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建华：戊戌维新运动前近代中国士人对西方民主政治的认识
从鸦片战争到五四新文化运动，近代中国对西方的学习基本上经历了一个从器物到制度再到观念层面这样一个由表及里的过程，这在中国近代史学界大体有一个共识: 其中对鸦片战争之后到戊戌维新之前这一阶段中国士人对西方的认识学界一般界定为器物层面。然仔细检阅这一时段中国士人的相关思想言说，其实自鸦片战争后少数中国士人在震惊英人的坚船利炮之外，同时也开始了解到西方在政治制度方面的良法美意，由此开启了近代中国迈向政治民主化的艰辛历程。
广东名儒梁廷枏在其 1846 年撰写的《海国四说》中，对有关西方物质发达的描写在其书中分量不大，其所津津乐道的倒是英美等国的政治制度。他指出: 美国是民选统领( 总统) ，国家大事均由统领与民共议; 在每年十二月第一个礼拜日，各省民选的“议事阁官”( 参议员) 和“选议处官”( 众议员) 聚集在“国之公所”( 国会) ，对有关国家大事进行讨论; 地方上美国各地也都设有“公堂”，“公堂”为“首”( 州长) 、“副领”( 副州长) 及“议拟”( 上院议员) 、“民选”( 下院议员) 议事的地方。由于国事“与民共议”，故对议员的要求较高，议员的选举“必慎选之。选之则自县始，县选于众，年未二十一者不与也”。对于所议之事，无论大小缓急，“必集议而后行。议必按例，否则虽统领不自专”。总统有一定的任期，即便表现再好，也“不能逾八年两次以外”，总统不能“以人变法”，“既不能据而不退，又不能举以自代。其举其退，一公之民”。
在谈到英国的政情时，梁氏指出: 英国讨论国事的机构是“巴里满( 议会) ”。每当国王新立，必先在议会“议其可否”。国家大事一般是“王与官民”同在议会进行讨论。会议三年为期，除过录用大臣及刑杀职官外，包括兵事都必须在议会“议准乃行”。至于“一切创例、置官及增减税饷、行用楮币，皆由议会转行甘文司( 内阁大臣) 交给国王处置，如果国王处置出现差错，循例“责奉行者”，由议会讨论惩罚，职官则于每年年终会核，“别其功过而黜陟之”。这实际上是内阁限制王权的表现。他说，英国自开国时，“已有五等之爵职。最尊与王共治国事，统称之曰国政公会。”梁氏所说的“国政公会”实际上是英国自中世纪早期以来就存在的由大贵族和高级僧侣组成的“大议会”，大议会的职责是协助国王治理国事，这实际上是英国内阁制的起源。
福建巡抚的徐继畲在《瀛环志略》一书中则对近代西方各国的政治制度进行了更为详细的叙说。徐氏说，瑞士“推乡官理事，不立王侯”，是“西土之桃花源也”。英国的都城伦敦有“公会所”( 议会) ，“公会所”由“爵房”( 上议院) 和“乡绅房”( 下议院)组成。“爵房”由有爵位贵人及耶稣教师组成，而“乡绅房”由庶民推“有才识学术者”构成。每逢国有大事，由“王谕相，相告爵房，聚众公议，参以条例，决其可否”，然后再“转告乡绅房”，最后由“乡绅大众允诺而后行”。一旦“乡绅房”不通过，则“寝其事勿论”。徐氏以简洁的语言叙说了英国国王、首相与议会两院的关系。
如果说徐氏对英国政治制度的叙说基本是中立的客观介绍，其对美国的政治制度则带有明显的仰慕之情。他说，美国立国之时，华盛顿与众人议曰:“得国而传子孙，是私也。牧民之任，宜择有德者为之”。又在按语中指出“华盛顿，异人也。……既已提三尺剑，开疆万里，乃不僭位号，不传子孙，而创为推举之法，几于天下为公，骎骎乎三代之遗意”。徐氏还对美国的选举制度进行了详细陈述。他说，“乡邑之长，各以所推，书姓名，投匦中，毕则启匦，视所推独多者立之，或官吏，或庶民，不拘资格。退位之统领，依然与齐民齿，无所异也”。徐氏还注意到美国总统制对南美国家的影响。他指出，象墨西哥、秘鲁、阿根廷、玻利维亚等国，在赶走西班牙人以后，纷纷不设国王，仿行美国总统制。但他发现总统制在南美并不尽人意，如“墨西哥拥土自擅，全效米利坚，而治忽殊途，显晦异辙”，而阿根廷“疆界未定，法制不立，诸部不免内讧，与米利坚有治乱之分”，他认为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是“立国规模，固全在乎创始之人哉! ”也就是说，南美国家在学习美国总统制的失败是由于缺乏象华盛顿那样的人物，这里明显体现了徐氏用中国传统的人治思想解读美国的政制。
相比同时代的梁廷枏、徐继畲等人，魏源在《海国图志》除对西洋的坚船利炮、养兵练兵之法介绍的之外，对于美国的政治制度更是推崇备至。开篇伊始他就用“武、智、公、周、富、谊”来赞扬美国。他说美国“公举一大酋总摄之，匪惟不世及，且不四载即受代，一变古今官家之局，而人心翕然，可不谓公乎?”关于美国总统制的起源，魏源的解说不同于上述梁徐二位。他说，独立战争之后，美国鉴于战后的具体情况及对英国君主制的警惕，美国人觉得“立君而继嗣不贤，或至暴虐，国亦终乱，将何以善后?”于是公推华盛顿为总统，并议定“身后公举贤者更代，不世及，不及任”。对于总统和副总统的职责、权力、薪俸和年限魏源进行了详细说明。他还看到了美国总统权力受到议会的制约。他指出，有关军国大事与关系外邦和战的外交问题，“勃列西领( 总统) ”必与“西业”( 指参议院) 会议而后行，如所见不同，则三占从二。
对于美国国会参众两院魏源也进行了比较精确的论述。他说，美国的“兖额里士衙门( 国会) ”主管国家法令之事，分为二等，一是西业( 参议院) ，一是里勃里先好司( 众议院) 。西业内的西那多( 参议员) ，由毎部落( 州) 公举二人充任，六年更换。国会议事一般在每年十二月每月第一个周日，参议员和众议员集会，就赋税、贷款、贸易、货币、冤狱、俘虏及外来侵略等国家大事一一定议。他还把是否设立议事机构作为一种评价政治优劣的标准，如认为北非的摩洛哥虽然“力革污俗，政事文学日渐起色，惟所行律法，仍用回教，且未设议事之官”，政令严酷，由于未设议事之官，以致“国王任意出令，无敢谏者”。他认为美国的政治是一种“可垂奕万世而无弊”的制度。
19 世纪下半叶，随着中西交往的扩大，中国士人开始走出国门，直接目睹了西方各国的政治实情，故对西方政情的了解更为全面和客观，并对中西双方政治制度的优劣进行一定的比较，有的还提出中国在政治制度层面应向西方学习的愿望。冯桂芬在《校邠庐抗议》中指出中国“君民不隔”不如西方。之后，郭嵩焘在光绪初年出使西洋诸国后发现西方的议会民主、法律公正以及舆论开放。与郭氏一同出使英国的刘锡鸿则目睹了英国议会开会情况。当谈及对英国政情的感受时，他说，英人“无闲官、无游民、无上下隔阂之情、无残暴不仁之政、无虚文相应之事”。这已经是明确的肯定和赞颂。郭嵩焘与刘锡鸿两人关系不睦，但对英国政治的肯定却是一样的。
王韬二十多年在香港和欧洲流亡的经历使其对西方的民主政治更是深有体会。在《弢园文录外编》中，王氏指出，西方国家在政治上有三种形式:君主之国、民主之国及君民共主之国。他说，所谓君主之国是“一人主治于上而百执事万姓奔走于下，令出而必行，言出而莫违”，他认为这种国家要想长治久安的话，君主必须是尧舜之君，但这是可遇而不可求的，中国只在三代以前出现过。所谓民主国家是“国家有事，下之议院，众以为可行则行，不可则止，统领但总其大成而已”。他认为民主国家的问题是“法制多纷更，心志难专一”。而所谓君民共主制是“朝廷有兵刑礼乐赏罚诸大政，必集众于上下议院，君可而民否，不能行，民可而君否，亦不得行也，必君民意见相同，而后可颁之于远近”。他理想中的政治是君民共主制度，因其能够“上下相通，民隐得以上达，君惠亦得以下逮”。他认为英国富强之本就在于其“上下之情通，君民之分亲”的君主立宪制，而不是坚船利炮。王韬从整体上对西方国家的政体进行了精确的概括，对其利弊得失的评价相对也比较到位。
一生“究心泰西政治、实业之学”的郑观应明确指出: 西人“治乱之源”和“富强之本”，不只是船坚炮利，而在于“议院上下同心，教养得法”。他认为西方国家议院的意义在“集众思，广众益，用人行政一秉至公，法诚良、意诚美矣。无议院，则君民之间势多隔阂，志必乖违。力以分权，权分而力弱，虽立乎万国公法之中，必至有公不公、法不法，环起交攻之势。故欲借公法以维大局，必先设议院以固民心”。他比较了彼时西方各国现存的三种政体的利弊得失，认为美国议院过重民权，而法国议院难免叫嚣之习，而“适中经久者”则莫如英、德两国议院制度。英德两国“议院揽庶政之纲领，而后君相、臣民之气通，上下堂廉之隔去，举国之心志如一，百端皆有条不紊，为其君者恭己南面而已。故自有议院，而昏暴之君无所施其虐，跋扈之臣无所擅其权，大小官司无所卸其责，草野小民无所积其怨，故断不至数代而亡，一朝而灭也”。他明确主张中国设立议院，变君主专制为君主立宪制，以中国四万万人口的大国，如能设立议院，则会“如身使臂，如臂使指，合四万万之众如一人，虽以并吞四海无难也。何至坐视彼族越九万里而群逞披倡，肆其非分之请，要以无礼之求，事无大小，一有龃龌动辄称戈，显违公法哉?”不过，郑观应也意识到西方议院的成效与其严格的选举制度及民智广开有关，他说“且选举虽曰从众，而举主非入本籍至十年以后，及年届三十，并有财产身家，善读书负名望者，亦不得出名保举议员，其杜弊之严又如此”。而其严格的选举制度又由于“泰西学校多、教育人材之盛所致，矧其无处不设日报馆，无人不观日报，中外之事老少咸知”。郑氏在长期经营洋务企业的艰难中，深知外来的制度设施要在中国真正见效，要有一定的环境和条件，否则就会造成东施效颦的后果。如他说的: “我国学校尚未振兴，日报仅有数处，公举议员之法，殆未可施诸今日也”。
总的来说，自鸦片战争至戊戌维新运动前，少数开眼看世界的中国士人已经认识到西方政治制度广开言路、下情上达的重大意义，从而对其赞赏、仰慕甚至要求借鉴。当然，由于时代的局限性，他们对西方政制的理解和介绍只是局限于对若干政治机构和政治形式的粗浅勾画，且往往失之肤浅，并对西方民主政治的解读总以中国传统理想中的三代来附会，至于从理论上根究西方民主政治的脉络及其产生的条件却很少。但从中国政治民主化的长时段来看，他们那种“但开风气不为师”的初步尝试对后来中国政治民主化的探索者却起了思想启蒙作用。如魏源的《海国图志》对洋务派有一定的影响，而梁启超于 1890 年在上海读到徐继畲的《瀛环志略》对西学的兴趣大增，早期维新派有关西政的思想演说更是戊戌维新派的思想来源之一。无论如何，都不能低估他们在中国政治近代化历程中的拓荒作用。
【参考文献略】
网编：客卿
广东名儒梁廷枏在其 1846 年撰写的《海国四说》中，对有关西方物质发达的描写在其书中分量不大，其所津津乐道的倒是英美等国的政治制度。他指出: 美国是民选统领( 总统) ，国家大事均由统领与民共议; 在每年十二月第一个礼拜日，各省民选的“议事阁官”( 参议员) 和“选议处官”( 众议员) 聚集在“国之公所”( 国会) ，对有关国家大事进行讨论; 地方上美国各地也都设有“公堂”，“公堂”为“首”( 州长) 、“副领”( 副州长) 及“议拟”( 上院议员) 、“民选”( 下院议员) 议事的地方。由于国事“与民共议”，故对议员的要求较高，议员的选举“必慎选之。选之则自县始，县选于众，年未二十一者不与也”。对于所议之事，无论大小缓急，“必集议而后行。议必按例，否则虽统领不自专”。总统有一定的任期，即便表现再好，也“不能逾八年两次以外”，总统不能“以人变法”，“既不能据而不退，又不能举以自代。其举其退，一公之民”。
在谈到英国的政情时，梁氏指出: 英国讨论国事的机构是“巴里满( 议会) ”。每当国王新立，必先在议会“议其可否”。国家大事一般是“王与官民”同在议会进行讨论。会议三年为期，除过录用大臣及刑杀职官外，包括兵事都必须在议会“议准乃行”。至于“一切创例、置官及增减税饷、行用楮币，皆由议会转行甘文司( 内阁大臣) 交给国王处置，如果国王处置出现差错，循例“责奉行者”，由议会讨论惩罚，职官则于每年年终会核，“别其功过而黜陟之”。这实际上是内阁限制王权的表现。他说，英国自开国时，“已有五等之爵职。最尊与王共治国事，统称之曰国政公会。”梁氏所说的“国政公会”实际上是英国自中世纪早期以来就存在的由大贵族和高级僧侣组成的“大议会”，大议会的职责是协助国王治理国事，这实际上是英国内阁制的起源。
福建巡抚的徐继畲在《瀛环志略》一书中则对近代西方各国的政治制度进行了更为详细的叙说。徐氏说，瑞士“推乡官理事，不立王侯”，是“西土之桃花源也”。英国的都城伦敦有“公会所”( 议会) ，“公会所”由“爵房”( 上议院) 和“乡绅房”( 下议院)组成。“爵房”由有爵位贵人及耶稣教师组成，而“乡绅房”由庶民推“有才识学术者”构成。每逢国有大事，由“王谕相，相告爵房，聚众公议，参以条例，决其可否”，然后再“转告乡绅房”，最后由“乡绅大众允诺而后行”。一旦“乡绅房”不通过，则“寝其事勿论”。徐氏以简洁的语言叙说了英国国王、首相与议会两院的关系。
如果说徐氏对英国政治制度的叙说基本是中立的客观介绍，其对美国的政治制度则带有明显的仰慕之情。他说，美国立国之时，华盛顿与众人议曰:“得国而传子孙，是私也。牧民之任，宜择有德者为之”。又在按语中指出“华盛顿，异人也。……既已提三尺剑，开疆万里，乃不僭位号，不传子孙，而创为推举之法，几于天下为公，骎骎乎三代之遗意”。徐氏还对美国的选举制度进行了详细陈述。他说，“乡邑之长，各以所推，书姓名，投匦中，毕则启匦，视所推独多者立之，或官吏，或庶民，不拘资格。退位之统领，依然与齐民齿，无所异也”。徐氏还注意到美国总统制对南美国家的影响。他指出，象墨西哥、秘鲁、阿根廷、玻利维亚等国，在赶走西班牙人以后，纷纷不设国王，仿行美国总统制。但他发现总统制在南美并不尽人意，如“墨西哥拥土自擅，全效米利坚，而治忽殊途，显晦异辙”，而阿根廷“疆界未定，法制不立，诸部不免内讧，与米利坚有治乱之分”，他认为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是“立国规模，固全在乎创始之人哉! ”也就是说，南美国家在学习美国总统制的失败是由于缺乏象华盛顿那样的人物，这里明显体现了徐氏用中国传统的人治思想解读美国的政制。
相比同时代的梁廷枏、徐继畲等人，魏源在《海国图志》除对西洋的坚船利炮、养兵练兵之法介绍的之外，对于美国的政治制度更是推崇备至。开篇伊始他就用“武、智、公、周、富、谊”来赞扬美国。他说美国“公举一大酋总摄之，匪惟不世及，且不四载即受代，一变古今官家之局，而人心翕然，可不谓公乎?”关于美国总统制的起源，魏源的解说不同于上述梁徐二位。他说，独立战争之后，美国鉴于战后的具体情况及对英国君主制的警惕，美国人觉得“立君而继嗣不贤，或至暴虐，国亦终乱，将何以善后?”于是公推华盛顿为总统，并议定“身后公举贤者更代，不世及，不及任”。对于总统和副总统的职责、权力、薪俸和年限魏源进行了详细说明。他还看到了美国总统权力受到议会的制约。他指出，有关军国大事与关系外邦和战的外交问题，“勃列西领( 总统) ”必与“西业”( 指参议院) 会议而后行，如所见不同，则三占从二。
对于美国国会参众两院魏源也进行了比较精确的论述。他说，美国的“兖额里士衙门( 国会) ”主管国家法令之事，分为二等，一是西业( 参议院) ，一是里勃里先好司( 众议院) 。西业内的西那多( 参议员) ，由毎部落( 州) 公举二人充任，六年更换。国会议事一般在每年十二月每月第一个周日，参议员和众议员集会，就赋税、贷款、贸易、货币、冤狱、俘虏及外来侵略等国家大事一一定议。他还把是否设立议事机构作为一种评价政治优劣的标准，如认为北非的摩洛哥虽然“力革污俗，政事文学日渐起色，惟所行律法，仍用回教，且未设议事之官”，政令严酷，由于未设议事之官，以致“国王任意出令，无敢谏者”。他认为美国的政治是一种“可垂奕万世而无弊”的制度。
19 世纪下半叶，随着中西交往的扩大，中国士人开始走出国门，直接目睹了西方各国的政治实情，故对西方政情的了解更为全面和客观，并对中西双方政治制度的优劣进行一定的比较，有的还提出中国在政治制度层面应向西方学习的愿望。冯桂芬在《校邠庐抗议》中指出中国“君民不隔”不如西方。之后，郭嵩焘在光绪初年出使西洋诸国后发现西方的议会民主、法律公正以及舆论开放。与郭氏一同出使英国的刘锡鸿则目睹了英国议会开会情况。当谈及对英国政情的感受时，他说，英人“无闲官、无游民、无上下隔阂之情、无残暴不仁之政、无虚文相应之事”。这已经是明确的肯定和赞颂。郭嵩焘与刘锡鸿两人关系不睦，但对英国政治的肯定却是一样的。
王韬二十多年在香港和欧洲流亡的经历使其对西方的民主政治更是深有体会。在《弢园文录外编》中，王氏指出，西方国家在政治上有三种形式:君主之国、民主之国及君民共主之国。他说，所谓君主之国是“一人主治于上而百执事万姓奔走于下，令出而必行，言出而莫违”，他认为这种国家要想长治久安的话，君主必须是尧舜之君，但这是可遇而不可求的，中国只在三代以前出现过。所谓民主国家是“国家有事，下之议院，众以为可行则行，不可则止，统领但总其大成而已”。他认为民主国家的问题是“法制多纷更，心志难专一”。而所谓君民共主制是“朝廷有兵刑礼乐赏罚诸大政，必集众于上下议院，君可而民否，不能行，民可而君否，亦不得行也，必君民意见相同，而后可颁之于远近”。他理想中的政治是君民共主制度，因其能够“上下相通，民隐得以上达，君惠亦得以下逮”。他认为英国富强之本就在于其“上下之情通，君民之分亲”的君主立宪制，而不是坚船利炮。王韬从整体上对西方国家的政体进行了精确的概括，对其利弊得失的评价相对也比较到位。
一生“究心泰西政治、实业之学”的郑观应明确指出: 西人“治乱之源”和“富强之本”，不只是船坚炮利，而在于“议院上下同心，教养得法”。他认为西方国家议院的意义在“集众思，广众益，用人行政一秉至公，法诚良、意诚美矣。无议院，则君民之间势多隔阂，志必乖违。力以分权，权分而力弱，虽立乎万国公法之中，必至有公不公、法不法，环起交攻之势。故欲借公法以维大局，必先设议院以固民心”。他比较了彼时西方各国现存的三种政体的利弊得失，认为美国议院过重民权，而法国议院难免叫嚣之习，而“适中经久者”则莫如英、德两国议院制度。英德两国“议院揽庶政之纲领，而后君相、臣民之气通，上下堂廉之隔去，举国之心志如一，百端皆有条不紊，为其君者恭己南面而已。故自有议院，而昏暴之君无所施其虐，跋扈之臣无所擅其权，大小官司无所卸其责，草野小民无所积其怨，故断不至数代而亡，一朝而灭也”。他明确主张中国设立议院，变君主专制为君主立宪制，以中国四万万人口的大国，如能设立议院，则会“如身使臂，如臂使指，合四万万之众如一人，虽以并吞四海无难也。何至坐视彼族越九万里而群逞披倡，肆其非分之请，要以无礼之求，事无大小，一有龃龌动辄称戈，显违公法哉?”不过，郑观应也意识到西方议院的成效与其严格的选举制度及民智广开有关，他说“且选举虽曰从众，而举主非入本籍至十年以后，及年届三十，并有财产身家，善读书负名望者，亦不得出名保举议员，其杜弊之严又如此”。而其严格的选举制度又由于“泰西学校多、教育人材之盛所致，矧其无处不设日报馆，无人不观日报，中外之事老少咸知”。郑氏在长期经营洋务企业的艰难中，深知外来的制度设施要在中国真正见效，要有一定的环境和条件，否则就会造成东施效颦的后果。如他说的: “我国学校尚未振兴，日报仅有数处，公举议员之法，殆未可施诸今日也”。
总的来说，自鸦片战争至戊戌维新运动前，少数开眼看世界的中国士人已经认识到西方政治制度广开言路、下情上达的重大意义，从而对其赞赏、仰慕甚至要求借鉴。当然，由于时代的局限性，他们对西方政制的理解和介绍只是局限于对若干政治机构和政治形式的粗浅勾画，且往往失之肤浅，并对西方民主政治的解读总以中国传统理想中的三代来附会，至于从理论上根究西方民主政治的脉络及其产生的条件却很少。但从中国政治民主化的长时段来看，他们那种“但开风气不为师”的初步尝试对后来中国政治民主化的探索者却起了思想启蒙作用。如魏源的《海国图志》对洋务派有一定的影响，而梁启超于 1890 年在上海读到徐继畲的《瀛环志略》对西学的兴趣大增，早期维新派有关西政的思想演说更是戊戌维新派的思想来源之一。无论如何，都不能低估他们在中国政治近代化历程中的拓荒作用。
【参考文献略】
网编：客卿
发布时间：2013-03-03 22:55: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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