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光斌、张飞岸：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民主发展的轨迹和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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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作为西方社会科学的基础概念，长期以来一直规范着很多中国社会科学工作者的头脑，他们拿着特定语境下的西方民主概念不断地在中国找错，似乎民主在中国一直停滞不前。事实上，无论是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革命还是毛泽东领导的社会主义革命，都是在民主的大旗、民主的理想之下推动的。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共产党更是在中国国情的基础上进行着具有开拓性的民主实践。历史、现实与理论的差距需要在经验研究的基础上进行弥合和创新，为此，我们采访了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杨光斌教授，他对民主问题的研究一直走在国内学者的前沿，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我们请他给大家谈一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民主发展的轨迹和趋势。tou品论天涯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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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改革开放以来民主观念的演进tou品论天涯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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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访者简称▲，下同）：杨老师您好，您常常强调中国很多事情做对了，但是却说错了，或者说学界没有能够按照中国的经验去建构中国的理论。例如，很长时间以来，从西方传播过来的观念就批评中国虽然经济体制改革比较成功，但政治体制改革却停滞不前，民主在中国一直没有发展，您是民主问题研究专家，您如何看待这一观点呢？tou品论天涯网

●（被采访者简称●，下同）：说中国民主一直没有发展是受到了简单的党争一维民主论的影响。这种观点不符合中国的实际。新中国成立之后，我国在毛泽东时代就奠定了社会主义民主的基本制度和框架，即以民主集中制为原则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而1978年以来的中国政治不但是经济上的改革开放，更是政治社会上的一种深刻的结构性变化，其中民主政治建设中的制度创新更值得书写。tou品论天涯网

中国制度变迁的前提往往是观念的酝酿和观念的指导。就民主观念而言，从官方到学术界，都有一个从简单化到复杂化的过程，即从一种民主形式到多种民主形式的认知过程的演变。这个知识论意义上的变化往往与政治实践分不开，而这个政治实践不但是自己的，还包括其他国家民主政治的经验教训对中国人的启示。也正是在世界政治的场景下看中国政治，看中国的民主政治，很多极大的变化才能得到理解。tou品论天涯网

具体而言，中国民主观念，从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民主就是选举的单维度论，演变为21世纪之后的国家建设语境下的民主形式多元化的多维度论，我们熟悉的自由、自治、法治、分权、参与、协商等，都是民主政治的应有之义或“原本形态”（proto-democracy）。这看上去是“量”的变化，其实是“质”的变化，即涉及中国政治的属性问题。按照以竞争性选举为根本标识来划分民主与非民主，中国显然不是自由民主意义上的民主；但按照多维度论来审视中国政治，中国当然属于民主政治。多维度的民主观，恰恰是符合大国国家建设复杂性的特性的。试想，中国如此大的国家，以一个维度来衡量政治性质即政治的好与坏，完全不符合国家建设的复杂性。其实，也正是因为把单维度的民主形式等同于一切，甚至代替了复杂性的国家建设，结果很多发展中国家反而陷入了民主与国家治理危机。tou品论天涯网

所以，观念很重要，而变成思维方式的观念更重要。中国的实践，世界政治的实践，都使一部分中国人的民主观念开始复杂化起来，也可以认为是开始成熟起来。不知不觉中，中国人的民主观念发生了“巨变”。tou品论天涯网

▲：依您对中国民主进程的了解，可否给我们讲一讲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民主观念的演进过程？tou品论天涯网

●：观念的巨变主要来自中国政治的实践。一个有趣的发现是，自改革开放以来，如果以10年为一个政治周期，每一个10年都有标志性的、新的民主形式出现，并累积成包容性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tou品论天涯网

第一个10年即从1978年到1990年，主要的民主形式是选举民主，并培育了协商民主。1979年修改的选举法，旨在落实差额选举。在思想解放运动的推动下，差额选举成为20世纪80年代最引人注目的民主形式。到1986年换届选举时，全国绝大多数副省级职位的产生都实行了差额选举，而且中央委员会的选举也第一次实行了差额选举并延续至今。在实行选举民主的同时，也在培育协商民主。那时还没有协商民主这个词，但十三大明确提出建立社会协商对话机制，以此纾解社会矛盾。这个理念在当时是很先进的，“社会协商对话机制”其实就是我们今天所熟悉的协商民主概念。tou品论天涯网

第二个10年即20世纪90年代，主要的民主形式是基层民主即村民自治。1983年人民公社体制解体以后，农村曾一度处于一种“无政府”状态，社会秩序很乱，费税收不上来。怎么办？广西的农民自发地、首创性地搞出了一套自我管理的村民自治制度。按照中国政治发展的经典逻辑，即先实验后推广，村民自治制度成为20世纪90年代官方和学术界的显学，政治学不研究村民自治似乎就没有了出路。之所以有这样的宰制地位和乐观主义情绪，是按照英国式民主的逻辑来看中国政治，即先有村镇民主，再逐渐往上推演。到了21世纪，村民自治研究开始式微，因为中国政治不但没有按研究者预期的逻辑去发展，反而在实行了基层民主的农村出现了普遍性的村政衰败现象。这其中固然有村与政治环境的关系，更重要的是有村民的民主选举而无村民的民主自治，即选举完没有治理权，选举上来的村官乱政现象必然出现——何况选举本身都是可以被操作的。在我这个没有研究过农民选举的农村出身的政治学学者看来，基层民主的未来之路不但要有村民的民主选举，更要有村民的民主自治和民主监督，没有村民自治和监督的村民选举不会使基层政治变得更好。不得不说一句，虽然村民选举是一种自发的制度创新，但并不是没有历史基因的，要知道在宋朝就有了村规民约的传统，皇权不下县也一直到晚清。tou品论天涯网

第三个10年即2000年到2010年左右，“网络民主—党内民主—协商民主”齐头并进。制度变迁充满非预期性，谁也想不到1992年开放的互联网平台在10年之后变成了互联网民主，这是对中国民主前所未有的课题和挑战，当然也是机遇。互联网民主让民意直达中南海，互联网再度复活了因疆域和空间而消失的直接民主。技术改变了民主形式，改变了政治生态。与此同时，作为一种闻所未闻、前所未有的新民主，其挑战性当然也是来势汹汹，一个又一个的网络事件直指中国共产党的所谓的合法性问题，而“秦火火们”则指望用互联网压垮执政者。在经历了十年的挑战之后，目前执政者基本适应了这种新型政治生态，由此可见中共的适应性能力。tou品论天涯网

如果说互联网民主是一种技术革命带来的直接民主形式的社会民主，是一种自发而非预期的民主政治，党内民主则是一种顶层设计的民主建构。从乡镇直选实验、到乡镇公推直选，再到各级党委的民主测评，都是执政者在2004年即十六届四中全会之后的制度设计，即以党内民主来面对执政危机感，十六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党的执政地位可得可失，为此期望以党内民主来应对三个深刻变化：社会结构的深刻变化、利益结构的深刻变化、观念的深刻变化。tou品论天涯网

党内民主原则伴随着整个党史，其间有好有差，而这一时期党内民主则变成了选拔干部的一种普遍制度，其积极性毋庸置疑。问题是，由于唯票论人，必然减弱了干部做事的勇气和动力。因此，用人上的唯票论必然被纠正。tou品论天涯网

伴随着互联网民主和党内民主，一个新的民主概念导入中国，那就是被中国人转化为协商民主的“审议民主”。中国人兴奋地发现，被外国人奉为一种民主理论和民主形式的审议民主，其实就是中国一直就有的协商政治，比如“三三制”、群众路线以及广义上的统一战线，而且协商政治正是共产党取得胜利的法宝。理论上有说法，历史上有实践，从此协商民主成为中国民主建设的显学，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在中国建设全方位、多层次的协商民主。但是，怎么衡量协商民主的进程，即一个单位的用人过程、决策过程到底体现了什么量级的协商民主，依然是一个有待回答的问题。tou品论天涯网

从20世纪80年代到2010年左右，虽然民主形式不断翻新，比如选举民主、村民自治、党内民主，但基本上都是围绕选举而展开的，而80年代就提出的社会协商对话机制即协商民主，并没有得到相应的重视，直到西方有了“审议民主”概念之后我们才重新重视起来。这就意味着，没有自己的理论就没有道路自信，或者说理论自信是道路自信的前提。tou品论天涯网

▲：关于协商民主，国内理论界的认识大概有两种，一种把协商民主视为选举民主的补充形式，一种认为协商民主是比选举民主更高级的民主形式，您怎么看协商民主在政治生活中的地位？tou品论天涯网

●：在以观念之争为核心的冷战时期，西方成功地重新改造了民主的概念，把两千年以来流行的民主理论即事实上的人民主权，改造为“选举式民主”：民主就是选举做决策的政治家，立法和决策过程则不是民主范畴。从此，“选举等于民主、选举是民主的本质”流行起来。这是对民主理论的严重误导，因为立法和决策政治与选举政治相比，更攸关百姓的切身利益。如果百姓不能参与事关自己切身利益的事务，这还是民主吗？tou品论天涯网

这种被严重误导的民主形式被普遍化之后，给发展中国家带来的灾难性后果让我们不得不反思民主理论。即使在西方国家，党争民主也经常导致政策难产，因此亨廷顿等人早在20世纪70年代就在论说西方的“民主的危机”。tou品论天涯网

鉴于此，西方思想界在20世纪80年代提出了审议民主，即我们常说的协商民主，旨在讨论公共政策过程中的公民作用。但是在选举式民主与协商民主的关系上，西方理论界包括中国理论界的一般看法是，协商民主是选举民主的补充形式；有的则认为选举式民主是民主的初级形式，而协商民主是更高级形态的民主。这些认识的实质是，选举式民主居首要位置，是民主的本质，协商居次要地位。这依然是对民主政治的误读，如果首要的初级的民主不能实现，如何实现高级形态的民主？理论界关于选举民主与协商民主关系的定位不符合政治真相。tou品论天涯网

现代政治的一个最突出特征是其“人民性”，即人民是政治权力的主体。但是，人民性的政治并非都是善政，比如法国大革命时期的雅各宾派专政、德国法西斯政权；相反，革命之后以协商形式而立国则更理性、更平和、更稳定。协商民主理论就是起源于对独立战争之后费城制宪会议的研究。美国革命给世界的一个遗产就是成文宪法，而作为国家根本大法的成文宪法都是协商的结果，而不是选举的产物。tou品论天涯网

制定宪法是立国的关键时刻，之后便是常规时期。在常规时期，有产生决策者的过程，但是最常见的政治还是事关百姓利益的大大小小的立法与决策。这些过程有选举民主，但更多的则是协商民主。比如，美国总统候选人、参议员候选人的产生，都是两党大佬内部协商的结果，只是让大众用选举的形式把协商结果“认证”一下。选举之后，立法与决策便是常态化的政治生活，其中很难适用选举民主，基本上是协商过程。但是，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政治生态发生了重大变化，两党之间的协商、妥协越来越少，对抗越来越多，从而形成了福山所说的“否决型政体”，即两党之争导致的重大而迫切的公共政策的难产。tou品论天涯网

政治真相告诉我们，协商民主而不是选举民主，才是善政的起点、基础和保障，而且是最常态化的、首要的民主形式。因此，不但说选举是民主的本质是错误的，把协商民主定位为辅助性地位或者说协商民主是比选举民主更高级的说法也是误读，不利于我国民主政治的推进和理论的提升。tou品论天涯网

西方主流理论对民主话语权的主导、误导和误读，使我国本来属于民主政治的实践，不能在理论上得到解释和确认。中国政治是协商民主理论发展的富矿。如果回到民主政治的本来面目，即协商民主是现代国家善政的起点、基础和最常见的一种首要形式，那么我们就可以自信地说，协商民主是中国政治的精神化形态和常见的制度化实践。tou品论天涯网

协商民主是现代中国政治的精神传统，其具体形式就是被我党称为“法宝”的统一战线。在这一法宝的指引下，群众路线、“三三制”，都最大限度发挥了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这些难道不是真正的民主？tou品论天涯网

不仅中国革命道路创造了协商民主，新中国立国的制度基础也是协商民主。人民政协本身就是协商民主的最好诠释。不仅如此，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不仅体现了以人民主权理论为基础的选举民主、参与民主，还有着丰富的协商民主内涵。tou品论天涯网

协商性在人大制度中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1）从人大制度的外围来看，每逢各级人大开会，同级政协也召开会议，对人大所讨论的重大问题、人事安排提出意见与建议，从而影响人大的立法和决策，政协的意见已嵌入人大的运行过程之中。（2）从人大制度自身的运行来看，各级人大十分重视民主协商。在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会议中，不管是法律草案和决定案的审议，还是人事安排的讨论，都是在代表团会议或小组会议基础上进行的，然后根据各方面的合理意见修改议案，再在全体会议上交付表决；如果审议时对某些重要问题有意见分歧，或者发现某个问题没有解决，则暂时搁置不付表决，等条件成熟或问题解决后再进行表决。在代表团会议或小组会议内部，代表或常委会组成人员之间也是在平等基础上进行充分讨论和酝酿，形成代表代表团或小组的决定和整体意见，再把它带到全体会议上。可以说，人大通过的每一项法律法规和重大决策，都是在充分协商、考虑各方面的意见后作出的，少数群体的意见和利益并没有因为缺少代表而被忽略。tou品论天涯网

除了人大和政协中的协商民主，听证会、民主恳谈、公民评议会、村民（居民）代表会等都是典型的协商民主。社会主义政治和文化鼓励群众参与、强调磋商的传统，已经是推动协商民主制度发展的重要因素。tou品论天涯网

中央已经发布了关于全面推进各个层次的协商民主建设的决定，其全面落实将使中国政治制度更有竞争力。其难题和挑战是，如何衡量协商民主在各个层面的落实程度。相对于选举民主的可观察性和指标性，量化协商民主是一个难题。如果不能量化或者不能让百姓最直观地在日常政治中感受到，这种民主实践就不能有效地转化为理论上的优势。tou品论天涯网

▲：怎么认识“新10年”即2012年—2022年的中国政治发展呢？其中民主会有什么样的地位？tou品论天涯网

●：第四个10年即2012年到2022年，要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在过去30多年的民主实践中，该有的民主形式都有了，其中有的民主形式当然需要得到完善。但是，即使在形式上所有的民主形式都很完善了，就意味着解决了政治中的所有问题了吗？我们看到的世界政治现象，而且是普遍化的现象是，很多国家的民主形式越发达，问题和难题反而越多。原因在于，尽管民主是一种价值，民主毕竟还有工具属性，工具属性甚至大于价值属性；作为一种工具，民主是用来搞利益分配的，其间必然是政治斗争乃至流血的斗争。结果正如研究印度的民主理论家所说，恰恰是印度民主社会最发达的二十几年来，印度的治理变得更差了，出现了奇怪的“托克维尔悖论”，1947年的最初几年里，民主政府运转顺畅，恰恰因为它不是发生在一个民主社会中；随着民主社会的慢慢出现，加上真正的政治平等意识的传播，它已经使民主政府的运转更加困难。这实在是我们不愿意看到的结论，但这一结论却并不局限于印度，而是发展中国家的普遍现象：当一个群体最终安定下来并决定按规则行事时，其他新兴的鲁莽群体则以平等的名义公然违抗规则。或许正是因为这样的非西方性的“非守法性”文化，即使在已经发生民主转型并得以巩固的拉丁美洲国家，行政权远远大于议会的权力，通常的做法是以行政法令绕开宪法，而且这是所有政党的惯例。更严重的是，民主化之后的巴西、墨西哥，依然有高达75%的百姓相信警察是为有钱人服务的，随时可能对百姓滥用暴力。tou品论天涯网

由此给我们的启示是，民主是重要的，但更重要的则是国家治理。具有正常的实践理性和实践智慧传统的中国人都能认识到，形式是重要的，但更重要的还是本质和目的。为此，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决定中，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即作为第五个现代化的“国家治理现代化”。国家治理体系的现代化当然包括现代性政治的一些基本特征，比如民主问责、权力有限、大众参与、自由、市场与法治等，但这些形式的现代化说到底要通过治理能力来实现，否则发达的政治形式只是治理的羁绊，而治理能力现代化则要求中国这样的巨型国家必须有很多发展中国家所没有的强国家能力。因此，用学术语言来概括，中国的改革是要以“有能力的有限政府”来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tou品论天涯网

这就意味着，未来改革即到2020年的取向是：国家有能力、权力有边界、权力受约束。我们应该认识到，有能力的有限政府其实就意味着权力的人民性和治理主体的人民性，因为权力有边界和权力受约束就意味着，人民与市场主体的权利范围更大了，自主性也更强了，空喊人民性的口号是没有意义的。tou品论天涯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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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国家治理现代化：中国民主建设的方向tou品论天涯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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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您对中国民主发展进程的梳理，未来中国的民主发展应该集中于推进国家治理的现代化。但我们知道，治理这个概念在最初提出时恰恰是为了解决国家失灵的问题，它强调社会参与下的治理，具有很强的社会中心主义色彩，将治理纳入民主和国家建设的视野，是否会事与愿违地伤及国家能力呢？tou品论天涯网

●：治理研究主要分为两种取向，一种是以社会中心主义为取向的治理研究，一种是国家中心主义的治理理论。在中国，以社会中心主义为取向的治理研究并不是完全的社会中心主义。我们应该看到，即使是极力倡导公民权利的中国学者，事实上也有天然的国家主义情愫，即他们内心深处不可能像西方社会中心主义者一样主张去国家化的社会中心主义，他们只是在研究中并没有把国家或政府的作用放在更显著的位置。因此，除了极端的个案，虽然中国的治理理论来自西方的社会中心主义脉络，但是中国语境下的公共治理研究者和新自由主义者的“三化运动”［即经济市场化（私有化）、政治民主化和治理社会化］有着根本性质的区别。新自由主义“三化”的所有指向都是废掉政府的武功，结果不但西方国家自己陷于金融危机而难以自拔，更把国家力量本来就很弱的发展中国家推向深渊。要知道，发展中国家基本上经历了长期的殖民统治，这个过程中培育的是社会力量而阉割的是能与殖民统治者较量的统一性的国家力量。也就是说，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本来就能力不足，或者说想作为也不可能，再对它们搞“三化”，必然是雪上加霜。正因为以世界银行为代表的治理评价标准是以社会为中心而无视国家，对中国的适用性自然有问题。因而，国家中心主义的治理理论无疑更适应中国的现实。tou品论天涯网

▲：国家中心主义这个用语听起来似乎离民主的距离比较远，因为无论从哪种意义而言，民主都包含着对国家权力的监督和限制这一内涵，如果国家治理现代化意味着国家治理与民主的统一性，意味着一种中国特色的民主模式，那这一模式有哪些构成要件呢？tou品论天涯网

●：将“国家治理体系”建设成什么模式，体现在俗称的“改革60条”即《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之中。据此，“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由以下几个概念性变量而构成的“模式”。tou品论天涯网

第一，国家要有能力。无论民主采取何种形式，民主要落到实处才有真正的政体价值。落到实处的民主最重要的特征就是它的回应性，一个没有能力的国家是无法自主回应各个利益群体的要求的。所谓“国家能力”就是权力中枢超越社会利益集团和部门政治的约束而将自己的意志变为现实的能力。国家能力的实现首先要有一个强有力的没有部门利益的决策机关，其次是政府在市场经济中起合理的作用。“改革60条”决定成立的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是一个比20世纪80年代的国家体制改革委员会更没有部门利益色彩的超级改革机构。另外，非常重要的一点是，在强调市场的决定性作用的同时，没有忘记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因为市场失灵屡见不鲜，最近的失灵就是2008年开始的金融海啸。有了专司改革的超级机构和对政府作用的合理定位，国家改革意愿、顶层设计变为现实的能力，非常值得期待。还应该看到，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国家能力的加强，还是决策科学化的需要。改革走到今天，触动的都是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没有权威的决策体制，很难推动动奶酪的改革。tou品论天涯网

第二，权力有边界。与前几次以机构调整为主的改革相比，本轮改革的最大亮点是围绕政府职能转变，由此将形成权力有边界、权力受约束的有限政府。中国过去改革的伟大成就不容置疑，但是，和任何制度变迁的规律一样，改革也会带来“非预期结果”。过去改革的一个非预期结果便是：因没有相应的政府职能改革而使政府占有资源越来越多，以及由此而形成的社会结构的利益集团化。另一方面，由于没有以转变“职能”为主，而且以国家控制资源为导向，国家垄断的行业就越来越多，官商勾结加垄断联盟，就形成了中国社会结构的利益集团化。为此，必须压缩政府的权力边界。“改革60条”的大多数条款属于压缩政府的权力边界。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就意味着政府退出相应的领域，比如负面清单制度等一系列改革要求。压缩政府权力边界的收益是难以估量的。tou品论天涯网

第三，权力受约束。过去十年地方一把手成为腐败重灾区，这是因为一把手既管人事资源又管经济资源，权力空前增大而又不受约束。有鉴于此，如何约束和监督权力就成为“改革60条”的一个重点。“改革60条”一方面决定加强地方人大的财政监督权和人事决定权，同时改革司法体制和纪检体制，实行省以下法院的垂直管理，上级纪检部门提名下级纪检负责人，这些无疑是从纵横两方面加大对地方一把手的约束。从权力的纵横方向制约地方一把手，实在是当务之急且切中要害。tou品论天涯网

这样，“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一改革总目标，事实上是可以量化的、看得见摸得着的一个又一个具体的制度安排的总和，这些制度安排的总和可以被看作一种以治理为基础的民主模式，这一模式的特征就是“有能力的有限政府”。tou品论天涯网

除了强调国家能力和有限政府之外，在“改革60条”中，政治改革的一项主要任务就是建立全面的协商民主制度。《决定》指出，“推进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构建程序合理、环节完整的协商民主体系，拓宽国家政权机关、政协组织、党派团体、基层组织、社会组织的协商渠道。深入开展立法协商、行政协商、民主协商、参政协商、社会协商”。在中国现代民主国家建构的语境中，协商民主为始终渐进前行的中国政治改革提供了一条柔性合作、寻求共识的参与式治理民主形式，在社会转型和矛盾多发期尽可能减少了竞争性民主形式可能带来的社会分化。相对党内民主突出党组织在政权建设中的民主引领功能而言，协商民主则推动了党和国家在国家治理意义上的民主政治创新，为社会主义人民民主提供了新的实现形式，充实了政党驱动历史逻辑和“党国同构”体制生态中现代国家建构的主体，自然成为探讨新世纪中国民主政治发展不可回避的制度形式和实践形态。tou品论天涯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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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治理民主”：中国民主的实践模式tou品论天涯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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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按照您所言，国家治理现代化是未来中国民主发展的趋势，那是不是就意味着您提出的治理民主的概念，相对于西式民主即党争民主，是一种更适应中国民主的实践模式？tou品论天涯网

●：是的。一个世界性大国不能没有自己的话语权，甚至不能没有引领时代和世界潮流的话语权，否则这样的大国必然在相互争夺主导权的世界政治中处于守势。众所周知，“冷战”起源于意识形态之争，世界由此进入了宗教式的话语权之争和观念之争。“冷战”事实上变成了世界范围内的观念上的“热战”，结果美国打赢了一场没有硝烟的“热战”。后冷战时代的话语权之争的烈度并没有减轻，美国政治家公开宣布要用互联网所传播的观念“扳倒中国”（take China down）。tou品论天涯网

美国要用什么观念“扳倒中国”？自然是美国式的自由民主观念，看一看中国社会科学领域的译著就知道这一点，民主理论方面的译著基本上都是关于自由民主的。读什么书就有什么样的观念，结果中国思想界和互联网上体现出的社会思潮，基本上都是自由民主的观念。自由民主理论是怎么来的呢？为了应对“人类大步进入社会主义”，熊彼特首先把人民主权理论改造为民主就是选举产生政治家的过程，“熊彼特式民主”经过罗伯特·达尔、萨托利等人的系统论证，“选举式民主”即党争民主，就成为自由民主理论的实践模式。在理论上，以“选举式民主”为核心的自由民主存在结构性硬伤，因为民主是一个政体概念，自然包括谁统治以及围绕统治权而建立起来的权力组织，其中包括常说的自由、法治，以及处理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单一制和联邦制、处理政治与经济关系的市场经济制度以及处理国家与社会关系的相关制度安排，比如国家统合主义。因此，仅仅靠“选举式民主”怎么能代表一个国家的政体呢？也就是说，政体是一个官民关系的概念，是权力关系的总称，单向度的选举充其量是政体的一个方面，而不是根本方面，根本方面就是罗尔斯所说的“宪法政治是第一位的”，作为选举政治的日常政治是第二位的。作为自由民主核心的“选举式民主”在实践中更有问题，要知道当年熊彼特提出这样的概念时美国黑人的权利在哪里？更重要的是，“选举式民主”其实就表现为“党争民主”，因为大众政治靠政党去组织，而很多发展中国家，政党依托的群众基础无外乎自己的族群和教派，结果“党争民主”演变为社会撕裂甚至是国家的解体，今天的埃及、泰国、乌克兰等国家的政治悲剧莫不源于“党争民主”。就是这样一个存在理论硬伤而实践上又危害重重的理论，在中国思想界却大行其道，成为一种主导性的社会思潮：凡是最客观地评价中国政府和国家的，都会被一边倒地否定；凡是说美国好、说民主好、说西方好的，也会得到一边倒的肯定。这就是互联网所表现出的社会思潮现状。tou品论天涯网

产生上述问题的原因自然是多方面的，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中国没有原创性的新概念和理论，由此导致的后果是严重的。与可比的发展中国家如俄罗斯、印度、墨西哥、印尼、巴基斯坦、埃及等国家相比，中国在治理实践上虽然做得最好，但很多人却依然认为中国不是一个正常国家，甚至认为中国政治存在合法性危机。这种结论的产生一定是基于产生于特定国家、特定国家依据历史经验而形成的理论和教科书式的标准答案，用“世界的中国”即西方中心论看中国，中国永远是错的；而如果中国真的像20世纪90年代的俄罗斯一样变成西方时，笔者相信目前以西方中心论看待中国的良知者势必会和很多俄罗斯知识分子一样捶胸顿足、追悔莫及。tou品论天涯网

为此，中国必须有基于自己历史文化和政治实践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基于中国历史文化和现实政治的“国家治理”是一个好概念。比如，国际社会如果用民主观念对中国和印度进行比较，印度似乎占优势；而如果用治理标准比较二者，中国肯定是赢家。如前，别说与印度比较，就是与所有的其他发展中国家比较，中国都是治理意义上的赢家。到底是良政重要还是观念重要？对老百姓来说当然是良政。tou品论天涯网

“国家治理”概念在世界政治中的优势不仅来自中国良好的政治实践，更重要的是这个概念本身真实地反映了国家政治的方方面面，是中国人战略性务实主义的深刻洞见。同时，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治理”和“民主”是世界上两个最流行的概念或话语。比较而言，“治理”概念更务实且能体现一个国家的综合指标，而“民主”则更具意识形态性质，况且民主选举只是政治制度和政治生活中的一个方面，而以一个方面代替所有其他方面，最终则是无效治理、无效民主、甚至是国家失败。在这种国际大背景下，到了21世纪初，“治理”越发成为国际社会更加主导性的话语。因此，用“国家治理”与西方鼓吹的自由民主对话，不但能使国际社会更容易理解中国，也更能彰显中国发展的优势所在。tou品论天涯网

也正是因为这个概念在理论上的国际性以及所体现的中国自身的优势，才引得国内学术界如此强烈的呼应和国际社会的高度注目。tou品论天涯网

“国家治理”概念是中国国家与社会积极互动的产物。学术界经年讨论的治理、国家治理理论最终成为国家的话语和政策方向之后，学术界以更加积极的姿态推进对“国家治理”的理解。国家和社会都在传递正能量，这样的积极方向应该得到进一步的强化，这样会有更大的空间和更多的领域去发掘“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而民主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和中国的现实政治中都是最重要的、因而也是出现频率最高的词汇，同时也是国际社会绕不开的一个话语。为此，我们是不是应该把“民主”和“治理”相互嵌入、从而形成一个“可治理的民主”（英文为governable democracy，可以直接说成是“治理民主”，就像liberal democracy即“自由主义的民主”译成“自由民主”一样）。tou品论天涯网

▲：能具体介绍一下您的治理民主理论吗？tou品论天涯网

●：我曾经试图以回到历史真相的方式即复原国家作用和政体意义的方式试图“建构一种超越左右的民主观”，即以“参与—回应—责任”表现出来的新民主观，这三要素就是我提出的“治理民主”的基本内涵，只是当时我尚未想好以什么概念来指称它们。我曾这样总结可被称为“治理民主”的三要素之间的关系：民主既是工具理性也是目的理性，也就是程序方法和本质意义的统一，这一点也要求我们必须跳出只讲程序方法而不问价值目的的各种民主理论。最低限度的民主政体应该包括作为程序方法（程序民主）的“参与”和作为目的理性（实质民主）的“回应”和“责任”的统一体。tou品论天涯网

关于“参与”和“责任”的具体阐述，可参见拙作《政体理论的回归与超越：建构一种超越左右的民主观》。在此就“回应”这个要素进行更加明确的解释性说明，因为在自由民主理论家那里也强调“回应”的重要性。那么我所说的“回应”与其有什么不同？开宗明义地说，我说的“回应”是国家的“自主性回应”，而不是社会中心主义脉络下的自由民主理论家讲的被动性回应。“自主性回应”之所以重要并在历史上不乏这样的故事真相，是因为作为“参与”主体的公民个人、社会组织以及资本集团之间的力量完全不平等，所谓的参与往往变成了强势集团的游戏，社会弱势群体的声音和利益诉求并不能有效地传递到决策层而变成政策议程，这就需要国家自主性作用去平衡社会群体之间的利益关系，保护社会最不利群体而尽可能地实现公平正义。tou品论天涯网

萨托利也说，民主说到底是为了回应选民的诉求。达尔甚至远远超越了熊彼特—萨托利的选举式民主，强调“议程控制”，即民主不再只是熊彼特—萨托利所说的选举权利，还应该对政策议程进行控制。其他民主理论家如英格尔·哈特更是将选举产生的政治家不能回应选民诉求的情形称为“无效的民主”。在利普·哈特的“共识民主”模式中，回应是民主的重要原则。在民主的“回应”原则上，民主理论的各家各派似乎空前一致，自由民主理论体系中并不乏“回应”分析。tou品论天涯网

但是，必须认识到，自由民主理论的基石是社会中心主义或个人权利主义，所谓的“回应”也只不过是“国家”对社会的被动性反应，自由民主理论家们压根儿不会想到或者根本不愿意承认“国家”因其不能被忽视的“自主性”而主动地或有选择性地“回应”社会，更不愿意承认国家因其自主性而对社会的塑造作用。这样，第一，国家被动地回应了社会，但结果可能是灾难性的，如第二次世界大战前英国首相张伯伦一味地迎合英国老百姓的和平愿望而搞“绥靖主义”；第二，“被动回应说”已经与西方国家的历史、更不用说其他国家的历史严重脱节，如英国在资本主义初期保护贫民的努力、从霍布豪斯的新自由主义转向凯恩斯主义、美国林肯解放黑奴以及罗斯福新政；第三，自由民主所说的选举式民主即多数决民主在西方国家的政治生活中处于第二位，处于第一位的是宪法政治即所谓的宪政民主，而且总是以宪法为核心的司法权在主宰着西方国家的政治生活。这是罗尔斯关于宪法政治与多数决政治关系的看法。国家自主性（即国家不受社会约束而独立地实现自己的愿望）不但被自由民主理论遮蔽掉了，更是一直被洛克式—斯密式—哈耶克式自由主义掩蔽了，但事实上，在历史关键时刻都正反两方面证实着国家自主性的重要性。流行观念掩蔽“国家”的结果之一便可能是，过度地强调社会重要性而一味地满足社会要求的决策有可能成为人类的灾难，过去是这样，今天还是如此。例如在美国，因为没有“主权”概念而组织起来的分散性国家权力结构的结果，便是国家性不足而难以控制大规模危及美国人生命安全的枪支。为此，西方很多学者试图在公共政策研究中“找回国家”。在西方国家尚且如此，何况在发展中国家和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中国？“亚洲四小龙”是因为“国家引导的发展”，中国的成就同样受益于具有深厚“民本”传统的国家思想。tou品论天涯网

显然，“治理民主”中的“回应”是国家自主性的回应。“自主性回应”至少包括以下几点：其一，国家必须了解并回应社会的最必须最迫切的诉求，“国家从社会中来”（state in society），不可能无视社会的要求；其二，国家的回应必须是自主性的有选择性的，因为社会很多元，诉求多样化，一味地迎合社会的做法最终会陷入民粹主义的泥淖；其三，参与的主体是不平等的，有社会弱势群体，更有大企业这样的强势利益集团，因此利益表达渠道也就不平等以及由此而来的所传递的政治信息的不对称，这就需要本着“民本”思想的国家自主地发掘真实的政治信息。因此，自主性回应意味着，甚至在社会没有进行系统的利益表达时，国家主动地深入民间，了解百姓疾苦，这就是“民本”思想下的“群众路线”，有人称之为“逆向参与”。tou品论天涯网

这样，我原来提出的“参与—回应—责任”则可以发展为“参与—自主性回应—责任”所构成的“治理民主”。tou品论天涯网

▲：“治理民主”可以说是您独特的理论建构，也是您对中国民主理论自主性的贡献。从您以上的解释我们可以看到“治理民主”相对于自由民主旗帜下的“党争民主”而言，它是一种整体性的民主理论，兼顾了治理和民主两个向度，并且将参与、回应、责任这些自由民主忽略的环节向前进行了推进，它不仅有利于治理，而且也发展了民主。我们知道，比较政治学强调比较，您能否提出一个标准，可以清晰地显示治理民主相对于自由民主的优势？tou品论天涯网

●：首先需要说明的是，治理民主在很大程度上还是一种民主的实践模式，而自由主义民主则是民主的价值模式，实现自由民主的实践模式是党争民主。因此，治理民主相对于自由民主的优势主要是与党争民主的比较而言的。在民主理论上，我们还需要发掘指导“治理民主”的价值模式，这就必须回到社会主义价值层面，也必须回到中国文明基因那里寻找价值原则。我们知道，作为一种价值模式的自由主义民主，其实是西方文明基因的一种新表述，即把源远流长的自由主义表述为自由主义民主。tou品论天涯网

那么，治理民主的优势何在？我认为“正义”是一个很好的标准。从亚里士多德开始，比较城邦之间的政体优劣就有一个标准，那就是公共善，即城邦正义。正义是衡量一个政体的最低标准也是最高准则，我们可以用罗尔斯的正义标准来比较一下“选举式民主”和“治理民主”。tou品论天涯网

第一，在理论常识上，“治理民主”是一种政体意义上的强调国家—社会关系的政体民主，强调的是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均衡。“自由民主”事实上以“竞争性选举”为标尺，只有“社会”而无一直存在并一直发挥重要作用的“国家”，因而是既不符合历史真相也不符合理论常识的单向度理论。无疑，在政体意义上，“治理民主”在理论上更自洽。tou品论天涯网

第二，在罗尔斯看来，秩序良好的民主政体必须在其基本结构中体现正义原则，正义首先是政体问题。如果接受罗尔斯的正义论原则，那么什么样的民主政体符合或者不符合正义原则呢？因为只强调社会权利或个人权利，“自由民主”本质上是以“自由”为主的“民主”，或者是以“民主”掩饰“自由”，而且只能讲政治民主而反对经济民主，这是自由民主理论的旗帜鲜明的观点。这样，大企业在自由民主理论那里被搁置起来，而在林德布诺姆看来，没有关照到大企业的当代民主理论没有意义。但是，也正是因为这种“聪明的糊涂”，才使得大企业可以更自由地、更不受限制地干预甚至主宰民主政治，比如2013年美国最高法院甚至以宪法中的“言论自由”为根据而取消了企业赞助选举的限制。因此，“自由民主”捍卫的是洛克式自由主义。罗尔斯在《政治哲学史讲义》中指出，这种政体不具有正义性。同样，作为对自由资本主义修补的福利资本主义也不具有正义性。tou品论天涯网

相对而言，“治理民主”因为嵌入了“国家”，是一种兼顾社会中心主义和国家中心主义的社会理论，国家和社会相互纠偏而达成均衡，很多时候由国家来救济社会弱势群体因自我难以逾越的事实上的不平等机会和障碍所导致的最不利地位，因而是一种“事实性社会主义”（de facto socialism）理论；而且还因为“治理民主”关照到社会权利、个人权利和民主，这种“事实性社会主义”理论又是自由的或民主的。在罗尔斯看来，和财产所有的民主政体一样，具有自由和民主属性的社会主义政体的理想描述满足两个正义原则的安排。tou品论天涯网

第三，在政治实践逻辑上，由于强调的是国家—社会关系的均衡，即事实上的“相互性原则”，“治理民主”不但重视政治过程意义上的民主政治，比如公民参与和国家自主性回应，更强调民主政治的结果即良政；而“选举式民主”更多的是重视政治过程即选民的选举权利而不问过程的可行性以及由此而来的政治后果是什么。只有过程而不问结果的“选举式民主”当然不符合正义原则，事实上它已经处于危机之中。tou品论天涯网

第四，也正是为了正义原则，“治理民主”概念不但包括用民主观念、民主制度、民主程序和多元主体去治理社会，进行民主问责，即流行的所谓的“民主治理”，而且正如“治理民主”的中文字面意思所明确传递的信息一样，对民主进行治理即治理民主本身，其中首当其冲的就是治理自由主义民主。因为民主已经成为宗教般的信条，我们已经习惯于谈论“民主治理”，而没有严肃地看待民主本身也需要治理这一问题——虽然亨廷顿等人早在《民主的危机》中就主张像过热的经济需要降温一样，过热的民主也需要降温。比较而言，今天“自由民主”给转型国家带来的危害甚至灾难远远大于20世纪70年代的美国，因而其更需要被治理。人类必须回归政治常识，“治理民主”不仅包括重视社会权利的“民主治理”，还包括强调国家自主性的对个人权利泛滥的不负责任的自由民主的治理。（原文标题为《正视中国民主实践，建构民主话语权——访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杨光斌》）tou品论天涯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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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马克思主义研究》2015年第7期tou品论天涯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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