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静靳晓春：经济体制改革与区域经济发展
中国经济规律研究会第24届年会综述
由中国经济规律研究会、河南财经政法大学主办的中国经济规律研究会第24届年会暨“经济体制改革与区域经济发展”理论研讨会，于2014年5月10日-11日在河南财经政法大学召开。中国经济规律研究会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学部主任程恩富教授，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原校长文魁教授，中国人民大学荣誉一级教授胡钧,河南财经政法大学资深教授杨承训，武汉大学教授简新华，南京财经大学教授何干强等著名经济学家，以及全国160多位专家学者出席了本次会议。
一、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核心、创新与热点
1.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
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提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学者们对此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中国人民大学荣誉一级教授卫兴华在提交的论文中指出，由市场决定资源配置需厘清三种错误认识：一是认为市场决定资源配置只限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二是认为整个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全部依靠市场的决定作用，三是用新自由主义的观点解读市场决定资源配置的作用，泛化市场作用，否定政府调控功能。针对这三种错误认识，他指出，首先，市场决定资源配置适用于一切市场经济体制，提出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是出于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需要。其次，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的内涵在于：市场起决定性作用但不是全部的决定作用、经济体制改革要对其他诸领域的改革起“牵引作用”。第三，市场决定资源配置要求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应是有效市场和有效政府的结合，而不是强化市场、弱化政府的结合。“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是不可分割的。
程恩富教授系统分析了古典经济学、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和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市场决定理论，指出无论古典经济学、凯恩斯主义经济学还是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市场决定论都存在致命缺陷，理论和实践都证明，完全依赖于市场并不是有效的资源配置方式。国家调节和市场调节都有各自的优势和缺陷，在全面深化改革中应当充分发挥它们的功能互补性。与新自由主义的“市场决定性作用论”相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市场决定性作用论”在五个方面与其存在本质区别：强调资源配置中的国家宏观调控和微观规制；主张“市场决定性作用论”应限于一般物质资源和部分服务资源的短期配置为主，而非指地下资源等重要物质资源配置和许多一般资源的长期配置；主张文化、教育、医疗等领域不能完全依赖于市场配置资源或市场决定的方式，而只能引进适合本领域的市场机制；强调公有制在社会主义经济中的主体地位；强调财富和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中市场作用大些，再分配中国家作用大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市场决定性作用论”更符合我国社会主义市场发展的内在要求，也能更好地发挥市场和国家两方面的积极作用，实现二者的功能性作用的强强互补与有机结合。
胡钧教授指出，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主要是针对市场主体的微观层面而言的，其内容就是让分散的私人市场主体成为生产什么、生产多少的决定者。政府的职责和作用不是直接管理微观市场主体，主要是制定和贯彻宏观经济发展的长期战略目标和经济稳定，加强和优化公共服务，保障公平竞争，加强市场监管，维护市场秩序，推动可持续发展，促进共同富裕。社会主义国家政府的职责除这些作用外，还有由社会主义制度要求产生的其他职责和功能，主要有对国民经济发展目标也就是对资源配置整体的引导作用。社会主义政府最重要的是把市场的决定性作用引导到党和政府规划制定的发展战略和长远目标的实现上来，切实提高政府驾驭市场经济的能力。
2.经济体制改革的理论创新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以及总目标下的各项改革。改革实践要求我们立足于马克思主义理论，解决现实问题，为实践提供理论创新支持。对此，与会学者围绕全面深化改革所涉及的理论、方法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讨论。
文魁教授指出，第一，要系统认识总目标及总目标下面各项改革的关系。第二，要发现改革规律，创新改革理论。如对新型城镇化道路的探索与收入分配理论的深入探讨。第三，辩证把握政府与市场关系，如实际过程中地方政府行为和中央政府关系。第四，中央强调我们既不走闭关锁国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这需要定力，不为任何潮流风向所动。这种定力源于马克思基础理论基本方法，善于把握趋势，善于把握规律。
南京财经大学何干强教授对吴敬琏等的专著《重启改革议程——中国经济改革二十讲》（简称《议程》）进行了深入的剖析，指出《议程》把彻底否定新中国前30年建立起来的以公有制为经济基础的经济管理体制作为其改革理论的逻辑起点；提出的改革目标是建立所谓的公正、民主、宪政、法治和成熟的现代市场经济，其实质是现代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主张只有瓦解公有制经济，建立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经济基础，才能达到建立“现代市场经济”的目的。
吉林大学纪玉山教授等认为，全面深化改革任务的胜利完成需要形成对改革动力的共识。“北京共识”与“中国模式”都是力图对中国三十多年来的改革开放实践做出的阶段性概括与总结，理解“北京共识”与“中国模式”的意义与内涵，对我国下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找到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道路，进一步推动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与社会转型具有重要参考价值。但是中国在经济体制改革与社会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所取得的成就尚不足以把“北京共识”抑或“中国模式”的理念在全球范围内予以推广和普及。这意味着，我们要在经济体制转轨与社会转型的特定视角内，重新审视和理解“北京共识”与“中国模式”的特定内涵和意义。
广东省委党校郑志国教授认为，我国基本经济制度现有内容表述为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反映了现阶段生产力发展的内在要求，应当坚持和完善，但是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有必要把共同富裕纳入基本经济制度。共同富裕既是一种发展目标，也是一种制度安排。在基本经济制度中增加共同富裕的内容，完整地表述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是，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逐步实现全国人民共同富裕。
徐州市委党校程言君教授认为，人本产权论是人类走向以人为本时代继马克思《资本论》人本研究之后，对物本产权论的进一步否定。其重要理论和实践价值，在于打通了马克思人的异化复归理论由哲学高度抽象到现代制度转化的咽喉要道，为坚持人民主体地位的人本产权型市场经济体制建构发展提供了新的理论支持。
杭州师范大学郑彪教授探讨了当前我国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和主要矛盾，认为近年来社会经济矛盾突出，只有上升到社会基本矛盾的高度加以认识，才可能高屋建瓴，也才能够抓到根本，其他矛盾才可能迎刃而解。在社会主义时期和现代化总体布局中，阶级斗争与经济建设是对立统一关系。两者统一于社会主义历史时期和现代化建设的总体布局。
吉林财经大学丁堡峻教授强调，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去学习领会《决定》，对中国新时期的改革开放事业沿着正确的道路健康发展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指导意义。比如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方法分析中国国有企业改革，要求生产资料公有制必须在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中得以具体贯彻，否则就是虚化了社会主义公有制。
云南师范大学周文教授等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研究要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出发，伴随中国经济发展应该与时俱进:第一，不同时期的经济学理论实质上反映的是主导经济学话语权的国家的利益，中国经济学的构建同样要体现中国利益。第二，后改革时期的中国经济理论体系构建问题应该侧重于用经济学关注和研究社会问题。第三，中国未来解决增长中的问题和发展中的问题比增长和发展本身更重要。第四，中国经济学应该而且必须关注“人的发展”。
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余斌研究员通过对马克思与列宁文本的分析，认为生产资料优先增长其实是事实，而不仅仅是理论。从经济发展的角度来看，最重要的资源配置是社会劳动的分配。生产资料优先增长与两大部类协调发展并不矛盾。在马克思和列宁所举的公式中，生产资料的优先增长都是按比例配置资源的结果。
上海对外经贸大学王朝科教授等认为，要正确理解社会主义，需要弄清楚四种形态的社会主义的含义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也就是要弄清楚经典社会主义（标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社会主义、实践形态的社会主义、经济形态的社会主义及其相互关系。只有在经济形态社会主义高度发达的条件下，在意识形态社会主义的有力保障下，实践形态社会主义才能越来越走向成熟和完善，经典社会主义的各种构想才能最终实现。
3.经济体制改革的热点问题
十八届三中全会中提出的“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以及国有企业改革等等，都成为与会学者重点讨论的热点问题。
杨承训教授指出，由社会基本矛盾的发展与深化而形成的诸多社会矛盾的解决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五位一体”总布局整体良性循环的实现对系统治理提出了客观要求，即系统治理需要治理能力、治理方法的现代化，这可以通过以下几个途径来实现：运用时代化、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分析形势、科学决策来实现政治治理能力现代化；运用科学技术提升宏观调控与引导资源配置的能力，形成“市场主配（置）、政府主导（方向）、科技主引（领）”的三元机制；依靠群众与组织解决自由与强制、自律与他律、充分发扬民主并加强法制建设；大幅度提升干部与群众的素质，等等。
《求是》杂志社郑宗汉研究员论述了决定中国繁荣强大的四大因素即物质财富、精神财富、制度财富、人力财富，这四者的关系是以物质财富为基础，以精神财富为指导，以制度财富为制度保障，以人力智力资源为源泉，四者相互联系，相互促进，使中国不断发展繁荣。对外经济贸易大学郭飞教授认为，改革开放 35 年来, 中国国有企业改革走过了艰辛探索、 不断创新的光辉历程。 中国国有企业改革初步实现了性质创新、 功能创新、 形式创新、 体制创新、布局创新和结构创新, 成功开创了社会主义大国全民所有制与市场经济实行有机结合之先河。 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的理论创新与实践创新, 不仅为继续深化国有企业改革与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奠定了坚实基础, 也为世界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复兴提供了重要动力与宝贵经验。
国家发改委经济体制与管理研究所夏小林研究员针对十八届三中全会后国务院和国资委对国企改革的主导意见，即改革国有资本一股独大的现象，要尽可能降低国有股权比例，提出了个人观点：改革一股独大的主导意见存在削弱国企、将国有资产变成牟取暴利的可能；在非金融类国企、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大量引入中外私人资本，调整国资资产结构和股权结构，会影响财富收入分配结构；一股独大属于中性范畴；在良好公司治理结构下，一股独大和股权相对分散的公司都可以有效运行；发展混合所有制要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国有企业不仅不能削弱而且还要加强；在改革中国有企事业单位的国资应该更加强大，这样才有利于走出一条有中国特色的民富国强之路。
河南财经政法大学刘美平教授从空间构建的维度对当前金融危机作出了解读。从“以时间换空间”到“空间生产”再到“空间危机”的时空转变中可以看出，资产阶级通过虚拟金融资本在“空间生产”过程中攫取世界性剩余价值由此引发的“空间危机”，已经预示着资本主义呈现出强弩之末的态势。2007年以来，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世界金融危机不仅印证了马克思主义危机理论的科学性，而且向全世界人民昭示了新自由主义理论的错误本质、资本主义制度的深重罪孽和资本主义运行模式的根本缺陷。资产阶级“以空间换时间”的办法只是缓解经济危机的暂时性办法。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杨国亮教授通过分析西方国家跨国公司发展史，发现在西方国家对外扩张中，企业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实现对当地资源、市场、企业乃至东道国的控制是核心问题，国家在其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因此，我国实施“走出去”战略，应充分发挥企业的作用，鼓励各种所有制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走出去”。企业应设法掌握或分享控制权，具备条件的应建立由我方主导的全球生产经营体系。为此，需要掌握资本、技术等关键资源。武汉大学王今朝副教授等并不认同当前普遍将中国社会消费内需不足视为收入分配不均结果的观点，认为收入分配不平等导致了内需合理性程度降低，并不导致中国内需不足。他们进一步通过对中国消费结构的实证分析指出，消费需求结构性问题的解决应该是消费需求扩大的一个前提性条件。此外，他们还构建了衡量消费合理性程度的指数体系，以此得出唯有改变收入的差异，才能提高中国消费的合理性结论。
二、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影响因素与发展战略
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决定》从产业创新发展、生态文明制度建设等多方面对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进行了部署，与会学者围绕与此相关的重要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
1.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影响因素
四川省社会科学院盛毅研究员分析了区域性城市群形成的影响因素，主要包括动力机制、创新机制、分工机制、协调机制，并重点探讨了影响城市群整体竞争力和持续发展能力的协调机制的建立。他认为，在全面深化改革的大背景下，按照统一市场的要求，建立促进城市群一体化发展的规划协调机制、投资协调机制、运行协调机制等，是当前城市群发展的重要任务。
吉林大学李政教授等通过空间计量经济学方法对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区域创新效率的影响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外商直接投资对除海南以外的其他省份具有正向影响，对西部地区的提升作用最大，对中部和东部地区创新效率的提升作用较小。在各地区内部，东部省份间创新效率的提升值有较大差异，而中部省份间则较为均衡，差异不显著。
河南师范大学商学院任太增教授等利用1997年－2011年的省际面板数据分析了经济全球化对全国及东中西三大区域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数据分析得出的结论显示：东部地区要利用生产中干中学、教育资源优势等，吸纳更多的劳动力参与研发创新提升，改变我国在生产价值链中低端生产的位置，改善工资水平；中西部地区要加强对外资的吸引力度，放宽引资门槛，增加就业岗位。
2.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发展战略
四川师范大学丁任重教授等认为，我国区域经济格局有四条演变路径：大区协作、东中西三大经济带、东中西东北四大板块、多极发展，且区域经济格局处于动态发展的状态中。在区域经济格局多极化发展的大趋势下，可以通过以下途径实现区域经济格局多极化发展、加强区域分工、提高区域协作力度：首先，充分发挥沿海、沿边优势，大力发展对外贸易，构建外向型的外围经济带；其次，充分发挥沿江优势，利用长江水运，构建以外带内的长江经济走廊；最后，加强城市间的分工，积极发挥中心城市的带动作用，构建优势互补的城市群。
上海金融学院周肇光教授针对长三角区域城市生态环境的恶化，探讨了推进长三角区域城市生态文明建设的发展路径。主要是应通过增强政府责任意识、明确政府责任内涵、规范政府责任行为等路径，提升政府在长三角区域城市生态文明建设法制协调力，从而推进长三角区域城市的生态文明法制建设，更好地保障长三角区域城市经济的协调发展。
河南财经政法大学方润生教授探讨了国家发展战略影响下的区域经济发展中的创新模式与产业选择。他认为，地方政府主导下的区域经济发展产生了强制性创新的模式，这种模式往往重视产业构建却抑制了企业发现市场需求的能力，难以持续。国家发展战略则强化了强制性创新的合法性。在国家发展战略的影响下，地方政府“比较优势”的思维居绝对主导地位，这就导致区域产业体系向高级化、扩大化、全能化快速推进，明显超出了区域现有的承载能力。因此区域的创新模式需要调整，应促进区域经济发展的诱致型创新，不仅要关注产业的供给能力，还要关注产业消费能力的培养。
辽宁大学经济学院刘海莺副教授等用定量分析研究了山东省17个地级市的农村区域经济发展现状。通过农业总产值、人均消费总支出和恩格尔系数等指标的比较与不同影响因子的实证检验，认为可以采取以下措施来促进山东省农村经济协调发展：采取差别农业补贴政策，调整农村产业结构；种植适合本地级市的农作物，充分利用耕地资源；加强对农民的科普知识培训，实现农业现代化。
三、推进城乡一体化与新型城镇化：实质内涵与战略举措
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决定》指出，要健全城乡发展一体化体制机制，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道路。与会学者围绕城乡一体化、新型城镇化内涵以及推进城乡一体化、新型城镇化的举措进行了深入的分析。
1.城乡一体化与新型城镇化的实质内涵
简新华教授认为，新型城镇化的实质是人的城镇化、是农民的城镇化和非农化，是高质量城镇化，城镇化必须以人为本、以人为核心。“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就要求必须从以造城为首要任务转向以农民工市民化为首要任务；必须实现“农民非农化和城镇化”及“农地非农化和城镇化”的同步协调发展，提高土地利用效果；必须转向城镇结构和空间布局合理、地区差异缩小、大中小城市与小城镇合理分布；必须转向统筹规划、分类指导、积极稳妥、有序推进的方针。
安阳师范学院张良悦教授等考察了城乡一体化的政策由来、本质内涵、发展内容与建设途径，认为城乡一体化本质上是新型城镇化，是从城乡统筹的角度推进城镇化的发展与再发展的过程。就我国目前的发展状况看，城乡一体化的任务重在乡村城镇化，应以现代农业为产业依托，以小城镇和新型农村社区为空间载体实现乡村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转变。
南京政治学院曹雷副教授认为，新型城镇化的“新”体现在社会主义经济规律的特点上。新型城镇化应充分体现城镇化的一般规律、社会主义的价值追求和制度特点。充分遵循社会主义经济规律的新型城镇化要让全体农民获得相应份额公有土地的级差收益，不能由部分被拆迁农民“代表”全体农民来获得公有土地的增值收益。因此要改革政府体制机制，特别是地方政府土地财政机制。
吉林大学关丽洁副教授等认为，资源、环境约束下的经济发展过程及人们生活方式、健康理念的改变赋予了城镇化新的内涵：信息化、低碳化、生态化。新型城镇化要求以技术创新为推动力，充分开发和利用信息、新能源、节能减排等新兴技术，实现城乡统筹发展，建立新型城镇。
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杨静副研究员等指出，近十年来迅速推进的城镇化，日益暴露出了“失地农民无工作”、“进城民工无归宿”和“城乡四元结构固化”等问题。面对这些问题，农民作为城镇化过程中的主体，其地域、职业和身份的三个同步转变理应成为新型城镇化“以人为本”内涵的核心体现。
2.新型城镇化的战略举措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董小麟教授强调，城市的生态化建设愈益成为城市发展与转型的重要趋势，中国正面临世界范围最大规模的城镇化进程，必须高度重视城市生态化的客观趋势。国外很多生态城市的建设证明我们需要通过集约化的城镇化发展、体系化的卫星城区的建设、注重城市建筑的节能、解决好城市的排水系统、践行废物循环再用的新路径、进一步深化洁净能源的使用、最大限度公共化城市绿地和山水资源、优化居民结构、强有力的政府和生态优先的规划来推进生态城市的建设。
广西大学李欣广教授指出，“中国梦”的未来蓝图之一，是国民经济的产业结构与城镇乡结构的协调吻合。城乡统筹发展必须在破除非科学发展的基础上进行，城镇化当中的非科学发展主要表现在：违背大中小城镇共同发展的原则，违背城镇与乡村共同发展的原则，违背城镇建设、城镇产业与人口城镇化协同发展原则。新型城镇化这项系统工程应放进“中国梦”的视角里，在中国发展道路的文明形态跨越目标下来推进。
中共江苏省委党校周善乔教授认为，城镇化的发展更需要实体经济的支撑，只有建立在实体经济的基础上，才能实现城镇化的可持续发展。因此，在加快城镇化的进程中，必须以产业发展为前提，通过不断扩大产业发展规模，吸纳更多的生产要素，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积累更多的资源，实现城镇化和产业发展的良性循环，为夯实城镇化和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产业根基作出贡献。
中国地质大学黄娟教授提出，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必须适应生态文明时代的新要求，走一条生态良好、生态生产、生态生活的“三生”共赢的生态文明之路：建设生态城镇是方向，增进人民幸福是目的，建设“三型”社会是重点，发展生态经济是途径，完善生态制度是保障，培育生态文化是引擎，创新生态科技是支撑，优化“三生”空间是基础。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琼州学院理论创新基地）
网络编辑：张剑
一、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核心、创新与热点
1.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
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提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学者们对此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中国人民大学荣誉一级教授卫兴华在提交的论文中指出，由市场决定资源配置需厘清三种错误认识：一是认为市场决定资源配置只限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二是认为整个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全部依靠市场的决定作用，三是用新自由主义的观点解读市场决定资源配置的作用，泛化市场作用，否定政府调控功能。针对这三种错误认识，他指出，首先，市场决定资源配置适用于一切市场经济体制，提出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是出于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需要。其次，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的内涵在于：市场起决定性作用但不是全部的决定作用、经济体制改革要对其他诸领域的改革起“牵引作用”。第三，市场决定资源配置要求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应是有效市场和有效政府的结合，而不是强化市场、弱化政府的结合。“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是不可分割的。
程恩富教授系统分析了古典经济学、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和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市场决定理论，指出无论古典经济学、凯恩斯主义经济学还是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市场决定论都存在致命缺陷，理论和实践都证明，完全依赖于市场并不是有效的资源配置方式。国家调节和市场调节都有各自的优势和缺陷，在全面深化改革中应当充分发挥它们的功能互补性。与新自由主义的“市场决定性作用论”相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市场决定性作用论”在五个方面与其存在本质区别：强调资源配置中的国家宏观调控和微观规制；主张“市场决定性作用论”应限于一般物质资源和部分服务资源的短期配置为主，而非指地下资源等重要物质资源配置和许多一般资源的长期配置；主张文化、教育、医疗等领域不能完全依赖于市场配置资源或市场决定的方式，而只能引进适合本领域的市场机制；强调公有制在社会主义经济中的主体地位；强调财富和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中市场作用大些，再分配中国家作用大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市场决定性作用论”更符合我国社会主义市场发展的内在要求，也能更好地发挥市场和国家两方面的积极作用，实现二者的功能性作用的强强互补与有机结合。
胡钧教授指出，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主要是针对市场主体的微观层面而言的，其内容就是让分散的私人市场主体成为生产什么、生产多少的决定者。政府的职责和作用不是直接管理微观市场主体，主要是制定和贯彻宏观经济发展的长期战略目标和经济稳定，加强和优化公共服务，保障公平竞争，加强市场监管，维护市场秩序，推动可持续发展，促进共同富裕。社会主义国家政府的职责除这些作用外，还有由社会主义制度要求产生的其他职责和功能，主要有对国民经济发展目标也就是对资源配置整体的引导作用。社会主义政府最重要的是把市场的决定性作用引导到党和政府规划制定的发展战略和长远目标的实现上来，切实提高政府驾驭市场经济的能力。
2.经济体制改革的理论创新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以及总目标下的各项改革。改革实践要求我们立足于马克思主义理论，解决现实问题，为实践提供理论创新支持。对此，与会学者围绕全面深化改革所涉及的理论、方法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讨论。
文魁教授指出，第一，要系统认识总目标及总目标下面各项改革的关系。第二，要发现改革规律，创新改革理论。如对新型城镇化道路的探索与收入分配理论的深入探讨。第三，辩证把握政府与市场关系，如实际过程中地方政府行为和中央政府关系。第四，中央强调我们既不走闭关锁国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这需要定力，不为任何潮流风向所动。这种定力源于马克思基础理论基本方法，善于把握趋势，善于把握规律。
南京财经大学何干强教授对吴敬琏等的专著《重启改革议程——中国经济改革二十讲》（简称《议程》）进行了深入的剖析，指出《议程》把彻底否定新中国前30年建立起来的以公有制为经济基础的经济管理体制作为其改革理论的逻辑起点；提出的改革目标是建立所谓的公正、民主、宪政、法治和成熟的现代市场经济，其实质是现代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主张只有瓦解公有制经济，建立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经济基础，才能达到建立“现代市场经济”的目的。
吉林大学纪玉山教授等认为，全面深化改革任务的胜利完成需要形成对改革动力的共识。“北京共识”与“中国模式”都是力图对中国三十多年来的改革开放实践做出的阶段性概括与总结，理解“北京共识”与“中国模式”的意义与内涵，对我国下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找到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道路，进一步推动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与社会转型具有重要参考价值。但是中国在经济体制改革与社会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所取得的成就尚不足以把“北京共识”抑或“中国模式”的理念在全球范围内予以推广和普及。这意味着，我们要在经济体制转轨与社会转型的特定视角内，重新审视和理解“北京共识”与“中国模式”的特定内涵和意义。
广东省委党校郑志国教授认为，我国基本经济制度现有内容表述为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反映了现阶段生产力发展的内在要求，应当坚持和完善，但是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有必要把共同富裕纳入基本经济制度。共同富裕既是一种发展目标，也是一种制度安排。在基本经济制度中增加共同富裕的内容，完整地表述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是，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逐步实现全国人民共同富裕。
徐州市委党校程言君教授认为，人本产权论是人类走向以人为本时代继马克思《资本论》人本研究之后，对物本产权论的进一步否定。其重要理论和实践价值，在于打通了马克思人的异化复归理论由哲学高度抽象到现代制度转化的咽喉要道，为坚持人民主体地位的人本产权型市场经济体制建构发展提供了新的理论支持。
杭州师范大学郑彪教授探讨了当前我国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和主要矛盾，认为近年来社会经济矛盾突出，只有上升到社会基本矛盾的高度加以认识，才可能高屋建瓴，也才能够抓到根本，其他矛盾才可能迎刃而解。在社会主义时期和现代化总体布局中，阶级斗争与经济建设是对立统一关系。两者统一于社会主义历史时期和现代化建设的总体布局。
吉林财经大学丁堡峻教授强调，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去学习领会《决定》，对中国新时期的改革开放事业沿着正确的道路健康发展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指导意义。比如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方法分析中国国有企业改革，要求生产资料公有制必须在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中得以具体贯彻，否则就是虚化了社会主义公有制。
云南师范大学周文教授等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研究要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出发，伴随中国经济发展应该与时俱进:第一，不同时期的经济学理论实质上反映的是主导经济学话语权的国家的利益，中国经济学的构建同样要体现中国利益。第二，后改革时期的中国经济理论体系构建问题应该侧重于用经济学关注和研究社会问题。第三，中国未来解决增长中的问题和发展中的问题比增长和发展本身更重要。第四，中国经济学应该而且必须关注“人的发展”。
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余斌研究员通过对马克思与列宁文本的分析，认为生产资料优先增长其实是事实，而不仅仅是理论。从经济发展的角度来看，最重要的资源配置是社会劳动的分配。生产资料优先增长与两大部类协调发展并不矛盾。在马克思和列宁所举的公式中，生产资料的优先增长都是按比例配置资源的结果。
上海对外经贸大学王朝科教授等认为，要正确理解社会主义，需要弄清楚四种形态的社会主义的含义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也就是要弄清楚经典社会主义（标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社会主义、实践形态的社会主义、经济形态的社会主义及其相互关系。只有在经济形态社会主义高度发达的条件下，在意识形态社会主义的有力保障下，实践形态社会主义才能越来越走向成熟和完善，经典社会主义的各种构想才能最终实现。
3.经济体制改革的热点问题
十八届三中全会中提出的“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以及国有企业改革等等，都成为与会学者重点讨论的热点问题。
杨承训教授指出，由社会基本矛盾的发展与深化而形成的诸多社会矛盾的解决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五位一体”总布局整体良性循环的实现对系统治理提出了客观要求，即系统治理需要治理能力、治理方法的现代化，这可以通过以下几个途径来实现：运用时代化、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分析形势、科学决策来实现政治治理能力现代化；运用科学技术提升宏观调控与引导资源配置的能力，形成“市场主配（置）、政府主导（方向）、科技主引（领）”的三元机制；依靠群众与组织解决自由与强制、自律与他律、充分发扬民主并加强法制建设；大幅度提升干部与群众的素质，等等。
《求是》杂志社郑宗汉研究员论述了决定中国繁荣强大的四大因素即物质财富、精神财富、制度财富、人力财富，这四者的关系是以物质财富为基础，以精神财富为指导，以制度财富为制度保障，以人力智力资源为源泉，四者相互联系，相互促进，使中国不断发展繁荣。对外经济贸易大学郭飞教授认为，改革开放 35 年来, 中国国有企业改革走过了艰辛探索、 不断创新的光辉历程。 中国国有企业改革初步实现了性质创新、 功能创新、 形式创新、 体制创新、布局创新和结构创新, 成功开创了社会主义大国全民所有制与市场经济实行有机结合之先河。 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的理论创新与实践创新, 不仅为继续深化国有企业改革与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奠定了坚实基础, 也为世界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复兴提供了重要动力与宝贵经验。
国家发改委经济体制与管理研究所夏小林研究员针对十八届三中全会后国务院和国资委对国企改革的主导意见，即改革国有资本一股独大的现象，要尽可能降低国有股权比例，提出了个人观点：改革一股独大的主导意见存在削弱国企、将国有资产变成牟取暴利的可能；在非金融类国企、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大量引入中外私人资本，调整国资资产结构和股权结构，会影响财富收入分配结构；一股独大属于中性范畴；在良好公司治理结构下，一股独大和股权相对分散的公司都可以有效运行；发展混合所有制要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国有企业不仅不能削弱而且还要加强；在改革中国有企事业单位的国资应该更加强大，这样才有利于走出一条有中国特色的民富国强之路。
河南财经政法大学刘美平教授从空间构建的维度对当前金融危机作出了解读。从“以时间换空间”到“空间生产”再到“空间危机”的时空转变中可以看出，资产阶级通过虚拟金融资本在“空间生产”过程中攫取世界性剩余价值由此引发的“空间危机”，已经预示着资本主义呈现出强弩之末的态势。2007年以来，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世界金融危机不仅印证了马克思主义危机理论的科学性，而且向全世界人民昭示了新自由主义理论的错误本质、资本主义制度的深重罪孽和资本主义运行模式的根本缺陷。资产阶级“以空间换时间”的办法只是缓解经济危机的暂时性办法。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杨国亮教授通过分析西方国家跨国公司发展史，发现在西方国家对外扩张中，企业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实现对当地资源、市场、企业乃至东道国的控制是核心问题，国家在其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因此，我国实施“走出去”战略，应充分发挥企业的作用，鼓励各种所有制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走出去”。企业应设法掌握或分享控制权，具备条件的应建立由我方主导的全球生产经营体系。为此，需要掌握资本、技术等关键资源。武汉大学王今朝副教授等并不认同当前普遍将中国社会消费内需不足视为收入分配不均结果的观点，认为收入分配不平等导致了内需合理性程度降低，并不导致中国内需不足。他们进一步通过对中国消费结构的实证分析指出，消费需求结构性问题的解决应该是消费需求扩大的一个前提性条件。此外，他们还构建了衡量消费合理性程度的指数体系，以此得出唯有改变收入的差异，才能提高中国消费的合理性结论。
二、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影响因素与发展战略
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决定》从产业创新发展、生态文明制度建设等多方面对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进行了部署，与会学者围绕与此相关的重要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
1.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影响因素
四川省社会科学院盛毅研究员分析了区域性城市群形成的影响因素，主要包括动力机制、创新机制、分工机制、协调机制，并重点探讨了影响城市群整体竞争力和持续发展能力的协调机制的建立。他认为，在全面深化改革的大背景下，按照统一市场的要求，建立促进城市群一体化发展的规划协调机制、投资协调机制、运行协调机制等，是当前城市群发展的重要任务。
吉林大学李政教授等通过空间计量经济学方法对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区域创新效率的影响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外商直接投资对除海南以外的其他省份具有正向影响，对西部地区的提升作用最大，对中部和东部地区创新效率的提升作用较小。在各地区内部，东部省份间创新效率的提升值有较大差异，而中部省份间则较为均衡，差异不显著。
河南师范大学商学院任太增教授等利用1997年－2011年的省际面板数据分析了经济全球化对全国及东中西三大区域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数据分析得出的结论显示：东部地区要利用生产中干中学、教育资源优势等，吸纳更多的劳动力参与研发创新提升，改变我国在生产价值链中低端生产的位置，改善工资水平；中西部地区要加强对外资的吸引力度，放宽引资门槛，增加就业岗位。
2.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发展战略
四川师范大学丁任重教授等认为，我国区域经济格局有四条演变路径：大区协作、东中西三大经济带、东中西东北四大板块、多极发展，且区域经济格局处于动态发展的状态中。在区域经济格局多极化发展的大趋势下，可以通过以下途径实现区域经济格局多极化发展、加强区域分工、提高区域协作力度：首先，充分发挥沿海、沿边优势，大力发展对外贸易，构建外向型的外围经济带；其次，充分发挥沿江优势，利用长江水运，构建以外带内的长江经济走廊；最后，加强城市间的分工，积极发挥中心城市的带动作用，构建优势互补的城市群。
上海金融学院周肇光教授针对长三角区域城市生态环境的恶化，探讨了推进长三角区域城市生态文明建设的发展路径。主要是应通过增强政府责任意识、明确政府责任内涵、规范政府责任行为等路径，提升政府在长三角区域城市生态文明建设法制协调力，从而推进长三角区域城市的生态文明法制建设，更好地保障长三角区域城市经济的协调发展。
河南财经政法大学方润生教授探讨了国家发展战略影响下的区域经济发展中的创新模式与产业选择。他认为，地方政府主导下的区域经济发展产生了强制性创新的模式，这种模式往往重视产业构建却抑制了企业发现市场需求的能力，难以持续。国家发展战略则强化了强制性创新的合法性。在国家发展战略的影响下，地方政府“比较优势”的思维居绝对主导地位，这就导致区域产业体系向高级化、扩大化、全能化快速推进，明显超出了区域现有的承载能力。因此区域的创新模式需要调整，应促进区域经济发展的诱致型创新，不仅要关注产业的供给能力，还要关注产业消费能力的培养。
辽宁大学经济学院刘海莺副教授等用定量分析研究了山东省17个地级市的农村区域经济发展现状。通过农业总产值、人均消费总支出和恩格尔系数等指标的比较与不同影响因子的实证检验，认为可以采取以下措施来促进山东省农村经济协调发展：采取差别农业补贴政策，调整农村产业结构；种植适合本地级市的农作物，充分利用耕地资源；加强对农民的科普知识培训，实现农业现代化。
三、推进城乡一体化与新型城镇化：实质内涵与战略举措
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决定》指出，要健全城乡发展一体化体制机制，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道路。与会学者围绕城乡一体化、新型城镇化内涵以及推进城乡一体化、新型城镇化的举措进行了深入的分析。
1.城乡一体化与新型城镇化的实质内涵
简新华教授认为，新型城镇化的实质是人的城镇化、是农民的城镇化和非农化，是高质量城镇化，城镇化必须以人为本、以人为核心。“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就要求必须从以造城为首要任务转向以农民工市民化为首要任务；必须实现“农民非农化和城镇化”及“农地非农化和城镇化”的同步协调发展，提高土地利用效果；必须转向城镇结构和空间布局合理、地区差异缩小、大中小城市与小城镇合理分布；必须转向统筹规划、分类指导、积极稳妥、有序推进的方针。
安阳师范学院张良悦教授等考察了城乡一体化的政策由来、本质内涵、发展内容与建设途径，认为城乡一体化本质上是新型城镇化，是从城乡统筹的角度推进城镇化的发展与再发展的过程。就我国目前的发展状况看，城乡一体化的任务重在乡村城镇化，应以现代农业为产业依托，以小城镇和新型农村社区为空间载体实现乡村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转变。
南京政治学院曹雷副教授认为，新型城镇化的“新”体现在社会主义经济规律的特点上。新型城镇化应充分体现城镇化的一般规律、社会主义的价值追求和制度特点。充分遵循社会主义经济规律的新型城镇化要让全体农民获得相应份额公有土地的级差收益，不能由部分被拆迁农民“代表”全体农民来获得公有土地的增值收益。因此要改革政府体制机制，特别是地方政府土地财政机制。
吉林大学关丽洁副教授等认为，资源、环境约束下的经济发展过程及人们生活方式、健康理念的改变赋予了城镇化新的内涵：信息化、低碳化、生态化。新型城镇化要求以技术创新为推动力，充分开发和利用信息、新能源、节能减排等新兴技术，实现城乡统筹发展，建立新型城镇。
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杨静副研究员等指出，近十年来迅速推进的城镇化，日益暴露出了“失地农民无工作”、“进城民工无归宿”和“城乡四元结构固化”等问题。面对这些问题，农民作为城镇化过程中的主体，其地域、职业和身份的三个同步转变理应成为新型城镇化“以人为本”内涵的核心体现。
2.新型城镇化的战略举措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董小麟教授强调，城市的生态化建设愈益成为城市发展与转型的重要趋势，中国正面临世界范围最大规模的城镇化进程，必须高度重视城市生态化的客观趋势。国外很多生态城市的建设证明我们需要通过集约化的城镇化发展、体系化的卫星城区的建设、注重城市建筑的节能、解决好城市的排水系统、践行废物循环再用的新路径、进一步深化洁净能源的使用、最大限度公共化城市绿地和山水资源、优化居民结构、强有力的政府和生态优先的规划来推进生态城市的建设。
广西大学李欣广教授指出，“中国梦”的未来蓝图之一，是国民经济的产业结构与城镇乡结构的协调吻合。城乡统筹发展必须在破除非科学发展的基础上进行，城镇化当中的非科学发展主要表现在：违背大中小城镇共同发展的原则，违背城镇与乡村共同发展的原则，违背城镇建设、城镇产业与人口城镇化协同发展原则。新型城镇化这项系统工程应放进“中国梦”的视角里，在中国发展道路的文明形态跨越目标下来推进。
中共江苏省委党校周善乔教授认为，城镇化的发展更需要实体经济的支撑，只有建立在实体经济的基础上，才能实现城镇化的可持续发展。因此，在加快城镇化的进程中，必须以产业发展为前提，通过不断扩大产业发展规模，吸纳更多的生产要素，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积累更多的资源，实现城镇化和产业发展的良性循环，为夯实城镇化和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产业根基作出贡献。
中国地质大学黄娟教授提出，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必须适应生态文明时代的新要求，走一条生态良好、生态生产、生态生活的“三生”共赢的生态文明之路：建设生态城镇是方向，增进人民幸福是目的，建设“三型”社会是重点，发展生态经济是途径，完善生态制度是保障，培育生态文化是引擎，创新生态科技是支撑，优化“三生”空间是基础。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琼州学院理论创新基地）
网络编辑：张剑
发布时间：2014-11-19 21:48: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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