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就肩负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站在百年之际的今天，追溯中国共产党人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英勇奋斗、艰苦探索的历史，特别是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艰辛探索中国革命新道路的历史，具有重要的意义。毛泽东同志的主要贡献之一就是开辟了中国革命的新道路。沙健孙教授在1983年撰写了《毛泽东与中国革命新道路》一文，2016年又出版了《毛泽东与中国革命新道路的开辟——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历史论要》一书。李元鹏阅读学习了这些论著，结合“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的教学实际，梳理出了六个方面的问题，围绕着“毛泽东与中国革命新道路的开辟”这一议题，与沙教授进行了探讨。
一、对中国革命新道路的科学界定
李元鹏：邓小平在1978年12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说：“一九二七年革命失败以后，如果没有毛泽东同志的卓越领导，中国革命有极大的可能到现在还没有胜利，那样，中国各族人民就还处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之下，我们党就还在黑暗中苦斗。”[1](P148)按照我的理解，邓小平的这些话，首先就是在讲毛泽东探索和开辟中国革命新道路这一重要的历史贡献。因为中国革命正是沿着这条道路走向复兴和胜利的。那么，您认为什么是中国革命的新道路？毛泽东本人是怎么概括的？学术界又是怎么界定的？
沙健孙：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是沿着一条独特的道路走向全国胜利的。
中国革命是俄国十月革命的继续。在坚持无产阶级领导权、坚持工农联盟、坚持暴力革命这些基本点上，中国革命和俄国革命是相同的。但是，在夺取政权的具体途径上，中国革命又具有自己的特点。毛泽东指出，与俄国这样的资本主义国家不同，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共产党的任务，基本地不是经过长期的合法斗争以进入起义和战争，也不是先占城市后取乡村，而是走相反的道路”。[2](P542)这也就是说，中国革命的这条新道路具有两个主要的特点，即第一，斗争的主要形式是长期的革命战争；第二，进攻的主要方向是先占乡村后取城市。只有能够同时概括这两个主要特点的提法，才是关于中国革命新道路的确切的表述。
关于1927年以后中国革命的新道路问题，下列几种提法，我以为是比较确切的：第一，胡乔木同志在《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一书中所提出的“以武装革命的农村包围并且最后夺取反革命占据的城市”；[3](P28)第二，作为探索中国革命新道路的亲历者粟裕大将在《激流归大海——回忆朱德同志和陈毅同志》一书中所讲的“以武装斗争为主要形式，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政权”；[4](P42)第三，教育部原政治思想教育司在《中国共产党历史教学大纲》（上编）所写的“在无产阶级领导下，以武装斗争为主要形式，以农村根据地为依托，以土地革命为基本内容，走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胜利的道路”；[5](P26)第四，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写的《中国共产党的九十年》里所提到的“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引导中国革命走向复兴并逐步赢得胜利”；[6](P120)第五，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中国近现代史纲要》一书中所写的“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7](P134)等等。
这些提法之所以比较确切，是因为它们把中国革命新道路的主要特点即斗争的主要形式是战争和主要的进攻方向首先是农村这两个方面同时加以指明了。
李元鹏：我注意到，学术界也有用红色政权的道路、工农武装割据的道路等提法来概括这条新道路的。您认为这样的提法是否确切？
沙健孙：“红色政权”是一个外延比较宽广的概念。1871年法国的巴黎公社，1917年俄国的苏维埃政权，都可以叫做红色政权。所以，红色政权的道路这个提法并不能反映出中国革命发展的特殊规律。毛泽东《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这篇文章只是论证了中国红色政权能够发生和存在的原因，并没有具体地指明农村斗争应当成为全国革命工作的重点。所以，从这篇文章的标题中引申出来的这个“红色政权”的道路，并不能完全概括中国革命新道路的上述两个主要特点。
“工农武装割据”一词，最初见于毛泽东的《井冈山的斗争》一文。这个提法，指明了当时农村斗争的性质，但并不是对于中国革命新道路的明确表述。因为，承认可以实行工农武装割据并不等于承认党应把工作重心放在农村。而且，当时毛泽东本人也还没有形成党的工作重心应在农村这样明确的观念。另外，用“工农武装割据”来表述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农村斗争的性质是适当的，把它作为整个民主革命时期根据地斗争性质的一般性表述就不太确切了。
二、1927年革命失败之后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革命新道路的探索
李元鹏：大革命失败之后，中国革命转入了低潮，中国共产党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敢不敢坚持革命，怎样坚持革命，即革命应走什么道路，是摆在党的面前的两个根本性的问题。
对于敢不敢坚持革命的这个问题，中国共产党人的回答是明确而坚定的。但是，对于怎样坚持革命即革命应走什么道路的问题，却不是一开始就弄清楚了的。中国共产党是经历了漫长而曲折的摸索，付出过极其高昂的代价，才逐步走上了一条适合当时中国国情的革命新道路的。事实上，中国共产党经历一个探索新道路的过程，是很正常的事。周恩来就曾说过：“要党不去用主要的力量与城市无产阶级联系，而把主要力量放在农村，这是史无前例的。共产国际的一切文献，一讲到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就是同工人运动联系在一起的。”[8](P178)所以说，这是一个新问题。而这个问题只有通过实践，才能逐步得到解决。
沙健孙：从国际共产主义的历史来看，无论中外，都找不到农村包围城市的经验。革命工作应当以城市为中心，这是一个时期内全党的共同认识。正因为如此，中共中央继续留在上海，党的工作重心仍然放在中心城市。但是，所有以占领中心城市为目标的起义很快就失败了。这些起义失败后保留下来的部队，大都经过摸索逐步转移到了远离国民党统治中心的农村区域，在那里发动农民群众、开展游击战争、进行土地革命，创建农村革命根据地。毛泽东领导的湘东赣西秋收起义部队南下创建了井冈山根据地。南昌起义余部一部分转移到海丰、陆丰地区与当地农民会合，主要部分由朱德、陈毅率领转移到湘南农村，在那里开始探索上山打游击、开展农村革命的新的途径，后来也上了井冈山。广州起义余部一部分也转移到海丰、陆丰地区与农民会合；一部分后来随朱德上了井冈山；另一部分则从广州西北郊转入农村，后来参加了广西左、右江起义。客观环境迫使一批又一批的中国革命者深入农村区域去坚持革命斗争。
1927年8月7日召开的中共中央紧急会议（八七会议）向全党提出了“整顿改编自己的队伍，纠正过去严重的错误，而找着新的道路”[9](P290)的任务。八七会议以后的中共中央在领导各地武装起义的过程中，初步提出了相机占领某个县或几个县、建立革命政权、实行武装割据的思想。1928年6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继续把城市工作的复兴视为革命高潮到来的决定条件的同时，肯定了农村根据地和红军是决定革命新高潮的更大的发展基础和重要力量。1929年6月，中共六届二中全会进一步指出：在中国，找不到一个经济力量能够统治全国的大城市，所以中国革命要胜利，必须要有红军，必须要有广大的苏维埃区域的帮助。同年 9月，中共中央给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更指出：先有农村红军，后有城市政权，这是中国革命的特征，这是中国经济基础的产物。1930年 5月，中共中央机关刊物《红旗》发表署名信件，明确提出共产党应当以大部分力量甚至全副力量去发展乡村工作；认为革命势力占据了广大农村之后，即可以联合起来包围城市、封锁城市，用广大的农村革命势力以向城市进攻，这样，革命必然可以得着胜利。
这些事实说明：以农村为工作重点，到农村去发动农民，进行土地革命，开展武装斗争，建设根据地，这是1927年以后中国革命发展的客观规律所要求的。而这条道路的开辟，依靠了党和人民的集体奋斗，凝聚着他们的集体智慧。它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天才人物个人的发明创造。
三、毛泽东是开辟中国革命新道路的主要代表
李元鹏：强调中国革命新道路的开辟“依靠了党和人民集体奋斗，凝聚着他们的集体智慧”，决不是否认个人的杰出作用，事实上，对于中国革命的新道路的开辟，毛泽东是作出了最卓越的贡献的。
1981年6月召开的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大革命失败以后，毛泽东成功地“把党的工作重点由城市转入农村，在农村保存、恢复和发展革命力量的主要代表”。[10](P6)决议这样说，是有充分根据的。
在斗争实践中，毛泽东率先投身于革命战争，并且把武装斗争的攻击方向首先指向了农村。八七会议后，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曾考虑让毛泽东去上海中央机关工作。毛泽东提出，不愿去大城市，愿到农村去。随后，毛泽东即回湖南发动和组织秋收起义。在秋收起义部队进攻长沙的计划受挫之后，他决定保存实力，率部到达罗霄山脉，从而开辟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1928年年初，毛泽东与朱德从井冈山出发，向赣南、闽西进军，逐步开辟了赣南、闽西根据地，并以此为基础，发展为中央革命根据地。“在土地革命战争中，毛泽东、朱德同志直接领导的红军第一方面军和中央革命根据地起了最重要的作用。”[10](P3)
沙健孙：更为重要的是，毛泽东在理论上阐明了武装斗争在中国的特殊重要性，论述了农村应当成为党的工作中心的思想。
关于武装斗争在中国的特殊重要性，在1927年的八七会议上，毛泽东总结大革命失败的历史教训，指出“从前我们骂中山专做军事运动，我们则恰恰相反，不做军事运动专做民众运动”。[11](P47)据此，他提出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论断，强调党“以后要非常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11](P47)在同年8月18日中共湖南省委讨论秋收暴动问题的会议上，毛泽东进一步阐述了“实行在枪杆上夺取政权，建设政权”这个思想。在井冈山时期，他更进一步指出，“以农业为主要经济的中国的革命，以军事发展暴动，是一种特征。我们建议中央，用大力做军事运动”。[12](P79)而对于这个问题，中共中央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认识是不明确的。党的工作重心仍旧放在准备城市起义和白区工作方面，而没有放在领导革命战争上面，就说明了这一点。这种情形，直到1933年中央迁入根据地以后才得到根本的改变。
李元鹏：在后来，毛泽东对武装斗争的重要性从理论上又作了进一步的说明。他指出，中国的具体情况与资本主义国家不同。中国作为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在内部没有民主制度，而受封建制度压迫；在外部没有民族独立，而受帝国主义压迫。这种特殊的国情，决定了在中国，要革命，就只有拿起武器来进行战斗。“中国无产阶级政党的主要的和差不多开始就面对着的任务，是联合尽可能多的同盟军，组织武装斗争，依照情况，反对内部的或外部的武装的反革命，为争取民族的和社会的解放而斗争。在中国，离开了武装斗争，就没有无产阶级和共产党的地位，就不能完成任何的革命任务。”[2](P544)
沙健孙：正因为武装斗争在中国具有极端的重要性。所以毛泽东强调，中国共产党应当把组织革命军队、领导革命战争的责任担当起来。他指出，劳动人民几千年来上了反动统治阶级的欺骗和恐吓的老当，很不容易觉悟到自己掌握枪杆子的重要性。应当汲取这个历史教训。每个共产党员都应懂得这个真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在兵权问题上，一定不能犯幼稚病。
在揭示武装斗争在中国革命中的特殊地位的同时，毛泽东也对党的工作中心应放在城市还是农村这个问题进行了探索。
当秋收起义受挫、中共前委决定不打长沙而转兵南向时，毛泽东曾对起义部队指出：大城市现在不是我们要去的地方，我们要到敌人统治比较薄弱的农村去，发动农民，实行土地革命。当时的革命战争主要就是农村游击战争。由于敌人十分强大，红军极为弱小，1927年秋、1928年春中国游击战争发生不久，井冈山根据地中就有人提出“红旗到底打得多久”这样的问题。毛泽东在1928年5月主持召开的中共湘赣边界第一次代表大会上所作的报告，同年10月中共湘赣边界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的他起草的决议案，对“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的条件进行了论证，提出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同年11月，毛泽东在代表中共红四军前委写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进一步论证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并且总结了井冈山斗争的经验，阐明了必须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把武装斗争、土地革命和根据地政权的建设这三者有机地结合起来。随着农村斗争的进一步发展，革命潮流逐渐高涨，1930年1月，他在写给林彪的信（即《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文）中，明确指出“红军、游击队和红色区域的建立和发展，是半殖民地中国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农民斗争的最高形式，和半殖民地农民斗争发展的必然结果；并且无疑义地是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最重要因素”。[12](P98)周恩来认为，这“也就是要以乡村为中心”[8](P179)的思想了。中共党史学界通常也认为“这封信总结两年多的革命实践经验，发展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基本上形成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理论”。[13](P293)这个结论是符合实际情况的。也有学者认为，不能将这封信作为毛泽东已有“乡村中心”思想的明证。但是，如果综观这封信的全文，再联系到以毛泽东为书记的红四军前委给中共中央的信中提出的“农村工作是第一步，城市工作是第二步”[14](P139)的主张，周恩来的判断是可以成立的。
李元鹏：在后来，毛泽东对以乡村工作为中心的重要性又从理论上作了进一步的说明。他认为，中国革命是一个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半殖民地的大国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性质的革命。在中国，革命最深厚的力量源泉在广大的农村，中国的民主革命实质上就是农民革命，中国的武装斗争实质上就是农民战争。不过，这并不意味着中国革命在任何时候都必须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大革命时期，“由于国共合作建立了联合政府，当时的根据地是以某些大城市为中心的，但是即在那个时期，也必须在无产阶级领导下建立以农民为主体的人民军队，并解决乡村土地问题，以巩固根据地的基础”。[15](P974-975)大革命失败以后，情况就不同了。
沙健孙：1927年革命失败以后，有组织的革命力量被极大地削弱，而反革命力量则得到了极大的加强。“在这样的敌人面前，中国革命的长期性和残酷性就发生了。”[2](P634)“在这样的敌人面前，革命的根据地问题也就发生了。因为强大的帝国主义及其在中国的反动同盟军，总是长期地占据着中国的中心城市，如果革命的队伍不愿意和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妥协，而要坚持地奋斗下去，如果革命的队伍要准备积蓄和锻炼自己的力量，并避免在力量不够的时候和强大的敌人作决定胜负的战斗，那就必须把落后的农村造成先进的巩固的根据地，造成军事上、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的伟大的革命阵地，借以反对利用城市进攻农村区域的凶恶敌人，借以在长期战斗中逐步地争取革命的全部胜利。”[2](P635)
所以，以武装革命的农村包围被反革命占领的城市以便最后夺取这些城市，是1927年以后复兴中国革命和争取中国革命胜利的唯一可行的道路。否则，就像毛泽东所说的那样，只有两种可能的选择：或者放弃革命而去同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妥协，或者在力量不够的时候和强大的敌人作决定胜负的战斗。这两者的性质虽然有所不同，即一要取消革命，一要继续革命，但其结局却是共同的, 那就是导致中国革命的失败。
四、毛泽东与坚持农村根据地斗争几个重要问题的创造性解决
李元鹏：在历史上，由于没有先进阶级的领导，中国的农民起义或者被剥削阶级的军队镇压下去，或者由于蜕化变质而成为改朝换代的工具。当时，在分散的农村游击战争的环境下，如果没有先进阶级领导，单纯的农民斗争最终还是要失败的。所以，关键的问题还在于要有先进的阶级政党——中国共产党来领导。正如周恩来所说，“讲到乡村中心的时候，还必须联系到一个问题，即农民必须由无产阶级政党领导”，“只有中国党经过长期的实践，证明在脱离城市无产阶级的情况下，也能够锻炼成为一个坚强的布尔什维克党，这才能得出这个结论来。”[8](P178)
但是，在农村斗争环境下，在党的主要成分是农民及其他小资产阶级的情况下，如何建设无产阶级先锋队性质的政党？这是一个全新的问题。而对这个问题，毛泽东是怎样回答的？
沙健孙：作为工人阶级先锋队的中国共产党，它的成员主要由出身于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的成分所构成，这确实是一个矛盾。这种情况是否会改变党的工人阶级先锋队的性质呢？对此，共产国际是有怀疑的，党内的不少人也有疑虑。而毛泽东的贡献就在于，他总结实际斗争的经验，提出了加强党内的思想教育，坚持以无产阶级思想去纠正和克服非无产阶级思想，从而把在分散的农村游击战争的环境下，在党的组织基础的最大部分是由农民及其他小资产阶级出身的成分构成的情况下，如何建设无产阶级政党这个问题逐步地加以解决了。
毛泽东一直强调，中国民主革命必须由无产阶级领导，广大农民只有在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领导之下，才能成为胜利的反帝反封建的主力军。大革命时期，他热情支持农民运动，同时主张要“站在他们的前头领导他们”。[12](P13)在井冈山时期，他就指出，“无产阶级思想领导的问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因为“边界各县的党，几乎完全是农民成份的党，若不给以无产阶级的思想领导，其趋向是会要错误的”。[12](P77)随后，他在为红四军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起草的著名决议即古田会议决议中强调：“红军第四军的共产党内存在着各种非无产阶级的思想，这对于执行党的正确路线，妨碍极大。若不彻底纠正，则中国伟大革命斗争给予红军第四军的任务，是必然担负不起来的”。[12](P85)为了保证党的路线的贯彻执行和党的政治任务的实现，党的领导机关必须“对党员作正确路线的教育”，对这些不正确的思想进行一致的坚决的斗争，以便彻底地“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古田会议决议深刻地阐明了在农村环境中进行无产阶级革命政党和新型人民军队的建设，必须首先和着重进行思想建设，并进一步列举了党内非无产阶级思想的种种表现，揭示了这些思想产生的根源，强调了“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和“对党员作正确路线的教育”的重要性，并提出了克服这些思想的办法，从而为加强党的建设指明了方向。
李元鹏：那么，土地革命时期，毛泽东是如何将红军建设成一支无产阶级领导下的人民军队，并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制定出行之有效的人民战争战略战术的呢？
沙健孙：由于武装斗争是中国革命的主要斗争形式，没有一支坚强的人民军队，要坚持农村武装割据是根本不可能的。由于军队的主要成分是农民，要把这支主要由农民组成的军队建设成为一支无产阶级领导下的新型人民军队，这确实是一项艰巨的任务。毛泽东在领导秋收起义部队进行三湾改编时，就确立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的原则和建立了军队内部的民主主义制度；在井冈山时期，他规定红军必须担负打仗、做群众工作和筹款三项任务，并制订了三大纪律、六项注意（以后发展为八项），提出了正确处理军政、军民、官兵关系的准则和优待俘虏、瓦解敌军的政策。1929年12月，他为古田会议起草了决议。这个决议确立了思想建党、政治建军的原则，规定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它必须是服从于无产阶级思想领导的、服务于人民斗争和根据地建设的工具。从这个基本观点出发，决议阐明了人民军队建设中的根本性问题。第一，红军必须绝对服从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发挥“军队中政治领导的作用”。第二，红军应担负打仗和做群众工作等项任务。第三，红军应开展革命的政治工作，建立人民军队内部、内外部的正确关系和对敌军采取正确的政策。
古田会议的“这个决议使红军肃清旧式军队的影响，完全建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础上。这个决议不但在红军第四军实行了，后来各部分红军都先后不等地照此做了，这样就使整个中国红军完全成为真正的人民军队”。[12](P85)这对于中国革命新道路的开辟和坚持具有重要意义。
在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半殖民地的中国，在土地革命中生长起来的弱小的红军如何同强大的敌人作战，这在古今中外的兵书中都是找不到现成答案的。毛泽东在秋收起义部队上井冈山之后不久，就针对当时的情况指出：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赚钱就来，蚀本不干，这就是我们的战术。在井冈山时期，从1928年5月开始，在毛泽东等的领导下，适应当时情况、带着朴素性质的游击战争的基本原则，即所谓“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十六字诀，就已经产生出来了。1930年10月第一次反“围剿”战争开始时，又提出了“诱敌深入”的方针；到1931年秋第三次反“围剿”战争结束，全部红军作战的原则就形成了。从中国革命战争的实际情况出发，毛泽东用“你打你的，我打我的；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这四句话，精辟地概括了人民军队的战略战术。具体地说：第一，人民军队作战的基本指导思想，是着眼于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而不以保守和夺取城市和地方为主要目标。第二，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是人民军队摆脱被动，争取主动、大量地歼灭敌人有生力量的行之有效的作战方法。第三，人民军队的主要作战形式，是游击战或带游击性的运动战。
上述这些建立在人民战争的基础之上的作战原则，成为人民军队克敌制胜的法宝。人民军队的战略战术原则，是任何反动军队所不能掌握也无法对付的。
李元鹏：中国革命的核心问题是农民问题，而农民问题的核心则是土地问题。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认识到，只有帮助贫苦农民解决土地问题，才能调动起浩浩荡荡的革命大军，夺取中国革命的胜利。那么，这一时期，毛泽东是怎样制定了比较完整的土地革命路线及正确的分配土地方法的呢？
沙健孙：八七会议强调要用“平民式”的革命手段来解决土地问题，号召农民自下而上解决土地问题，并强调共产党应做这一运动的领袖。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党领导农民在根据地开展了热火朝天的“打土豪，分田地”的斗争，逐步积累了进行根据地土地革命的经验。经过一段时间的摸索，到1928年7月六大召开时，党已经形成了一条基本正确的土地革命路线。毛泽东更是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进一步解决了六大没有解决的问题，使这条路线更加完善和具体化，并找到一整套比较切合实际的分配土地的办法。
1931年2月，毛泽东要求各地各级工农民主政府发布公告，明确规定农民已经分得的土地归农民个人私有，可以自主租借买卖，别人不得侵犯；生产的产品，除向政府缴纳土地税外，均归农民个人私有，任凭自由买卖。他还和邓子恢等一起制定了土地革命中的阶级路线和土地分配方法：坚定地依靠贫农、雇农，联合中农，限制富农，保护中小工商业者，消灭地主阶级；以乡为单位，按人口平分土地，在原耕地的基础上，实行抽多补少、抽肥补瘦。这条路线、这种方法，保证了土地革命的胜利进行；而土地革命的胜利进行，则为调动农民群众支援革命战争、建设和保卫革命政权的积极性奠定了基础。
在大革命失败、白色恐怖极其严重的条件下，中国革命之所以能够得到坚持和发展，其根本的原因就在于中国共产党紧紧地依靠了农民，领导农民进行了土地制度的革命。
以上这些问题，都是坚持农村斗争所必须解决，同时又不可能从书本中找到现成答案加以解决的。由于毛泽东总结群众斗争的经验，正确地解决了这些问题，这就使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农村斗争得以坚持并胜利地走向确定的革命目标。
五、中国革命新道路的开辟是毛泽东思想形成的重要标志
李元鹏：《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毛泽东思想是在20世纪20年代后期和30年代前期，即在土地革命战争的前期、中期，在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和中国党内盛行的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错误倾向作斗争并深刻总结这方面的历史经验的过程中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的”。[10](P43)您在《毛泽东与中国革命新道路的开辟——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历史论要》一书中也说：毛泽东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理论形成时间是在1930年前后。这个论断与《决议》的观点是比较一致的。那么，为什么说“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这一条有中国特点的革命新道路的开辟”是“毛泽东思想形成的重要标志”呢？
沙健孙：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所开辟的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以及为坚持这条道路所确定的农村环境中建设无产阶级革命政党和新型军队的指导思想和具体措施、所制定的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原则、所实行的土地革命政策，不仅不是来自共产国际的指示，而且在许多方面是直接违反共产国际那些脱离中国实际的错误指示的。这表明，中国共产党人已经逐步地学会独立思考中国革命的问题，并在一系列根本性的问题上开始把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正确地结合起来了。正因为如此，这条道路的开辟，成为毛泽东思想形成的重要标志。
尽管1935年1月遵义会议之前，毛泽东在组织上并不是全党的领袖，但是，他所开辟的这条道路和他所解决的这些问题实际上对全党的斗争是有很大影响的。许多革命者从中得到了鼓舞和启示。比如，1928年冬，中共中央派往鄂豫边传达中共六大决议的代表即曾“想仿效过去湘赣边界特委的例”，提议把湖北省的黄安、麻城，河南省的商城、光山，安徽省的六安等县，联络起来，建立一个苏维埃区域。1929年5月，鄂东北特委在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更明确提出“走井冈山的道路”，[16](P366)并建议把黄安、麻城、光山、商城、六安等县划为鄂豫皖特区，以创造整个大别山脉的武装割据。又如，1929年秋，湘鄂西前委在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也提到“我们的战术，也同朱毛方面红军所指示的军事原则一样”，“对于此一重大的军事，决不冒险当视敌我力量，酌处或进或退”。[17](P173)对于毛泽东等所总结的某些经验，有一个时期，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还向全党和全军做过介绍。比如，1929年3月，中共中央在给贺龙和湘鄂西前委的信中就指出，“在朱毛军队中”，“因为每连都有组织，所以在平日及作战时，都有党的指导和帮助”，要他们将来部队进行建党时，“参考”这些经验。[17](P173)又如，1930年1月，中央军委主办的《军事通讯》曾刊登陈毅所写的红四军的历史及其情况的报告，并在编者按语中指出：在瑞金独立政权中，可以见到许多宝贵的经验。这在中国是独一无二的，在世界是未之前见或未之前闻的。大家应向这些经验学习。[7](P137)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早在一九二七年革命失败以前，毛泽东同志就已经明确指出无产阶级领导农民斗争的极端重要性以及在这个问题上的右倾危险。革命失败后，他是成功地把党的工作重点由城市转入农村，在农村保存、恢复和发展革命力量的主要代表。”[10](P7)这个结论是完全符合历史实际的。
李元鹏：在中国革命的重大转折关头，毛泽东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这条新道路，为党的事业的复兴和胜利昭示了前进的方向，这是与他一贯坚持从实际出发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分不开的。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有三个基本方面，即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而这三个基本方面的思想，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那样，在《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已经初步形成了。
沙健孙：是的。这一结论可以这样分析：
第一，《反对本本主义》第一次明确提出了“思想路线”这个概念。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这是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是党的正确的政治路线的思想基础。而从本本出发，从主观愿望出发，这是唯心主义的思想路线，是党内发生“左”的和右的偏向的认识根源。第二，《反对本本主义》指出“共产党的正确而不动摇的斗争策略，决不是少数人坐在房子里能够产生的，它是要在群众的斗争过程中才能产生的，这就是说要在实际经验中才能产生”。[12](P115)到群众中做实际调查的过程，也就是向人民群众学习、从人民群众中汲取智慧的过程。第三，《反对本本主义》提出“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12](P115)的重要论断，在实际上阐明了中国共产党必须自主地认识和处理中国革命的问题、独立地对中国革命承担责任这个重要原则。
正是由于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破除了对于共产国际的迷信，坚持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的唯物主义的认识路线，独立地对中国革命负责，他们才能够开辟出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这样一条新的革命道路。
六、中国革命新道路和中国革命的复兴与胜利
沙健孙：通过上述讨论，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毛泽东开辟的中国革命的新道路，确实反映了1927年革命失败以后中国革命发展的特殊规律，是中国革命走向复兴与胜利的唯一正确的道路。
李元鹏：大革命失败以后，中国共产党深入农村，从事发动农民和建设根据地的艰苦工作，才得以冲破白色恐怖的高压，使中国革命走上复兴之路。
在十年内战时期，在极其艰苦的斗争环境下，中国共产党人能够坚持下来，就是因为依靠了农民，就是因为建设了农村革命根据地，坚持了武装斗争。
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把工作的重点放在敌后农村，发动和组织广大的农民，开展游击战争和群众工作，创建抗日民主政权，逐步把落后的农村建设成为先进的革命阵地。这实际上就是在新的抗日民族解放战争条件下，继续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
沙健孙：解放战争时期，很长一段时间之内，我们的主要工作重心也还是在乡村。以乡村为中心，这是党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所必须采用的工作方式。当然，随着形势的发展，这种以乡村为中心的工作方式也在发生变化。在经过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国民党反动军队的主力被摧毁之后，1949年3月召开的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就提出了将工作重心从乡村转移到城市的任务。全会的决议指出：“从一九二七年到现在，我们的工作重点是在乡村，在乡村聚集力量，用乡村包围城市，然后取得城市。采取这样一种工作方式的时期现在已经完结。从现在起，开始了由城市到乡村并由城市领导乡村的时期。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移到了城市。”[18](P1426-1427)
历史表明，中国人民正是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沿着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经过二十二年的浴血奋战，经过长期的、艰巨的、曲折的斗争，而赢得历史性的伟大胜利的。所以，邓小平说“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新中国”[1](P148)是完全正确的。
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回首中国共产党百年历程，可以看到，是中国共产党人，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取得了革命建设改革的伟大胜利，开创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命运，社会主义中国以更加雄伟的身姿屹立于世界东方。
中国共产党在过去的百年间，为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人民富裕建立了不朽的功业。在今天，她也一定能够领导中国人民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征程中创造新的辉煌，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以造福于我们的民族及其子孙后代，并对世界做出自己更大的贡献。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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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毛泽东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作者：沙健孙，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北京大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李元鹏，贵州师范大学历史与政治学院副教授）
网络编辑：同心
来源：思想理论教育导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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