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改革中被制度掩盖的人

　　一位小女孩被汽车两次碾压的事例，引起很多人的悲愤、议论和反思。最常见的，是探讨法律和道德的关系。一般的说法，法律是维护社会秩序的底线，而道德是高线；定制度者不能把人想得太好，故当由低处着手。不过，老话也说了，取法乎上，仅得其中。我的感觉，这些思考和言说背后，实隐伏着制度与人之间那不无紧张（tension）的关联。

　　今人常说中国人缺乏法制观念，恐怕多是以其心目中某种特定的“法制”概念来反观中国现象，或有食洋不化之嫌。君不见戊戌维新时康有为就呼吁，要从根本上一举改变中国的“大经大法”；而当时最主要的反对意见，则动辄曰新法“有违祖制”。双方关注的重心，恰是法与制，以及法制基础上的法治。根本是当时“变法”一语的产生，并被后人用以概括那次失败的改革，都体现了强有力的法制观念。据钱穆的看法，中国传统政治本充斥着“尊重法制的观念，已成为历史上一种惰性”。正是这一惰性，阻碍了近代的改革。

　　中国传统又因“人治”而为人所诟病，其实“人治”也有长处，即对“人”的重视超过“制度”。梁启超曾提出“苟有新民，何患无新制度？无新政府？无新国家？”这一近代著名的“新民”说，还能体现重人胜过制度的传统。他甚至认为，近代改革，“言新法数十年而效不睹”，也是因为过重新法，而忽略了“新民之道”。

　　不过，和他老师康有为一样，梁启超也一向重视制度尤其官制的改变。而清末官制改革，恰体现出一种由人向制度转移的态势。1906年，出使各国考察政治大臣戴鸿慈和闽浙总督端方奏请改定全国官制时，便强调日本“宪法之推行有效，实由官制之预备得宜”。关键是其后隐伏的准则：“未改官制以前，任人而不任法；既改官制以后，任法而不任人。”前者若“法既敝，虽圣智犹不足以图功”；后者则“法有常，虽中材而足以自效”。次年，御史黄瑞麒也上奏说：立宪国的实质是法治国，“法治国任法而不任人，人失而法不失，故其国能长治久安；非法治国任人而不任法，人失则法亦失，故常朝治而夕乱”。

　　当时这样的表述尚多，都指向一种重制度而轻人的思路，颇能体现近代中国人思想方式的转变。然而，若不考虑人的因素，万一制定出不妙的制度，要纠正似只能诉诸革命；且就算有了好制度，若制度变而人依旧，怕也难以奏效。

　　杜亚泉在民国甫成立时即指出，政治制度的基础是人，共和体制在中国的成败，取决于国人能否“与国体同化”。他那时已预见到，辛亥革命成功太容易，国人久习于专制，若不能与新制度同化，则必将再经挫折、再受磨难。

　　在杜氏看来，近代输入优胜劣败之说，好处是可以激励顽懦，其弊端则昌言自利，甚至为弱肉强食正名。中国“数千年仁民爱物之美德，遂澌灭以无存”。共和告成后，“逐利营私，既视为固然而无所于讳；而全国士夫，竞趋于狗苟蝇营之秽德，不知清议廉耻为何物”。这很容易让人想起顾炎武所说的“士大夫之无耻，是谓国耻”。民初的二次革命，也因此“社风骤变”造成的“道德堕落”所致，根本仍是国人对新制度准备不足。

　　后来梁启超也说：共和政治的基础全在国民，“非国民经过一番大觉悟大努力，这种政治万万不会发生；非继续的觉悟努力，这种政治万万不会维持”。若国民的面貌不改变，“凭你把国体政体的名目换几十躺招牌，结果还是一样”。这仍是“新民”思想的延续，却也呼应了希望改变国民性的新文化运动。

　　直到今天，希望“任法而不任人”的观念仍很流行，但钱穆却视之为清末的失误。他以为，既然要效法西方实行选举代议制，就“应该改变传统演变下的内在流弊，看重活的人超过于看重死的法，随时好让多数的意见来更改向来规定的法制，让人心在法外多留活动之余地”。而晚清的政治积弊，“则仍在纸面文字上用力，一切要求制度化，认为制度可以移植，不必从活的人事上栽根”。当时人相信“制度可用来束缚限制人”，却“不知一切政治上的变化，正是活的人要求从死制度中解放”。当年抄袭西方，不免“牺牲了活的人，来争死的制度”，结果“仍成为一种敷衍、文饰、虚伪与腐化，始终没有把社会人心要求变化的内在活力引上正路”。

　　其最具启发之处，在于强调“让人心在法外多留活动之余地”，以及“把社会人心要求变化的内在活力引上正路”。而晚清变法以及此后的很多改革和革命，虽在在反映出“社会人心要求变化的内在活力”，却相对忽视了“社会人心”本身的“内在活力”。代议制的核心，本在于选举人和选举出来的人。若人的本身没有改变，不能与制度“同化”，一切制度的更新，也都可能流于形式。反之，则如梁启超所说，苟有新民，何患无新制度、新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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