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极而衰是王朝更替的规律。清康乾盛世掩盖不住民生维艰。康乾之后，重疴在身的大清王朝不可避免地走向了腐朽和没落。回顾清末这段历史，不难看出: 面对日渐激化的社会矛盾和西方列强的侵略，清政府只有奋发图强、改革维新之一途，舍此别无二选。
一、由器物到制度——对改革认识的逐步深化
自 18 世纪下半叶开始，清王朝已经走上衰败的道路。吏治日益腐败，大小官吏贪风炽盛，营私舞弊，贿赂公行。“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就是当时的写照。军队也很腐化，武备废弛。鸦片战争前，清王朝拥有 22 万八旗兵和 66 万绿营兵。但不论是八旗还是绿营，都已腐败不堪。此种情况下，会党和农民起义持续不断，此起彼伏。晚清的统治已经不能照旧进行下去了。
正当晚清国势江河日下之际，西方英、法、美等国的资本主义却在迅猛发展。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里面指出: “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1］
英国自 18 世纪 60 年代开始工业革命，到 19 世纪三四十年代，基本完成了用机器生产代替手工生产，成为世界上最强大、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美国经过 1776 年的独立战争，近代工业发展迅猛，鸦片战争前，对华贸易额仅次于英国。法国经过 1789 年资产阶级革命，资本主义迅速发展。鸦片战争前，法国工业产量在世界上已居第二位。总之，鸦片战争前，中国的传统社会在日渐衰落，而西方的资本主义却在迅猛发展，西方在同东方的比较中已经占据绝对优势。
自十五六世纪新航路开辟以来，西方主要国家就开始了殖民扩展。工业革命以后，以雄厚的工业为基础，西方强国的扩张势头更加猛烈。而此时，惟我独尊的天朝中心观念在清王朝统治者心中依然根深蒂固，丝毫没有随时代的变化而改变。第一次鸦片战争期间，尽管有林则徐和魏源等少数睁眼看世界的官员和知识分子群体开始研究西方，但作为统治阶级代表的清政府由于传统思想的限制和制度惰性，并未重视魏源在第一次鸦片战争期间提出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拒不考虑国外的现实情况，“最后的结果是，中国在为现代化防务的奋斗中，基本‘丧失’了鸦片战争以后的二十年时间”［2］185。
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失败，震动了一部分中国人。特别是镇压太平天国过程中崛起的一部分汉族官僚认识到中国面临着几千年未曾见过的新情况。李鸿章总结说，西方是中国数千年来所面临的最强大的敌人。［2］187他们断言，如果孔门圣人活在 19 世纪，也会鼓吹变革。但这种变革仅仅停留在器物层面，即学习西方的技术，特别是军事技术。在“自强”的口号下，他们创办了中国近代第一批军事工业，以期“师夷长技以制夷”。后来又逐渐认识到发展经济的重要性，19 世纪 70 年代起，他们又开始以“求富”为口号，开办了中国近代第一批民用工业。
洋务派“自强”和“求富”的器物层面的学习西方运动以甲午战争的失败而告终。中国居然被蕞尔小国、向以中国为师的日本打败，这一事实深深地触动了全体国民。以光绪皇帝为代表的清政府内部的一部分改良派最终认识到，以“自强”和“求富”为目标的学习西方的军事技术的努力，依然无法使中国富强起来。没有现代的制度作为支撑，中国的所谓富强终究是黄梁一梦。于是，清政府内部一部分人开始把改革的目标瞄准了制度层面，戊戌变法由此展开。
二、立宪与革命——政体改革的压力与动力
庚子拳乱和辛丑条约之后，清政府统治的合法性遭受严重危机。慈禧为改变顽固和保守的形象，示好列强以维持统治地位，高调宣布实行“新政”，其主要内容仅仅集中于“废科举，办学校，派游学”和变官制、编练新军、修订刑律等内容。虽然，清政府 1901年的“新政”未能触动政体改革，但是，政体改革已经成为各方关注的焦点。清政府面临着政体改革的巨大压力。
清政府的顽固守旧态度和在历次中外战争中的失败、历次的割地赔款，催生了资产阶级革命派。早年的孙中山也有改良倾向。1894 年，孙中山上书直隶总督、北洋大臣李鸿章，提出“人能尽其才，地能尽其利，物能尽其用，货能畅其流”的改革主张，但未被接受，转而走向革命。
19 世纪 90 年代，不少人开始主张以暴力革命彻底推翻由满人成立的皇朝及帝制，建立类似法国及美国的共和政体。最早主张革命的人多数集中在海外，多为留学生、华侨青年。最早期的革命团体亦是在海外成立，当中由杨衢云、谢缵泰等为骨干的辅仁文社在 1890 年左右即成立于英属香港。而孙中山亦于1894 年 11 月 24 日在檀香山首次组织兴中会，为革命筹措经费。二者后来在 1895 年 1 月在香港合并，继续称为兴中会，并且于同年 10 月 26 日首次在广州发动武装起事( 第一次广州起义) ，但并未取得成功。孙、杨二人因此被通缉。孙中山于 1895 年在伦敦为清廷所绑架( 中山伦敦蒙难事件) ，因而闻名国际。1905 年，孙中山领导的兴中会在日本东京改组为同盟会。此后六年间，同盟会和受同盟会影响的国内其他反清分子组织和领导了11 次规模较大的武装起义。
为消弭革命派的造反活动，立宪改革似乎成了清政府维持统治合法性的唯一办法。清政府内部的“立宪”政改的呼声不断。1904 年 2 月，日俄战争在中国东北爆发。3 月，驻法使臣孙宝琦、驻俄使臣胡惟德、驻英使臣张德彝、驻比利时使臣杨兆联名上奏，要求变法以激励人心。4 月，驻法公使孙宝琦单独上书政务处，他声称: “日闻民族危论，椎心疾首，无地自容”，“吁请圣明仿英德日本之定制为立宪政体之国”。随后，比较开明的地方实力派人物如两江总督周馥、湖广总督张之洞和两广总督岑春煊都要求“变更政体”，实行立宪。截至 1905 年 6 月底，清政府在位的八位总督中，就有云贵总督、两广总督、两江总督、湖广总督和直隶总督共五位总督奏请立宪［3］，中央更有军机大臣瞿鸿玑和奕劻明确表示支持立宪变法，立宪派在清政府中形成了一个强大的压力集团。
立宪活动得以展开的一个直接原因是 1905 年的日俄战争，日本以君主立宪小国战胜俄国那样一个专制大国，给清廷上下以很大震动。“日俄之胜负，立宪专制之胜负也。”［4］朝野上下普遍将这场战争的胜负与国家政体联系在一起，认为日本以立宪而胜，俄国以专制而败，“非小国能战胜于大国，实立宪能战胜于专制”。
迫于内外压力，清政府不得不派镇国公载泽等五位大臣远涉重洋考察宪政，为政体改革做准备。1905年载泽等五位大臣出洋考察归来以后，清政府确定宪政方案可行，并对日本的立宪君主制表示出很大兴趣，于是再派达寿等人到日本专程考察。考察的结果是 1906 年 9 月 1 日清廷发布“预备立宪”的上谕，诏示天下，表明对宪政的态度。第二天宣布改革官制，派载泽等 14 人编纂改革方案，由奕匡、瞿鸿玑、孙家鼐总司核定。从民间反应来看，这些以地方绅商为主体的新兴政治群体对清廷提出的“预备立宪”的回应也是积极和肯定的。
1911 年( 宣统三年) 5 月 8 日，清政府在立宪派国会请愿运动的压力下，颁布《新订内阁官制》，实行所谓“责任内阁制”。下令裁撤旧设内阁及军机处，成立由十三名国务大臣组成的新内阁，载沣组建满族亲贵内阁的图谋彻底暴露。更为致命的是，皇族内阁上台后的第一号命令就是宣布实行铁路干线国有政策。抛开政策本身不谈，这一政策的最大后果就是把上至新兴资产阶级、下至士绅百姓直接推向了清政府的对立面，引发了全国性的保路运动风潮，极大地动摇了清政府的统治根基。1911 年 9 月，四川暴发立宪派领导的“保路运动”，遭到镇压后，9 月 25 日，荣县宣布独立。10 月，革命党人组织的湖北新军起义，辛亥革命爆发。立宪革命殊途同归，共同埋葬了清王朝。
三、晚清立宪改革的透视
回顾清王朝最后 71 年的历史，特别是清王朝在对待改革自强问题上的态度和做法，至少在以下几个方面值得反思:
( 一) 因循守旧，不能敏锐洞察世界发展的大势
工业革命后的英国曾于 1793 年派遣马嘎尔尼勋爵使团和1816 年派遣阿美士德勋爵使团访华，要求与中国建立经常性外贸关系，但都因为觐见礼仪，遭到清王朝统治者拒绝。第一次鸦片战争，尽管英国仅仅以两万之众不远万里来袭，却在中国东南沿海攻城略地，中国先后调动了9 万多军队抵抗，仍然大败乞和，最高统治者道光皇帝依然麻木，甚至在和谈期间，他还指示负责与英国人谈判的耆英不宜亲自会见英国人［2］184。有了这样的皇帝，就有了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昧于世界大势、坚持鸵鸟政策的两广总督叶名琛。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即便是以“自强”和“求富”为号召，清政府地方实力派的洋务运动也受到不断的阻挠和诋毁。1866 年 12 月，在同文馆增设天文算学馆的问题上，顽固派鼓噪反对，山东道监察御史张盛藻首先呈递奏疏，予以弹劾。大学士倭仁更大谈“立国之道，尚礼仪不尚权谋; 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5］的高调。吓得一些谋求“正途”出身的读书人不敢去考天文算学馆了。
即便是主要针对科举、经济和军事方面的制度改革，也遭到以慈禧太后为首的顽固派的坚决镇压。以慈禧太后为代表的保守顽固的清王朝最高统治者始终不能也不愿正视世界已经发生的变化，作出及时和有效的反应。浑浑噩噩中，迎来了 1900 年帝国主义侵华的最高峰。
《辛丑条约》后，清政府“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的态度，表明它已经完全沦为了“洋人的朝廷”。20 世纪初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派之所以要推翻清王朝的统治，一个重要的理由就在于此。1904 年 1 月，孙中山在《驳保皇报书》中阐述革命的理由时也明确写道: “今有满清政府为之鹰犬，则彼外国者欲取我土地，有予取予携之便矣。故欲免瓜分，非先倒满洲政府，则无挽救之法也。”［6］这是革命党人的基本共识。20 世纪初立宪思潮的兴起和发展，原因虽是多方面的，但民族危机的刺激，无疑是最为重要的原因。
( 二) 百般迁延，未能主动掌控改革的领导权
纵观世界各国现代化的发展规律，中央集权的加强、政治集团具有现代化改革的意识和迫切要求是各国现代化得以推行的两个基本条件。清王朝的现代化的进程是开始于中央权威的衰败。在镇压太平天国运动中壮大的官僚地主，是地方官员和实力派强力推行的结果，而不是在中央有力主导下进行的。以慈禧太后为核心的顽固僵化的中央统治集团错失了主导改革的良机。这种自下而上的现代化运动注定了中国与其他各国的不同的现代化结果。
现代化转型比较成功的国家有一个共同的规律，即现代主权国家的成立和中央集权的形成相伴而生。由中央主导完成由传统向现代的变革，或者说，中央集权是现代化的必要条件。对此，亨廷顿的解释是:“传统的社会势力、利益、习惯和制度在这些社会( 传统的社会——作者注) 中根深蒂固。要改变或摧毁这些传统势力，必须将权力集中于现代化的推行者手中。现代化与政治制度内权力的大幅度重新分配相关联: 地方的、宗教的、种族的以及其它权力中心必须摧毁，权力要集中于全国性的政治机构。”［7］128
在西方，英法两国通过百年战争实现了中央集权，开始了现代化的进程和现代国家的建构。在中欧，意大利和普鲁士王国通过自上而下的王朝战争，实现了国家的统一和中央的集权，开始了现代化的进程。在东方，日本通过明治维新，废除了幕府制度，加强了明治政府的中央权威，在中央政府的领导下开始了现代化的进程。
与西方的现代化和日本的现代化不同的是，中国最初的现代化运动——洋务运动，从一开始就是地方实力派主导进行的。
虽然恭亲王奕忻和军机大臣、侍郎文祥( 1863 年后晋升为尚书) 等满洲权贵，是中央洋务运动的倡导者，他们长期主持总理衙门，在清政府中地位最高，是洋务派在中央的代表。但是，他们并未掌握军队，也没有经办和主持具体的洋务企业，因此，并不是洋务运动中的实力派。文祥于 1876 年去世，而奕忻则因与慈禧太后有矛盾，于 1884 年 4 月被慈禧太后撤去一切职务，长期置于闲散地位，直到 1895 年才重入总理衙门，彼时洋务运动已经破产了。中国洋务运动的主导者实际上是地方的军政首脑等实力派人物，如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刘坤一、盛宣怀以及稍后的刘铭传和张之洞等人。
这种地方实力派自发推动的现代化运动，由于没有中央的统一部署、规划和领导，往往各自为政，或者人亡政息。湘军将领左宗棠，1866 年任闽浙总督期间，创办了福州船政局，等他调任陕甘总督后，他掌握的洋务企业仅有兰州织呢局和兰州制造局，而福州船政局因得不到有力人物的支撑而奄奄一息，于 1884年中法一战，损失殆尽。
虽然，经历了太平天国运动和陕甘回民起义动乱后，清政府折冲樽俎，在各派地方军事势力之间玩弄平衡，中央权威一度有所提升，也出现了所谓的“同光中兴”。但是，清政府的最高统治者安于现状，未能抓住和把握这一改革的有利时机，学习和赶上西方列强，白白丧失了十多年的改革时机。而倡导洋务运动的地方实力派，不仅掌握着地方的军政大权，更是通过以“自强”和“求富”为口号，大力兴办军工企业和民用企业，增强自身势力，“在洋务运动中，洋务派头子们除了维护清朝统治的共同目的外，还各自打着小算盘，为本集团扩展势力。”［8］兴办洋务成为他们纵横官场的资本。
这种中国式的自下而上的现代化运动，不仅没有给中国带来富强，反而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地方实力派的军政和财政大权，进一步削弱了中央权威的巩固，为民国时代军阀割据打下了基础。
( 三) “中体西用”，改革缺少明确的顶层设计方案
在遭受西方列强侵略后，被迫改革的清政府面临的最大的问题是中央领导层对改革没有一个明确的顶层设计方案。改革始终是修修补补，知难而退。晚清的改革经历了一个由器物学习到制度学习的过程，经历了一个从“师夷长技以制夷”到“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过程，而制度学习过程中，又始终坚持“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保守思想，迟迟不肯触动更不肯推动政体改革，致使几十年的改革没有收到实质性的成效。
魏源是中国近代史上明确提出向西方学习的人，他在《海国图志•叙》中指出，是书何以作? 曰: “为以夷攻夷而作，为以夷款夷而作，为师夷长技以制夷而作”。这是第一次鸦片战争后中国知识分子对于外来侵略的反应和思考。19 世纪 60 年代以后，洋务派先后提出过“自强”和“求富”的口号，学习西方科技，发展中国经济。洋务运动主张在维护清王朝封建统治的基础上，采用西方造船炮、修铁路、开矿山、架电线等自然科学技术以及文化教育方面的具体办法来挽救统治危机。1861 年( 咸丰十一年) ，冯桂芬在《校邠庐抗议》中说: “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是对洋务运动指导思想最明确的解释。
19 世纪七八十年代，早期资产阶级维新派提出学习西方议会制度。甲午战争后，他们更进一步抨击洋务派学习的思想是舍本求末，希望中国能像西方那样实行君主立宪。为此，1896 年( 光绪二十二年) 礼部尚书孙家鼐《议复开办京师大学堂折》中再次提出，“自应以中学为主，西学为辅; 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对此，张之洞在 1898 年 5 月出版了《劝学篇》，对洋务派的指导思想作了全面系统的阐述，重申“旧学为体，新学为用”，反对政治制度的改革。20 世纪初年，清政府推行新政，仍然奉行这一主张，未能对政治体制进行根本性变革。
甲午战争的失败标志着洋务运动的失败，中国向西方的学习开始由器物转向了制度层面。1898 年改良主义者的戊戌变法，是中国清朝光绪年间的一项政治改革运动。尽管其主要内容仍不外乎学习西方，提倡科学文化，改革政治、教育制度，发展农、工、商业等，但仍遭到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守旧派的强烈镇压。《辛丑条约》签订后，为示好西方，慈禧太后高调宣布新政改革。其内容也不过是“废科举”、“编练新军”、“振兴商务，奖励实业”和“改革官制，整顿吏治”，涉及政治方面的仅仅是政府机构和机构职能的调整而已。
直到 1905 年，在各方的强大压力下，清政府才极不情愿地走上了宪政改革之路。即使是慈禧太后派五位大臣出洋考察宪政，准备立宪改革，清政府内部的反对声浪依然不断。有人断言，立宪“施之我国，则有百害而无一利”［9］107 －108。等五位大臣考察归国后，内阁大学士文海仍奏陈立宪有六大错，顽固反对立宪改革［9］140。
1906 年夏秋之际，经过近半年的海外考察的两批出洋大臣在梁启超和杨度等人事先写好的有关实行宪政的文章的基础上草拟了一份“考察宪政报告”，向清朝政府复命，认为立宪有三大好处: “皇位永固”、“外患渐轻”、“内乱可弭”。正式提出了实行君主立宪的主张，并且还指出“立宪利于君，利于民，不利于官”。由此可见，清政府立宪的出发点就是巩固皇权，使“皇位永固”，因而“皇族内阁”的出台也是其逻辑发展的必然了。因此，晚清的立宪改革，从一开始就没有一个关于最高权力的顶层设计方案，统治集团一切的改革政策和程序都是围绕着如何牢牢掌控最高权力而不是合理有效地分权。
( 四) 犹豫不决，没有彻底的改革勇气和决心
当清政府在内忧外患的交困下摇摇欲坠之时，政体改革成为了唯一的出路。但清政府统治者仍旧妄图借立宪改革之名，行专制集权之实。在预备立宪过程中，百般阻挠和拖延宪政改革进程。希望和失望的巨大落差，导致了占社会主导地位的立宪派的彻底倒戈，在众叛亲离中，清政府彻底覆灭。
清末的宪政改革实际上是一种新型政体的构建，是一种制度的创建。在一种新的政治制度的构建时期，亨廷顿认为: “要摧毁盘根错节的传统权益，常常需要动用新的社会势力参与政治，因此一个正在进行现代化的制度还必须具有将现代化造就的社会势力吸收进该体制中来的能力。在很多情况下，这些社会势力是一些在传统社会中并不存在的新的社会团体，例如企业家和工人。然而，至少同样重要的是政治体制还须能将那些在现代化进程中获得政治意识的传统社会团体结合进来。团体意识的发展使得这些团体对政治制度提出要求，并呼求参与政治体制。对这些要求的能力反映，在某种程度上，乃是对一个制度的考验。”［7］129
作为新的社会势力之一的立宪派有两个要求: 一个是速开国会，一个是建立责任内阁。
1907 年秋，宪政讲习会向政府呈递请愿书，要求速开国会。各省闻风响应，清政府迫于舆论压力，在1908 年 8 月，一面以“明图煽动，扰乱治安”为罪名查禁政闻社，一面公布由宪政编查馆编写的《宪法大纲》，并宣布以九年为预备期限，承诺在“光绪四十二年”实行君主立宪政体。同时宣布，在第一年内各省成立咨议局，为资政院的成立做准备。1909 年 12月，奉天、吉林、直隶、江苏、湖南等 16 省的咨议局代表在上海聚会，以直隶咨议局骨干孙洪伊为代表第二次进京请愿，要求速开国会。1910 年 1 月，清政府收到请愿书，1 月 13 日发布上谕称“筹备既未完全，国民知识程度又未划一”，拒绝请求。6 月 16 日，请愿团第二次请愿，清廷仍然拒绝松口。10 月，参加请愿的人数急剧增加，规模扩大，不少省份出现游行请愿行动，清政府迫于压力，应承于“宣统五年”开国会。一部分请愿者对这个结果仍然不满意，继续扩大活动，要求立即开国会，清政府恼羞成怒，强行镇压了这次的请愿行动。
速开国会的要求没有实现，“皇族内阁”的出台就更是让这些立宪派彻底失望。它的成立表明，清政府根本无意实行君主立宪，只是借“立宪”之名集权于皇族，抵制革命。这也等于是证明了革命党人反清排满和实行种族革命主张的正确性。因此，武昌起义爆发的七个星期内，15 个省以咨议局为中心纷纷宣布独立，在清政府的覆灭过程中，立宪派的态度极为重要。
与朝野立宪派的普遍失望相比，地方汉族大员对新内阁的失望和反感同样是致命的。满清作为少数民族政权，本来就对汉族势力增长极为敏感。但为了政权的巩固，又不得不任用汉人。在镇压太平天国运动过程中，汉族地方实力派的崛起已成不可阻挡之势。1860 年，咸丰帝任命曾国藩署两江总督，加钦差大臣衔，督办江南军务、节制长江南北水陆各军。1861 年 11 月，辛酉政变后上台的慈禧太后，完全依赖曾国藩抗衡太平天国，让其统辖江苏、安徽、江西、浙江四省军务，四省巡抚、提督以下文武官员都归他节制。不仅用兵方略，就连任命地方大员也听从他的意见。慈禧对汉族湘淮集团的依赖和使用，使湘淮集团发展成为地主阶级当权派中最大的实力派。从1861 年到 1864 年太平天国的失败，共有 21 个湘军头目出任督抚。以 1863 年为例，清廷设 8 个总督( 未含漕督、河督) 15 个巡抚实缺，湘军集团共占 5 个总督、9 个巡抚［10］。湘淮集团不仅拥有军事大权，而且也掌握了地方的行政和财政大权，他们绝大多数盘据在中国富庶的东南沿海及长江中下游地区，在自己的辖区内拥有相对独立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大权。
而“皇族内阁”名单的出台，剥夺了地方督抚直接向皇帝上奏入对的权利，改将各省交由内阁统辖，而这是早已坐大的地方实力派完全不可接受的。加之保路运动形成的全国性的抗议浪潮，在湖北新军顺时而动之时，这些地方实力派和立宪派摇身一变，加入了反对清政府的阵营。这样，在众叛亲离中，没有诚意进行宪政改革的清王朝的覆灭也就成为必然。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M］．人民出版社，1995: 277．
［2］费正清．剑桥中国晚清史( 1800—1911) 下卷［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
［3］周叶中，江国华．博弈与妥协——晚清预备立宪评论［M］． 武汉: 武汉大学出版社，2010: 4．
［4］沈祖宪．容庵弟子记( 卷三) ［M］． 北京: 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9．
［5］洋务运动( 第 2 册) ［M］/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1959: 38．
［6］孙中山全集( 第 1 卷) ［M］． 北京: 中华书局，1981: 234．
［7］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M］． 上海: 三联书店，1989．
［8］陈旭麓．中国近代八十年［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 243．
［9］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 上册) ［M］． 北京: 中华书局，1979．
［10］邱永文，邓智旺．晚清国家权力状况与现代化运动［J］． 怀化师专学报，2000( 4) : 41．
责任编辑：客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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