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历史的几个根本问题
中国近代史究竟指什么？它的时间范围是什么？对这个问题大致有两种说法：一种说法比较早一点，认为是从1840年鸦片战争到1919年五四运动；另外一种说法是从1840年鸦片战争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些年来第二种说法被比较多的人认可。此外，解放以前国内和海外也有些人认为中国近代史从明清之际开始，但这种说法目前在我们国内没有多少影响。
以往我们比较多的把中国近代史说成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这大体上是从1949年以前流行起来的。那时范文澜写过一部《中国近代史》，指的是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张闻天编写了一部《中国现代革命运动史》，讲的是五四运动以后的中国革命史。当时把近代、现代那样划分很容易理解，因为那个时候还处在1949年以前，当然不可能把近代说到1949年，现代只能说是五四运动以后了。现在新中国成立已经50多年，近代现代的概念应该有个变化。更为重要的是，从鸦片战争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是一个完整的发展阶段，它是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它是中国近代民族民主革命的历史。这一时期中国人所要解决的是一个共同的问题。所以这个看法现在得到了越来越多人的认可。
从1840年到1949年的100多年，是决定我们民族生死存亡的100多年，是中国从极度衰败、备受各种屈辱以至于濒临灭亡的边缘，到能够重新站立起来并开始大踏步走向现代化的一个重大的转折时期。像中国这样一个有着几亿人口的东方大国，在100多年间能够发生这样的翻天覆地的变化，在人类历史上是罕见的。这样一个变化，可以说是几代中国人前仆后继、顽强斗争的结果，是付出了很大的代价才换来的。
在中国的历史上，如果用更宽广的眼光来看这段百余年的历史，可以说它是处于承上启下的地位。在此以前是古代的中国，而在此以后是开始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中国。它处在这么一个过渡的过程中。
江泽民在党的十五大报告里说：从1840年的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变成了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华民族面对着两大历史任务：一个是求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一个是要努力实现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前者是为后者扫除障碍、创造必要的前提。这几句话把这一段历史所处的地位讲得很清楚了。如果把20世纪一分为二地看，上半个世纪从1901到1949年，主要要解决的是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而从1949年到2000年这后半个世纪，所要解决的是努力实现国家的繁荣富强和人民的共同富裕。前面将近50年的奋斗，正是为后面的50年扫除障碍。走不好前一步，就谈不上走后一步。江泽民用的提法是“创造必要的前提”，所谓“必要”，就是不可缺少的、绕不开的前提。
下面阐述三个问题，也就是中国近代历史上三个根本性的问题。
一、为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是贯穿整个中国近代历史中的一个非常突出、响亮的口号。这里说的复兴跟一般的讲发展不同。复兴是指它曾经有过光辉灿烂的过去，要重新振兴，这叫复兴。如果过去一直处在非常落后的状态下，今天只能叫发展，不能称复兴。众所周知，中国是一个有着5000年历史的国家，曾经创造过灿烂的古代文明。汉唐盛世曾在世界上处于领先地位。18世纪来康熙至乾隆时代，中国在很多方面仍处在世界的前列。那时康熙大帝和俄罗斯的彼得大帝及法国的路易十四，处于差不多的年代，中国在很多方面并不逊色于世界的其他地方。尽管如此，也需要看到那时候我们已经暴露出一个很重要的弱点，就是中国社会内部缺少能够使得社会迅速发展的一种内在机制。所以到19世纪，中国就落后了，而到1840年，英国发动鸦片战争，强迫中国签订《南京条约》，中国就开始逐渐变成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为什么鸦片战争被称为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开始呢？这可以从两方面来考察。我们称它为半殖民地国家，那么，它还是一个半独立国家，假如它完全丧失了独立，那就是殖民地而不是半殖民地了；所谓半封建国家，其另外一面又是一个半资本主义的国家，没有这一面，也就谈不上半封建社会。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形成有一个过程。鸦片战争给中国带来的一个标志性后果，就是中国开始丧失完全独立的地位，走上了半殖民地的道路。中国近代史划分从这里开始，是有道理的，中国社会面对的主要问题逐渐成为反对外国侵略者和本国的封建势力。
尽管中国社会已发生那样一个变化，但是当时的中国人并不是立刻就能够清醒地看到这一点。甚至在长达半个多世纪里，中国人还是没有充分认识到自己已经处于那么一个灾难深重的危险的局面。鸦片战争签订了那样屈辱的《南京条约》，中国人怎么还没有能够很好地觉醒呢？当时中国能够睁开眼睛看世界的先进知识分子魏源，写了一部《海国图志》，介绍世界各国的情况。序言中讲到这次战争的失败给中国人带来很大的耻辱，但他并不认为中国从此又进入一个不同的历史阶段。他以清朝康熙、雍正、乾隆盛世时平定新疆准噶尔叛乱为例，认为只要我们了解世界，采取“师夷长技以制夷”等办法，大清帝国就不难恢复到过去那样“一怒而四海秋，一喜而四海春”的局面。魏源是当时最先进的知识分子，其认识也只是到这个地步。
此后又发生了第二次鸦片战争。咸丰皇帝逃到承德避难，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逼迫中国签订了《天津条约》、《北京条约》，这更是一次奇耻大辱。但那时许多人仍没有觉得中国已经处于危亡的边缘。相反，因为在英法联军之役结束以后，他们反过来支持清朝政府平定了太平天国起义。当时的知识分子绝大部分可以说是地主阶级士大夫，他们感到这已得到了足够的甚至超过他们预期的补偿。他们认为这次英法联军不但没有侵占中国的土地，相反还帮助朝廷解决了国内的问题。加之那时曾国藩、李鸿章推行洋务运动，搞了一些工业，训练了一些新军，这些在当时确实也起过一些积极作用，在人们心里造成一种虚幻的安全感，感觉到中国有办法了。当时没有人说中国已经衰败，反而都说这是中兴。现在海外有些人写的中国历史仍把这时称为所谓的“同治中兴”。后来又发生中法战争，中国又失败了。但很多人认为，这次战争中国人打得并不差。镇南关大捷后，中国军队一直打到谅山，由于李鸿章卖国，最后签订了屈辱的条约。甚至到1894年甲午中日战争前夜，许多人还盲目地自以为是在“盛世”。郑观应曾写了一本《盛世危言》，影响非常大。毛泽东青少年时候就读过这本书。可以说郑观应是当时思想最先进的知识分子之一。他提倡改革，认为应该要说几句危言耸听的话让大家惊醒。但是他还不敢说现在中国已经到了一个衰世，只能表示在盛世发几句危言。可见，一直到甲午战争前夜，人们对这样严重的民族危机仍然认识不足。这也不足为怪，因为中国几千年的文明可以说是建立在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基础之上的，是一种农业文明。农业经济总是春夏秋冬周而复始，这样一个环境对人们思维方式的影响根深蒂固，再加上中国多少年来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明，建立了统一的国家，更造成人们一种所谓“天朝大国”的心理，觉得一切都不会有大的变化。恩格斯说过，传统是一种巨大的惰力。这种状况不经过非常强烈的刺激，是很难改变的。结果，周围客观的状况已经发生巨大变化，人们对这些却没有足够的认识。
甲午战争就不一样了。甲午战争中国被日本打得惨败，签订了《马关条约》，中国割让台湾给日本，最初还把辽东半岛也割给日本，赔款2亿两白银。以后因为要收回辽东半岛，又加了3000万两白银。还允许外国人在中国开设工厂。这对中国的影响很大。当时曾经经历这次事变的吴玉章在回忆录里说，我那时候在四川很偏僻的荣县，听到甲午战争失败的消息传来，我和二哥痛哭不止。《马关条约》是空前未有的亡国条约，全中国都为之震动！以前我们只是败给西方的大国，而现在是败给一个东方的小国，而且又败得那么惨，签订的条约又那么苛，这是多么大的耻辱啊！严复写给朋友的信中说，“大抵东方变局不出数年之中”，自己曾经“中夜起而大哭”，“嗟乎！谁其知之！”意思是说有谁知道这种痛苦的心情呢。甲午战争真是把中国人从睡梦中惊醒了。
人们熟悉的许多口号都是那时提出来的，如“振兴中华”，就是1894年孙中山在檀香山兴中会成立时提出来的；再如“救亡”，是严复在1895年的一篇文章《救亡决论》里提出来的。从他们喊出来这两个口号以后，可以说影响了几代的中国人。中国近代历史的主旋律是拯救祖国。那时有一份《中外日报》指出：我们在以前（指洋务运动时期）还讲什么自强、求富，现在别再讲那些门面话了，倒不如直截了当地讲救亡。
1900年爆发了义和团运动，随即发生了八国联军进攻中国的战争，强迫中国签订了《辛丑条约》。在世界历史上还从来没有过所有帝国主义强国英国、美国、法国、德国、日本、沙俄等等联合起来向一个半殖民地国家发动武装进攻的历史先例。列强们在中国的首都占领了整整一年之久。新中国的第一任教育部长马叙伦，在解放前出版的回忆录里面说到，他那时在杭州读书，当听到首都陷落、皇上和皇太后逃难到西安的时候，觉得好像天都塌下来一样，立刻放声大哭。邓小平在1990年曾说：我是一个中国人，我懂得外国侵略中国的历史。当西方七国首脑会议决定制裁中国的时候，我就立刻联想到1900年八国联军对中国的武装进攻。这七国除了加拿大以外，再加上俄国和奥地利，就是这个八国联军。他说，我们要懂得一点历史，这是中国发展的一个精神动力。可见八国联军侵华对中国人刺激之深。
中国曾经有过那样灿烂的过去，到这个时候，却沦落到将被瓜分的悲惨境地。两者之间形成极为强烈的反差，所以孙中山提出“振兴中华”，严复喊出“救亡”的口号以后，会产生那么大的影响，因为他们喊出了所有中国人的共同心声。
进入20世纪以后，特别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日本越来越成为中国的最大威胁。从强迫中国接受“二十一条”到发动九一八事变占领中国东北，再到以后制造华北五省自治运动，一直到卢沟桥事变，不断加紧侵略中国。在近代，整个中华民族的共同命运把这个多民族的国家更加紧密地凝聚为一体，因为日本侵占东北以后，各民族同胞都沦为亡国奴。正如那时很流行的歌曲《松花江上》所唱的“分什么你的我的，敌人打来，炮毁枪伤，到头来都是一样”。这就是共同的命运。只要国家民族没有前途，就没有什么个人前途可言。所以到1935年的时候，田汉作词、聂耳作曲的《义勇军进行曲》唱出了“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这首歌在全国各地到处传唱，大家痛感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这确实是中国前进的一种精神动力。所以1949年新中国成立，讨论国歌的时候，马叙伦第一个提出是不是在正式国歌制定前，把《义勇军进行曲》作为代国歌。当时大家都表示赞成。也有人提出，歌词是不是需要改一下，因为情况变化了，今天不能说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周恩来总理说：还是不改为好，只有唱起“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才能够把我们这种感情唱出来。这首歌真正代表了中国人的心声，一直到今天。
历经八年的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华民族第一次战胜了外国侵略者。战后，国民党要打内战，美国又要来控制中国。又经过三年的解放战争，终于成立了新中国。新中国成立的前夜，毛泽东在中国人民政协开幕词中说了令人难忘的一句话：“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听到这句话，几乎都禁不住热泪盈眶！这个胜利得来确实不容易。中国人受了100多年的屈辱欺压，甚至几乎要灭亡，现在终于站起来，这确实是一个历史性的大变动。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个目标，并不是说到新中国成立就完成了。党的十六大报告里边有一个在标题中没有列出来、但贯穿始终的突出主题，就是“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在它的导言里，先提出历史和时代给中国共产党的庄严历史使命是什么？就是要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来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个报告的结尾，谈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找到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赋予民族复兴新的强大生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展现出灿烂的前景。结尾部分又讲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就是要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不断促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的协调发展，推进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报告的最后结语部分一共四个小段，其中有五处提到“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报告从导言“中国共产党的庄严使命”到结语“展望我们的未来”始终贯穿着这么一个重要主题。展望未来的目标是：我们在20年内全面建设小康社会，50年内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达到世界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再往后，就是要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个主题，正是我们中国100多年来以及今后多少年为之奋斗的目标。
二、中国近代的革命和改革
怎样能够把祖国从危难之中拯救出来？怎么才能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怎么能够使得经济文化落后的中国变成一个现代化的国家？
这就涉及到一个革命和改革的问题。现在有一种说法：我们不是要搞现代化吗？但是在中国近代历史上突出的是革命，就是近代民族民主革命，这是不是走入误区了呢？实际上就是说，我们过去那么多先烈抛头颅洒热血，那么大的牺牲，是不是多余的？是不是不需要经过革命，只要像洋务运动和清末新政那样，中国就能够实现现代化？当然不能得出这样的结论。从道理上说，恐怕整个人类社会一直处在一个不停顿的变革中，新的事物不断代替旧的事物，这是谁都阻挡不住的，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但这种变革存在着两种形式：一种是在原有的社会秩序下进行渐进的改革；另一种是在短时间内改变原有的社会秩序，然后在这个基础上来推进各项改革。前者一般称为改革，有时也称改良，后者则是革命。当然从广义上讲，邓小平说改革也是一种革命，那是从新事物代替旧事物这个意义上而言的。
这两种方式中哪一种方式好？应该着重采用哪一种方式？这不是简单地搬用某一个原理就可以解决的。一切都要根据当时当地的具体历史条件来决定。一般地说，渐进的改革是人类社会前进的经常方式，而革命是它的补充方式。当然，在改革过程中，有时候也改变了原有社会秩序的某一个部分而推动历史前进。而在一种新的社会制度建立起来以后，通常都需要经过一个漫长的相对稳定的渐进的发展过程。如果客观条件不成熟，是不会立刻发生从根本上改变原有社会秩序的革命。只有随着社会经济的矛盾积累到一定程度时，当原有的社会秩序已经不能适应新的情况、甚至成为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严重障碍时，革命才会发生。而当革命成功地建立起新的社会秩序以后，又会开始比较温和的渐进式的改革。
在近代中国，当国家的命运还没有掌握在人民手里的时候，当在国难极端深重而统治者拒绝一切根本的社会变革的情况下，进行大规模现代化建设只能是一句空话。如果事情真能用和平的办法解决，如果这条路还有一点希望能够走得通，那怎么会有那么多人不惜抛头颅、洒热血，做出巨大的自我牺牲，来奋起革命？中国人只是在国家民族的生死存亡悬于一发的不得已的情况下，才会万众一心地起来拼命。千百万人奋不顾身地投身革命，决不是任何人想这样做就能这样做的，而是由深刻的社会原因造成的。中国近代的革命就是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已经处于被灭亡的边缘的情况下，大家要求政府能够领导人民抵抗外来侵略、在内部进行根本改革，为之付出一次又一次的努力，这些最后都落空了，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才迫使人们下决心，拿起武器进行革命。
孙中山在1894年成立兴中会的前夜，还赶到天津去见李鸿章，提出一个温和的改革的主张，但是李鸿章连见都不见他。所以孙中山曾说到，本来认为李鸿章也许是一个比较识时务的大吏，如果能接受自己的意见，那当然比流血牺牲要好，但到这个时候，他所抱的希望完全破灭，最后才走上革命的道路。因此孙中山说过这样一句话，革命是万不得已的事情，而且不能一直革下去。
再比如毛泽东，五四时期他曾编过《湘江评论》。当时他主张“呼声革命”，也就是无血革命，认为否则就是以暴易暴。他反对“炸弹革命”，反对“流血革命”。他提出的民众大联合，是联合起来向政府发出共同的呼声，要它进行改革，所以民众大联合等等还是很温和的。为什么他最后选择了革命？在给蔡和森的一封信里面他这样解释：“我看俄国式的革命，是无论如何的山穷水尽诸路皆不通了的一个变计，并不是有更好的方法弃而不用，单要采这个恐怖的方法。”他说那是山穷水尽而别的路都走不通才采取的办法。如果离开当时的具体情况来评论这些问题，只能是毫无意义的空话。
有人提出，大革命时期国共合作，为什么以后要搞土地革命呢？这样提出问题的人忘掉了一个最根本的事实：国共合作是怎么破裂的。当时国民党下狠心大屠杀，据中共六大的报告说杀了31万人。毛泽东在1964年的六七月间两次接见外宾的时候说：大革命初期，我们也没有准备打仗，我是一个知识分子，没有学过军事，怎么知道打仗呢？就是由于国民党搞白色恐怖，把工会、农会都打掉了，把5万共产党员杀了一大批，抓了一大批，我们才拿起枪来，上山打游击。毛泽东又说，他要打，我就打，这个方法就是从反动派那里学来的。蒋介石打我，我就打他。他可以打我，难道我就不能打他吗？不熟悉不了解那一段历史的人可能会说：那时合作下去多好啊，为什么要走上一条武装斗争的道路呢？要造成十年内战呢？这样做不是消耗了我们的国力，妨碍了我们的现代化吗？事实是：敌人已经举起屠刀杀了30多万人，中国共产党人的鲜血已经流得太多了！在这种情况下，是束手待毙呢？还是拿起武器来进行反抗？这个道理是很明显的。抗战胜利后共产党也是尽了很大努力希望能够得到和平的。《周恩来选集》里谈到战后国共谈判有三个阶段，前两个阶段我们是真心实意希望能够和平解决的，并做了非常大的让步，南方很多根据地都放弃了。严格讲，政协决议提出的行政院对立法院负责，这一套并不是共产党的新民主主义主张，某种程度上还是接近旧民主主义的，有点像西方式的政府向国会负责，但要是真能实现的话，它比原来蒋介石的独裁政治来说，还是前进了一步。另外我们保证要求地方上的地方自治等各种措施，我们是真心实意想做到的。但蒋介石认为可以在3个月到6个月内消灭共产党，用大军压境对共产党进行追剿，共产党能不反抗吗？能等敌人把自己杀光吗？所以1949年中央特地出了一本小册子，也在报上刊登过，题目叫《战争的责任属于谁？》，就是为了说清这个问题：这场战争怎么会发生？它的责任在谁？
革命确实是在一种不得已的情况下采取的手段。革命当然要付出巨大的代价。但是我们也要看到，革命在短时间内对阻碍社会前进的旧事物所起的扫荡作用是平时多少年也无法比拟的，而且要彻底得多，从而为以后的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开辟了广阔的道路。
考察世界历史，也可以看到这一点。美国独立战争、法国大革命，都是流血的革命。正因为通过这样的流血革命，以及在革命的过程中对旧的社会秩序进行了比较彻底的扫荡，才会有以后西方资本主义的大发展。美国的南北战争死人无数，通过战争把南方的奴隶制扫除，使得美国形成统一的国内市场，并且把当时先进的生产方式推广到全国，对美国的前进起了巨大作用。再从世界近代史来看，在德国、意大利、日本，也经过了一些战争，但整体来说，它在历史转折关头，没有像美国、法国那样对旧的社会秩序进行了那样一场比较彻底的扫荡，旧事物残留得多，对以后产生的负面影响就大。为什么恰恰是德国、日本、意大利后来会发展成为军国主义国家和法西斯，都与这有关。所以革命在一个短时间内，会造成损失，甚至要付出不小的代价，但从长远的历史进程来看，在历史的转折关头，通常只有革命才能扫荡旧的秩序，建立起一个新的秩序。当然，革命不是只凭任何人的主观愿望和意志，你要搞革命，千百万人就会跟着你不惜抛头颅、洒热血一起起来拼命。不会有这样的事情。它是客观历史发展的一个结果，如果条件不成熟，是不会发生革命的。而当革命取得胜利、对旧的社会秩序进行毁灭性的扫荡、把新的社会制度建立起来以后，情况就不同了，又得经过一个漫长的在一个相对稳定的环境里面进行一步一步的改革。
在新中国已经成立并且展开大规模建设以后，再搬用以往革命时期的那些想法和做法，是完全错误的。这种错误的出现，也可以理解，因为革命的时候，人们总是非常强烈地追求一种完美的理想社会的实现。这种情绪，有时达到一种狂热的程度。当革命胜利以后，人们往往容易在思想上形成一种惯性。因为前面的胜利就是那么大刀阔斧干出来的，以为我们用同样的方法，也能够很快地在建设中取得同样的成果。但是忽略了或者根本没有认识到这样的想法并不符合已经改变了的客观实际，在新的客观实际的条件下，就不能再采用过去那样的方法。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教训。毛泽东曾经写过一篇文章，说我们在春夏之间、秋冬之间，需要换衣服，但人们常常在这个时候没有意识到这个常识，没有换衣服，就容易得病。这个比喻很恰当。从革命时期转到建设时期，就像春夏之间、秋冬之间，周围的客观情况已经变化了，人们的主观意识、一切做法都要同它适应。如果还采用原来的办法，就会造成很严重的后果。所以我们不能把过去的办法用到今天。但是也不能把今天的想法和做法搬到过去，认为过去的革命是不需要的，甚至还认为它是对建设主要起了破坏作用，好像不发生革命，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倒还会更早地到来，这同样也不是实事求是的，也是不符合当时的客观实际的。
正如党的十六大报告所指出，中华民族在近代面临着两大历史任务，一个是求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一个是实现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前者是为后者扫清障碍，创造必要的前提。路要一步一步走，每个阶段有不同的历史任务，不能把过去的事情拿到今天来做，同样也不能把今天的事情、今天的做法，套到过去，认为过去也能够那样来做。
三、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责任
在近代中国，谁能够领导人民，将祖国从危难中拯救出来，结束黑暗的旧的社会制度，使中国走上现代化的道路，谁就能够得到人民的信任和拥戴。
原新四军5师副政委任质斌曾说过，抗日战争时期，他们到敌后去，老百姓对日本侵略者充满仇恨，枪支又遍地都是，只要你能够登高一呼，只要你能够领导人民抗日，大家一下子就能够起来。这说明，谁能够代表人民的愿望和要求，人民就拥护谁，就跟着谁走，否则就会被人民所抛弃。在这种情况下，有没有一个核心力量是十分重要的。当近代中国处在严重的民族危机时，在中国社会内部蕴藏着潜在的巨大的革命力量。但要是没有正确的引路人，那么尽管客观条件也许很成熟，没有正确的主观指导，或者说抓不住机遇，丧失机遇，也会失败，胜利的可能性不能转化为现实性。所以邓小平不止一次地讲到毛泽东的功绩：要是没有他，我们中国人民也许还要很长时间在黑暗中奋斗。要找到一条正确的道路很不容易。能够正确地引导我们中华民族胜利前进、符合人民解放要求的这种政治力量，在近代中国是有的，那就是中国共产党。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前，为了替国家寻找出路，中国人进行过多种多样的尝试，都失败了。
前面已经介绍，洋务运动证明，只搬用一点西方的某些工业技术和洋枪洋炮，不从根本上触及和改变占主导地位的封建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这样的改革不能解决中国的问题。戊戌变法是想依靠皇帝的力量，不摧毁旧的社会制度而自上而下地进行改革，也没有能够成功。义和团运动是下层群众自发起来的，当然各地也有一些小地主参加。义和团运动可以说是在不成熟的社会条件下产生的一个不成熟的运动。它是中国人民的正义反抗行动，但是它在这种不成熟的社会条件下又有许多落后以至愚昧的东西，没有也不可能解决问题。这以后，又爆发了辛亥革命。辛亥革命结束了中国几千年的君主专制统治，使得人们的思想得到很大的解放，是一个了不起的大事。辛亥革命有很多功绩。说民国是块招牌，这不错，但有这块招牌跟没有这块招牌大不一样。孙中山领导制定的《临时约法》规定：“中华民国之主权属于国民全体。”这是观念上一个很大的变化。所以辛亥革命后只有七年多，就发生了五四运动。从这种意义上也可以说，没有辛亥革命就没有五四运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把辛亥革命称为20世纪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历史性巨变，这个评价是公允的。但是报告里面也提到，它毕竟并没有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性质，也没有改变人民的悲惨境遇，它使我们在20世纪的前进中跨出了一大步，但它并没有完成历史交给它的任务。
实践证明，要想在中国摧毁旧势力，建立新社会，实现国家的独立、富强和现代化，需要具备这样几个条件。
第一个条件，要有一个能够正确把握航向的革命政党，作为引路人。这就需要正确理论的指导，要能够正确地分析国情，要能提出正确的路线和政策。辛亥革命时的中心口号是“反满”，就是反对清朝政府，“反满”这个口号并不很科学，有人对它完全否定。事实上，在当时的中国，要抵抗外来侵略也好，要实现国内的根本社会改革也好，首先必须推翻当时统治中国的清朝封建专制政府，这是当时中国历史前进必须抓住的一个中心环节。孙中山也多次解释，这个“反满”，并不是碰到满洲人都要反对，反对的仅仅是压迫人民的那些满族统治者。
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与世界其他国家相比，确实有它独特的地方。在世界历史上曾经有过很多大的帝国，譬如亚历山大统治时期的马其顿帝国、罗马帝国、奥斯曼帝国，甚至还有曾称为大不列颠“日不落”帝国。但是，这些大帝国最后都崩溃或衰落了。而中国，56个民族能够成为一个国家，而且历久不散，共同组成中华民族的大家庭。其重要原因就是，这一个多民族国家的形成不是靠短期的武力征服达到的，它是在几千年长时期的经济、文化交流中间互相融合，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逐渐成为一个整体。这一点非常重要。上述说的那些靠短期武力征服而形成的大帝国，不久就分开了。中国就不同。辛亥革命时期把反满的口号叫得那么响，但是在辛亥革命起来以后，在中国并没有出现汉族对满族来个种族大清洗。要是像现在世界上一些民族冲突很激烈的地方那样，几亿汉族人对几百万满族人来个种族清洗很容易发生，但在中国并没有发生，民国一成立就提出“五族共和”。56个民族形成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这不是一件偶然的事情。
辛亥革命提出“反满”的口号，抓住了当时的中心环节，但它没有提出反对帝国主义的口号，没有提出反对封建势力的口号。这实际上没有把革命的矛头对准这两个主要的敌人，好像只要把清朝政府推倒了，革命就成功了。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口号是到共产党成立后才提出来的。
第二个条件，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特别是要发动并且依靠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工人和农民。这也是辛亥革命所缺少的。当时革命派主要是学生，然后联络一些新军，大部分省的独立主要是依靠新军发动的。学生在里面做了很多工作，否则军队行动不起来，有些地方还依靠来自下层社会的会党。会党带有一些黑社会的性质，有很大破坏性，但在共产党成立以前，也有它积极的方面。这些人作为一股巨大的冲击力量，能够一下子把当地的政府推倒，但是再前进一步，就显得力量太单薄了，依靠这一点力量，怎么来领导和管理整个社会？从全国范围来说，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盘根错节，力量强大，要是没有把占人口中最大多数的工人农民发动起来，很快就会觉得自己的力量非常单薄，甚至孤立无援，这就容易走向妥协。
第三个条件，要有一个由一大批有共同理想和严格纪律的先进分子所组成的政党。辛亥革命中领导革命的是中国同盟会，它虽然制定了纲领，即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但三民主义中被多数人接受的只有民族主义，特别是“反满”。其次才是民权主义。至于民生主义接受的就更少了。这个党在组织上十分松弛，没有严格的纪律。所以辛亥革命一开始，章太炎就讲了一句话：“革命军兴，革命党消”。就是革命军一起来，革命党就不存在了。这样的党就不能再起号召与核心作用。
这三点归结起来，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要解决中国的问题，需要有一个能够指出正确方向的党，这个党能够发动和依靠最广大的人民，首先是工人农民，形成一个坚不可摧的力量，而且又有一批有共同理想和严格纪律的先进分子成为它的核心。而中国共产党就是这样的一个党。在说到党成立时毛泽东指出：连辛亥革命这样一个全国规模的革命运动都失败了，国家的状况一天天坏下去，环境迫使人无法活下去，怀疑就产生了。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大家要找一条新的路。正好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主义。辛亥革命以后十年，中国共产党就成立了。
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伊始就有两个特点：一个是，它有着正确的理论作为指导，这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共产党从成立开始，长远目标就是要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社会。党的二大提出我们现在主要反对的是帝国主义和国内的封建军阀，即反帝反封建的目标。所以，它一开始就有正确理论的指导，而且逐步用这个理论来指导研究中国的国情，提出一个正确的纲领。另一个是，它集结起一批有献身精神的先进分子，深入到工人农民之间去做群众工作。第一个翻译《共产党宣言》的陈望道，是共产党的最初发起组的成员。当谈到党最初开始活动的情况时说，那时他和茅盾一起，等工厂一放工，就站在厂门口向工人们演讲，结果没有人听。后来，才慢慢找到办法，先办工人夜校，教工人们文化，然后逐渐进行政治教育和组织工作。
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最早做的工作有两项：一项是宣传马克思主义，努力用马克思主义分析中国的实际情况，办了几个杂志，包括后期的《新青年》、《共产党》、《向导》这些杂志。另外一项就是从事工人运动，当时成立了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在工人农民之间，党是从工人工作入手的。党的老一辈的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等最初不是先搞农民运动，都是首先在城市里接受了先进的思想，到工人中间去做工作，以后再到农村。所以党领导的中国革命的主力军虽然是农民，但并不是旧式的农民战争，是用马克思主义武装、代表工人阶级利益的力量来领导。总之，党成立初期具备这么两个特点，一个是有正确的理论为指导，一个是直接到劳苦群众中间去做工作。这样的党是中国历史上从来不曾有过的。这个党一经产生，中国的面貌就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当然，在中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经济文化落后的东方农业大国，要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是极不容易的，并没有什么现成的答案。新的问题一个又一个提出来，只能在实践中摸索前进。想要了解中国近代历史，“探索”是一个关键词。离开“探索”这两个字，很多问题都无法理解。中国是一个在东方有着几亿人口的以农业为主体的古老大国。在这样一个大国里，怎么进行革命，怎么进行建设，马克思主义的书本上没有现成的答案，西方的办法、苏联的办法都不能照搬来用，完全要靠我们自己去闯。中国的民族危机极端深重，中华民族正处在生死存亡的关头，周围的变化非常快，许多问题都要立刻做出决定，不允许人们都从从容容慢慢地调查清楚以后再来解决。无论在革命时期也好，建设时期也好，在这过程中间的很多挫折，恐怕都需要跟整个探索的过程联系起来才能理解。
在土地革命时期，党曾经犯过三次“左”倾错误，这对学过党史的人都是常识。但是也可以进一步提出一些问题：这三次“左”倾，为什么当一次“左”倾纠正以后，接下来又是一次“左”倾，而且一次比一次厉害，原因是什么？当然，这里有主要负责人的原因，有共产国际的原因，但当时党的领导干部甚至党员中大多数人是支持的，这又是为什么？这三次“左”倾，有什么相同的地方，又有什么不同的地方？这些都是可以探讨的。
我们可以考察这三次“左”倾是怎么一次次发展起来的。第一次“左”倾跟以后两次的不同点在于：它是中国共产党在大革命遭受惨重失败后发生的。当时国民党在全国进行了大屠杀，一共杀了31万人，其中共产党人有26000人。在那种情况下，党内就出现了第一次“左”倾错误——“左”倾盲动主义。它最明显的标志是在全国各地，不顾当地的主客观条件，都要求起来暴动，谁不暴动就是机会主义，而且认为党的任务就是最后在全国实现总暴动。众所周知，大革命失败后党的力量遭受严重摧残。大量工会、农会被解散，工人农民运动也消沉下去。国民党的统治，在北伐战争以后得到了一个暂时的稳定时期。从1928年国民党军队进入京津以后，一直到1929年3月蒋桂战争爆发，差不多9个月的时间，国内的内战停了下来。全国的交通恢复了（包括几条大铁路）。民族工商业得到恢复和发展。很多人对国民党抱有希望，因为它还打着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的旗号。在这样敌我力量悬殊的情况下，不顾条件搞全国的总暴动是不适宜的。但是我们也可以理解，出现这种现象有两个原因：一是在大革命失败后国民党的大屠杀下，不少同志牺牲了，人们有一种强烈的复仇心理。那个时候有一批人动摇甚至叛变，很多坚持下来革命的人，对那些背叛的行为充满了鄙视和憎恨，觉得在这种情况下谁不敢起来坚决行动就是可耻的动摇和背叛。当时有这么一种心理状态。二是大革命高潮刚过去不久，全国曾出现过轰轰烈烈的场面，北伐军胜利北进，各地工农运动风起云涌，很多人一直沉浸在这样的陶醉中，突然遇到这么严重的挫折，很不适应，总觉得这个局面不会长久，只要坚持奋斗，一个新的局面很快又可以打开。第一次“左”倾盲动错误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发生的。
瞿秋白当时写了一篇文章，题目是《中国革命是什么样的革命》，他提出一个问题：革命是低落吗？并且这样回答，革命潮流的低落与消沉在现实的中国必须有三个条件：一、反革命的统治能解决中国社会关系中的严重问题，如土地问题、劳资问题等；二、反革命的统治能够迅速地稳定；三、革命群众的意志溃散而消沉。现实的中国决没有这样的条件。所以他就得出结论，说中国革命是在高涨而不是低落，中国革命的高涨具有不间断的性质，各地农民暴动的继续爆发以及城市工人中斗争的日益激烈，显然有汇合成为总暴动的趋势。在我们今天看来，好像当时的盲动主义很可笑，敌我力量这么悬殊，怎么还这样硬拼呢？但读读瞿秋白那段话，他们当时并不只是简单地盲目地受到共产国际的影响，也经过他们自己的深思熟虑。他提出的这些问题都是事实。在国民党统治下，中国社会的根本矛盾一个也没有解决。离瞿秋白讲那些话只隔了三四个月，国民党集团内部的战争就爆发了，它的统治并不稳定。人民的革命意志也没有溃散。所以他得出结论，革命是在不断高涨。但事实上，问题要看到两面：一面这些问题确实没有解决，因此中国的革命还会继续一步一步地发展；另一面在当前情况下，双方力量对比太悬殊了，所以眼前的任务还不是什么总暴动，只能是争取群众，而且特别要到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农村中去争取群众，一步一步走向全国革命的高潮。这次“左”倾错误，因为造成很多损失，持续半年就停止了。
第二次“左”倾错误，与第一次相隔了两年。它与第一次“左”倾错误有一个很明显的不同。第一次是在革命失败的情况下，带有拼命性质的蛮干，第二次“左”倾是在革命逐步走向复兴，国民党统治集团内部又出现新的危机的情况下，对形势做出过分乐观的估计而采取的冒险主义行动。1928年党的六大召开，它所制定的基本路线是正确的：中国还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革命还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现在正处在两个高潮中间的低潮的时候，党的总方针是争取群众。六大后的两年间，各方面的工作显然是有成效的：一方面在国民党统治区，原来几乎被打散的党组织，一个一个地重新恢复起来，并且要求大家下去做群众工作，深入到群众中间去；另一方面红军和革命根据地的力量有了很大的发展，1930年全国红军已经有了13个军，62700多人，约有3万支枪，建立起了大小15个革命根据地，开展土地革命，建立了自己的政权和武装。而国民党到1930 年时却爆发了规模空前的中原大战。蒋介石与阎锡山、冯玉祥、李宗仁等交战双方出动的总兵力有160万人，在平汉、津浦、陇海这三条铁路线上，打了四个月，顾不上用很大力量对付共产党。但当时共产国际把苏联的利益和做法强加给各国共产党。苏联正反对布哈林的“右倾”，就要求各国党都要反右倾。此间共产国际给中共发来4封指示信，说中国现在又到了一个总危机的时候，“左”倾盲动主义错误现在已经克服了。中共六大时并没有讲明现在所处两个高潮之间的低潮有多长时间，多少时间又可以走向高潮，而共产党人心里一般都有很急切的愿望，希望能够快一点渡过这个低潮，很容易接受新的高潮又要到来的理论。李立三的冒险主义并不是号召立刻举行全国总暴动，他的计划大体上是先搞南京兵暴，然后上海总罢工，再以后是武汉的总同盟罢工，在湖北首先取得一省胜利，建立苏维埃政权。与第一次盲动主义时不同，在军事上，李立三比较注意红军的力量，要求各路红军会合起来，一方面军、二方面军（当时是2、6军团）、四方面军会攻武汉。指示一方面军先打南昌，以后进攻长沙。但是这一套计划实际上是行不通的。他准备要首先取得胜利的是武汉，但项英到武汉考察，共产党员只有150人，当地的赤色工会会员只有200多人，根本没有首先胜利的力量和条件。四中全会上顾顺章（后来成为大叛徒）有个发言，他说李立三曾跟他讲，某地要暴动，你给我派六个营级指挥员去那里指挥暴动，顾顺章回答我们一共只有三个，要我派六个怎么派？李立三就发火了，说这都什么时候了，你还讨价还价？当时在革命胜利发展的形势之下，革命力量刚刚有那么一点复兴，又被胜利冲昏头脑，对情况做出过分乐观的估计。当然，李立三路线后来的失败，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得罪了共产国际。
第三次“左”倾错误是紧跟着第二次“左”倾来的，就是那一批从共产国际派回来的王明、博古，包括张闻天、王稼祥等人（张、王二人的思想后来有了很大的变化，博古以后也有变化）带来的。他们跟第二次“左”倾又有不同，打的旗号叫国际路线，声称要执行共产国际的路线。那时共产国际在中国党内有很高的威信，中国党在党章里规定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要听从它的命令。他们来后提出的国际路线，就是进攻路线。第三次“左”倾在城市工作中认为刘少奇是右倾机会主义，而重点放在红军和农村根据地方面。当他们没有更多地插手红军和根据地前，各根据地自己做主的余地还大一些，所以很快发展起来了，而这些人一进入根据地以后，就把权拿过来了。临时中央到中央苏区即一方面军那里，派从莫斯科回来的夏曦到红2、6军团去，派张国焘到四方面军、鄂豫皖根据地去，各地一切要听中央大员的指挥，情况完全发生变化。革命根据地最大的损失就是在他们来了以后。第三次“左”倾错误的一个高峰是1934年1月的六届五中全会。其政治决议案是这样写的：目前的形势，是中国的领土内存在两个绝对相反的政权，正在进行生死存亡的斗争，在粉碎五次“围剿”的决战面前，苏维埃道路与殖民地道路之间谁战胜谁的问题正式尖锐地提了出来，已经到了一个谁战胜谁的决战的时期。因此，王明“左”倾中央打着国际路线的旗号，制定贯彻一套更“左”的政策，在党内统治了四年之久，使整个根据地几乎全盘失败，逼着红军走上长征路。
中国共产党内的三次“左”倾错误一次一次地发展下来，也有内在的规律可以寻找。这三次“左”倾有不同的地方，也有相同的地方，归结起来是这样三点：一是主观主义，主观脱离客观，不根据实际情况办事，只是从主观的愿望出发，或者是从马克思主义的书本出发，希望革命尽快走向高潮。博古在党的七大的发言中检讨自己说，我一碰到事情，不是先想到实际情况，怎样去分析这个问题，而是马上去想马克思恩格斯的经典著作中是怎么讲的，外国如苏联或者西班牙是怎么做的，而对中国革命的长期性、复杂性、艰苦性估计不足，总希望能够很快地取得胜利，结果造成更大的损失。二是群众路线问题。因为这些问题尽管是新的问题，处在第一线工作的人在碰了钉子以后，往往就提出不同的意见，但是这些意见总是在很长时间内没有被听取和接纳。这就涉及群众路线、党内集体领导和党内民主的问题。第一次“左”倾的时候，项英、王若飞等人提出过现在革命形势不是高潮其实是低潮。第二次“左”倾即李立三路线的时候，何孟雄等人提出了不同的意见，而红军领导人在要他们进攻南昌时没有执行，认为在这种情况下不可能那样硬打。第三次“左”倾，反对的人更多了，而“左”倾领导人批判“罗明路线”，认为是右倾保守思想，实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所以错误不能及时纠正。三是这三次错误确实都跟共产国际有关，共产国际要负很大责任。中国革命要由远在万里之外的莫斯科指挥，怎么能不脱离实际？共产国际派来中国的代表也并不都是什么一流人才，更不了解中国情况。所以毛泽东在《反对本本主义》里说，中国革命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这句话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说的。由此可见，后来毛泽东找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这么一条独特的中国革命胜利的道路，得来多么不易！
以上阐述的三个问题，第一个是主观主义，就是不实事求是。第二个是没有党内民主，不走群众路线。第三个是共产国际瞎指挥，中国党不能独立自主地处理自己的问题。所以《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毛泽东思想的灵魂有三条，一个是实事求是，一个是群众路线，一个是独立自主。这几点确实是中国人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在实践中间最后总结得出的最基本的经验教训。有了这些，中国革命才能取得胜利。
以往我们比较多的把中国近代史说成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这大体上是从1949年以前流行起来的。那时范文澜写过一部《中国近代史》，指的是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张闻天编写了一部《中国现代革命运动史》，讲的是五四运动以后的中国革命史。当时把近代、现代那样划分很容易理解，因为那个时候还处在1949年以前，当然不可能把近代说到1949年，现代只能说是五四运动以后了。现在新中国成立已经50多年，近代现代的概念应该有个变化。更为重要的是，从鸦片战争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是一个完整的发展阶段，它是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它是中国近代民族民主革命的历史。这一时期中国人所要解决的是一个共同的问题。所以这个看法现在得到了越来越多人的认可。
从1840年到1949年的100多年，是决定我们民族生死存亡的100多年，是中国从极度衰败、备受各种屈辱以至于濒临灭亡的边缘，到能够重新站立起来并开始大踏步走向现代化的一个重大的转折时期。像中国这样一个有着几亿人口的东方大国，在100多年间能够发生这样的翻天覆地的变化，在人类历史上是罕见的。这样一个变化，可以说是几代中国人前仆后继、顽强斗争的结果，是付出了很大的代价才换来的。
在中国的历史上，如果用更宽广的眼光来看这段百余年的历史，可以说它是处于承上启下的地位。在此以前是古代的中国，而在此以后是开始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中国。它处在这么一个过渡的过程中。
江泽民在党的十五大报告里说：从1840年的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变成了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华民族面对着两大历史任务：一个是求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一个是要努力实现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前者是为后者扫除障碍、创造必要的前提。这几句话把这一段历史所处的地位讲得很清楚了。如果把20世纪一分为二地看，上半个世纪从1901到1949年，主要要解决的是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而从1949年到2000年这后半个世纪，所要解决的是努力实现国家的繁荣富强和人民的共同富裕。前面将近50年的奋斗，正是为后面的50年扫除障碍。走不好前一步，就谈不上走后一步。江泽民用的提法是“创造必要的前提”，所谓“必要”，就是不可缺少的、绕不开的前提。
下面阐述三个问题，也就是中国近代历史上三个根本性的问题。
一、为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是贯穿整个中国近代历史中的一个非常突出、响亮的口号。这里说的复兴跟一般的讲发展不同。复兴是指它曾经有过光辉灿烂的过去，要重新振兴，这叫复兴。如果过去一直处在非常落后的状态下，今天只能叫发展，不能称复兴。众所周知，中国是一个有着5000年历史的国家，曾经创造过灿烂的古代文明。汉唐盛世曾在世界上处于领先地位。18世纪来康熙至乾隆时代，中国在很多方面仍处在世界的前列。那时康熙大帝和俄罗斯的彼得大帝及法国的路易十四，处于差不多的年代，中国在很多方面并不逊色于世界的其他地方。尽管如此，也需要看到那时候我们已经暴露出一个很重要的弱点，就是中国社会内部缺少能够使得社会迅速发展的一种内在机制。所以到19世纪，中国就落后了，而到1840年，英国发动鸦片战争，强迫中国签订《南京条约》，中国就开始逐渐变成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为什么鸦片战争被称为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开始呢？这可以从两方面来考察。我们称它为半殖民地国家，那么，它还是一个半独立国家，假如它完全丧失了独立，那就是殖民地而不是半殖民地了；所谓半封建国家，其另外一面又是一个半资本主义的国家，没有这一面，也就谈不上半封建社会。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形成有一个过程。鸦片战争给中国带来的一个标志性后果，就是中国开始丧失完全独立的地位，走上了半殖民地的道路。中国近代史划分从这里开始，是有道理的，中国社会面对的主要问题逐渐成为反对外国侵略者和本国的封建势力。
尽管中国社会已发生那样一个变化，但是当时的中国人并不是立刻就能够清醒地看到这一点。甚至在长达半个多世纪里，中国人还是没有充分认识到自己已经处于那么一个灾难深重的危险的局面。鸦片战争签订了那样屈辱的《南京条约》，中国人怎么还没有能够很好地觉醒呢？当时中国能够睁开眼睛看世界的先进知识分子魏源，写了一部《海国图志》，介绍世界各国的情况。序言中讲到这次战争的失败给中国人带来很大的耻辱，但他并不认为中国从此又进入一个不同的历史阶段。他以清朝康熙、雍正、乾隆盛世时平定新疆准噶尔叛乱为例，认为只要我们了解世界，采取“师夷长技以制夷”等办法，大清帝国就不难恢复到过去那样“一怒而四海秋，一喜而四海春”的局面。魏源是当时最先进的知识分子，其认识也只是到这个地步。
此后又发生了第二次鸦片战争。咸丰皇帝逃到承德避难，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逼迫中国签订了《天津条约》、《北京条约》，这更是一次奇耻大辱。但那时许多人仍没有觉得中国已经处于危亡的边缘。相反，因为在英法联军之役结束以后，他们反过来支持清朝政府平定了太平天国起义。当时的知识分子绝大部分可以说是地主阶级士大夫，他们感到这已得到了足够的甚至超过他们预期的补偿。他们认为这次英法联军不但没有侵占中国的土地，相反还帮助朝廷解决了国内的问题。加之那时曾国藩、李鸿章推行洋务运动，搞了一些工业，训练了一些新军，这些在当时确实也起过一些积极作用，在人们心里造成一种虚幻的安全感，感觉到中国有办法了。当时没有人说中国已经衰败，反而都说这是中兴。现在海外有些人写的中国历史仍把这时称为所谓的“同治中兴”。后来又发生中法战争，中国又失败了。但很多人认为，这次战争中国人打得并不差。镇南关大捷后，中国军队一直打到谅山，由于李鸿章卖国，最后签订了屈辱的条约。甚至到1894年甲午中日战争前夜，许多人还盲目地自以为是在“盛世”。郑观应曾写了一本《盛世危言》，影响非常大。毛泽东青少年时候就读过这本书。可以说郑观应是当时思想最先进的知识分子之一。他提倡改革，认为应该要说几句危言耸听的话让大家惊醒。但是他还不敢说现在中国已经到了一个衰世，只能表示在盛世发几句危言。可见，一直到甲午战争前夜，人们对这样严重的民族危机仍然认识不足。这也不足为怪，因为中国几千年的文明可以说是建立在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基础之上的，是一种农业文明。农业经济总是春夏秋冬周而复始，这样一个环境对人们思维方式的影响根深蒂固，再加上中国多少年来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明，建立了统一的国家，更造成人们一种所谓“天朝大国”的心理，觉得一切都不会有大的变化。恩格斯说过，传统是一种巨大的惰力。这种状况不经过非常强烈的刺激，是很难改变的。结果，周围客观的状况已经发生巨大变化，人们对这些却没有足够的认识。
甲午战争就不一样了。甲午战争中国被日本打得惨败，签订了《马关条约》，中国割让台湾给日本，最初还把辽东半岛也割给日本，赔款2亿两白银。以后因为要收回辽东半岛，又加了3000万两白银。还允许外国人在中国开设工厂。这对中国的影响很大。当时曾经经历这次事变的吴玉章在回忆录里说，我那时候在四川很偏僻的荣县，听到甲午战争失败的消息传来，我和二哥痛哭不止。《马关条约》是空前未有的亡国条约，全中国都为之震动！以前我们只是败给西方的大国，而现在是败给一个东方的小国，而且又败得那么惨，签订的条约又那么苛，这是多么大的耻辱啊！严复写给朋友的信中说，“大抵东方变局不出数年之中”，自己曾经“中夜起而大哭”，“嗟乎！谁其知之！”意思是说有谁知道这种痛苦的心情呢。甲午战争真是把中国人从睡梦中惊醒了。
人们熟悉的许多口号都是那时提出来的，如“振兴中华”，就是1894年孙中山在檀香山兴中会成立时提出来的；再如“救亡”，是严复在1895年的一篇文章《救亡决论》里提出来的。从他们喊出来这两个口号以后，可以说影响了几代的中国人。中国近代历史的主旋律是拯救祖国。那时有一份《中外日报》指出：我们在以前（指洋务运动时期）还讲什么自强、求富，现在别再讲那些门面话了，倒不如直截了当地讲救亡。
1900年爆发了义和团运动，随即发生了八国联军进攻中国的战争，强迫中国签订了《辛丑条约》。在世界历史上还从来没有过所有帝国主义强国英国、美国、法国、德国、日本、沙俄等等联合起来向一个半殖民地国家发动武装进攻的历史先例。列强们在中国的首都占领了整整一年之久。新中国的第一任教育部长马叙伦，在解放前出版的回忆录里面说到，他那时在杭州读书，当听到首都陷落、皇上和皇太后逃难到西安的时候，觉得好像天都塌下来一样，立刻放声大哭。邓小平在1990年曾说：我是一个中国人，我懂得外国侵略中国的历史。当西方七国首脑会议决定制裁中国的时候，我就立刻联想到1900年八国联军对中国的武装进攻。这七国除了加拿大以外，再加上俄国和奥地利，就是这个八国联军。他说，我们要懂得一点历史，这是中国发展的一个精神动力。可见八国联军侵华对中国人刺激之深。
中国曾经有过那样灿烂的过去，到这个时候，却沦落到将被瓜分的悲惨境地。两者之间形成极为强烈的反差，所以孙中山提出“振兴中华”，严复喊出“救亡”的口号以后，会产生那么大的影响，因为他们喊出了所有中国人的共同心声。
进入20世纪以后，特别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日本越来越成为中国的最大威胁。从强迫中国接受“二十一条”到发动九一八事变占领中国东北，再到以后制造华北五省自治运动，一直到卢沟桥事变，不断加紧侵略中国。在近代，整个中华民族的共同命运把这个多民族的国家更加紧密地凝聚为一体，因为日本侵占东北以后，各民族同胞都沦为亡国奴。正如那时很流行的歌曲《松花江上》所唱的“分什么你的我的，敌人打来，炮毁枪伤，到头来都是一样”。这就是共同的命运。只要国家民族没有前途，就没有什么个人前途可言。所以到1935年的时候，田汉作词、聂耳作曲的《义勇军进行曲》唱出了“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这首歌在全国各地到处传唱，大家痛感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这确实是中国前进的一种精神动力。所以1949年新中国成立，讨论国歌的时候，马叙伦第一个提出是不是在正式国歌制定前，把《义勇军进行曲》作为代国歌。当时大家都表示赞成。也有人提出，歌词是不是需要改一下，因为情况变化了，今天不能说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周恩来总理说：还是不改为好，只有唱起“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才能够把我们这种感情唱出来。这首歌真正代表了中国人的心声，一直到今天。
历经八年的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华民族第一次战胜了外国侵略者。战后，国民党要打内战，美国又要来控制中国。又经过三年的解放战争，终于成立了新中国。新中国成立的前夜，毛泽东在中国人民政协开幕词中说了令人难忘的一句话：“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听到这句话，几乎都禁不住热泪盈眶！这个胜利得来确实不容易。中国人受了100多年的屈辱欺压，甚至几乎要灭亡，现在终于站起来，这确实是一个历史性的大变动。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个目标，并不是说到新中国成立就完成了。党的十六大报告里边有一个在标题中没有列出来、但贯穿始终的突出主题，就是“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在它的导言里，先提出历史和时代给中国共产党的庄严历史使命是什么？就是要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来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个报告的结尾，谈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找到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赋予民族复兴新的强大生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展现出灿烂的前景。结尾部分又讲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就是要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不断促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的协调发展，推进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报告的最后结语部分一共四个小段，其中有五处提到“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报告从导言“中国共产党的庄严使命”到结语“展望我们的未来”始终贯穿着这么一个重要主题。展望未来的目标是：我们在20年内全面建设小康社会，50年内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达到世界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再往后，就是要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个主题，正是我们中国100多年来以及今后多少年为之奋斗的目标。
二、中国近代的革命和改革
怎样能够把祖国从危难之中拯救出来？怎么才能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怎么能够使得经济文化落后的中国变成一个现代化的国家？
这就涉及到一个革命和改革的问题。现在有一种说法：我们不是要搞现代化吗？但是在中国近代历史上突出的是革命，就是近代民族民主革命，这是不是走入误区了呢？实际上就是说，我们过去那么多先烈抛头颅洒热血，那么大的牺牲，是不是多余的？是不是不需要经过革命，只要像洋务运动和清末新政那样，中国就能够实现现代化？当然不能得出这样的结论。从道理上说，恐怕整个人类社会一直处在一个不停顿的变革中，新的事物不断代替旧的事物，这是谁都阻挡不住的，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但这种变革存在着两种形式：一种是在原有的社会秩序下进行渐进的改革；另一种是在短时间内改变原有的社会秩序，然后在这个基础上来推进各项改革。前者一般称为改革，有时也称改良，后者则是革命。当然从广义上讲，邓小平说改革也是一种革命，那是从新事物代替旧事物这个意义上而言的。
这两种方式中哪一种方式好？应该着重采用哪一种方式？这不是简单地搬用某一个原理就可以解决的。一切都要根据当时当地的具体历史条件来决定。一般地说，渐进的改革是人类社会前进的经常方式，而革命是它的补充方式。当然，在改革过程中，有时候也改变了原有社会秩序的某一个部分而推动历史前进。而在一种新的社会制度建立起来以后，通常都需要经过一个漫长的相对稳定的渐进的发展过程。如果客观条件不成熟，是不会立刻发生从根本上改变原有社会秩序的革命。只有随着社会经济的矛盾积累到一定程度时，当原有的社会秩序已经不能适应新的情况、甚至成为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严重障碍时，革命才会发生。而当革命成功地建立起新的社会秩序以后，又会开始比较温和的渐进式的改革。
在近代中国，当国家的命运还没有掌握在人民手里的时候，当在国难极端深重而统治者拒绝一切根本的社会变革的情况下，进行大规模现代化建设只能是一句空话。如果事情真能用和平的办法解决，如果这条路还有一点希望能够走得通，那怎么会有那么多人不惜抛头颅、洒热血，做出巨大的自我牺牲，来奋起革命？中国人只是在国家民族的生死存亡悬于一发的不得已的情况下，才会万众一心地起来拼命。千百万人奋不顾身地投身革命，决不是任何人想这样做就能这样做的，而是由深刻的社会原因造成的。中国近代的革命就是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已经处于被灭亡的边缘的情况下，大家要求政府能够领导人民抵抗外来侵略、在内部进行根本改革，为之付出一次又一次的努力，这些最后都落空了，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才迫使人们下决心，拿起武器进行革命。
孙中山在1894年成立兴中会的前夜，还赶到天津去见李鸿章，提出一个温和的改革的主张，但是李鸿章连见都不见他。所以孙中山曾说到，本来认为李鸿章也许是一个比较识时务的大吏，如果能接受自己的意见，那当然比流血牺牲要好，但到这个时候，他所抱的希望完全破灭，最后才走上革命的道路。因此孙中山说过这样一句话，革命是万不得已的事情，而且不能一直革下去。
再比如毛泽东，五四时期他曾编过《湘江评论》。当时他主张“呼声革命”，也就是无血革命，认为否则就是以暴易暴。他反对“炸弹革命”，反对“流血革命”。他提出的民众大联合，是联合起来向政府发出共同的呼声，要它进行改革，所以民众大联合等等还是很温和的。为什么他最后选择了革命？在给蔡和森的一封信里面他这样解释：“我看俄国式的革命，是无论如何的山穷水尽诸路皆不通了的一个变计，并不是有更好的方法弃而不用，单要采这个恐怖的方法。”他说那是山穷水尽而别的路都走不通才采取的办法。如果离开当时的具体情况来评论这些问题，只能是毫无意义的空话。
有人提出，大革命时期国共合作，为什么以后要搞土地革命呢？这样提出问题的人忘掉了一个最根本的事实：国共合作是怎么破裂的。当时国民党下狠心大屠杀，据中共六大的报告说杀了31万人。毛泽东在1964年的六七月间两次接见外宾的时候说：大革命初期，我们也没有准备打仗，我是一个知识分子，没有学过军事，怎么知道打仗呢？就是由于国民党搞白色恐怖，把工会、农会都打掉了，把5万共产党员杀了一大批，抓了一大批，我们才拿起枪来，上山打游击。毛泽东又说，他要打，我就打，这个方法就是从反动派那里学来的。蒋介石打我，我就打他。他可以打我，难道我就不能打他吗？不熟悉不了解那一段历史的人可能会说：那时合作下去多好啊，为什么要走上一条武装斗争的道路呢？要造成十年内战呢？这样做不是消耗了我们的国力，妨碍了我们的现代化吗？事实是：敌人已经举起屠刀杀了30多万人，中国共产党人的鲜血已经流得太多了！在这种情况下，是束手待毙呢？还是拿起武器来进行反抗？这个道理是很明显的。抗战胜利后共产党也是尽了很大努力希望能够得到和平的。《周恩来选集》里谈到战后国共谈判有三个阶段，前两个阶段我们是真心实意希望能够和平解决的，并做了非常大的让步，南方很多根据地都放弃了。严格讲，政协决议提出的行政院对立法院负责，这一套并不是共产党的新民主主义主张，某种程度上还是接近旧民主主义的，有点像西方式的政府向国会负责，但要是真能实现的话，它比原来蒋介石的独裁政治来说，还是前进了一步。另外我们保证要求地方上的地方自治等各种措施，我们是真心实意想做到的。但蒋介石认为可以在3个月到6个月内消灭共产党，用大军压境对共产党进行追剿，共产党能不反抗吗？能等敌人把自己杀光吗？所以1949年中央特地出了一本小册子，也在报上刊登过，题目叫《战争的责任属于谁？》，就是为了说清这个问题：这场战争怎么会发生？它的责任在谁？
革命确实是在一种不得已的情况下采取的手段。革命当然要付出巨大的代价。但是我们也要看到，革命在短时间内对阻碍社会前进的旧事物所起的扫荡作用是平时多少年也无法比拟的，而且要彻底得多，从而为以后的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开辟了广阔的道路。
考察世界历史，也可以看到这一点。美国独立战争、法国大革命，都是流血的革命。正因为通过这样的流血革命，以及在革命的过程中对旧的社会秩序进行了比较彻底的扫荡，才会有以后西方资本主义的大发展。美国的南北战争死人无数，通过战争把南方的奴隶制扫除，使得美国形成统一的国内市场，并且把当时先进的生产方式推广到全国，对美国的前进起了巨大作用。再从世界近代史来看，在德国、意大利、日本，也经过了一些战争，但整体来说，它在历史转折关头，没有像美国、法国那样对旧的社会秩序进行了那样一场比较彻底的扫荡，旧事物残留得多，对以后产生的负面影响就大。为什么恰恰是德国、日本、意大利后来会发展成为军国主义国家和法西斯，都与这有关。所以革命在一个短时间内，会造成损失，甚至要付出不小的代价，但从长远的历史进程来看，在历史的转折关头，通常只有革命才能扫荡旧的秩序，建立起一个新的秩序。当然，革命不是只凭任何人的主观愿望和意志，你要搞革命，千百万人就会跟着你不惜抛头颅、洒热血一起起来拼命。不会有这样的事情。它是客观历史发展的一个结果，如果条件不成熟，是不会发生革命的。而当革命取得胜利、对旧的社会秩序进行毁灭性的扫荡、把新的社会制度建立起来以后，情况就不同了，又得经过一个漫长的在一个相对稳定的环境里面进行一步一步的改革。
在新中国已经成立并且展开大规模建设以后，再搬用以往革命时期的那些想法和做法，是完全错误的。这种错误的出现，也可以理解，因为革命的时候，人们总是非常强烈地追求一种完美的理想社会的实现。这种情绪，有时达到一种狂热的程度。当革命胜利以后，人们往往容易在思想上形成一种惯性。因为前面的胜利就是那么大刀阔斧干出来的，以为我们用同样的方法，也能够很快地在建设中取得同样的成果。但是忽略了或者根本没有认识到这样的想法并不符合已经改变了的客观实际，在新的客观实际的条件下，就不能再采用过去那样的方法。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教训。毛泽东曾经写过一篇文章，说我们在春夏之间、秋冬之间，需要换衣服，但人们常常在这个时候没有意识到这个常识，没有换衣服，就容易得病。这个比喻很恰当。从革命时期转到建设时期，就像春夏之间、秋冬之间，周围的客观情况已经变化了，人们的主观意识、一切做法都要同它适应。如果还采用原来的办法，就会造成很严重的后果。所以我们不能把过去的办法用到今天。但是也不能把今天的想法和做法搬到过去，认为过去的革命是不需要的，甚至还认为它是对建设主要起了破坏作用，好像不发生革命，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倒还会更早地到来，这同样也不是实事求是的，也是不符合当时的客观实际的。
正如党的十六大报告所指出，中华民族在近代面临着两大历史任务，一个是求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一个是实现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前者是为后者扫清障碍，创造必要的前提。路要一步一步走，每个阶段有不同的历史任务，不能把过去的事情拿到今天来做，同样也不能把今天的事情、今天的做法，套到过去，认为过去也能够那样来做。
三、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责任
在近代中国，谁能够领导人民，将祖国从危难中拯救出来，结束黑暗的旧的社会制度，使中国走上现代化的道路，谁就能够得到人民的信任和拥戴。
原新四军5师副政委任质斌曾说过，抗日战争时期，他们到敌后去，老百姓对日本侵略者充满仇恨，枪支又遍地都是，只要你能够登高一呼，只要你能够领导人民抗日，大家一下子就能够起来。这说明，谁能够代表人民的愿望和要求，人民就拥护谁，就跟着谁走，否则就会被人民所抛弃。在这种情况下，有没有一个核心力量是十分重要的。当近代中国处在严重的民族危机时，在中国社会内部蕴藏着潜在的巨大的革命力量。但要是没有正确的引路人，那么尽管客观条件也许很成熟，没有正确的主观指导，或者说抓不住机遇，丧失机遇，也会失败，胜利的可能性不能转化为现实性。所以邓小平不止一次地讲到毛泽东的功绩：要是没有他，我们中国人民也许还要很长时间在黑暗中奋斗。要找到一条正确的道路很不容易。能够正确地引导我们中华民族胜利前进、符合人民解放要求的这种政治力量，在近代中国是有的，那就是中国共产党。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前，为了替国家寻找出路，中国人进行过多种多样的尝试，都失败了。
前面已经介绍，洋务运动证明，只搬用一点西方的某些工业技术和洋枪洋炮，不从根本上触及和改变占主导地位的封建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这样的改革不能解决中国的问题。戊戌变法是想依靠皇帝的力量，不摧毁旧的社会制度而自上而下地进行改革，也没有能够成功。义和团运动是下层群众自发起来的，当然各地也有一些小地主参加。义和团运动可以说是在不成熟的社会条件下产生的一个不成熟的运动。它是中国人民的正义反抗行动，但是它在这种不成熟的社会条件下又有许多落后以至愚昧的东西，没有也不可能解决问题。这以后，又爆发了辛亥革命。辛亥革命结束了中国几千年的君主专制统治，使得人们的思想得到很大的解放，是一个了不起的大事。辛亥革命有很多功绩。说民国是块招牌，这不错，但有这块招牌跟没有这块招牌大不一样。孙中山领导制定的《临时约法》规定：“中华民国之主权属于国民全体。”这是观念上一个很大的变化。所以辛亥革命后只有七年多，就发生了五四运动。从这种意义上也可以说，没有辛亥革命就没有五四运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把辛亥革命称为20世纪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历史性巨变，这个评价是公允的。但是报告里面也提到，它毕竟并没有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性质，也没有改变人民的悲惨境遇，它使我们在20世纪的前进中跨出了一大步，但它并没有完成历史交给它的任务。
实践证明，要想在中国摧毁旧势力，建立新社会，实现国家的独立、富强和现代化，需要具备这样几个条件。
第一个条件，要有一个能够正确把握航向的革命政党，作为引路人。这就需要正确理论的指导，要能够正确地分析国情，要能提出正确的路线和政策。辛亥革命时的中心口号是“反满”，就是反对清朝政府，“反满”这个口号并不很科学，有人对它完全否定。事实上，在当时的中国，要抵抗外来侵略也好，要实现国内的根本社会改革也好，首先必须推翻当时统治中国的清朝封建专制政府，这是当时中国历史前进必须抓住的一个中心环节。孙中山也多次解释，这个“反满”，并不是碰到满洲人都要反对，反对的仅仅是压迫人民的那些满族统治者。
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与世界其他国家相比，确实有它独特的地方。在世界历史上曾经有过很多大的帝国，譬如亚历山大统治时期的马其顿帝国、罗马帝国、奥斯曼帝国，甚至还有曾称为大不列颠“日不落”帝国。但是，这些大帝国最后都崩溃或衰落了。而中国，56个民族能够成为一个国家，而且历久不散，共同组成中华民族的大家庭。其重要原因就是，这一个多民族国家的形成不是靠短期的武力征服达到的，它是在几千年长时期的经济、文化交流中间互相融合，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逐渐成为一个整体。这一点非常重要。上述说的那些靠短期武力征服而形成的大帝国，不久就分开了。中国就不同。辛亥革命时期把反满的口号叫得那么响，但是在辛亥革命起来以后，在中国并没有出现汉族对满族来个种族大清洗。要是像现在世界上一些民族冲突很激烈的地方那样，几亿汉族人对几百万满族人来个种族清洗很容易发生，但在中国并没有发生，民国一成立就提出“五族共和”。56个民族形成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这不是一件偶然的事情。
辛亥革命提出“反满”的口号，抓住了当时的中心环节，但它没有提出反对帝国主义的口号，没有提出反对封建势力的口号。这实际上没有把革命的矛头对准这两个主要的敌人，好像只要把清朝政府推倒了，革命就成功了。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口号是到共产党成立后才提出来的。
第二个条件，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特别是要发动并且依靠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工人和农民。这也是辛亥革命所缺少的。当时革命派主要是学生，然后联络一些新军，大部分省的独立主要是依靠新军发动的。学生在里面做了很多工作，否则军队行动不起来，有些地方还依靠来自下层社会的会党。会党带有一些黑社会的性质，有很大破坏性，但在共产党成立以前，也有它积极的方面。这些人作为一股巨大的冲击力量，能够一下子把当地的政府推倒，但是再前进一步，就显得力量太单薄了，依靠这一点力量，怎么来领导和管理整个社会？从全国范围来说，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盘根错节，力量强大，要是没有把占人口中最大多数的工人农民发动起来，很快就会觉得自己的力量非常单薄，甚至孤立无援，这就容易走向妥协。
第三个条件，要有一个由一大批有共同理想和严格纪律的先进分子所组成的政党。辛亥革命中领导革命的是中国同盟会，它虽然制定了纲领，即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但三民主义中被多数人接受的只有民族主义，特别是“反满”。其次才是民权主义。至于民生主义接受的就更少了。这个党在组织上十分松弛，没有严格的纪律。所以辛亥革命一开始，章太炎就讲了一句话：“革命军兴，革命党消”。就是革命军一起来，革命党就不存在了。这样的党就不能再起号召与核心作用。
这三点归结起来，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要解决中国的问题，需要有一个能够指出正确方向的党，这个党能够发动和依靠最广大的人民，首先是工人农民，形成一个坚不可摧的力量，而且又有一批有共同理想和严格纪律的先进分子成为它的核心。而中国共产党就是这样的一个党。在说到党成立时毛泽东指出：连辛亥革命这样一个全国规模的革命运动都失败了，国家的状况一天天坏下去，环境迫使人无法活下去，怀疑就产生了。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大家要找一条新的路。正好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主义。辛亥革命以后十年，中国共产党就成立了。
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伊始就有两个特点：一个是，它有着正确的理论作为指导，这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共产党从成立开始，长远目标就是要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社会。党的二大提出我们现在主要反对的是帝国主义和国内的封建军阀，即反帝反封建的目标。所以，它一开始就有正确理论的指导，而且逐步用这个理论来指导研究中国的国情，提出一个正确的纲领。另一个是，它集结起一批有献身精神的先进分子，深入到工人农民之间去做群众工作。第一个翻译《共产党宣言》的陈望道，是共产党的最初发起组的成员。当谈到党最初开始活动的情况时说，那时他和茅盾一起，等工厂一放工，就站在厂门口向工人们演讲，结果没有人听。后来，才慢慢找到办法，先办工人夜校，教工人们文化，然后逐渐进行政治教育和组织工作。
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最早做的工作有两项：一项是宣传马克思主义，努力用马克思主义分析中国的实际情况，办了几个杂志，包括后期的《新青年》、《共产党》、《向导》这些杂志。另外一项就是从事工人运动，当时成立了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在工人农民之间，党是从工人工作入手的。党的老一辈的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等最初不是先搞农民运动，都是首先在城市里接受了先进的思想，到工人中间去做工作，以后再到农村。所以党领导的中国革命的主力军虽然是农民，但并不是旧式的农民战争，是用马克思主义武装、代表工人阶级利益的力量来领导。总之，党成立初期具备这么两个特点，一个是有正确的理论为指导，一个是直接到劳苦群众中间去做工作。这样的党是中国历史上从来不曾有过的。这个党一经产生，中国的面貌就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当然，在中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经济文化落后的东方农业大国，要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是极不容易的，并没有什么现成的答案。新的问题一个又一个提出来，只能在实践中摸索前进。想要了解中国近代历史，“探索”是一个关键词。离开“探索”这两个字，很多问题都无法理解。中国是一个在东方有着几亿人口的以农业为主体的古老大国。在这样一个大国里，怎么进行革命，怎么进行建设，马克思主义的书本上没有现成的答案，西方的办法、苏联的办法都不能照搬来用，完全要靠我们自己去闯。中国的民族危机极端深重，中华民族正处在生死存亡的关头，周围的变化非常快，许多问题都要立刻做出决定，不允许人们都从从容容慢慢地调查清楚以后再来解决。无论在革命时期也好，建设时期也好，在这过程中间的很多挫折，恐怕都需要跟整个探索的过程联系起来才能理解。
在土地革命时期，党曾经犯过三次“左”倾错误，这对学过党史的人都是常识。但是也可以进一步提出一些问题：这三次“左”倾，为什么当一次“左”倾纠正以后，接下来又是一次“左”倾，而且一次比一次厉害，原因是什么？当然，这里有主要负责人的原因，有共产国际的原因，但当时党的领导干部甚至党员中大多数人是支持的，这又是为什么？这三次“左”倾，有什么相同的地方，又有什么不同的地方？这些都是可以探讨的。
我们可以考察这三次“左”倾是怎么一次次发展起来的。第一次“左”倾跟以后两次的不同点在于：它是中国共产党在大革命遭受惨重失败后发生的。当时国民党在全国进行了大屠杀，一共杀了31万人，其中共产党人有26000人。在那种情况下，党内就出现了第一次“左”倾错误——“左”倾盲动主义。它最明显的标志是在全国各地，不顾当地的主客观条件，都要求起来暴动，谁不暴动就是机会主义，而且认为党的任务就是最后在全国实现总暴动。众所周知，大革命失败后党的力量遭受严重摧残。大量工会、农会被解散，工人农民运动也消沉下去。国民党的统治，在北伐战争以后得到了一个暂时的稳定时期。从1928年国民党军队进入京津以后，一直到1929年3月蒋桂战争爆发，差不多9个月的时间，国内的内战停了下来。全国的交通恢复了（包括几条大铁路）。民族工商业得到恢复和发展。很多人对国民党抱有希望，因为它还打着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的旗号。在这样敌我力量悬殊的情况下，不顾条件搞全国的总暴动是不适宜的。但是我们也可以理解，出现这种现象有两个原因：一是在大革命失败后国民党的大屠杀下，不少同志牺牲了，人们有一种强烈的复仇心理。那个时候有一批人动摇甚至叛变，很多坚持下来革命的人，对那些背叛的行为充满了鄙视和憎恨，觉得在这种情况下谁不敢起来坚决行动就是可耻的动摇和背叛。当时有这么一种心理状态。二是大革命高潮刚过去不久，全国曾出现过轰轰烈烈的场面，北伐军胜利北进，各地工农运动风起云涌，很多人一直沉浸在这样的陶醉中，突然遇到这么严重的挫折，很不适应，总觉得这个局面不会长久，只要坚持奋斗，一个新的局面很快又可以打开。第一次“左”倾盲动错误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发生的。
瞿秋白当时写了一篇文章，题目是《中国革命是什么样的革命》，他提出一个问题：革命是低落吗？并且这样回答，革命潮流的低落与消沉在现实的中国必须有三个条件：一、反革命的统治能解决中国社会关系中的严重问题，如土地问题、劳资问题等；二、反革命的统治能够迅速地稳定；三、革命群众的意志溃散而消沉。现实的中国决没有这样的条件。所以他就得出结论，说中国革命是在高涨而不是低落，中国革命的高涨具有不间断的性质，各地农民暴动的继续爆发以及城市工人中斗争的日益激烈，显然有汇合成为总暴动的趋势。在我们今天看来，好像当时的盲动主义很可笑，敌我力量这么悬殊，怎么还这样硬拼呢？但读读瞿秋白那段话，他们当时并不只是简单地盲目地受到共产国际的影响，也经过他们自己的深思熟虑。他提出的这些问题都是事实。在国民党统治下，中国社会的根本矛盾一个也没有解决。离瞿秋白讲那些话只隔了三四个月，国民党集团内部的战争就爆发了，它的统治并不稳定。人民的革命意志也没有溃散。所以他得出结论，革命是在不断高涨。但事实上，问题要看到两面：一面这些问题确实没有解决，因此中国的革命还会继续一步一步地发展；另一面在当前情况下，双方力量对比太悬殊了，所以眼前的任务还不是什么总暴动，只能是争取群众，而且特别要到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农村中去争取群众，一步一步走向全国革命的高潮。这次“左”倾错误，因为造成很多损失，持续半年就停止了。
第二次“左”倾错误，与第一次相隔了两年。它与第一次“左”倾错误有一个很明显的不同。第一次是在革命失败的情况下，带有拼命性质的蛮干，第二次“左”倾是在革命逐步走向复兴，国民党统治集团内部又出现新的危机的情况下，对形势做出过分乐观的估计而采取的冒险主义行动。1928年党的六大召开，它所制定的基本路线是正确的：中国还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革命还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现在正处在两个高潮中间的低潮的时候，党的总方针是争取群众。六大后的两年间，各方面的工作显然是有成效的：一方面在国民党统治区，原来几乎被打散的党组织，一个一个地重新恢复起来，并且要求大家下去做群众工作，深入到群众中间去；另一方面红军和革命根据地的力量有了很大的发展，1930年全国红军已经有了13个军，62700多人，约有3万支枪，建立起了大小15个革命根据地，开展土地革命，建立了自己的政权和武装。而国民党到1930 年时却爆发了规模空前的中原大战。蒋介石与阎锡山、冯玉祥、李宗仁等交战双方出动的总兵力有160万人，在平汉、津浦、陇海这三条铁路线上，打了四个月，顾不上用很大力量对付共产党。但当时共产国际把苏联的利益和做法强加给各国共产党。苏联正反对布哈林的“右倾”，就要求各国党都要反右倾。此间共产国际给中共发来4封指示信，说中国现在又到了一个总危机的时候，“左”倾盲动主义错误现在已经克服了。中共六大时并没有讲明现在所处两个高潮之间的低潮有多长时间，多少时间又可以走向高潮，而共产党人心里一般都有很急切的愿望，希望能够快一点渡过这个低潮，很容易接受新的高潮又要到来的理论。李立三的冒险主义并不是号召立刻举行全国总暴动，他的计划大体上是先搞南京兵暴，然后上海总罢工，再以后是武汉的总同盟罢工，在湖北首先取得一省胜利，建立苏维埃政权。与第一次盲动主义时不同，在军事上，李立三比较注意红军的力量，要求各路红军会合起来，一方面军、二方面军（当时是2、6军团）、四方面军会攻武汉。指示一方面军先打南昌，以后进攻长沙。但是这一套计划实际上是行不通的。他准备要首先取得胜利的是武汉，但项英到武汉考察，共产党员只有150人，当地的赤色工会会员只有200多人，根本没有首先胜利的力量和条件。四中全会上顾顺章（后来成为大叛徒）有个发言，他说李立三曾跟他讲，某地要暴动，你给我派六个营级指挥员去那里指挥暴动，顾顺章回答我们一共只有三个，要我派六个怎么派？李立三就发火了，说这都什么时候了，你还讨价还价？当时在革命胜利发展的形势之下，革命力量刚刚有那么一点复兴，又被胜利冲昏头脑，对情况做出过分乐观的估计。当然，李立三路线后来的失败，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得罪了共产国际。
第三次“左”倾错误是紧跟着第二次“左”倾来的，就是那一批从共产国际派回来的王明、博古，包括张闻天、王稼祥等人（张、王二人的思想后来有了很大的变化，博古以后也有变化）带来的。他们跟第二次“左”倾又有不同，打的旗号叫国际路线，声称要执行共产国际的路线。那时共产国际在中国党内有很高的威信，中国党在党章里规定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要听从它的命令。他们来后提出的国际路线，就是进攻路线。第三次“左”倾在城市工作中认为刘少奇是右倾机会主义，而重点放在红军和农村根据地方面。当他们没有更多地插手红军和根据地前，各根据地自己做主的余地还大一些，所以很快发展起来了，而这些人一进入根据地以后，就把权拿过来了。临时中央到中央苏区即一方面军那里，派从莫斯科回来的夏曦到红2、6军团去，派张国焘到四方面军、鄂豫皖根据地去，各地一切要听中央大员的指挥，情况完全发生变化。革命根据地最大的损失就是在他们来了以后。第三次“左”倾错误的一个高峰是1934年1月的六届五中全会。其政治决议案是这样写的：目前的形势，是中国的领土内存在两个绝对相反的政权，正在进行生死存亡的斗争，在粉碎五次“围剿”的决战面前，苏维埃道路与殖民地道路之间谁战胜谁的问题正式尖锐地提了出来，已经到了一个谁战胜谁的决战的时期。因此，王明“左”倾中央打着国际路线的旗号，制定贯彻一套更“左”的政策，在党内统治了四年之久，使整个根据地几乎全盘失败，逼着红军走上长征路。
中国共产党内的三次“左”倾错误一次一次地发展下来，也有内在的规律可以寻找。这三次“左”倾有不同的地方，也有相同的地方，归结起来是这样三点：一是主观主义，主观脱离客观，不根据实际情况办事，只是从主观的愿望出发，或者是从马克思主义的书本出发，希望革命尽快走向高潮。博古在党的七大的发言中检讨自己说，我一碰到事情，不是先想到实际情况，怎样去分析这个问题，而是马上去想马克思恩格斯的经典著作中是怎么讲的，外国如苏联或者西班牙是怎么做的，而对中国革命的长期性、复杂性、艰苦性估计不足，总希望能够很快地取得胜利，结果造成更大的损失。二是群众路线问题。因为这些问题尽管是新的问题，处在第一线工作的人在碰了钉子以后，往往就提出不同的意见，但是这些意见总是在很长时间内没有被听取和接纳。这就涉及群众路线、党内集体领导和党内民主的问题。第一次“左”倾的时候，项英、王若飞等人提出过现在革命形势不是高潮其实是低潮。第二次“左”倾即李立三路线的时候，何孟雄等人提出了不同的意见，而红军领导人在要他们进攻南昌时没有执行，认为在这种情况下不可能那样硬打。第三次“左”倾，反对的人更多了，而“左”倾领导人批判“罗明路线”，认为是右倾保守思想，实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所以错误不能及时纠正。三是这三次错误确实都跟共产国际有关，共产国际要负很大责任。中国革命要由远在万里之外的莫斯科指挥，怎么能不脱离实际？共产国际派来中国的代表也并不都是什么一流人才，更不了解中国情况。所以毛泽东在《反对本本主义》里说，中国革命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这句话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说的。由此可见，后来毛泽东找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这么一条独特的中国革命胜利的道路，得来多么不易！
以上阐述的三个问题，第一个是主观主义，就是不实事求是。第二个是没有党内民主，不走群众路线。第三个是共产国际瞎指挥，中国党不能独立自主地处理自己的问题。所以《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毛泽东思想的灵魂有三条，一个是实事求是，一个是群众路线，一个是独立自主。这几点确实是中国人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在实践中间最后总结得出的最基本的经验教训。有了这些，中国革命才能取得胜利。
发布时间：2011-07-11 15:3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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