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妥善回应世界关切
2014年6月6日至7日，“中国实践与中国话语”全国高层理论研讨会在武汉大学举行。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李培林、国家行政学院副院长杨克勤、《光明日报》副总编辑李春林、湖北省委常委、宣传部长尹汉宁、武汉大学党委书记韩进出席研讨会开幕式并致辞。
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共中央党校、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中山大学等全国多所高校及科研机构的百余名专家学者，围绕中国实践与中国话语的当代境遇、中国话语体系建构的原则、方向和路径、全球化语境下中国话语建构等议题进行了探讨交流。
批评性与建设性的双重取向
武汉大学人文社会科学资深教授陶德麟在主题发言中表示，之所以今天还需要对“中国实践与中国话语”这一问题予以深切关注，是因为时代在变化，实践在发展，新情况在出现，新经验在积累，我们的认识也必须与时俱进，深化更新。
复旦大学哲学学院吴晓明教授认为，关于中国学术话语体系当代建构的讨论具有深远意义。其将会以一种独特的方式，对当前中国的学术发展史产生重要影响。尽管众说纷纭，但是这一议题本身的探索过程，却意味着我国学界正呈现出一种积极的自觉，即对于自身学术话语体系有所反省性的自觉。这种自觉实际上具有双重取向：其一方面是批评性的，即要求批评性地检讨当今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的学术话语；另一方面则是建设性的，即要求建设性地引领当代中国学术话语体系的重新建构。无论是批评性取向，还是建设性取向，均显示出我国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正试图逐渐摆脱它对于外来学术的“学徒”状态, 从而提出特定的自律性要求。
中共中央党校教授韩庆祥也就“中国实践与中国话语的当代境遇”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表示，建设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不仅是中国文化软实力的集中体现，更是针对全球化背景下因西方话语霸权所造成的话语冲突而提出的。
“现如今，中国道路促进中国成功，使得我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这表明我们已经拥有话语权的坚实基础。而基于中国道路、中国成功所形成的能破解‘中国问题’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及其它学术思想则有力回击了西方社会一些不切实际的指责。”
将中国实践作为构建学术话题体系的“源头活水”
在谈及中国话语体系建构的原则和路径时，陶德麟建议，要有分析批判的精神，克服“眼睛盯住西方学者足迹”的不好倾向，而要将中国实践作为我国话语体系建构的“源头活水”，方能切实解决对中国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的问题。
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丰子义则强调说，在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学术话题体系之前，有必要对“中国实践”或“中国问题”的特定内涵作出深层次地理解和把握。“并不是所有的问题都可以称得上‘中国问题’。它应当是在全球化进程中具有鲜明特色的、对世界经济政治发展有重要影响、并且关乎中国的前途命运和未来发展的大问题。能否抓住‘中国问题’的牛鼻子，对于中国的发展至关重要，同时也影响到世界的发展。因而对于‘中国问题’的认识和解决，既要有强烈的民族意识，又要有世界眼光。”丰子义说。
吴晓明对此表示认同。他认为，深入到当今中国的现实生活中去，是当今中国学术话语体系的最基本任务。因为当代中国学术话语体系的建构应同自近代以来的中国历史性实践相联系。也正是在这种历史性实践的展开过程中，我们学术发展到了这样的阶段，并要求我们重新探讨中国学术话语体系的问题。
立足于我们民族自身的语言
与会学者们普遍提出，中国学术话语体系的当代建构应当立足于我们民族自身的语言。
吴晓明认为，中国学术话语必然是说“中国语”的。初看起来这是一种限制, 然而，在“单一语言”的形而上学幻觉破灭之后，恰恰是这种限制本身方始开展出建构学术话语体系的现实的可能性。他引述了威廉?冯?洪堡对语言在整个民族生活中奠基作用的表述为其观点佐证：语言是一个民族生存永远不能须臾相失的“呼吸”；正是通过一种语言，一个民族才得以凝聚，其基本的特性方始被完整地铸刻下来。不同的民族说不同的语言, 而不同的语言乃是不同的“有机体”，从而具有不同的从内部进行创造的原则。
韩庆祥则将他对这一问题的思考概括为“中国表达”。“如果缺乏行之有效的话语（言说）方式，也会影响拥有话语权的。因此，具有行之有效的话语（言说）方式，是赢得话语权的一个重要因素。具体来说，阐述、表述、传播中国理论、中国故事、中国声音时候，在与世界对话时，要具有行之有效的表达方式或言说方式。不仅能‘讲’，而且要‘讲’得受听。这就要求继承且坚持我们已经拥有的行之有效的表达方式或言说方式。”韩庆祥解释道：“当然，在此基础上，我们也可以学习西方行之有效的表达方式或言说方式。如坚持政治、学理和大众的有机统一、注重具体实证与可感知、注重人性化等。”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崔副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例，更为具体地论述了我国哲学社会科学讲自己民族语言的重要性。“从理论上来讲，马克思主义哲学改变世界的实践品格决定了它不能停留于纯粹概念的思辨之中，而必须深入到本民族的现实生产和生活之中，因此它必须讲自己的民族语言。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不仅要说人民群众喜闻乐见、新鲜活泼的现代汉语，而且要将自己思想的触角牢牢植根于中华民族的精神土壤之中，敏锐捕捉中国人民的光荣与梦想、痛苦与希望，深刻把握世界历史发展的时代逻辑和现实矛盾。唯有如此，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历史使命才能够得以实现。”
此外，经过多方探讨，与会学者就如何“打造”具有中国的根基、灵魂和风格的哲学社会科学学术话语体系，共同向学界同仁发出《东湖倡议》：一是要植根中国实践，深入解读中国道路，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的源头汲取活水。二是要直面中国问题，秉承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以研究回答当代中国实践提出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为主攻方向。三是要持守中国立场，找准中国话语体系在世界话语体系中的位置，防止中国和平发展进程中的理论缺席和学术话语的主体性失落；以国际视野和本土立场，自主认识和解决中国自己的问题，而非削中国实践之足以适西方理论之履。四是要弘扬中国价值，善于在历史传统中寻求有生命力的话语资源，明确传统文化与当代语境的切合点，激活中国文化的创造力和表达力。
(中国社会科学网记者郝日虹)
网络编辑：嘉扉
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共中央党校、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中山大学等全国多所高校及科研机构的百余名专家学者，围绕中国实践与中国话语的当代境遇、中国话语体系建构的原则、方向和路径、全球化语境下中国话语建构等议题进行了探讨交流。
批评性与建设性的双重取向
武汉大学人文社会科学资深教授陶德麟在主题发言中表示，之所以今天还需要对“中国实践与中国话语”这一问题予以深切关注，是因为时代在变化，实践在发展，新情况在出现，新经验在积累，我们的认识也必须与时俱进，深化更新。
复旦大学哲学学院吴晓明教授认为，关于中国学术话语体系当代建构的讨论具有深远意义。其将会以一种独特的方式，对当前中国的学术发展史产生重要影响。尽管众说纷纭，但是这一议题本身的探索过程，却意味着我国学界正呈现出一种积极的自觉，即对于自身学术话语体系有所反省性的自觉。这种自觉实际上具有双重取向：其一方面是批评性的，即要求批评性地检讨当今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的学术话语；另一方面则是建设性的，即要求建设性地引领当代中国学术话语体系的重新建构。无论是批评性取向，还是建设性取向，均显示出我国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正试图逐渐摆脱它对于外来学术的“学徒”状态, 从而提出特定的自律性要求。
中共中央党校教授韩庆祥也就“中国实践与中国话语的当代境遇”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表示，建设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不仅是中国文化软实力的集中体现，更是针对全球化背景下因西方话语霸权所造成的话语冲突而提出的。
“现如今，中国道路促进中国成功，使得我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这表明我们已经拥有话语权的坚实基础。而基于中国道路、中国成功所形成的能破解‘中国问题’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及其它学术思想则有力回击了西方社会一些不切实际的指责。”
将中国实践作为构建学术话题体系的“源头活水”
在谈及中国话语体系建构的原则和路径时，陶德麟建议，要有分析批判的精神，克服“眼睛盯住西方学者足迹”的不好倾向，而要将中国实践作为我国话语体系建构的“源头活水”，方能切实解决对中国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的问题。
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丰子义则强调说，在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学术话题体系之前，有必要对“中国实践”或“中国问题”的特定内涵作出深层次地理解和把握。“并不是所有的问题都可以称得上‘中国问题’。它应当是在全球化进程中具有鲜明特色的、对世界经济政治发展有重要影响、并且关乎中国的前途命运和未来发展的大问题。能否抓住‘中国问题’的牛鼻子，对于中国的发展至关重要，同时也影响到世界的发展。因而对于‘中国问题’的认识和解决，既要有强烈的民族意识，又要有世界眼光。”丰子义说。
吴晓明对此表示认同。他认为，深入到当今中国的现实生活中去，是当今中国学术话语体系的最基本任务。因为当代中国学术话语体系的建构应同自近代以来的中国历史性实践相联系。也正是在这种历史性实践的展开过程中，我们学术发展到了这样的阶段，并要求我们重新探讨中国学术话语体系的问题。
立足于我们民族自身的语言
与会学者们普遍提出，中国学术话语体系的当代建构应当立足于我们民族自身的语言。
吴晓明认为，中国学术话语必然是说“中国语”的。初看起来这是一种限制, 然而，在“单一语言”的形而上学幻觉破灭之后，恰恰是这种限制本身方始开展出建构学术话语体系的现实的可能性。他引述了威廉?冯?洪堡对语言在整个民族生活中奠基作用的表述为其观点佐证：语言是一个民族生存永远不能须臾相失的“呼吸”；正是通过一种语言，一个民族才得以凝聚，其基本的特性方始被完整地铸刻下来。不同的民族说不同的语言, 而不同的语言乃是不同的“有机体”，从而具有不同的从内部进行创造的原则。
韩庆祥则将他对这一问题的思考概括为“中国表达”。“如果缺乏行之有效的话语（言说）方式，也会影响拥有话语权的。因此，具有行之有效的话语（言说）方式，是赢得话语权的一个重要因素。具体来说，阐述、表述、传播中国理论、中国故事、中国声音时候，在与世界对话时，要具有行之有效的表达方式或言说方式。不仅能‘讲’，而且要‘讲’得受听。这就要求继承且坚持我们已经拥有的行之有效的表达方式或言说方式。”韩庆祥解释道：“当然，在此基础上，我们也可以学习西方行之有效的表达方式或言说方式。如坚持政治、学理和大众的有机统一、注重具体实证与可感知、注重人性化等。”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崔副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例，更为具体地论述了我国哲学社会科学讲自己民族语言的重要性。“从理论上来讲，马克思主义哲学改变世界的实践品格决定了它不能停留于纯粹概念的思辨之中，而必须深入到本民族的现实生产和生活之中，因此它必须讲自己的民族语言。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不仅要说人民群众喜闻乐见、新鲜活泼的现代汉语，而且要将自己思想的触角牢牢植根于中华民族的精神土壤之中，敏锐捕捉中国人民的光荣与梦想、痛苦与希望，深刻把握世界历史发展的时代逻辑和现实矛盾。唯有如此，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历史使命才能够得以实现。”
此外，经过多方探讨，与会学者就如何“打造”具有中国的根基、灵魂和风格的哲学社会科学学术话语体系，共同向学界同仁发出《东湖倡议》：一是要植根中国实践，深入解读中国道路，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的源头汲取活水。二是要直面中国问题，秉承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以研究回答当代中国实践提出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为主攻方向。三是要持守中国立场，找准中国话语体系在世界话语体系中的位置，防止中国和平发展进程中的理论缺席和学术话语的主体性失落；以国际视野和本土立场，自主认识和解决中国自己的问题，而非削中国实践之足以适西方理论之履。四是要弘扬中国价值，善于在历史传统中寻求有生命力的话语资源，明确传统文化与当代语境的切合点，激活中国文化的创造力和表达力。
(中国社会科学网记者郝日虹)
网络编辑：嘉扉
发布时间：2014-11-20 23:17: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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