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五年多，在与越方领导人的交流中，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中越两国是具有战略意义的命运共同体。2015年11月5-6日，习近平总书记访问越南，在与越共中央总书记阮富仲（Nguyen Phu Trong）会谈时首次提出：“中越是具有战略意义的命运共同体。”此访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越南国会发表演讲时指出：“中越关系超越了一般意义上的双边关系，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2016年1月28日，习近平总书记致电祝贺阮富仲再次当选越共中央总书记时表示：“中越是山水相连的友好邻邦。两国政治制度相同、发展道路相近、前途命运相关，是具有战略意义的命运共同体。”2017年1月1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会见阮富仲总书记时强调：“中越两国都是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是具有战略意义的命运共同体。”2021年1月31日，在越共十三大选举阮富仲第三次担任越共总书记当天，习近平总书记给阮富仲发去贺电时表示：“中越两国是社会主义友好邻邦，是具有战略意义的命运共同体。”2月8日，在中越两国传统佳节春节来临之际，习近平总书记和阮富仲总书记通电话时，习近平总书记再次强调：“中越两国是具有战略意义的命运共同体。中越关系持续健康稳定发展，符合两党、两国、两国人民根本利益，有利于社会主义事业兴旺发展，有利于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促进发展繁荣。”五年来，在会见其他越南国家领导人时，习近平总书记也多次表达了同样的观点。
由此可见，“中越两国是具有战略意义的命运共同体”，是习近平总书记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同时基于中越关系的特殊性而对两国关系新时期的发展方向作出的最新战略定位。从越方的反馈来看，越共总书记阮富仲在2017年11月12日习近平总书记访问越南期间表示，越方“欢迎习近平同志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主张”，认为“这体现了中国的全球视野和大国担当”。2018年8月20日，时任越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陈国旺访华时表示，“希望同中方一道，秉持‘十六字’方针和‘四好’精神，深化治党治国经验交流，加强各领域务实合作，妥善管控分歧，共同建设越中具有战略意义的命运共同体”。
由于中越两国关系的特殊性，尤其是在当前国际格局剧烈变动的背景下，越南对于我国外交总体战略、周边战略的重要意义愈发凸显。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构建中越命运共同体的主张，不仅对中越两国的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而且对于推动世界社会主义事业发展也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因此，有必要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从历史和理论深度、从现实和实践动力等方面对中越关系进行全面的梳理和分析，阐明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中越是具有战略意义的命运共同体”这一战略思想的内在逻辑，以推动中越双方凝聚共识、加强战略互信、克服现实障碍，共同致力于构建中越具有战略意义的命运共同体，助力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
一、构建中越命运共同体战略思想源于中越两党共同的思想基础与价值依归
中越两国都是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两党都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及其本国化的思想作为党的指导思想。这就决定了两国具有相同的理想目标、价值理念和广泛的共同战略利益。
1.中越两党共同的思想基础为构建中越命运共同体提供了理论支撑
马克思恩格斯的共同体思想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指明了发展方向。共同体思想是马克思恩格斯思想中的重要方面。马克思指出，人类社会形态的历史发展要经过三个发展阶段。他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草稿）中指出：“人的依赖关系（起初完全是自然发生的），是最初的社会形态，在这种形态下，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窄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第二大形态，在这种形态下，才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变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是第三个阶段。第二个阶段为第三个阶段创造条件。”由此可见，人类社会要经过三个共同体形式：一是以“人的依赖性”为基础的前资本主义时代，即“自然形成的共同体”；二是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社会，即“虚幻的共同体”；三是以“个人全面发展”为基础的共产主义社会，即“真正的共同体”或“自由人联合体”。马克思在其著作中常常用“真正的共同体”和“自由人联合体”来指称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实现共产主义，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方向，也是包括中越两国共产党在内的世界各国共产党人的最高目标。列宁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提出人类社会从资本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需要经过一个漫长的时期，在这一时期，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将长期共存。因此，新生的相对弱小的无产阶级政权为了能在与相对强大的资本主义的对峙中生存和发展，就必须与资本主义国家进行国际合作，以充分利用资本主义创造的财富和技术来发展社会主义，并通过加强与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联系来制止战争，通过加强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合作来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力量。
马克思关于人类社会发展阶段的观点、列宁的国际合作思想和“两制共处”论，为加强世界各国间合作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重要的思想来源。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人类社会从资本主义社会到共产主义社会需要经过一个漫长的过渡时期，这也就意味着在“虚幻的共同体”与“真正的共同体”（自由人联合体）之间还有一个漫长的阶段，在这个阶段，需要建立一种适合过渡时期的合作关系，以帮助各民族国家在兼顾本国现实利益的同时协调解决全球性问题。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上述观点，已成为中越两国共产党的共同遵循。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根据时代发展要求，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尤其是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社会形态及其发展阶段观点的继承与发展，其核心内涵是在共商、共建、共享原则下，“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世界历史发展到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共存阶段的自觉要求，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将为马克思所说的“真正的共同体”创造物质基础与客观条件。
2.构建中越命运共同体是两党两国领导人外交战略思想的时代化和具体化
第一，从中国来看，中国共产党基于无产阶级的立场，在对外关系中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并结合世情国情党情和时代条件不断加以创新和发展。
在革命战争年代，中国老一辈革命家努力团结国际上一切进步的力量，助力中国的革命事业。新中国的成立，开启了中国外交事业的伟大新征程。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提出了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的五项原则。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一经提出，就得到了广大亚非国家的赞同和拥护，逐渐成为国际社会的共识。毛泽东在1974年会见外宾时提出了“三个世界”理论，即“美国、苏联是第一世界”“日本、欧洲、澳大利亚、加拿大，是第二世界”“亚洲除了日本，都是第三世界。整个非洲都是第三世界，拉丁美洲也是第三世界”。“三个世界”理论有着鲜明的反霸权指向，它阐明了霸权是世界动荡不安的根源，第三世界国家虽然弱小，但人口众多且长期受到压迫，是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主力军。因此，第三世界国家要团结在一起，维护世界公平、正义与和平，并组建更加广泛的国际统一战线，联合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坚决支持第三世界国家的反殖民、反侵略、反压迫斗争。毛泽东外交思想既坚定不移地维护中国国家主权和利益，同时发扬国际主义精神，对第三世界人民提供慷慨援助。在处理与非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之间的关系时，毛泽东主张“国家是国家关系，党是党的关系”的两个关系的原则，旨在既维护与这些国家间的关系，维护国家利益，又注重相同的意识形态，发扬共产党帮助共产党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精神。为了支援越南共产党和越南人民的抗法、抗美战争，中国提供了大量的人力、物力援助和外交声援，为越南最终获得民族独立解放和国家统一作出了巨大贡献。
改革开放后，邓小平继续坚持了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路线，同时根据当时中国所处的国际国内环境调整了中国的外交政策。邓小平对时代主题进行了深入思考，提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两大主题”；在毛泽东独立自主的外交思想基础上，形成了不结盟的外交思想。1984年，邓小平指出，“中国的对外政策是独立自主的，是真正的不结盟”。不结盟政策意味着抛弃冷战思维、零和博弈的旧框架，以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中国可以与世界上一切爱好和平、谋求发展的国家和人民交朋友，也可以联合世界上一切反对霸权的力量来反霸权。江泽民发展了邓小平的不结盟外交战略，提出“结伴不结盟”思想，主张求同谋和，不搞零和性质的竞争，积极利用资本主义体系下的各种现有机制，利用资本主义的发展成果来发展社会主义。胡锦涛在江泽民外交思想的基础上，顾全国内国际两个大局，提出了“走和平发展道路，推动建设和谐世界”的和平外交思想。
2013年3月2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发表演讲时提出：“这个世界，各国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程度空前加深，人类生活在同一个地球村里，生活在历史和现实交汇的同一个时空里，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因此，“没有哪个国家能够独自应对人类面临的各种挑战，也没有哪个国家能够退回到自我封闭的孤岛”。这是习近平外交思想的出发点，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后，为积极应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而提出的构建新型国际关系的中国全球治理观，它倡导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积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习近平总书记在2015年访问越南时，将中越关系定位为“具有战略意义的命运共同体”，这是习近平外交思想在中越关系上的具体化。
第二，从越南来看，马克思列宁主义与胡志明思想是越南共产党的指导思想，而胡志明外交思想作为胡志明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样来源于马克思列宁主义。胡志明创造性运用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的思想和国际主义理论，提出了无产阶级革命道路思想，即“无产阶级革命道路就是爱国主义与工人运动紧密相结合、民族独立与社会主义相结合的道路”。胡志明认为，民族和阶级、国家和国际、民族独立和社会主义都是统一的，“国际主义精神就是团结友好国家和其他国家的人民以共同维护世界和平，反抗帝国主义侵略战争”。“将民族力量与时代力量相结合”“将民族独立与社会主义相结合”的观点，是越南革命胜利的经验总结，也是胡志明外交思想的核心内容。
可见，胡志明外交思想是将马克思列宁主义与越南民族独立和解放斗争时期的实践相结合，并在实践中加以创造性运用和发展的结果。革新以来，越南共产党继续强调以胡志明外交思想为指导，在强调独立自主、和平合作的同时，提倡发扬国际主义精神，实现国际关系的多样化。越共总书记阮富仲在2021年5月为纪念胡志明诞辰131周年发表的一篇理论文章中提出：“将民族独立与社会主义相结合是贯穿越南革命始终的基本路线，也是胡志明主席思想遗产的核心内容。胡志明将其丰富的实践经验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科学理论相结合，得出了只有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才能彻底解决民族独立问题、才能为所有人和所有国家带来真正的自由、温饱和幸福的生活的深刻结论。”“我们要积极主动融入国际，奉行独立自主、和平、合作、发展的外交路线，在相互尊重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实现国际关系多边化和多样化。”
第三，从中越两国关系来看。在中越两国建交70周年之际，2020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与阮富仲总书记通电话时强调：“中越是前途相关、命运与共的好邻居、好朋友、好同志、好伙伴，当前中越两国社会主义事业蓬勃发展，同时也面临更多风险挑战，我愿同总书记同志加强战略沟通，为新时代中越关系擘画蓝图、引领定向。我们要不断巩固双方政治互信，弘扬中越传统友谊，夯实两国关系的根基。”阮富仲在2021年2月与习近平总书记通电话时表示：“在当前国际形势复杂变化背景下，巩固和发展越中两党、两国、两国人民友好合作关系至关重要。越方愿同中方深化政治互信，强化党际交往，加快落实双方务实合作协议，推动越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持续健康稳定发展，为本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合作发展作出贡献。
2021年5月24日，习近平主席同新任越南国家主席阮春福通电话时指出：“双方要坚持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把握两党两国关系，锚定中越关系前进的正确方向。中国党和政府坚定奉行对越友好方针，赞赏越南新一届领导集体继续把对华关系置于外交政策头等优先，愿同越方不忘中越传统友好初心，牢记双方共同拥有的理想信念和历史使命，不断赋予中越全面战略合作新的时代内涵，积极构建中越具有战略意义的命运共同体，为两党两国关系和社会主义事业发展注入新动力。”阮春福表示：“愿同中方认真落实两国高层共识，密切政治交往，加强团结互信，深化经贸、抗疫、青年、人文、地方等各领域互利合作，把越中两党两国关系推向新的高度，为地区和平和社会主义事业发展作出贡献。”越方领导人在此明确表达了在新时期把中越两国关系推向“新的高度”的愿望。而构建中越具有战略意义的命运共同体，符合两国关系发展的正确方向，具有坚守两党两国友好合作初心、共同理想目标和历史使命的时代内涵。
综上所述，中越两党两国领导人的外交思想都是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指导下形成的，共同的理想目标和历史使命为构建中越命运共同体奠定了共同的思想基础和价值依归。面对新的时代发展要求，两党两国领导人都表达了将两国关系提升到新的高度的愿望。
二、中越命运共同体根植于两国之间宝贵的传统友谊和深厚的历史土壤
中越两党和两国人民不仅具有共同的理想目标，而且两国地理上山水相连，文化上同文同种。长期以来，两党和两国人民之间的友好关系经受了实践检验，积累了宝贵的历史经验，这成为构建中越命运共同体的坚实基础。
1.在民族民主革命时期，两党早期领导人之间建立了深厚的革命情谊
20世纪初，周恩来、胡志明等中越两党早期领导人不谋而合，出国寻求救国之路。他们在国外相识、相知、相助，共同将马克思列宁主义传播回中国和越南，并点燃革命的火种。
1911年，阮必成（即胡志明）开始到国外寻求救国之路。他的足迹遍及亚洲、欧洲、美洲和非洲，最后落脚法国，志在找到法国殖民者对越南实行殖民统治的根源。在法国，胡志明作为发起人之一参加了1920年成立的法国共产党。同一时期，在五四运动前后，为寻找民族解放道路，一批中国有志青年赴法勤工俭学，他们中有周恩来、蔡和森、赵世炎、陈延年、陈乔年、王若飞、邓小平、陈毅等中国共产党的早期革命家。这期间，法国共产党与中国共产党旅法支部经常联系，胡志明与周恩来等人由此相识。胡志明还介绍赵世炎、陈延年、陈乔年、王若飞、萧三等五位中国同志加入法国共产党。
1924年11月到1927年5月，胡志明以共产国际派驻广州国民政府代表鲍罗廷（Mikhail Markovich Borodin）的翻译身份在广州开展革命活动，筹备建立越南共产党。1925年6月，胡志明在广州成立了“越南青年革命同志会”——越南共产党的前身。该会共开办了10期特别政治训练班，为越南革命培养了70多名骨干人才。胡志明曾邀请周恩来、李富春、澎湃、刘少奇等到训练班授课，并组织训练班中的越南青年到毛泽东开办的农民运动讲习所听课，有时胡志明也在讲习所授课。在广州活动期间，胡志明积极参加中国工人运动，并带领一些越南青年参加了中国革命运动，包括1925年6月的省港工人大罢工等。他还选派了一些越南优秀青年到黄埔军校学习，其中包括著名的洪水将军（越南名阮山、武元博）。洪水于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过广州起义，也参加过二万五千里长征和抗日战争，还参加过越南抗法战争，先后被越南和中国授予少将军衔，因而拥有“两国将军”的称号。
2.在革命战争年代，两党和两国人民相互支持和帮助，铸就了深厚的传统友谊
中国抗日战争期间，胡志明在华南、西南及中越边境开展革命活动，足迹遍布广西、云南和四川等地。在桂林八路军办事处工作期间，胡志明（化名胡光）负责撰写简报工作，宣传革命思想；他还给共产国际写信，报告中国抗日战争的经验。1939年11月底，胡志明前往昆明，在云南省委的帮助下与越南共产党海外指挥部取得了联系。在云南期间，胡志明号召当地越侨与中国同志团结合作。他在1940年12月4日发表于《救亡日报》的《安南歌谣与中国的抗战》一文中写道：“越南兄弟姐妹们啊，快快起来救中国！努力帮助中国人民！中国越南如唇齿相依。须知唇亡则齿寒，救中国就是救自己。”1949年，越南人民军同中国人民解放军配合，参加广西十万大山战斗，帮助剿灭粤桂滇地区和中越边境地区的国民党残余力量。
自20世纪30年代起，越南革命者黎广波、陈山洪、黄国云等人就在广西靖西一带边境地区进行革命活动。在中国边民的帮助下,他们开辟了从越南北坡到广西的多条交通线，每一条交通线上都有广西农民的家作为落脚点。1940年12月，越南民族解放委员会在靖西正式成立，在中越边境开展公开活动，举办干部培训班，培训从越南过来的爱国青年，靖西因此成为越南革命的海外基地。这一时期，共有大约50名越南革命者在靖西活动，边境地区的村民克服重重困难，为他们提供了衣食住行等帮助。越南爱国青年在接受培训之后被派回越南，开展基层组织工作。1941年2月，胡志明与冯志坚、武英等人由靖西边境109号界碑附近的小路回到越南北坡。这是胡志明在阔别祖国30年后第一次回国。之后,胡志明还多次回到靖西活动。在这里，胡志明、黎广波、陈山洪等人曾与广西边民按当地传统方式，杀鸡取血，饮酒结拜兄弟，靖西边民张廷维被尊为大哥,胡志明为二哥，他们情同手足,亲密无间。广西边境线上的龙州，也曾有不少越南革命者在此活动，因而成为越南革命另一个重要的海外根据地。1944年8月，胡志明带领十多名越南青年，离开广西柳州经龙州回国。1945年8月，胡志明领导的越南共产党取得了“八月革命”的胜利，9月2日宣布成立越南民主共和国。
历史表明，中越两党领导人和两国人民之间相互信任、相互扶持、共同应对各种困难和挑战，这对两国社会主义革命的最终胜利发挥了重要作用，是两党和两国人民的宝贵精神财富，为两国革命胜利后继续深入合作打下了深厚的历史根基。
3.两国建交70多年的历史经验表明，中越关系保持正确航向得益于两党的引领
1950年1月18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率先承认越南民主共和国（1976年改名为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并沿用至今），两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开启了中越关系的新篇章。建交70多年来，虽然两国关系经历了一些波折，但最终总能回到友好合作的正确轨道上来。这得益于在每个重要历史时期两党两国领导人对两国关系作出的明确定位和正确引领。
“同志加兄弟”的关系定位，为越南抗法和抗美战争的胜利提供了重要保障。越南革命领袖胡志明主席用“同志加兄弟”来概括中越关系，这是对革命战争年代两党和两国人民亲密而坚定的革命情谊的真实反映，成为革命战争年代两国关系的主基调。正是本着这一精神，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为越南提供慷慨无私的援助，为越南获得抗法、抗美战争的胜利提供了不可或缺的支持。1950年至1954年，应越共中央和胡志明的请求，中共中央作出了援越抗法的重大决策，中国本着“全力支援，战场需要什么，需要多少，都尽力尽快提供”的方针满足越南的需要，提供了大量物资援助。据不完全统计，援越抗法期间，中国援助越共15.5万支（挺）枪支、5785万发枪弹、3692门炮、108万发炮弹、84万枚手榴弹、1231辆汽车、140万套军服、1.4万吨粮食和副食品、2.6万余吨油料，以及其他大量医疗和军用物资。同时，中央还派中央军委办公厅主任罗贵波作为政治顾问团团长、陈赓作为中共中央代表、韦国清作为援越军事顾问团团长，赴越南帮助训练越南干部、部队并组织边界战役。在中国的全力支持和帮助下，1954年越南人民军取得奠边府大捷，迫使法国全部撤军，越南北方获得解放。胡志明激动地作诗一首，道出了“越中情谊深，同志加兄弟”的深情感叹。越军战役指挥部在总结报告中说：这一仗是当时越南“抗战史上一次最大的胜利”，证明“毛泽东军事思想，非常适合我国的环境和武装斗争”。
在越南抗美战争时期，中国同样本着“同志加兄弟”的精神，在精神道义和物资上对越南提供了大量援助。1963年5月，刘少奇在访越时向胡志明等越南领导人表示：打起仗来，你们可以把中国当成你们的后方。1964年6月24日，毛泽东主席对来华访问的越南人民军总参谋长文进勇明确表示：“我们两党两国要合作，共同对敌。你的事就是我的事，我的事就是你的事。”“如果美国冒险打到北越，中国军队就应该开过去。”8月初，美国借口“北部湾事件”发动对北越的大规模轰炸，中国政府发表声明指出，美国已经跨过了“战争边缘”，“美国对越南民主共和国的侵犯，就是对中国的侵犯，中国人民绝不会坐视不救”。1967年7月，毛泽东在一份电文中说：“七亿中国人民是越南人民的坚强后盾，辽阔的中国领土是越南人民的可靠后方。”据不完全统计，越南抗美战争期间，中国先后派出援越领导小组和各种作战部队总计32万余人，并无偿援助了大量武器和战斗物资，付出了死亡1100人、伤残4200人的代价，为越南抗美救国战争的胜利作出了巨大贡献，并为越军培养了大量指挥和技术人员。
“结束过去、面向未来”的共识是开启中越关系正常化的钥匙。1990年，在经历了十多年的对峙之后，顺应国内外形势发展需要，中越两国领导人在成都会晤，达成“结束过去、面向未来”的共识。这一共识重新打开了两国关系的大门，为1991年两国关系实现正常化并快速进入全面恢复和发展时期扫清了障碍，奠定了重要基础。
“十六字”方针为21世纪的中越关系确定了指导思想和总体框架。在世纪之交的1999年，为推动21世纪两国关系顺利发展，中越两党领导人达成了“长期稳定、面向未来、睦邻友好、全面合作”的“十六字”指导方针，为新世纪两国关系的发展定下了原则基调，从而推动了两国陆地边界的顺利划分、北部湾湾口外的划界和两国渔业协定等重要协议的签订，进一步推动21世纪初中越关系在党政军各界及经贸合作、民间交流等各领域的全面发展。
“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是建设“和谐世界”外交思想在中越关系中的体现，为新时期中越关系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2005年10月胡锦涛访问越南时指出，“我们双方在长期稳定、面向未来、睦邻友好、全面合作的16字指导方针指引下，不断谱写中越友谊的新篇章，决心永做好邻居、好朋友、好同志、好伙伴”。2008年，在越共总书记农德孟访华期间，两国宣布建立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从而为双方在各领域、全方位的合作关系提出了新的目标定位。2013年6月越南国家主席张晋创访华时，两国签署了《中越两国政府落实中越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行动计划》。
中越建交70多年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两国关系在不同阶段能够不断向前发展，得益于两党两国领导人的方向性引领。2012年党的十八大开启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2021年中国已经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2021年初召开的越共十三大，标志着越南社会主义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当前，中越两国社会主义都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两党两国领导人都表达了提升新时期两国关系的愿望，这是基于历史经验而形成的共识，它夯实了构建具有战略意义的中越命运共同体的基础。
三、两国友好合作的丰富成果和巨大潜力成为推动构建中越命运共同体的强大实践动力
建交70多年来，中越两国在政治、经济、人文和军队等各方面的关系不断深化，为两国人民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好处，对两国社会主义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尤其是在新冠肺炎疫情背景下，中越经贸合作逆势上扬，充分体现了中越关系的韧性和相互依存性；两国在抗疫方面日益加深的合作，彰显了构建中越命运共同体的强大现实基础。
1.建交以来两国关系在各方面取得了丰硕成果
中越建交70多年来，两国关系日益紧密，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一是政治上的相互支持成为两国社会主义稳定发展的重要压舱石。1950年1月18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率先与越南民主共和国建交，对改善新生的越南共产党政权的国际环境是一个巨大的支持和提振，在越南对外关系史上具有开创性意义。越南因此把1月18日定为“外交胜利日”。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社会主义阵营大肆发动“颜色革命”，进行“和平演变”，导致了苏东剧变。中越两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因此受到强烈冲击，越南出现了怀疑社会主义道路是否正确因而要“重新选择道路”的思潮，中国也曾一度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泛滥，社会主义国家的前途和命运遭受考验。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共产党调整了对外工作的战略部署，党的对外交往的重心转向朝鲜、越南、老挝和古巴四个继续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国家的执政党。1989年6月，在美国等西方国家联手“制裁”中国的情况下，中越两党一度中断的关系由于双方共同修复而出现转机。1990年，中越两国领导人在中国成都进行了会晤，1991年两国关系实现正常化，各层次各领域友好往来全面迅速展开。其他社会主义国家领导人也相继表示支持中国共产党。这对于打破西方集团对中国的封锁和包围发挥了重要作用，也进一步夯实了中越关系的政治基础。中越关系正常化，对于越南坚定走社会主义道路产生了重要支撑作用。1991年越共七大召开，通过了《社会主义过渡时期国家建设纲领》，明确提出越南将继续按照社会主义方向发展，明确指出苏联的解体并不能代表社会主义制度的失败，马克思列宁主义并不过时。越共七大成为越南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上的一个重要新起点。其后，西方国家逐步改变了对越南的封锁和禁运，越南与东盟国家的关系逐步改善，与世界其他国家的关系也实现了正常化，越南对外关系开创了新局面。
两国政治关系的稳定，推动了两国其他各方面关系的全面发展。进入21世纪，在“十六字”方针的指引下，中越两党领导人频繁互访，党际关系带动两国关系全面和持续改善，为成功解决陆地边界和北部湾划界等历史遗留问题奠定了重要基础。为寻求南海问题的和平解决，中越两党在2011年签署了《关于指导解决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海上问题基本原则协议》，为两国逐步解决南海问题作出了原则性和方向性的指导。
此外，越南在台湾、西藏、香港问题以及联合国席位等涉及中国主权和内政外交的问题上给予中国坚定的支持，这也成为推动中越两国在经贸和人文等其他领域合作的重要动力。
二是两国经贸合作关系日益深化，其成果为两国经济持续向好发展提供重要支撑。在越南抗法抗美战争时期，中方给予越南大量的物资和经济援助，为越南取得革命胜利提供了重要保障。1986年越南实行革新以来，特别是两国关系正常化后，中国对越经济合作由以援助为主转向基于一般国际贸易和经济合作规则的正常国际经贸合作关系。在政府引领和市场驱动双重动力驱动下，中越经贸合作关系持续不断快速发展。根据中国海关的统计数据，双边商品贸易额从1991年的3200万美元跃升到2020年的1922.8亿美元，30年间增长了6000多倍。中越双方相互间的外贸依存度也不断提高，越南对华贸易连续多年占其外贸总额的25%左右。中国连续17年成为越南最大的贸易伙伴，越南也自2018年开始超越马来西亚成为中国在东盟的最大贸易伙伴。与此同时，随着中国“走出去”战略的实施，对越投资额逐年上升，2020年中国成为越南的第三大外资来源国。
在经济合作方面，两国积极推动经济发展战略对接。2004年，越方提议两国共同落实“两廊一圈”规划，得到了中国政府和研究机构的高度重视。越南国家领导人分别于2017年和2019年出席中国举办的两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实现了“一带一路”倡议在越南的落地和与越南“两廊一圈”规划的对接。
跨境经济合作开辟两国经贸合作新境界。中越边境长达1450多公里，两国建立跨境经济合作具备得天独厚的条件。自2012年起，中越跨境经济合作区建设上升到国家战略层面。2017年，中国商务部与越南工贸部签署了《关于加快推进中越跨境经济合作区建设框架协议谈判进程的谅解备忘录》。中越跨境经济合作区的建设，是两国拓展经贸合作渠道、创新边境合作新模式、增进边民福祉的重要举措。中越跨境经济合作区建成后，将大大减少关税成本，有助于两国抵御当前不稳定的国际环境带来的外部环境风险，同时还可以极大地促进两国边境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增进两国边境地区民间交流与了解，在地理和心理上缩短两国之间的距离，为构建中越命运共同体夯实物资基础和社会基础。
三是两国人文交流丰富多彩，为实现民心相通提供了条件。中越两国地理相连，文化同根同源，这是两国人文交流得天独厚的条件。胡志明在1945年9月2日宣布独立之日发表的《致华侨兄弟书》中指出：“我们越中两民族，数千年来，血统相通，文化相同，在历史上素称兄弟之邦。”革命战争年代，虽然两国之间的人文交流还未兴起，但为了共同的理想信念，两党领导人和两国人民之间已铸就了“同志加兄弟”的亲密关系，这已超越了一般国家间的人文交流关系。
在1991年中越关系正常化后，两国人员、货物往来日益密切，大量中国优秀影视作品进入越南，深受越南观众好评，两国文化交流得到迅速恢复和发展。近年来，中越两国人员往来和文化交流形式多样，内容丰富。在两党和两国各级政府的推动下，中越青年友好会见、人民论坛、媒体交流和记者互访、研究机构和专家学者间友好交流、边境联谊等各种形式的活动丰富多彩，为增进两国民众间的相互理解和友谊提供了多种平台和机制。然而，由于中越两国海上争议问题未能得到顺利解决，在国际环境变化和西方干扰等外部因素的影响下，两国民众之间因此产生了隔阂，互信度降低。在某些媒体的渲染和误导下，越南民众对华负面认知增多，这对构建中越命运共同体构成了重要的障碍和挑战。
中越人文交流事关两国民心向背。我们应充分发挥两国相同的文化基因、“同志加兄弟”的宝贵精神财富、共同的理想目标和价值观念等特殊优势和有利条件，继续增进两国交往，促进相互理解和信任，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从长远和大局出发，倡导合作共赢，在发展中解决问题，在合作中化解争议，为构建中越命运共同体扫清现实障碍。
2.新冠肺炎疫情背景下中越关系继续深化，彰显两国合作关系的潜力和韧性
2020年，世界各国的交流因新冠肺炎疫情影响而受到强烈冲击，世界经济和贸易规模大幅下降。然而，中越两国的经贸关系却继续呈现较快发展态势，助力两国成为世界上为数不多的实现经济正增长的经济体，充分彰显了两国关系的潜力和韧性。
2020年，中越经贸合作继续取得长足进展。据中国海关统计数据，2020年中越双边贸易额再创新高，达到1922.8亿美元，同比增长18.7%。中国继续保持越南最大贸易伙伴地位，是越南最大的进口市场和第二大出口市场；与此同时，越南继续保持中国在东盟的最大贸易伙伴地位，并成为中国的全球第六大贸易伙伴、第五大出口市场和第八大进口市场。2020年中越投资关系也取得了较快发展。中国对越直接投资达13.8亿美元，同比增长5.9%；中国企业在越南新签工程承包合同额49.5亿美元，同比增长12.7%。而据越南计划投资部统计数据，2020年中国对越投资额达到24.6亿美元，占越南吸收外国投资总额的8.6%，在112个对越投资的国家和地区中，中国位居第三，仅次于新加坡和韩国。
2020年，中国和越南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方面都取得了巨大成功，两国成为世界上少有的取得经济正增长的国家。这一方面源于两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另一方面得益于中越两国的相互帮助。在2020年中国疫情最严峻时，越南党、政府、政治社会组织以及人民通过适当的形式协助中国人民抗击疫情，赠予中国数批口罩和医疗设备物资；当中国疫情得到有效控制后，开始回馈越南的援助，多次向越南赠送抗疫物资。
2021年6月以来，为了帮助越南农产品加快进入中国市场的通关速度，中方加大了口岸的通关便利化措施。进入7月以来，变异新冠病毒德尔塔毒株开始在越南泛滥，感染人数从7月初的2万余人暴增到8月底的45万余人，河内、胡志明市相继封城，胡志明市还实施了军管。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政府提供15万剂疫苗对越实施“春苗计划”，为在越南旅居的华人、中越边境地区居民和有来华需求的越南公民优先接种疫苗，还无偿援助越南500多万剂疫苗，并优先满足胡志明市政府采购500万剂国药疫苗的计划。此外，中国人民解放军还向越南人民军援助20万剂疫苗。中越两国军队之间的团结合作，已成为中越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重要支柱。预计中越两国还将在防疫方面开展进一步的合作，包括合作生产疫苗、举办两国防疫抗疫经验交流等。此外，中国的地方政府如广西还将加大对越南的抗疫物资和疫苗援助，以帮助越南尽早摆脱疫情影响，早日恢复正常的生产和生活。中国成功抗疫的事实和慷慨实施国际援助的实际行动，有助于化解一些越南民众对华的错误认知，证明中国是值得信任、靠得住的好同志、好朋友、好邻居、好伙伴。
四、结论与展望
由于历史、地理、文化、制度等原因，中越关系超越了一般国家间关系，具有特殊性。这种特殊的双边关系既有利于合作的一面，也有一些难以按一般国际关系规则处理的难题。因此，中越两国之间需要探讨和建立符合两国具体情况的合作模式和合作路径。
构建中越具有战略意义的命运共同体具有坚实的理论基础、宝贵的历史经验和强大的实践动力，是新的历史时期维护和发展两国关系的正确方案。目前，中国和老挝已签署了“中老命运共同体行动计划”，启动两国命运共同体实施方案。该项计划中的中老铁路预计将于2021年底通车，老挝由此将从“陆锁国”变成中国和东盟之间的“陆连国”。中老之间还有多项合作在有序推进中，这些合作项目对老挝消除贫困、实现早日摆脱不发达国家状态的目标发挥了重要作用。中国、越南和老挝既是邻居，又同是社会主义国家，因此，中老命运共同体建设的实践经验可为构建中越命运共同体提供有益借鉴；与此同时，中越、中老命运共同体的构建，必将助力中国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构建命运共同体，从而促进世界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团结合作，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世界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作出贡献。
越共十三大后，新任越南外交部部长裴青山提出，越南将进一步深化与周边邻国、战略伙伴、全面伙伴、传统友好国家之间的关系。中国既是越南的邻国，又是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同时也是传统友好国家，因此，中国无疑将继续是越南外交的头等优先对象国。习近平总书记也多次强调，中越关系具有特殊意义，中国高度重视发展对越友好合作关系。可见，将两国关系提升为战略命运共同体，无疑契合了当前两国外交的总体路线方针和提升两国关系的战略要求。
2021年初召开的越共十三大制定了越南发展的“两个百年目标”，即到2030年越南共产党建党100年时，越南将成为工业朝着现代化方向发展的中等偏高收入国家；到2045年越南建国100年时，成为社会主义定向的发达国家。2021年，中国已经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并开启了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新征程，目标是到21世纪中叶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可见，中越两国的发展目标和方向是一致的、同步的。中越两党两国加强战略合作，无疑将有利于两国“百年目标”的实现。
当前，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越两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发展既有机遇，也面临重大挑战。中越两党两国应凝聚思想共识，加强战略互信，克服现实障碍，尤其是要妥善处理海上问题，以合作促发展，维护南海和平稳定，将中越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升级为中越具有战略意义的命运共同体，共同推动世界社会主义发展和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研究部主任、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网络编辑：同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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