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阶级斗争为纲”理论考
史家以为，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可拿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作枢纽来分期，而执政党是否放弃“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治国方针，又是这一分期的关键之点。30年来，对“以阶级斗争为纲”这一提法的评价，在官方文件中略有变化，如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1981年6月27日）说：“十一届三中全会……果断地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这个不适用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口号，作出了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中共十四大报告（1992年10月12日）则说：“我们党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毅然抛弃‘以阶级斗争为纲’这个不适用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左’的指导方针，把党和国家的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中共十七大报告（（2007年10月15日）的说法是：“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彻底否定‘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理论和实践，作出把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从“口号”，到“指导方针”，再到“错误理论和实践”，似乎反映了认识在不断深化。然而，笔者尚未看到在这个重大理论问题上所进行的全面、深入的研究，这便是本文尝试抛砖引玉的动机。
一、
建国以来，至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权威性文字表述，大约可以举出以下一些：
1953年11月4日，毛泽东在同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副部长陈伯达、廖鲁言的谈话中说：“有句古语，‘纲举目张’。拿起纲，目才能张，纲就是主题。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并且逐步解决这个矛盾，就是主题，就是纲。”[1]
1964年9月10日，中共中央在其制定的《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修正草案）》（即“后十条”）中说：“按照毛泽东同志的指示，这次运动，应当以阶级斗争为纲，抓住五个要点，即是：对敌斗争，社会主义教育，组织贫、下中农阶级队伍，‘四清’，干部参加集体劳动。”
1965年1月14日，中共中央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即“二十三条”）有言：“抓住阶级斗争这个纲，抓住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斗争这个纲，依靠工人阶级、贫下中农、革命干部、革命知识分子和其他革命分子，注意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群众、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那么，城乡存在的许多问题，并不难发现，也不难解决。”
1971年9月12日，毛泽东在与李德生、纪登奎、吴德、吴忠、汪东兴等人的谈话中说：“路线是个纲，纲举目张。什么是纲？你们会打鱼吗？纲就是串鱼网的那根绳子，目就是鱼网上面的一个个眼，你们讲的那个目，三天也讲不完。我今天是讲纲。”[2]
1976年3月3日，中共中央印发的《毛主席重要指示》中，有毛泽东的一段话：“社会主义社会有没有阶级斗争？什么‘三项指示为纲’，安定团结不是不要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3]
毛泽东引用的古语“纲举目张”，源自汉代郑玄《诗谱序》：“举一纲而万目张，解一卷而众篇明。”[4]后人拿此语来比喻做事情须抓住要领。所谓要领，又依事物性质而有不同的层次。也就是说，纲举目张之“纲”，既可以喻指一个政党的纲领、路线，也可以喻指人们一般所从事工作的重点或中心。譬如毛泽东也说过“生产是中心，带动其他工作”[5]之类的话，但他明言，“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纲”是指党的路线，其根据是对于社会主要矛盾的判断。《矛盾论》中说的“捉住了这个主要矛盾，一切问题就迎刃而解了”[6]与“纲举目张”实为同义。此外需要指出：由于阶级斗争的特殊性质（即认定这种斗争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生死斗争”）[7]，使得斗争的参与者，只要承认这种斗争的存在，就会无论怎样（即使不公开说明）地将其置于一切工作“重中之重”的地位，这是“以阶级斗争为纲”不同于以其他工作为纲的地方。笔者注意到，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每每党的文件提及放弃“以阶级斗争为纲”，则下文对接词语多为党和政府的“工作重点”或“工作中心”转移云云。诚然，政党的纲领、路线，可以与其“工作重点”、“工作中心”重叠，但分清这两类概念之间确有不同的层次，在理论上又是必要的。建国伊始，刘少奇就代表中共中央公开说过：“经济建设现已成为我们国家和人民的中心任务。”[8]然而这并没有妨碍党的阶级斗争纲领、路线的贯彻实行。
“以阶级斗争为纲”之“纲”，作为党的纲领，可以溯至1921年7月中共建党，当时中共一大虽然没有正式通过党的纲领，但党纲问题是经过讨论并取得了一定共识的，后来发现的历史资料有这样的记载：
本党纲领如下：
（1）以无产阶级革命大军推翻资产阶级，由劳工阶级重建国家，直至阶级差别消灭。
（2）采取无产阶级专政以完成阶级斗争的目的——消灭阶级。
（3）推翻资本私有制，没收一切生产资料，如机器、土地、建筑物、半制成品等，将其归社会公有。
（4）联合第三国际。[9]
一年后召开的中共二大，代表们对党的纲领的认识更加明确和一致，大会决定中共加入共产国际，并且公开宣言称：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无产阶级政党。他的目的是要组织无产阶级，用阶级斗争的手段，建立劳农专政的政治，铲除私有财产制度，渐次达到一个共产主义的社会。[10]
时间到了1957年初，毛泽东以做结论般的语气告诉党员干部们，拿共产党的历史来说，过去的三十几年，我们仅仅做了一件事——干了个阶级斗争。[11]既然“仅做了一件事”，那么可以说，这一时期，党的纲领、路线和工作重点抑或工作中心基本上是重叠的。抗战前夕，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曾提出中共必须以“停止阶级斗争”，作为国共合作的条件，而中共则具体地应对之“停止推翻国民党政府的武装暴动方针”；“停止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等等，洛甫、毛泽东致电与国民党谈判的周恩来，授以争取“在南京政府下取得合法地位，使全国各方面的工作得以开始”[12]的战略意图。“各方面的工作”是什么呢？在共产党人看来，其宗旨绝不可能离开阶级斗争。任弼时就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的政策转变和国共合作的前途问题，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发言强调：“阶级斗争是历史上产生的，不是我们取消得了的，我们不仅不取消，而且要组织。”[13]1938年10月，毛泽东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说，在抗日战争中，阶级斗争的利益必须服从于抗日战争的利益，“但是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存在是一个事实；有些人否认这种事实，否认阶级斗争的存在，这是错误的。企图否认阶级斗争存在的理论是完全错误的理论。我们不是否认它，而是调节它。”[14]由于抵制了王明等人所谓“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非阶级观点，中共“各方面的工作”得以迅速展开。随着人民力量的壮大，1940年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一文中提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命题，“新”在哪里呢？新在它必须是由共产党领导的和以非资本主义（也即社会主义）为前途的革命，这正是中共进行阶级斗争所追求的目标。1949年3月，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横扫千军如卷席”之际，中共七届二中全会认定：“中国革命在全国胜利，并且解决了土地问题以后，中国还存在着两种基本的矛盾。第一种是国内的，即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第二种是国外的，即中国和帝国主义国家的矛盾。”[15]刘少奇在全会上的讲话对此做了解释性阐述：“新民主主义经济的内部，是存在着矛盾和斗争的，这就是社会主义的因素和趋势与资本主义的因素和趋势之间的斗争，就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斗争。这就是在消灭帝国主义势力及封建势力以后，新中国内部的基本矛盾”。他要求党员说：“凡啃住阶级观点、阶级立场、阶级斗争学说、唯物史观的，大都站稳了脚；反之，立场就不坚定”。[16]本文前面引述的毛泽东1953年关于纲举目张的谈话，也正是根据中共七届二中全会提出的中国社会基本矛盾而言的。
把阶级斗争作为党的纲领、路线，是基于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毛泽东1940年代回忆自己如何成为马克思主义者时说：“记得我在一九二0年，第一次看了考茨基的《阶级斗争》，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和一个英国人作的《社会主义史》，我才知道人类自有史以来就有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社会发展的原动力，初步地得到认识问题的方法论。可是这些书上，并没有中国的湖南、湖北，也没有中国的蒋介石和陈独秀。我只取了它四个字：‘阶级斗争’，老老实实地来开始研究实际的阶级斗争。”[17]笔者要指出的是，把马克思主义理解为是关于阶级斗争的学说，这绝非仅仅是毛泽东个人的学习体会。
1919年5月，北京大学教授李大钊在《新青年》杂志发表长文《我的马克思主义观》，这“标志着中国最早一批进步知识分子对马克思主义的接受和理解。”[18]李在文章中介绍马克思主义三个组成部分理论时说：
他这三部理论，都有不可分的关系，而阶级竞争说恰如一条金线，把这三大原理从根本上联络起来。所以他的唯物史观说，“既往的历史都是阶级竞争的历史”。他的《资本论》也是首尾一贯的根据那“在今日社会组织下的资本阶级与工人阶级，被放在不得不仇视、不得不冲突的关系上”的思想立论。关于实际运动的手段，他也是主张除了诉于最后的阶级竞争，没有第二个再好的方法。[19]
李大钊上述文章发表两年后，北京大学另一位教授陈独秀更加明白地指出：“马格斯底《共产党宣言》自第一页到最末页都是解释阶级战争底历史及必要的讲义”，只有主张“阶级战争 直接行动 无产阶级专政 国际运动”的俄国共产党“在名义上，在实质上，都真是马格斯主义”，他呼吁：“阶级战争的观念确是中国人应该发达的了。”[20]他的这番言论几乎与中共同时问世，而陈被选为党的第一任总书记。
李大钊和陈独秀不仅是五四时代的青年导师，而且是中共创始时期的主要领袖，在他们影响下加入党的五四青年积极分子，也几乎无例外地把“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看作马克思主义的“骨髓”。留学法国的蔡和森如饥似渴地阅读马克思、列宁著作，他致信陈独秀，表示自己“极端主张：惟物史观，阶级战争，无产阶级专政。”说：“马克思的学理由三点出发：在历史上发明他的惟物史观，在经济上发明他的资本论，在政治上发明他的阶级战争说，三者一以贯之，遂成为革命的马克思主义。”[21]游学欧洲的周恩来在给国内觉悟社同志的信中检讨自己由于“天性富于调和性”，对马克思主义认清得晚些，但“主义问题，我们差不多已归一致。现在再郑重声明一句，便是：‘我们当信共产主义的原理和阶级革命与无产阶级专政两大原则’”。[22]
中共成立后不久，便与“国民革命”的合作者国民党发生尖锐思想斗争，所争焦点即要不要在中国搞阶级斗争。瞿秋白著文驳斥国民党反共理论家戴季陶，指戴所不肯苟同的“始终是‘于国民革命中行阶级斗争，国民革命即阶级斗争’的一点。试问：中国工人农民处于现在的生活状态之下，中国社会在帝国主义侵略的经济条件之下，难道实行阶级斗争的条件还没具备？”[23]毛泽东来到国民党政治讲习班发表讲演说：“现时国内颇有些人怀疑或反对阶级斗争的，这是不了解人类进化史的缘故。马克思说：‘人类的历史，是一部阶级斗争史。’这是事实，不能否认的。……我们向来读中国史，不注意阶级斗争的事实，其实四千多年的中国史，何尝不是一部阶级斗争史呢？”[24]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后，瞿秋白代理中共总书记，他继续批判国民党道：“民生主义的中国国情观，就是说中国只有大贫小贫，没有阶级没有阶级斗争。这种国情观不但不能解释最近中国的革命事实，并且不能解释中国的全部历史。”他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础，便是唯物史观。……中国历史上的各种斗争，无不反映平民农民反抗这种士绅地主巨商阶级的斗争。破产失业而受士绅地主阶级剥削的农民不断的起来反抗，——可以说一部二十四史充满这种阶级斗争的历史。”[25] 后来在“文化大革命”中，由于《毛主席语录》的大量发行，亿万民众对毛泽东的一段话耳熟能详：“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拿这个观点解释历史的叫做历史的唯物主义，站在这个观点的反面的是历史的唯心主义。”[26]应该说，毛泽东所言，反映的是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的共同理解。
历史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后，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进行检讨说：“这种脱离现实生活的主观主义的思想和做法，由于把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中的某些设想和论点加以误解或教条化，反而显得有‘理论根据’。”又说“我们把关于阶级斗争扩大化的迷误当成保卫马克思主义的纯洁性。”于是理论界提出了“我们坚持什么样的马克思主义”议题。一个相当普遍的主张是：对马克思主义“要坚持的主要是实事求是的思想方法”，因为“不管哪个方面的理论，不管它多么重要，和实事求是的思想方法比起来，毕竟不是贯穿一切的。”[27]也有观点认为，曾在我国占据了主导地位的阶级斗争史观“从实质上严格说来并不属于唯物史观，因为唯物史观的实质主要是从生产力的发展和物质生产方式的角度来观察和研究历史”[28]这是人们放弃“以阶级斗争为纲”口号的时候，进行的种种解释。那么，唯物史观与阶级斗争理论到底是什么关系？马克思主义究竟是一门什么学说？这个本来十分清楚的问题，似乎变得有些混沌了。对此，笔者曾在《关于唯物史观流行理论的几个问题——兼评〈历史研究〉近期发表的两篇文章》一文中，谈过自己的看法。笔者以为，从李大钊到毛泽东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作为马克思主义政治学说的核心内容来认识和理解，是符合经典作家原意的。[29]
二、
1956年9月，中共八大召开，大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说：
我们党领导中国人民，已经完成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并且基本上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这就使我国出现了一种完全新的社会面貌。在旧中国社会中的主要矛盾，即中国人民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的矛盾，由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胜利而解决了。在解决了这种矛盾以后，我国除了对外还有同帝国主义的矛盾以外，在国内的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这是社会主义革命所要解决的矛盾。我们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就是要变革资产阶级所有制，变革产生资本主义的根源的小私有制。现在这种社会主义改造已经取得决定性的胜利，这就表明，我国的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已经基本上解决，几千年来的阶级剥削制度的历史已经基本上结束，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在我国已经基本上建立起来了。
我国在近百年间，经济和文化的发展远落在世界先进水平之后，广大的觉悟的爱国人民一直要求把我国从落后的农业国家变为先进的工业国。我们党早就指出，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必须首先推翻束缚社会生产力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并且指出，在现代中国的条件下，只有建立社会主义制度，才能真正解决我国的工业化问题。由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生产力发展的障碍基本上已经扫除了。毫无疑问，我国人民还必须为解放台湾而斗争，还必须为彻底完成社会主义改造、最后消灭剥削制度而斗争，还必须为继续肃清反革命残余势力而斗争。不坚决进行这些斗争，是决不许可的。但是，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这一矛盾的实质，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建立的情况下，也就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党和全国人民的当前的主要任务，就是要集中力量来解决这个矛盾，把我国尽快地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这个任务是很艰巨的，我们必须在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采取正确的政策，团结国内外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利用一切有利的条件，来完成这个伟大的任务。
这一论断所表述的“将党和国家的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的思想，被后来国内史家称作“八大路线”的主要精神，并认为二十二年后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是对八大路线的恢复和继承。[30]中共八大之所以能够做出这样的决议，其根据有二，一是马克思主义原理；一是全国民众的强烈要求及其在党内的反映。唯物史观认为，阶级斗争是由人类社会的经济活动决定的，列宁诠释道：“所谓阶级，就是这样一些集团，由于它们在一定社会经济结构中所处地位不同，其中一个集团能够占有另一个集团的劳动。”[31]八大召开之际，中国大陆基本完成了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从而摧毁了“一个集团能够占有另一个集团的劳动”的社会经济制度，这就使得阶级差别归于消灭。因此宣布“我国的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已经基本上解决”是顺理成章的，况且“老大哥”苏共也曾如此宣布过。那么，八大路线何以没有坚持甚或说压根没有实行呢？也有两则历史事实值得注意，一是在八大前后发生并且延续十年的中共与苏共之间的论战；一是八大闭幕后不久掀起的“反右派”斗争。
1956年2月，苏共二十大在莫斯科召开，会上关于斯大林问题的秘密报告，引起中共中央的极大震动，政治局成员们花费大量精力进行讨论，并形成了一致意见，予以公开发表，即署名《人民日报》编辑部的《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1956年4月5日）和《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1956年12月29日）两文，由此揭出中苏两党在事关共产党的纲领、路线问题上的分歧。分歧的焦点，用毛泽东的话说，就是苏共丢掉了斯大林这把“刀子”（列宁这把“刀子”也“基本上丢掉了”）。“刀子”者，阶级斗争之武器也。在中共看来，所谓斯大林主义就是马克思主义，确切地说，是有缺点的马克思主义。现在世界上议论最多的是斯大林肃反扩大化，杀人杀多了，但对真正的反革命是杀对了，问题是扩大化。[32]而以赫鲁晓夫为首的苏共领导人是要放弃阶级斗争与无产阶级专政，这是从根本上背叛马克思主义，搞修正主义。该年中发生的波匈事件，也恰恰说明这些国家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没有搞好，没有把反革命势力加以肃清。直至八年后赫鲁晓夫下台，中共的论战文章发到“九评”（即1964年7月14日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编辑部署名的长文《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九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才算打住。“九评”被认为是中苏论战的总结性文章，其论点极为重要，如文章说：
在十月革命以后，列宁多次指出：
1、被推翻的剥削者，总是千方百计地企图恢复他们被夺去的“天堂”。
2、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经常产生新的资产阶级分子。
3、在工人阶级队伍中，在国家机关职员中，由于资产阶级的影响和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的包围和腐蚀作用，也会产生一些蜕化变质分子，新的资产阶级分子。
4、国际资本主义的包围，帝国主义武装干涉的威胁以及和平瓦解的阴谋活动，是社会主义国家里阶级斗争继续存在的外部条件。
实际生活证实了列宁以上的论断。
上述列宁的话，是说明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乃至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阶级斗争仍然继续存在的理论根据。“九评”进而把这种阶级斗争做了阐发：“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两条道路的斗争。单有在经济战线上(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是不够的，并且是不巩固的。必须还有一个政治战线上和一个思想战线上的彻底的社会主义革命。在政治思想领域内，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之间谁胜谁负的斗争，需要一个很长的时间才能解决。几十年内是不行的，需要一百年到几百年的时间才能成功。在时间问题上，与其准备短些，宁可准备长些；在工作问题上，与其看得容易些，宁可看得困难些。这样想，这样做，较为有益，而较少受害。”这段话是毛泽东加写，并经政治局讨论通过的，其经验显然来自“反右派”斗争。
1957年，国内知识界和民主党派应邀向执政党及政府提批评建议，以帮助中共整风，所提意见中出现不友善的声音，甚至有人要求在中国实行西方式民主政治，遂遭到执政党的反击，开展了一场全国规模的“反右派”斗争。同年9月23日，在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上，总书记邓小平做《关于整风运动的报告》，他说：“把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作为人民内部矛盾来处理，条件之一是资产阶级接受我们的方针，接受社会主义改造和党的领导，否则就会转化为敌我矛盾。”“右派的进攻说明，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中的多数对于无产阶级和共产党的领导还不心服。”“资产阶级反动右派和人民的矛盾是敌我矛盾，是对抗性的不可调和的你死我活的矛盾。” 反右斗争的事实证明“所有制的改变并不等于社会主义革命的完成，更不等于阶级斗争的熄灭。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在政治上思想上的斗争并没有结束，而且在一定条件下可以重新尖锐化。”他最后总结道：
运动证明了：对资产阶级右派和城乡各种反社会主义分子进行坚决斗争的必要性。他们对于社会主义道路和共产党领导的进攻，是极为猖獗、极为狠毒的，他们是有纲领、有组织、有计划的，他们的目的是要使资本主义和反动统治复辟。
运动证明了：在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中，在小资产阶级，特别是在富裕中农中，继续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必要性。他们中间有不少的人还在向往资本主义，不高兴社会主义，无产阶级和共产党对他们的领导权不巩固。他们是右派分子活动的市场。
运动证明了：在工人阶级中，在农村的贫下中农中，进行一次大规模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也是非常必要的，……他们中间也有一小部分人还带有小资产阶级的思想，还可能接受资产阶级的影响。[33]
邓小平的总结，大体印证了列宁关于十月革命后阶级斗争将继续存在的论断，或者可以说，他就是按照列宁的思路总结的。毛泽东则在会上重申：“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毫无疑问，这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34]这等于再次强调了党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路线。对此，刘少奇也表示了认同，他在次年中共八大二次会议的报告中指出：“在整个过渡时期，也就是说，在社会主义社会建成以前，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斗争，社会主义道路同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始终是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35]
中共领导集体之所以重视与苏共的论战，即使遭遇国民经济极端困难年代，仍全力以赴，口舌之争与“笔墨官司”（毛泽东语）不辍，是因为其自认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正继承者和责无旁贷的捍卫者。毛泽东常说，与东欧那些国家不同，我们是学十月革命，通过“实际的阶级斗争”打出来的。中共把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党视作搞“实际的阶级斗争”的先生，自己则为最优秀的学生。历史事实的确如此。
“实际的阶级斗争”首先证明了列宁的话：“实践高于（理论的）认识”。[36]按照唯物史观的书本理论，“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们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存在的物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37]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版序言中还说：“一个社会即使探索到了本身运动的自然规律，——本书的最终目的就是揭示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它还是既不能跳过也不能用法令取消自然的发展阶段。”[38]可是实际发生的社会主义革命并没有象马、恩曾经预料的那样，在欧洲发达的工业化国家中同时成功，却在生产力相对落后的俄国取得了胜利，继而又在生产力更加落后的中国告捷。于是“社会主义可能在一国或数国首先胜利”的新理论成为列宁对马克思主义的“创造性发展”。对此毛泽东等中国同志最能够理解，他们的经验也是“越穷越革命”，“富了难革命”。[39]至于唯物史观要求的社会主义革命的“物质条件”问题，亦如列宁所言，夺取了政权的无产阶级完全可以利用先进的社会制度迎头赶上。实践中的道理是那么简单易懂，深奥的学理在胜利者面前似乎无须细究，上引中共八大决议中有“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之语，全党几无人发现其理论上原本是不能成立的，虽然毛泽东提出过异议，但他注意的并不是“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的性质”这个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而恰恰在于不同意说阶级矛盾已经解决了。[40]
“实际的阶级斗争”又一重要突破，是由唯物史观描述的物质——经济层面，深入到了“人心”的层面。[41]任何暴力的本质特征都是残酷，杀人、你死我活是题中应有之义，无产阶级革命也不例外。列宁说：“没有一个革命和内战时期是不执行枪决的”。[42]“在最残酷的国内战争正在进行，资产阶级阴谋引入外国军队来推翻工人政府的时期，工人阶级的革命政党竟不用死刑来惩处这种行动，是可以想象的吗？”[43]毛泽东也说：“土豪劣绅盛时，杀农民真是杀人不眨眼……现在农民起来枪毙几个土豪劣绅，造成一点点小小的镇压反革命派的恐怖现象，有什么理由说不应该？”[44]这一切不可能不对人的心理状态产生影响。所以列宁反复告诫：“资产阶级的反抗，因为自己被推翻（哪怕是在一个国家内）而凶猛十倍。”[45]这种“十倍的努力，疯狂的热情，百倍增长的仇恨”（列宁语），即是人的畸形的复仇心理，它可以绵延不断，甚至代代相传，怨怨相报不绝。1918年布尔什维克果断处决沙皇一家包括未成年子女，以绝后患，在当时情况下，并不难理解。同样，革命者也不会忘记“阶级苦”和“血泪仇”，如现代京剧《红灯记》里李铁梅所唱：“仇恨入心要发芽”，这是做好革命事业接班人的必需教育。上引邓小平在总结反右派斗争时，强调资产阶级对共产党的领导“不心服”；后来中国国内在说明阶级斗争时家喻户晓的所谓阶级敌人“人还在，心不死”等等，讲的都是人心问题。
“实际的阶级斗争”深入“人心”的另方面原因，是上引列宁所论的第二点：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经常产生新的资产阶级分子。在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中，小资产阶级原本不是一个严重问题。《共产党宣言》说，我们时代的特点是阶级对立的简单化，“整个社会日益分裂为两大敌对的阵营，分裂为两大相互直接对立的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46]但经济发展落后的俄国和中国社会分化尚未及此种情形，却是小资产阶级等中间势力占据了社会的多数（毛泽东所谓“两头小中间大”[47]）。俄国革命时的中间势力，被布尔什维克党视为“最危险的敌人”；毛泽东等中国同志则巧妙地争取、利用了包括小资产阶级在内（还有民族资产阶级）的中间阶级，进而团结多数，孤立少数，终于将强敌战胜之。政策和策略的正确，并不等于阶级观点的模糊。毛泽东说，“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在经济上属于一个范畴”，在思想上实质是一家。[48]他且指出：“现代中国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的多数是可以归入小资产阶级范畴的。”[49]“我们又有很大数量的党员是出身于这个阶级的”。党内反映社会上阶级斗争的机会主义路线正“是代表小资产阶级里头相当大的一部分人”。“小资产阶级出身的人，反动起来也很厉害。”[50]毛泽东的话，并非仅是他个人的观点，而是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学说在一个经济落后、阶级分化尚未完成的社会所遭遇的现实：人数众多的小资产阶级既要被当作革命动力来争取和团结，其又每日每时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他们中间有的人必然会成为革命的对象。问题的复杂性就在这里。对于大批非无产阶级出身的党员，中共历来重视“思想改造”，强调要“思想入党”。在这些人未获彻底改造之前，党组织不认为他们与革命是“一条心”，而是“半条心”、甚至“两条心”的。[51]毛泽东说，小资产阶级出身的人们总是要求按照他们的面貌来改造党，我们“要向他们大喝一声，说：‘同志’们，你们那一套是不行的，无产阶级是不能迁就你们的，依了你们，实际上就是依了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就有亡党亡国的危险。”[52]可见，即便是党内同志，如果不注意思想改造，也是会随时滑入反革命的泥坑的。由小资产阶级思想问题直至发展到反革命问题，从“思想斗争中发现了反革命”（毛泽东语），是中共自延安时代就抓得很紧的处理阶级斗争的模式之一。小资产阶级“自发”思想的核心是对私有制的眷恋和对资本主义的向往，革命中，它又可能变成“随时会叛变”的投机性和“身在曹营心在汉”的“两条心”问题。所以中共党内斗争总是十分严酷。在中国这样小生产如汪洋大海的国度，进行反对小资产阶级“自发”思想的阶级斗争，其广度和难度可想而知。毛泽东于“文化大革命”时提出“要斗私批修”[53]，开展全民的“狠斗私字一闪念”活动，都可以看作是执行列宁教导、切断“新的资产阶级分子”产生之源的努力。在这场政治运动中，全国有数以亿万计的民众受到各种批判冲击，也是符合这种阶级斗争的逻辑的。[54]至于在对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斗争中，被党的政策和策略成功分化、争取到了人民阵营的民族资产阶级，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已经把他们确定为下一历史阶段的革命对象，如邓小平所说，这些人要想按人民内部矛盾来处理，前提条件是接受社会主义改造和党的领导，否则就会转变为敌我矛盾。毛泽东说：“人民内部，绝大部分是小资产阶级，一部分是民族资产阶级。”因此“人民内部矛盾包括着阶级矛盾”。[55]又说“人民内部矛盾可能转化为敌我矛盾，如果双方采取的态度和政策不适当的话。”[56]关于两类矛盾的不同处理方法及其转化学说，是中共治理国家的一个发明，其由在阶级斗争中争取、团结中间阶级的政策演化、发展而来，属于“研究实际的阶级斗争”的理论成果。[57]操作这一学说的要领是如何拿捏矛盾性质的转化。毛泽东和邓小平的说法完全一致：不同性质矛盾转化的关键仍在于有关人们的态度。态度问题也即思想问题。在反右派斗争发生后，毛泽东解释说，“八大文件上是肯定基本上解决了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现在看，这也没有错。基本上解决，并不是说完全解决。所有制解决了，政治上思想上还没有解决。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富裕中农中的一部分人不服，八大没有完全看清楚……那时对阶级斗争强调得不够，因为他们表现服服贴贴；现在他们又造反，所以又要强调”。[58]这就引出了政治思想领域阶级斗争的重要特征——不确定性和时起时伏，我们后文还要述及。平心而论，八大决议，反映了中国共产党人想把日常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的真实愿望。建国后，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都对此讲过不少的话，但工作中心转移的前提是阶级斗争形势要比较缓和，一旦“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阶级斗争掀起了波浪，则必须服从阶级斗争的大局需要（后来常把这种情况叫做“树欲静而风不止”）。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共八大是在理论上做了一次将党的阶级斗争的纲领、路线同日常工作中心适当区分，把前者规定的阶段性任务了结，以便将更多精力投入经济建设的尝试。[59]事情很明白：首先，党是不可能否定自己的纲领、路线的，毕竟七届二中全会提出的中国社会的基本矛盾有两种，假使国内的阶级矛盾解决了，还有国际的阶级矛盾存在着；但党和政府的日常工作中心在一个时期转移到经济建设方面也是有可能的，1956年的形势和氛围曾经不错，可惜后来被一场“没有完全看清楚，但也不是完全没有看到”（毛泽东语）的阶级斗争风波给冲了。当把“右派的猖狂进攻”打下去之后，一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大战役终于在全国打响，史称“大跃进”运动。
阶级斗争深入到“人心”的层面，所遇最大的问题便是：人心隔肚皮，敌我难分辨。明里的阶级敌人可以真刀真枪地去搏杀，暗里的阶级敌人危险且没有固定的目标，很可能“正睡在我们的身旁”[60]。列宁说，堡垒最容易从内部被攻破。毛泽东说，暗藏的反革命分子惯用孙悟空钻进铁扇公主肚子里兴妖作怪的把戏。于是资产阶级派遣的“第五纵队”[61]的存在，成了革命者挥之不去的梦魇。这也是“实际的阶级斗争”带给人们的一种特别的心理状态。早在1943年《中共中央关于审查干部的决定》中，第一句话即为：“特务之多，原不足怪。”而对付的手段，必然是“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的高度警惕和严格清理。搜查私信、揭发言行、密告敌情，都是“肃反”的必要方法。为获取嫌疑分子的口供，“逼供信”也屡禁不绝。面对社会上特别是革命队伍内部的大量的思想言论问题，最难的还是如何划限定性，以挖出敌人。除了对人言注意分辨“善心”与“恶意”的判断之外，在反右派斗争中，毛泽东还列出了是否“有利于巩固共产党的领导”等“六条标准”。[62]可是“有利”与否，涵盖宽泛无边，这为“无限上纲”提供了空间，造成许多冤假错案。历史证明，无论在俄国，还是在中国，阶级斗争都似一把双刃剑，它既为革命的利器，又避免不了伤害无辜，酿成一次次“扩大化”的悲剧。 [63]
阶级斗争深入到“人心”的层面，还使斗争的时限变得无法预期，范围也难以约束。我们已经论及思想可以传承、延续、影响，新的资产阶级分子可以不断产生，加之革命是在“一国或几国”首先胜利的，无产阶级政权处于强大的敌人——国际资本主义的包围之中。毛泽东说，马克思和恩格斯写《共产党宣言》的时候，就讲要打倒全世界资本主义。我们要从存在帝国主义与社会主义这样一个基本矛盾的大背景来考虑问题。[64]这也是上引列宁教导的第四点。只有“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在地球上埋葬资本主义，并且让它彻底“绝种”，阶级斗争之功才可以说告成。胡乔木在否定“以阶级斗争为纲”理论时说：林彪、“四人帮”一伙在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前面加上了‘始终’两个字。这样，就把原来的在一定历史时期的一个正确的命题篡改成为一个错误的命题，篡改成为荒谬的、自相矛盾的命题。”[65]但是，即便用毛泽东所谓“几百年”来代替“始终”一词，对于现世的人们来说，也等于是遥不可及，所以胡乔木的辨析仅存某种理论上的意义而没有多少实际意义。鉴于阶级斗争的不确定性和长期性，中共中央在《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中归纳道：“在社会主义国家里，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谁战胜谁的问题，需要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才能逐步解决。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贯穿着整个历史时期。这种斗争时起时伏，是波浪式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斗争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66]直到中共十七大通过的《党章》仍然认为：“由于国内的因素和国际的影响，阶级斗争还在一定范围内长期存在，在某种条件下还有可能激化”[67]。用“一定范围”来限制阶级斗争，显得缺乏有力的根据。谁都知道，人心（思想）及其变化是难以范围的；而用和谐社会建设来化解矛盾，用民主与法制来规范斗争，则不失为正确之路。
三、
1958年发生在中国大陆的“大跃进”运动，有一个突出的特点，那就是：经历了反右派斗争后的执政党将其阶级斗争的纲领、路线与作为日常工作中心的经济建设再次高度重叠。用毛泽东的话说，苏联建设社会主义，那是一种方法。我们可不可能有另一种方法呢？我们是搞发动群众，搞阶级斗争。[68]胡乔木回忆，中共党内多数人“相信经济建设不能离开阶级斗争”，“经济工作的目标，方法，管理，领导人员和工作人员的选择，以至具体项目和指标的决定，都可以变成含有阶级斗争的意义。”[69]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当“大跃进”的失败已成为事实，在庐山会议对彭德怀的错误批判中，那些曾经追求真理不怕砍头的与会者们却都说违心之言，“竟没有一个人敢于出来讲半句公道话”。[70]因为毛泽东把当时对于经济建设的不同意见定性为：“庐山出现的这场斗争，是一场阶级斗争，是过去十年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两大对抗阶级的生死斗争的继续。在中国，在我党，这一类斗争，看来还得斗下去，至少还要斗二十年，可能要斗半个世纪，总之要到阶级完全灭亡，斗争才会止息。旧的社会斗争止息了，新的社会斗争又会起来。总之，按着唯物辩证法，矛盾和斗争是永远的，否则不成其为世界。资产阶级的政治家说：共产党的哲学就是斗争的哲学。一点不错，不过斗争形式，依时代不同而有所不同罢了。”[71]在如此严重的阶级斗争面前，党内高层无人敢就事论事地替彭德怀辩护，便完全可以理解，而违心地服从阶级斗争的最高利益则是共产党人对革命忠诚的一种表现。[72]
除了象“大跃进”那样，用阶级斗争的方法搞经济建设之外，只有在阶级斗争波浪相对缓和的形势下去寻找经济建设的空间了。1962年3月，总理周恩来在二届人大三次会议上做《政府工作报告》说：“当前认为阶级斗争将不断尖锐化，或者认为它在短期内可以结束的观点都是不对的。我国的阶级斗争总的趋势是波浪式的，但是向着缓和的方向发展。中国的知识分子在政治上、思想上是进步的，绝大多数是属于劳动人民知识分子，把他们看作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是不对的。民族资产阶级是爱国的，应帮助他们进一步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73]周恩来的话倾向很明显，但犯原则错误的风险较小，因为这只涉及对阶级斗争形势的判断问题。两年之后，同是对1962年的形势判断，周的调子发生了大的变化，他在三届人大做《政府工作报告》说：“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二年，在我国经济遇到暂时困难，帝国主义、各国反动派和现代修正主义一再发动反华高潮的情况下，国内的阶级敌人又一次向社会主义发动进攻，又出现了一场激烈的阶级斗争。……一九六二年九月，毛主席在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向全党和全国人民发出了千万不要忘记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号召。在党中央和毛主席的领导下，全国人民有力地反击了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势力的进攻，煞下了那时的歪风邪气。”[74]
有种观点认为，“以阶级斗争为纲”作为党在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确立于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因为毛泽东在全会上的讲话确实完整的归纳成了“一条路线”，并且被全会所接受，毛说：
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中，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要认识这种斗争的长期性和复杂性。要提高警惕。要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要正确理解和处理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问题，正确区别和处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不然的话，我们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就会走向反面，就会变质，就会出现复辟。我们从现在起，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使我们对这个问题，有比较清醒的认识，有一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75]
然而毛泽东后来说，八届十中全会只是“重提阶级斗争问题”。[76]所谓“重提”亦即再次强调之意。在“文化大革命”发动前夕，毛泽东更明确地讲道：“整个过渡时期存在着阶级矛盾、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两条道路斗争。忘记十几年来我党的这一条基本理论和基本实践，就会要走到斜路上去。”[77]这个意思很明白：党的路线是自建国以来就确定，并且一直在实践着的。
我们看到，毛泽东“重提阶级斗争问题”的理论根据，仍然是列宁的话。在为八届十中全会做准备的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上，他专门讲阶级问题时说：“在社会主义国家还有没有阶级？有没有阶级斗争？应该肯定还是有的，还是存在的。列宁曾经说，在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以后的一个长时期内，因为国际资产阶级的存在，因为本国资产阶级残余的存在，因为本国小资产阶级主要是农民阶级中间还不断生长资本主义分子，所以剥削阶级虽然被推翻了，它还是要长期存在的，甚至于要复辟的。”[78]对此，在一线主持工作的领导人，无论是周恩来还是刘少奇，都不可能提出异议。不过其时毛泽东还没有把阶级斗争放到压倒一切的地位，他一边“重提阶级斗争”，一边又说：“要分开一个工作问题，一个阶级斗争问题，我们决不要因为对付阶级斗争问题而妨碍了我们的工作。”[79]当时国内的情况是，“大跃进”失败造成的饥馑，使上千万民众“非正常死亡”；工农业生产秩序陷入混乱。其善后、自救和调整、恢复经济的工作十分繁重，属当务之急。毛泽东自然清楚，如果在这个时候，要转移工作中心，全党全民不会答应。所以，他只是强调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并没有要求把当前工作中心与阶级斗争完全重叠。刘少奇在全会上表示同意毛泽东关于阶级斗争问题的意见，同时提出会议精神的传达应该有个范围，不向下面传达，免得把什么都联系到阶级斗争上来分析，也免得把全党的力量都用去对付阶级斗争。[80]可以说，八届十中全会与八大之间，拉开的距离并不大，阶级斗争是纲、是路线虽被再次强调，也无人能够否定，但它与日常工作中心还是允许有一定的区分，或曰层次的不同。
接下来在中共高层发生的、最终导致“文革”的“毛（泽东）刘（少奇）分歧”，还是围绕阶级斗争问题。如陈伯达所回忆：“少奇同志是承认阶级斗争的，他与毛主席的差别在于，他认为问题主要出在基层，在下面；而毛主席认为问题主要出在党内，在当权派。”[81]
1963年2月12日，刘少奇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说，八届十中全会讲阶级、阶级斗争，现在就要正式部署一个行动，搞一个阶级斗争。对象是投机倒把、贪污盗窃，还有一些严重的铺张浪费，严重的蜕化变质、违法乱纪，严重的分散主义。总是口里讲阶级斗争，不办事情，不好。[82]毛泽东在会上也说“要把社会主义教育好好抓一下”。[83]于是国内一场新的政治运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亦称“四清”运动[84]）由此发端。刘少奇主持领导下的阶级斗争，矛头所向仍然是地富反坏右等阶级敌人。在农村，“民主革命不彻底的地区，都必须认真地进行民主革命的补课工作。在土地改革时候漏划了的地主、富农，必须清查出来，他们所有的过多的房屋和家具，应当没收。”对“四类分子进行一次全面的评审。对有破坏活动的四类分子和贪污盗窃分子、投机倒把分子进行说理斗争，并进行处理。”地、富子女，由于他们“多数人同自己的家庭划不清界限”，“一律不能担任本地区的基层领导干部，一般地也不宜担任会计员、保管员、出纳员、社队企业和事业的管理人员等重要职务”。同时解决干部的“四不清”问题，对犯错误干部“洗手洗澡”、处理退赔。[85]在城市，中共中央、国务院下达《关于高等学校应届毕业生中政治上反动的学生处理通知》（1963年7月），说：“据北京市反映，今年高等学校应届毕业生中，有极少数政治上反动的学生……其对我的猖狂进攻的程度已经相当甚至超过反右斗争中的极右分子”，“北京市的高等院校有这样的情况，全国高等院校，也必然同样有这种情况。对这一小撮政治反动的学生，必须抓紧时机，通过揭露与批判，对他们进行严肃认真的处理。”据此教育部出台《关于高等学校应届毕业生中政治上反动的学生在劳动教养或劳动考察期间的试行管理办法》，从1963年暑期起，在学校开展揭发、清理反动学生，将他们送劳动教养。[86]直至“文革”初期，刘少奇仍批示地方：“对大学生中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一定要把他们揪出来”。[87]
1964年底，中共中央讨论制定指导“社教”运动的文件《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即“二十三条”），毛泽东与刘少奇之间发生了严重的分歧。薄一波回忆：“关于主要矛盾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性质，从运动一开始就提出来了。少奇同志认为是‘四清’与‘四不清’的矛盾，或人民内部矛盾与敌我矛盾交织在一起。毛主席则把问题的性质看得严重得多。1964年12月12日，他在我报送的陈正人同志在洛阳拖拉机厂蹲点报告上的批示中，认为已经形成了一个‘官僚主义者阶级’，这个阶级‘已经变成或正在变成吸工人血的资产阶级分子’，是‘斗争对象，革命对象’……毛主席说，地富反坏是后台老板，四不清干部是当权派。地富反坏那些人已经搞臭过一次了，所以不要管下层，就是要发动群众整我们这个党，先搞豺狼，后搞狐狸，这就抓到了问题……但是，少奇同志仍然坚持：四清与四不清的矛盾是主要的，运动的性质就是人民内部矛盾跟敌我矛盾交织在一起。毛主席反问道：什么性质？反社会主义就行了，还有什么性质？”[88]刘源记载，毛泽东激动地说：“我们这个运动，叫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不是什么‘四清’、‘四不清’运动，什么多种矛盾交叉的运动，哪有那么多交叉？所谓‘四清’、‘四不清’，什么社会里都能整；党内外矛盾交叉，什么党都能用。没有说明矛盾的性质！不是别的什么主义教育运动，是社会主义的教育运动，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刘少奇仍坚持己见，请教式的问：“对这个‘派’，我总是理解不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有，但是资产阶级都要消亡了，怎么可能有什么派？一讲到派，人就太多了，不是到处都有敌我矛盾。煤炭部、冶金部，哪个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毛泽东不假思索，脱口而出：“张霖之就是！”刘少奇不敢再问了，因为在当时的情况下，毛点谁的名，谁就倒了。“文革”一开始，张霖之同志首当其冲，惨遭酷刑拷打，成为第一位死于“革命行动”的部长级高干。[89]
“毛刘分歧”发展到毛泽东感觉自己在党内的发言权被剥夺，遂生“必须把刘少奇从政治上搞掉”之念。[90]1966年6月，当毛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决心最后下定时，他在给妻子江青的信中说：“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过七八年又来一次。牛鬼蛇神自己跳出来。他们为自己的阶级本性所决定，非跳出来不可……现在的任务是要在全党全国基本上（不可能全部）打倒右派，而且在七八年以后还要有一次横扫牛鬼蛇神的运动，尔后还要有多次扫除”。[91]“以阶级斗争为纲”——“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过七八年又来一次”，至此毛泽东完成了其后来被称作“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架构。人们还记得，1945年他曾以“民主新路”走出中国历史治乱兴衰周期率的高论，令黄炎培佩服至极。[92]二十一年后，这位杰出的革命家还是回到了他驾轻就熟的革命造反与治乱循环的历史路径之中，这既是一种遗憾更值得思考。也是1966年6月，在与党外民主人士的座谈中，刘少奇的讲话与毛泽东保持了一致，他说：“阶级斗争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在当前阶级斗争形势下，国内的、国际的反动派要想在中国得势，必然在党内的各级领导中找他们的代理人，美国在找，苏联也在找，国内的反动势力也在找。党内一些阶级立场不稳、没有改造好的，钻到党内的剥削阶级代表人物，在一定条件下，一定温度下就要站出来，同我们进行斗争。这是阶级斗争客观规律，是不由自主的。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是不能停止的，有了大陆就可以不要台湾？中国革命胜利就不要世界革命？你不搞，人家要搞你，反动派要搞你，非斗不可。”[93]刘的表态可惜已经晚了。这时的周恩来则顺着毛泽东的思路，又让大家重温列宁的话：“社会主义国家在党内和国家内部都必然要有阶级斗争的反映……列宁早就说过，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之后，资产阶级是要反抗的，资产阶级的力量比无产阶级的力量大多少倍。小生产每日每时都在自发的产生资本主义。主席说要经常宣传这两点，要经常温习。”[94]
1966年12月26日，毛泽东在自己的生日宴会上举杯祝酒道：祝全国全面的阶级斗争！[95]几天后，《人民日报》、《红旗》杂志以《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为题的元旦社论，把毛的话传布全国：“一九六七年，将是全国全面展开阶级斗争的一年”。不同于中共八届十中全会，那时毛泽东虽强调阶级斗争，还表示不妨碍调整经济的工作，这一回，则是阶级斗争与日常的中心工作再次高度重叠，阶级斗争就是工作！于是乎，学生“停课闹革命”，工人“停产闹革命”，整个中国大陆的国民经济与社会生活陷入了半瘫痪状态。这便是后来在阶级斗争问题上，“毛（泽东）邓（小平）分歧”的由来和背景。当然，按照全党早已同意的“阶级斗争时起时伏，有时甚至很激烈”的观点，毛泽东认为需要进入一个“全面展开阶级斗争”的非常时期，谁也没有理由阻挡。
毛泽东生前最后一次讲“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谈话，是针对当时主持政府日常工作的邓小平。1975年，邓小平被重新启用以接替身患重病的周恩来。面对国内“打倒一切”、“全面内战”造成的混乱局面，他开始抓“全面整顿”的工作。在一次会议上，他说：“毛主席最近有三条指示，一条是关于理论问题的，要反修防修，再一条是关于安定团结的，还有一条是把国民经济搞上去。这三条重要指示，就是我们今后一个时期各项工作的纲。这三条是互相联系的，不能分割的，一条都不能忘记。”[96]邓所说毛关于理论问题的指示，即毛泽东再次要求全党学习列宁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一系列教导，不忘以阶级斗争为纲。邓小平的创造在于：他将毛“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另一条指示也上升到了纲领、路线的高度，成为与“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并列的新“总纲”[97]的基本点之一，从而形成了具有自己特色的理论的基础。在邓看来，搞经济建设、发展生产力，并不是比抓阶级斗争、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层次低一等的工作任务，革命就是要解放生产力，贫穷绝不是社会主义。毛泽东批评他“这个人是不抓阶级斗争的，历来不提这个纲”，读者阅读本文，即可知道，这样的批评不够公允。作为共产党人，邓小平一生都没有否定过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这应该也是历史事实。而毛泽东“批邓”是延续了自己一贯的思路，在前面已经引述的那句话：“什么‘三项指示为纲’，安定团结不是不要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后面，他继续说道：“斯大林在这个问题上犯了大错误（即不承认社会主义社会还有阶级矛盾——引者注），列宁则不然，他说小生产每日每时都产生资本主义。”“问题是自己是属于小资产阶级，思想容易右。自己代表资产阶级，却说阶级矛盾看不清了。一些同志，主要是老同志思想还停止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对社会主义不理解、有抵触，甚至反对。”“社会主义革命革到自己头上了，合作化时党内就有人反对，批资产阶级法权他们有反感。”“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派还在走。”[98]毛的话，折射出他毕生致力的“实际的阶级斗争”的轨迹，细心的读者会感觉到，其与本文通篇的考察是合辙的：马克思主义与经济不发达社会的革命；列宁的理论创造与中、俄两国的实践；“以阶级斗争为纲”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政治思想领域的阶级斗争及其特点；小资产阶级问题与阶级斗争扩大化、长期化……本文所涉及的这些论题，同时也可以作为思考题，继续留给读者。
胡乔木在谈到中国为什么犯二十年的“左”倾错误时，强调“这不能不说是由于阶级斗争的思维惯性和行为惯性的影响。”[99]笔者在结束本文的时候，则愿意提示读者更深入一步，注意研究阶级斗争理论“中国化”的历史命运及其内在逻辑性。结论是：如果不能完全走出“‘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理论和实践”，那么建设和谐社会便是空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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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文：
[1] 《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02页。
[2] 转引自汪东兴《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当代中国出版社1997年版，第170—171页。
[3] 转引自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1769页。
[4] 参见《辞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79年版，第1154页。
[5] 毛泽东在武汉会议上的讲话（1958年4月6日）。
[6]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22页。
[7] 关于阶级斗争特殊性质的观点（马克思说：“只有在没有阶级和阶级对抗的情况下，社会进化将不再是政治革命。而在这以前，在每一次社会全盘改造的前夜，社会科学的结论总是：‘不是战斗，就是死亡；不是血战，就是毁灭。问题的提法必然如此。’”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61页。这也就是毛泽东所谓“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生死斗争”的观点），决定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性，这是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学说区别于其他政治历史学说的根本点，所以列宁说：“只有承认阶级斗争，同时也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的人，才是马克思主义者。”（《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199页）。
[8] 1951年3月13日《人民日报》，第1版。
[9] 《中国共产党章程汇编》，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6年版，第3页。
[10] 李颖编《从一大到十六大》上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100页。
[11] 毛泽东在江苏、安徽党员干部会议上的讲话（1957年3月20日）。
[1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一八九八—一九四九）》，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362页。
[13] 《任弼时选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35页。
[14]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25页。
[15]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33页。
[16] 《刘少奇选集》上，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426、423页。
[17] 《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8—379页。
[18] 李泽厚：《中国思想史论》下，安徽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第967页。
[19] 《李大钊文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50页。
[20] 陈独秀：《社会主义批评》，《新青年》第9卷第3号，第11—13页。
[21] 蔡和森：《马克思学说与中国无产阶级》，《新青年》第9卷第4号，第5页。
[22] 《周恩来早期文集》下卷，南开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372页。
[23] 瞿秋白：《中国国民革命与戴季陶主义》，《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3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332页。
[24] 《毛泽东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4—35页。
[25] 瞿秋白：《马克思主义还是民生主义》，《布尔什维克》第1卷第14期，第453—454页。
[26]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87页。
[27] 李洪林：《我们坚持什么样的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研究》1989年第1期，第6页。
[28] 蒋大椿：《当代中国史学思潮与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发展》，《历史研究》2001年第4期，第6页。
[29] 详见拙著《我们关心的历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69—271页。
[30] 参见石仲泉等主编《中共八大史》，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31] 《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10页。
[32] 参见吴冷西《十年论战—1956~1966中苏关系回忆录》（上），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68、73页。
[33] 《新华半月刊》1957年第22期，第49—51页。
[34] 毛泽东在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上的讲话（1957年10月4日）。
[35] 刘少奇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的报告（1958年5月）。
[36] 转引自毛泽东《实践论》，《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84页。
[37]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83页。
[38]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207页。
[39] 参见龚育之等著《毛泽东的读书生活》，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6年版，第172—173页。
[40] 参见薄一波著《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版，第624页。
[41] 马克思创立唯物史观，试图对其阶级斗争学说加以物质的解释，以符合当时流行的科学观念，并具可操作性，然而作为“与人奋斗”（毛泽东语）的阶级斗争，一旦付诸暴力革命的实践，就必然踏入人心层面的渊薮，产生一系列叵测的严重的社会后果。
[42] 《列宁全集》第27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484页。
[43] 《列宁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10页。
[44]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6页。
[45] 《列宁全集》第31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6页。
[46]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集，第251页。
[47]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783页。
[48] 《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52页。
[49]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41页。
[50] 《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94、252页。
[51] 参见《中共中央关于审查干部的决定》（1943年8月15日）；毛泽东在山东党员干部会议上的讲话（1957年2月）。
[52]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75—876页。
[53] 1967年10月2日《人民日报》，第2版。
[54] 据叶剑英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78年12月13日），“文革”期间，受到各种批判、冲击的“有上亿人，占全国人口的九分之一”。
[55] 毛泽东在中共八届三中全会各组组长会议上的谈话（1957年10月7日）。
[56]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8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452页。
[57] 参见毛泽东在杭州会议上的讲话（1958年1月3日）。
[58] 毛泽东在中共八届三中全会各组组长会议上的谈话（1957年10月7日）。
[59] 刘少奇在1967年7月29日给中南海革命造反大队写的材料中为自己辩解道，党的八大政治报告，“是说了国内阶级斗争的。例如说，限制和反限制的斗争是近几年我国内部阶级斗争的主要形式，是反映着我国主要的矛盾……”。笔者也认为，不可以说中共八大路线与建国以来党的一贯路线有什么基本的不同。
[60] 中共中央1966年5月16日《通知》。毛泽东承认搞政治思想战线的阶级斗争，困难在于敌我难辨，他在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上说：“过去我们搞南征北战、解放战争，那种战争好打，容易打。那种战争，敌人清楚……这回这个文化大革命啦，比那个战争困难得多。”“问题就是把思想错误的，同敌我矛盾的，混合在一起，一时搞不清楚。”（转引自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下，第1531页。）
[61] 上世纪30年代西班牙内战期间在共和国后方活动的叛徒、间谍、内奸，被称为敌方的“第五纵队”。
[62] 《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234页。
[63] 参见拙文《毛泽东的阶级斗争观点研究》，《史学月刊》2005年第1期。
[64] 参见吴冷西《十年论战——1956~1966中苏关系回忆录》（上），第120、72页。
[65] 《胡乔木谈中共党史》，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7页。
[66] 1963年6月17日《人民日报》，第3版。
[67] 《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代表大会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60页。
[68] 毛泽东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的讲话（1958年5月17日）。
[69] 胡乔木：《中国为什么犯二十年的“左”倾错误》，《解放文选》上册，经济日报出版社1998年版，527页。
[70] 李锐：《庐山会议实录》，春秋出版社、湖南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第319页。
[71] 毛泽东在中共八届八中全会上的讲话（1959年8月16日）。
[72]参见拙文《论毛泽东关于“大跃进”的思想》，《史学集刊》2002年第4期。
[73] 《新华网》（www.xinhuanet.com），新华资料，党史上的今天（3月27日）。
[74] 1964年12月31日《人民日报》，第2版。
[75] 转引自1967年第10期《红旗》杂志，第34页。
[76] 转引自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下，第1769页。
[77] 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集的全国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65年1月）。
[78] 转引自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下，第1251页。
[79] 毛泽东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的讲话（1962年9月24日）。
[80]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刘少奇年谱》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560页。
[81] 陈晓农编《陈伯达最后口述回忆》，星克尔出版有限公司（香港）2006年版，第249页。
[8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刘少奇年谱》下卷，第571页。
[83] 《中央工作会议记录》（1963年2月28日），转引自王光美等《你所不知道的刘少奇》，河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97页。
[84] 所谓“四清”运动，初期是在农村进行清账、清仓、清财务、清工分，以发现和打击贪污盗窃、违法乱纪等坏人坏事，后期则变成了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队伍。
[85] 《中共中央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修正草案）》（1964年9月10日）。
[86] 国家教育委员会编《高等学校学籍管理文件汇编（1950—1987）》，转引自王学泰《文革前高校清理“反动学生”事件》，《炎黄春秋》2009年第4期，第59页。
[87] 刘少奇：《批转中共西北局〈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意见和部署〉》（1966年6月13日）。
[88]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第1128—1129页。
[89] 刘源等《‘四清’疑团》，《你所不知道的刘少奇》，第115—116页。
[90]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第1134页。
[91]转引自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下，第1419—1420页。
[92] 参见黄炎培著《延安归来》，国讯书店1945年版。
[93] 刘少奇在中共中央召集的民主人士座谈会上的讲话（1966年6月27日）。
[94] 周恩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1966年5月21日）。
[95]转引自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下，第1462页。
[96] 邓小平在钢铁工业座谈会上的讲话记录（1975年5月29日），转引自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下，第1740页。
[97] 参阅1975年10月国务院研究室根据邓小平讲话精神写成的文章《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此文未及发表即成了“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批判对象）。
[98] 《毛主席重要指示》（1975年10月—1976年1月），转引自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下，第1770页。
[99]胡乔木：《中国为什么犯二十年的“左”倾错误》，《解放文选》上册，527页。
一、
建国以来，至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权威性文字表述，大约可以举出以下一些：
1953年11月4日，毛泽东在同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副部长陈伯达、廖鲁言的谈话中说：“有句古语，‘纲举目张’。拿起纲，目才能张，纲就是主题。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并且逐步解决这个矛盾，就是主题，就是纲。”[1]
1964年9月10日，中共中央在其制定的《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修正草案）》（即“后十条”）中说：“按照毛泽东同志的指示，这次运动，应当以阶级斗争为纲，抓住五个要点，即是：对敌斗争，社会主义教育，组织贫、下中农阶级队伍，‘四清’，干部参加集体劳动。”
1965年1月14日，中共中央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即“二十三条”）有言：“抓住阶级斗争这个纲，抓住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斗争这个纲，依靠工人阶级、贫下中农、革命干部、革命知识分子和其他革命分子，注意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群众、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那么，城乡存在的许多问题，并不难发现，也不难解决。”
1971年9月12日，毛泽东在与李德生、纪登奎、吴德、吴忠、汪东兴等人的谈话中说：“路线是个纲，纲举目张。什么是纲？你们会打鱼吗？纲就是串鱼网的那根绳子，目就是鱼网上面的一个个眼，你们讲的那个目，三天也讲不完。我今天是讲纲。”[2]
1976年3月3日，中共中央印发的《毛主席重要指示》中，有毛泽东的一段话：“社会主义社会有没有阶级斗争？什么‘三项指示为纲’，安定团结不是不要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3]
毛泽东引用的古语“纲举目张”，源自汉代郑玄《诗谱序》：“举一纲而万目张，解一卷而众篇明。”[4]后人拿此语来比喻做事情须抓住要领。所谓要领，又依事物性质而有不同的层次。也就是说，纲举目张之“纲”，既可以喻指一个政党的纲领、路线，也可以喻指人们一般所从事工作的重点或中心。譬如毛泽东也说过“生产是中心，带动其他工作”[5]之类的话，但他明言，“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纲”是指党的路线，其根据是对于社会主要矛盾的判断。《矛盾论》中说的“捉住了这个主要矛盾，一切问题就迎刃而解了”[6]与“纲举目张”实为同义。此外需要指出：由于阶级斗争的特殊性质（即认定这种斗争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生死斗争”）[7]，使得斗争的参与者，只要承认这种斗争的存在，就会无论怎样（即使不公开说明）地将其置于一切工作“重中之重”的地位，这是“以阶级斗争为纲”不同于以其他工作为纲的地方。笔者注意到，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每每党的文件提及放弃“以阶级斗争为纲”，则下文对接词语多为党和政府的“工作重点”或“工作中心”转移云云。诚然，政党的纲领、路线，可以与其“工作重点”、“工作中心”重叠，但分清这两类概念之间确有不同的层次，在理论上又是必要的。建国伊始，刘少奇就代表中共中央公开说过：“经济建设现已成为我们国家和人民的中心任务。”[8]然而这并没有妨碍党的阶级斗争纲领、路线的贯彻实行。
“以阶级斗争为纲”之“纲”，作为党的纲领，可以溯至1921年7月中共建党，当时中共一大虽然没有正式通过党的纲领，但党纲问题是经过讨论并取得了一定共识的，后来发现的历史资料有这样的记载：
本党纲领如下：
（1）以无产阶级革命大军推翻资产阶级，由劳工阶级重建国家，直至阶级差别消灭。
（2）采取无产阶级专政以完成阶级斗争的目的——消灭阶级。
（3）推翻资本私有制，没收一切生产资料，如机器、土地、建筑物、半制成品等，将其归社会公有。
（4）联合第三国际。[9]
一年后召开的中共二大，代表们对党的纲领的认识更加明确和一致，大会决定中共加入共产国际，并且公开宣言称：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无产阶级政党。他的目的是要组织无产阶级，用阶级斗争的手段，建立劳农专政的政治，铲除私有财产制度，渐次达到一个共产主义的社会。[10]
时间到了1957年初，毛泽东以做结论般的语气告诉党员干部们，拿共产党的历史来说，过去的三十几年，我们仅仅做了一件事——干了个阶级斗争。[11]既然“仅做了一件事”，那么可以说，这一时期，党的纲领、路线和工作重点抑或工作中心基本上是重叠的。抗战前夕，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曾提出中共必须以“停止阶级斗争”，作为国共合作的条件，而中共则具体地应对之“停止推翻国民党政府的武装暴动方针”；“停止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等等，洛甫、毛泽东致电与国民党谈判的周恩来，授以争取“在南京政府下取得合法地位，使全国各方面的工作得以开始”[12]的战略意图。“各方面的工作”是什么呢？在共产党人看来，其宗旨绝不可能离开阶级斗争。任弼时就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的政策转变和国共合作的前途问题，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发言强调：“阶级斗争是历史上产生的，不是我们取消得了的，我们不仅不取消，而且要组织。”[13]1938年10月，毛泽东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说，在抗日战争中，阶级斗争的利益必须服从于抗日战争的利益，“但是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存在是一个事实；有些人否认这种事实，否认阶级斗争的存在，这是错误的。企图否认阶级斗争存在的理论是完全错误的理论。我们不是否认它，而是调节它。”[14]由于抵制了王明等人所谓“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非阶级观点，中共“各方面的工作”得以迅速展开。随着人民力量的壮大，1940年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一文中提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命题，“新”在哪里呢？新在它必须是由共产党领导的和以非资本主义（也即社会主义）为前途的革命，这正是中共进行阶级斗争所追求的目标。1949年3月，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横扫千军如卷席”之际，中共七届二中全会认定：“中国革命在全国胜利，并且解决了土地问题以后，中国还存在着两种基本的矛盾。第一种是国内的，即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第二种是国外的，即中国和帝国主义国家的矛盾。”[15]刘少奇在全会上的讲话对此做了解释性阐述：“新民主主义经济的内部，是存在着矛盾和斗争的，这就是社会主义的因素和趋势与资本主义的因素和趋势之间的斗争，就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斗争。这就是在消灭帝国主义势力及封建势力以后，新中国内部的基本矛盾”。他要求党员说：“凡啃住阶级观点、阶级立场、阶级斗争学说、唯物史观的，大都站稳了脚；反之，立场就不坚定”。[16]本文前面引述的毛泽东1953年关于纲举目张的谈话，也正是根据中共七届二中全会提出的中国社会基本矛盾而言的。
把阶级斗争作为党的纲领、路线，是基于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毛泽东1940年代回忆自己如何成为马克思主义者时说：“记得我在一九二0年，第一次看了考茨基的《阶级斗争》，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和一个英国人作的《社会主义史》，我才知道人类自有史以来就有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社会发展的原动力，初步地得到认识问题的方法论。可是这些书上，并没有中国的湖南、湖北，也没有中国的蒋介石和陈独秀。我只取了它四个字：‘阶级斗争’，老老实实地来开始研究实际的阶级斗争。”[17]笔者要指出的是，把马克思主义理解为是关于阶级斗争的学说，这绝非仅仅是毛泽东个人的学习体会。
1919年5月，北京大学教授李大钊在《新青年》杂志发表长文《我的马克思主义观》，这“标志着中国最早一批进步知识分子对马克思主义的接受和理解。”[18]李在文章中介绍马克思主义三个组成部分理论时说：
他这三部理论，都有不可分的关系，而阶级竞争说恰如一条金线，把这三大原理从根本上联络起来。所以他的唯物史观说，“既往的历史都是阶级竞争的历史”。他的《资本论》也是首尾一贯的根据那“在今日社会组织下的资本阶级与工人阶级，被放在不得不仇视、不得不冲突的关系上”的思想立论。关于实际运动的手段，他也是主张除了诉于最后的阶级竞争，没有第二个再好的方法。[19]
李大钊上述文章发表两年后，北京大学另一位教授陈独秀更加明白地指出：“马格斯底《共产党宣言》自第一页到最末页都是解释阶级战争底历史及必要的讲义”，只有主张“阶级战争 直接行动 无产阶级专政 国际运动”的俄国共产党“在名义上，在实质上，都真是马格斯主义”，他呼吁：“阶级战争的观念确是中国人应该发达的了。”[20]他的这番言论几乎与中共同时问世，而陈被选为党的第一任总书记。
李大钊和陈独秀不仅是五四时代的青年导师，而且是中共创始时期的主要领袖，在他们影响下加入党的五四青年积极分子，也几乎无例外地把“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看作马克思主义的“骨髓”。留学法国的蔡和森如饥似渴地阅读马克思、列宁著作，他致信陈独秀，表示自己“极端主张：惟物史观，阶级战争，无产阶级专政。”说：“马克思的学理由三点出发：在历史上发明他的惟物史观，在经济上发明他的资本论，在政治上发明他的阶级战争说，三者一以贯之，遂成为革命的马克思主义。”[21]游学欧洲的周恩来在给国内觉悟社同志的信中检讨自己由于“天性富于调和性”，对马克思主义认清得晚些，但“主义问题，我们差不多已归一致。现在再郑重声明一句，便是：‘我们当信共产主义的原理和阶级革命与无产阶级专政两大原则’”。[22]
中共成立后不久，便与“国民革命”的合作者国民党发生尖锐思想斗争，所争焦点即要不要在中国搞阶级斗争。瞿秋白著文驳斥国民党反共理论家戴季陶，指戴所不肯苟同的“始终是‘于国民革命中行阶级斗争，国民革命即阶级斗争’的一点。试问：中国工人农民处于现在的生活状态之下，中国社会在帝国主义侵略的经济条件之下，难道实行阶级斗争的条件还没具备？”[23]毛泽东来到国民党政治讲习班发表讲演说：“现时国内颇有些人怀疑或反对阶级斗争的，这是不了解人类进化史的缘故。马克思说：‘人类的历史，是一部阶级斗争史。’这是事实，不能否认的。……我们向来读中国史，不注意阶级斗争的事实，其实四千多年的中国史，何尝不是一部阶级斗争史呢？”[24]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后，瞿秋白代理中共总书记，他继续批判国民党道：“民生主义的中国国情观，就是说中国只有大贫小贫，没有阶级没有阶级斗争。这种国情观不但不能解释最近中国的革命事实，并且不能解释中国的全部历史。”他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础，便是唯物史观。……中国历史上的各种斗争，无不反映平民农民反抗这种士绅地主巨商阶级的斗争。破产失业而受士绅地主阶级剥削的农民不断的起来反抗，——可以说一部二十四史充满这种阶级斗争的历史。”[25] 后来在“文化大革命”中，由于《毛主席语录》的大量发行，亿万民众对毛泽东的一段话耳熟能详：“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拿这个观点解释历史的叫做历史的唯物主义，站在这个观点的反面的是历史的唯心主义。”[26]应该说，毛泽东所言，反映的是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的共同理解。
历史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后，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进行检讨说：“这种脱离现实生活的主观主义的思想和做法，由于把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中的某些设想和论点加以误解或教条化，反而显得有‘理论根据’。”又说“我们把关于阶级斗争扩大化的迷误当成保卫马克思主义的纯洁性。”于是理论界提出了“我们坚持什么样的马克思主义”议题。一个相当普遍的主张是：对马克思主义“要坚持的主要是实事求是的思想方法”，因为“不管哪个方面的理论，不管它多么重要，和实事求是的思想方法比起来，毕竟不是贯穿一切的。”[27]也有观点认为，曾在我国占据了主导地位的阶级斗争史观“从实质上严格说来并不属于唯物史观，因为唯物史观的实质主要是从生产力的发展和物质生产方式的角度来观察和研究历史”[28]这是人们放弃“以阶级斗争为纲”口号的时候，进行的种种解释。那么，唯物史观与阶级斗争理论到底是什么关系？马克思主义究竟是一门什么学说？这个本来十分清楚的问题，似乎变得有些混沌了。对此，笔者曾在《关于唯物史观流行理论的几个问题——兼评〈历史研究〉近期发表的两篇文章》一文中，谈过自己的看法。笔者以为，从李大钊到毛泽东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作为马克思主义政治学说的核心内容来认识和理解，是符合经典作家原意的。[29]
二、
1956年9月，中共八大召开，大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说：
我们党领导中国人民，已经完成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并且基本上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这就使我国出现了一种完全新的社会面貌。在旧中国社会中的主要矛盾，即中国人民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的矛盾，由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胜利而解决了。在解决了这种矛盾以后，我国除了对外还有同帝国主义的矛盾以外，在国内的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这是社会主义革命所要解决的矛盾。我们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就是要变革资产阶级所有制，变革产生资本主义的根源的小私有制。现在这种社会主义改造已经取得决定性的胜利，这就表明，我国的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已经基本上解决，几千年来的阶级剥削制度的历史已经基本上结束，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在我国已经基本上建立起来了。
我国在近百年间，经济和文化的发展远落在世界先进水平之后，广大的觉悟的爱国人民一直要求把我国从落后的农业国家变为先进的工业国。我们党早就指出，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必须首先推翻束缚社会生产力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并且指出，在现代中国的条件下，只有建立社会主义制度，才能真正解决我国的工业化问题。由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生产力发展的障碍基本上已经扫除了。毫无疑问，我国人民还必须为解放台湾而斗争，还必须为彻底完成社会主义改造、最后消灭剥削制度而斗争，还必须为继续肃清反革命残余势力而斗争。不坚决进行这些斗争，是决不许可的。但是，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这一矛盾的实质，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建立的情况下，也就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党和全国人民的当前的主要任务，就是要集中力量来解决这个矛盾，把我国尽快地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这个任务是很艰巨的，我们必须在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采取正确的政策，团结国内外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利用一切有利的条件，来完成这个伟大的任务。
这一论断所表述的“将党和国家的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的思想，被后来国内史家称作“八大路线”的主要精神，并认为二十二年后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是对八大路线的恢复和继承。[30]中共八大之所以能够做出这样的决议，其根据有二，一是马克思主义原理；一是全国民众的强烈要求及其在党内的反映。唯物史观认为，阶级斗争是由人类社会的经济活动决定的，列宁诠释道：“所谓阶级，就是这样一些集团，由于它们在一定社会经济结构中所处地位不同，其中一个集团能够占有另一个集团的劳动。”[31]八大召开之际，中国大陆基本完成了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从而摧毁了“一个集团能够占有另一个集团的劳动”的社会经济制度，这就使得阶级差别归于消灭。因此宣布“我国的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已经基本上解决”是顺理成章的，况且“老大哥”苏共也曾如此宣布过。那么，八大路线何以没有坚持甚或说压根没有实行呢？也有两则历史事实值得注意，一是在八大前后发生并且延续十年的中共与苏共之间的论战；一是八大闭幕后不久掀起的“反右派”斗争。
1956年2月，苏共二十大在莫斯科召开，会上关于斯大林问题的秘密报告，引起中共中央的极大震动，政治局成员们花费大量精力进行讨论，并形成了一致意见，予以公开发表，即署名《人民日报》编辑部的《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1956年4月5日）和《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1956年12月29日）两文，由此揭出中苏两党在事关共产党的纲领、路线问题上的分歧。分歧的焦点，用毛泽东的话说，就是苏共丢掉了斯大林这把“刀子”（列宁这把“刀子”也“基本上丢掉了”）。“刀子”者，阶级斗争之武器也。在中共看来，所谓斯大林主义就是马克思主义，确切地说，是有缺点的马克思主义。现在世界上议论最多的是斯大林肃反扩大化，杀人杀多了，但对真正的反革命是杀对了，问题是扩大化。[32]而以赫鲁晓夫为首的苏共领导人是要放弃阶级斗争与无产阶级专政，这是从根本上背叛马克思主义，搞修正主义。该年中发生的波匈事件，也恰恰说明这些国家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没有搞好，没有把反革命势力加以肃清。直至八年后赫鲁晓夫下台，中共的论战文章发到“九评”（即1964年7月14日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编辑部署名的长文《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九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才算打住。“九评”被认为是中苏论战的总结性文章，其论点极为重要，如文章说：
在十月革命以后，列宁多次指出：
1、被推翻的剥削者，总是千方百计地企图恢复他们被夺去的“天堂”。
2、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经常产生新的资产阶级分子。
3、在工人阶级队伍中，在国家机关职员中，由于资产阶级的影响和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的包围和腐蚀作用，也会产生一些蜕化变质分子，新的资产阶级分子。
4、国际资本主义的包围，帝国主义武装干涉的威胁以及和平瓦解的阴谋活动，是社会主义国家里阶级斗争继续存在的外部条件。
实际生活证实了列宁以上的论断。
上述列宁的话，是说明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乃至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阶级斗争仍然继续存在的理论根据。“九评”进而把这种阶级斗争做了阐发：“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两条道路的斗争。单有在经济战线上(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是不够的，并且是不巩固的。必须还有一个政治战线上和一个思想战线上的彻底的社会主义革命。在政治思想领域内，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之间谁胜谁负的斗争，需要一个很长的时间才能解决。几十年内是不行的，需要一百年到几百年的时间才能成功。在时间问题上，与其准备短些，宁可准备长些；在工作问题上，与其看得容易些，宁可看得困难些。这样想，这样做，较为有益，而较少受害。”这段话是毛泽东加写，并经政治局讨论通过的，其经验显然来自“反右派”斗争。
1957年，国内知识界和民主党派应邀向执政党及政府提批评建议，以帮助中共整风，所提意见中出现不友善的声音，甚至有人要求在中国实行西方式民主政治，遂遭到执政党的反击，开展了一场全国规模的“反右派”斗争。同年9月23日，在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上，总书记邓小平做《关于整风运动的报告》，他说：“把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作为人民内部矛盾来处理，条件之一是资产阶级接受我们的方针，接受社会主义改造和党的领导，否则就会转化为敌我矛盾。”“右派的进攻说明，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中的多数对于无产阶级和共产党的领导还不心服。”“资产阶级反动右派和人民的矛盾是敌我矛盾，是对抗性的不可调和的你死我活的矛盾。” 反右斗争的事实证明“所有制的改变并不等于社会主义革命的完成，更不等于阶级斗争的熄灭。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在政治上思想上的斗争并没有结束，而且在一定条件下可以重新尖锐化。”他最后总结道：
运动证明了：对资产阶级右派和城乡各种反社会主义分子进行坚决斗争的必要性。他们对于社会主义道路和共产党领导的进攻，是极为猖獗、极为狠毒的，他们是有纲领、有组织、有计划的，他们的目的是要使资本主义和反动统治复辟。
运动证明了：在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中，在小资产阶级，特别是在富裕中农中，继续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必要性。他们中间有不少的人还在向往资本主义，不高兴社会主义，无产阶级和共产党对他们的领导权不巩固。他们是右派分子活动的市场。
运动证明了：在工人阶级中，在农村的贫下中农中，进行一次大规模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也是非常必要的，……他们中间也有一小部分人还带有小资产阶级的思想，还可能接受资产阶级的影响。[33]
邓小平的总结，大体印证了列宁关于十月革命后阶级斗争将继续存在的论断，或者可以说，他就是按照列宁的思路总结的。毛泽东则在会上重申：“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毫无疑问，这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34]这等于再次强调了党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路线。对此，刘少奇也表示了认同，他在次年中共八大二次会议的报告中指出：“在整个过渡时期，也就是说，在社会主义社会建成以前，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斗争，社会主义道路同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始终是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35]
中共领导集体之所以重视与苏共的论战，即使遭遇国民经济极端困难年代，仍全力以赴，口舌之争与“笔墨官司”（毛泽东语）不辍，是因为其自认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正继承者和责无旁贷的捍卫者。毛泽东常说，与东欧那些国家不同，我们是学十月革命，通过“实际的阶级斗争”打出来的。中共把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党视作搞“实际的阶级斗争”的先生，自己则为最优秀的学生。历史事实的确如此。
“实际的阶级斗争”首先证明了列宁的话：“实践高于（理论的）认识”。[36]按照唯物史观的书本理论，“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们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存在的物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37]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版序言中还说：“一个社会即使探索到了本身运动的自然规律，——本书的最终目的就是揭示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它还是既不能跳过也不能用法令取消自然的发展阶段。”[38]可是实际发生的社会主义革命并没有象马、恩曾经预料的那样，在欧洲发达的工业化国家中同时成功，却在生产力相对落后的俄国取得了胜利，继而又在生产力更加落后的中国告捷。于是“社会主义可能在一国或数国首先胜利”的新理论成为列宁对马克思主义的“创造性发展”。对此毛泽东等中国同志最能够理解，他们的经验也是“越穷越革命”，“富了难革命”。[39]至于唯物史观要求的社会主义革命的“物质条件”问题，亦如列宁所言，夺取了政权的无产阶级完全可以利用先进的社会制度迎头赶上。实践中的道理是那么简单易懂，深奥的学理在胜利者面前似乎无须细究，上引中共八大决议中有“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之语，全党几无人发现其理论上原本是不能成立的，虽然毛泽东提出过异议，但他注意的并不是“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的性质”这个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而恰恰在于不同意说阶级矛盾已经解决了。[40]
“实际的阶级斗争”又一重要突破，是由唯物史观描述的物质——经济层面，深入到了“人心”的层面。[41]任何暴力的本质特征都是残酷，杀人、你死我活是题中应有之义，无产阶级革命也不例外。列宁说：“没有一个革命和内战时期是不执行枪决的”。[42]“在最残酷的国内战争正在进行，资产阶级阴谋引入外国军队来推翻工人政府的时期，工人阶级的革命政党竟不用死刑来惩处这种行动，是可以想象的吗？”[43]毛泽东也说：“土豪劣绅盛时，杀农民真是杀人不眨眼……现在农民起来枪毙几个土豪劣绅，造成一点点小小的镇压反革命派的恐怖现象，有什么理由说不应该？”[44]这一切不可能不对人的心理状态产生影响。所以列宁反复告诫：“资产阶级的反抗，因为自己被推翻（哪怕是在一个国家内）而凶猛十倍。”[45]这种“十倍的努力，疯狂的热情，百倍增长的仇恨”（列宁语），即是人的畸形的复仇心理，它可以绵延不断，甚至代代相传，怨怨相报不绝。1918年布尔什维克果断处决沙皇一家包括未成年子女，以绝后患，在当时情况下，并不难理解。同样，革命者也不会忘记“阶级苦”和“血泪仇”，如现代京剧《红灯记》里李铁梅所唱：“仇恨入心要发芽”，这是做好革命事业接班人的必需教育。上引邓小平在总结反右派斗争时，强调资产阶级对共产党的领导“不心服”；后来中国国内在说明阶级斗争时家喻户晓的所谓阶级敌人“人还在，心不死”等等，讲的都是人心问题。
“实际的阶级斗争”深入“人心”的另方面原因，是上引列宁所论的第二点：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经常产生新的资产阶级分子。在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中，小资产阶级原本不是一个严重问题。《共产党宣言》说，我们时代的特点是阶级对立的简单化，“整个社会日益分裂为两大敌对的阵营，分裂为两大相互直接对立的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46]但经济发展落后的俄国和中国社会分化尚未及此种情形，却是小资产阶级等中间势力占据了社会的多数（毛泽东所谓“两头小中间大”[47]）。俄国革命时的中间势力，被布尔什维克党视为“最危险的敌人”；毛泽东等中国同志则巧妙地争取、利用了包括小资产阶级在内（还有民族资产阶级）的中间阶级，进而团结多数，孤立少数，终于将强敌战胜之。政策和策略的正确，并不等于阶级观点的模糊。毛泽东说，“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在经济上属于一个范畴”，在思想上实质是一家。[48]他且指出：“现代中国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的多数是可以归入小资产阶级范畴的。”[49]“我们又有很大数量的党员是出身于这个阶级的”。党内反映社会上阶级斗争的机会主义路线正“是代表小资产阶级里头相当大的一部分人”。“小资产阶级出身的人，反动起来也很厉害。”[50]毛泽东的话，并非仅是他个人的观点，而是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学说在一个经济落后、阶级分化尚未完成的社会所遭遇的现实：人数众多的小资产阶级既要被当作革命动力来争取和团结，其又每日每时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他们中间有的人必然会成为革命的对象。问题的复杂性就在这里。对于大批非无产阶级出身的党员，中共历来重视“思想改造”，强调要“思想入党”。在这些人未获彻底改造之前，党组织不认为他们与革命是“一条心”，而是“半条心”、甚至“两条心”的。[51]毛泽东说，小资产阶级出身的人们总是要求按照他们的面貌来改造党，我们“要向他们大喝一声，说：‘同志’们，你们那一套是不行的，无产阶级是不能迁就你们的，依了你们，实际上就是依了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就有亡党亡国的危险。”[52]可见，即便是党内同志，如果不注意思想改造，也是会随时滑入反革命的泥坑的。由小资产阶级思想问题直至发展到反革命问题，从“思想斗争中发现了反革命”（毛泽东语），是中共自延安时代就抓得很紧的处理阶级斗争的模式之一。小资产阶级“自发”思想的核心是对私有制的眷恋和对资本主义的向往，革命中，它又可能变成“随时会叛变”的投机性和“身在曹营心在汉”的“两条心”问题。所以中共党内斗争总是十分严酷。在中国这样小生产如汪洋大海的国度，进行反对小资产阶级“自发”思想的阶级斗争，其广度和难度可想而知。毛泽东于“文化大革命”时提出“要斗私批修”[53]，开展全民的“狠斗私字一闪念”活动，都可以看作是执行列宁教导、切断“新的资产阶级分子”产生之源的努力。在这场政治运动中，全国有数以亿万计的民众受到各种批判冲击，也是符合这种阶级斗争的逻辑的。[54]至于在对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斗争中，被党的政策和策略成功分化、争取到了人民阵营的民族资产阶级，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已经把他们确定为下一历史阶段的革命对象，如邓小平所说，这些人要想按人民内部矛盾来处理，前提条件是接受社会主义改造和党的领导，否则就会转变为敌我矛盾。毛泽东说：“人民内部，绝大部分是小资产阶级，一部分是民族资产阶级。”因此“人民内部矛盾包括着阶级矛盾”。[55]又说“人民内部矛盾可能转化为敌我矛盾，如果双方采取的态度和政策不适当的话。”[56]关于两类矛盾的不同处理方法及其转化学说，是中共治理国家的一个发明，其由在阶级斗争中争取、团结中间阶级的政策演化、发展而来，属于“研究实际的阶级斗争”的理论成果。[57]操作这一学说的要领是如何拿捏矛盾性质的转化。毛泽东和邓小平的说法完全一致：不同性质矛盾转化的关键仍在于有关人们的态度。态度问题也即思想问题。在反右派斗争发生后，毛泽东解释说，“八大文件上是肯定基本上解决了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现在看，这也没有错。基本上解决，并不是说完全解决。所有制解决了，政治上思想上还没有解决。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富裕中农中的一部分人不服，八大没有完全看清楚……那时对阶级斗争强调得不够，因为他们表现服服贴贴；现在他们又造反，所以又要强调”。[58]这就引出了政治思想领域阶级斗争的重要特征——不确定性和时起时伏，我们后文还要述及。平心而论，八大决议，反映了中国共产党人想把日常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的真实愿望。建国后，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都对此讲过不少的话，但工作中心转移的前提是阶级斗争形势要比较缓和，一旦“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阶级斗争掀起了波浪，则必须服从阶级斗争的大局需要（后来常把这种情况叫做“树欲静而风不止”）。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共八大是在理论上做了一次将党的阶级斗争的纲领、路线同日常工作中心适当区分，把前者规定的阶段性任务了结，以便将更多精力投入经济建设的尝试。[59]事情很明白：首先，党是不可能否定自己的纲领、路线的，毕竟七届二中全会提出的中国社会的基本矛盾有两种，假使国内的阶级矛盾解决了，还有国际的阶级矛盾存在着；但党和政府的日常工作中心在一个时期转移到经济建设方面也是有可能的，1956年的形势和氛围曾经不错，可惜后来被一场“没有完全看清楚，但也不是完全没有看到”（毛泽东语）的阶级斗争风波给冲了。当把“右派的猖狂进攻”打下去之后，一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大战役终于在全国打响，史称“大跃进”运动。
阶级斗争深入到“人心”的层面，所遇最大的问题便是：人心隔肚皮，敌我难分辨。明里的阶级敌人可以真刀真枪地去搏杀，暗里的阶级敌人危险且没有固定的目标，很可能“正睡在我们的身旁”[60]。列宁说，堡垒最容易从内部被攻破。毛泽东说，暗藏的反革命分子惯用孙悟空钻进铁扇公主肚子里兴妖作怪的把戏。于是资产阶级派遣的“第五纵队”[61]的存在，成了革命者挥之不去的梦魇。这也是“实际的阶级斗争”带给人们的一种特别的心理状态。早在1943年《中共中央关于审查干部的决定》中，第一句话即为：“特务之多，原不足怪。”而对付的手段，必然是“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的高度警惕和严格清理。搜查私信、揭发言行、密告敌情，都是“肃反”的必要方法。为获取嫌疑分子的口供，“逼供信”也屡禁不绝。面对社会上特别是革命队伍内部的大量的思想言论问题，最难的还是如何划限定性，以挖出敌人。除了对人言注意分辨“善心”与“恶意”的判断之外，在反右派斗争中，毛泽东还列出了是否“有利于巩固共产党的领导”等“六条标准”。[62]可是“有利”与否，涵盖宽泛无边，这为“无限上纲”提供了空间，造成许多冤假错案。历史证明，无论在俄国，还是在中国，阶级斗争都似一把双刃剑，它既为革命的利器，又避免不了伤害无辜，酿成一次次“扩大化”的悲剧。 [63]
阶级斗争深入到“人心”的层面，还使斗争的时限变得无法预期，范围也难以约束。我们已经论及思想可以传承、延续、影响，新的资产阶级分子可以不断产生，加之革命是在“一国或几国”首先胜利的，无产阶级政权处于强大的敌人——国际资本主义的包围之中。毛泽东说，马克思和恩格斯写《共产党宣言》的时候，就讲要打倒全世界资本主义。我们要从存在帝国主义与社会主义这样一个基本矛盾的大背景来考虑问题。[64]这也是上引列宁教导的第四点。只有“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在地球上埋葬资本主义，并且让它彻底“绝种”，阶级斗争之功才可以说告成。胡乔木在否定“以阶级斗争为纲”理论时说：林彪、“四人帮”一伙在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前面加上了‘始终’两个字。这样，就把原来的在一定历史时期的一个正确的命题篡改成为一个错误的命题，篡改成为荒谬的、自相矛盾的命题。”[65]但是，即便用毛泽东所谓“几百年”来代替“始终”一词，对于现世的人们来说，也等于是遥不可及，所以胡乔木的辨析仅存某种理论上的意义而没有多少实际意义。鉴于阶级斗争的不确定性和长期性，中共中央在《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中归纳道：“在社会主义国家里，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谁战胜谁的问题，需要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才能逐步解决。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贯穿着整个历史时期。这种斗争时起时伏，是波浪式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斗争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66]直到中共十七大通过的《党章》仍然认为：“由于国内的因素和国际的影响，阶级斗争还在一定范围内长期存在，在某种条件下还有可能激化”[67]。用“一定范围”来限制阶级斗争，显得缺乏有力的根据。谁都知道，人心（思想）及其变化是难以范围的；而用和谐社会建设来化解矛盾，用民主与法制来规范斗争，则不失为正确之路。
三、
1958年发生在中国大陆的“大跃进”运动，有一个突出的特点，那就是：经历了反右派斗争后的执政党将其阶级斗争的纲领、路线与作为日常工作中心的经济建设再次高度重叠。用毛泽东的话说，苏联建设社会主义，那是一种方法。我们可不可能有另一种方法呢？我们是搞发动群众，搞阶级斗争。[68]胡乔木回忆，中共党内多数人“相信经济建设不能离开阶级斗争”，“经济工作的目标，方法，管理，领导人员和工作人员的选择，以至具体项目和指标的决定，都可以变成含有阶级斗争的意义。”[69]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当“大跃进”的失败已成为事实，在庐山会议对彭德怀的错误批判中，那些曾经追求真理不怕砍头的与会者们却都说违心之言，“竟没有一个人敢于出来讲半句公道话”。[70]因为毛泽东把当时对于经济建设的不同意见定性为：“庐山出现的这场斗争，是一场阶级斗争，是过去十年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两大对抗阶级的生死斗争的继续。在中国，在我党，这一类斗争，看来还得斗下去，至少还要斗二十年，可能要斗半个世纪，总之要到阶级完全灭亡，斗争才会止息。旧的社会斗争止息了，新的社会斗争又会起来。总之，按着唯物辩证法，矛盾和斗争是永远的，否则不成其为世界。资产阶级的政治家说：共产党的哲学就是斗争的哲学。一点不错，不过斗争形式，依时代不同而有所不同罢了。”[71]在如此严重的阶级斗争面前，党内高层无人敢就事论事地替彭德怀辩护，便完全可以理解，而违心地服从阶级斗争的最高利益则是共产党人对革命忠诚的一种表现。[72]
除了象“大跃进”那样，用阶级斗争的方法搞经济建设之外，只有在阶级斗争波浪相对缓和的形势下去寻找经济建设的空间了。1962年3月，总理周恩来在二届人大三次会议上做《政府工作报告》说：“当前认为阶级斗争将不断尖锐化，或者认为它在短期内可以结束的观点都是不对的。我国的阶级斗争总的趋势是波浪式的，但是向着缓和的方向发展。中国的知识分子在政治上、思想上是进步的，绝大多数是属于劳动人民知识分子，把他们看作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是不对的。民族资产阶级是爱国的，应帮助他们进一步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73]周恩来的话倾向很明显，但犯原则错误的风险较小，因为这只涉及对阶级斗争形势的判断问题。两年之后，同是对1962年的形势判断，周的调子发生了大的变化，他在三届人大做《政府工作报告》说：“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二年，在我国经济遇到暂时困难，帝国主义、各国反动派和现代修正主义一再发动反华高潮的情况下，国内的阶级敌人又一次向社会主义发动进攻，又出现了一场激烈的阶级斗争。……一九六二年九月，毛主席在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向全党和全国人民发出了千万不要忘记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号召。在党中央和毛主席的领导下，全国人民有力地反击了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势力的进攻，煞下了那时的歪风邪气。”[74]
有种观点认为，“以阶级斗争为纲”作为党在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确立于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因为毛泽东在全会上的讲话确实完整的归纳成了“一条路线”，并且被全会所接受，毛说：
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中，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要认识这种斗争的长期性和复杂性。要提高警惕。要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要正确理解和处理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问题，正确区别和处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不然的话，我们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就会走向反面，就会变质，就会出现复辟。我们从现在起，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使我们对这个问题，有比较清醒的认识，有一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75]
然而毛泽东后来说，八届十中全会只是“重提阶级斗争问题”。[76]所谓“重提”亦即再次强调之意。在“文化大革命”发动前夕，毛泽东更明确地讲道：“整个过渡时期存在着阶级矛盾、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两条道路斗争。忘记十几年来我党的这一条基本理论和基本实践，就会要走到斜路上去。”[77]这个意思很明白：党的路线是自建国以来就确定，并且一直在实践着的。
我们看到，毛泽东“重提阶级斗争问题”的理论根据，仍然是列宁的话。在为八届十中全会做准备的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上，他专门讲阶级问题时说：“在社会主义国家还有没有阶级？有没有阶级斗争？应该肯定还是有的，还是存在的。列宁曾经说，在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以后的一个长时期内，因为国际资产阶级的存在，因为本国资产阶级残余的存在，因为本国小资产阶级主要是农民阶级中间还不断生长资本主义分子，所以剥削阶级虽然被推翻了，它还是要长期存在的，甚至于要复辟的。”[78]对此，在一线主持工作的领导人，无论是周恩来还是刘少奇，都不可能提出异议。不过其时毛泽东还没有把阶级斗争放到压倒一切的地位，他一边“重提阶级斗争”，一边又说：“要分开一个工作问题，一个阶级斗争问题，我们决不要因为对付阶级斗争问题而妨碍了我们的工作。”[79]当时国内的情况是，“大跃进”失败造成的饥馑，使上千万民众“非正常死亡”；工农业生产秩序陷入混乱。其善后、自救和调整、恢复经济的工作十分繁重，属当务之急。毛泽东自然清楚，如果在这个时候，要转移工作中心，全党全民不会答应。所以，他只是强调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并没有要求把当前工作中心与阶级斗争完全重叠。刘少奇在全会上表示同意毛泽东关于阶级斗争问题的意见，同时提出会议精神的传达应该有个范围，不向下面传达，免得把什么都联系到阶级斗争上来分析，也免得把全党的力量都用去对付阶级斗争。[80]可以说，八届十中全会与八大之间，拉开的距离并不大，阶级斗争是纲、是路线虽被再次强调，也无人能够否定，但它与日常工作中心还是允许有一定的区分，或曰层次的不同。
接下来在中共高层发生的、最终导致“文革”的“毛（泽东）刘（少奇）分歧”，还是围绕阶级斗争问题。如陈伯达所回忆：“少奇同志是承认阶级斗争的，他与毛主席的差别在于，他认为问题主要出在基层，在下面；而毛主席认为问题主要出在党内，在当权派。”[81]
1963年2月12日，刘少奇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说，八届十中全会讲阶级、阶级斗争，现在就要正式部署一个行动，搞一个阶级斗争。对象是投机倒把、贪污盗窃，还有一些严重的铺张浪费，严重的蜕化变质、违法乱纪，严重的分散主义。总是口里讲阶级斗争，不办事情，不好。[82]毛泽东在会上也说“要把社会主义教育好好抓一下”。[83]于是国内一场新的政治运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亦称“四清”运动[84]）由此发端。刘少奇主持领导下的阶级斗争，矛头所向仍然是地富反坏右等阶级敌人。在农村，“民主革命不彻底的地区，都必须认真地进行民主革命的补课工作。在土地改革时候漏划了的地主、富农，必须清查出来，他们所有的过多的房屋和家具，应当没收。”对“四类分子进行一次全面的评审。对有破坏活动的四类分子和贪污盗窃分子、投机倒把分子进行说理斗争，并进行处理。”地、富子女，由于他们“多数人同自己的家庭划不清界限”，“一律不能担任本地区的基层领导干部，一般地也不宜担任会计员、保管员、出纳员、社队企业和事业的管理人员等重要职务”。同时解决干部的“四不清”问题，对犯错误干部“洗手洗澡”、处理退赔。[85]在城市，中共中央、国务院下达《关于高等学校应届毕业生中政治上反动的学生处理通知》（1963年7月），说：“据北京市反映，今年高等学校应届毕业生中，有极少数政治上反动的学生……其对我的猖狂进攻的程度已经相当甚至超过反右斗争中的极右分子”，“北京市的高等院校有这样的情况，全国高等院校，也必然同样有这种情况。对这一小撮政治反动的学生，必须抓紧时机，通过揭露与批判，对他们进行严肃认真的处理。”据此教育部出台《关于高等学校应届毕业生中政治上反动的学生在劳动教养或劳动考察期间的试行管理办法》，从1963年暑期起，在学校开展揭发、清理反动学生，将他们送劳动教养。[86]直至“文革”初期，刘少奇仍批示地方：“对大学生中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一定要把他们揪出来”。[87]
1964年底，中共中央讨论制定指导“社教”运动的文件《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即“二十三条”），毛泽东与刘少奇之间发生了严重的分歧。薄一波回忆：“关于主要矛盾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性质，从运动一开始就提出来了。少奇同志认为是‘四清’与‘四不清’的矛盾，或人民内部矛盾与敌我矛盾交织在一起。毛主席则把问题的性质看得严重得多。1964年12月12日，他在我报送的陈正人同志在洛阳拖拉机厂蹲点报告上的批示中，认为已经形成了一个‘官僚主义者阶级’，这个阶级‘已经变成或正在变成吸工人血的资产阶级分子’，是‘斗争对象，革命对象’……毛主席说，地富反坏是后台老板，四不清干部是当权派。地富反坏那些人已经搞臭过一次了，所以不要管下层，就是要发动群众整我们这个党，先搞豺狼，后搞狐狸，这就抓到了问题……但是，少奇同志仍然坚持：四清与四不清的矛盾是主要的，运动的性质就是人民内部矛盾跟敌我矛盾交织在一起。毛主席反问道：什么性质？反社会主义就行了，还有什么性质？”[88]刘源记载，毛泽东激动地说：“我们这个运动，叫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不是什么‘四清’、‘四不清’运动，什么多种矛盾交叉的运动，哪有那么多交叉？所谓‘四清’、‘四不清’，什么社会里都能整；党内外矛盾交叉，什么党都能用。没有说明矛盾的性质！不是别的什么主义教育运动，是社会主义的教育运动，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刘少奇仍坚持己见，请教式的问：“对这个‘派’，我总是理解不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有，但是资产阶级都要消亡了，怎么可能有什么派？一讲到派，人就太多了，不是到处都有敌我矛盾。煤炭部、冶金部，哪个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毛泽东不假思索，脱口而出：“张霖之就是！”刘少奇不敢再问了，因为在当时的情况下，毛点谁的名，谁就倒了。“文革”一开始，张霖之同志首当其冲，惨遭酷刑拷打，成为第一位死于“革命行动”的部长级高干。[89]
“毛刘分歧”发展到毛泽东感觉自己在党内的发言权被剥夺，遂生“必须把刘少奇从政治上搞掉”之念。[90]1966年6月，当毛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决心最后下定时，他在给妻子江青的信中说：“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过七八年又来一次。牛鬼蛇神自己跳出来。他们为自己的阶级本性所决定，非跳出来不可……现在的任务是要在全党全国基本上（不可能全部）打倒右派，而且在七八年以后还要有一次横扫牛鬼蛇神的运动，尔后还要有多次扫除”。[91]“以阶级斗争为纲”——“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过七八年又来一次”，至此毛泽东完成了其后来被称作“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架构。人们还记得，1945年他曾以“民主新路”走出中国历史治乱兴衰周期率的高论，令黄炎培佩服至极。[92]二十一年后，这位杰出的革命家还是回到了他驾轻就熟的革命造反与治乱循环的历史路径之中，这既是一种遗憾更值得思考。也是1966年6月，在与党外民主人士的座谈中，刘少奇的讲话与毛泽东保持了一致，他说：“阶级斗争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在当前阶级斗争形势下，国内的、国际的反动派要想在中国得势，必然在党内的各级领导中找他们的代理人，美国在找，苏联也在找，国内的反动势力也在找。党内一些阶级立场不稳、没有改造好的，钻到党内的剥削阶级代表人物，在一定条件下，一定温度下就要站出来，同我们进行斗争。这是阶级斗争客观规律，是不由自主的。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是不能停止的，有了大陆就可以不要台湾？中国革命胜利就不要世界革命？你不搞，人家要搞你，反动派要搞你，非斗不可。”[93]刘的表态可惜已经晚了。这时的周恩来则顺着毛泽东的思路，又让大家重温列宁的话：“社会主义国家在党内和国家内部都必然要有阶级斗争的反映……列宁早就说过，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之后，资产阶级是要反抗的，资产阶级的力量比无产阶级的力量大多少倍。小生产每日每时都在自发的产生资本主义。主席说要经常宣传这两点，要经常温习。”[94]
1966年12月26日，毛泽东在自己的生日宴会上举杯祝酒道：祝全国全面的阶级斗争！[95]几天后，《人民日报》、《红旗》杂志以《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为题的元旦社论，把毛的话传布全国：“一九六七年，将是全国全面展开阶级斗争的一年”。不同于中共八届十中全会，那时毛泽东虽强调阶级斗争，还表示不妨碍调整经济的工作，这一回，则是阶级斗争与日常的中心工作再次高度重叠，阶级斗争就是工作！于是乎，学生“停课闹革命”，工人“停产闹革命”，整个中国大陆的国民经济与社会生活陷入了半瘫痪状态。这便是后来在阶级斗争问题上，“毛（泽东）邓（小平）分歧”的由来和背景。当然，按照全党早已同意的“阶级斗争时起时伏，有时甚至很激烈”的观点，毛泽东认为需要进入一个“全面展开阶级斗争”的非常时期，谁也没有理由阻挡。
毛泽东生前最后一次讲“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谈话，是针对当时主持政府日常工作的邓小平。1975年，邓小平被重新启用以接替身患重病的周恩来。面对国内“打倒一切”、“全面内战”造成的混乱局面，他开始抓“全面整顿”的工作。在一次会议上，他说：“毛主席最近有三条指示，一条是关于理论问题的，要反修防修，再一条是关于安定团结的，还有一条是把国民经济搞上去。这三条重要指示，就是我们今后一个时期各项工作的纲。这三条是互相联系的，不能分割的，一条都不能忘记。”[96]邓所说毛关于理论问题的指示，即毛泽东再次要求全党学习列宁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一系列教导，不忘以阶级斗争为纲。邓小平的创造在于：他将毛“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另一条指示也上升到了纲领、路线的高度，成为与“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并列的新“总纲”[97]的基本点之一，从而形成了具有自己特色的理论的基础。在邓看来，搞经济建设、发展生产力，并不是比抓阶级斗争、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层次低一等的工作任务，革命就是要解放生产力，贫穷绝不是社会主义。毛泽东批评他“这个人是不抓阶级斗争的，历来不提这个纲”，读者阅读本文，即可知道，这样的批评不够公允。作为共产党人，邓小平一生都没有否定过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这应该也是历史事实。而毛泽东“批邓”是延续了自己一贯的思路，在前面已经引述的那句话：“什么‘三项指示为纲’，安定团结不是不要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后面，他继续说道：“斯大林在这个问题上犯了大错误（即不承认社会主义社会还有阶级矛盾——引者注），列宁则不然，他说小生产每日每时都产生资本主义。”“问题是自己是属于小资产阶级，思想容易右。自己代表资产阶级，却说阶级矛盾看不清了。一些同志，主要是老同志思想还停止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对社会主义不理解、有抵触，甚至反对。”“社会主义革命革到自己头上了，合作化时党内就有人反对，批资产阶级法权他们有反感。”“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派还在走。”[98]毛的话，折射出他毕生致力的“实际的阶级斗争”的轨迹，细心的读者会感觉到，其与本文通篇的考察是合辙的：马克思主义与经济不发达社会的革命；列宁的理论创造与中、俄两国的实践；“以阶级斗争为纲”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政治思想领域的阶级斗争及其特点；小资产阶级问题与阶级斗争扩大化、长期化……本文所涉及的这些论题，同时也可以作为思考题，继续留给读者。
胡乔木在谈到中国为什么犯二十年的“左”倾错误时，强调“这不能不说是由于阶级斗争的思维惯性和行为惯性的影响。”[99]笔者在结束本文的时候，则愿意提示读者更深入一步，注意研究阶级斗争理论“中国化”的历史命运及其内在逻辑性。结论是：如果不能完全走出“‘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理论和实践”，那么建设和谐社会便是空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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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文：
[1] 《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02页。
[2] 转引自汪东兴《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当代中国出版社1997年版，第170—171页。
[3] 转引自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1769页。
[4] 参见《辞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79年版，第1154页。
[5] 毛泽东在武汉会议上的讲话（1958年4月6日）。
[6]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22页。
[7] 关于阶级斗争特殊性质的观点（马克思说：“只有在没有阶级和阶级对抗的情况下，社会进化将不再是政治革命。而在这以前，在每一次社会全盘改造的前夜，社会科学的结论总是：‘不是战斗，就是死亡；不是血战，就是毁灭。问题的提法必然如此。’”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61页。这也就是毛泽东所谓“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生死斗争”的观点），决定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性，这是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学说区别于其他政治历史学说的根本点，所以列宁说：“只有承认阶级斗争，同时也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的人，才是马克思主义者。”（《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199页）。
[8] 1951年3月13日《人民日报》，第1版。
[9] 《中国共产党章程汇编》，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6年版，第3页。
[10] 李颖编《从一大到十六大》上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100页。
[11] 毛泽东在江苏、安徽党员干部会议上的讲话（1957年3月20日）。
[1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一八九八—一九四九）》，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362页。
[13] 《任弼时选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35页。
[14]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25页。
[15]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33页。
[16] 《刘少奇选集》上，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426、423页。
[17] 《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8—379页。
[18] 李泽厚：《中国思想史论》下，安徽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第967页。
[19] 《李大钊文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50页。
[20] 陈独秀：《社会主义批评》，《新青年》第9卷第3号，第11—13页。
[21] 蔡和森：《马克思学说与中国无产阶级》，《新青年》第9卷第4号，第5页。
[22] 《周恩来早期文集》下卷，南开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372页。
[23] 瞿秋白：《中国国民革命与戴季陶主义》，《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3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332页。
[24] 《毛泽东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4—35页。
[25] 瞿秋白：《马克思主义还是民生主义》，《布尔什维克》第1卷第14期，第453—454页。
[26]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87页。
[27] 李洪林：《我们坚持什么样的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研究》1989年第1期，第6页。
[28] 蒋大椿：《当代中国史学思潮与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发展》，《历史研究》2001年第4期，第6页。
[29] 详见拙著《我们关心的历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69—271页。
[30] 参见石仲泉等主编《中共八大史》，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31] 《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10页。
[32] 参见吴冷西《十年论战—1956~1966中苏关系回忆录》（上），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68、73页。
[33] 《新华半月刊》1957年第22期，第49—51页。
[34] 毛泽东在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上的讲话（1957年10月4日）。
[35] 刘少奇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的报告（1958年5月）。
[36] 转引自毛泽东《实践论》，《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84页。
[37]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83页。
[38]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207页。
[39] 参见龚育之等著《毛泽东的读书生活》，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6年版，第172—173页。
[40] 参见薄一波著《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版，第624页。
[41] 马克思创立唯物史观，试图对其阶级斗争学说加以物质的解释，以符合当时流行的科学观念，并具可操作性，然而作为“与人奋斗”（毛泽东语）的阶级斗争，一旦付诸暴力革命的实践，就必然踏入人心层面的渊薮，产生一系列叵测的严重的社会后果。
[42] 《列宁全集》第27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484页。
[43] 《列宁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10页。
[44]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6页。
[45] 《列宁全集》第31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6页。
[46]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集，第251页。
[47]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783页。
[48] 《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52页。
[49]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41页。
[50] 《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94、252页。
[51] 参见《中共中央关于审查干部的决定》（1943年8月15日）；毛泽东在山东党员干部会议上的讲话（1957年2月）。
[52]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75—876页。
[53] 1967年10月2日《人民日报》，第2版。
[54] 据叶剑英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78年12月13日），“文革”期间，受到各种批判、冲击的“有上亿人，占全国人口的九分之一”。
[55] 毛泽东在中共八届三中全会各组组长会议上的谈话（1957年10月7日）。
[56]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8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452页。
[57] 参见毛泽东在杭州会议上的讲话（1958年1月3日）。
[58] 毛泽东在中共八届三中全会各组组长会议上的谈话（1957年10月7日）。
[59] 刘少奇在1967年7月29日给中南海革命造反大队写的材料中为自己辩解道，党的八大政治报告，“是说了国内阶级斗争的。例如说，限制和反限制的斗争是近几年我国内部阶级斗争的主要形式，是反映着我国主要的矛盾……”。笔者也认为，不可以说中共八大路线与建国以来党的一贯路线有什么基本的不同。
[60] 中共中央1966年5月16日《通知》。毛泽东承认搞政治思想战线的阶级斗争，困难在于敌我难辨，他在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上说：“过去我们搞南征北战、解放战争，那种战争好打，容易打。那种战争，敌人清楚……这回这个文化大革命啦，比那个战争困难得多。”“问题就是把思想错误的，同敌我矛盾的，混合在一起，一时搞不清楚。”（转引自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下，第1531页。）
[61] 上世纪30年代西班牙内战期间在共和国后方活动的叛徒、间谍、内奸，被称为敌方的“第五纵队”。
[62] 《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234页。
[63] 参见拙文《毛泽东的阶级斗争观点研究》，《史学月刊》2005年第1期。
[64] 参见吴冷西《十年论战——1956~1966中苏关系回忆录》（上），第120、72页。
[65] 《胡乔木谈中共党史》，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7页。
[66] 1963年6月17日《人民日报》，第3版。
[67] 《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代表大会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60页。
[68] 毛泽东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的讲话（1958年5月17日）。
[69] 胡乔木：《中国为什么犯二十年的“左”倾错误》，《解放文选》上册，经济日报出版社1998年版，527页。
[70] 李锐：《庐山会议实录》，春秋出版社、湖南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第319页。
[71] 毛泽东在中共八届八中全会上的讲话（1959年8月16日）。
[72]参见拙文《论毛泽东关于“大跃进”的思想》，《史学集刊》2002年第4期。
[73] 《新华网》（www.xinhuanet.com），新华资料，党史上的今天（3月27日）。
[74] 1964年12月31日《人民日报》，第2版。
[75] 转引自1967年第10期《红旗》杂志，第34页。
[76] 转引自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下，第1769页。
[77] 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集的全国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65年1月）。
[78] 转引自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下，第1251页。
[79] 毛泽东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的讲话（1962年9月24日）。
[80]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刘少奇年谱》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560页。
[81] 陈晓农编《陈伯达最后口述回忆》，星克尔出版有限公司（香港）2006年版，第249页。
[8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刘少奇年谱》下卷，第571页。
[83] 《中央工作会议记录》（1963年2月28日），转引自王光美等《你所不知道的刘少奇》，河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97页。
[84] 所谓“四清”运动，初期是在农村进行清账、清仓、清财务、清工分，以发现和打击贪污盗窃、违法乱纪等坏人坏事，后期则变成了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队伍。
[85] 《中共中央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修正草案）》（1964年9月10日）。
[86] 国家教育委员会编《高等学校学籍管理文件汇编（1950—1987）》，转引自王学泰《文革前高校清理“反动学生”事件》，《炎黄春秋》2009年第4期，第59页。
[87] 刘少奇：《批转中共西北局〈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意见和部署〉》（1966年6月13日）。
[88]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第1128—1129页。
[89] 刘源等《‘四清’疑团》，《你所不知道的刘少奇》，第115—116页。
[90]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第1134页。
[91]转引自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下，第1419—1420页。
[92] 参见黄炎培著《延安归来》，国讯书店1945年版。
[93] 刘少奇在中共中央召集的民主人士座谈会上的讲话（1966年6月27日）。
[94] 周恩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1966年5月21日）。
[95]转引自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下，第1462页。
[96] 邓小平在钢铁工业座谈会上的讲话记录（1975年5月29日），转引自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下，第1740页。
[97] 参阅1975年10月国务院研究室根据邓小平讲话精神写成的文章《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此文未及发表即成了“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批判对象）。
[98] 《毛主席重要指示》（1975年10月—1976年1月），转引自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下，第1770页。
[99]胡乔木：《中国为什么犯二十年的“左”倾错误》，《解放文选》上册，527页。
发布时间：2011-08-16 15:50: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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