验的重要关键。党要求每一个高级干部经常地认真学习，并将实行按期分批把党的各级干部调到党校学习的制度。”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看家本领，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真经。
理论的生命力在于创新。“马克思主义理论不是教条而是行动指南，必须随着实践发展而发展，必须中国化才能落地生根、本土化才能深入人心。”在实践中把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统一起来，结合新的实践不断作出新的理论创造，这是马克思主义永葆生机活力的奥秘所在。关于什么是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邓小平1963年8月1日在会见日共领导人时指出：“所谓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第一，要探索和研究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第二，就是要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自己的实际情况结合起来，自己提出政策、方针和路线。”
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是一部不断实现和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历史。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把“坚持理论创新”概括为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十条历史经验之一，有利于我们更加深刻地把握中国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对于全面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重要理论指导意义。
一、中国共产党在开创中国特色的革命和建设道路中创立毛泽东思想，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
马克思主义揭示了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是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科学真理。同时，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从理论到实践都需要全世界的马克思主义者进行极为艰巨、极具挑战性的努力。
（一）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革命过程中形成的一系列独创性经验进行理论概括，创立了毛泽东思想
十月革命的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一九一七年的俄国革命唤醒了中国人，中国人学得了一样新的东西，这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产生了共产党，这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七十多年马克思主义走得那样慢，十月革命以后就走得这样快。因为它走得这样快，所以一九一九年中国人民的精神面貌就不同了，五四运动以后，很快就晓得了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封建势力的口号。在这以前，哪个晓得提这样的口号呢？不知道！这样的口号，这样明确的纲领，从中国无产阶级产生了自己的先锋队——共产党起，就提出来了。”
在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东方大国进行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这对中国共产党人来说，是前所未有的事业，也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前所未有的难题。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没有现成的答案。年轻的中国共产党，一度简单套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的一般原理，照搬俄国十月革命城市武装起义的经验，中国革命遭受了严重挫折。血的教训告诉中国共产党人，只有独立自主，从中国实际出发，走具有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
教条主义是理论创新的大敌。“马克思主义的精髓是对具体的问题作具体的分析，这是列宁讲的，我们恰恰缺乏这一点。”因此，“共产党里头闹别扭的有两个主义：一个是教条主义，一个是经验主义”。毛泽东吸取王明“左倾”教条主义教训，提出要反对本本主义，他指出：“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他写的《反对本本主义》在解决党的思想路线问题方面、实现中国共产党理论创新方面具有里程碑意义，表明中国共产党理论创新的思想自觉。他认为“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我们需要‘本本’，但是一定要纠正脱离实际情况的本本主义”，中国共产党的正确斗争策略是要在实践经验中产生，要了解社会情况，就要实际调查，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中国共产党在1935年的遵义会议上第一次独立自主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解决中国的路线方针政策问题。同时这一时期标志性的理论著作有：《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解决了党的政治路线问题，《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解决了党的军事路线问题，《实践论》和《矛盾论》解决了党的思想路线问题，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奠定了理论基础。1938年，毛泽东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第一次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概念并做了解释：“所谓具体的马克思主义，就是通过民族形式的马克思主义，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应用到中国具体环境的具体斗争中去，而不是抽象地应用它……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新民主主义论》的发表既为中国革命指明了方向，又在理论上进行了全面概括总结，制定了总路线和纲领，标志着毛泽东思想的形成。经过延安整风，1945年党的六届七中全会通过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旨在全党凝聚共识并达到空前的统一和团结，党的七大确立了毛泽东思想为党的指导思想，中国共产党真正走上了一条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中国化的道路。《论人民民主专政》系统总结了党的28年的历史经验在于中国人民取得胜利的前提是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全党，结合具体实际运用创新，把中国的革命成功推向前进。
（二）中国共产党提出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的“第二次结合”，形成关于社会主义建设一系列重要思想，丰富和发展了毛泽东思想
1956年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建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针对苏共二十大暴露出来的苏联建设社会主义中存在的问题，毛泽东提出以苏为鉴，独立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道路。他在讨论修改《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时指出：“我认为最重要的教训是独立自主，调查研究，摸清本国国情，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同我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制定我们的路线、方针、政策。民主革命时期，我们走过一段弯路，吃了大亏之后才成功地实现了这种结合，现在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我们要进行第二次结合，找出在中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正确道路。”
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毛泽东特别强调把马克思主义与本国的特点结合起来进行理论创新的重要性，“我们已经进入社会主义时代，出现了一系列的新问题……不适应新的需要，写出新的著作，形成新的理论，也是不行的”。针对实践中出现的新问题，毛泽东形成了一系列重要新思想新论断。《论十大关系》提出借鉴苏联的经验教训，研究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方针政策，成为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奠基之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旨在分清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之间的关系，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矛盾学说，为后来改革开放提供了理论基础；《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谈话》中形成了关于社会主义阶段认识的思想，“社会主义这个阶段，又可能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不发达的社会主义，第二个阶段是比较发达的社会主义”，这些新的理论的形成丰富和发展了毛泽东思想，并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次飞跃奠定了理论基础。“在探索过程中，虽然经历了严重曲折，但党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取得的独创性理论成果和巨大成就，为在新的历史时期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宝贵经验、理论准备、物质基础。”
实践是理论的源泉。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和发展，充分说明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创新来自中国实践。“山沟里出马克思主义”，实际上就是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进行理论创造的形象表达。中国共产党从中国实际出发，独创性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在这一过程中，受到了一些教条主义的质疑。在党内，把马列著作背得滚瓜烂熟的王明就质疑山沟里面出不了马克思主义。在国际上，斯大林称毛泽东是“‘麦淇淋式’的马克思主义者”。担任过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副部长的叶青攻击毛泽东，“他说毛泽东这个人一点马列主义也没有，只有一个主义叫做毛泽东主义，代表农民小资产阶级的主义”。但是，历史和实践告诉人们，毛泽东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奠基者，毛泽东思想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开端，毛泽东思想及其文化形态丰富和发展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二、中国共产党在开创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飞跃
在落后的东方大国建设社会主义，就像邓小平指出的：“我们现在干的事业是一项新事业，马克思没有讲过，我们的前人没有做过，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也没有干过，所以，没有现成的经验可学。我们只能在干中学，在实践中摸索。”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时期的理论创造，是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对前30年的探索基础上，在坚持毛泽东思想的前提下开始起步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中国共产党在阶级斗争问题上，在“文革”时期存在错误认识和实践；在马克思主义运用方面、在对毛泽东思想的认识方面，存在片面问题；在对社会主义认识和实践方面，也存在照搬苏联社会主义经验问题。
对于阶级斗争，邓小平在1960年明确指出：“斯大林讲过，社会主义越发展，阶级斗争就越尖锐。这种说法有片面性。社会主义越发展，无产阶级越壮大，资产阶级就越少。但如果不进行阶级分析，不按照马列主义的原则处理，资产阶级的影响还会扩大。资产阶级少了，并不等于没有资产阶级，没有资产阶级的影响，不能高枕无忧。总的来说，资产阶级的影响随着社会主义的发展，不断被削弱，敌人越来越少。所以，斯大林的话讲得不确切，不完全符合实际。但是阶级斗争是长期存在的，有时甚至是激烈的。”毛泽东晚年犯错误的一个教训就是没有正确认识和处理社会主义时期的阶级斗争。邓小平1960年就一方面认为：“在国内即使阶级消灭了，也并不等于资产阶级的影响不存在了。从所有制上消灭资产阶级不难，但从政治上、思想上消灭资产阶级影响就不容易。资产阶级影响不但存在于社会上，并且也反映到党内来。国内阶级斗争解决了，国际的阶级斗争还存在。美国式的自由，还会有影响。有人就说美国自由，我们不自由、不民主。必须重视这个问题。在建设阶段，这种阶级斗争还是一种客观存在。”另一方面指出：“阶级斗争还有一个解决方法的问题。我们从各方面对资产阶级进行激烈的斗争，但仍然给他们享有选举权，仍然在生活上给他们以照顾，因此，阶级斗争的趋势是逐渐减少。但无论如何，总有人反对我们，不满我们的制度。有风波的时候，他们就露出来蠢动，更明显地表现出他们的本来面目。我们现有的矛盾大部分是人民内部矛盾，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矛盾、先进与落后的矛盾等等。在劳动人民中，也有资产阶级思想的反映。用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办法来进行阶级斗争，这样有利于分化敌人、进行改造。”
对毛泽东思想，邓小平一贯强调要正确理解和贯彻。1954年11月18日，他批示要正确解释毛泽东思想，同意中宣部的解释：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它的内容和马克思列宁主义是同一的。1961年1月25日，邓小平在中央书记处的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对编印毛主席的讲话要十分慎重，最好经本人审阅。毛主席著作是国际斗争的旗帜，不能乱用。过去宣传庸俗化，有的是借毛主席吹自己，今后要反对。”1977年4月10日，邓小平在致华国锋、叶剑英和中共中央的信中提出：“我们必须世世代代地用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把党和社会主义的事业，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事业，胜利地推向前进。”1978年9月16日，邓小平在长春听取中共吉林省委常委汇报工作时指出：“毛泽东思想的基本点就是实事求是，就是把马列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就是这四个字。”
对社会主义的认识，1963年5月3日，邓小平在会见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委员长金日成时就明确表示：“对社会主义这个历史时期，赫鲁晓夫看得很短，我们认为应该是很长的。”“看来社会主义是一个独立的很长的时期，这不仅因为有国内因素，还有国际因素。”1965年2月11日，邓小平在会见摩洛哥共产党代表团时说：“在开始建国的几年中，我们在建设方面确实犯过教条主义的错误，不从中国的实际出发，照抄别国的经验，主要是苏联的经验。因为我们不懂社会主义的建设问题，没有这方面的知识，只能求助于苏联。因为苏联社会主义已搞了几十年嘛。苏联的经验有一部分是应该学的，但是有相当一部分，在我们总结经验时发现，学得不正确。在相当长一个时期，因为没有经验，我们忽略了自力更生。不自力更生，就产生依赖心，一有依赖心，自己动脑筋就少了。我们有好多规章制度都是抄来的，它们是妨碍生产力发展的。好多建设项目，都是贪大、贪全，很不经济。另外，对世界上的先进经验吸收不够，有许多东西搞得不好。”建设社会主义中国有两条根本经验：“第一，要按照自力更生方针建设社会主义；第二，要充分动员人民的力量。两者相互联系。”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新时期，中国共产党打破了一些关于社会主义僵化观念的认识，从理论和实践上开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探索。总结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成功经验，邓小平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命题，并围绕“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重大时代课题，进行了回答和探索。在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方面，他指出：“马克思主义必须是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必须是切合中国实际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邓小平还创新和发展了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阶段理论，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这在马克思主义历史上是第一次。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理论，邓小平创造性地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在回答“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方面，邓小平提出了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理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除上述形成的基本原理之外，邓小平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根本任务、外部条件、政治保证等方面不同程度地回答和探讨并形成了一系列最新理论成果。党的十五大把邓小平理论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邓小平理论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坚持和发展。邓小平曾经说过：“现在我们还是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这里有继承的部分，有发展的部分。我们建设社会主义，准确地说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样才是真正地坚持了马克思主义。我们历来主张世界各国共产党根据自己的特点去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离开自己国家的实际谈马克思主义，没有意义。”
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后，以江泽民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邓小平理论的基础上，依据世纪之交世情、国情、党情的深刻变化，加深了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围绕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形成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新的理论认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继承和发展，反映了当代世界和中国的发展变化对党和国家工作的新要求。”
“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是社会发展和变革的先导。”“与时俱进”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重要理论特质，“通过理论创新推动制度创新、科技创新、文化创新以及其他各方面的创新，不断在实践中探索前进……这是我们要长期坚持的治党治国之道”。“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围绕“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这个新的时代课题，形成了一系列新思想、新论断，深化了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其中重点理论有：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思想，明确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在邓小平阐述市场与计划之间关系的基础上，进一步确定为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的思想和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思想；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进一步思考如何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之间的关系；关于党的建设理论，邓小平开创了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江泽民进一步思考在思想上、组织上、作风上全面加强党的建设和提高党的拒腐防变能力。关于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和可持续发展战略，邓小平提过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对此，江泽民提出要把加速科技进步提到全局战略高度，利用好人才资源为社会主义服务思想。这些新思想都是接续前一个阶段继续发展前进。
党的十六大以后，以胡锦涛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在推进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中，深刻认识和回答了新形势下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重大问题。在关于发展的理念、发展方式、发展规律等方面作出了理论创新，形成了科学发展观，深化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党的十七大对科学发展观的科学内涵、根本要求等方面做了系统阐述，把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这三个理论成果概括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中国共产党在开创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深刻认识到，开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既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又不能从书本、概念和抽象的原则出发，要以中国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必须创造性地运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以理论创新引领事业发展。“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中国共产党善于从新的实践和时代特征出发，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理念，扬弃苏联模式，同时吸收资本主义文明合理的东西，依据本国国情，本着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态度，在改革开放中科学回答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发展阶段、根本任务、发展动力、发展战略、政治保证、祖国统一、外交和国际战略、领导力量和依靠力量等一系列基本问题，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飞跃。
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在中国共产党百年理论创新史上，总体上属于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第二次飞跃的理论成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上篇的不同时期、不同阶段新矛盾、新问题回答的产物，在理论创新和理论发展上都作出了各自的特殊贡献，既相互贯通，又层层递进。其中，邓小平理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开创之作，是最基础的重要组成部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承上启下的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科学发展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在21世纪初的理论创新成果。
三、中国共产党在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中创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飞跃
马克思曾说过：“问题就是时代的口号，是它表现自己精神状态的最实际的呼声。”习近平总书记也指出：“理论创新只能从问题开始。”
党的十八大以来，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关键时期。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主要矛盾的变化，推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进入下篇，并伴随中国进入新的发展阶段而继续发展。中国马克思主义必须适应这个重大变化，进行理论创新，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推向新的发展阶段。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总结历史经验，统筹“两个大局”，从新时代实际出发，创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飞跃。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明确这一思想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二十一世纪马克思主义，是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飞跃”。中国共产党人站在新的历史方位思考当代中国向何处去，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向何处去，人类社会向何处去，围绕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出的“三大时代课题”作出了一系列治国理政的原创性理论贡献，开辟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发展新境界。
（一）“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深化了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全部理论和实践的主题。党的十八大以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社会主义现代化进入了全面深化改革开放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时期。如何发展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成为摆在中国共产党人面前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时代课题。这一时代课题包括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目标、总任务、总体布局、战略布局和发展方向、发展方式、发展动力、战略步骤、外部条件、政治保证等10个基本问题，以及新的实践对经济、政治、法治、科技、文化、教育、民生、民族、宗教、社会、生态文明、国家安全、国防和军队、“一国两制”和祖国统一、统一战线、外交、党的建设等18个方面提出的需要理论分析和政策指导的问题。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思想主题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历史使命是坚持和发展社会主义。习近平总书记适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要求，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系统回答了这10个基本问题和18个方面的理论分析和政策指导。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的《决议》将党的十九大报告中的“八个明确”发展为“十个明确”，体现了理论创新的变化。“十个明确”是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规律认识的深化和理论创新成果。这些创新理论，从历史与现实、国际与国内进行了深入回答，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成为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指针，开拓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新境界，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向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二）“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深化了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
实现现代化，是近代以来世界各国的目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是我国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必由之路。“我们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擘画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蓝图，创造性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党的十五大接续“三步走”战略目标，首次提出“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党的十六大、党的十七大对其作了强调和部署，党的十八大再明确强调这一目标。党的十九大在这一目标基础上再分两个阶段部署，即到建党一百年时建成经济更加发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教更加进步……人民生活更加殷实的小康社会，到新中国成立一百年时，基本实现现代化，把我国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2020年我国打赢脱贫攻坚战，实现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完成了第一个百年目标，中国踏上了全力向第二个百年目标奋进的征程。党和国家依据国际国内形势变化新要求，把现代化战略安排调整为两个阶段，即从2020年到2035年，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详细讨论了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远景目标；从2035年到21世纪中叶，在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基础上，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再次明确分两步走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旨在强调中国的现代化是带领14亿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在长期奋斗基础上，领导中国人民不仅创造了世所罕见的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而且成功走出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这些前无古人的创举，破解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诸多难题，摒弃了西方以资本为中心的现代化、两极分化的现代化、物质主义膨胀的现代化、对外扩张掠夺的现代化老路，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为人类对更好社会制度的探索提供了中国方案。习近平总书记对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探索反映了社会全面进步的重要特征，使我们更加明确要建设的是一个什么样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重塑了人类现代化的性质和方向，发展了社会主义现代化理论，拓展了人类现代化的途径。
（三）“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深化了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的认识
如何跳出历史周期率，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是共产党人持续探索的课题。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总结中国共产党百年经验，特别是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伟大实践，吸取苏联共产党亡党教训，通过自我革命创造性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这个重大时代课题。
自我革命是共产党区别于资产阶级政党的根本标志。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中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内容中增加了一个“明确”，即“明确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方针，提出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以伟大自我革命引领伟大社会革命”。这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从严治党和党的全面建设的新的概括。勇于自我革命是中国共产党最鲜明的特征。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在革命、建设和改革中都保持着自我革命的精神。1949年，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告诫全党，务必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1978年邓小平指出：“革命精神是非常宝贵的，没有革命精神就没有革命行动。”党的自我革命精神，通过党的历次代表大会，贯彻在党执政为民的伟大实践中。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全面从严治党纳入“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以前所未有的勇气和定力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刹住了一些多年未刹住的歪风邪气，解决了许多长期没有解决的顽瘴痼疾，清除了党、国家、军队内部存在的严重隐患，管党治党宽松软状况得到根本扭转，探索出依靠党的自我革命跳出历史周期率的成功路径。全面从严治党取得了历史性、开创性成就，产生了全方位、深层次影响，必须长期坚持、不断前进。全面从严治党是新时代党的自我革命的伟大实践，开辟了百年大党自我革命的新境界。必须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坚守自我革命根本政治方向；必须坚持把思想建设作为党的基础性建设，淬炼自我革命锐利思想武器；必须坚决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以严明纪律整饬作风，丰富自我革命有效途径；必须坚持以雷霆之势反腐惩恶，打好自我革命攻坚战、持久战；必须坚持增强党组织政治功能和组织力凝聚力，锻造敢于善于斗争、勇于自我革命的干部队伍；必须坚持构建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的制度规范体系，为推进伟大自我革命提供制度保障。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总结运用党的百年奋斗历史经验，深入推进管党治党实践创新、理论创新、制度创新，对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规律性认识达到新的高度。这就是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坚持党要管党、全面从严治党，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坚持严的主基调不动摇，坚持发扬钉钉子精神加强作风建设，坚持以零容忍态度惩治腐败，坚持纠正一切损害群众利益的腐败和不正之风，坚持抓住“关键少数”以上率下，坚持完善党和国家监督制度，形成全面覆盖、常态长效的监督合力。
人类进入21世纪，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立足于大时代，通过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三大时代课题的回答，实现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飞跃，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飞跃，把世界马克思主义推向21世纪阶段，成为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主要理论形态。
建党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写在自己的旗帜上，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用博大胸怀吸收人类创造的一切优秀文明成果，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理论引领伟大实践。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和真理性在中国得到充分检验，马克思主义的人民性和实践性在中国得到充分贯彻，马克思主义的开放性和时代性在中国得到充分彰显。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不断取得成功，使马克思主义以崭新形象展现在世界上，使世界范围内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意识形态、两种社会制度的历史演进及其较量发生了有利于社会主义的重大转变。实践证明，只要我们坚持理论创新，善于用新的理论指导实践，就一定能够如期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一定能够推动世界社会主义走向振兴。
（作者简介：龚云，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二级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网络编辑：同心
来源：《甘肃社会科学》2022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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