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规律存在性问题曾经是 20 世纪西方学术界的焦点话题之一。在传统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历史规律被视为整个理论体系的基石，“马克思主义史学就建立在客观的历史发展规律之上”。［1］( P10)然而，在自由主义、后现代主义等西方思潮的一次次轰炸解构下，在苏东剧变的历史事实面前，历史规律无论在理论层面抑或现实层面都已身处困境，哪怕对历史规律曾经说三道四的西方左翼学者也三缄其口、惟恐避之不及。从本质上说，人们对历史规律这种有意无意地忘却和失语不过是历史规律问题研究中长期潜藏的历史规律与自由选择矛盾关系在当下历史语境中的突显。
一、前现代社会人类对规律性问题的探寻
自进入文明社会以来，人类便开始了对规律性问题的探求。古希腊时期，人们对历史的看法基本上是一种以自然神崇拜为主导的外部决定论。个体力量的弱小使得他只能借助神、依附于群体以获得精神归属、满足基本的生存需要。个人既不具备自由意志和自由选择的权利，也没有那种必要。在神的而非人的世界中，人类主体尚且以歪曲的形式暗藏于神话之中，个人主体就只能是隐性的、第二位的。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中世纪。所不同的是，基督教的一神论取代了古希腊的多神论，“发展”思想取代了古希腊的历史循环论和宿命论。借助从“失乐园”到“复乐园”的理路，基督教神学不仅衍生出人类不断进步和上升的理念，更重要的是它把人类的过去、现在和未来统一起来，“历史”观念就此诞生。当然，此时的历史仍然是神的而非人的，最终的支配和决定力量仍然是那神秘的上帝，他“依照计划引导历史，驾驭历史。迄今我们对观念和规律，对资质和才能，对事件和发展所认识到的一切都构成了他的世界计划的内容”［2］( PP37-38)。虽然上帝也赋予了个人以自由意志，但其目的却在于通过观察他面对善恶时的自主选择以判断他对上帝的虔诚与否。在上帝面前，个人的自由意志和自由选择范围是被严格划定的和极为有限的，他的主体性仍是潜在的。惟一令人欣慰的是基督教毕竟已经在一定程度上承认了个人基于自由意志的自由选择权，正是这一点开启了近代个人争取更广泛自由权利的大幕。
总的来看，在古代社会，虽然人类探寻社会演化规律的活动早已开始，但源自于神或上帝等“超实体”的客观规律却始终外在、并凌驾于自由意志之上，呈现出单一性、必然性和普遍性等特征。个人惟有完全、至少在很大程度上放弃自由意志和自由选择权，与客观规律呈一种蒙昧的“相合”或“胶着”状态，才能安身立命。
二、近现代历史规律与自由选择之间张力的孕育与彰显
人文主义的兴起为近现代意义上的历史规律思想的出现提供了契机。当神的光辉逐渐黯淡之时，“人”才真正具有了历史主体的身份。以个人自由为价值追求的自由主义思想的萌发，使得从“人”的视角审视人类历史及其规律性问题成为必要，客观规律与自由选择的紧张与分立关系随之孕育和彰显。
如果说，文艺复兴运动还只是开启了从人和人性的视角重新思考历史兴衰法则的大幕的话，那么 18 世纪的启蒙思想家则最早以人的自由发展为目标、以自然法为武器探讨了客观规律与自由选择的统一关系，在他们的视野中，个人、人类与世间其他存在物一起共享着自然法则。作为古希腊“逻各斯”在新历史时代的变体，它具有严格的必然性，决定着“我们所见到的一切都是‘必然的’，或不能不是现在这个样子的”［3］( P219)。而人们只须借助抽象而普遍的“人性”，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管窥其中的必然规律，进而依照这些规律行使自由选择权，促进个人自由发展。这种以自然法和抽象人性论为基础的客观规律与自由选择相统一关系的思路说明，启蒙思想家们在反对宗教神学之时并未真正摆脱其思维范式的束缚。自然法不过是推翻了的“上帝”或“神”的变种，人们仍须遵循某个“先验”实体( 即自然法) 以获得个人自由。
第一个冲出启蒙思想家编织的自然法之网的是维柯。他一方面肯定个人是历史的主体，率先做出“人类历史是人们自己创造的”论断;另一方面又强调存在着某种客观的“人类社会生活的规律”，它们是可以“由一切民族在他们兴起，进展，成熟，衰颓和灭亡中的事迹所例证出来的”［4］( P596)。这样，维柯不仅第一次回答了排除自然法之后的人类社会生活规律何以可能的问题，而且将客观规律与自由意志的内在张力第一次破天荒地揭示了出来，这就是，虽然个人总是试图行使自由选择权、实践其主体身份，但人类历史内部却存在着某种不依任何个人意志而转移的客观规律。
维柯之后，关于历史规律性问题的探讨大体形成两个路向。其一，19 世纪的史学家们继续到“人类社会生活”深处探寻具有“内在决定论”特性的客观规律。实证主义史学强调历史的有机性和整体性，认为历史学家的工作就是真实、精确地揭示隐藏在历史活动背后的规律;客观主义史学则将侧重点放在找寻隐藏于历史内部的“纯粹客观的”规律上，在他们的努力下，“历史”“发展”“进步”“规律”等范畴不断走向融合，后世所谓“历史发展规律”“历史规律”等名称及核心理念在 19 世纪初就已呼之欲出。1830 年左右，在法国大革命成功的欢呼声中，“历史规律”一词终于赫然出现在了时论文章中。在他们看来，既然人类历史是连续进步的、其中暗含着客观规律，那么个人只要认识和坚持规律，就能发挥自由意志、行使自由选择权、实现自由发展。
其二，与“客观历史规律”粉墨登场并行的是对它的质疑之声。英国的休谟就试图分两步解构历史规律。在他看来，首先规律的必然性源自于事物之间的“恒常结合”和人们“心灵的判断”，所谓必然性、因果关系都不过是人们由经验观察而获得的一种习惯和印象，不足为信。其次，即使有所谓必然性规律，作为“事实”的规律与内含“价值”判断的自由选择之间也不存在必然的统一关系。因为，事实与价值完全是两回事，“理性推不出道德”、“事实也推不出价值”。［5］( P497)
休谟提出的这两个判断意在引导人们去思考客观历史规律何以存在、它与主观价值判断基础上的个人自由选择之间究竟关系怎样等问题。提出这些问题是近代个人主体性不断突显、个人自由成为主导价值追求的必然。休谟以这种方式将原本在宗教逻辑中处于隐蔽状态的历史规律性问题研究中“应当”与“实然”的紧张关系揭示了出来，客观规律与自由选择从此日益呈现出相分和对立的状态。
黑格尔对这一问题是这样处理的。在他看来，看似矛盾对立的自由意志与必然性规律之间实际上是统一与“相合”的，它们共同“交织成世界历史的经纬线”，［6］( P62)“自由以必然为前提，包含必然性在自身内，作为扬弃了的东西”，［7］( P323)二者统一的基础就是那神秘的“绝对理念”; 作为整个世界的主宰，绝对理念“是如此与它的应如此是相符合的”，［7］( P421)作为绝对理念借以表现自身的个人，其理性在于认识世界“是如此”，其意志则在于改造这个世界，使其成为“应如此”，它们共同服务统一于绝对理念，根本不存在二元对立的问题。黑格尔的这一做法看似既找到了客观的人类历史的内在规律，又非常重视个人自由，但由于他始终在精神性的“绝对理念”中打转，因此还是没有从根本上完成维柯所交付的探寻现实“人类社会生活规律”的重任。
三、“改造世界”思维架构中的历史规律与自由选择
18 世纪末，历史规律问题研究出现了一个重要拐点。原本，近现代意义上的历史规律思想是伴随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生和发展，在自由主义文化传统中孕育成长的，其初衷是通过发现和利用历史规律以更好地实现个人自由、论证资本主义新社会。令人意想不到的是，英法空想社会主义者却反其道而行之。他们在对历史规律问题的探寻中读出了资本主义制度本身的历史性，揭示了资本主义牺牲多数人的自由权利以满足少数人自由发展需要的重大缺陷，因而开启了利用客观历史规律、改造现实资本主义的先河，历史规律思想一跃而为反资本主义的利器。遗憾的是，由于他们所理解的“改造世界”从本质上说仍只是思想和头脑中的事，极少数人的道德进步和“自由意志”被视作社会变革的惟一希望，因而在他们“应如此”的想象中，现实变成一种可以避而不谈、任意裁剪的东西，结果使得所有关于未来社会的构想都成为一种空想。
19 世纪中叶，作为空想社会主义扬弃物的科学社会主义，应时代和理论发展之邀登上了历史的舞台。马克思恩格斯扬弃了“头脑中闹革命”的传统思维范式，把历史奠基于物质生产实践之上，为人类历史规律找到了一块坚实的生存土壤，为个人自由而全面发展提供了现实可行的依据。
早在博士论文期间，隶属青年黑格尔派、信奉自由主义的青年马克思就已经意识到人类主体能动性的存在，产生了以自由意志突破外部客观限定的冲动。在《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他将“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界定为人的“类特性”［8］( P57)，这种对个人自由的憧憬一直激励着马克思。在确立“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这一最高宗旨之前，马克思经历了几次华丽的转身:从黑格尔式的绝对精神到费尔巴哈的“类”，确立了人的历史主体地位; 从费尔巴哈的宗教异化批判到对现实社会的异化批判，踏上揭露资本主义本质的艰难历程; 从“应该”式的价值伦理批判回落到现实生活中对“是”的思考，实现理论落脚点从“劳动”到“社会历史实践活动”再到“物质生产和再生产”的步步递进。最终，以物质生产实践为基础找寻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规律、以无产阶级主体能动性的发挥为必要补充、事实论证与价值判断有机结合的历史唯物主义思想呈现在世人的面前，历史规律与自由选择的辩证统一关系也随之成熟。
与自由主义通过自然法和抽象人性论争取个人自由的路径不同，在马克思那里，自由是现实个人的共同追求，但自由从来都不是抽象的，“人们每次都不是在他们关于人的理想所决定和所容许的范围之内，而是在现有的生产力所决定和所容许的范围内取得自由的”［9］( P507)。个人自由的取得需要两个条件，首先也是最基本的就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物质基础。其次，马克思指出，个人自由的实现离不开主体能动性的发挥，群体和社会是个人获得自由发展的惟一可靠的保障，“在真正的共同体的条件下，各个人在自己的联合中并通过这种联合( 才能) 获得自己的自由”［10］( P119)。无产阶级就是马克思寄予厚望的这种共同体。
在马克思之后的马克思主义阵营中，历史规律与自由选择关系问题的思考沿着两个方向演进。其一，在苏联马克思主义及 19 世纪末的第二国际理论家那里，马克思的上述理路被诠释为，强调历史规律和资本主义灭亡的客观必然性、以无产阶级群体力量建立社会主义政权就意味着个人自由问题的解决。这是一种将自由选择整编进历史规律从而消解二者张力的路径，并不能真正解决历史规律与普通个人自由选择的对峙状态。被称为俄国第一位马克思主义者的普列汉诺夫一方面宣称人民群众是历史主体，社会历史的命运取决于客观的社会内部结构，另一方面，在面对如何培养人民群众的斗争意志问题时，又把“发展人的意识”的重任放在少数思想家身上，认为“发展知识，发展人的意识是思想家的最伟大最崇高的任务”［11］( P199)。当普列汉诺夫为马克思主义不排斥自由意志和价值判断作辩护之时，他头脑中想的只是极少数英雄和革命领袖，而不是普通群众和个人。
其二，面对前苏联及第二国际理论家这种“无人”的传统历史规律观，诞生于 20 世纪初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立足发达资本主义语境，把思考重点投向价值和主体性问题，资本主义文化批判成为他们追求个性、自由、公正和平等的载体和武器。在卢卡奇看来，前苏联及第二国际理论家信奉的是一种奠基于自然力学之上的近代唯物主义，“由于严格地、二元论地把应该和存在划分了开来，由于应该和存在这种对峙中所具有的、在这种立场上不可消除的僵化性”［12］( P243)，历史规律与自由选择之间的辩证统一关系在他们那里根本就是不可能的事。在对传统历史规律观的反思中，卢卡奇注意到了马克思主义历史规律思想中“应然”问题的存在，强调在坚持历史规律客观事实性的同时应加强个人主体及其价值选择作用的研究，通过价值、文化问题的探讨引导人们认清资本主义的实质，促进客观历史规律的实现。其后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接过卢卡奇的文化批判的旗帜，从价值、主体性和个性自由等视角对资本主义展开全面批判。然而，吊诡的是，卢卡奇的“修正”、“补充”马克思主义的初衷却一步步走向了它的反面。悉尼·胡克强调主体性和偶然性的作用，宣称历史“因果的链环没有严格的必然性”，规律不过是历史事件的“范型”;［13］( P106)马尔库塞试图实现必然规律与自由的合解，主张以“丰裕”为基础的“自由的绝对律令”取代“贫穷和匮乏”为物质基础、以牺牲个人自由为代价的“客观历史的绝对律令”;［14］( P11)弗洛姆则抛出用无差别的“爱”将“历史演化过程中的逻辑规律”变为现实的乌托邦方案。［15］( P212)最终，70 年代初，历史规律被鲍德里亚作为特定历史时期“生产”框架内过时的生产方式或经济决定论思维而彻底埋葬。［16］( P42)
自此，整个西方左翼日益呈现一派看似异彩纷呈、实则深度“迷失”的景象。面对现实社会主义理论与现实的双重“失败”，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重要代表的佩里·安德森指认当下人类社会除了资本主义之外“别无他路”; 著名左派历史学家霍布斯鲍姆也感叹“我们确实不知道，自己正在走向何方”［17］( P18)。即使在被视为最“具有批判意识的先锋知识分子”的乔姆斯基那里，人们同样找不到“世界各国人民的基本的民主倾向性和潜在的革命性”转化为现实的路径。［18］( P8)这种强烈的变革意识与孱弱的行动之间的反差不能不引发人们深度的思考。
四、历史规律与自由选择之间的融通与共存
上述历史回溯表明，历史规律与自由选择在经历了前现代社会蒙昧的“合”、近代的紧张和分立之后，虽然在马克思那里借助物质生产实践概念迈上了高层次的“合”的台阶，但这并不意味着问题的彻底解决。现实总是要比理论复杂得多。
按照英国政治思想史家以赛亚·伯林的说法，马克思生活的 19 世纪“基本上还是解决生存环境特别是政治社会环境的时代，而不是解决个人隐私的合理性的时代”［19］( P178)。因此，虽然马克思多次强调“现实的个人”，其理论创造的初衷和目的也是实现每个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一目标的实现却不能不依靠宏观社会政治问题的解决，以群体面目出现的无产阶级也不能不成为他依靠的对象。然而，马克思去世后，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发生了一系列重大的变化。其一是 19 世纪末以降，随着民族主义的崛起和无产阶级日益演变为利益需求和内部阶层日益多元的群体，在资产阶级不断完善统治策略、改善无产阶级物质生活条件的努力下，并非每个民族和阶层都自愿加入到反抗资本主义的运动中来。其二是资本主义国家的福利保障制度、普选制等措施大大缓解了阶级矛盾，提高了公民的受教育水平和参政意识，原本依附于阶级的个人的独立性及主体意识不断增强。及至 20 世纪中叶，主张价值平等的多元化思潮把原本被边缘、被压抑的各种价值都召唤出来，以往被尼采称为“鸡毛蒜皮”的普通个人再也不愿甘当被领导、被启发、被代表的角色，他们强烈要求行使个人的自由意志、扩大自由选择权，渴望在社会历史中占有一席之地。在这个乌尔里希·贝克称之为“个体化”的时代，以苏联为代表的那种单方面强调群体优先性、忽视个人及其自由选择权的传统历史规律观再也难以维系了，历史规律到了不得不正视个人的时候了! 其三，与上述多元化个体化时代相伴而生的是以现代性为反思对象的后现代文化思潮。在反宏大叙事、反基础主义、反本质主义、反一元论等阵阵棒杀声中，在苏东剧变这一重大历史事件之后西方右翼的欢呼声中，“历史规律”一词终于在西方学术界消失得无影无踪，甚至曾经对它说长道短、品头论足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及整个西方左翼都选择了回避和“忘却”，似乎它从头到尾都是一个不曾存在的东西。
问题是，人们果真能够将历史规律彻底扫进历史的故纸堆吗? 如果可以的话，以文化批判为载体、以个人对自由公正的价值追求、以批判改造资本主义为己任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及至整个西方左翼为什么在 20 世纪 70 年代以后随着新自由主义的甚嚣尘上而出现整体的迷惘?这种迷惘与他们对马克思主义历史规律思想的渐次抛弃有没有关联? 也许惟有理论与实践的双重探索能帮助我们找到问题的答案。拂去历史的尘埃，人们发现，苏东剧变实际上将人们带进一个“可读马克思”的新阶段。当教条化思维不再占据人们的头脑，当现实资本主义弊端反复出现，当 21 世纪初的金融危机席卷全球之时，人们的目光不由自主地又一次投向了马克思的资本主义批判理论。而当人们重读马克思的文本、深入到“物质生活实践”中时，人们发现，虽然自由意志和自由选择强调的是个人主体的能动性和超越性，历史规律，亦即人们日常生活的规律关注的仍是现实和历史的客观制约性，但由于它们都深深地扎根于现实生活中，这就决定了它们在根本上存在着相辅相承的融通与共存关系。马克思就是从与之相关的两条线索、两个视角展开资本主义和自由主义批判的。
马克思的一生是批判与超越自由主义的一生，但在不同的研究阶段，马克思的问题域和思考路径是不断变化的。总的说来，尚未涉猎经济学研究的青年马克思，受黑格尔思辨哲学的影响，较为关注主体性、价值、伦理等问题，作为这一时期代表作的《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就充满了他对资本主义和自由主义导致人的“异化”的伦理义愤，但对异化产生的现实原因和解决途径等问题却语焉不详。随着经济学研究的深入，资本家剥削剩余价值的事实被不断揭示出来，马克思才真正找到这些问题的答案，这就是揭露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弊端，从事实性角度论证资本主义的必然灭亡，以此激发人们争取自由的战斗意志和主体能动性，积极推动资本主义向更高社会形态过渡。从这个意义上说，马克思的理论研究实际上贯穿着两条线索，一是以论证资本主义必然灭亡为目标、以揭露资本拜物教为主旨的经济线索，我们可以称之为事实性维度、客体线索; 二是以唤醒人们的主体意识、帮助人们从资本主义观念拜物教脱身出来为主旨的文化线索，我们称之为价值性维度和主体线索。前者属历史本质论层面的研究，以揭示客观历史规律为宗旨; 后者属历史运行论层面的研究，以现实生活中引发反资本主义意识、树立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价值追求为宗旨。［20］( P47)二者互为前提、相得益彰的关系从本质上说就是客观历史规律与主观自由选择之间的辩证关系，它们作为认识和改造社会、促进个人解放发展的主客观条件，共同统一于人类社会历史进程之中。
换言之，历史规律与自由选择绝不是对立的关系，而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互补共存的关系。只强调客观历史规律、忽视个人的主体性和自由选择权，会使人们在规律面前无所作为、丧失改造世界的动力和勇气; 而忽视客观历史规律、无视自由的历史性和现实性的做法，又会使个人自由变成无根基的空中楼阁，掉进自由主义挖就的抽象人性论陷阱，与自由主义殊途而同归。苏联马克思主义的错在前者; 西方马克思主义及至当下西方左翼学者的错则在后者。其结果就是前苏联传统历史规律观因其单方面强调客观历史规律、忽视个人自由选择权而屡遭诟病; 西方各中左翼思潮则由于只看到资本主义文化批判线索，看不到现代人日益高涨的自由选择呼声背后隐藏和涌动的客观经济学研究基础上的历史发展规律的暗流，因而只得沉迷于资本主义层出不穷的“新变化”、奔忙于一些浅表性零碎性的日常生活批判之中，找不到解决问题的根本出路，最终，只能在 70 年代以降新自由主义的喧嚣声中日趋失落和迷惘。西方马克思主义及整个西方左翼理论的最大缺失就在于，他们没有看到，他们最为看重的青年马克思饱含人文意蕴和文化批判内涵的“异化”思想在 1844 年后的若干年虽然不再以文字形式出现，却并不意味着这一思想就此消失，它只是隐藏在马克思实证性的经济学研究中了。在《1857—1858 年经济学手稿》、《资本论》等手稿中，“异化”、“异己性”等概念在十年经济学研究后的再次出现表明，马克思资本主义文化批判路径的研究不仅没有消失，反而随着经济学研究的深入而日趋成熟。在《资本论》中，作为经济批判和文化批判之集中体现的资本拜物教和观念拜物教批判使二者达到了最终的结合，马克思的资本主义批判理论框架至此也彻底完成。西方左翼的问题，就在于他们在方法论上没有以动态的学术思想史视角对马克思各阶段文本脚踏实地的解读，因而没有形成对马克思思想发展的宏观把握，没有发现马克思资本主义批判理论中经济、文化两条线索的交织，所以，最终只能如前苏联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一样误读马克思、片面地理解马克思。
20 世纪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告诉我们，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应该是“本着马克思的精神继续发展马克思的基本观点而超越马克思”［2］( P4)。马克思是人而不是神，他只能提出并解决自己所处时代的主要问题而不能解决一切社会一切时代的所有问题。经济与文化两大生活领域、两种资本主义批判路径间的张力就是马克思本人没有充分重视和论述的重要问题。惟有结合现实社会变化，反复深入地研读马克思的文本、领会其中的精神实质和思维方法，才有可能将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引向深入。
在当前多元化、民主化的时代背景中，当历史规律被“忘却”、个人争取更广泛自由权利的运动在新自由主义的挤压下陷入困境之时，有必要提出马克思资本主义批判的“两条线索”理论，在坚持和肯定历史规律客观性的同时，加强历史规律具体表现形式的研究，不仅要进行微观领域个人自由选择及其在历史变迁中的作用问题的研究，而且要重视和加强民族、种族、利益群体等“中间社群”作用的研究。只有这样，才能弥补以往历史规律研究流于空泛的缺陷，建立从现象到本质、从个人到社会、从事实到价值、从当下到历史的立体型研究网络。这就是说，要从传统上静态的历史本质研究回落到现实生活中进行一种动态细致的历史运行论研究，在历史规律与自由选择的双向互动中深化历史规律存在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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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单位：天津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网络编辑：张剑
来源：《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14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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