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是一个拥有100年光辉历史、70余年执政历史的伟大政党。自1921年成立时起，中国共产党就是具有宽广的世界情怀和远大的战略目标，并以推动人类社会共同进步为己任的重要国际力量。党的对外交往，一开始就是中国革命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后，党的对外交往与国家外交彼此协调，密切配合，相得益彰，积累了许多经验。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习近平总书记直接领导下，党的对外交往又取得了新的突破，实现了创造性发展，既有力地维护了自身良好形象，又有力地配合了国家总体外交，为我国拓展发展与安全利益、营造现代化建设的良好外部环境，作出了独特贡献。如今，党的对外交往，已不仅是新时期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是当今世界大变局中国际政党政治景观中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一、革命战争年代：丰富多彩的对外交往与艰苦卓绝的国内斗争相辅相成
20世纪20年代初，在中华民族苦难深重的历史时刻，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先驱者积极寻找救国救民的革命真理，首先把目光投向列宁领导建立的苏维埃俄国。陈独秀、李大钊等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与俄共（布）派来的第三国际即共产国际的代表建立直接联系并深入沟通，最终作出了建党决定。“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说的就是这一历史事实。共产国际及其所属组织赤色工会国际的代表，直接参与了中共一大的相关工作。一大确认“党中央委员会应每月向第三国际报告工作”，表明中共与共产国际的关系一开始就十分密切。次年召开的中共二大，正式决定中共加入共产国际，确定中共为其“中国支部”。中共最初几次党代会文件，均有俄语文本，并且都送至共产国际总部。共产国际代表多方面参与中共活动，中共亦坚持参加共产国际的各种会议和相关活动，向其总部和相关组织派驻代表。中共一些重要活动家，如张太雷、瞿秋白、李立三、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王稼祥等，都曾在共产国际及其相关组织工作过。中共在共产国际的活动是党的全部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
列宁及其领导的俄共（布），首先将科学社会主义由理论变为现实，因而是当时国际共运的先锋队和主力军。中国早期共产主义者依靠俄共（布）及其创建的共产国际的支持，完成了组织上的建党任务并与共产国际保持密切联系。这是中华民族走向进步与解放的过程中寻求外部支持的一种历史必然，是中国共产主义先驱者们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睿智而果敢地作出的天经地义的伟大选择，既毋庸讳言，也无可厚非。
当时，伟大的民主主义者孙中山建立并领导的中国国民党，也是借助于苏俄和共产国际的帮助，完成政治改造，确立并实施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来自苏联的政治和军事顾问，直接参加国共两党发动的第一次大革命，包括北伐战争。两党曾分别选派数以千计的优秀青年到苏联学习。1927年，蒋介石背叛革命，中共处于白色恐怖之中，大批领导人和骨干力量到苏联学习。中共六大也是在联共（布）和共产国际的直接参与下，在莫斯科举行的。
毛泽东说过：“中国共产党就是依照苏联共产党的榜样建立起来和发展起来的一个党。自从有了中国共产党，中国革命的面目就焕然一新了。”1981年十一届六中全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也指出：“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是在俄国十月革命和我国五四运动的影响下，在列宁领导的共产国际帮助下诞生的。” “在中共的对外关系发展过程中，这是一种很特殊的关系。” 需要指出的是，即使在初创时期，中共许多方面还不很成熟，陈独秀等领导人对待联共（布）和共产国际，也主张“要保留独立自主的权力，要有独立自主的作法”。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领导人，为抵制共产国际的错误指导，抵制来自莫斯科的粗暴干涉，进行了顽强斗争。1935年遵义会议后，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领导集体，曾尽最大努力消除外部因素对中共内部事务和中国革命的消极影响。长征期间，中共努力恢复与共产国际中断的联系，但独立自主地位不断加强，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独自解决本国问题的能力不断增强。
还需指出的是，当时世界革命风起云涌，各国进步力量谋求广泛的国际联合。中共初创时期的对外交往，并非仅限于苏俄和共产国际。周恩来、赵世炎等人在欧洲留学或工作时，同欧洲共产主义组织建立了联系。周恩来、朱德、李富春等人，还参与过西欧共产党组织的活动。中共同越南共产主义运动、周恩来等人与越南革命家胡志明的革命情谊，就是那个时候建立起来的。胡志明曾与周恩来一道，协助苏联顾问在广州开展活动，请周恩来、李富春等中共党员，到越南青年革命同志会政治培训班讲课，并通过周恩来的关系，选送越南青年到黄埔军校学习。到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后，他与中共的交往更加密切。正是在中共的大力支持下，1930年，胡志明在香港九龙建立了越南共产党。1938年，胡志明到了延安，会见了毛泽东、周恩来等人。当时，中共全力支持胡志明、长征等越南共产党人在中国开展革命活动，并曾经数次营救被捕入狱的胡志明。
1936年，世界反法西斯斗争进入新阶段。中共对外交往与联络思路放宽、范围扩大。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Edgar Snow）和美籍黎巴嫩人马海德（Shafick George Hatem）应邀来到延安。前者通过考察陕甘宁边区、采访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写出了《红星照耀中国》，向国际社会展示了“那个时代最富吸引力的革命者”的美好形象；后者则以医生身份留在中共领导的革命队伍，后来加入中国国籍，为新中国的卫生事业献出了毕生精力。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中共对外交往的思路和方式进一步调整。当年1月，美国记者艾格尼丝·史沫特莱（Agnes Smedley）应邀访问延安。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亲自接见，全面阐释中国革命问题，深受感动的史沫特莱强烈要求加入中共。这一请求无法实现后，她义无反顾地走上抗日战场，成为外籍八路军随军记者，写出了大量正面宣传中共和中国革命的文稿，因此被西方某些势力贴上“中共辩护人”的标签。
1938年2月，毛泽东代表中共提出建立三个反侵略统一战线，即中国的统一战线、世界的统一战线、日本的统一战线的政治主张。当年7月，他在会见应邀访问延安的世界学联代表团时表示：“我们与你们永远团结起来，为中国的自由平等而战，为世界的永久和平与永久幸福而战！”他希望学联代表团“把中国伟大抗日战争的真相带给世界学生与人民”。这时，中国的抗日斗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斗争融为一体，相互联动，中共对外交往应时而动，有了新的部署和安排。毛泽东指示全党，要把对外宣传工作纳入到对外交往中来。
1938年10月，毛泽东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提出了要注意外宣的新思想，主张“设立一定机关，系统地收集一切敌军暴行，制成具体的文书、报告，宣扬于国外，唤起全世界注意，起来惩罚日本法西斯”。此外，他还主张“从各党派各人民团体推出代表，组织国际宣传团体，周游列国，唤起各国人民与政府对我的同情，与我国政府的外交活动相配合”。这些新思想新主张，实质上是要把对外传播纳入党的对外工作范畴，使党的对外工作与政府外交相互统一。
此后，中共对外交往新局面迅速形成。越来越多的外国人士来到延安，其中包括加拿大共产党人、著名外科医生白求恩，印共派来支援中国抗日的柯棣华医生等。也有一些本来没有共产主义思想背景的外国志士仁人，通过中共对外交往渠道，投身至中国革命进程中来。譬如，被邓小平誉为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的新西兰人路易·艾黎（Rewi Alley），先在上海马列主义小组学习，后来投身中国的抗日战争，创办培黎工艺学校，为中共领导的革命事业贡献终生。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革命进入新的发展阶段。推翻国民党统治、建立人民民主政权，成为革命的首要任务。中共对外交往从形式到内容又有了重大变化。其突出特点就是全面深化与苏联的关系，争取苏联实实在在地支持中国人民的解放斗争。毛泽东与斯大林以电报方式进行意见沟通，对稳定和发展两党关系具有重大意义。双方曾通过斯大林派驻中共的秘密联络员，商议毛泽东秘密访苏等重大问题。毛泽东也有意亲自访苏，以进一步协调两党政治方针。1948年，苏联曾通过驻哈尔滨总领事，致电中共东北地区领导人高岗，建议中国党尽快建立全解放区政府。中共在东北地区的另一重要领导人林彪，曾致函斯大林，要求派顾问和专家帮助恢复国民经济。苏联派来华帮助修复东北铁路的交通部副部长，实际上成了联共（布）和斯大林在中国的总代表。“从后来的情况看，中共在东北的发展是与苏联的支持与援助分不开的。”
此时，因对日作战而占领了中国东北的苏联，国际地位和影响已远超二战之前。中共根据国际力量对比和中国革命需要，通过党际交往渠道争取苏联支持，并以此为前提建立东北根据地，无疑是非常正确的。1949年初，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米高扬因毛泽东访苏无法实现，秘密来到中共中央所在地西柏坡，与中共领导人就中国革命形势、未来政权建设以及中苏关系等重大问题交换意见和看法。“通过这次访问，中苏两党关系得到很大改善。”双方达成的广泛共识，为两党关系的后续发展提供了政治依据，也为新中国成立后两国关系的新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1949年上半年，中国革命胜利在即。毛泽东为即将诞生的新中国外交制定了“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和“一边倒”三大方针，目的是要全面清除帝国主义在华势力及其影响，摆脱旧中国的外交传统和遗产，在东西方冷战已经形成的国际环境下，使新中国外交同以苏联为首的世界社会主义阵营保持一致。基于这一构想，当年夏天，中共中央派刘少奇率代表团秘密访苏，向苏方通报中国革命形势，争取苏联全面支持即将成立的新中国，同时为毛泽东访苏作准备。访问期间，刘少奇以书面形式向苏方详细通报了中国革命形势和中共建国构想，包括新政治协商会议与中央政府组成方式、外交政策以及苏中关系问题。报告建议“密切两党的相互联系，相互派遣适当的政治上的负责代表，以便处理两党有关的问题并增进两党相互的了解”。
苏方坚定地支持成立新中国，向中共提出许多有益的建议，承诺了许多合作项目，其中包括帮助中共组建外宣机构等。刘少奇回国时，大批苏联专家随行来华，帮助中共恢复解放区经济。后来的事态发展证明，新中国成立前夕中共大力推进与苏联的友好交往，全力争取苏联支持和援助，十分必要，也非常及时。
当然，此时中共的对外交往对象不仅限于苏联。毛泽东的美国友人安娜·路易斯·斯特朗 (Anna Louise Strong)、被他尊为“国际共产主义战士”的李敦白(Sidney Rittenberg)，都是在抗战胜利后走进中国革命事业的。原美国共产党党员李敦白是经李先念、王震介绍，经毛泽东等五大中央书记批准，加入中国共产党的。他作为当时中共党内唯一的外籍党员，为宣传中共领导的革命战争和新中国建设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
二、共和国初年：党际关系服从国家外交，相互间既有联系又有区别
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毛泽东庄严宣告：“凡愿遵守平等、互利及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等项原则的任何外国政府，本政府均愿与之建立外交关系。”苏联和社会主义各国很快与新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中国革命胜利如芒在背。美国带头对新中国实行军事包围、经济封锁和外交孤立，企图将新生的人民政权扼杀在摇篮之中。
面对如此复杂的外部环境，中共坚定不移地执行向社会主义阵营“一边倒”的对外政策。党的对外交往，紧密配合新政府的外交工作，成为助力新中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核心因素。新中国驻苏大使王稼祥等人，不仅是国家元首的代表，同时也是中共派驻所在国执政党的全权代表。譬如，王稼祥到任时，不但要按国际惯例向苏联国家元首递交国书，同时还要向党的领袖斯大林呈交毛泽东的介绍信。信中表示：王稼祥除担任大使外，“同时以中共中央代表的资格”“和你及联共中央接洽有关两党之间的事务”。这是中国共产党将党际关系与国家关系融为一体的重要创举，也是世界外交史上绝无仅有的特殊实践。20世纪50年代初中越两国建交时，双方派驻对方的代表也具有国家代表和党的代表的双重身份。
1949年底至1950年初毛泽东对苏联的访问，是中共将党际关系与国家关系统一起来，党的对外交往服务于国家外交的第一次重大实践。在这次访问中，苏方就历史上错误干涉中共党内事务表达了歉意，双方同意缔结新的中苏新约，同意周恩来率政府代表团参与两党会谈和签约谈判。苏方承诺向中方提供低息贷款，同意将苏军在东北缴获的财产无偿移交中方，将苏方经营的中长铁路改为共管，而后无偿移交给中国。另将苏方在大连的行政管理权以及苏方临时代管或租用的财产交给中方，双方在石油等领域共建四个合营公司。那时，两党领导人相互信任，两党关系总体良好，为两国关系健康发展提供了坚实保障，同时也为社会主义阵营各国国家关系的发展起到了示范作用。
在当时世界革命风起云涌、全球左翼力量蓬勃发展的时代背景下，苏联高度重视中共在国际共运和民族解放斗争中的特殊影响。早在1949年刘少奇访苏时，斯大林就曾对他表示：在国际革命运动中，中共多做东方和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工作，苏联对西方多承担些义务，多做些工作，“这是我们义不容辞的国际义务”。建立新政权后，中共“接受了斯大林的建议，把多做东方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工作，纳入了党的对外工作的任务范围”。新中国成立初年，中共“把传授自身革命经验和道路选择，作为支援亚洲各国人民和共产党开展争取民族解放斗争的主要形式”，强调“毛泽东的道路，是许多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民主所应该走的道路”；确认“我们在革命胜利以后，用一切可能的方法去援助亚洲各被压迫民族中的共产党和人民争取他们的解放，乃是中国共产党与中国人民不可推辞的国际责任，也是在国际范围内巩固中国革命胜利的最重要的方法之一”。
基于这样的认识，1950年初，中共中央以原统战部二处为基础，组建对外联络部，专事党的对外交往和相关工作。王稼祥因经验丰富而成为首任部长。刘少奇在致王稼祥的亲笔信中指示说：中联部的任务“是与各国兄弟党联络并帮助他们，但具体任务、也是最重要的任务是，与东方各国兄弟党联络并帮助他们”。刘少奇还表示：“配合这些工作的机关，有工会、妇女、青年团的国际部和外交部”。此后，中央向地方党组织发电，明确中联部的任务是负责对各国兄弟党及侨党的联络工作，同时还向驻各国使馆通报情况。中共中央当时设立的国际活动指导委员会也由王稼祥兼任主任。
中国共产党的对外交往，有时也称对外工作，从此成为新中国外交的重要战线。努力同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团结合作，通过党际交往推动国家关系发展，同时联合各国进步力量和友好人士，全力拓展新中国的国际活动空间，成为当时党的对外交往的主要内容。与此同时，尚处于革命斗争中的各国共产党、工人党和“侨党”，也是中共对外交往的重点对象。某些地方党组织，不同程度地参与了党的对外交往和联络工作。党的对外工作与国家关系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特殊性，一度非常突出。譬如，在中日两国尚未建交的情况下，中共高度重视同日本各大在野党的交往，意在为日后两国关系正常化创造条件。1955年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的关于对日政策和对日活动的方针和计划，就是经周恩来总理同意，由王稼祥召集对日工作有关部门负责人共同讨论制定的。
自1955年起，中共开始反思党际关系中的某些理论和实践问题，注意以求同存异的方式对待党际之间的矛盾和分歧，先是改变了按照苏联标准判断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的性质的做法，后来又停止了帮助国外政党制订纲领和政策的做法。毛泽东、刘少奇等中共领导人反复向国外政党说明，只有本国的党最了解自己国家的情况，问题只能由自己解决。各国革命应依靠本国力量。1955年7月，中共撤回驻越顾问团。1956年初，援越顾问团工作全部结束。1958年6月，毛泽东在外交部务虚会上表示：代替兄弟党起草纲领的做法“行不通”。这些反思和调整极大地提高了中共对外交往的质量和水平，中共在国际上的影响显著提高。1956年党的八大召开时，来自世界各地50多个政党和组织的代表参加了大会。中共八大成了党的对外工作成就的一次大检阅。
进入60年代，国际共运深刻裂变。中共对外交往的环境和条件发生重大变化。再加上“左倾”思潮干扰，党的对外交往与国家总体外交一样，空间日渐狭窄。70年代初，中国党与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的联系大部分中断。曾经友好交往的80多个“老党”，只有10个还有联系。
三、改革开放后：确立党际关系四项基本原则，积极应对世界政党格局嬗变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中国进入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高瞻远瞩，全面而深入地分析了世界发展大势，得出了和平与发展是时代主题的科学判断。随着党和国家工作重心全面转移，所有对外工作必须服务于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党的对外工作调整势在必行。
实际上，早在1977年5月，时任中共中央主席、国务院总理华国锋电贺南斯拉夫领导人铁托85岁寿辰，即已拉开中共对外工作调整的序幕。受苏联影响，铁托曾被定性为现代修正主义“鼻祖”。中南两党相互隔绝并彼此攻击数十年后，共同创造关系正常化的必要条件，很快实现最高领导人互访。这一举动是中共全面调整对外交往方式、创造对外关系新格局的第一个重大举措。1978年底，中联部向中央提交关于对外联络工作的几个问题的请示报告，主要精神是适应新形势，扩大工作面，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创造有利的国际条件。报告特别提到，在与执政党交往时，也要有选择地同在野党进行接触。
意大利共产党曾是西方世界人数最多、影响较大的“老党”。二战后初期，特别是国际共运大论战时，该党曾因放弃武装斗争、改行“议会道路”而被斥为右倾投降主义代表。进入70年代，该党奉行“欧洲共产主义”理论，主张独立自主、大小党一律平等，反对大党主义，与中共的政策主张日益接近。1980年4月，该党总书记贝林格应邀访华，双方达成在完全平等、独立自主、互相尊重的基础上恢复和发展两党关系的共识。邓小平在会见贝林格时表示，“我要说三句话：一是过去的一切一风吹；二是当时有些问题我们看得不清楚，甚至有错误；三是我们双方统统向前看。”1980年10月，中央书记处肯定了中联部提出的关于对各类政党开展工作的设想，并作出了相应决议。此后，中共本着不纠缠历史旧账、一切向前看的原则，与西欧、北美、亚洲、拉美以及大洋洲的几乎所有“老党”恢复了友好交往。
1983年，中联部将党的对外工作基本任务确定为：“本着独立自主的方针，继续扩大联系，进行广泛接触”；“同世界上所有愿意和可能与我党往来的共产党、社会党、民主主义政党及其他进步政党和组织建立联系”；“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霸权主义 ，维护世界和平，推动人类社会进步事业向前发展，并为中国四化建设争取尽可能长的国际和平环境”。次年，党的总书记胡耀邦在听取工作汇报时明确指示：外事工作的总方针是为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必须遵守两条原则，一是共产党的立场不能模糊，二是不要把我们的经验、观点和做法强加于人。在这两条原则下，要进一步扩大同各国人民、有关的友好政党之间的联系和往来。当时的中央领导人还特别强调：交往的方式要不拘一格，多种多样。还要注意做好周边国家的睦邻友好工作。
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起，中共与东欧各国执政党开始恢复联系，多次派团出访东欧国家，同古巴共产党的关系也逐步改善。1988年1月，古巴领导人卡斯特罗的最高顾问组组长访华，中古就恢复两党关系达成协议。1989年，经过多年努力，错综复杂的中苏关系终于拨云见日，两党两国关系正常化的条件基本成熟，当年5月，苏共中央总书记、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应邀访华，邓小平提出“结束过去、开辟未来”八字方针。中苏双方既不结盟也不对抗的新型关系，一直保持到1991年苏共消亡、苏联解体。
随着中共对外交往的全面调整和工作创新，中共同亚非拉地区民族民主主义政党的关系也有了重大突破和发展。中共中央1978年即已批准的关于开展对非政党工作的基本方针，为全面推进中非政党交往提供了强有力的政策依据。1978—1979年间，中方接待了索马里等10国11批热带非洲地区的政党代表团。1979—1980年初，中方首次以党的名义派团访问上述10国，中非政党交往出现前所未有的大发展局面。中共同拉美地区民族主义政党的友好往来，亦始于1979年3月，中共代表团应邀参加墨西哥革命制度党代表大会，同时与该地区其他国家12个政党进行接触。中共与拉美的政党交往趋于活跃。
此时，中共同各国社会党（含社会民主党、工党）的关系也逐步发展起来。1981年2月，法国社会党领导人密特朗访华，中共与社会党的交往由构想变为现实。1983年3月，中共同长期致力于日中友好的日本社会党建立关系。1984年5月，德国社会民主党领导人勃兰特成功访华。到80年代末，中共同葡萄牙、意大利、西班牙等国社会民主主义类型的政党，全部建立了友好交往和机制化联系。自80年代中期开始，中共超越意识形态分歧和社会制度差异，寻求同西方国家中右翼政党建立并发展友好关系，其中包括意大利共和党和天民党、澳大利亚自由党和国家党等。
在同世界各国各类政党，首先是与共产党恢复关系时，邓小平总结出党际交往的一条重要原则：“各国的事情，一定要尊重各国的党、各国的人民，由他们自己去寻找道路，去探索，去解决问题，不能由别的党充当老子党，去发号施令。我们反对人家对我们发号施令，我们也决不能对人家发号施令。”他强调：“这应该成为一条重要的原则。”1980年11月，他对西班牙共产党总书记卡里略表示：国家无论大小，党无论大小，应该一律平等；每个国家不同，甚至一个很小的国家，也有自己的特点。这个问题认识清楚了，党与党之间的关系就是真正建立在互相尊重、互相了解、甚至包括互相谅解的基础上的。后来，在同法国、印度等国共产党代表团谈话时，邓小平也表达了类似主张。1987年，他在会见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代表团时，进一步提出：“党与党之间要建立新型的关系。”
根据历史经验和新的实践，中国共产党将耿飚70年代即已提出，后被邓小平、胡耀邦等领导人充分论证的党际交往原则，即独立自主、完全平等，互相尊重，互不干涉内部事务，确立为建立和发展党际关系的基本原则。1982年召开的党的十二大，将这四项基本原则写入了党章。1987年召开的党的十三大，又将其确定为中国党处理同一切外国政党的关系的基本准则。党的对外交往和整个对外关系局面焕然一新。到1989年时，中共已同世界上270多个不同类型的政党和组织建立了各种形式的交往与合作关系。
但就在这时，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东西方冷战结束。世界政党政治情势大变。美国带头在全世界推行西方的制度模式和价值观体系。原苏东地区的执政党突然间退出历史舞台，广大发展中国家纷纷改行多党制。发达国家的政党则大都停止同中共来往。中国的对外关系面临严峻考验。在此形势下，邓小平提出了稳住阵脚、沉着应付的战略方针和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的外交思想，明确表示中国不去寻求苏联原来的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中心”的地位，不扛旗、不当头，同时坚定地宣布：“这是一个根本国策。”江泽民总书记也表示：“我们对外工作总的战略部署是要造成一个有利于我国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国际和平环境。”
在这些重要思想指导下，打破西方孤立、粉碎外交围剿、继续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争取良好的国际环境，成为中国外交的重中之重，也是中共对外工作的主要任务。党的对外交往的重心，首先集中到同朝鲜、越南、老挝和古巴四国依然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执政党的友好交往方面。1989年6月，在美国等西方国家联手“制裁”中国的情况下，朝鲜劳动党总书记金日成致信邓小平，对中国党和政府表示支持。随后，金日成特使、朝党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许锬来华，再次表达对中方的支持。同年11月，金日成本人访华，中朝双方就如何坚持社会主义、坚持党的领导，进一步交换意见。古巴共产党此时也旗帜鲜明地支持中国。1989年9月底，古共中央书记索托率团访华，参加新中国成立40周年庆祝活动。中越两党一度中断的关系也由于双方共同修复而出现转机。1990年9月，中越领导人在中国成都举行会晤。1990年两党两国关系完全正常化，各层次各领域友好往来全面展开。1995—1997年间，古巴党和国家领导人卡斯特罗兄弟相继访华，对中国坚持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表示强力支持。
在冷战后国际关系空前严峻、世界政党情势变幻无定的形势下，中国共产党坚定不移地积极推进与世界各国各类新老政党的友好交往。中共同周边各国，特别是剧变后的原苏联地区及东欧各国，同日本、韩国、东南亚南亚以及周边各国新老政党，同其他地区发展中国家各类政党和组织的友好交往，也很快活跃起来。经过一个短暂的困难时期，中共同西方国家政党的联系和交往也在新的基础上得到恢复。中国共产党的对外交往，非但没有“停滞”，反而进入全面推进、协调发展的新阶段。也正是从这时起，中共的对外交往注入了经济因素。其具体做法就是吸收地方负责人随党的代表团出访或者自行组团出访，访问中既谈要政治，又可谈经济，还可举行大规模招商引资活动，促成一系列重大经贸合作项目。另外，也正是从这时起，中共开始注意通过党际交往渠道，加强对国外政党治国理政经验，特别是执政党自身建设经验和教训的研究。各级代表团出访都要做相关调研工作，为中央和国内有关方面提供有参考价值的调研成果。
进入21世纪，丰富多彩的对外交往已成为国家总体外交最重要的组成部分，突出表现为中国同社会主义国家的党际关系迈上新台阶。1999—2000年，中越领导人频繁互访，党际关系和国家关系持续改善，双方成功解决了历史遗留的陆地边界和北部湾划界问题。2000年5月，金正日就任朝鲜最高领导职务后首次来访。两党领导人一致表示，要共同努力，继承传统，面向未来，睦邻友好，加强合作，不断充实中朝友好合作关系的内涵，把两国友好关系带入21世纪。此外，中共同其他各类政党的关系发展也取得了显著进展。据统计，21世纪来临时，中共已同14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400多个政党和组织建立了不同形式的联系。这些政党和组织，既有执政的，也有参政的，还有在野的；既有与中共意识形态相同或相近的，也有明显不同甚至截然对立的；既有历史悠久的老党和大党，也有建立不久的新党和小党，甚至来自于未建交国。
中共同社会党国际等国际政党组织，同欧洲议会五大党团即人民党、社会党、自由党、绿党、左翼联盟的党际交往，也在全面推进，也有新的发展。针对欧盟对华政策不稳定不理性不务实等突出问题，中共重点做地区性政党组织即欧洲人民党、欧洲社会党以及欧洲左翼党的工作，意在释疑解惑，增进互信，推动合作。中共同拉美与加勒比政党常设大会、阿拉伯政党大会、马格里布政党联盟等区域性政党组织的机制化交往，也逐步发展起来。2004年9月，中国共产党承办了第三届亚洲政党国际会议。包括中国在内，35个国家81个政党和政治组织350余人到会。社会党国际和某些非洲国家政党代表作为观察员出席。2010年，中共举办亚洲政党扶贫专题会议，亚太地区28国55个政党以及部分非洲国家的政党代表、联合国计划开发署、亚洲议会大会等多边机制的代表，出席了会议。这些会议的成功举办，在国际上有力地展示了中国党、政府和人民改革创新、开明开放的良好形象。2012年，党的十八大召开，中国共产党全方位、多渠道、宽领域、深层次的对外交往格局已完全形成。
四、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打造文明互鉴新格局
党的十八大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历史时期，党和国家的各项事业生机盎然、锐气勃发。中国共产党的对外交往，从理论到实践，从形式到内容，从中央到地方，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创新发展的大好局面。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打造文明互鉴新格局、实行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新方针的崇高理念，为党的对外交往，亦即党的对外工作开辟新路径、创造新境界，提供了强大的思想指引和行动指南。他特别强调，“党的对外工作是我们党的一条重要战线，也是国家总体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而新时代党的对外工作的主要方式，是“抓政党、抓调研、抓人脉、抓形象”。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党的对外交往。早在党的十八大召开之前，他就多次以党的领导人身份率团出访，与多国政界领袖和政党要人，譬如俄罗斯总统普京、英国保守党领袖卡梅伦、哈萨克斯坦总统纳扎尔巴耶夫等人，建立了以相互理解和政治互信为基础的友好关系。在会见外国政要和党宾时，习近平反复深入地阐述政党交往对于国家关系的重要意义，主张将政党交往纳入国家关系的总体进程之中。在听取党的外事部门汇报、视察相关部门工作时，他就党的对外工作发展规律和根本任务、对外工作基本原则和方式方法、职能部门机制体制建设与运行特点等问题，作出了一系列重要指示。
在习近平总书记的直接领导和参与下，十八大后党的对外交往服务于国家总体外交、服务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服务于“一带一路”国际合作，服务于推动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主动性、开拓性与创造性进一步彰显。首先，中共与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的交往频率更快，水平更高，更具有时代特点。譬如，中古两党2004年签署的交流合作协议顺利执行。双方机制化互访与重要情况通报成为常态。2013年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后，习近平总书记特使前往哈瓦纳通报全会精神。古共高层多位领导听取通报。2014年，习近平访问古巴，被古方授予何塞·马蒂勋章。同年6月，古巴重要领导人米格尔·迪亚斯-卡内尔·贝穆德斯访问中国。2015年9月，他再次来华，专程参加中国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活动。2016年，古共领导人劳尔·卡斯特罗特使、古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巴尔德斯来华，专门通报古共七大情况，受到习近平总书记接见。
再如，中越关系正常化时确立的“长期稳定、面向未来、睦邻友好、全面合作”的十六字方针，后来又补充了“好邻居、好朋友、好同志、好伙伴”四好精神。进入21世纪后，中越关系升格为“全面战略合作关系”。2015年，中越两党总书记实现互访。习近平在越南表示：“中越关系超越了一般意义上的双边关系，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我们愿同越南同志继续保持相互学习、相互借鉴、相互支持的好传统，携手为两国社会主义事业发展、为两国人民幸福安康努力奋斗。” 2016年，双方高层会晤数十次，特使互访与热线电话持续不断。越共总书记阮富仲出任党的最高领导职务后曾五次访华，2017年1月又以总书记身份第三次访华，成为当年中方接待的首位党宾，中国也因此成为他连任总书记后的首个出访国。两国中央部委和地方组织的交往渠道更加顺畅，内容也更加丰富。至2017年5月，双方共举办了13届理论研讨会。
中老两国执政党的互动与交流同样密集而友好。在高层互访持续不断的同时，情况通报机制运转顺利，理论研讨活动起步良好。2010年，双方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为题，在万象举办首届理论研讨会。2013年，又以“新形势下加强党风廉政建设的经验”为题，在中国郑州举办了第二届理论研讨会。
十八大后，中共同其他各类政党的友好交往也有长足发展，并且积累了许多新鲜经验。中共与许多大国大党的机制化交流，可以说很有活力、很有前景、也很受欢迎。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这种交流对话关系到大国关系的长期性和稳定性，关系到中国的长期对外战略，关系到中国同国际体系中主要力量的相互了解和信任。机制化交流的最大特点就在于交往形式的稳定性、内容上的连续性。其中影响较大的主要有中美政党高层对话、中欧政党高层论坛、美国是两党制国家，民主党与共和党虽然长期轮流执政，但组织非常松散，没有实体性的日常机构，开展机制化交流与对话难度很大。尽管如此，中方积极探索，全力推动，终于在2010年4月成功开启了两国政党高层对话机制。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家副主席习近平会见了美方代表团。双方就两国关系、政党交往和国际问题进行了深入交流。中方有关部门和地方党组织负责人参加了对话活动，美方认为首届中美政党高层对话取得了重要成果，使美方对中共、中国政治体制有了更加深入的了解。美中政党政治理念不同，但是在促进国家繁荣发展进程中面临相同或相似的任务，政党交流可以认清彼此的分歧和差异，寻找相同点和共同利益。2012年中共十八大后，第五届中美政党高层对话在华盛顿举行。中方介绍了中共十八大的相关情况，阐述了中国未来发展思路，强调中国将继续坚持改革开放，将以更加积极的姿态参与国际事务，为世界和平与发展作出更大贡献。2013年，第六届中美政党高层对话在北京举行。此后，对话由最初每年两届改为每年一届，两国轮流举行。至2016年，中美政党高层论坛成功举行了九届。
中欧政党高层论坛同样起始于2010年，到2016年共举办五届，举办地点大都安排在中欧重要城市，吸引了中欧65个政党的代表参加，包括欧洲政党中的左中右各派。论坛涉及共同应对金融危机、共同应对气候变化、发展战略对接与合作、“一带一路”国际合作等重大问题。这一机制化平台的设立，“为双方围绕共同关切的话题进行开诚布公的对话和交流提供了渠道，有助于降低双方因受到信息不对称或信息扭曲等因素干扰而产生误解乃至误判的可能性，也为双方化解矛盾、扩大共识提供了难得的机会”。
俄罗斯是在欧亚大陆接合部乃至全球事务中具有重大影响的国家，也是与中国利益交织最密切的重要邻国。两国机制化政党交流有两个平台：一是中俄政党论坛，二是中俄执政党对话机制。前者由中共和统一俄罗斯党共同举办，成立于2007年，俄方主要政党均可参与，具有议题广泛、参与者众、求真务实的特点。后者建于2009年，主要在中共与统俄党之间进行。2012年中共十八后，两国政党对话紧扣时代脉波，围绕“党的建设与国家发展道路”“群众路线与执政党现代化建设”“党的执政能力与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等双方感兴趣的问题深入展开。习近平高度重视中俄政党对话机制，2015年12月该机制第五次会议举行时，他致信表示：政党交往作为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两国关系发展具有独特作用。中国共产党和俄罗斯统一党负有引领各自国家发展的重要使命。两党保持机制化交往，办好中俄执政党对话机制会议和中俄政党论坛，为两党就两国关系和执政党建设等战略性问题进行交流搭建了有效平台。
日本和印度是中国的重要邻国，历史上的联系千头万绪，现实中的交往复杂多变。中方希望通过政党交流与对话，增进两国政治家和社会各界的相互了解，增进彼此间的相互认知和互信，推动国家关系改善和各领域务实合作。2006年中共与日本自由民主党、公明党建立的中日执政党交流机制在2009年中断后，于2015年重启。中共2006年与日本民主党建立的对话机制，自2007年正式启动并持续多年。印度是政党政治比较活跃的发展中大国，政党对国家政治生活和内外政策走向影响甚大。2003年《中印关系原则和全面合作宣言》签署后，两国政党关系进入新阶段。2003年，两国政党和政府有关部门建立定期交流机制。在该机制推动下，中共与印度国大党、印共（马）、印共等主要政党开始深入交流，与莫迪总理领导的人民党的联络趋于正常。在两国关系不够稳定的情况下，中共同印度各政党不同程度的机制化交往，对推进两国政治家之间的交流对话，推进两国民间友好往来，进而改善两国关系，意义不言自明。
2017年召开的党的十九大对于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各项事业，都具有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重大意义。关于党的对外工作，习近平明确表示：要“加强同各国政党和政治组织的交流与合作”。2018年，中央召开外事工作会议，习近平在讲话中强调：对外工作是一个系统工程，政党、政府、人大、政协、军队、地方、民间等要强化统筹协调，各有侧重，相互配合，形成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对外工作大协同局面，确保中央对外方针政策和战略部署落到实处。
十九大后，党的对外交往进一步向纵深发展，对外工作体制机制创新又积累了许多新范例与新成果。十九大召开当年举行的中共与世界政党对话会，在世界政党关系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篇章。习近平在对话会上庄严宣布：中国共产党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的党，也是为人类进步事业而奋斗的党。中国共产党要通过推动中国发展，给世界创造更多机遇。既不“输入”外国模式，也不“输出”中国模式，不会要求别国“复制”中国做法。中国共产党将“一如既往”，“为世界和平安宁作贡献”“为世界共同发展作贡献”“为世界文明交流互鉴作贡献”。习近平总书记还郑重重申：“中国共产党将以开放的眼光、开阔的胸怀对待世界各国人民的文明创造，愿意同世界各国人民和各国政党开展对话和交流合作，支持各国人民加强人文往来和民间友好”。
党的十九大后，世界百年未有大变局持续演进，国家关系的不稳定不确定性愈加突出。虽然中美中欧中日关系出现复杂多变的新情况，但第十届、十一届中美政党高层对话会，中日执政党交流机制第六、七、八次会议，均如期举行。2017年来华参加中日执政党交流机制第七次会议的日方代表团受到了习近平总书记的友好接见。
为了加深国际社会，首先是各国政党对中共历史使命和国际责任的认识和理解，党在十九大后继续加大传统的政党交往力度，坚持在党代会和中央全会后组团出访，向外部世界宣介党的大政方针，扩大与发展中国家政党的人力资源合作，将相关团组来华研讨与“一带一路”国际培训密切统一；同时注重服务多边外交，注重与各国政党的政策研讨和理论交流，注重配合主场外交活动。上合组织政党对话会、金砖国家政党对话会、中非政党对话会、中拉政党对话会、中阿政党对话会等活动接踵而至。
在上述所有这些活动中，公共外交和对外传播受到格外重视。阐释中共治国理政经验，包括反腐倡廉等自身建设经验，宣介改革开放、脱贫攻坚、绿色发展、治理现代化的新理念新成果，传播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思想，倡导新秩序观新安全观新文明观，推动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成为通过党的对外交往渠道开展公共外交和对外传播的主要内容。国际社会越来越清楚地意识到，中国发展壮大根源在于共产党的坚强领导。要想全面认识和了解中华民族，必须了解中国共产党。要想探询并解开中国崛起之谜，必须研究和解析中共的执政理念。
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肆虐全球，人类社会遭遇了现代历史以来最严重的一次公共安全危机。国际社会的各种交往与联系被迫“暂停”。但是，中国共产党对外交往没有停顿，反而更加活跃。许多会议研讨、交流互动，改以视频方式进行。中联部举办中国同印度医护人员抗疫经验视频交流会，为外国商会和知名跨国企业代表举办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专场宣介会，都是最好的例证。2021年2月，中联部与新疆自治区共同举办“中国共产党的故事”新疆专题宣介会，来自80多个国家190多个政党或组织的310多位政党政要和知名人士参加了视频会议。4月，中俄执政党对话机制第九次会议也以视频方式举行。会议“以大变局背景下的中俄战略协作：执政党交流合作新起点新使命”为主题。习近平和普京分别写信祝贺。利用此次会议，中方推介了习近平《论坚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一书俄文版，会议取得圆满成功。
时代在前进，人类在发展。无论未来国际风云如何变幻，无论世界政党格局如何改写，不忘初心并永葆活力的中国共产党将一如既往，奋勇求索，不断加强对外交往，不断拓展对外联系，不断打造良好形象，不断提升国际影响，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人类文明的融合共生，坚持不懈地作出自己的独特贡献。
（作者系中联部原副部长兼当代世界研究中心主任、中国前驻乌兹别克斯坦大使）
网络编辑：同心
来源：《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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