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志高：抗战时期的三民主义论战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发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号召。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首先是针对党内存在的主观主义尤其是教条主义提出来的[1]，但是它的推进和发展，不仅是反对党内教条主义的需要，同时也与当时爆发的三民主义论战有着莫大的关系。为了在思想上反击国民党的反共倾向，中共围绕三民主义同国民党展开了激烈的论战，正是在这场论战中，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获得了长足进展。反对教条主义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动力，三民主义论战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外推力。学术界对此鲜有考察，本文试就此作一初步分析。

　　一

　　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中日民族矛盾成为社会主要矛盾，阶级矛盾降到次要地位。出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需要，中国共产党在坚持“绝不能放弃马克思主义之信仰”[2]的同时，宣布“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为中国今日之必需，本党愿为其彻底的实现而奋斗”[3]。国民党虽然被迫同共产党合作抗日，却又企图以其篡改过的封建法西斯化的三民主义取代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中共同国民党进行这场思想斗争的现实要求。

　　首先，三民主义论战向中共提出了深化马克思主义内涵及其依据的任务。国民党及其御用文人极力宣扬只有三民主义适合中国，否认马克思主义适合于中国，否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可能性。反动文人叶青声称马克思主义“是以资本主义或资本主义底发达为条件的”，其适用范围为先进国，而中国是后进国，是“初期的资本主义，亦非发达的资本主义”[4]。马克思主义反映了先进国的历史法则，与后进国无关，三民主义则反映了后进国的历史法则，反映了中国特殊的发展道路，只有三民主义符合国情。

　　中共所主张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叶青看来也是行不通的。他歪曲“中国化”的含义，认为“必须变更其形式，有如一个新的东西，中国的东西，与原来的不同，这才叫做中国化”[5]。叶青说，“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这就是依照中国的发展法则或特殊情形把马克思主义分解为适与不适的两部分加以取舍，……那末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化后，一方面所剩无几，一方面失掉特性，可说面目全非了”。叶青的险恶用心在于论证“中国是不需要共产主义，不需要马克思主义”，“也就不需要共产党”[6]。

　　其次，三民主义论战向中共提出了马克思主义民族化的问题。任何一种思想文化要为人们所接受，必须与该民族既有的文化传统是相契合的。这也就是文化的民族心理认同问题。在抗战时期，这种文化的民族心理认同更为突出。在中华民族面临危亡的紧急关头，当日本侵略者蓄意破坏中国文化，推行奴化教育，企图割断沦陷区人民的民族文化脐带时，人们很自然地异常珍惜本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而对任何外国文化都会产生某种戒备心理。

　　蒋介石抓住了这种社会心理，他斥责有些人“对外国人思想、学说，奉为金科玉律，将本国所固有的学术、文化，鄙弃如同敝屣”，“对马克斯、列宁，不惜崇拜叩头，而对我们开国的国父总理，反不肯鞠躬敬礼”[7]。蒋介石宣称三民主义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集大成者，“总理思想的渊源，实在是继承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以来中国的正统思想”[8]。蒋介石把传统文化理解为“礼、义、廉、耻”等封建伦理道德，将三民主义儒家化道统化，渲染三民主义的民族性和传统性，以此来排斥马克思主义，这完全背离了孙中山三民主义的民主精神和对马克思主义的友好态度。但蒋介石的发难和攻击，却不能不使共产党人认真思考一个重大课题，即马克思主义如何与中国传统文化结合，实现民族化、本土化。这个问题解决不好，马克思主义就不能在中国的文化土壤上生根、发芽、开花。

　　再次，三民主义论战向中共提出了马克思主义具体化的任务。三民主义论战实质上是回答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国民党大肆鼓吹“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叶青宣称三民主义可以满足中国现在和将来的一切要求，可以使“由封建主义到资本主义和由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两个阶段合而为一”[9]。蒋介石也提出所谓“以党治国”、“以党建国”、“要使抗战胜利之日，即为建国完成之时”[10]。这就要求共产党人系统阐明对中国革命进程以及前途的观点和看法。马克思主义虽然为中国共产党人提供了理论指导，但它更多的是一种方法论的指导，没有也不可能为中国革命提供现成的方案。中国共产党需要在革命实践中运用马克思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将马克思主义的一般原理具体化为中国革命的具体理论，以解决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

　　最后，三民主义论战向中共提出了树立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旗帜的要求。在特定历史时期，举起三民主义这面旗帜是必要的，但是，它毕竟不能很好地反映中国共产党的阶级特征，不能体现党在思想上的独立性。国民党更是故意混淆视听，制造思想上的混乱。叶青就说，中共承认三民主义，“这对于多年主张的社会主义说来，被它看成与三民主义不相容的社会主义说来，自然是一个叛变”。共产党人意识到这种危险性，试图将思想信仰和统战纲领加以区分来解决这个问题，指出，“共产主义是我们的信仰，三民主义是统一战线的政治纲领。”但是，即使是在民主革命阶段，中国共产党的全部政纲与三民主义也有着诸多差异。更何况，三民主义是国民党领袖创立的理论，蒋介石利用起来更顺理成章。三民主义论战爆发的本身就说明了使用三民主义理论旗帜的限制性。解决问题的关键在于创立一个“比三民主义更进步，更发展，更完整”的理论，树立起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旗帜。

　　二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包含着三个相互关联的环节：其一是确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自觉意识，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体性要求，没有这种主体意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无从发生，只会是照搬照抄马克思主义的本本；其二是把马克思主义运用于中国革命实际，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环节，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品质在于其实践性，马克思主义只有在指导中国革命实践过程中才能实现中国化；其三是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熔铸，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认同，没有这种熔铸和认同，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外来文化就难以在中国扎根，就只能局限于政党的政治理念而难以为人民大众所认同。由主观认识到客观实践，又由政党的政治信仰到民族的文化认同，这构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完整过程。三民主义论战中，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这几个方面都获得了整体推进。

　　首先，三民主义论战中共产党人驳斥了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歪曲，阐发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内涵，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可能性与必要性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成为共产党人的高度自觉。

　　共产党人揭露叶青所谓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实际上是想取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艾思奇阐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含义：“在中国应用马克思主义，或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要坚决地站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上，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和基本精神上，用马克思、恩格斯所奠定了的、辩证法唯物论的和政治经济学的科学方法，来具体地客观地研究中国社会经济关系，来决定中国无产阶级在中国民族革命斗争中的具体任务及战略策略。”他认为，真正能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指“能在一定的具体环境之下实践马克思主义，在一定国家的特殊条件之下来进行创造马克思主义的事业”。

　　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够中国化，是因为马克思主义有一般的正确性，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理论，如果没有这种一般的正确性，而仅仅是特殊的东西，那就完全谈不到“化”了。这种一般正确性表现在：马克思主义是关于社会发展和社会变革的科学理论，正确地揭示了客观世界的发展规律马克思主义又是科学的方法，是客观地具体研究问题的引导；马克思主义是无产阶级的革命行动的指南，是无产阶级斗争的理论和策略。因此，我们必须宣传和学习马克思主义，“没有这种宣传和学习，不但不能引导中国革命到将来的社会主义阶段上去，而且也不能指导现时的民主革命达到胜利。”

　　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又必须中国化。张闻天强调，“我们共产党人所信仰的马列主义，决不是抽象的教条，而是革命行动的指南。”艾思奇指出，马克思主义者一方面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发展的科学规律，承认它有一般的指导的作用，而同时却一刻也不能忘记，这些规律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民族中间，因着客观条件的差异，而有着各种各样特殊的表现形式。“因此，当我们在中国的社会里来应用来实践马克思主义的时候，也必须注意到中国社会的特殊性，也必须要具体地来了解中国的社会。”毛泽东以高度概括的语言指出：“必须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完全地恰当地统一起来，就是说，和民族的特点相结合，经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有用处，决不能主观地公式地应用它。”

　　其次，三民主义论战中共产党人批驳了种种假三民主义，运用马克思主义分析解决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在论战中逐渐明晰化、体系化。

　　新民主主义革命性质得到明确。毛泽东否定了中国处于“初期资本主义”的观点，明确指出，“中国已逐渐地变成了一个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这就是现时中国社会的性质，这就是现时中国的国情”。这种特殊的国情决定了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必须分为两步，其第一步是民主主义的革命，其第二步是社会主义的革命，这是性质不同的两个革命过程。而所谓民主主义，已不是旧范畴的民主主义，而是新范畴的民主主义，是新民主主义。它是无产阶级领导的发生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新式资产阶级民主革命。

　　新民主主义革命两步走战略得到详尽阐述。毛泽东批驳了叶青的“一次革命论”，指出，革命有阶段之分，只能由一个革命到另一个革命，无所谓“毕其功于一役”。如果说，两个革命阶段中，第一个为第二个准备条件，而两个阶段必须衔接，不容横插一个资产阶级专政的阶段，这是正确的，这是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发展论。如果说，民主革命没有自己的一定任务，没有自己的一定时间，而可以把只能在另一个时间去完成的另一任务，例如社会主义的任务，合并在民主主义任务上面去完成，这个叫做“毕其功于一役”，那就是空想，而为真正的革命者所不取的。

　　工、农阶级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地位得到进一步强调。毛泽东指出，国民党一大宣言重新解释的、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政策的三民主义，才是新三民主义或真三民主义。没有三大政策，或三大政策缺一，在新时期，就都是伪三民主义，或半三民主义。新三民主义是农工政策的三民主义。中国革命的实质上是农民革命。农民问题，是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农民的力量，是中国革命的主要力量。工人阶级是工业经济的生产者。没有近代工业工人阶级，革命就不能胜利，因为他们是中国革命的领导者，他们最富于革命性。

　　新民主主义社会的蓝图得到初步描绘。在政治上，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国体是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政体实行民主集中制，“非少数人所得而私”的精神得到彻底贯彻。在经济上，一定要走“节制资本”和“平均地权”的路，决不能是“少数人所得而私”，决不能让少数资本家少数地主“操纵国民生计”。没收地主的土地，分配给无地和少地的农民，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口号，扫除农村中的封建关系，把土地变为农民的私产。在文化上，要求“收起”共产主义的文化专制主义是极其错误的，也是行不通的。新民主主义文化是以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文化思想为领导的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文化，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

　　再次，三民主义论战中共产党人回击了国民党在文化认同上的挑战，阐发了对待包括三民主义在内的传统文化的态度，致力于马克思主义与传统文化的结合。

　　毛泽东指出，我们所主张的新民主主义文化，是我们这个民族的，带有我们民族的特性。中国应该大量吸收外国的进步文化，作为自己文化食粮的原料，但决不能生吞活剥地毫无批判地吸收。中国共产主义者对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应用也是这样，必须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完全地恰当地统一起来，就是说，和民族的特点相结合，经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有用处，决不能主观地公式地应用它。

　　毛泽东充分肯定包括三民主义在内的优秀民族文化传统的价值，明确指出，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我们要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这对于指导当前的伟大的运动，是有重要的帮助的。我们必须尊重自己的历史，决不能割断历史。但是这种尊重，是给历史以一定的科学的地位，是尊重历史的辩证法的发展，而不是颂古非今，不是赞扬任何封建的毒素。对待传统文化的正确态度是，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决不能无批判地兼收并蓄。

　　毛泽东高度评价孙中山晚年思想的进步，肯定新三民主义的进步性，指出，“他的遗嘱中唤起民众、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这两条是基本策略，他关于民主讲得最好，要为一般平民所共有。”同时，毛泽东实事求是地指出，旧三民主义，没有提出反帝国主义的口号，也没有提出反封建社会制度和反封建文化思想的口号。新三民主义同我们党的民主革命纲领也有着不同，两者是以不同世界观为指导的思想体系，两者在现阶段的某些具体政策不完全相同，革命的彻底性不同，革命的前景也不同。在这种甄别工作的基础上，共产党人将三民主义中的优秀因子融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之中。毛泽东在中共八大的口头政治报告中指出，“孙中山的确做过些好事，说过些好话，我在报告里尽量把这些好东西抓出来了。这是我们应该抓住死也不放的，就是我们死了，还要交给我们的儿子、孙子。”

　　三

　　三民主义论战的意义是极其重大的。研究者指出，通过这场论战，中国共产党人有力地反击了国民党顽固派在政治思想战线上的进攻，揭露了法西斯主义的反动本质，教育了共产党人和广大群众，为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创造了有利条件。我们认为，三民主义论战的意义并不限于此，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视角来看，三民主义论战极大地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

　　首先，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体来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成为全党同志的共同事业，全党同志致力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毛泽东在这场论战中发挥了无可替代的作用，他写的《新民主主义论》遵循历史和逻辑相结合的原则，从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系统论述了新民主主义理论。王稼祥、张闻天等党的其他领导也在批驳种种伪三民主义中，自觉运用马克思主义分析中国革命问题，多方面地推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王稼祥从党的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的角度阐述了共产主义和三民主义的相容性。他指出，共产党的全部纲领有两部分：第一，为最高限度的纲领，即无产阶级推翻资本主义建立社会主义求得阶级彻底解放并消灭任何阶级的纲领；另一部分为当前的纲领，无产阶级在民族民主革命中的纲领，又称之为最低限度的纲领。三民主义当作纲领与共产党的最低限度纲领在主要的基本的口号与要求上没有冲突。这是共产党人拥护三民主义的缘由。这是对党的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关系的重要阐发，也是对中国革命两步走战略的重要论述。

　　张闻天在驳斥以三民主义取消马克思主义的谬论时，着重阐述了新民主主义文化理论。他指出，中华民族的新文化必须是民族的、民主的、科学的、大众的。按照这个标准来衡量，三民主义中有很丰富的为民族、为民主、为科学、为大众而斗争的政治思想，它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且应该在其中占有一个重要的地位。但是，三民主义存在着复古的倾向、反民主反大众的倾向、唯心的反科学的倾向，因此，三民主义只是新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不能限制新文化。

　　其次，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来看，新民主主义理论在论战中明晰化、体系化，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到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跃迁。新民主主义理论是在中国革命实践中逐渐成熟起来的，是随着革命实践经验的积累和对中国革命规律认识的深化而逐步发展起来的。但是，它最初还是零碎的、片段的、不成体系的，将其系统总结，构建起体系化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还需要某种契机。而三民主义论战正是这种契机。三民主义论战，进一步从理论上澄清了中国社会的性质和历史发展的特点，进一步明确了中国革命的性质、任务及基本战略策略等重大问题，推动了中国共产党的新民主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标志新民主主义理论成熟的代表作《新民主主义论》就是三民主义论战的直接产物，这可以在毛泽东给吴玉章的信中得到佐证，他说，“写了一篇理论性质的东西，目的主要为驳顽固派”。这篇文章就是《新民主主义论》。

　　经过三民主义论战，新民主主义理论已经构成相对完整的体系。这表现在以下方面：其一，具有核心性问题。这个理论是围绕一个核心问题展开的，即“什么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如何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这个理论体系的诸多原理，都是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其二，理论内容具有系统性。

　　这个理论不是零碎的而是全面的，不是片断的而是整体的，它围绕着核心问题，多方面展开，详尽地回答了中国革命的社会历史条件、革命性质、革命的领导者和主体、革命的对象、革命的前途等一系列问题。其三，理论逻辑具有程序性。新民主主义理论的各个组成部分不是错乱纷杂的，而是具有内在的逻辑顺序，既相互联系又各安其位。新民主主义理论是毛泽东思想的主体，它的体系化标志着毛泽东思想的成熟，标志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现了第一次飞跃。

　　最后，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际效果来看，马克思主义在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双向互动中，融汇成中国先进文化的发展洪流。中国共产党承认三民主义的理论价值，承继三民主义的精华，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政治文化传统的交融与契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并没有否定抛弃传统文化，文化的发展没有出现断层。经过马克思主义者的细心甄别，三民主义的精华融入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之中，三民主义的革命精神在新民主主义理论中得到传承。

　　更为重要的是，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共产党所阐发的对待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态度和方针，符合近代以来中国先进文化的发展方向。近代以来，中西方文化的交流碰撞中，中国先进文化发展的总体趋向是既融入世界文化发展潮流中，又珍视弘扬民族传统文化。违背这个发展趋向的，无论是背离民主精神的封建复古倾向，还是蔑视民族传统的民族虚无主义，都难逃失败命运。孙中山在一定程度上看到了这一点，在创立三民主义的过程中试图取中西方文化而融贯之，尽管这种尝试存在着某些不足和缺陷，但是他的努力是可贵的。蒋介石将三民主义道统化儒家化，根本背离了孙中山的革命精神，也违背了中国文化发展方向，最终为历史所抛弃。中国共产党正确地把握了中国先进文化的发展方向，在中西文化交流中进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既学习西方先进文化以挽救民族危亡，又继承民族传统文化精华。在这个过程中，传统文化中的优秀成分得到继承和光大，获得新的生命力，马克思主义则从传统文化中获取新的养分，在与民族传统文化的交融中实现中国化。

　　注释：

　　[1]李伟：《毛泽东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研究》2003年第6期。

　　[2]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2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6年版，第18页。

　　[3]《周恩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77页。

　　[4]叶青：《与社会主义者论中国革命》，时代思潮社1939年版，第18、19页。

　　[5]叶青：《论学术中国化》，《时代精神》创刊号1939年8月。

　　[6]叶青：《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中央周刊》3卷3～4期合刊，1941年5月。

　　[7]张其昀主编：《先总统蒋公全集》第2卷，中国文化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1061页。

　　[8]张其昀主编：《先总统蒋公全集》第1卷，中国文化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53页。

　　[9]叶青：《与社会主义者论中国革命》，时代思潮社1939年版，第23页。

　　[10]张其昀主编：《先总统蒋公全集》第2卷，第128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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