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百家、朱丹：中国经济体制两次转型的历史比较（下）

　　第二次转型：对传统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改革

　　中国经济体制的第二次转型发生在改革开放新时期。与经济体制的第一次转型相比，这是个困难得多的过程。关于这次经济体制改革有大量研究，但对历史领域来说，这仍是一个新题目。本文第二部分将着重探讨经济体制改革的动因，以及从计划经济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程中的一些关键环节。

　　(一)计划经济体制的困境和国内外环境的变化

　　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至70年代中期，中国实行计划经济的时间长达20余年。在这段时间里，国民经济的发展大起大落，并未实现有计划发展，而且长期处于短缺状态，人民生活的基本必需品始终凭票证供应。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计划经济体制的缺陷无疑是一个重要原因。

　　事实上，在全面计划经济体制建立后不久，中国领导人就多少意识到这种体制存在缺陷。最初感到的弊端主要是这种体制权力过于集中，统得过死，不利于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为此，曾做过一些改革尝试。比较重要的一次发生在1958年。重点是向各级地方政府下放权力，变中央计划经济为地方政府计划经济。主要措施包括下放计划权，企业管辖权，物资分配权，基建项目审批、投资和信贷管理权，财政权和税收权，劳动管理权六方面的内容。这次改革造成了经济上的混乱。1961年开始收权调整，重新将经济管理大权收归中央，经济秩序得以恢复，但又重新走回高度集中的计划体制。直至“文化大革命”结束，有限的改革尝试都是在计划体制框架内进行的，始终在“一统就死、一放就乱”的怪圈中循环，无法摆脱出来。

　　这一时期，也有个别负责经济工作的领导人和学者注意到市场问题。如陈云曾在1956年提出“三个主体，三个补充”的主张，即：在工商业经营方面，国家和集体经营是主体，个体经营是补充;在生产计划方面，计划生产是工农业生产的主体，按照市场变化而在国家计划许可范围内的自由生产是补充;在社会主义统一市场里，国家市场是主体，国家领导的自由市场是补充。经济学家孙冶方、顾准在50年代中期，从经济理论方面阐释了价值规律在社会主义经济中的作用，60年代孙冶方更是鲜明提出“千规律、万规律、价值规律第一条”。这些具有真知灼见的观点当时或未受到重视，或在不同程度上遭到批判，但这毕竟是对计划经济迷信的最初挑战，为日后的改革提供了宝贵的启示。

　　计划经济缺陷的暴露以及人们对这种缺陷的认识是一个逐渐发展的过程。在实行全面计划的20年中，中国先后制定了四个五年计划。值得注意的是，除“一五”计划执行情况较好外，其他三个五年计划并未真正执行，而是出于各种需要不断调整和修改。从当时的情况看，这主要是受不切实际的高指标、战备等因素的影响;其深层次原因则是现在依据信息论所证明的，面对极其复杂的经济活动，政府不可能预制周密的、符合实际的指令性计划，计划体制虽可以通过行政手段来动员各种资源，却无法有效地配置资源。在实际工作中，特别是到“文化大革命”后期，人们已明显感到基层生产单位缺乏活力，经济体制总体效率不高。

　　计划经济体制在实践中的表现不如人意，是中国实行改革的重要动因;“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又出现两个有利于实行改革的新因素。十年动乱结束之后，人们希望夺回失去的时间，加快四化建设成为全国上下的一致呼声;与此同时，中国的外部环境也发生了极大的变化，中国同大多数发达国家的关系已实现了正常化，人们走出国门看到了真实的外部世界，也看到了实行对外开放的机遇。由此，中国的改革开放迅速启动。

　　(二)有明确对象却无明确目标的经济体制改革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对象从一开始就是明确的，改革针对的就是旧的计划经济体制，特别是其中那些已为人们所认识到的弊端。然而，改革的目标却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由于各种原因而难以确定，这使得经济体制改革的过程充满了探索性和不确定性。

　　1.计划与市场相结合的改革思路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最初思路是把计划与市场结合起来，即在整个国民经济中，以计划经济为主，同时充分重视市场调节的辅助作用。这是因为经济工作的领导者们，当时虽未考虑从总体上放弃计划经济，但经过近30年的实践，已深感不能排斥市场经济。

　　这样一条思路在启动改革开放之时就已形成。1978年夏秋之交，在国务院召开的务虚会上，就有人提出“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的观点。1979年，陈云、李先念、邓小平等先后就此表示了一些看法。陈云指出，以往计划经济的弊端是只有“有计划按比例”这一条，而没有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还必须实行市场调节这一条。李先念认为，制定一个包罗万象的计划，“而且调节得很好，这是不可能办到的”。邓小平则明确提出：“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我们是计划经济为主，也结合市场经济，但这是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

　　一些参与改革的经济学家思想更为解放，薛暮桥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一位。他在1980年夏为国务院体制改革办公室起草的《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初步意见》中写道：“我国现阶段的社会主义经济，是生产资料公有制占优势，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商品经济”，“我国经济改革的原则和方向应当是，在坚持生产资料公有制占优势的条件下，按照发展商品经济的要求，自觉运用价值规律，把单一的计划调节改为在计划指导下，充分发挥市场调节的作用。”这份文件被誉为中国市场取向改革的第一份纲领性草案。

　　总的来看，计划与市场相结合的思路虽以计划为重，但明确允许市场发挥重要的调节和补充作用，这就为市场经济的发展留下了宝贵空间。

　　2.与市场经济相联系的新经济力量和非公所有制成分的出现

　　经济领域的改革一旦开始，很快带来意想不到的结果。一方面，对计划体制本身进行的改革受多方掣肘，进展缓慢;另一方面，允许市场发挥调节作用却很快产生效果，形成连锁反应。在“对内搞活、对外开放”口号的鼓舞下，市场要素重新生成，与市场相联系的力量迅速成长，不仅原来的计划体制受到冲击，原先单一公有制的结构也开始改变。

　　与大多数人的印象不同，经济改革首先从城市开始。粉碎“四人帮”后，国家经委就着手运作企业改革。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试点工作展开，主要内容是扩大企业自主权。改革直接从企业这个微观层面入手，是与以往的一个重要不同。试点企业开始有了自己独立的经济利益，获得在计划外采购部分生产资料、自行安排部分产品生产和销售的权力，还有一定的浮动定价权。但放权让利的改革面临的问题不少，短期内也难以解决。不过，这一改革措施毕竟在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上打开了一个缺口;计划外生产和销售的出现，也为市场的生成和发育、为非公经济的发展提供了一定的空间和条件。

　　当改革在城市中摸索前行之时，农村出现了一股包产到户的风潮。由于没有资金投入，农村改革是以最廉价的方法启动的，即调整政策，强调尊重生产队的自主权。这就导致了包括包产到户在内的各种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出现。当决策层决定允许农民按照自己的意愿进行试验时，改革率先在农村取得了突破。

　　允许包产到户、鼓励发展农村社队工副业等一系列农村政策调整的结果，是造成了农产品自由市场的繁荣和农村企业的兴起。不仅原来的社队企业得到发展，农民个人办的或联合办的企业也迅速发展起来，并很快成为农村企业的主力。1984年中央、国务院将社队企业、部分社员联营的合作企业、其他形式的合作工业和个体企业正式定名为乡镇企业。几年时间，乡镇企业不仅创造出大量产值，而且在促进农村劳动力的就业、提高农民收入、加速农村城市化的进程、增加国家财政收入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邓小平称，乡镇企业异军突起，是“完全没有预料到的最大的收获”。

　　城市改革在所有制方面取得突破是在大批知青返城之后。在计划体制下，就业由政府统一安排，基本由公有制企事业单位接收。“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知青蜂拥回城，就业压力激增，按照原来的办法已无法解决就业问题。1979年，全国待业人员达2000多万，其中回城青年700万，留城待业青年320万。许多城市发生请愿事件，影响到社会安定。于是，唯一的办法就是放宽政策，广开就业门路。不仅允许一些街道、企业、机关开办新企业，也允许人们自谋职业。这样，就出现了一批新的集体企业即所谓“大集体”和个体劳动者，私营(民营)经济也因此获得发展契机。在政府有关部门相继出台一些鼓励多渠道就业的政策措施后，1982年中共十二大和当年通过的新宪法都指出，城乡劳动者个体经济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补充，其合法的权利和利益受国家保护。至此，个体经济获得了合法地位。

　　是否允许大量雇工，是民营经济成长过程中遇到的一个重大难题。个体经营的发展必然产生雇工现象。起初，由于担心发展资本主义，明文规定只准“请1—2个帮手”，“最多不超过5个学徒”;但实际普遍超过这一限制，还有不少“雇工大户”，引起了社会的关注。最初，中央采取的是“三不政策”，即不宜提倡，不要公开宣传，也不要急于取缔。此后，有关部门经调查研究，认为雇工经营是必然趋势，不可避免，应考虑的问题是如何将其纳入轨道。对此，邓小平表示赞同。他说，因为我们搞的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些雇工和过去的雇工不同，重要的是，鼓励大家动脑筋想办法发展我们的经济。雇工问题的解决使民营企业得以大量出现，民营经济得以较快发展。

　　外资企业或者说外资经济是中国发展市场经济的一支主要力量。1979年初，邓小平提出“搞建设，门路要多一点，可以利用外国的资金和技术，华侨、华裔也可以回来办工厂”。随着经济特区的建立，外资企业在中国获得发展机遇。作为改革开放的窗口，特区实行一系列特殊政策，不仅是中国引进和发展外贸的基地，也是中国有规模地建立市场经济的试验区。随着对外开放的扩大，各种类型的外资企业不仅在特区内，也在沿海地区甚至内陆地区建立起来。外资经济由此成为中国经济中一支活跃而重要的力量。

　　改革开放初期陆续出现的新兴经济力量，乡镇企业、个体私营经济、外资经济等，虽然有的带有公有制成分，有的属非公成分，但基本都在原来的计划体制之外。它们形成了适应市场经济要求的微观经济主体，不断创造和开拓市场，不断冲击着旧的计划经济体制。

　　3.在政府主导下形成的双轨制及其利弊

　　采用双轨制的方式实行过渡，是中国经济体制转轨的重要办法。双轨制不是一种预先的设计，而是在实践中形成的。在经济体制改革以市场为导向的思路渐趋明确的过程中，在政府主导下开始有目的地推行双轨制，一方面培育和发展市场，另一方面改革原来的计划体制。

　　对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来说，能否突破传统的以计划经济体制为主的思想至关重要。一些直接参与改革的经济学家很快就认识到这一点。一批被称为“改革派”的经济学家直接提出，中国最终必须放弃计划经济，而把整个国民经济改造成在国家宏观调控下的市场经济。但是，这种主张一时难以被大多数人接受。

　　经过几年的改革，随着各种新兴经济力量的出现，经济体制改革的思路出现了一个重要变化，即“体制外先行”，也就是经济学家们称之为“增量改革”的战略。按照这一战略，改革的重点不再放到计划体制内的国有企业，而是放到非国有部门，在那里创建市场导向的企业，主要依靠它们实现经济增长;而对计划体制的改革，其重要目的之一是为体制外的增长创造条件。这一战略突破了体制内改革的瓶颈，同时也就不可避免地使最初潜伏着的双轨制浮出水面。

　　从1984年起，经济体制改革的市场导向日趋明显，双轨制也在经济活动中运行起来，并成为这一阶段改革最重要的特征。这一年10月，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作出的《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首次提出，社会主义经济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强调“要突破把计划经济同商品经济对立起来的传统观念”。这是理论认识上的一大进步。

　　按照这一精神，在改革计划体制方面，确定了指令性计划、指导性计划和市场调节三种管理形式，并根据“大的方面管住管好，小的方面放开放活”的原则，逐步缩小了指令性计划的范围，即：对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经济活动，实行指令性计划;对大量的一般性经济活动，实行指导性计划;其他实行市场调节。一些具体措施是，在投资体制方面，适当下放建设项目审批权限，实行“拨改贷”;在流通体制方面，取消农产品统派购制度，开辟商品批发市场等。对计划体制的改革，逐步创造出了适合微观经济主体生存的市场环境。

　　价格体系的改革也同时启动。主要内容是改革过分集中的价格管理体制，逐步缩小国家统一定价的范围，适当扩大有一定幅度的浮动价格和自由价格的范围，使价格能够比较灵敏地反映市场供求关系的变化。主要措施是，允许企业有一定的产品自销权，自销产品可按市场价格出售。1985年，对自销产品的定价完全放开后，生产资料供应和定价的双轨制开始正式实行。此后，一物多价(即计划价格、指导价格和市场价格)的情况比比皆是。价格双轨体制可以说是双轨制最主要的内容，但双轨制并不局限于价格领域，在其他领域也不同程度地被采用。

　　1987年10月召开的中共十三大，进一步明确了经济体制改革的方向，指出：“计划和市场的作用范围都是覆盖全社会的”，要“加快建立和培育社会主义市场体系”，“逐步健全以间接管理为主的宏观经济调节体系”，“在公有制为主体的前提下继续发展多种所有制经济”。这实际只是还没有捅破那一层遮盖市场经济的“窗户纸”。

　　在实行双轨制的过程中，中国经济实现了高速增长;同时也出现了混乱，特别是在流通领域。在物价闯关失利、出现严重通货膨胀的情况下，中央决定实行治理整顿。之后，又明确提出要逐步解决生产资料价格的双轨制问题。不过，这个问题的最后解决是到了明确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后，实际结果是计划价格向市场价格并轨。

　　双轨制作为一种渐进的改革措施，使得市场机制和计划机制能够同时并存，这就解决了经济体制转轨过程中的一个难题，即一方面要进行市场化改革，另一方面又必须维持原有计划经济的运转。这是因为，如果旧体制一下子停止运转，必然会造成国民经济的瘫痪，从而引发极大的社会混乱;同时，长期生活在计划体制下的干部和企业职工，无论在心理上还是在经济上也很难在短期内适应市场经济的要求，这一点由于中国长期缺乏竞争机制和现代社会的保险和福利制度而显得格外突出。历史地看，无论双轨制曾带来多少问题，引起过多少争论，但正是借助这种方式，中国才成功走出一条从传统计划经济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道路。

　　4.在改革开放艰难时刻建立的资本市场

　　对资本市场的需求在改革开放初期就有所表现，随着计划体制的削弱和市场力量的增长，这种需求从多方面被创造出来。

　　在启动改革开放之时，为利用国际资本市场，1979年以后中国陆续成立了几家国际信托投资公司。1981年初，财政部恢复发行国库券。这两项措施结束了中国人曾引以为自豪的“既无外债，又无内债”的历史。“扩大企业自主权”试点，也很快导致了股份制的尝试。最早一批有影响的股份有限公司成立，并相继向社会发行股票，甚至在小范围转让交易。

　　1985年后，“金融市场”的提法被越来越多的人接受，同时出现了最早的关于建立股票市场的提议，中央也开始注意与此相关的各种问题。1986年11月14日，邓小平会见来访的纽约股票交易所总裁范尔霖先生，并把一张两个月前上市的“飞乐”股票送给他做礼物。当时，股份制问题已逐渐突出出来，这件事被视为一个信号，受到海内外舆论格外关注，给当时积极推动股份制的人们以莫大鼓励。1988年，社会上出现了建立规范化证券市场的呼声。在“物价闯关”失利之后，中央除关注通货膨胀、经济过热等宏观问题的解决外，认为企业制度也是一个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这牵涉到如何对待股份制、企业债券、股票、证券交易等等。建立资本市场的问题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提出的。由于这个问题十分复杂，政治上又很敏感，后来制造了一个代名词，叫“长期资金市场”，只在内部研究，没有公开讨论。

　　实践的要求、决策层的关注，为一批留学回国有志于此的年轻人提供了机遇。1988年9月8日，在万寿宾馆召开了“金融体制改革和北京证券交易所筹备研讨会”。会后，由几个年轻人撰写出《中国证券市场创办与管理的设想》，这是中国建立规范化证券市场的第一套文件，后来被称做“白皮书”。接着，这份创办证券市场的“设想”被送到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同年11月9日，姚依林和张劲夫在中南海听取了研究小组的汇报。会上的话题，涉及了证券市场筹建、运行、管理以及有关理论认识的几乎所有方面，最后形成了一系列重要意见。这包括：创办交易所要同推进股份制结合起来，要采取“民间发起、政府支持”的方式，要依靠专家和研究借鉴海外成熟经验，要“紧锣密鼓”地抓紧研究设计，要从开始就注意解决市场监管和防范风险的问题，等等。这是中央对证券市场问题的第一次正式关注和推动。

　　此后，中国证券市场以出人意料的速度建立起来。1989年3月，由几家国有大公司出资建立了一个机构——中国证券市场研究设计中心(即“联办”)，这个机构的任务是研究和规划在中国的环境下如何建立证券市场。1988年，北京还没有一个可以做有价证券买卖的柜台，只有上海、武汉、沈阳等七个城市存在个别分散柜台，做一点国债买卖业务。但短短一年多后，中国出现了第一批证券交易场所。1990年9月，当海内外许多人对中国改革如何继续进行持观望态度之时，《人民日报》披露了国务院关于筹备建立上海证券交易所的决定。当年12月1日，深圳证券交易所试运行;12月5日，联办创建的全国证券交易自动报价系统开通;12月19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正式营业。这一系列事件，标志着中国证券市场——资本市场的正式建立。

　　中国证券市场的建立，向世界发出了一个强烈信号，即中国在经历了那场政治风波之后，仍将坚定不移地实行改革开放。更重要的是，它为中国经济体制的进一步改革注入了新的力量，使已经出现的市场经济有了资本市场这个高级组成部分。

　　回顾中国经济改革的历史进程，在最初的13年里，虽然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还没有确定，但市场的力量不断壮大，中国经济的成分已不再限于单一公有制，而形成了多种所有制并存的局面。与此同时，计划经济的社会覆盖面日趋缩减，计划体制的主导地位日渐动摇。可以肯定，到80年代末、90年代初，在计划经济之外已经形成了一个新兴的市场经济体系，只是它还很不健全，还缺少一个名分，缺乏适宜的生存和发展环境。作为市场经济体系的高端，资本市场的创建具有重要意义，这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目标确定前夕，所采取的最后的、也是最关键的改革步骤。

　　(三)决定性的突破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初步建立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性突破发生在1992年。最终确定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意味着中国的改革从此告别了“摸着石头过河”的阶段，进入了全面系统推进的阶段。整个改革开放的进程也由此变得不可逆转。

　　1.确立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

　　在1988年和1989年出现严重的通货膨胀和政治动荡之后，关于改革究竟是以完善计划经济体系为导向，还是以最后建立起市场经济体系为导向的问题，再次引起理论界的激烈辩论。坚持“计划取向”的一派提出，“市场取向等于资本主义取向”，“市场化”是“资本主义和平演变”的一项主要内容。

　　当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有可能迷失方向的时候，邓小平再次发挥了巨大作用。事实上，邓小平一直对那种把计划经济同社会主义联系起来的观点持怀疑态度。90年代初，当理论界两种意见相持不下时，他多次就市场经济问题发表谈话，反复指出：“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区分不在于是计划还是市场这样的问题。社会主义也有市场经济，资本主义也有计划控制。”1992年初，邓小平发表著名的南方谈话，更加尖锐地提出：“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不敢闯，说来说去就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走了资本主义道路。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他说：“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

　　邓小平的讲话起到一锤定音的作用。1992年5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关于加快改革，扩大开放，力争经济更好更快地上一个新台阶的专题方案。6月9日，江泽民在中共中央党校讲话，明确赞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提法。10月，中共召开十四大，正式宣布：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2.初步建立在国家宏观调控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按照十四大确定的目标，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20世纪的最后几年里迅速建立起来。

　　1993年秋，中共中央召开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这一决定为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制定了总体规划和行动纲领。按照《决定》提出的基本框架，改革的主要内容包括：转换国有企业的经营机制，建立现代企业制度;配套推进价格、财税、金融和外贸管理体制的改革，土地使用制度的改革，培育和发展市场体系;由指令性计划转为指导性计划，建立健全宏观调控体系;建立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住房制度，多层次的社会保障体系，等等。

　　在建立市场机制的关键环节价格改革方面，政府的经济管理部门大幅放开了竞争性商品的价格，价格由“双轨”并为“一轨”。农产品解决了购销倒挂的问题，理顺了价格。到1993年，市场价格在社会商品零售总额中的比重，已由1991年前的50.3%上升到93.8%，在农产品收购总额中由51.6%上升到87.5%，在工业生产资料销售总额中由36.4%上升到81.1%。由市场决定价格的机制基本形成。此后，市场在经济发展中的调节作用和资源配置作用不断加强。

　　1997年秋季召开的中共十五大，进一步推动了经济体制改革，解决了改革中所遇到的一些理论性问题，特别是关于所有制的问题。十五大明确指出，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是我国的一项基本经济制度，在坚持公有制为主体的前提下，公有制的实现形式可以而且应该多样化，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提法不仅有利于国有和集体所有企业的改革，也有利于各种非公有制企业的发展。随后，有关内容作为一项修正被写入宪法。

　　在进行上述一系列改革时，中国政府吸取了20世纪80年代末的教训，极其重视建立国家宏观调控体系的工作。当1993年至1995年再次面临通货膨胀压力时，政府采取了一系列强有力的措施整顿金融秩序。1996年中国经济实现了“软着陆”，从1997年起又成功地应对了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此后又克服了前所未遇的通货紧缩。在90年代后半期的复杂环境中，中国经济基本保持了持续、快速增长的局面。这表明中国已初步建立起在国家宏观调控下的市场经济体制。

　　至此，中国经济体制第二次转型的过程基本结束。进入21世纪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主要任务已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了。

　　3.成功实现经济体制转轨的原因

　　一个国家的经济体制转轨牵涉的不仅是经济问题，也牵涉大量的政治和社会问题。在实行转轨的国家中，中国可以说是最为成功的。大致分析起来，取得成功的原因有以下几方面：

　　第一，中国在长期的社会主义建设中有深刻的历史经验教训。对此，领导者、干部和人民群众都有切身体会。在实行改革开放的过程中，虽然人们对如何实行改革开放常有争论，但都认识到中国不改革、不开放就没有出路。改革开放的口号始终起着凝聚人心的作用。

　　第二，有经验丰富、眼光远大、极具智慧的领导者。如邓小平、陈云等人，他们是以往经济建设的领导者，在“文化大革命”后拥有极高的威望，这对于保证改革的方向、保持改革过程中的政治稳定以及在关键时刻作出正确决断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没有这样的领导者，在中国这样的大国进行这样大规模的改革，要取得成功是不可想象的。

　　第三，选择了正确改革战略，形成了评判改革措施的明确标准。确定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政治路线，意味着改革必然从经济方面开始。对各种改革措施的评判标准简练实际，就是邓小平提出的“三个有利于”，即是否有利于经济发展、有利于增强国家的综合实力、有利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

　　第四，采取渐进的方法实行改革，在时机成熟时再作出决断。“摸着石头过河”，非常形象地表明了改革所带有的探索性。改革不是主动地从改变经济结构入手，也不是从已经发现的困难问题如价格问题着手，而是从一些不涉及大结构，而又和人民关系最为密切的生产自主权、分配、就业等领域着手。同时，在“允许试”的政策环境中，尝试新鲜事物，如经济特区、股份制等。这种先清扫外围，然后步步深入的做法使得改革能较快地取得一些效果，同时也摸清了症结之所在。当改革取得实际成效，各方面条件比较成熟时，中央或以出台政策的方式，或作出重大决断，将其固定下来。从最初农村实行的包产到户，到最关键的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采取的都是这种“先生孩子后取名”的办法。以回顾的眼光来看，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经过10余年的探索和实践才最终确定下来，很可能是一件好事。模糊的目标使中国的改革免于遭受像俄罗斯那样看似目标明确的“休克疗法”的创伤，同时模糊的目标也削弱了国内不同意见的掣肘。

　　第五，形成了利益均沾的动力机制，依靠上下互动来推动改革。中国的大多数阶层都是改革开放的受益者。正因为如此，在经济体制转型的过程中，上下互动成为一个非常突出的现象。许多事情都由群众或地方先做起来，然后得到中央或政府部门的认可，以后经过进一步试点，成功之后，再形成决策，加以推广。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经济特区的建立，企业股份制、资本市场的建立等等，都十分典型地体现了这种互动。在这种互动中，专家学者的参与是其中的重要一环，他们提供双向咨询和理论支撑。在中国历史上，还从未有过如此开放的决策过程。

　　第六，除上述五个内部的原因外，还必须说明国际环境所起到的作用。一是客观的外部环境，二是对这种环境的主观认识。在中国实行经济体制改革的过程中，除个别时期，外部环境总的看是有利的，为中国提供了机会。更重要的是中国人对外部世界的看法发生了重大变化，这使中国能够决心打破封闭状态，抓住机遇而不错失机会。邓小平对国际形势作出的和平与发展的新判断，这对于中国集中精力从事现代化建设、大胆实行对外开放、建立全方位的对外关系格局、主动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都具有重要意义。

　　结论：两次转型的比较与中国经济体制转型的模式

　　本文前两部分已分别对中国经济体制两次转型的历史过程及其原因作了较为细致的考察。比较这两个过程，可以初步得出以下三点结论：

　　(一)从计划市场混合型经济体制到单一公有全面计划体制的过程，与由此到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形式共同发展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是两个方向相反但各环节排列大体对称的历史过程

　　在两次转型中，人们对市场、计划以及两者关系的认识经历了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过程。在这两个过程的开端，计划与市场这两个概念并不是相互排斥的。面对这种现实情况，人们思考的重点是如何处理两者的关系。两次转型出现了截然相反的取向。在前一个计划取代市场的过程中，历史和现实因素的影响十分明显，但意识形态因素起着导向作用。在后一个市场取代计划的过程中，需要不断克服意识形态因素造成的阻力。实践走在大多数人的意识之前，观点和理论的变迁是对现实状态的认可。在人们的认识统一之后，这一进程才最后加快了。

　　比较这两个过程可以看到，在前一过程中，市场作用不断缩小。整个过程从取缔资本市场开始，然后是控制生活必需品、主要原材料和产品的价格、供应和销售，控制劳动力流动。市场逐渐失去了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与此同时，原先多种所有制成分并存的经济结构逐渐变为单一的国营、集体公有制经济结构。在后一过程中，我们看到的是市场重新生成并逐渐发挥作用。整个过程以出现农产品自由市场为起点，随后就业体制开始改变，生活必需品、生产资料的价格、供应和销售逐步放开，计划对经济活动的影响不断缩小，最后是重建资本市场。在这一过程中，各种非公类型的企业不断出现，并由少到多、由小到大不断成长，最终恢复了多种所有制并存的局面。

　　(二)在这两个过程中，不管人们是否有所意识，市场经济的规律都在发挥作用;不过，在前一个过程中是隐性的，导致了市场的衰落和经济活动的僵化，在后一过程中是显性的，导致了市场的繁荣和经济的活跃

　　新中国初期，中国共产党人对经济规律的认识十分有限。人们所试图遵循的，基本是在教条化的斯大林主义指导下与社会形态结合在一起的所谓经济规律。当时认为，市场经济是资本主义经济的特点，在社会主义建立起计划经济之后，市场经济的规律将不再发生作用。然而，考察新中国从混合型经济体制转变到计划经济体制过程，我们发现，市场经济的规律不管人们是否承认它，始终在发挥作用，当人们不遵循它时，它就会导致市场的消亡，使经济失去活力。

　　改革开放之初，人们强调的是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中最基础的那一部分，如价值规律、按劳分配等等。以后，随着各种现代化经济理论的传入，人们的眼界越来越宽阔，眼光也越来越具有批判性。这些理论与对中国国情的新认识结合在一起，使学者和决策者更注重利用各种经济规律解决实际问题。在中国特殊的历史条件下，思想的解放不仅是对人的解放，也是对客观世界的一种解放。当政策松动之后，生产者本能地按照经济规律的要求去行事，这就不断制造出人们所需要的产品，创造出新的市场和与市场相联系的各种经济力量。当领导者认同这种规律，不再压制这种规律的作用之后，中国的“奇迹”也就发生了。

　　虽然中国第二次经济体制转型较之第一次有充分得多的理论准备，但其演变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看做是市场经济规律自行发挥作用的过程，或者说带着一些浓缩了的自然历史过程的味道。到目前为止，尚不能说中国人对市场经济的规律已比较熟悉，恐怕也还没有形成适合国情的系统的经济理论。这方面还需要大量的探索、研究工作要做。

　　(三)这两次经济体制转型虽各有客观原因，但其过程的共同特点是：由党和政府主导，带有探索性;以调整政策这一最廉价的方式启动，然后通过上下互动、以逐步推进的方式完成对原有经济体制的改造。可以说，这就是中国经济体制转型的模式

　　中国经济体制的两次转型都是由党和政府主导的，都带有探索性，但情况有很大差别。在前一个过程中，领导者从一开始就有一个明确的最终目标——建立单一所有的计划经济体制，其探索的内容主要是寻找过渡办法。在后一过程中，领导者最初只有一个模糊的目标，就是要通过对内搞活、对外开放，使经济体制具有活力和效率，至于改革最终要建立一个什么样的经济体制并不明确。改革的取向、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以及过渡的方式都是在改革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相对于第一次转型，第二次转型探索的内容要丰富得多。

　　中国经济体制的两次变革都是在经济极为困难的情况下启动的。由于缺乏资金投入，党和政府主要是利用行政资源，对经济政策进行调整。通过政策调整激发群众的创造力，让他们通过自身努力来给自己带来利益。历史表明，这种最廉价的方法至少在这两个过程的启动阶段十分有效。

　　在这两个过程的越点，党和政府都以承认现状为基础，使用了逐步过渡的办法。对于过渡措施，都采取了先试点、后推广的做法。在前一过程中，在建立国营经济的主导地位的同时，对各类非公经济先利用市场维持其生存，然后再分步骤实行改造。在后一过程中，渐进性表现得更为明显，最突出的是“摸着石头过河”和双轨制。虽然同为逐步过渡，但在手段上有一个重要差别。在前一过程中，行政动员具有重要作用;而在后一过程中，经济手段发挥着十分明显的作用。总的来看，这种逐步过渡和渐进改革的做法减少了这两个进程中的阻力，较好地实现了经济体制的平稳转换。

　　

　　网编：客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