恩格斯关于共产主义经济形态的阐释在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中具有极其重要的历史地位。在纪念恩格斯诞辰200周年之际，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各主要方面系统梳理恩格斯关于共产主义的经济思想，探讨其当代价值，对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与实践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一、恩格斯关于共产主义生产力发展的阐释
在生产力层面，恩格斯认为只有到了共产主义社会，生产力发展潜力才能得到充分的发挥。那时“人类支配的生产力是无法估量的”，“这种无法估量的生产能力，一旦被自觉地运用并为大众造福，人类肩负的劳动就会很快地减少到最低限度。”
（一）劳动方式的巨大进步
在恩格斯看来，由于消灭了资本主义私有制，作为共产主义社会生产力状况重要表现形式的劳动方式，在劳动时间、劳动性质和劳动分工方面，都将比资本主义劳动方式具有巨大进步性。
在劳动时间方面，共产主义社会的劳动时间大为缩短。恩格斯认为在劳动力利用层面，共产主义社会对劳动力的合理组织，可以利用资本主义社会“完全没有利用的或者利用得不够恰当的劳动力”，从而“每个人的一般工作时间就会比现在缩短一半”。在产品和生产资料的利用层面，即使在生产力发展的当前情况下，“只要有随着生产力的社会化这个事实本身出现的生产的提高，只要消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引起的阻挠和破坏、产品和生产资料的浪费，就足以使劳动时间在普遍参加劳动的情况下减少到从现在的观念看来非常少的程度”。
在劳动性质方面，由于消除了资本主义雇佣劳动的强制性质，共产主义社会的劳动实现劳动与享受的有机统一。恩格斯充分肯定傅里叶的自由劳动理论，即社会中的每个人从事“天生就爱好或者喜欢”的某种劳动，就必然能满足整个社会需要，因而资本主义制度采取的劳动强制手段并非必要，而且资本主义制度割裂了劳动与享受，“把劳动变成痛苦的事情，把欢乐变成大部分劳动者享受不到的东西”；只要在合理的制度下“每个人都能根据自己的兴趣工作”，劳动就能“成为一种享受”。恩格斯与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阐明了资本主义社会劳动对资本的从属性质，即“活的劳动只是增殖已经积累起来的劳动的一种手段”，从而使“资本具有独立性和个性，而活动着的个人却没有独立性和个性”。他们指出，共产主义社会的劳动具有自主性，即“已经积累起来的劳动只是扩大、丰富和提高工人的生活的一种手段”。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进一步阐明了共产主义社会劳动的快乐特性，即“一方面，任何个人都不能把自己在生产劳动这个人类生存的自然条件中所应参加的部分推到别人身上；另一方面，生产劳动给每一个人提供全面发展和表现自己全部的即体力的和脑力的能力的机会”。在此基础上，恩格斯提出了实现“生产劳动就从一种负担变成一种快乐”的条件，即生产资料的全面公有与按社会计划使用。其缘由在于，“当社会成为全部生产资料的主人，可以按照社会计划来利用这些生产资料的时候，社会就消灭了人直到现在受他们自己的生产资料奴役的状况。”
在劳动分工方面，由于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消灭与生产力的大发展，共产主义社会消除了包括体脑固定分工在内的旧式劳动分工，从而实现合理的分工和人的全面发展。一是指出旧的劳动分工的弊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共同指出了旧的劳动分工的消极后果，即自然形成而不是出于自愿的分工使得人本身的活动成为与人对立、压迫人的异己力量。在《共产主义原理》中，恩格斯指出产业分工限制了人的全面发展，即“每一个人都只能发展自己才能的一方面而偏废了其他各方面，只熟悉整个生产的某一个部门或者某一个部门的一部分。就是现在的工业也越来越不能使用这样的人了。”在《反杜林论》中，恩格斯进一步阐明在生产自发地发展起来的一切社会中，分工成为“生产资料奴役生产者”的手段；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大工业机器使得“不仅是工人，而且直接或间接剥削工人的阶级，也都因分工而被自己用来从事活动的工具所奴役”。二是指出消灭旧的劳动分工的客观必然性。在《共产主义原理》中，恩格斯认为“由整个社会共同地和有计划地来经营的工业，更加需要才能得到全面发展、能够通晓整个生产系统的人”；共产主义社会消除了限制人的自由发展的分工，即“任何人都没有特殊的活动范围，而是都可以在任何部门内发展，社会调节着整个生产”，尤其是因消除统治阶级对脑力劳动的垄断而消除了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的分工，从而实现“没有单纯的画家，只有把绘画作为自己多种活动中的一项活动的人们。”三是提出消除旧的劳动分工的条件与途径。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共同指出了消灭劳动分工的实质，即“私有制和分工的消灭同时也就是个人在现代生产力和世界交往所建立的基础上的联合。”在《共产主义原理》中，恩格斯提出，产业教育是消除旧的产业分工的重要途径，即“教育将使年轻人能够很快熟悉整个生产系统，将使他们能够根据社会需要或者他们自己的爱好，轮流从一个生产部门转到另一个生产部门。因此，教育将使他们摆脱现在这种分工给每个人造成的片面性。这样一来，根据共产主义原则组织起来的社会，将使自己的成员能够全面发挥他们的得到全面发展的才能。”同时，恩格斯强调废除私有制特别是资本主义私有制是消除旧的分工的条件。例如，在《共产主义原理》中，恩格斯指出消除旧的分工从而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是废除私有制的结果；在《反杜林论》中，恩格斯指出“摆脱了资本主义生产的局限性的社会……造就全面发展的一代生产者，他们懂得整个工业生产的科学基础，而且每一个人对生产部门的整个系列从头到尾都有实际体验”。四是提出共产主义合理分工的重要意义。在《论住宅问题》中，恩格斯写道：“正是由于这种工业革命，人的劳动生产力才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以致在人类历史上破天荒第一次创造了这样的可能性：在所有的人实行明智分工的条件下，不仅生产的东西可以满足全体社会成员丰裕的消费和造成充足的储备，而且使每个人都有充分的闲暇时间去获得历史上遗留下来的文化——科学、艺术、社交方式等等——中一切真正有价值的东西；并且不仅是去获得，而且还要把这一切从统治阶级的独占品变成全社会的共同财富并加以进一步发展。”
（二）远超过资本主义社会水平的各部门融合发展
首先，恩格斯认为共产主义每个部门生产力水平都远超过资本主义社会。恩格斯指出，即使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人类生产力已经能获得比以往更大的发展。以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农业为例，“资本、劳动和科学的应用，可以使土地的生产能力无限地提高。”；“‘人口过密’的大不列颠在十年内，将使粮食生产足以供应六倍于目前人口的需要。”；“资本日益增加，劳动力随着人口的增长而增长，科学又日益使自然力受人类支配。”[1]77但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的生产力发展受到资本主义生产目的和阶级关系的阻碍，从而使“生产的极限并不决定于挨饿的肚子的数目，而决定于有购买力的有支付能力的钱袋的数目”，以至于“资产阶级社会不希望，也不能希望生产得更多”。恩格斯认为就短期而言，如果消除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与阶级关系，现有的生产资料和交换手段足以形成远超过现有水平的更大生产力，即“把每个人的生产力提高到能生产出够两个人、三个人、四个人、五个人或六个人消费的产品；那时，城市工业就能腾出足够的人员，给农业提供同以前完全不同的力量；科学终于也将大规模地、象在工业中一样彻底地应用于农业；欧洲东南部和美洲西部的天然肥沃的极其富饶的地区将以空前巨大的规模进行开发。”
其次，恩格斯认为共产主义社会能够真正消灭城乡对立与实现工农业结合，从而进一步解放生产力。一是指出消灭城乡对立与实现工农业结合的重要意义。在产业发展方面，消灭城乡对立既是工业生产本身的直接需要，又是农业生产和公共卫生事业的需要，这是因为“只有通过城市和乡村的融合，现在的空气、水和土地的污毒才能排除，只有通过这种融合，才能使现在城市中日益病弱的群众的粪便不致引起疾病，而是用来作为植物的肥料。”在人的发展方面，消灭城乡对立与实现工农业的结合，既能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又能创造新的更高的生产力。其中，在农业人口发展方面，“只有使人口尽可能地平均分布于全国，只有使工业生产和农业生产发生密切的内部联系，并使交通工具随着由此产生的需要扩充起来——当然是以废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为前提，——才能使农村人口从他们数千年来几乎一成不变地栖息在里面的那种孤立和愚昧的状态中挣脱出来。”在工业的劳动者发展方面，消灭城乡对立与实现工农业的结合能够“造就全面发展的一代生产者，他们懂得整个工业生产的科学基础，而且其中每一个人都从头到尾地实际阅历过整整一系列生产部门，所以这样的社会将创造新的生产力，这种生产力绰绰有余地超出那种从比较远的地方运输原料或燃料所花费的劳动。”
二是指出废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消灭城乡对立与实现工农业结合的前提。资本主义社会决不能消灭城乡对立，反而不得不使城乡对立日益尖锐化，即“工厂城市把一切水都变成臭气冲天的污水。因此，虽然向城市集中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基本条件，但是每个工业资本家又总是力图离开资本主义生产所必然造成的大城市，而迁移到农村地区去经营。”因此，恩格斯提出，“要消灭这种新的恶性循环，要消灭这个不断重新产生的现代工业的矛盾，又只有消灭工业的资本主义性质才有可能”，“只有按照统一的总计划协调地安排自己的生产力的那种社会，才能允许工业按照最适合于它自己的发展和其他生产要素的保持或发展的原则分布于全国。”
总之，恩格斯关于共产主义生产力发展的阐释，并非凭空想象的，而是在辩证分析资本主义发展现实的基础上得出的必然结论。这些阐释揭示了共产主义生产力大发展的基本实现条件，即在生产资料全面公有基础上自觉地按计划生产（包括对人口生产可能的有计划的调节）和按计划分配。
二、恩格斯关于共产主义生产关系的阐释
在生产关系层面，恩格斯不仅阐述了共产主义生产关系发展的主要特征，而且阐明了共产主义生产关系对于共产主义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作用与重要意义。
（一）全社会生产资料公有权的制度确立：劳动人民整体占有生产资料
1、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内涵与实现方式
在恩格斯看来，只有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矛盾现实出发，才能阐明共产主义社会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内涵和实现方式。
首先，恩格斯认为共产主义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在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基础上建立生产资料公有制。在《共产主义原理》中，恩格斯强调“共同使用全部生产工具和按照共同的协议来分配全部产品”是共产主义社会的重要特征；共产主义社会“将消灭竞争，而代之以联合”，因为“竞争不过是单个私有者经营工业的一种方式，所以私有制同工业的个体经营和竞争是分不开的”。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和恩格斯鲜明地提出，“共产主义的特征并不是要废除一般的所有制，而是要废除资产阶级的所有制。”，因为“现代的资产阶级私有制是建立在阶级对立上面、建立在一些人对另一些人的剥削上面的产品生产和占有的最后而又最完备的表现。”。但他们同时强调，“共产主义并不剥夺任何人占有社会产品的权力，它只剥夺利用这种占有去奴役他人劳动的权力。”他们还驳斥了“私有制的消灭会导致生产活动终止与懒惰之风兴起”的观点，指出资本主义剥削的特点是“劳者不获，获者不劳”。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中，恩格斯指出生产资料公有制标志着“人类从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的飞跃”，因为“一旦社会占有了生产资料，商品生产就将被消除，而产品对生产者的统治也将随之消除”，即“社会生产内部的无政府状态将为有计划的自觉的组织所代替”；人类自身的社会行动规律“一直作为异己的、支配着人们的自然规律而同人们相对立”，而生产资料公有制消除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而代之以社会生产的计划化和自觉化，则使人类“熟练地运用”这些规律，从而“第一次成为自然界的自觉的和真正的主人”，“才完全自觉地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
其次，恩格斯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矛盾现实出发，提出了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实现方式。一是指出无产阶级取得政治统治后逐步实行国家所有制是实现生产资料公有制的根本方式。在《神圣家族》中，马克思恩格斯共同指出，无产阶级只有消灭自己的对立面（即私有财产）才能获得胜利，并与私有财产一样都会消失。在《共产主义原理》中，恩格斯提出无产阶级革命胜利后建立的民主的国家制度，必须逐步实行“直接向私有制发起进攻和保障无产阶级生存”的12条措施，以逐步实现生产资料的国家所有制，即“把全部资本、全部农业、全部工业、全部运输业和全部交换都越来越多地集中在国家手里”。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鲜明地指出，无产阶级为逐步实现生产资料国家所有制而需要采取的措施具有强制性，强调“共产主义革命就是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而无产阶级通过工人革命上升为统治阶级后，“首先必须对所有权和资产阶级生产关系实行强制性的干涉”来“一步一步地夺取资产阶级的全部资本，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即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手里，并且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他们指出，尽管这些强制性的措施会因国家而不同，但最先进的国家都可以采取10条主要措施，即“剥夺地产，把地租用于国家支出”、“征收高额累进税”、“废除继承权”、“没收一切流亡分子和叛乱分子的财产”、“通过拥有国家资本和独享垄断权的国家银行，把信贷集中在国家手里”、“把全部运输业集中在国家手里”、“按照共同的计划增加国家工厂和生产工具，开垦荒地和改良土壤”、“实行普遍劳动义务制，成立产业军”、“把农业和工业结合起来，促使城乡对立逐步消灭”、“对所有儿童实行公共的和免费的教育”并取消资本主义的儿童工厂劳动、“把教育同物质生产结合起来”等等。二是指出合作生产是向完全共产主义经济过渡的中间环节。在《恩格斯致奥古斯特?倍倍尔》中，恩格斯建议在向完全的共产主义经济过渡的阶段，“必须大规模地采用合作生产作为中间环节”，但必须“使社会（即首先是国家）保持对生产资料的所有权”，从而保证“合作社的特殊利益就不可能压过全社会的整个利益”。
2、公有制的全面确立能够彻底消灭人力物力的浪费
在恩格斯看来，只有消灭私有制尤其是资本主义私有制，才能消灭人力物力的的浪费，从而为生产力的大发展创造条件。
首先，恩格斯认为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全面确立，能够消除资本主义社会固有的劳动力浪费。一是消除资本主义社会有钱人奢侈生活造成的劳动力浪费。在《在爱北斐特的演说》中，他举例阐明在富翁的公馆和内室，许多侍者服侍一个人，“因而弄得无事可干，或者至多也只做些由于生活在与世隔绝的小天地中而必须做的工作”，一天中只有很少的时间“使他们的主人生活得愉快，使他们的主人易于自由地发挥和利用自己的人的特性和才能”，而大部分时间做着“仅仅由于我们的社会关系安排得不好而产生的事情”。因此，恩格斯提出，在合理地组织起来的社会里，“目前浪费在服侍人们过奢侈生活出劳动力自然就转而”为社会和劳动者自己造福。二是消除资本主义竞争造成的失业。在《在爱北斐特的演说》中，恩格斯指出资本主义竞争使大批想工作的人却得不到工作，从而造成劳动力的浪费，如果竞争迫使“每一个人都不得不去抢夺别人的饭碗，用一切办法挤掉别人的工作”，则失业就更加严重。恩格斯分析说，虽然大量“不得不采取某种方式出卖自己的失业者……对社会毫无益处，社会还是要通过某种方式来养活他们”，而“在竞争统治着一切的现代社会（即资本主义社会——引者注）”，却无法使这些失业者“能正大光明地谋生”。因此，恩格斯强调共产主义社会通过生产资料公有制“把个别的力量联合成社会的集体力量，以从前彼此对立的力量的这种集中为基础来安排一切，才是劳动力的最大的节省”。
其次，恩格斯认为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全面确立能够消除资本主义社会的物力浪费。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中，恩格斯揭露资产阶级对生产资料和产品的私人占有，“从而对政治统治、教育垄断和精神领导地位的占有”，不仅已经“成为多余的，而且在经济上、政治上和精神上成为发展的障碍”。其中，资产阶级的经济破产（即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有规律地每十年重复一次”。这类周期性爆发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造成资本主义社会无法充分利用已有的生产力和产品，从而造成了生产力和产品的浪费和破坏，而“这种浪费和破坏在目前是生产的无法摆脱的伴侣，并且在危机时期达到顶点”。由此恩格斯提出，“生产资料由社会占有，不仅会消除生产的现存的人为障碍，而且还会消除生产力和产品的有形的浪费和破坏”，“还由于消除了现在的统治阶级及其政治代表的穷奢极欲的挥霍而为全社会节省出大量的生产资料和产品”
3、公有制的全面确立能够在经济社会领域实现真正的男女平等
在恩格斯看来，只有消灭私有制，才能消除劳动关系和家庭婚姻关系中的男女不平等，从而在经济社会领域实现真正的妇女解放。
首先，恩格斯认为只有消灭私有制，才能消除劳动关系中的男女不平等，从而实现真正的妇女解放。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恩格斯指出了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建立对于实现妇女解放的决定性意义，即“妇女解放的第一个先决条件就是一切女性重新回到公共的事业中去；而要达到这一点，又要求消除个体家庭作为社会的经济单位的属性。”；“随着生产资料转归公有，个体家庭就不再是社会的经济单位了。私人的家务变为社会的事业。”在《恩格斯致盖尔特鲁黛·吉约姆—沙克》中，恩格斯指出，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从而消灭资本主义剥削，才能真正实现男女平等，即“只有在废除了资本对男女双方的剥削并把私人的家务劳动变成一种公共的行业以后，男女的真正平等才能实现。”
其次，恩格斯认为公有制的全面确立才能消除家庭婚姻关系中的男女不平等。一是要消灭以资本主义私有制为基础的公妻制，而不是实行公妻制。在《共产主义原理》中，恩格斯指出，“公妻制完全是资产阶级社会的现象，现在的卖淫就是公妻制的充分表现。卖淫是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它将随着私有制的消失而消失。”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指出，资本主义社会的正式的和非正式的卖淫都是以资本主义私有制为基础的：资产阶级家庭是“是建立在资本上面，建立在私人发财上面的”，“而无产者的被迫独居和公开的卖淫则是它的补充”，以至于“资产者不以他们的无产者的妻子和女儿受他们支配为满足，正式的卖淫更不必说了，他们还以互相诱奸妻子为最大的享乐”；“随着现在的生产关系（即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引者注）的消灭，从这种关系中产生的公妻制，即正式的和非正式的卖淫，也就消失了。”。二是要实现真正的专偶制。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恩格斯指出了资本主义社会专偶制的局限性，即只是妻子的专偶制而不是真正意义的丈夫的专偶制，写道：“专偶制的产生是由于大量财富集中于一人之手，也就是男子之手，而且这种财富必须传给这一男子的子女，而不是传给其他人的子女。为此，就需要妻子方面的专偶制，而不是丈夫方面的专偶制，所以这种妻子方面的专偶制根本不妨碍丈夫的公开的或秘密的多偶制。”恩格斯认为，随着生产资料转归社会所有，才能消除妇女为金钱而献身的经济基础，从而实现真正的专偶制。恩格斯还提出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消灭以后的两性关系的秩序图景，即“这一代男子一生中将永远不会用金钱或其他社会权力手段去买得妇女的献身；而这一代妇女除了真正的爱情以外，也永远不会再出于其他某种考虑而委身于男子，或者由于担心经济后果而拒绝委身于她所爱的男子”。
（二）全社会按需分配的制度确立：个人合理平等地直接占有消费资料
恩格斯在指出资本主义分配原则弊端的基础上，澄清了对共产主义按需分配原则的错误理解，系统阐明了按需分配原则。
首先，恩格斯辩证分析了体现平等的分配标准与分配原则。一是指出按才能分配的原则不利于实现分配平等。在《大陆上社会改革运动的进展》中，恩格斯指出了圣西门派公社分配原则中按社员才能分配原则的局限性，赞同德国共和主义者白尔尼的观点，即按才能分配不利于实现分配平等，“才能不该给以报酬，而应看做先天的优越条件；因此为了恢复平等，必须从有才能的人应得的产品中间扣除一部分”。二是指出由于消除了劳动分工和社会负担教育费用，简单劳动与复合劳动的差别不是共产主义社会的生活资料的分配依据。在《反杜林论》中，恩格斯指出，“在私人生产者的社会里，培养熟练的劳动者的费用是由私人或其家庭负担的，所以熟练的劳动力的较高的价格也首先归私人所有”；“在按社会主义原则组织起来的社会里（从上下文论述看，此处指的是共产主义社会。——引者注），这种费用是由社会来负担的，所以复合劳动的成果，即所创造的比较大的价值也归社会所有”，而“工人本身没有任何额外的要求”。三是强调劳动者组成的社会全体获得全部劳动成果，而不是每个劳动者个人获得自己的全部劳动成果。在《论住宅问题》中，恩格斯指出，在受现代大工业制约的社会生产的条件下每个人获得“自己的十足的劳动所得”，应该理解为：“不是每一单个工人成为这种‘自己的十足的劳动所得’的所有者，而是纯粹由工人组成的整个社会成为他们劳动的总产品的所有者”；社会总产品的分配分为三部分：“一部分分配给自己的成员去消费，一部分用以补偿和增加自己的生产资料，一部分储存起来作为生产和消费的后备基金”。
其次，恩格斯对共产主义的社会产品分配方式进行了系统阐释。一是指出共产主义社会中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具有不同的分配原则，即生产资料归社会占有，生活资料和享受资料归个人占有。在《反杜林论》中，恩格斯指出，资本主义占有方式的弊端在于使“产品起初奴役生产者而后又奴役占有者”，必然“让位于那种以现代生产资料的本性为基础的产品占有方式：一方面由社会直接占有，作为维持和扩大生产的资料，另一方面由个人直接占有，作为生活资料和享受资料”；而资本主义占有方式退出历史舞台的条件是，“由社会公开地和直接地占有已经发展到除了适于社会管理之外不适于任何其他管理的生产力”，使得“人们按照今天的生产力终于被认识了的本性来对待这种生产力”，从而“社会的生产无政府状态就让位于按照社会总体和每个成员的需要对生产进行的社会的有计划的调节”。二是强调共产主义社会中人们合理需要的满足程度在生产力不断进步的基础上渐进式提高。在《在爱北斐特的演说》中，恩格斯从现实出发，提出了通过全面改组济贫所（即在移民区内安置所有失业公民并使其从事为全移民区造福的劳动）、征收普遍的资本累进税等体现共产主义原则的改革计划。在《卡尔.马克思》中，恩格斯提出，在联合起来的无产阶级掌握社会生产力后建立的新制度中，“社会的每一成员不仅有可能参加社会财富的生产，而且有可能参加社会财富的分配和管理，并通过有计划地经营全部生产，使社会生产力及其成果不断增长，足以保证每个人的一切合理的需要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得到满足”。三是强调分配方式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生产和社会组织的进步而改变。在《恩格斯致康拉德·施米特（8月5日）》中，恩格斯指出，“分配方式本质上毕竟要取决于有多少产品可供分配，而这当然随着生产和社会组织的进步而改变，从而分配方式也应当改变。”四是提出共产主义社会中生活条件方面的不平等可以减少到最低程度，但不可能完全消除。在《恩格斯致奥古斯特·倍倍尔》中，恩格斯指出，“在国和国、省和省、甚至地方和地方之间总会有生活条件方面的某种不平等存在，这种不平等可以减少到最低限度，但是永远不可能完全消除。”
（三）全社会计划调节经济的制度确立：自觉调节生产、交换和分配
恩格斯在指出资本主义生产无政府状态的弊端的基础上，系统论证了共产主义全社会自觉有计划地生产、交换和分配的重要意义，阐明了有计划地调节整个国民经济活动的核心要义。
首先，恩格斯在指出资本主义生产无政府状态弊端的基础上，系统论证了共产主义社会全社会自觉有计划地调节经济活动的客观必然性。一是指出只有全社会自觉有计划地调节经济活动，才能克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严重弊端。在《在爱北斐特的演说》中，恩格斯以北美产的棉花的流通环节为例说明，投机商、代理人、出口商、经纪人、转运商、批发商和零售商等中间人都没有参加生产，却都从中获取利润，从而造成劳动力的巨大浪费；“在合理地组织起来的社会中，就不会有这样繁杂的运输方法”，而且通过适时地预先确定消费需要而“大大节省了劳动力，而且不必付给投机商、大小商人以利润”。在《反杜林论》中，恩格斯举例说明，要消灭具有污染性的资本主义大工业不断地从城市迁往农村而引发的非城市化，“只有消灭现代工业的资本主义性质才有可能”；“只有按照一个统一的大的计划协调地配置自己的生产力的社会，才能使工业在全国分布得最适合于它自身的发展和其他生产要素的保持或发展。”二是指出只有全社会自觉有计划地调节经济活动，才能推进经济社会的巨大进步。在《自然辩证法》中，恩格斯指出，全社会自觉有计划地调节经济活动，在社会方面便能把人从其余的动物中提升出来，从而使生产力突飞猛进地发展。恩格斯赞同达尔文的观点，即“经济学家们当做最高的历史成就加以颂扬的自由竞争、生存斗争是动物界的正常状态”，提出“只有一种有计划地生产和分配的自觉的社会生产组织，才能在社会方面把人从其余的动物中提升出来”，从而使“人自身以及人的活动的一切方面，尤其是自然科学，都将突飞猛进，使以往的一切都黯然失色”。
其次，恩格斯指出了全社会自觉有计划地调节经济活动的实现方式。一是指出全社会自觉有计划地调节经济活动的基础是社会占有全部生产资料。在《反杜林论》中，恩格斯提出“当社会成为全部生产资料的主人，可以在社会范围内有计划地利用这些生产资料的时候，社会就消灭了迄今为止的人自己的生产资料对人的奴役。”二是指出全社会自觉有计划地调节经济活动的基本内容。在《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中，恩格斯提出在合理的社会中，“社会应当考虑，靠它所支配的资料能够生产些什么，并根据生产力和广大消费者之间的这种关系来确定，应该把生产提高多少或缩减多少，应该允许生产或限制生产多少奢侈品”。在《反杜林论》中，恩格斯强调社会占有生产资料从而使个人劳动直接成为社会劳动的条件下，“社会也必须知道，每一种消费品的生产需要多少劳动”；社会必须按照生产资料和劳动力安排生产计划；“各种消费品的效用（它们被相互衡量并和制造它们所必需的劳动量相比较）最后决定这一计划”。三是提出货币的消亡是全社会自觉有计划地调节经济活动的必然结果。恩格斯在《共产主义原理》中写道：“当全部资本、全部生产和全部交换都集中在国家手里的时候，私有制将自行灭亡，金钱将变成无用之物”。
三、恩格斯关于共产主义经济思想的当代价值
习近平指出：“要深刻认识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辩证关系”。恩格斯关于共产主义经济形态的阐释，为我们从经济视角辩证看待共产主义的历史进程和远大理想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辩证关系提供了科学指南。具体可从以下几个维度进行分析。
（一）共产主义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生产力基础方面的内在联系和辩证统一性
恩格斯关于共产主义社会生产力发展的理论启示我们，必须认清共产主义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生产力基础方面具有内在联系和辩证统一性，新时代必须高质量地发展生产力。
首先，尽管在生产力发展水平上存在阶段性的较大差异，但两者都建立在相对发达的社会化大生产基础上。如前文所述，恩格斯指出，共产主义社会使生产力发展潜力得到充分的发挥，在各部门生产力水平、工农业的结合和劳动方式的进步等方面都远超过现有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经具备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并“创造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一个国家经济高速增长持续时间最长的奇迹”。新时代我国将高质量地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使生产力的发展逐步达到世界顶尖水平，为最终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奠定生产力的基石。
其次，尽管在生产力发展的制度条件上存在成熟程度的差异，但两者都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运用自觉的经济调节，从而较充分发挥资本主义私有制条件下受到限制的生产力发展潜力。如前文所述，恩格斯关于共产主义生产力发展的阐释，都阐明了共产主义生产力大发展的基本实现条件，即在生产资料全面公有基础上自觉的按计划生产和按计划分配。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主体、国有制为主导，贯彻按劳分配原则，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更好发挥国家在经济调节中的主导作用，尤其是要在涉及生产力大发展的关键核心科技领域建立新型举国体制。
（二）共产主义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生产关系方面的内在联系和辩证统一性
恩格斯关于共产主义社会生产关系发展的理论启示我们，必须认清共产主义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生产关系方面的内在联系和辩证统一性，新时代必须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
首先，共产主义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产权制度方面具有内在联系和辩证统一性。恩格斯强调生产资料所有制对于生产力发展、分配、经济调节、国家和阶级、文化发展的根本性决定意义，强调只有在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基础上全社会整体占有生产资料，才能消灭人力物力的的浪费，无产阶级取得政治统治后逐步实行国家所有制是实现生产资料公有制的根本方式，而在向完全的共产主义经济过渡的阶段，大规模合作生产是实现生产资料公有制的中间环节，但必须使社会（即首先是国家）保持对生产资料的所有权。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制（包括全民所有制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为主体，国有制为主导。其中，“社会主义国企作为全民所有的人民企业，天然具有依靠人民服务人民的人民性和遵从社会化大生产客观规律的计划性”。由此可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生产资料公有制符合恩格斯阐明的无产阶级取得政治统治后生产资料公有制实现方式的层次性与渐进性原则，与共产主义公有制在质的方面具有内在统一性，在量的方面主要体现在成熟程度的差别。新时代必须坚持公有制为主体、非公制为辅体的产权制度，在规范发展和引导非公经济的同时，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
其次，共产主义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分配原则方面具有内在联系和辩证统一性。恩格斯阐明共产主义按需分配原则的科学内涵是个人合理平等地直接占有消费资料，生活资料和享受资料归个人占有，人们合理需要的满足程度在生产力不断进步的基础上渐进式提高，分配方式本质上取决于有多少产品可供分配。而基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生产力水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行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原则。因此，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占主体地位的按劳分配原则与共产主义较高阶段的分配原则，本质上都是在辩证扬弃“劳者不获，获者不劳”资本主义分配原则的基础上，贯彻以劳动人民为中心的分配原则，从而具有内在统一性。新时代我国必须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按资分配为辅体的分配制度，不断缩小财富和收入的过大差距，提升共富共享的分配水平。
第三，共产主义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经济调节方面具有内在联系和辩证统一性。恩格斯阐明只有全社会自觉有计划地调节经济活动，才能克服资本主义生产无政府状态引发的人力物力浪费，推进经济社会的巨大进步。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将国家调节规律( 或计划规律) 与市场调节规律( 或价值规律) 相结合，从而形成在功能上良性互补、效应上协同的有机经济调节整体，以实现按比例分配社会劳动的客观规律。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国家经济调节与共产主义较高阶段的全社会自觉有计划地调节经济活动，在质的方面都是要克服资本主义生产无政府状态而实现不同程度的自觉主动性经济调节，从而具有内在统一性。新时代我国必须坚持以国家调节国民经济为主导、市场调节一般经济资源为基础的调节制度，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促进提高内循环为主体的内外双循环的全面对等开放水平。
总之，恩格斯关于共产主义经济的系统阐释，对于辩证看待共产主义经济形态、历史进程，深刻认识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内在联系和辩证关系，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它启示我们，作为广义共产主义社会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狭义共产主义是指广义共产主义的高级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尽管在生产力水平、生产关系成熟程度与共产主义的高级阶段存在巨大差距，但在生产力基础、生产关系性质等方面与共产主义的高级阶段具有内在统一性和渐进过渡性。而那种“认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是‘共产主义社会初级阶段 (第一阶段)的初级阶段’的观点，其实质在于不承认今天现实中的我国社会主义属于科学社会主义，在于没有把握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科学内涵。”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实践中，我们要将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有机统一起来，“既不能离开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实现民族复兴的现实工作而空谈远大理想，也不能因为实现共产主义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就讳言甚至丢掉远大理想。”；“我们现在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向着最高理想所进行的实实在在努力。”
（作者：高建昆，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外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程恩富，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学术委员会副主任、特聘首席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
来源：《当代经济研究》2020年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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