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国民党兴衰：借鉴与启示
从败退台湾到艰难安身，从反攻大陆到经济振兴，从一党专政到走向民主，从大权在握到沦为在野，从党务革新到重进庙堂……中国国民党走过了一段兴衰荣辱之路，其风云际会般的历程，对任何一个执政党，都有着不言而喻的启示意义
中国国民党，由近代革命先驱孙中山先生创立，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资产阶级政党。其前身为兴中会、中国同盟会、国民党、中华革命党，1919年改名为中国国民党，1927年完成形式上的全国政权统一，成为执政党。1949年10月，国民党执政22年后，在与中国共产党的较量中败北，退居台湾。
第一次失权：溃逃台湾
长期以来，海内外学者探讨国民党政权在大陆崩溃原因时，认为主要有政治反动、经济腐败、派系内耗、军事无能等，本文仅从国民党自身情况来进行分析。
政治运作方式 国民党杂揉苏联共产党的“党治”与西方式民主为一体，其所谓的“民主集权制”实则是“以党治国，一党独裁”。1924年，国民党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孙中山主张“以俄为师”，仿照苏俄共产党的组织模式改组国民党，但却并未接纳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因为在他看来三民主义更适合中国国情。实质上，这是“中体俄用”—— 以三民主义为体，以俄共组织为用的治党策略。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国民党为贯彻孙中山的以党治国理念，效仿苏俄的政党体制，设立了集权的全国代表大会、中央执行委员会、中央政治委员会。同时，又按照西方分权学说，设立了五院(行政、立法、司法、考试、监察)制。事实证明，这种兼收并蓄的结果是消化不良，各学了“半套子”：既没有学到苏俄的党治，也未能实行西方式民主。
以党治国是革命初期的必要策略，其核心是通过政党的力量和作用建立民主政治。问题是国民党的党治未能真正得到贯彻。党治需要一个强有力的政党，国民党却四分五裂，难以达成统一的政见，而党外的反对声不断。如此，党不像党，固难收党治之实效，党并不能控制政府，特别是省以下的地方政府。20世纪30年代就有人指出：“苏俄是真正党治的国家，而中国是冒牌党治的国家”。“五院制”是孙中山的“共和理念”在国家政体上的具体实践。但在实际操作中，“五院制”并未做到五权分立，却成了国民党内部派系争斗的工具，也是蒋介石实现个人独裁的牺牲品。与孙中山的初衷背道而驰，国民政府的“五院制”统辖在一党专政之下，上演的是国民党式的“假民主真独裁”。
组织架构 国民党组织松弛涣散，党组织在地区和党员成分上分布不均，基层组织空虚薄弱。1924年改组之后，国民党的组织系统是：中央党部-省党部-县党部-区党部-区分部-小组。 抗战前，省一级党部尚不健全，更不用说县以下的基层组织了，国民党出现“上层有党，下层无党;城市有党，乡村无党”的组织危机。1938年，国民党决定大力加强党的组织建设。为了大量吸收新党员，自1939年起，全国各地出现强迫军队官兵、各机关公务人员、青年学生集体加入国民党的现象。据国民党中央组织部统计，截至1945年底，国民党在全国29省建立了正式的省党部，县市级党部扩张到1992个，区分部增至78681个，在某些地区也建立了区分部和党小组。1945年国民党中央秘书长吴铁城在《党务检讨报告》中指出，国民党组织的特征是：“上层臃肿，中层隔阂，下层虚弱。” 党员仍是“城市较多，乡村较少”。显然，组织规模的扩大既没有改变党员的成分结构，也未改变党组织的基础薄弱。到1945年，号称800万党员中，占60%的军队党员没有参加过实际的组织活动，而军队党组织之外的普通党部基本是公务人员多而农工少。国民党不能向下层社会辐射渗透，党的基层组织自然空虚薄弱。
社会动员力 国民党对民众的动员因路线错误导致成效不彰。1924年改组时，孙中山就认识到，民众的力量一旦动员起来，其能量是无穷的，希望通过党的宣传教育，将党的主义和纲领灌输于民众，化民力为党力。北伐战争中，国民党在共产党人的协助下，广泛发动农工群众支援北伐，充分显示了现代政治动员的巨大威力，有力地推动和配合了北伐的进程。
但在1927年武力“清党”分共后，国民党认为国共之间只能拼武力，不能拼党力，即国民党搞工农运动不是共产党的对手。为了与共产党彻底划清界线，国民党采取与共产党路线相反的“共取我弃”的方针，如共产党走“群众路线”，国民党则“不要民众”，将中央农民部、工人部、商人部、青年部、妇女部一度撤销，并禁止和防范民众运动。由此，党民关系由动员体制转变为控制体制。蒋介石执掌政权后，动员民众完全被统制民众所取代。在蒋介石的思想认识中，没有思想文化动员，只有武力强控。
不可否认，南京国民政府的抗战精神动员在一定时期激扬了民众的爱国热情，增强了民族凝聚力，对中华民族最终取得抗战胜利具有重要意义。但国民党政府把抗战视为政府行为，对广大民众的力量认识不清，更不敢放手发动人民。这是制约抗战精神发挥动员作用的根本原因。此外，国民党基层组织的缺陷，导致“党离民众，民众离党”。
社会动员能力是衡量政党党力的一个重要指标。在与中共的竞争中，国民党在意识形态层面始终处于劣势，以意识形态宣导为基础的社会动员能力同样处于弱势。长期的劣势导致国民党在基层社会整合中逐渐走向反面，不断地把广大民众推向革命阵营，国民党政权最终不可避免地败亡在中共领导的人民革命的汪洋大海中。
世纪之变：从一党独大沦为在野党
2000年3月，中国台湾地区举行所谓“中华民国第十届总统、副总统”选举，执政的国民党只得到23.1%的选票而失败下野。一夕之间，国民党丧失了在台湾长达50年的执政权，岛内出现了第一次政党轮替。曾拥有庞大政治资源，创造台湾“经济奇迹”的国民党在台湾的衰败，过程复杂，是各种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国民党自身的原因主要有：
“黑金政治”泛滥 国民党统治中后期，岛内“黑金政治”十分猖獗，以至于成为台湾政坛的一大特色。国民党与黑道的关系历史悠久，蒋氏父子时期，政府与黑道之间已有相当往来，如“外省帮”便是官方培养出来的。到李登辉时期，这种情况更加严重。国民党收编大量黑道龙头，用于选举时贿选、绑“桩脚”等，一批黑道人物乘机进入政坛“漂白”。黑道从政后，不仅利用手中的权力操纵地方经济，且使社会治安恶化。此外，国民党到台湾后，扶植了大量工商巨头。李登辉主政后，与诸多大财团关系密切，纵容官商勾结，大搞金权政治，在操纵政局和选举活动中逐利分赃。“黑金政治”猖獗，贪污腐化盛行，严重损害了国民党的形象，使民众对国民党失去了信心。这也是民进党在选举中攻击国民党最为激烈和最能够引起民众共鸣的一点。“黑金”成了国民党的代名词，支持国民党就等于支持“黑金”。如此一来，国民党的票源便流向了当时以“清廉”面目亮相政坛的民进党。
纵容“台独” 蒋氏父子时期，“三民主义”仍是国民党的理念支柱。李登辉上台后，逐渐偏离背弃“三民主义”，而以“台湾生命共同体”、“新台湾主义”取而代之。他不断挑战“一个中国”原则，直至1999年7月，在即将下台前抛出了“向历史交代”的“两国论”，由“暗独”走向“明独”。与此同时，李登辉推行的“本土化”政策，把国民党视为“外来政权”，实质上将“本土化”异化为“台独”化。在李登辉的操纵下，国民党开始挣脱自己的历史脐带，与中国意识疏离，这不但在理论上使其与坚持“台独党纲”的民进党的政党理念趋同，而且在实际上间接支持民进党，纵容“台独势力”的发展，为民进党上台建构了有利的政治、社会基础。
内部分裂 李登辉执政期间，为了巩固地位，不断挑起派系之争，坐收渔利，12年间令国民党遭遇了三次分裂。第一次主要是由李登辉挑起“统独”之争引发的，结果迫使国民党内的“新国民党连线”离开国民党另组新党。第二次源于李登辉操弄党内权力，引发党内主流派和非主流派的斗争，迫使林洋港、郝柏村、陈履安等党内重量级人物“出走”。第三次是在2000年“总统”选举之际，李登辉刻意打压党内政治明星宋楚瑜，迫使宋楚瑜自行参选。在李登辉主导下，国民党以“违纪参选”罪名将宋楚瑜开除党籍，从而造成国民党到台后最大的一次分裂。当时，随宋楚瑜出走的国民党“立委”、中央委员、政务官有六七十人之多，因拥宋或转投他党被开除的人士多达数百人。国民党的分裂特别是2000年“总统”选举之际的分裂大大削弱了党的实力，给团结竞选的民进党以可乘之机。
人员老化 国民党在台湾长期执政，依靠政治资源与雄厚党产，集聚了大量政治精英。但国民党一向讲究伦理、资历，许多党内高位都被过去在行政系统中担任高官的人占据，这些人也是“多年的媳妇熬成婆”，因此导致党内的老年人退不下来，优秀的年轻人无法出头。据统计，加入国民党的青年人数在1990年代开始迅速下降，1992年还有4万余人，到1994年只有1.4万人，国民党越来越老态龙钟。更严重的是，那些担任过行政高官的人，大多长期与基层严重脱离，无法掌握最新民意脉动和年轻人的基本想法，从而导致国民党机器的老化。在选举过程中，国民党仍是老一套、旧办法，反应不够迅速，跟不上时代潮流，提不出更具吸引力的宣传口号，难以吸引青年选票。
国民党在台湾长期执政后蜕化变质的启示是：第一，执政党一定要明确并坚持自身的理想。国民党在长期执政中慢慢蜕变，主要体现在其政治理念逐渐模糊乃至空洞。李登辉主政时期，在党的指导方针、民族认同、国家认同等方面，背离了国民党原有的理念，最后导致国民党的指导思想“三民主义”名存实亡，出现了严重的“中心价值空洞化”危机。一个迷失政治理想的政党，久而久之，党内必然出现分歧与矛盾，最终走向衰败。第二，执政党一定要清廉自律。国民党在台湾失去政权的原因众多，但黑金与腐败是最为选民诟病的一点。廉则昌，腐则亡。不论在历史上，还是在当代，因腐败引起民变或失去政权的事例为数不少。作为一个执政党，必须具有自我约束能力，如果放任腐败现象滋长蔓延，难逃衰败的厄运。国民党在台湾的兴衰也印证了清廉对于政党的重要性。第三，执政党要健全党内民主机制，防止个人独裁。检视上个世纪国民党在台湾执政的历史，可以看出国民党一直是强人专权。蒋氏父子统治台湾近40年，一党专制、蒋家独裁。在推动台湾民主化的进程中，李登辉当局也未能在党内健全民主机制，不过是民主外衣下新的专权与专制。国民党的独裁机制，扼杀了党的创新能力，严重削弱了国民党的力量。第四，执政党要顺应时代潮流。任何政党的存在和发展都取决于时代的要求和社会的需要。近代推翻满清封建统治的历史任务产生了国民党，而国民党却在执政50年中无视、背离台湾现代化、民主化的趋势以及民众求和平、求发展的愿望，最终导致民众对国民党政权失望之极，用选票抛弃了国民党。
革新之路：从百年老店到直面现实
国民党沦为在野党后，痛定思痛，开始了党务革新。2008年5月重新执政后，国民党继续坚持改革。概括而言，改革内容主要有：
党内民主化 一方面决定党主席由全体党员以直接、秘密投票方式选出，党代表、各级党部委员会委员、中央委员及中央常务委员，也皆由民主选举产生，并对青年、妇女、及弱势团体设保障名额。另一方面，未来“总统”、县市长、“立委”等各项民选公职的提名，均以党员初选及民意调查的方式产生，两者比重各为50%。基层民选公职人选要在党员投票、党员意见反映、干部评鉴等方式中择项办理，并结合民意提出建议名单，报县市党部核定。
重建政党形象 先在党纲党章中明订“黑金排除条款”，规定凡经一审判定有罪者一律取消参与党内初选资格，并不得由党提名。党的各级领导人和公职人员要谨言慎行，以免给民众留下负面印象，损及党的形象。2005年，马英九竞选党主席时，反复强调“选举不买票，执政不贪污，问政不腐化”，全力扭转长期存在于党内的腐化歪风。特别是2009年，马英九兼任党主席后，坚持提拔正派、优秀的候选人，杜绝黑金参与选举。为展现国民党清廉改革的决心，国民党专门拟定杜绝贿选的五项选风要求，并史无前例地创下建党以来常委全面重选的纪录。
组织精简 以“精实原则”调整党组织，中央委员会由18个工作会、委员会、处裁并为政策、选务、文宣、行政4个部门。裁撤台湾省委员会，所有专业党部并入县市委员会。提升基层组织效能，持续推动“深耕专案”， 强化基层党部和党员的联系互动。推动党务干部志工化，为“小而美”的政党努力。活化党内血液，培养青年人才。国民党推动在各县市基层，以“在地招募”的方式，寻找具有奉献精神、对公共服务有热忱的优秀年轻人担任基层党工。
党产清零 对于党产和党营事业，国民党的改革由起初的透明化、效率化、信托化，转变为彻底清零党产。处理党产是国民党推动改革与转型的关键，马英九决定，除保留党工离退金与党务运作及发展经费外，剩余将全部捐作公益，国民党未来竞选经费将以募款为主，不再经营营利事业。对于党营事业的彻底处理，国民党将之视为进行彻底转型大战略中的一环，认为是关乎党的体质再造、党机器蜕变再生、党魂再凝聚的重大工程，是国民党直接迎向社会，寓资源于社会的坚定选择。
十年来，国民党的改革效果如何呢?党内民主方面，自2005年实行党主席直选以来，国民党加强党内民主建设，党内民主基本上实现机制化、程序化，迈上了民主发展之路。在重塑政党形象方面，国民党坚决清除贿选之风。在一次“立委”补选时，马英九甚至声言宁愿败选也要与黑金划清界限。如此，国民党逐步净化了党内选风，并在一定程度上带动提升了台湾选举的品质。在组织“瘦身”、吸收培养青年人才方面，国民党加速精简专职党工，但目前还未能有效吸引大量青年，让国民党年轻化。此外，国民党也加速处置党产的步子，但因金融危机和官司诉讼，党产归零的最后期限几度更改，最后定在2011年。
总之，国民党的改革，在一定程度上已让民众看到了国民党是能够自省、愿意改革的政党。2008年国民党赢回执政权，2010年“五都选举”拿下三都，是国民党改革取得相当成效的证明。当然，从台海局势看，国民党要想更好地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中发挥积极作用，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从败退台湾到艰难安身，从反攻大陆到经济振兴，从一党专政到走向民主，从大权在握到沦为在野，从党务革新到重进庙堂……中国国民党走过了一段兴衰荣辱之路，不论其能否延续执政地位，可以肯定的是，其风云际会般的历程，对任何一个执政党，都有着不言而喻的启示意义。
中国国民党，由近代革命先驱孙中山先生创立，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资产阶级政党。其前身为兴中会、中国同盟会、国民党、中华革命党，1919年改名为中国国民党，1927年完成形式上的全国政权统一，成为执政党。1949年10月，国民党执政22年后，在与中国共产党的较量中败北，退居台湾。
第一次失权：溃逃台湾
长期以来，海内外学者探讨国民党政权在大陆崩溃原因时，认为主要有政治反动、经济腐败、派系内耗、军事无能等，本文仅从国民党自身情况来进行分析。
政治运作方式 国民党杂揉苏联共产党的“党治”与西方式民主为一体，其所谓的“民主集权制”实则是“以党治国，一党独裁”。1924年，国民党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孙中山主张“以俄为师”，仿照苏俄共产党的组织模式改组国民党，但却并未接纳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因为在他看来三民主义更适合中国国情。实质上，这是“中体俄用”—— 以三民主义为体，以俄共组织为用的治党策略。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国民党为贯彻孙中山的以党治国理念，效仿苏俄的政党体制，设立了集权的全国代表大会、中央执行委员会、中央政治委员会。同时，又按照西方分权学说，设立了五院(行政、立法、司法、考试、监察)制。事实证明，这种兼收并蓄的结果是消化不良，各学了“半套子”：既没有学到苏俄的党治，也未能实行西方式民主。
以党治国是革命初期的必要策略，其核心是通过政党的力量和作用建立民主政治。问题是国民党的党治未能真正得到贯彻。党治需要一个强有力的政党，国民党却四分五裂，难以达成统一的政见，而党外的反对声不断。如此，党不像党，固难收党治之实效，党并不能控制政府，特别是省以下的地方政府。20世纪30年代就有人指出：“苏俄是真正党治的国家，而中国是冒牌党治的国家”。“五院制”是孙中山的“共和理念”在国家政体上的具体实践。但在实际操作中，“五院制”并未做到五权分立，却成了国民党内部派系争斗的工具，也是蒋介石实现个人独裁的牺牲品。与孙中山的初衷背道而驰，国民政府的“五院制”统辖在一党专政之下，上演的是国民党式的“假民主真独裁”。
组织架构 国民党组织松弛涣散，党组织在地区和党员成分上分布不均，基层组织空虚薄弱。1924年改组之后，国民党的组织系统是：中央党部-省党部-县党部-区党部-区分部-小组。 抗战前，省一级党部尚不健全，更不用说县以下的基层组织了，国民党出现“上层有党，下层无党;城市有党，乡村无党”的组织危机。1938年，国民党决定大力加强党的组织建设。为了大量吸收新党员，自1939年起，全国各地出现强迫军队官兵、各机关公务人员、青年学生集体加入国民党的现象。据国民党中央组织部统计，截至1945年底，国民党在全国29省建立了正式的省党部，县市级党部扩张到1992个，区分部增至78681个，在某些地区也建立了区分部和党小组。1945年国民党中央秘书长吴铁城在《党务检讨报告》中指出，国民党组织的特征是：“上层臃肿，中层隔阂，下层虚弱。” 党员仍是“城市较多，乡村较少”。显然，组织规模的扩大既没有改变党员的成分结构，也未改变党组织的基础薄弱。到1945年，号称800万党员中，占60%的军队党员没有参加过实际的组织活动，而军队党组织之外的普通党部基本是公务人员多而农工少。国民党不能向下层社会辐射渗透，党的基层组织自然空虚薄弱。
社会动员力 国民党对民众的动员因路线错误导致成效不彰。1924年改组时，孙中山就认识到，民众的力量一旦动员起来，其能量是无穷的，希望通过党的宣传教育，将党的主义和纲领灌输于民众，化民力为党力。北伐战争中，国民党在共产党人的协助下，广泛发动农工群众支援北伐，充分显示了现代政治动员的巨大威力，有力地推动和配合了北伐的进程。
但在1927年武力“清党”分共后，国民党认为国共之间只能拼武力，不能拼党力，即国民党搞工农运动不是共产党的对手。为了与共产党彻底划清界线，国民党采取与共产党路线相反的“共取我弃”的方针，如共产党走“群众路线”，国民党则“不要民众”，将中央农民部、工人部、商人部、青年部、妇女部一度撤销，并禁止和防范民众运动。由此，党民关系由动员体制转变为控制体制。蒋介石执掌政权后，动员民众完全被统制民众所取代。在蒋介石的思想认识中，没有思想文化动员，只有武力强控。
不可否认，南京国民政府的抗战精神动员在一定时期激扬了民众的爱国热情，增强了民族凝聚力，对中华民族最终取得抗战胜利具有重要意义。但国民党政府把抗战视为政府行为，对广大民众的力量认识不清，更不敢放手发动人民。这是制约抗战精神发挥动员作用的根本原因。此外，国民党基层组织的缺陷，导致“党离民众，民众离党”。
社会动员能力是衡量政党党力的一个重要指标。在与中共的竞争中，国民党在意识形态层面始终处于劣势，以意识形态宣导为基础的社会动员能力同样处于弱势。长期的劣势导致国民党在基层社会整合中逐渐走向反面，不断地把广大民众推向革命阵营，国民党政权最终不可避免地败亡在中共领导的人民革命的汪洋大海中。
世纪之变：从一党独大沦为在野党
2000年3月，中国台湾地区举行所谓“中华民国第十届总统、副总统”选举，执政的国民党只得到23.1%的选票而失败下野。一夕之间，国民党丧失了在台湾长达50年的执政权，岛内出现了第一次政党轮替。曾拥有庞大政治资源，创造台湾“经济奇迹”的国民党在台湾的衰败，过程复杂，是各种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国民党自身的原因主要有：
“黑金政治”泛滥 国民党统治中后期，岛内“黑金政治”十分猖獗，以至于成为台湾政坛的一大特色。国民党与黑道的关系历史悠久，蒋氏父子时期，政府与黑道之间已有相当往来，如“外省帮”便是官方培养出来的。到李登辉时期，这种情况更加严重。国民党收编大量黑道龙头，用于选举时贿选、绑“桩脚”等，一批黑道人物乘机进入政坛“漂白”。黑道从政后，不仅利用手中的权力操纵地方经济，且使社会治安恶化。此外，国民党到台湾后，扶植了大量工商巨头。李登辉主政后，与诸多大财团关系密切，纵容官商勾结，大搞金权政治，在操纵政局和选举活动中逐利分赃。“黑金政治”猖獗，贪污腐化盛行，严重损害了国民党的形象，使民众对国民党失去了信心。这也是民进党在选举中攻击国民党最为激烈和最能够引起民众共鸣的一点。“黑金”成了国民党的代名词，支持国民党就等于支持“黑金”。如此一来，国民党的票源便流向了当时以“清廉”面目亮相政坛的民进党。
纵容“台独” 蒋氏父子时期，“三民主义”仍是国民党的理念支柱。李登辉上台后，逐渐偏离背弃“三民主义”，而以“台湾生命共同体”、“新台湾主义”取而代之。他不断挑战“一个中国”原则，直至1999年7月，在即将下台前抛出了“向历史交代”的“两国论”，由“暗独”走向“明独”。与此同时，李登辉推行的“本土化”政策，把国民党视为“外来政权”，实质上将“本土化”异化为“台独”化。在李登辉的操纵下，国民党开始挣脱自己的历史脐带，与中国意识疏离，这不但在理论上使其与坚持“台独党纲”的民进党的政党理念趋同，而且在实际上间接支持民进党，纵容“台独势力”的发展，为民进党上台建构了有利的政治、社会基础。
内部分裂 李登辉执政期间，为了巩固地位，不断挑起派系之争，坐收渔利，12年间令国民党遭遇了三次分裂。第一次主要是由李登辉挑起“统独”之争引发的，结果迫使国民党内的“新国民党连线”离开国民党另组新党。第二次源于李登辉操弄党内权力，引发党内主流派和非主流派的斗争，迫使林洋港、郝柏村、陈履安等党内重量级人物“出走”。第三次是在2000年“总统”选举之际，李登辉刻意打压党内政治明星宋楚瑜，迫使宋楚瑜自行参选。在李登辉主导下，国民党以“违纪参选”罪名将宋楚瑜开除党籍，从而造成国民党到台后最大的一次分裂。当时，随宋楚瑜出走的国民党“立委”、中央委员、政务官有六七十人之多，因拥宋或转投他党被开除的人士多达数百人。国民党的分裂特别是2000年“总统”选举之际的分裂大大削弱了党的实力，给团结竞选的民进党以可乘之机。
人员老化 国民党在台湾长期执政，依靠政治资源与雄厚党产，集聚了大量政治精英。但国民党一向讲究伦理、资历，许多党内高位都被过去在行政系统中担任高官的人占据，这些人也是“多年的媳妇熬成婆”，因此导致党内的老年人退不下来，优秀的年轻人无法出头。据统计，加入国民党的青年人数在1990年代开始迅速下降，1992年还有4万余人，到1994年只有1.4万人，国民党越来越老态龙钟。更严重的是，那些担任过行政高官的人，大多长期与基层严重脱离，无法掌握最新民意脉动和年轻人的基本想法，从而导致国民党机器的老化。在选举过程中，国民党仍是老一套、旧办法，反应不够迅速，跟不上时代潮流，提不出更具吸引力的宣传口号，难以吸引青年选票。
国民党在台湾长期执政后蜕化变质的启示是：第一，执政党一定要明确并坚持自身的理想。国民党在长期执政中慢慢蜕变，主要体现在其政治理念逐渐模糊乃至空洞。李登辉主政时期，在党的指导方针、民族认同、国家认同等方面，背离了国民党原有的理念，最后导致国民党的指导思想“三民主义”名存实亡，出现了严重的“中心价值空洞化”危机。一个迷失政治理想的政党，久而久之，党内必然出现分歧与矛盾，最终走向衰败。第二，执政党一定要清廉自律。国民党在台湾失去政权的原因众多，但黑金与腐败是最为选民诟病的一点。廉则昌，腐则亡。不论在历史上，还是在当代，因腐败引起民变或失去政权的事例为数不少。作为一个执政党，必须具有自我约束能力，如果放任腐败现象滋长蔓延，难逃衰败的厄运。国民党在台湾的兴衰也印证了清廉对于政党的重要性。第三，执政党要健全党内民主机制，防止个人独裁。检视上个世纪国民党在台湾执政的历史，可以看出国民党一直是强人专权。蒋氏父子统治台湾近40年，一党专制、蒋家独裁。在推动台湾民主化的进程中，李登辉当局也未能在党内健全民主机制，不过是民主外衣下新的专权与专制。国民党的独裁机制，扼杀了党的创新能力，严重削弱了国民党的力量。第四，执政党要顺应时代潮流。任何政党的存在和发展都取决于时代的要求和社会的需要。近代推翻满清封建统治的历史任务产生了国民党，而国民党却在执政50年中无视、背离台湾现代化、民主化的趋势以及民众求和平、求发展的愿望，最终导致民众对国民党政权失望之极，用选票抛弃了国民党。
革新之路：从百年老店到直面现实
国民党沦为在野党后，痛定思痛，开始了党务革新。2008年5月重新执政后，国民党继续坚持改革。概括而言，改革内容主要有：
党内民主化 一方面决定党主席由全体党员以直接、秘密投票方式选出，党代表、各级党部委员会委员、中央委员及中央常务委员，也皆由民主选举产生，并对青年、妇女、及弱势团体设保障名额。另一方面，未来“总统”、县市长、“立委”等各项民选公职的提名，均以党员初选及民意调查的方式产生，两者比重各为50%。基层民选公职人选要在党员投票、党员意见反映、干部评鉴等方式中择项办理，并结合民意提出建议名单，报县市党部核定。
重建政党形象 先在党纲党章中明订“黑金排除条款”，规定凡经一审判定有罪者一律取消参与党内初选资格，并不得由党提名。党的各级领导人和公职人员要谨言慎行，以免给民众留下负面印象，损及党的形象。2005年，马英九竞选党主席时，反复强调“选举不买票，执政不贪污，问政不腐化”，全力扭转长期存在于党内的腐化歪风。特别是2009年，马英九兼任党主席后，坚持提拔正派、优秀的候选人，杜绝黑金参与选举。为展现国民党清廉改革的决心，国民党专门拟定杜绝贿选的五项选风要求，并史无前例地创下建党以来常委全面重选的纪录。
组织精简 以“精实原则”调整党组织，中央委员会由18个工作会、委员会、处裁并为政策、选务、文宣、行政4个部门。裁撤台湾省委员会，所有专业党部并入县市委员会。提升基层组织效能，持续推动“深耕专案”， 强化基层党部和党员的联系互动。推动党务干部志工化，为“小而美”的政党努力。活化党内血液，培养青年人才。国民党推动在各县市基层，以“在地招募”的方式，寻找具有奉献精神、对公共服务有热忱的优秀年轻人担任基层党工。
党产清零 对于党产和党营事业，国民党的改革由起初的透明化、效率化、信托化，转变为彻底清零党产。处理党产是国民党推动改革与转型的关键，马英九决定，除保留党工离退金与党务运作及发展经费外，剩余将全部捐作公益，国民党未来竞选经费将以募款为主，不再经营营利事业。对于党营事业的彻底处理，国民党将之视为进行彻底转型大战略中的一环，认为是关乎党的体质再造、党机器蜕变再生、党魂再凝聚的重大工程，是国民党直接迎向社会，寓资源于社会的坚定选择。
十年来，国民党的改革效果如何呢?党内民主方面，自2005年实行党主席直选以来，国民党加强党内民主建设，党内民主基本上实现机制化、程序化，迈上了民主发展之路。在重塑政党形象方面，国民党坚决清除贿选之风。在一次“立委”补选时，马英九甚至声言宁愿败选也要与黑金划清界限。如此，国民党逐步净化了党内选风，并在一定程度上带动提升了台湾选举的品质。在组织“瘦身”、吸收培养青年人才方面，国民党加速精简专职党工，但目前还未能有效吸引大量青年，让国民党年轻化。此外，国民党也加速处置党产的步子，但因金融危机和官司诉讼，党产归零的最后期限几度更改，最后定在2011年。
总之，国民党的改革，在一定程度上已让民众看到了国民党是能够自省、愿意改革的政党。2008年国民党赢回执政权，2010年“五都选举”拿下三都，是国民党改革取得相当成效的证明。当然，从台海局势看，国民党要想更好地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中发挥积极作用，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从败退台湾到艰难安身，从反攻大陆到经济振兴，从一党专政到走向民主，从大权在握到沦为在野，从党务革新到重进庙堂……中国国民党走过了一段兴衰荣辱之路，不论其能否延续执政地位，可以肯定的是，其风云际会般的历程，对任何一个执政党，都有着不言而喻的启示意义。
发布时间：2011-08-25 15:23: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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