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众办报”：民众参与的历史
坚持群众路线是中国共产党在领导革命取得成功过程中形成的一项优良传统，其在新闻事业中集中体现为“群众办报”机制。这种机制以无产阶级党报理论为指导、以苏联的经验为模板，最终通过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新闻实践而定型，并在新中国成立后继续显现其结构型特征。“群众办报”一直都是我国新闻学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
“群众办报”：重心偏离的成熟研究
对于“群众办报”，此前学界已在相关的思想源流、重点文献阐释、机制运行特征等方面作了深入探讨，业界也有大量文章涉及对实践的总结体会。应该说，“群众办报”研究是一块基本形状面貌早已定型的园地。但综观现有研究成果，还存在不足。
从研究范围看，多着眼现实，少检视历史。尽管关注现实是任何研究都需要怀有的一种学术旨趣，但研究如果漠视历史的厚度，就会陷入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的窘境，以致在解释当下和预知未来时都容易产生偏颇。
从研究重心看，多着眼新闻从业者，少聚焦群众。按现有的一般理解，“群众办报”的主要内容就是指新闻媒体要开门办报，要依靠群众办报。也正缘于此，相关研究多立足于新闻从业者如何做好群众办报工作，而把“群众办报”中的主角——群众如何参与办报置于被忽视的地位。这就难免有些避重就轻，至少是不全面的。因此，关注普通民众如何呼应“群众办报”，是一个值得尝试、眼光向下的研究视角。
从研究立意看，多就事论事，少关联社会。总体来说，“群众办报”的已有研究大多拘泥于相关的实践本身，缺少一种系统的理论视角把“群众办报”的实践与社会的发展勾连起来，容易导致文章深度不够、立意欠高。
由此，对“群众办报”的研究应另辟新径：理解现实要回到历史，观察重心要聚焦“群众”，研究旨归要放眼社会。依据这样的取向，对 “群众办报”展开研究也就有了新的意义。
重回群众视角：“群众办报”的动员途径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闻实践中，“群众办报”是一种常态化机制。这个机制通过以下三个环节推动民众参与新闻传播实践：
一是读报。晚清以降，无数贤人志士就已认识到报纸对于思想启蒙、社会开化必不可少，因此不遗余力地鼓吹阅读报纸的重要性。中国共产党在领导革命的过程中，也充分意识到报纸的宣传鼓动作用，克服种种困难，创办了大量面向普通民众的报刊，并以组织化的形式开展了读报活动。依据“选择读报者—选择读报内容—选择读报方式—组织群众读讲”的流程，大量工农群众被组织在一起，集体阅读、交流讨论。读报扩展了革命根据地民众的视野，从此他们的目光从日常生活的有限空间延至全国乃至世界，这不仅有利于传统乡村社会的现代改造，也有利于构筑民族国家的共同想象。
二是写稿。在无产阶级领导的革命事业中，工农群众不仅需要政治身份、经济基础的合法性，也要被赋予文化地位上的正当性，让他们具备为自己“说话”的能力，因此，党就要创造条件让工农群众投身于文字写作活动。较之于文学写作，新闻写作在题材选择（写身边人、身边事）、表达方式（主要用感性的记叙、描写，少用抽象的议论）、语言使用（鼓励用群众化的语言）及结构形态（新闻作品篇幅大多短小）等方面，对工农群众来说显然更有习得的可能性，因此，新闻写作成为工农群众文化翻身的一个突破口。各个根据地新闻媒体大量涌现，在严重缺乏专业新闻从业者的情况下，培养工农通讯员就成为“群众办报”机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通过学习和实践，大批工农群众初步掌握了新闻写作技术，改变了“无法表述自己”、“只能被别人表述”的被动文化地位，获得了表达的权利，进而增强了文化和政治上的自信。
三是办报。“群众办报”机制不仅要求群众参与新闻写作，还要他们积极参与报纸编辑。在各个时期的革命根据地，报纸、广播等专业新闻媒体的发展受到物质、发行等多方面的限制，所以，因时、因地制宜地发展非专业新闻媒体就更显必要。因此，革命根据地存在着大量由基层群众自己主办的非专业新闻媒体，如墙报、壁报、黑板报等，它们同样也属于“报”的范畴。这些非专业的“报”数量庞大、出版简易、受众明确、传播灵活，群众自己组稿、编辑、制作，“大家办、大家看”的“群众办报”特征表现得淋漓尽致，起到了宣传方针政策、推动基层工作、引导社会舆论、促进文化学习等作用。如果说党中央的报纸是神经中枢、地方性报纸是躯干脉络，那么墙报、黑板报等由群众自己主办的媒体就是遍布周身的毛细血管，它们共同构筑了党领导下的新闻传播体系，真正促进了党的新闻媒体事业大众化、普及化。
由是观之，革命时期党利用“群众办报”机制，把大量普通民众吸纳进新闻传播的过程，让他们通过参与新闻传播而达到“建构共意”的效果，潜移默化中使宏观的意识形态深深渗透到微观的乡村社会，打通了历史上国家与民众上下隔绝的状态。同时，“群众办报”也深深影响了传统乡村社会结构的再造，被动员起来的工农群众因为拥有新闻媒体的资源而逐步获得话语权力，而原先掌控乡村秩序的士绅阶层却因话语权力的旁落而日益丧失社会权威的身份。
“群众办报”的再审视：媒体普及化与民众具象化
检视革命时期“群众办报”的历史，即使从一般的新闻传播角度看也颇具意义。媒体与民众的关系是新闻传播事业发展的核心驱动力，也是传统社会走向现代社会的一个重要表征。因此，能够拉近媒体与民众关系的任何一种努力都应该受到后人的“敬意”。“群众办报”的实践，一方面是党利用新闻传播来传播革命思想，一方面也促进了乡村社会中普通民众接触媒介、使用媒介并且参与传播，使新闻传播嵌入了人们的日常生活，其影响诚如加拿大传播学者哈罗德•英尼斯所言，村庄的生活从口传文化发展为媒介文化之后，就以空间而不是以时间、以将来可能怎样而不是以过去怎样为中心了，变更的轮子从此转起来。由此，对这一问题展开研究，可以厘清经济、文化落后的中国近代社会中媒体与民众实现互动的一种特殊路径——政治驱动下的媒体普及化、大众化，这显然与市场化、都市化的背景下实现媒体与民众的高度关联有所不同。
在新闻传播的历史进路中，一些主流媒体和它们身后的精英人物发挥了最主要的影响，所以当之无愧地成为被强调、记忆的重点。但是，一部新闻传播史，同时也应是由大量普通媒体和普通民众参与的历史，它们同样起到推动新闻传播事业发展的作用。而让更多的普通媒体、普通民众出现在历史记忆中，不仅可以把以往的传播生态复原得更加具象化、更加客观，也可以进一步凸显新闻传播作为一种大众事业的社会存在价值。
“群众办报”：重心偏离的成熟研究
对于“群众办报”，此前学界已在相关的思想源流、重点文献阐释、机制运行特征等方面作了深入探讨，业界也有大量文章涉及对实践的总结体会。应该说，“群众办报”研究是一块基本形状面貌早已定型的园地。但综观现有研究成果，还存在不足。
从研究范围看，多着眼现实，少检视历史。尽管关注现实是任何研究都需要怀有的一种学术旨趣，但研究如果漠视历史的厚度，就会陷入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的窘境，以致在解释当下和预知未来时都容易产生偏颇。
从研究重心看，多着眼新闻从业者，少聚焦群众。按现有的一般理解，“群众办报”的主要内容就是指新闻媒体要开门办报，要依靠群众办报。也正缘于此，相关研究多立足于新闻从业者如何做好群众办报工作，而把“群众办报”中的主角——群众如何参与办报置于被忽视的地位。这就难免有些避重就轻，至少是不全面的。因此，关注普通民众如何呼应“群众办报”，是一个值得尝试、眼光向下的研究视角。
从研究立意看，多就事论事，少关联社会。总体来说，“群众办报”的已有研究大多拘泥于相关的实践本身，缺少一种系统的理论视角把“群众办报”的实践与社会的发展勾连起来，容易导致文章深度不够、立意欠高。
由此，对“群众办报”的研究应另辟新径：理解现实要回到历史，观察重心要聚焦“群众”，研究旨归要放眼社会。依据这样的取向，对 “群众办报”展开研究也就有了新的意义。
重回群众视角：“群众办报”的动员途径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闻实践中，“群众办报”是一种常态化机制。这个机制通过以下三个环节推动民众参与新闻传播实践：
一是读报。晚清以降，无数贤人志士就已认识到报纸对于思想启蒙、社会开化必不可少，因此不遗余力地鼓吹阅读报纸的重要性。中国共产党在领导革命的过程中，也充分意识到报纸的宣传鼓动作用，克服种种困难，创办了大量面向普通民众的报刊，并以组织化的形式开展了读报活动。依据“选择读报者—选择读报内容—选择读报方式—组织群众读讲”的流程，大量工农群众被组织在一起，集体阅读、交流讨论。读报扩展了革命根据地民众的视野，从此他们的目光从日常生活的有限空间延至全国乃至世界，这不仅有利于传统乡村社会的现代改造，也有利于构筑民族国家的共同想象。
二是写稿。在无产阶级领导的革命事业中，工农群众不仅需要政治身份、经济基础的合法性，也要被赋予文化地位上的正当性，让他们具备为自己“说话”的能力，因此，党就要创造条件让工农群众投身于文字写作活动。较之于文学写作，新闻写作在题材选择（写身边人、身边事）、表达方式（主要用感性的记叙、描写，少用抽象的议论）、语言使用（鼓励用群众化的语言）及结构形态（新闻作品篇幅大多短小）等方面，对工农群众来说显然更有习得的可能性，因此，新闻写作成为工农群众文化翻身的一个突破口。各个根据地新闻媒体大量涌现，在严重缺乏专业新闻从业者的情况下，培养工农通讯员就成为“群众办报”机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通过学习和实践，大批工农群众初步掌握了新闻写作技术，改变了“无法表述自己”、“只能被别人表述”的被动文化地位，获得了表达的权利，进而增强了文化和政治上的自信。
三是办报。“群众办报”机制不仅要求群众参与新闻写作，还要他们积极参与报纸编辑。在各个时期的革命根据地，报纸、广播等专业新闻媒体的发展受到物质、发行等多方面的限制，所以，因时、因地制宜地发展非专业新闻媒体就更显必要。因此，革命根据地存在着大量由基层群众自己主办的非专业新闻媒体，如墙报、壁报、黑板报等，它们同样也属于“报”的范畴。这些非专业的“报”数量庞大、出版简易、受众明确、传播灵活，群众自己组稿、编辑、制作，“大家办、大家看”的“群众办报”特征表现得淋漓尽致，起到了宣传方针政策、推动基层工作、引导社会舆论、促进文化学习等作用。如果说党中央的报纸是神经中枢、地方性报纸是躯干脉络，那么墙报、黑板报等由群众自己主办的媒体就是遍布周身的毛细血管，它们共同构筑了党领导下的新闻传播体系，真正促进了党的新闻媒体事业大众化、普及化。
由是观之，革命时期党利用“群众办报”机制，把大量普通民众吸纳进新闻传播的过程，让他们通过参与新闻传播而达到“建构共意”的效果，潜移默化中使宏观的意识形态深深渗透到微观的乡村社会，打通了历史上国家与民众上下隔绝的状态。同时，“群众办报”也深深影响了传统乡村社会结构的再造，被动员起来的工农群众因为拥有新闻媒体的资源而逐步获得话语权力，而原先掌控乡村秩序的士绅阶层却因话语权力的旁落而日益丧失社会权威的身份。
“群众办报”的再审视：媒体普及化与民众具象化
检视革命时期“群众办报”的历史，即使从一般的新闻传播角度看也颇具意义。媒体与民众的关系是新闻传播事业发展的核心驱动力，也是传统社会走向现代社会的一个重要表征。因此，能够拉近媒体与民众关系的任何一种努力都应该受到后人的“敬意”。“群众办报”的实践，一方面是党利用新闻传播来传播革命思想，一方面也促进了乡村社会中普通民众接触媒介、使用媒介并且参与传播，使新闻传播嵌入了人们的日常生活，其影响诚如加拿大传播学者哈罗德•英尼斯所言，村庄的生活从口传文化发展为媒介文化之后，就以空间而不是以时间、以将来可能怎样而不是以过去怎样为中心了，变更的轮子从此转起来。由此，对这一问题展开研究，可以厘清经济、文化落后的中国近代社会中媒体与民众实现互动的一种特殊路径——政治驱动下的媒体普及化、大众化，这显然与市场化、都市化的背景下实现媒体与民众的高度关联有所不同。
在新闻传播的历史进路中，一些主流媒体和它们身后的精英人物发挥了最主要的影响，所以当之无愧地成为被强调、记忆的重点。但是，一部新闻传播史，同时也应是由大量普通媒体和普通民众参与的历史，它们同样起到推动新闻传播事业发展的作用。而让更多的普通媒体、普通民众出现在历史记忆中，不仅可以把以往的传播生态复原得更加具象化、更加客观，也可以进一步凸显新闻传播作为一种大众事业的社会存在价值。
发布时间：2011-07-11 13:55:48
相关文章
头条焦点
精彩导读
关注我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