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共产党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的政党，也是为人类进步事业而奋斗的政党。中国共产党始终把为人类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作为自己的使命。”中国共产党从建党之初就高度重视对外交往工作，自诞生之日起就把中国的前途和命运同国际社会联系在一起，特别是与中国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的广大非洲国家。发展同非洲国家的团结合作是中国对外政策的基石。百年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带领中华民族不断走向伟大复兴，同时基于中非共同历史遭遇、共同发展任务和共同战略利益，在长期的共同斗争与合作发展中，缔造和培育起一种新型的中非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深刻地影响了非洲国家的革命与建设历程。在政治上，中国共产党全力支持非洲国家的反帝反殖反霸斗争；在经济上，对非援助不附加任何政治条件并基于平等互利原则开展中非经贸合作；在党际交往上，加强与非洲国家治国理政经验的交流互鉴；在地区与国际事务上，中非密切磋商与合作，共同维护发展中国家的合法权益。在中国共产党建党百年这一重要的历史节点，回顾与总结中国共产党与非洲国家交往的整个历程，从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的非洲好朋友好伙伴好兄弟视角来观察中国共产党的国际交往，对于进一步推进中非政党交往交流，构建更加紧密的中非命运共同体，有着重要的理论价值与实践意义。
一、世界革命观下对非洲反帝反殖反霸斗争的支持与合作
“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
1925年毛泽东提出的这一著名论断，虽然是针对当时国内各阶级的分析，但引申到中国共产党各个阶段的外交工作中同样适用。很显然，与中国有着相同历史遭遇、处于帝国主义与殖民主义压迫下的非洲国家是中国共产党的朋友。中国共产党在成立之初就接受了列宁关于民族和殖民地的理论，并将其应用在国际交往中。1922年1月，刚成立不久的中国共产党就派代表参加了在莫斯科召开的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共产国际提出了“全世界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的口号”。通过这次大会启发和共产国际的帮助，中国共产党已经意识到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即中国已成为全世界反对帝国主义斗争的一个组成部分，必须与全世界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被压迫人民联合起来，结成国际反帝统一战线。可以说，早在幼年时期，中国共产党就已经从世界革命的角度来认识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正是在这种世界革命观的指导下，百年来中国共产党与非洲国家同心同向、守望相助，中国共产党把非洲人民反帝反殖反霸的斗争看作自己的斗争，是非洲人民反帝反殖反霸斗争最鲜明、最坚定、最主要的支持者，反帝反殖反霸斗争也成为中非政党交往的黏合剂和交流的主话题。
1.中国共产党全力声援非洲国家的反帝反殖反霸斗争
虽然早期的中国共产党还处于非执政党地位，自身反帝反封建任务非常艰巨，加之与非洲在地理上相距遥远，中非之间直接的政党交往还比较少，但中国人民与非洲人民有着天然的亲近感，中国共产党十分关注非洲大陆的发展变化，同情非洲人民的遭遇，与非洲各国人民情感共鸣、相互声援，这为后来中非之间的紧密合作奠定了良好基础。如20世纪30年代中期，在埃塞俄比亚抵抗意大利入侵的战争中，中国共产党呼吁反对侵略埃塞俄比亚的野蛮行径，热情赞扬埃塞俄比亚人民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指出帝国主义是我们两国共同的敌人，号召国人向埃塞俄比亚学习。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成为人口占世界1/4国家的执政党，与非洲国家的交往日渐增多，从而拉开了中国共产党与非洲各国在反帝反殖反霸斗争中紧密合作的序幕。自20世纪50年代起，非洲成为全世界反对殖民主义和争取民族解放的主要舞台，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国老一辈领导人，站在历史和时代发展的高度，高瞻远瞩，胸怀全局，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就把非洲的民族解放运动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外部环境联系起来，高度关切非洲各国人民的民族解放事业，全力声援非洲的反帝反殖反霸斗争。毛泽东在1951年10月召开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上指出，“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整个亚洲和北部非洲的民族解放斗争蓬蓬勃勃地起来了，整个帝国主义体系的力量极大地削弱了……我希望我国人民好好地自己团结一致……好好地和一切人民民主国家团结一致，好好地和世界上一切同情我们的民族和人民团结一致”。1954年9月，周恩来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政府工作报告》中，强调希望同“非洲国家发展事务性的关系，以增加互相的接触和了解，并创造建立正常关系的有利条件”。1956年9月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式上谈到，我们要积极支持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各国的民族独立解放运动，并特别指出“我们坚决支持埃及政府收回苏伊士运河公司的完全合法的行动，坚决反对任何侵犯埃及主权和对于埃及实行武装干涉的企图”。
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非洲反帝反殖斗争的高潮时期，中国共产党支持非洲人民通过各种方式和途径获得独立。对于那些经过长期议会斗争、艰苦谈判和群众运动赢得独立的国家，如加纳、几内亚、坦桑尼亚、赞比亚等国，中国政府总是迅速致电承认和祝贺，并积极与之建立与发展双边关系。而对于那些需要开展艰苦武装斗争以争取与捍卫民族解放的非洲国家，中国共产党积极声援，特别注重发挥民间团体和民众的力量支持他们的正义斗争，为非洲的民族解放运动营造良好的国际舆论环境。通过中非民间交往，让同样遭受过压迫的中国人民了解非洲人民的苦难，从道义上支持被压迫的非洲人民，这不仅有助于鼓励非洲各界更加坚决地进行斗争，更重要的是谱写了人类历史上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之间相互帮助支持、共享胜利成果的辉煌篇章。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国人民对非洲大陆还不够了解，对非洲各国如火如荼开展的民族解放运动还不熟悉，为此中国共产党通过《人民日报》和其他官方媒体，揭露西方殖民者对非洲资源的掠夺和对非洲人民的镇压，报道非洲大陆反帝反殖斗争的最新进展，介绍非洲大陆的历史和现状，让中国人民了解非洲各国的正义斗争。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鼓励各类民间团体加强与非洲国家的交往。据不完全统计，从1949年到1960年，非洲41个国家和地区的1000多人通过民间交往的途径访华，包括民族解放运动领导人、工会代表、青年学生以及妇女组织代表等。同期，我国有400多人访问了非洲13个国家和地区。1960年4月，中国非洲人民友好协会在北京成立。中国各类民间团体积极为非洲对应团体的反帝反殖斗争发声，从而塑造了中非民间外交的新景象。全国总工会、全国妇联、全国青联、全国学联等组织都曾致电非洲的同类民间团体，鼓励他们加强团结、坚持斗争，把一切帝国主义侵略势力从非洲赶出去，坚信最后胜利必定属于为争取民族独立而斗争的英勇的非洲人民。中非民间团体与人民之间的直接接触和友好交往，有力推动了中非国家关系的建立和发展。
中国共产党还组织了多场群众集会，以声援非洲人民的反帝反殖反种族歧视斗争。这里仅举几例。1959年2月18日，首都各界群众隆重举行集会，坚决支持喀麦隆人民反对殖民主义，争取民族独立的正义斗争，成千上万民众走上街头，高呼“打倒英法殖民主义”，坚决支持喀麦隆人民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1964年11月末12月初，毛泽东发表关于支持刚果（利）人民反对美国侵略的声明，天安门广场举行70万人的群众集会和示威游行，连同上海、天津、广州等多个城市共有800万人走上街头举行示威游行和集会，强烈声讨美国侵略刚果（利）；1986年北京各界人士集会声援南非人民反对种族主义、争取种族平等的正义斗争。
2.中国共产党为非洲反帝反殖反霸斗争提供思想理论指导
中非具有共同的历史遭遇。中国共产党在反对帝国主义及其反动派的斗争中取得了伟大胜利，积累了丰富斗争经验，而这些经验正是渴求独立的非洲国家最迫切需要的，从而拉近了双方的感情距离，使得双方容易亲近。1959年毛泽东接见非洲国家的代表时，明确指出整个非洲的任务是反对帝国主义，而不是反对资本主义，不是建立社会主义。他认为，目前非洲革命的性质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不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他还就非洲革命胜利的快慢和依靠力量这两个问题表明自己的意见：一是不要以为马上可以胜利，要准备长期斗争；二是要以依靠自己力量为主，争取外国援助为辅。在那个年代，毛泽东就创新性地提出，非洲的事情非洲人自己去办，依靠非洲人自己的力量，同时也要在世界上找朋友，中国一定支持非洲，而非洲的反帝运动就是支持中国，所以是相互支持。1960年毛泽东接见非洲12个国家和地区的各方面人士和代表，更是从宏大的国际视野明确提出非洲反帝反殖斗争的世界意义及中非之间的合作关系，强调中国和非洲是朋友、是站在一条战线上的，共同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他谈道：“非洲的反殖民主义、反帝国主义的斗争更有世界意义。不是一个国家，而是很多国家都有革命；不只是在几百万人中间，而是在几千万或者更多的人口中进行了革命的民族解放斗争。我们完全同情你们，完全支持你们。同时我们认为，你们的斗争支持了我们，帮助了我们……我们是互相支持、互相帮助。”
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国共产党对非洲各国政党的吸引力日益增强，许多非洲国家自觉把中国共产党当作争取民族独立、摆脱殖民统治的榜样，把毛泽东思想作为非洲国家反帝反殖、争取民族解放之路的指南针，从而推动了毛泽东思想在辽阔非洲大地的广泛传播。在当时，学习毛主席军事著作、佩戴毛主席纪念章、用毛主席的战略战术指导非洲自由战士成了一道独特的风景线。“在非洲人民心目中，毛泽东思想就是革命，就是希望，就是胜利。” 埃塞俄比亚、马达加斯加、贝宁、加纳等非洲国家的领导人曾发出号召，学习中国取得革命胜利的经验。而此时的毛泽东著作，在非洲大陆成为名副其实的超级“畅销书”。据统计，1962—1966年，中国书刊在加纳的发行量为138万册，坦桑尼亚53万册、尼日利亚85万册、阿尔及利亚64万册、埃及56万册，其中大部分是毛泽东著作。
在非洲大多数国家取得民族独立的20世纪70年代，苏联加速向非洲扩张和渗透，埃及、苏丹、安哥拉、扎伊尔和非洲之角的国家开展了反对苏联“新殖民主义”和霸权主义的斗争。中国共产党从更高的世界格局来看待非洲的独立解放事业，认为非洲国家的民族独立与解放就是对霸权主义最大的制约，进而与非洲国家开展紧密合作，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毛泽东1974年会见赞比亚总统卡翁达时提出了著名的“三个世界”划分理论：“我看美国、苏联是第一世界。中间派，日本、欧洲、澳大利亚、加拿大，是第二世界。咱们是第三世界。”他认为第三世界国家和人民才是国际上反帝反殖反霸的基本力量，是中国在国际斗争中应该团结和依靠的主要对象。“三个世界”划分理论对于加强中国同非洲在内的第三世界国家的团结合作，改变世界政治力量的对比，维护世界和平，具有不可估量的作用。自此，中非正是以三个世界划分理论作为思想武器，相互支持、团结合作，推动世界革命前进，反对美苏大国的霸权主义行径，维护世界和平。
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非洲国家已普遍实现民族独立要求更大发展空间、冷战后美国成为全球唯一超级大国、“单边主义”和“新干涉主义”等挑战频现的新形势下，中非合作反对西方国家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任务在这一时期更加凸显。在20世纪90年代，中非高层往来频繁，多位中国共产党高层领导人接连访问非洲，表明中国领导人在两极格局结束后、世界朝多极方向发展之际，对非洲的高度重视。这一时期非洲各国虽然获得民族独立，但西方殖民统治的遗产如跨国界民族问题、殖民者人为划定的国家边界等隐患，引发了20世纪90年代非洲大陆大规模的内战，而西方势力进而对内战的各种蛮横干涉，导致内战扩大化，对非洲经济社会发展造成了极其恶劣的破坏性影响。非洲国家因之民生凋敝、经济发展缓慢，被西方称为“被遗忘的大陆”，而不公正、不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则进一步阻碍了非洲的经济发展，非洲“被边缘化”的趋势日益明显。
针对这种情况，中国共产党明确提出反对大国干涉非洲内政、支持非洲国家根据自己国情选择社会制度和发展模式，这一主张赢得了非洲国家的普遍欢迎和赞许，鼓舞和推动了非洲国家对自身独立发展道路的探索。中国共产党注重为非洲发声，加强与非洲国家开展平等互利的合作，倡导建立有利于发展中国家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1993年中国共产党领导人谈到，现在国际上出现了或忽视非洲，认为非洲不重要；或干涉非洲事务，将自己的意志强加给非洲国家这样两种倾向，从而造成非洲国家经济困难，政局动荡，有的还发生严重武装冲突。而我们一向认为，各国的事应由各国人民自己解决，我们反对外来干涉。非洲要发展，就需要一个政治稳定的环境，我们支持非洲各国根据本国的国情选择自己的社会制度和发展模式。1996年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在出访非洲时再次强调，中国将坚定不移地为非洲国家主持公道、伸张正义，主张非洲国家应平等地参与国际事务，呼吁国际社会认真听取非洲的声音，要求联合国及有关国际机构尊重非洲国家和非洲统一组织的意见。可见，中国共产党始终从非洲的立场出发，尊重非洲国家的主权、领土完整和自主选择发展道路的权利，期待和帮助非洲国家在保持同西方国家合作关系的同时与霸权主义抗争，为非洲的发展赢得更加广阔的外部空间。
3.中国共产党以实际行动支持非洲反帝反殖反霸斗争
中国共产党以诚信立党，一诺千金，对非洲的支持向来都是“言必信，行必果”。在非洲国家争取民族独立的过程中，我们都能看到中国共产党坚定支持的身影。从1956年埃及收复苏伊士运河抗击英法武装侵略的斗争，到1954年至1962年阿尔及利亚人民反抗法国殖民统治的武装斗争，再到20世纪60年代南非人民反对种族隔离制度的斗争，等等，毛泽东、周恩来等老一辈领导人不仅亲切接见非洲各国来华的政党与武装力量领袖，介绍中国革命的经验和斗争策略，更为关键的是在当时中国经济实力有限的情况下，向非洲国家提供资金、武器、物资、人员培训等各项实质性帮助，以具体行动鼎力支持非洲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中国共产党这种扶危济困的义举赢得了非洲人民的尊敬和友谊，提高了自己在非洲的声望，中国由此被非洲人民视为患难之交、真诚朋友。在莫桑比克从葡萄牙殖民统治下独立前夕，莫桑比克解放阵线领导人萨莫拉·马谢尔（Samora Machel）感激中国的帮助，称赞中国是一个“伟大的可信赖战略后方”。阿尔及利亚总统胡阿里·布迈丁（Houari Boumediene）在1974年访华时，感谢中国对阿尔及利亚革命斗争的大力支持，称中国是世界上第一个同阿尔及利亚革命战士缔结国与国之间协定的国家。中国共产党对非洲各国的无私帮助，极大鼓舞了非洲人民去英勇斗争、以实现民族解放的伟大历史使命。
4.非洲国家对中国维护主权与提升国际地位的有力支持
中国共产党对非洲反帝反殖反霸斗争给予的力所能及的最大支持和帮助，集中凸显了中国共产党人的世界革命观和天下观。中非之间的支持是相互的，中国通过支持非洲国家摆脱殖民主义统治，从而增加了全世界反帝反殖斗争的力量，而这也是对中国的极大支持，扩大了中国建设与发展的外部空间。正是在对非洲各国的全力支持中，中国共产党赢得了国际声望、提高了自身对非洲国家的政党吸引力，非洲国家越来越了解新中国，纷纷与中国建交，为中国的发展营造了良好国际环境。在涉及中国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非洲国家从不缺席，它们始终坚定支持中国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助力中国提升国际地位与话语权。1971年10月，第二十六届联合国大会通过阿尔及利亚等23国提案，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而这正是依靠非洲国家的大力支持和无私帮助。在23个提案国中有11个非洲国家，表决时的76张赞成票中有26张来自非洲国家，占了1/3以上。在宣布决议时，许多非洲国家代表激动得热烈鼓掌，热情拥抱，情不自禁地手舞足蹈，庆祝这一历史时刻。毛主席曾深情地感谢非洲黑人兄弟的真诚支持。这体现了非洲国家对中国的信任与支持，这是中国外交的重大胜利，也是中非合作的胜利，有助于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以维护非洲国家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利益。在挫败反华人权议案和“台湾参与联合国”提案、支持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和中国申报奥运会、揭批南海仲裁案，以及涉台、涉港、涉藏、涉疆、涉疫等一系列重大问题上，绝大多数非洲国家都给予中国有力的支持。
二、共同发展观下对非洲建设的全方位支持与合作
发展是人类的存在方式和永恒的实践目标，中非面临共同的发展任务。在与非洲国家的交往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无产阶级政党的国际主义精神，将中国与非洲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作为目标，为非洲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全方位的支持。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因时而变，与时俱进，根据国际形势的变化和中非发展战略的调整，不断完善中国对非援助的形式，丰富中非经贸合作的内容，从而实现了中非的互利共赢、共同发展。
1.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后：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思想指导下的对非援助
从新中国成立到1978年改革开放前后，中国面临着复杂的国内国际形势，国内经济十分困难，国际上始而深陷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的封锁包围之中，继而中苏关系破裂，转而同时面临与美苏两霸对抗的困境，国际生存环境恶劣。这一时期正值非洲大陆民族解放运动波澜壮阔、汹涌澎湃，在反帝反殖反霸争取民族独立斗争的同时，发展民族经济成为非洲国家的主要任务。在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思想指导下，中国共产党不仅为争取独立的非洲国家提供各项无私援助，还继续帮助已独立的国家发展经济以巩固政治独立。1964年周恩来总理曾这样论述中国对外援助的精神和方针政策，“我们对外援助的出发点是，根据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支援兄弟国家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支援未独立国家取得独立；支援新的独立国家自力更生，发展民族经济，巩固自己的独立，增强各国人民团结反帝力量”。
据统计，自1956年至1977年，中国向36个非洲国家提供了超过24.76亿美元的经济援助，占中国对外援助总额（42.76亿美元）的58%。其中1956—1969年对非援助额占援外总额的43.5%。20世纪70年代初，中国对非洲国家的援助占对外援助的比重大幅上涨，占整个对外援助的2/3，其中最高年份的1974年占中国对外援助的85%。1976年之后，中国对非援助维持在年平均7000多万美元左右，提供的援助项目覆盖农业、农产品加工、水利、电力、轻纺、交通运输、打井供水等领域。在对非援助过程中，中国从不附加任何政治条件，始终遵循1963—1964年周恩来访问非洲时提出的《对外经济技术援助的八项原则》，这八项原则包含了真诚、无私、平等、互利、公正、合理等中国精神。中国将对非援助视为“朋友”“兄弟”间的相互支持与帮助，受到了非洲国家政府和人民的真诚欢迎与衷心感谢。如援建被誉为中非“友谊之路”的坦赞铁路。1965年，坦桑尼亚和赞比亚先后求助于西方国家和苏联援建均无果，尽管中国自身经济困难，铁路运输能力严重不足，但毛泽东主席慨然应允，周恩来总理作出这样的解释：“我们是从支援非洲民族解放事业的高度来看待这项经援项目，援助了他们也就是援助了自己。毛泽东同志讲过，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再如1963年中国向阿尔及利亚派出了第一支医疗队，这也是中国向国外派出的第一支医疗队，数十年如一日，中国医疗队以高超的医术、高尚的医德、高度的责任感，活跃在非洲大地，赢得了非洲人民的信任与尊重，成为中非民心相通的重要纽带。
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对非洲国家提供各类援助的同时，还同多个非洲国家签订贸易协定，积极发展政府间的贸易往来，中非贸易额呈逐年攀升态势。1950年为1214万美元，1960年为1.1亿美元，1970年为1.77亿美元，而到1980年则达到11.9亿美元。除对非洲实施援助和发展双边贸易外，中国共产党还注重与非洲国家交流经济建设、治国理政的经验，注重提升非洲国家自主发展能力。1963年，毛泽东同来访的非洲朋友谈话说：你们独立后，我们希望你们站住脚，不仅在政治上，而且要在经济上站住脚，不要被人颠覆掉了。邓小平1964年与肯尼亚首任驻华大使亨利·穆利（Henry Mulli）谈话中指出，一个民族不仅要在政治上获得独立，而且还要在经济上获得独立才能算是真正独立。1963—1964年周恩来访问非洲十国时，对非洲国家谈到“新独立的亚非国家一方面需要自力更生，发展独立的民族经济；另一方面也需要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同其他国家进行友好合作……一切援助都是相互支持的，都应该完全符合平等互利和互不干涉内政的原则，决不允许利用援助进行控制、掠夺、干涉甚至颠覆”。基于此，周恩来在这次访问中提出了中国政府对外经济技术援助的八项原则，这八项原则表明中国愿意尽自己力量帮助受援国发展经济，希望非洲国家能够理解“自力更生”与捍卫国家主权的密切关系，从而提升国家自主发展能力。
这是因为当时大批非洲国家刚刚取得独立，政局还动荡不安，经济上对原宗主国的依附程度高。加纳总统夸梅·恩克鲁玛（Kwame Nkrumah）、坦桑尼亚总统朱利叶斯·尼雷尔（Julius Nyerere）和赞比亚总统肯尼思·卡翁达（Kenneth Kaunda）等都对独立后国家的状况极为忧虑，希望自己国家能够跳出西方的发展模式，走出一条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中国式道路。有些非洲国家开始在本国着手一系列的中国实验，那个时期出现的“非洲社会主义”“村社社会主义”都有中国人民公社的影子。恩克鲁玛曾向周恩来询问学习有关人民公社和所有制等问题，尼雷尔被中国的农业政策所打动，特别对人民公社制度感兴趣。1967年尼雷尔将中国集体主义与非洲传统村社结合在一起，在坦桑尼亚农村广泛开展“乌贾马”运动。“乌贾马”是斯瓦希里语“大家庭”的意思，指非洲部族社会中共同生活、共同劳动、共同分享成果的家族关系，被尼雷尔描绘为非洲社会主义的基础。由此可见，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建设经验对非洲国家具有较大影响。
2.20世纪80年代初到90年代末：“合作共赢”指导下的中非经贸合作
1982年底至1983年初，中国共产党领导人访问非洲11国，提出了新时期中国发展与非洲经济关系的四项原则，“平等互利、讲究实效、形式多样、共同发展”。这四项原则是对周恩来提出的中国政府对外经济技术援助的八项原则的进一步发展，符合中非双方的根本利益，双方经济技术合作进入新阶段。这一转变表明中国在继续给予非洲国家力所能及的援助基础上，希望更多地开展中非双方的经济技术合作，以实现合作共赢的目标。1992年中国共产党领导人访问非洲并提出在新的国际形势下，发展同非洲国家关系的六项原则，强调支持维护非洲主权和反对外来干涉的同时，支持非洲实现一体化和中非发展形式多样的经济合作等内容。1995年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提出对非经济援助方式改革的四点意见，既顺应形势发展，又十分具有创见。次年中国提出五点建议——真诚友好、平等相待、互利互惠、加强磋商、面向未来。这五点建议超越了中非合作的传统框架，突出了中国支持非洲发展的坚定政策，表达了中国同非洲国家构筑面向21世纪长期稳定、全面合作伙伴关系的愿望，为进入新世纪的中非合作确立了指导原则。
整体来看，随着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与非洲国家自身的经济结构调整，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末这一时期，中国对非洲国家的援助方式更加多样化，内容更加丰富，促进了双方经济的共同发展。比如在巩固经援成果方面，中国从“交钥匙”的方式转变为参与管理、管理合作、代管经营、租赁承包等多种方式。正是通过参与管理运营，坦桑尼亚友谊纺织厂、赞比亚穆隆古希纺织厂、马里塞古纺织厂、卢旺达水泥厂等非洲企业才实现了转亏为盈，在20世纪80年代获得了较好经济效益，而新的援助方式也为中国企业带来了大量的承包工程和劳务合作业务。据统计，从1979年至1995年，中国在非洲对外承包工程和劳务合作的数量是5494份，总金额达到696325万美元，其中仅在阿尔及利亚的金额就达到90767万美元。中国对非新的援助方式对中国的经济建设有着重大意义，通过合作真正实现了共同发展、互利共赢的目标。
然而，20世纪80年代被认为是非洲“失落的十年”，由于发达国家的经济衰退与贸易保护主义加剧等原因，导致非洲经济在这十年陷入了严重困难，非洲总体贸易出现了负增长。中非贸易额也受到了影响，有所下降。在这一阶段，中国共产党对非洲经济社会的诸多问题保持高度关切，如非洲灾荒与粮食短缺问题、债务援助问题、非洲农业问题、非洲人口政策与计划生育，等等。在国际上，针对非洲国家被边缘化的情况，中国在各种重要场合呼吁国际社会加大对非洲的援助，改善非洲面临的发展环境，以实现非洲经济的根本好转。在国内，中国政府则鼓励中国企业到非洲国家设点经营，扩大贸易；鼓励中国企业到非洲国家投资办厂，搞散件组装、兴办合资企业或开展承包劳务业务。中国政府还鼓励企业积极扩大从非洲国家的进口。此外，中国还为非洲国家输送和培养了水稻种植、蔬菜栽培、农业机械等各领域的技术专家和管理人才。
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随着非洲国家的政局趋向稳定，各类区域性组织纷纷建立，非洲国家的政治和经济一体化进程加快，宏观经济形势开始逐渐好转。这一时期中非贸易额相应保持了增长态势，双边贸易总额从1990年的16.7亿美元，增至1999年的64.8亿美元，年均增速16%。1995年中国开始进行援外方式改革，截至1999年，共向23个非洲国家提供优惠贷款援助，实施的优惠贷款项目33个，新的援外方式被越来越多的非洲国家所接受，取得了较好的社会和经济效应。与此同时，中国对非洲的投资额大幅上升。到1999年底，中国对非洲投资累计达4.4亿美元，设立企业351家，投资涉及轻工、机电、纺织、服装、制药等领域。
3.进入21世纪以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指导下的中非全方位合作
21世纪被非洲各国誉为“非洲复兴的世纪”，汤因比（Toynbee）曾说“21世纪是中国人的世纪”，这是中非携手发展、相互友好的新世纪。为进一步加强中非在新形势下的友好合作、共同应对经济全球化带来的挑战，在中非双方共同倡议下，2000年中非合作论坛正式成立。中非合作论坛使中非关系走上机制化的发展轨道，开启了中非全方位的互利合作，合作内容不断丰富，合作领域不断扩大，合作深度不断推进，中非关系实现了从“新型伙伴关系”“新型战略伙伴关系”到“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三级跳，朝着构建更加紧密的中非命运共同体的宏伟目标坚实迈进。2000年第一届部长级会议，中国宣布减免非洲重债穷国和最不发达国家100亿元人民币债务和设立“非洲人力资源开发基金”等举措；2003年第二届部长级会议，宣布在论坛框架下继续增加对非援助，3年内为非洲培养1万名各类人才以及给予非洲部分最不发达国家部分输华商品免关税待遇等举措；2006年北京峰会暨第三届部长级会议，提出支持非洲国家发展的8项政策措施，包括增加对非援助、设立中非发展基金、援建非盟会议中心、免债、免关税、建立经贸合作区等；2009年第四届部长级会议宣布了中国对非合作的新8项举措，涉及农业、环境保护、促进投资、减免债务、扩大市场准入等；2012年第五届部长级会议宣布在投融资、援助、非洲一体化、民间交往以及非洲和平与安全等五大领域支持非洲和平发展、加强中非合作的一系列新举措；2015年约翰内斯堡峰会暨第六届部长级会议宣布了中非在工业化、农业现代化、基础设施、金融、绿色发展等方面的“十大合作计划”；2018年北京峰会暨第七届部长级会议，提出了重点实施产业促进、设施联通、贸易便利、绿色发展、能力建设、健康卫生、人文交流、和平安全“八大行动”。
20多年来，中非合作论坛创造了发展中国家友好合作、共同发展的新典范，中非合作硕果累累。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截至2011年底，中国共在非洲51个国家援助建设了约270个基础设施项目，约占中国援非项目总量的25％。2021年1月的最新数据表明，中国已帮助非洲修建超过6000公里铁路、6000公里公路，建设近20个港口和80多个大型电力设施。中国在非洲的基础设施主要涵盖桥梁、道路、港口、机场、电力、通信设施，这些项目建成使用后，对带动受援国当地经济发展和改善民众生活发挥了十分显著的作用。再以中非贸易和中国对非投资为例。2000年中非贸易额首次突破100亿美元，2019年中非贸易额突破2000亿美元，是2000年的20倍；2019年中国对非洲直接投资存量491亿美元，是2000年的100倍；中国已经连续11年成为非洲的第一大贸易伙伴国，对非直接投资存量达1100亿美元，连续多年对非洲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20%，为非洲经济的持续增长提供了强劲动力。即使是在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下的2020年，中国对非洲的直接投资仍基本与2019年持平。进入21世纪以来，作为“希望的大陆”“发展的热土”，非洲国家经济中高速增长，成为全球经济增长最快的地区之一，2000—2012年整体年均增长率为5%，撒哈拉以南非洲达到5.6%。在全球经济增长最快的10个国家中，有6个非洲国家，非洲崛起一时成为全球热议的话题。可见，中非经贸合作是真正互利共赢的合作，促进了双方的共同发展，也为疲软的全球经济注入了新活力。更为重要的是，中非合作论坛成立后逐渐建立起一种以追求各自经济与社会发展为核心的新型南南合作关系，深刻地改变了非洲在国际体系中的身份与地位。非洲国家更加积极地参与国际市场，逐渐进入全球分工体系，其他国家和地区也纷纷加强了与非洲的经贸合作。非洲因此摆脱了被孤立和被遗忘的形象，这对非洲未来的长期经济增长至关重要。特别是2013年“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中非合作再次提速，双方得以实现更加精准的对接与高质量发展，从而推动中非合作不断走向全方位、宽领域和纵深化的发展道路。
2013年习近平在访问非洲之时，从历史、现实和未来的宏观视野，高屋建瓴地阐述了中非关系。他指出，“中非人民在反殖反帝、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的斗争中，在发展振兴的道路上，相互支持、真诚合作，结下了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的兄弟情谊”，强调“中非从来都是命运共同体”，进而提出真实亲诚理念和正确义利观，赋予中非关系全新的定位。在2018年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开幕式讲话中，习近平再次对“中非命运共同体”的提出背景、内涵特点等进行了系统阐述，他强调对非坚持做到“五不”，即不干预非洲国家探索符合国情的发展道路，不干涉非洲内政，不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不在对非援助中附加任何政治条件，不在对非投资融资中谋取政治私利。他还提出，中国希望各国都能在处理非洲事务时做到这“五不”。“中非命运共同体”是在基于中非相同的历史遭遇、面临共同的发展任务、怀揣对美好生活的共同追求之上提出的，以实现责任共担、合作共赢、幸福共享、文化共兴、安全共筑、和谐共生的宏大目标。这一针对中非未来发展的重要顶层设计，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非工作的全新视角，赋予了中非关系新的时代内涵，有助于形成中非之间高度的政治共识和良好的合作预期，为下一步的中非全方位合作指明方向。2020年中非团结抗疫、2021年中国向非洲国家提供疫苗，再次以实际行动展现出中非患难与共的兄弟情谊，诠释了中非命运共同体的生动内涵。
三、百年中国共产党与非洲革命和建设的经验启示
共同的战略利益把中非人民紧紧联系在一起。总结百年来中国共产党与非洲革命和建设的经验，其成功离不开中国共产党始终秉持的“非洲观”“世界观”“中非友谊观”。“非洲观”体现为中国共产党在对非交往中坚持“非洲是非洲人的非洲，非洲的事情应该由非洲人说了算”的主张，这一从非洲本位出发的主张从未改变，表明中国共产党对非洲国家主权独立与各国主宰自己命运的充分尊重，对非洲自主解决本地区问题的不懈努力和在国际与地区事务中的正义立场的坚定支持，赢得了非洲国家的高度赞许和一致欢迎。“世界观”体现了中国共产党所持有“非洲是世界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全球视角，即非洲的民族独立运动是全世界人民争取和平与进步事业的一部分，非洲的经济发展是世界经济繁荣与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因而中国人民高度关切和大力支持非洲国家的独立与发展，进而把帮助和支持非洲人民当作自己崇高的国际义务。“中非友谊观”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中非是患难与共、风雨同舟的好朋友、好伙伴、好兄弟”的关系定位，从好朋友好伙伴好兄弟的视角来参与非洲国家的革命与建设进程，中非相互支持与相互帮助，从而构建起合作共赢的利益共同体和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回望百年中国共产党与非洲的革命和建设实践历程，正是在这“三观”的指导下，中国共产党与非洲国家互相帮助、携手前行，中国人民的利益同非洲人民的利益紧密相连，“中国梦”与“非洲梦”交相辉映，从而赋予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更加深刻的世界意义。中国共产党能够以规律性的认识来把握中非的反帝反殖反霸斗争和中非的互利共赢、共同发展，使得其百年历史具有深厚的国际主义哲学底蕴和鲜明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思想特征，彰显了这个百年大党的全球视野、世界胸怀、大国担当和政治智慧。这对今后中非关系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和启示意义。
其一，中国共产党对非的基本宗旨从未改变，支持非洲独立解放，平等互利共谋发展。回顾百年来中国共产党与非洲国家的交往历史，支持非洲国家的独立解放，平等互利共谋发展这一对非的基本宗旨从未改变。从1955年提出的“求同存异”“关于促进世界和平与合作的十项原则”，到1963—1964年的“中国处理同阿拉伯国家和非洲国家关系的五项原则”“对外经济技术援助的八项原则”；从1982—1983年提出的新时期中非经济合作应该遵循“平等互利、讲究实效、形式多样、共同发展”四个原则，到1996年中非关系的五点建议；从2009年提出的坚持真诚友好、平等互利、团结合作、共同发展的对非政策原则，到2013年的真实亲诚理念和正确义利观，再到2018年的“五不”原则，其核心和本质就是独立自主、相互尊重、平等互利、互不干涉内政、共同发展。中非始终致力于在遵循这些核心原则基础之上建立一种基于双方各自文明特性与现实战略需要的关系，不论是在中非合作反帝反殖反霸的革命斗争中，还是在中非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建设进程中，互相尊重和支持彼此主权独立的初衷从未改变、捍卫和维护中非双方核心利益的原则和立场从未动摇、推动和实现中非经济合作互利共赢的努力从未减退。中非交往的这些核心原则，不但保障了中非双方的友好交往和共同发展，还有利于促进国际局势的稳定与健康发展，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提供了范例。事实上这些原则已被各国人民广泛认可，成为超越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发展国家之间关系的基本原则。
其二，中国共产党所秉持的价值取向始终如一，坚持正确义利观，关切非洲人民的福祉。人本价值取向是中国共产党不变的政治立场，是中国共产党执政活动的本质要求。回顾中国共产党对非交往历程，不管国际形势与中非各自现实如何变化，不变的是中国共产党坚持以谋求非洲人民、非洲国家的解放与发展为目标的价值取向。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道义上、实际行动上倾尽全力支持非洲国家反帝反殖反霸的正义斗争，是为了帮助这些国家获得民族独立，实现政治解放和经济发展的目标；而中国共产党给非洲各国提供的各类无偿援助、无息贷款和开展的经贸合作，是为了帮助这些国家发展经济、加速发展、摆脱贫困，让非洲人民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因此，中国共产党把非洲人民每一次争取独立自由的斗争看成自己的斗争，把非洲人民每一次的胜利当作自己的胜利，把非洲人民每一次的发展视同自己的发展，真正体现了马克思主义政党所具有的“无私血统”和“使命基因”。习近平2013年提出在对非工作中要坚持真实亲诚理念和正确义利观，这正是对非所秉持的人本价值取向的最好诠释。“坚持正确义利观，永远做发展中国家的可靠朋友和真诚伙伴。”“坚持正确义利观，义利并举、以义为先。”“要坚持正确义利观，做到义利兼顾，要讲信义、重情义、扬正义、树道义。”这些论述，体现了中国同非洲朋友的真挚情谊，诠释了正确义利观的丰富内涵，表达了中国共产党对非洲人民福祉的牵挂与关心，而正确义利观已成为中非双方的共同价值追求。
其三，中国共产党注重理论强党与政策灵活性，与时俱进，塑造中国特色大国外交。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一贯主张要洞悉形势的变化。中国共产党在支持非洲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坚持原则的坚定性与策略的灵活性相统一，既有必须始终坚持的立场和原则，也有随着形势变化而进行调整的对非方针政策。如20世纪50—70年代偏重政治诉求为导向的对非援助、20世纪80年代初调整为以经济合作为主要导向的对非援助，20世纪90年代中期加大对非工作力度、21世纪初调整为中非全方位的务实合作，等等。由此可见，在中非交往的历程中，中国共产党注重对非政策的灵活性，能根据不同阶段形势的变化与时俱进，从而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中国气派、中国风格的大国外交之路。这一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之路尤为注重理论先行与理论强党，在实践中总结理论，用理论去指导中国对非外交实践。比如在20世纪50年代，毛泽东指出中国做工作与交朋友的重点应该放在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三大洲，60年代他提出“两个中间地带”的理论，70年代提出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这些理论清晰地表明中国和非洲等全世界被压迫人民必须团结起来反帝反殖反霸，捍卫自己的国家独立和民族尊严。毛泽东指出：“让哲学从哲学家的课堂上和书本里解放出来，变为群众手里的尖锐武器。”
正是将“两个中间地带”“三个世界”划分等理论融汇于具体的对非政策与对非实际行动，中非才能在20世纪50—70年代的反帝反殖反霸斗争中取得胜利。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提出的“中非命运共同体”思想是中国共产党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非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又一次重要理论创新。“中非命运共同体”从世界历史发展的实际出发，以中非的共同战略利益为着眼点，以增进中非人民共同福祉为落脚点，提出构建更加紧密的中非命运共同体，将中非友谊、中非合作、中非关系推向了历史新高度，为新时代中非关系的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行动指南。
其四，中国共产党高度重视对非党际交往，坚持原则，增强互信，共享治国理政经验。在中国共产党与非洲革命与建设的百年历程中，重视党际交流交往、坚持交往原则、增强政治互信、共享治国理政经验，既是中非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非合作不断取得显著成效的重要经验之一。新中国自成立以来，就注重与非洲国家的政党进行多方面的交流交往，具体内容包括反帝反殖反霸斗争经验分享、治党治国经验交流、经济合作和国情考察、党建理论研讨等。在中非政党交往中，中国共产党严格遵循1982年提出的“独立自主，完全平等，互相尊重，互不干涉内部事务”的党际交往四项原则，通过交流增进双方对彼此执政体制和理念的了解和认同，相互学习借鉴经验，共同提高执政能力，促进国家关系发展。总而言之，中非政党交往经历了四个发展阶段：从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末以民间团体为主，主要内容为支持非洲国家的反帝反殖斗争和民族独立运动；1978—1989年的中非政党交往包括经济层面和政治层面的交往，这一时期初步形成了对象多、规模大、议题广的中非政党外交格局；1989—1996年中非政党外交受国际局势影响而陷入低潮，但领导人出访成为新外交方式，并且中国共产党开始将非洲作为首要出访地区，保持了中国共产党在非洲的存在与影响力；1997年至今中非政党交往进入关系深化的重要时期，交往内容全方位立体化。在当前的中非政党交往中，许多非洲国家在见证中国现代化建设道路的成功之后，希望能够加强中非治国理政经验的交流，这些国家开始思考现代化发展道路的多样性，不再愿意复制西方的发展模式，期待探寻一条符合非洲国情的经济独立、自主发展道路。
其五，中国共产党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指引，弘扬国际主义精神，彰显使命型政党特质。2017年在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上，习近平指出，中国共产党不仅愿意为中国人民造福，也愿意为世界各国人民造福。体现在支持非洲的革命与建设中，中国共产党始终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知与把握为前提，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指引，以实现中国与非洲国家各民族的解放和发展为自觉使命，具有强烈的历史主体意识与舍我其谁的责任担当情怀，彰显了马克思主义使命型政党的特质与国际主义精神。在20世纪70年代以前，在中国经济还十分困难的情况下，中国共产党与中国人民节衣缩食、竭尽其能帮助非洲“兄弟”国家；在当下，在全球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关键时候，在中国人民还急需疫苗的情况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政府急非洲人民之所急，雪中送炭为非洲国家和人民提供疫苗。这些事实表明，中国共产党人的国际主义精神已超越了爱国主义，这是中国共产党秉持“天下为公”理念、致力于为全世界人民造福的明证，超越了西方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狭隘国际利益观。
当前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非面临着新的国际形势与发展任务，和平与发展仍是当今世界的两大主题。虽然中非经济迅速发展，中非关系深入人心，但双方作为发展中国家的现实定位并没有发生根本性改变，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维护国家利益和世界和平、倡导多边主义和国际合作、推动建立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依然是中非共同的外交方略与战略任务。“共同的历史遭遇、共同的发展任务、共同的战略利益把我们紧紧联系在一起。”回望百年中国共产党与非洲的交往历程，总结交往经验，体会交往启示，独立自主、完全平等、互相尊重、互不干涉内政等中非政党交往原则历久弥新、历久弥深、历久弥坚，中国奉行的和平发展的外交政策，坚持的发展自己同时带动和促进世界经济发展的政策，必将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在非洲行稳致远、走深走实，必将指导着中非关系砥砺前行、开拓前进。
参考文献：
[1]吉佩定主编：《中非友好合作五十年》，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0年。
[2]《周恩来外交文选》，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
[3]郭树勇等：《论100年来中国共产党全球观念变迁的主要规律》，《国际观察》2021年第1期。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中国非洲研究院执行院长、研究员）
网络编辑：同心
来源：《马克思主义研究》2021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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