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我们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这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取得的伟大成就的一个重大判断。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以下简称《决议》）再次指出：“党的百年奋斗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党和人民事业是人类进步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一百年来，党既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也为人类谋进步、为世界谋大同，以自强不息的奋斗深刻改变了世界发展的趋势和格局。党领导人民成功走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这些重要论述站在世界历史的高度上，揭示了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创造的“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世界历史贡献。
一、“人类文明新形态”概念的学理阐释
“人类文明新形态”具有丰富的理论内涵，是对马克思和恩格斯世界历史理论的创新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实践探索中形成了由“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和“生态文明”共同构成的“五位一体”的社会主义文明新形态。就物质文明而言，这一人类文明新形态实行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经济制度，实现了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的历史性突破，实现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就政治文明而言，中国共产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成为创造新文明形态的坚强领导，这一新文明形态充分彰显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实行全过程人民民主，推进了人类民主政治的发展进程；就精神文明而言，确立了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实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同时吸收了其他文明类型的优秀文化元素，共同形成了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就社会文明来说，积极推动社会治理，建设教育、住房、医疗、卫生、防疫、就业、保险等各个领域的民生工程，促进了社会公平正义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就生态文明而言，积极参与全球生态治理，积极贯彻绿色发展理念，树立了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的生态观，积极贯彻落实低碳减排和全球气候治理等重大生态环保制度和机制。上述“五位一体”的人类文明新形态其本质属性包括以下五个方面。
第一，这一文明形态是“社会主义”的文明形态，因而是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的文明形态。西方自14世纪资本主义兴起，逐渐形成了以资本逻辑为主导的文明形态，即资本主义文明形态。由于资本扩张，这一文明形态也在“历史转变为世界历史”的情况下，迅速成为人类文明的主导形态。由于资本主义所固有的内在矛盾，这一文明形态必然导致世界日益分裂为两大敌对阶级，因此注定要被新的文明形态所取代。随着19世纪马克思主义的诞生，一种超越资本主义的文明形态被历史性地提上了日程。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为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主阵地，开创了人类文明新形态，这一文明形态就其根本性质而言无疑是社会主义的文明形态。众所周知，西方文明形态建立在一种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其他国家的“支配—从属”关系基础之上，因而这一文明形态注定无法保证人类的公平正义，更无法保证世界和平。相反，社会主义人类文明新形态则为实现人类持久和平提供基础。
第二，这一文明形态是通过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而建立起来的文明形态。从文化层面看，一种新文明形态总是要有独特的文化基础。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基础而开创的人类文明新形态，深深扎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特别是“天下大同”“天人合一”“求同存异”等传统文化精华，构成了人类文明新形态重要的文化价值观来源。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二十一世纪马克思主义，是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飞跃”；同时，也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最新成果。其中所包括的“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全人类共同价值”以及“求同存异-合作共赢”的和平发展道路等思想，均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都能够在传统文化中找到其思想来源。因而，人类文明新形态是包含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最新成果的文明形态。
第三，这一文明形态是在世界两种制度并存条件下形成的文明形态，因而不同于资本主义消亡后的共产主义文明形态。冷战以来，世界上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社会制度及其两种文明形态并存。然而，在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以后，世界社会主义运动进入低谷期。而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社会主义文明形态对世界历史进程的影响在不断提升，直到21世纪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这一人类文明新形态是在和资本主义文明形态的长期斗争中发展起来的，也是在两种制度并存的条件下创造出来的。正因如此，人类文明新形态尚没有达到马克思所说的资本主义灭亡以及阶级、民族和国家消亡之后所形成的共产主义文明形态的高度，因而可以说，人类文明新形态是在两种制度并存条件下向共产主义文明形态前进的过渡性文明形态。
第四，这一文明形态是坚持不同国家和民族不同文明类型之间的“交流互鉴文明观”的普遍文明形态。以亨廷顿为代表的“文明冲突论”认为，各个国家和民族之间的文明类型不同，而不同类型的文明形态之间无法通约，无法实现真正的沟通和交流，因此世界历史将呈现为不同文明类型之间的冲突。而持有文明冲突论的观点必然导致如下做法：西方文明要想保证自己在世界历史格局中的文明优势，特别是为了保证资本主义扩张的优势，就必须把西方文明推向全世界，这便是文化霸权主义的实质。所谓的“普世价值”正是西方把自己的“特殊文明”作为“普遍文明”强加给其他国家和民族的意识形态策略。与此不同，人类文明新形态持有“交流互鉴”的文明观，倡导不同文明之间没有高低贵贱之分，每个国家和民族的文明都具有独特的历史文化传统，因而人类文明新形态是以“交流互鉴”的文明观为基础的真正的“普遍文明形态”。
第五，这一文明新形态是深深打上了“中国特色”的鲜明烙印，但同时代表人类进步方向的“人类”的文明新形态。这一人类文明形态是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创造的，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仅是“中国”的社会主义，也是世界社会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就决定了人类文明新形态既是“中国”的文明新形态，同时也是“人类”的文明新形态。世界历史是由不同民族国家的历史构成的整体，人类文明新形态深刻影响了当代世界历史进程，在推动世界历史向着人类自由和解放目标前进方面取得了重大阶段性进展。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这一人类文明新形态必然“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二、“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提出发展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世界历史理论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世界历史理论包含丰富的内容。首先，他们通过对德国古典哲学中世界历史理论的批判，建立了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历史观。马克思和恩格斯批判了德国古典哲学唯心主义的世界历史观，这一世界历史观把世界历史理解为受某种人类以外的客观力量支配的运动过程，如康德认为，世界历史的运动过程是“大自然的一项隐蔽计划”，而黑格尔认为世界历史是绝对精神自我实现的外化过程。马克思则指出：“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是自然界对人来说的生成过程，所以关于他通过自身而诞生、关于他的形成过程，他有直观的、无可辩驳的证明。”因此，是人类的实践活动创造了世界历史。全部世界历史是“人类向着自己命运主宰者的回归”过程。其次，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世界历史形成于资本逻辑的殖民扩张。马克思和恩格斯第一次赋予“世界历史”这一概念以独特的内涵，即由于资本主义的殖民扩张，把一切民族包括野蛮的民族都卷入到资本主义体系当中，进而使“历史转变为世界历史”。在此基础上，马克思和恩格斯进一步提出：“单个人的解放的程度是与历史完全转变为世界历史的程度一致的。”也就是说，世界历史越发展，就越能够为人类的解放提供更加充分的客观条件。再次，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世界历史是社会形态的更替过程。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是社会形态更替的根本动力，也是世界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马克思主义的诞生，开启了世界历史通向人类的自由和解放的过程，世界历史进程因此表现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运动。在这一世界历史的矛盾运动中，无产阶级通过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建立公有制的生产方式，直到共产主义的最终实现。这一世界历史进程被马克思和恩格斯称为“科学社会主义运动”。最后，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世界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是“两个必然”，即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因此，共产主义是世界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世界历史最终进入阶级消亡、国家消亡的“自由王国”。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世界历史理论还包含着他们对资本主义文明的批判。他们认为，资本主义文明实际上是最“野蛮”的文明。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工人创造的对象越文明，工人自己越野蛮”。这种野蛮性集中体现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少数人剥削多数人的现实状况，即私有制的生产方式。资本主义文明是建立在“资本”这一肮脏的生产关系基础之上的。因此，从文明形态的角度看，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必然会有一种新的文明形态取代资本主义的文明形态。因而，世界历史进程表现为人类文明形态的更替过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从最初创立，经过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直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开创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开创了人类文明新形态。正是这一“人类文明新形态”，进一步丰富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世界历史理论。
首先，“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内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和21世纪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最新成果。而其中所包含的关于“人类文明新形态”的重要论断，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世界历史理论。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的政党，也是为人类进步事业而奋斗的政党。中国共产党始终把为人类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作为自己的使命。”这一“人类文明新形态”是人类文明整体发展逻辑的必然产物，是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的具体实现形态。习近平总书记创造性地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所形成的文明成果概括为“人类文明新形态”，因而是对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的创新和发展，是21世纪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的最新成果。
其次，“人类文明新形态”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基础上开创出来的。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时代，世界历史理论是在尚未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和无产阶级政权的国家基础上的理论构想。马克思和恩格斯重点批判了资本主义文明形态的野蛮性，并提出了基于共产主义新文明形态的可能性和必然性。但是，对于如何建设一种新文明形态尚没有形成具体的理论。因此，“人类文明新形态”思想的提出，在理论上创造性地回答了如何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重大问题，也意味着如下道理：社会主义文明新形态可以首先在一个国家内、在特定的社会主义国情背景下得以创立。这是对马克思关于东方社会理论的进一步发展，因而也是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世界历史理论的创新和发展。如何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创造出人类文明新形态，是一项前无古人的事业，为人类文明和世界历史的进步提供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世界历史理论。
最后，“人类文明新形态”创造性地回答了如何在两种制度并存条件下创造社会主义文明新形态这一根本问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质上是科学社会主义，是敢于和善于与资本主义既合作又激烈竞争的制度，在合作与竞争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将更加彰显自身的优势。”实践充分表明，社会主义有能力创造出代表世界历史进步方向的“人类文明新形态”。这一人类文明新形态强有力地证明：并非只有在资本主义文明完全消灭之后，才能开创人类文明新形态。相反，在两种制度并存的条件下，社会主义可以率先创立人类文明新形态。这也是对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的丰富和发展。
三、“人类文明新形态”占据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世界历史方位制高点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总览世界历史的新形势，创造性地提出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代判断，这是对世界历史方位的总体判断，也是对世界历史发展境况的深刻洞察，是21世纪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观的重要论断。所谓“变局”，首先意味着世界政治经济格局正在发生着变化。原有的由西方资本主义主导的世界政治经济体系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特别是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世界经济体系受到了巨大的冲击。新兴国家经济体在世界经济体系中的影响力不断提升，倡导多边主义的世界多元化趋势不断增强。由此打破了冷战以来资本主义独霸世界的稳定格局，世界进入了动荡变革期。“进入新时代，国际力量对比深刻调整，单边主义、保护主义、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对世界和平与发展威胁上升，逆全球化思潮上升，世界进入动荡变革期。”因此，当今世界正面临着单边主义和多边主义的矛盾、全球化与逆全球化的矛盾、保护主义和开放主义的矛盾等。
西方新自由主义遇到了历史性困境，其资本逻辑的弊端日益暴露出马克思所揭示的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在世界政治经济体系中，社会主义的力量不断增强，特别是伴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断取得成就，出现了“东升西降”的世界历史发展趋势，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以往的“东方从属于西方”的世界格局。正如《决议》所指出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不断取得成功，使马克思主义以崭新形象展现在世界上，使世界范围内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意识形态、两种社会制度的历史演进及其较量发生了有利于社会主义的重大转变。”
“人类文明新形态”为把握“历史主动精神”提供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人类文明新形态”正是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背景下进入了当今世界历史的发展进程。如何把握“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人类应该向何处去？这些时代之问和历史之问，引导人类不断在充满不确定性的“变局”中寻求世界历史的确定性，不断引导人类反思“我们的时代”所处的历史方位。对历史方位的把握，是争取“历史主动”的前提。只有明确所处的历史方位，才能作出主动的历史选择。《决议》指出：“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伟大的历史主动精神、巨大的政治勇气、强烈的责任担当，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贯彻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统揽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出台一系列重大方针政策，推出一系列重大举措，推进一系列重大工作，战胜一系列重大风险挑战，解决了许多长期想解决而没有解决的难题，办成了许多过去想办而没有办成的大事，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人类文明新形态”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一历史方位中，为把握历史主动精神提供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而把握历史主动精神是“在变局中开新局”的必要条件。基于“大变局”的世界历史方位，需要依靠强大的“历史主动精神”实现“在变局中开新局”。总之，如何以“人类文明新形态”为契机，牢牢把握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历史方位，是推动世界历史进程的前提。
“人类文明新形态”是把握世界历史方位的制高点。尽管在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背景下，世界仍然处在动荡变革期，但“人类文明新形态”占据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一历史方位的制高点，从而为世界历史进程奠定了面向未来的现实基础。尽管世界风云变幻，但世界历史的发展和进步、世界历史前行的车轮是不可阻挡的。人类文明新形态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产物，是在继承和发展人类一切优秀文明成果的基础上孕育而成的，因而也是代表着人类进步方向的文明新形态。特别是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以后，西方新自由主义日趋没落，正如沃夫冈·施特雷克所指出的：“由于当代资本主义世界正面临着增长放缓、寡头的再分配、公共领域的掠夺、腐败和全球无政府状态五大系统性失调，而目前又没有任何政治机制能够应对这些阻碍，因此资本主义将继续倒退和萎缩，直到有一天自我终结。”在这种情况下，更加表明“人类文明新形态”是把握当代世界历史方位的制高点。
四、“人类文明新形态”引领了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世界历史潮流
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21世纪世界历史的发展潮流。马克思曾经批判资本主义制度下的“虚幻的共同体”，这意味着在资本逻辑的体系之下，人类无法构建一个真正的共同体。在资本主义私有制下，单个人都具有自己特殊的利益，并且形成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两大敌对阵营，因而无法形成利益共同体。马克思认为，正是为了维护统治阶级自身利益，才需要作为阶级统治工具的“国家”的存在。“正是由于特殊利益和共同利益之间的这种矛盾，共同利益才采取国家这种与实际的单个利益和全体利益相脱离的独立形式，同时采取虚幻的共同体的形式。”其原因在于，资本主义制度是制造“两大敌对的阵营”的制度，导致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对立。因此，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人类总是处在“阶级斗争”的状态之中。这也同时表明，资本主义文明形态无法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客观基础。
从文明观的角度看，资本主义文明形态也无法形成人类文明的共同体。西方资本主义文明形态总是以“西方中心论”的文明观来审视世界历史。在“西方中心论”的视野中，资本主义是人类文明的“中心”，而其他民族的文明被看作“边缘”文明，因此形成了“中心-边缘”的文明结构理论。这是西方资本主义长期坚持的文明观。“西方文明优越论”一直主导着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价值取向，资本主义打着“文明优越”的旗号实现其意识形态的扩张。黑格尔曾经在《历史哲学》中，把西方的文明特别是日耳曼文明视为“全体自由”的终极环节，这是典型的“西方文明优越论”的观点。“东方从古到今知道只有‘一个’是自由的；希腊和罗马世界知道‘有些’是自由的；日耳曼世界知道‘全体’是自由的。”黑格尔叙述了世界历史的发展进程，即“东方世界”“希腊世界”“罗马世界”和“日耳曼世界”，东方世界的文明在黑格尔看来仅仅是“文明的开端”，是人类文明的“少年时代”，只有日耳曼世界才是人类文明的“老年时代”。这一历史观确立了西方文明优越论的主基调。相比而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开创的“人类文明新形态”，则突破了这种西方文明中心论和优越论的狭隘立场，为人类提供了具有普遍意义的文明形态，从而引领着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世界历史潮流。
习近平总书记全面总结了世界历史大势，提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主张。“人类命运共同体，顾名思义，就是每个民族、每个国家的前途命运都紧紧联系在一起，应该风雨同舟，荣辱与共，努力把我们生于斯、长于斯的这个星球建成一个和睦的大家庭，把世界各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变成现实。”今天，世界范围内充满了各种矛盾和冲突，经济贸易冲突、生态冲突、种族冲突、恐怖主义冲突、科技竞争冲突、意识形态冲突等，这些冲突给人类带来了巨大的风险和挑战。因此，如何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当代一项重大的世界历史课题。正是在这一背景下，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提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主张。这一主张已经被正式写入联合国文件，得到了世界各国的认同。正如《决议》中所指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成为引领时代潮流和人类前进方向的鲜明旗帜。”然而，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并非简单的事情，绝不是轻轻松松、敲锣打鼓就能实现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必须以代表人类进步方向的普遍文明形态作为基础。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开创的人类文明新形态，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人类自由解放的世界历史理论的当代创新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是代表着人类进步方向的普遍文明形态，因而无疑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文明形态基础。
按照科学社会主义原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必然需要一种新的文明形态。这种文明形态在本质上必然要以社会主义文明形态为基础。当今世界处在两大制度的竞争关系之中，在这一关系中，西方资本主义文明始终坚持“零和博弈”的思维方式，继承了资本主义固有的非此即彼的对抗关系，因而无法引领真正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创造的人类文明新形态，主张“求同存异”与“合作共赢”的发展理念。“党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解决人类重大问题，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贡献了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成为推动人类发展进步的重要力量。”可见，“人类文明新形态”在世界两种制度并存条件下，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文明形态的基础。
在人类文明新形态中，其文明观是“交流互鉴”的共生文明观。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要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这意味着，“人类文明新形态”是以“文明的多样性”为前提的，因而不同于“西方中心论”或“西方优越论”的观点。但是，尽管不同国家和民族有各自特殊的历史文化，但这些不同的民族文化之间并非亨廷顿所说的“文明的冲突”，相反，很多不同文明类型的民族国家具有很多共同价值，正如《决议》所指出的：“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弘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引领人类进步潮流”。人类文明新形态倡导“全人类共同价值”而非“文明的冲突”，尊重每个民族国家历史文化特殊性和多样性（只要该文明类型不是反人类的），在不同民族国家历史文化交流互鉴的基础上，寻求“全人类共同价值”，是超越“文明冲突论”、引领人类进步的价值观基础。
五、“人类文明新形态”推进了科学社会主义的世界历史进程
从19世纪中叶科学社会主义诞生到21世纪中叶，科学社会主义运动大体上跨越两个世纪，形成三个大的时段，而世界社会主义的中心也随之发生了变化。科学社会主义的世界历史进程可以概括为“三个70年”：“从1848年《共产党宣言》发表到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的‘第一个70年’，世界社会主义的中心在西欧；从1917年十月革命到20世纪80年代末的‘第二个70年’，世界社会主义的中心在苏联；从20世纪80年代末到21世纪中叶的‘第三个70年’，世界社会主义的中心在中国。”上述三个时段构成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宏观世界历史进程。而在这其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科学社会主义的发展作出的重大历史性贡献，无疑在“第三个70年”的时间段里获得集中的呈现。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世界社会主义500年”。其深远意义在于，要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放在科学社会主义的“大历史”视野下来理解。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仅仅是“中国”的社会主义，而且也是“人类”的社会主义。科学社会主义自19世纪诞生以来，经历了曲折的发展过程。从巴黎公社成立到失败，从十月革命苏联社会主义国家的建立到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经历了曲折的发展过程。特别是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以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陷入低谷，马克思主义遇到了最为艰难的挑战。直到21世纪，正是由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创造的“人类文明新形态”，再一次书写了科学社会主义的新篇章。在这个意义上，“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开创重新照亮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前景，极大地推动了科学社会主义的世界历史进程。正如姜辉所概括的21世纪世界社会主义发展的主要特征和趋势：“一是世界范围内抗议和变革资本主义的运动集中爆发；二是马克思主义本土化趋势与加强国际联合的趋势并存发展；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成为世界社会主义的旗帜，引领示范作用日渐显现；四是处于新一轮衰退期的世界资本主义与处于新一轮上升期的世界社会主义之间的竞争与博弈更趋激烈。”“人类文明新形态”在超越当代资本逻辑的局限性、探索不同民族国家之间并存发展、发挥对世界社会主义的引领示范作用、推动新一轮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新发展等不同层面，推动了科学社会主义的世界历史进程。
“人类文明新形态”这一概念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后提出来的，也是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的重大历史时刻提出来的。它承担着“第三个70年”的科学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使命。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宗旨是人类的自由和解放，这就需要以一种新的文明形态作为载体，为人类的生存方式打开新的空间。
习近平总书记对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特征作了明确概括：“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意味着范围广、难度大的现代化；这种现代化是以实现共同富裕为目标，而不是少数人剥削多数人制造贫富差距的现代化；这种现代化不仅实现物质文明的现代化，更要实现精神文明的现代化；这种现代化是符合生态文明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的生命共同体；这种现代化是推动人类持久和平的现代化，而不是制造两大阵营的阶级对立的现代化。所有这些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特征，决定了“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基本内涵，因为“人类文明新形态”是依托“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确立起来的。
综上所述，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创造的“人类文明新形态”，是21世纪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的最新实践成果，其根本原因在于：“党始终以世界眼光关注人类前途命运，从人类发展大潮流、世界变化大格局、中国发展大历史正确认识和处理同外部世界的关系，坚持开放、不搞封闭，坚持互利共赢、不搞零和博弈，坚持主持公道、伸张正义，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站在人类进步的一边。”因此，这一“人类文明新形态”作出了重要的世界历史贡献。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创造的“人类文明新形态”不仅仅是“中国”的文明新形态，而且是“人类”的文明新形态。它在人类文明史的长河中，进而在各个文明形态构成的文明家族中增添了新的文明元素，为人类文明的发展和进步作出了重大贡献。因此，“人类文明新形态”必然具有世界历史意义，而这些世界历史意义同时体现在它为世界历史作出的独特的贡献。深入考察“人类文明新形态”与世界历史的关系，可以看到“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世界历史贡献集中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第一，它发展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世界历史理论；第二，它占据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世界历史方位制高点；第三，它引领了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世界历史潮流；第四，它推进了科学社会主义的世界历史进程。“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上述世界历史贡献，归结起来是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进行伟大奋斗所谱写的壮丽史诗，“人类文明新形态”必将在21世纪世界历史进程中进一步焕发出新的生机和力量。
（作者简介：吴宏政，吉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网络编辑：同心
来源：《马克思主义研究》2022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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