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高校五十年代对教授入党的态度

　　50年代初高校党组织对教授入党的态度

　　老教授在学校工作中遭鄙视和嘲讽，青年教师擅自修改教授的讲稿，学生对教师也不尊重，讲课稍有问题就当堂递条子提意见。

　　在这十年间，新政权及学校当局对知识分子，尤其是高级知识分子的应对政策是“改造教育、团结利用”，但在具体时间阶段上又是变化难测，随机而变，具有极强的收缩、纠错能力。

　　从源头上说，1950年后中共高校党组织对发展高级知识分子入党是有意回避，低调应付。

　　在一系列思想改造运动和1952年前后的院系调整中，高级知识分子属于整顿规范的重点目标群。五十年代前三四年，教授们大都灰头土脸，生存有一种异样感，想合群但不被容纳，入党简直就是天方夜谭式的奢望了。1950年确实有十几位左派教授提出入党，但大都望而无果，只能作为其个人政治履历的淡淡一笔，称之为“1950年申请入党”。

　　翻开五十年代初期的北京内部党刊，一涉及到学校工作，对教授们的批判随处可见，教授的卑微和胆怯此刻被历史性地放大。1953年8月14日，市高校党委在总结1953年上半年工作时曾用“心虚胆怯，束手束脚”来形容挨批后的老教授处境，而党团员则“轻视鄙弃”那些“思想落后、不学无术”的老教师，老教授们普遍感到“没有前进感”。1954年3月北京高校党委统战部在一份总结中用了较多的笔墨谈及这种“不正常”“不团结”的现象：

　　青年教师认为老教师“政治上落后，业务不行”，不屑理睬，常常笼统轻率地批判他们的学术观点，甚至擅自修改教授的讲稿。学生对教师也不尊重，讲课稍有问题就当堂递条子提意见，因而老教师感觉压力甚大，不少人有前途没落之感，认为“自古以来未见教师地位像今天这么低”。有些人发牢骚，闹脾气，说不愿干。（见《一九五四年执行知识分子政策的情况》）

　　一向地位受宠的老教授们在短短几年间身价大变，在诸多方面都落入“情何以堪”的境地，全面陷于守势，而且一时看不到出路。北大一些学生干部后来到西南参加土改工作团，仍然带有在校时的霸气和优越感，最爱炫耀的是“我们如何在北大整倒一大批教授的威风”，颇令当地农村干部吃惊和反感。

　　五十年代初期整个教育口对教授入党之所以持不屑的态度，这与当年原有的教授党员的不良状况有直接关系。在1949年前后北京高校共有十位教授党员，几年间先后有1948年秘密入党的清华李广田、燕京于世胄等调离原校，而北大化学系袁翰青因历史不清竟被开除党籍，北大经济系樊弘被认定在学术思想上存在比较严重的问题，清华的杨曾芝也被视为觉悟较差。资格最老的是早年参加八路军宣传工作的中央美术学院油画教授冯法祀，但他独立特行，长期不为领导喜欢，曾作为他上级的中宣部长陆定一甚至公开在会上批评他：“对当前政治任务不管，党的话不听。”冯法祀1957年划为右派，再一次成为十位党员教授之中的反面标本。

　　早期教授党员的境遇，促使高校基层党组织对发展教授入党有一种本能的恐惧。1953年高校党委会在《北京市高等学校建党工作总结》承认：“教授年纪大，觉悟低，受旧影响深，有些人历史复杂，建党是很困难的，不应作为学校建党工作的重点。”由此提出对教授入党要严加控制，不宜按百分比规定发展任务。

　　从1952年5月到1953年1月，整整九个月间全市高校共接收新党员一千余人，其中学生就有911人，讲师助教42人，而教授才仅仅发展了一人。

　　规模宏大的高校政治学习

　　各校整理了大量的学习汇报，有名望老教授的思想变化成为发现和挖掘入党发展对象的有用线索和佐证。

　　对于教授们来说，1952、1953年先后展开的“三反”及思想改造运动是一个脱胎换骨、不堪回首的惨淡过程。最重要的一点是，以往多数老教师对于马列主义采取冷淡、甚至是对立的态度，不愿学习，现在多采取欢迎的态度，而且视为当务之急，对党的信赖大为提高。

　　1953年3月30日市高校党委硬性规定，先学习毛泽东的《实践论》和《矛盾论》四个月，然后要在四年内组织教师依次学习《中国革命史》、《马列主义基础》、《政治经济学》、《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四门课程，每门暂定一年，每周集体学习两次，每次三小时，另外又强调每人需自学文件十五个小时。

　　市高校党委此刻操作的最大手笔是，组织全市高校教师学习《实践论》和《矛盾论》，竟能让全市六千多名教师周六下午集体听大课，光中共资深理论家艾思奇一人就连续做了四次报告，其场面之壮观让阅历丰富的老教授们叹为观止。听完大课后，再由各校分头讨论。各校整理了大量的学习汇报，有名望的老教授的言行往往是被关注的重点，他们点滴的思想变化都被记录在册，这很容易成为发现和挖掘入党发展对象的有用线索和佐证。

　　各校教授们的言行动态即时地收录，并加以注意和分析，这是五六十年代各高校党委投入最多、用力最勤的常态性工作内容，又带有内部、参考式的隐蔽性质。如果后人有时间认真去梳理这些浩荡的卷宗，足可寻摸出不少有名或无名的知识分子十几年间的思想纠结之痕迹。这些动态简报约有四分之一是正面的内容，四分之三的内容是负面的、争议的或是需引起上级部门关注的动向，如批评一些研究自然科学的教授急于求成的做法：“学了《矛盾论》，一些教授马上要把《矛盾论》的原理去套自然现象，去联系函数与变数的关系，如果不能解释便感到不满意。”

　　这种规模宏大、强力灌输的政治学习活动，必然触及了高级知识分子渐变麻木、惶恐的思想深处，趋安避祸，形成了身不由己的漩涡气场，对主流思想的认可和吸纳变为一大部分进步教授生存和发展的本能需求。

　　大门向教授倾斜开放

　　各高校普遍缺乏师资，党团员教员人数既少，业务能力又差，连基础较好的清华大学电机系也有将近三分之二的课程没有人教。

　　1953年至1955年间，北京高校遵照中央的指示，先后几次有意把工作重点向教学改革转移，提倡党团员要树立起学习苏联、保证教学的新鲜空气。在不时刮政治风暴的同时，这个转移过程拖延得缓慢和不得力。许多党员干部在多年从事政治运动的惯性下，如何跟上这个工作转变竟然“摸不着边”。

　　1953年3月，市高校党委在为市委起草的致中央、华北局的“高校工作总结报告”中承认：“由于党的工作方法尚未转变过来，政治社会活动仍然过多，学生总想‘当家作主’，各校是或多或少地处在不正常的状态中，忙乱现象很严重，不少教师情绪不安。”

　　最令人焦虑的是，各高校普遍缺乏师资，党团员教员人数既少，业务能力又差，连基础较好的清华大学电机系也有将近三分之二的课程没有人教。市高校党委不得不号召所有党团员一定要努力学习苏联先进的科学知识，钻研教学，提高自己的业务水平。但事后市里派人到北大、地质学院等校摸情况，发现许多党团员教学员工不是钻不进去，就是钻得不对头。有的搞惯了政治运动，搞业务不习惯。市委由此向中央提出：

　　“必须培养出大批政治与业务都优秀的共产党员教授专家来，党必须经常用极大的关心来培养党团员教师，帮助他们克服钻研业务的障碍……目前高等学校中的党员数量少，质量不高，在教师中党的力量尤其薄弱，远不能适应学校工作的需要。从长远看，没有一个强大的有战斗力的党，则难以实现高等学校的根本改造。因此，必须积极地发展党的组织，扩大党的队伍。”（见1953年9月北京市委致中央关于高校工作的报告草稿）

　　这份著名的报告内容还有两点值得关注，一是首次提出要纠正理论学习中沿用多年的“三反”式思想批判的做法，二是在动员学生“大闹天宫”之后，罕见地表明要把党的工作重点由学生转向教师，在教学工作中起主导作用的应是教师而不是学生。这就为神经紧绷的教授们拧松了阀门，原本“号召与命令”、粗暴的教学环境也因此得以些许的改善，而且党的大门也稍稍地、不经意一般地向教授们倾斜开放。

　　1953年8月13日市高校党委会曾出过一份内部工作评价报告，他们分析从解放前地下领导学生反蒋反美，解放后依然领导校内历次政治运动，似乎从来就没有很好地关注过教学工作，许多党的干部对教学十分生疏，不知道应该做什么以及如何去做。市高校党委会对此决定，各级领导今后不要布置过多的社会工作，明确全体党团员在学校中教好学好就是做了最主要的政治工作，摒弃了企图依靠学生自下而上地推动教授教学改革的做法。

　　市里严令，再也不能允许学生在课堂上稍有不适，当场就向教师递条子提意见。由此企望改变学生“主力军包打天下”的强悍作风。

　　教师申请入党仍然困难

　　审查入党的前期过程成了教授们一道难过的关口。到1955年3月，全市教授党员只有79人，占全体教授的百分之六点九。

　　1952、1953年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之后，高校党员教师队伍中新党员占了绝大多数，市高校党委组织部在1953年9月的《上半年建党工作报告》中，曾经高调形容这批新党员“确是解放以来历次运动中新涌现出来的具有共产主义觉悟的优秀分子”。但让校方棘手的是，新党员几年来过于投身政治运动，业务水平普遍较差，钻研时又怕困难，又不愿去接近老教授请教受益。

　　1953年市委组织工作会议提出高校在半年内应发展900人入党，分摊到北大、农大等校每个支部平均在四个月内要发展三十至五十人入党。北大党委为了完成建党的硬任务，抽调了十一个正式党员、二十二个候补党员，成立了五个临时支部，就是专门为了通过新党员入党。在这样狂热入党风潮之中，教授依旧没有作为发展重点。

　　市高校党委曾经发文提及，目前在学校中有一些教授要求进步，有的已提出申请入党，这些人和党靠拢，有事找党商量。但根据过去经验，应注意审查其历史，应着重批判这些人存在着比较严重的个人主义、自私自利、自高自大、强调个人作用等问题，必须估计到资产阶级教育给他们在学术上带来的影响。（见1953年高校党委《北京市高等学校建党工作总结》）这就实际上摆出教授入党的操作难度，甚至像清华副校长刘仙洲“积极靠拢党”是校内外公认的，只因为上岁数的他说了一句“党是正派人的党”，就被认为对党认识很差而一度婉拒。

　　院系调整后，先后从地方、部队调来不少党员干部到北京各高校，高校党委统计约为350多人。这些从老区来的农村干部占据人事、党办等要害部门，对学校环境不熟悉，对知识分子不深入了解，因而往往过分强调知识分子出身坏，小资产阶级气味太浓厚，锻炼少，用“不保险”为借口不敢在教授中进行建党工作。对一些历史或家庭社会关系比较复杂的申请人，这些干部就采取简单放弃的态度，不进行必要的调查对证，他们给出的说法是“愈简单，愈保险”、“沾边不要”。

　　审查入党的前期过程也成了教授们一道难过的关口，花样之多、费时之长都令人恐慌。各高校普遍要求申请人要写数万言自传，交待自己的入党动机、思想转变过程等等。连有的入党介绍人撰写审查报告，也得花费十几小时。支部大会上党员不切实际地要申请人挖思想根源，甚至要求分析父亲的朋友对父亲的影响等，挖不好就挂起来。

　　1954年北京高校系统只完成建党任务百分之六十三点五，是全市完成最差的党政系统之一。1954年3月市委又给高校系统布置新的一年建党任务指标为两千人，高校党委看作艰巨，视为畏途，就是因为教授、讲师入党标准繁琐苛刻，自缚手脚，无从展开。实际上，他们知道校内党的力量很弱，按教研室为单位建立支部的只有中国人民大学一校，触角伸延得很困难，大量的群众思想情况收集不上来。到1955年3月，全市教授党员只有79人，占全体教授的百分之六点九。在北大、清华、航空、师大、北医、农大等重点六校中，664名教授中仅有党员22名，占百分之三。比例之低，与政策执行过于苛求有关，也与各校主政者不适当的谨慎相关，因为他们“对旧教授中一部分接受无产阶级思想领导变为共产党员的可能性估计过低。”（高校党委1955年11月21日报告评语）

　　积极发展教授入党

　　1956年教授及讲师入党骤然间形成井喷之势，北大1月至9月共接收党员339人，相当于前两年发展党员总数的一倍多。

　　1956年4月，中共中央组织部内刊《组织工作》披露中央最新指示精神：要在高级知识分子中积极开展吸收新党员的工作，在今后7年内，使高级知识分子的党员数量，达到高级知识分子总数的三分之一左右。

　　在同期刊发的评论文章中，还对一些地方发展党员过左、苛责的做法进行了批评：“要求高级知识分子的社会关系像一般工人、农民一样简单，就等于主张不要发展高级知识分子入党，这是一种非历史的观点。”

　　1956年1月8日，市高校党委组织部召开建党问题座谈会，着重研究在高级知识分子中发展党员的问题，与会者披露了不少学校建党不易的内情：

　　中央及市委组织部过去关于入党问题的控制规定也有些偏严，如北大29个教授培养对象中，按市委组织部控制规定计算，有7人因有海外反革命社会关系及历史问题而不能入党。清华最近准备发展的6个教授中也有一半因海外反革命社会关系而被控制，电机系25个讲师中就有21人属控制范围。（1956年1月20日，《高等学校动态简报》第117期）

　　北大历史系教授周一良申请入党时才四十出头，属于左派少壮代表人物。他的入党受困于1940年左右在哈佛读书时曾见过战犯陈立夫以及为美陆军特别训练班教过一年日文。为此，周一良写过冗长的解释文字，说明他只是代表中国留学生出面，要求陈立夫和美方交涉，免服中国留学生兵役；而他给美军上课，只是专为美军训练对日作战的翻译，并无其他政治活动。1955年周随翦伯赞到荷兰参加汉学家会议，意外见到三十年未见的堂姑母周仲锦，周仲锦请吃饭，周一良生怕以后说不清自己，不敢前往，回国后即向组织汇报。

　　作为出色的泌尿科专家，四十岁的吴阶平已经担任北医第二附属医院副院长。他的入党卡在他的姐夫和老师身上，姐夫高凌南与陈立夫关系密切，曾当过国民党政府驻新加坡总领事，但与吴自1935年后就不来往了。娄克思为协和医学院的美籍教授，有关部门认为他是美国特务分子，吴与他有过来往，调查后也认定只是一般师生关系。1949年后吴批判崇美思想，在抗美援朝志愿手术队中表现刻苦，主动靠近党，入党态度非常坚决，但就因上述细节反复查证，拖延五六年而不得而入。

　　北大西语系教授季羡林1935年始留学德国十年，当时正值希特勒统治期间。季虽于1950年就提出了入党申请，但过去一直认为这段历史情况复杂，无法搞清，长期不能获准入党。1956年北大专门派人做了近两个月的调查，收集三十几份证明材料，又研究了他当时的著作和经济生活情况，证明季当时就反蒋爱国，反对希特勒，因而为季作出明确的结论。季羡林心急之下，曾向校方提供了留德日记原本，供党组织查证时使用。日记中必然有年轻时经历的男女感情、人际评价等隐私内容，原本不便公开却变相成了党务人员的阅读物。

　　1955年底，市高校党委内部宣布，已经作为党员培养对象的全市教授、副教授共135人，占教授、副教授总数的8 .8%.到了1956年教授及讲师入党骤然间形成井喷之势，北大1月至9月共接收党员339人，相当于1954、55年两年发展党员总数的一倍多，一口气接收了15名教授，14个系中有10个系有了教授党员。北京贸易学院党委反复批判右倾保守思想，2月7日至10日的四日内，竟一下子通过40人入党，而1955年全年只接收13人入党。

　　1956年4月2日，市高校党委组织部草拟出1956-1957学年度教授中发展党的培养对象，其中最为耀眼的是13位科学院学部委员，计有周培源、汤用彤、金岳霖、冯至、黄昆、张维、张光斗、王竹溪、魏建功、江泽涵、戴芳澜、段学复、梁思成。

　　据市高校党委组织部统计，截至1956年9月底，已批准146名高级知识分子入党，完成年度计划的65%，其中批准了62名教授入党，完成年度计划的84.9%.现有教授党员共有164名，比例由原来8.5%增至13.6%.（见1956年10月18日《北京市高等学校接收高级知识分子入党的情况》）

　　态度与政策的调整

　　1957年“反右”运动一经展开，各级党组织发现不少新党员难以通过反右斗争的考验，尤其以1956年大面积突击入党的新党员最为严重。

　　但这种入党热潮颇令党内部分高层官员担忧，一次次采取慢刹车的方式。到1956年底，有的高校开始陆续反映新接收的党员存在一些问题，归之于有些预备党员因为入党时审查得不够严格细致，思想问题未能很好解决。

　　年底，中央突然作出了一个紧急决定：“在明年（1957年）基本上停止接收新党员。”细究起来，这蕴含着中共高层对1956年势不可挡的入党热潮有所不满和反思。

　　1957年“反右”运动一经展开，各级党组织发现不少新党员难以通过反右斗争的考验，尤其以1956年大面积突击入党、政治上不够条件的新党员最为严重。1956年北京市高校共接收六千余名新党员，“反右”运动后大约有20%的人被清洗出党。1956年以来各校共接收130名教授入党，后因系“右派”分子或严重右倾等被取消预备党员资格的8人，延长预备期的16人，尚未最后确定的22人。

　　北师大教授马特入党时，曾提出入党后不参加党的组织生活作为条件，校党委当初并不了解这个情况，被基层支部因凑数之故“糊涂地”拉入党内。鸣放时马特同情右派言论，主张教授治校，很快即被清除出党。

　　北大中文系教授、老作家吴组湘也被取消预备党员资格，理由是入党时检讨了自己的民主个人主义思想，但现在却又不认账了；不按期交党费，反责怪支部组织委员不通知他，并说：“明知我忘交党费，又不提醒，过几个月开除出党，岂不是在党内造成恐怖气氛？”

　　外国语学院党委上报说，教授许国璋自我感觉入党仿佛是谋士入幕，我与党应平起平坐，在教育问题上党应听我的。对“右派的猖狂进攻”认为是“民主生活空前繁荣”。更让人诟病的是，“许的生活作风欠朴实，资产阶级趣味比较突出，吃得好。”许国璋被延长预备期一年，从1958年11月23日算起。（见1959年7月7日《外国语许国璋转正》）

　　1958年决定延长预备期的还有清华张光斗、外国语学院周珏良等，尚未确定的有北大冯至、虞福春，清华李酉山、王英杰、史国衡，师大白寿彝等，这些著名教授都因各自一时之误而处于飘摇之中。

　　1959年，据北大、师大等七校调查，在预备期满的763名预备党员中，超过预备期两年以上的就有100多人，占13%，其中有的已超过预备期已达四五年之久。

　　50年代对不适党员的组织处理

　　自1952年5月到1955年2月，北京市高校共清洗隐瞒历史的不忠实分子、阶级异己分子、觉悟很低及消极蜕化分子等88人出党。

　　中共在五十年代对不适党员的组织处理是极为严厉的。据1955年市高校党委《北京市高等学校两年多以来清洗党员的情况》介绍，自1952年5月到1955年2月，通过“三反”、整党、忠诚老实运动及办理候补党员转正等工作，北京市高校共清洗隐瞒历史的不忠实分子、阶级异己分子、觉悟很低及消极蜕化分子等88人出党。

　　1956年中共虽然对高级知识分子采取的多是温和政策，但内中依然还是葆有刚性的本质。如北大党委报告称呼冯友兰、侯仁之为“投机取巧分子”，企图混入党内。侯仁之为北大副教务长，申请入党一直艰难，主要在于他与一多年好友（托派重要分子）的关系未能查清。1956年底北大物理系教授入党一直是空白，唯一的积极分子、老教授王竹溪迟迟不能获准，就是因为校党委认为王对解放前拥蒋反苏的政治态度缺乏认识批判。

　　1957年“反右”运动及1958年“交心”、“拨白旗”运动对不少高级知识分子来说是一个个的难关。清华大学副校长张维涉险过关就是一个典型例子。

　　1957年张维教授刚刚四十出头，风华正茂，出任清华副校长、科学院学部委员，已于1956年4月入党。他在整风鸣放时的言行被党委视为有极为严重的错误，比如他参加1957年5月16日“右派”分子曾昭伦召集的民盟中央宣传委员会，在会上提出北京市八大高校还未鸣放，应当推动一下。事后张未向组织汇报此会议情况。再如5月24日参加章伯钧借民盟中央名义召开的座谈会，张维对钱伟长攻击党的言论未加任何反驳，事后也未向组织汇报。

　　最让清华党委不满的是，1957年6月1日，在清华大学学生会主办的自由论坛上，张维应邀到会并发表意见：第一认为过去学校在干部政策上过于强调政治，今后再留助教时应当留那些学术上最精锐的人；第二要求副校长和系主任由选举办法产生，由教授轮换。同时在会上还批评学校学术空气不浓。（见1959年11月7日市委大学部、市委组织部《关于张维同志的转正材料》）

　　“反右”开始后，张维很快成为各方关注的“升降式”重点人物。校党委副书记陈舜瑶几次找他谈话，言辞相当严厉，要求他如实汇报、深刻检讨，有“悬崖勒马”之意。甚至提到他在解放前反苏反共，说苏联专制独裁，中共是尾巴等，解放后思想转变比较突然，不肯暴露思想，让人生疑。重压之下，张维为了自救先后多次在大小会上反复批判自己的糊涂言行，上纲上线极高。

　　稍后，在校方的布置下，他作为当事者参加与钱伟长面对面的斗争会，调子定得颇高，阐述很多“事实”加以回击。钱伟长认为只是教育思想论争，造成使人误解的局面，张维等与会者一条条予以驳斥。事后清华党委在向市委大学部的汇报中说，张维“同钱伟长的斗争很坚决”。

　　1957年12月11日，清华大学党委决定延长张维的入党预备期一年，但到了1958年仍未见动静，直到1959年4月16日，清华党委才决定同意转正，上报市委批准。张维至此才真正获得稍许平安的心境，其间已经过长达三年的时事磨难和内心煎熬。

　　截至1961年7月12日，市委大学部统计全市高等学校中党员人数已达四万余名，约占高校总人数的20%，为解放初期全市高等学校党员总数（1314人）的30倍。其中相当多的老教授身处思想风暴的中心眼，不由自主地裹拥在汹涌潮流中时浮时沉，他们集体向左转向、信服和深深依赖，应该说是中国高级知识分子群体五十年代最耐人寻味的标志动向之一，他们所有的付出和不对称的代价值得后人细细回味。

　　责任编辑：客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