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解体前，受多种因素影响，苏共基层党组织涣散，基层党组织和党员不再发挥先锋队作用。在苏共被宣布停止活动、苏联宣告解体的情况下，基层党组织也自行解散。给人们的普遍印象是，当时苏共1650万党员并没有人为党公开呼吁抗争。广大党员的“沉默”，既有其民主权、对党内情况的知情权不够，意识形态领域混乱带来的无所适从、多党制将共产党变成了几百个“党之一”等历史的和客观的原因，也有广大党员对党的各级官员贪污腐败、对党的领导人所执行的错误的改革路线不满等主观因素。另外，苏共党员并没有完全消沉，他们通过写信、对个别领导人和不正常的社会现象进行公开批评，甚至自杀来抗争，党员的大规模退党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向违背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违背社会主义原则的改革的领导者抗争的表现。
一、混乱中的“平静”
自苏联解体后，关于苏联解体的原因就成了一个热议不衰的话题。人们从历史的和当下的、客观的和主观的、内部的和外部的各个方向探寻其原因。同时有人提出了这样的疑问：苏共垮台、苏联解体时，苏共的上千万基层党员在做什么？他们是怎么想的？有没有人站出来维护和捍卫党？在没有掌握足够材料的情况下，这个问题很难回答。而当代俄罗斯历史学家罗伊·麦德维杰夫在其著作《苏联的最后一年》中的一个场景描述却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1991年8月23日，当苏共中央和俄共中央的部分工作人员离开位于老广场的苏共中央办公大楼时，大批示威人群汇集在大楼的出口，对那些走出大楼的工作人员大声叫喊，“俨然就是一场革命。有人冲着库普佐夫喊道‘揍他！’有人抢走了一位女工作人员的书包，并仔细地翻看着，显然是想寻找秘密文件。他们的表现极其蛮横无理，对我们党来说，这简直是一场灾难”(［俄］罗伊·麦德维杰夫：《苏联的最后一年》，王晓玉、姚强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142页。)！第二天，戈尔巴乔夫宣布辞去苏共总书记职务，建议苏共中央自行解散。苏共的执政历史就这样结束了。
从那时起，近30年过去了，作为亲历者的苏联原政要、当代俄罗斯历史学家、政论家、媒体评论人，还有西方国家派驻苏联的工作人员，就戈尔巴乔夫改革和苏联解体的过程写了大量的回忆录或者历史著作。在他们的笔下，有波罗的海国家一个接着一个要求独立，有南高加索地区以及其他地方的民族流血冲突，也有“8·19”事件中开向莫斯科街头的坦克……人们从各个角度记录了戈尔巴乔夫改革后期苏联的混乱。但是，在多数人的回忆中，当戈尔巴乔夫宣布苏共自行解散和联盟解体时，莫斯科街头却“很平静”。甚至俄联邦总统叶利钦在1991年11月6日签署命令，停止苏共和俄共在俄联邦境内的一切活动，解散其一切组织机构时，许多人不仅很平静，还“有如释重负的感觉”(［俄］罗伊·麦德维杰夫：《苏联的最后一年》，王晓玉、姚强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168-169页。)。对此，有中国学者发出感叹：苏共垮台、苏联解体，作为苏共基础的基层党员态度冷漠，无人起而捍卫自己的党，“竟无一人是男儿”(秦晖：《苏共末日尚有一人是“男儿”》，http://star.news.sohu.com/20130327/n370530427.shtml。)！
2013年-2014年，当全世界因乌克兰危机关注俄罗斯时，人们看到的是一位“为了国家利益”敢跟美国叫板、甚至敢跟整个西方世界叫板的俄罗斯“硬汉”总统，还有他身后占80%以上支持率的俄罗斯民众。在过去的一年多时间里，“战斗民族”是人们经常用到的对俄罗斯人的称呼。可以说，俄罗斯不缺血性男儿，这也是半个多世纪前那场艰苦卓绝的卫国战争就已经向全世界诠释了的事实。但是，苏共垮台、苏联解体时，为什么竟然没有热血男儿为了自己的党、为了自己的国家起而抗争？
实际上，仅仅从罗伊·麦德维杰夫的描述，或者一些苏联前政要的回忆，抑或其他当事人在苏联解体前后莫斯科街头所看到的场景中就得出“苏共垮台没有一个党员抗争”的结论，还是简单了一些，毕竟这是有着接近两千万党员的大党，每个城市、每个地方面临的情况不同，党员们的思想状况也不一样，对于这个问题的回答不应该一言以蔽之。
二、基层党组织和党员为何沉默
综观整个苏联历史，尤其是基层党组织的形成与发展历史，从基层党组织作用的发挥，或者从基层党员的政治信仰、基层党组织的管理与日常生活等方面看，苏共基层党员对党的思想认识有一个前后变化的过程。他们曾经在苏维埃政权初建时、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在国家处于危难时刻积极响应党的号召，为保卫国家、建设国家发挥了巨大作用。但在苏共被解散、国家解体这种决定党和国家命运的生死关头，基层党员却没有“振臂一呼”，有其历史和现实的原因。
第一，苏共后期，民主集中制成了形式，基层党员难以行使真正的民主权利，更无权决定党和国家的命运。这也是个别高层领导的背叛能得逞的一个原因。
列宁在十月革命前后对基层党组织的作用、党的组织纪律、民主与集中制原则、动员与发挥基层党员的积极性和革命热情等有过很多论述，他在自己的革命实践中也身体力行，经常到基层党员和普通群众中做深入细致的宣传工作(李燕：《苏维埃政权初期列宁的基层党组织建设理论与实践》，《西伯利亚研究》2010年第1期。)。因此，布尔什维克党的队伍在十月革命前后迅速扩大，党员的积极性与革命热情在打退国内外反革命进攻、内战后恢复生产过程中得到极大发挥。广大党员忘我地参加保卫苏维埃政权的战斗，积极踊跃地加入星期六义务劳动的行列里。甚至在国家出现了“粮荒”，需要到农村去说服农民交粮，与藏匿粮食的富农进行斗争的时刻，共产党员组成的“工作队”也成了农村政治舞台的主角。尽管当时很多党员作为“城里人”并不十分了解农民的生活，他们所做的工作也不完全受农民欢迎，但是那些党员的确是满怀热情、十分忠诚地去完成党所交给的工作。后来，在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以及卫国战争中，广大党员也积极踊跃地肩负责任，与“富农”展开斗争，在各个领域争当斯达汉诺夫工作者，在战场上不惜生命地保卫国家。在卫国战争后的恢复与重建中，以及20世纪中后期的社会主义建设中，党员也是各行各业的主要力量。
不过，列宁当初强调的民主集中制原则在后来已经逐步地发生了变化：从最初可以畅所欲言地展开批评与自我批评，到组织决策，甚至最后领导人的一言一行，一个微笑或者一个不悦的表情都可以决定某个人的命运。党组织结构中的层级关系越来越鲜明，权力越来越集中，基层党员的主动性与民主参与权也越来越小。并且，随着党的高层领导干部享有的特权越来越大，他们与基层党员的距离也越来越远。当然，赫鲁晓夫时期和勃列日涅夫前期苏共也曾经尝试过改革，但那些改革不是使官僚机构因职责划分更细而复杂化，引起各级党组织在管理上的混乱，就是因领导人的不思进取而不了了之。到勃列日涅夫后期，如阿夫托尔哈诺夫的比喻那样，层层级级的党的官僚结构以稳固的“金字塔”形状确定下来：执掌国家命运与权力的是在塔尖上的政治局，由3万名党的书记构成的“书记集团”，几百万党的干部组成的“委员会集团”处于金字塔的中间享有或大或小的权力，而最下层的1600万党员和候补党员并没有实权([苏]阿夫托尔哈诺夫：《勃列日涅夫的力量和弱点》，杨春华、张道庆译，北京：新华出版社，1981年，第77页。阿夫托尔哈诺夫写这本书是在1979年，这是当时的党员数量。)。阿夫托尔哈诺夫是站在反对派的立场上看待和分析苏联共产党的，我们不能因为他的描述就断定苏共基层党组织完全没有民主权利，但事实上，广大基层党员的确对关乎国家和党的命运的重大政治问题很少有发言权，更不要说决定权。基层党组织的先锋队作用，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主动性和创造力越来越小。他们所接受的组织纪律就是服从，如果不想服从，就只能选择沉默，或者一级一级地写信申诉，或在私下里表达不满。在此情况下，出现了所谓“耳语者”“夜间人”现象(英国历史学家、俄罗斯历史专家奥兰多·费吉斯用这样的词来形容苏联个人权利受到侵害、自由表达权受到严重压制时代人们的情况。见［英］奥兰多·费吉斯：《耳语者：斯大林时代苏联的私人生活》，毛俊杰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更普遍的则是“沉默的大多数”。
从党内民主角度说，戈尔巴乔夫改革时期的“民主化”和“公开性”的确给了基层党员一些表达意见的权利，不过，这种做法并没有解决基层党员民主权利、党内民主集中制问题，反而造成了思想混乱。而在制定改革决策的过程中，体现基层党员意见的内容依然很少。更重要的是，当戈尔巴乔夫把改革的目标由“完善社会主义社会”变为“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提出“必须根本改造我们的整个社会大厦：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王正泉等编：《苏联东欧大事记》，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第199页。)，要彻底摧毁“极权”制度，并且在实践中实行背离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则、背叛社会主义的改革路线时，尽管很多基层党员不赞同，但直接表达诉求的渠道很少，他们写给一些机关和媒体的“申诉信”绝大多数也被压了下来。在此情况下，1991年8月19日，亚纳耶夫等人挽救联盟的最后一次努力，并没有得到基层党员积极响应，而当时走上街头的，倒是叶利钦“激进派”的支持者(当然，这里有一个客观因素是，苏联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发表的《告苏联人民书》中有“禁止集会、游行，必要时可实行宵禁”的规定。)。至于推倒联盟的“别拉韦日协议”，只是几个人密谋的结果，更与广大党员的意见无关。就此意义说，当党和国家的命运取决于部分精英时，基层党员的“平静”看似冷漠，更多的则是不知情或无能为力。
第二，苏共历史上的清党，在一定程度上纯洁了党的队伍，但苏共后期，还是出现了党的队伍不纯，部分干部不思进取的情况，甚至党内不乏信仰缺失的机会主义分子、投机钻营者，在基层党员中产生消极影响和起到负面作用。
苏共在苏维埃政权初期以及20世纪30年代后期、50年代初期进行过几次较大规模的清党。苏共历史上的清党，最初是为了清理资产阶级的残余以及投机主义者（如1919年和1922年），到了30年代，则以党内反对派和混进苏维埃政权内部的“第五纵队”为主要目标。从党的队伍建设角度看，清党是必要的，在那些被清洗的人中间的确有一些资产阶级分子，或者被西方国家买通、企图破坏并颠覆苏维埃政权的敌对分子，或破坏集体农庄的“富农”分子。不过，清党也出现了扩大化的错误，最严重的情况就是20世纪30年代的“大清洗”，造成了一大批蒙冤受屈者，他们在很多年间承受了不公正对待。正如莫洛托夫所回忆的：“我们进行过几次清党，简单点说，有过几次……十分激烈的清党。也犯过不少错误。”(《莫洛托夫密谈录——与莫洛托夫140次谈话》，刘存宽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2年，第402页。)为那些冤假错案平反，主要是在赫鲁晓夫时期和戈尔巴乔夫时期。平反冤假错案并没有错，这是党纠正自身错误、赢得广大党员与群众信任的举动。不过，赫鲁晓夫和戈尔巴乔夫时期在平反冤假错案的过程中，都伴随着对斯大林和斯大林主义的批判，并且也都不同程度地带来党员和普通民众思想上的混乱以及社会动荡，甚至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产生了很大的消极影响，并成为西方敌对势力攻击苏共领袖、攻击苏联社会主义制度的主要口实。后来，就该不该清党这个问题，莫洛托夫总结道：“1937年是必要的……我们幸亏有了个1937年，战时才没有出现第五纵队……布尔什维克党内有些人是好的，是忠诚的。但是，一旦有事，他们会吓得发抖，会投敌。”(《莫洛托夫密谈录——与莫洛托夫140次谈话》，刘存宽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2年，第401页。)的确，“大清洗”制造了诸多冤假错案，给蒙冤者个人及家庭带来了无法弥补的伤害，也或多或少影响到他们对党的认识。但结合苏联当时所处的国际国内环境看，党内“第五纵队”并非空穴来风，存在着某些敌对势力从内部攻破的危险，清党在一定程度上有其必要性。
一个可以用来比较的现象，就是勃列日涅夫时期不再有大规模清党，但在他执政后期却出现了党的干部队伍“过度稳定”与成分复杂的情况：领导干部任职时间过长，甚至是终身制，导致部分干部不思进取，老好人主义盛行；庞大的干部队伍成分复杂、良莠不齐，一些处于领导地位的党员作风不踏实，理论素养低，有的干部根本不能胜任其职。在一些地方甚至出现“明码标价”买官卖官现象(参见李燕：《勃列日涅夫时期苏共官员的腐败及影响》，《红旗文稿》2013年第7期。)，基层组织成为一部分党员晋升的阶梯。还有一部分共产主义信仰不坚定的机会主义分子、投机钻营者也混进党内，当苏联后期改革遇到困难时，这些人不是精诚团结、共度时艰，而是自拆台脚，有的党员干部甚至摇身一变成了“反对派”，加入其他政党组织中，当上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急先锋”。他们为了个人和集团的利益不惜损害党和国家的利益，其行为败坏了党的名声，动摇了广大党员群众对党的信仰，也严重挫伤了基层党员对党的事业的参与热情和积极性。
第三，自赫鲁晓夫时期起，特别是在戈尔巴乔夫时期，在意识形态领域批判党的领导人，否定社会主义制度，搞乱了党的思想，导致基层党员无所适从。
赫鲁晓夫先是在苏共20大上批判斯大林，后来又在全国开展“非斯大林化”运动，在广大党员中引起了极大的思想混乱。自那之后，西方国家加紧开展和平演变，“撬开”了苏联社会的意识形态屏障，斯大林的苏联被称为“极权主义”国家，反社会主义思潮悄悄泛起。30年后，当戈尔巴乔夫号召“民主化”“公开性”、揭开历史“空白点”，甚至实行“毫无保留、毫无限制的公开性”时，苏共上层的煽动和渲染，在一段时期内收到了远超苏共20大的效果：大批历史的、文学的著作纷纷登上媒体，大肆批判斯大林和斯大林主义，并把批判扩展到“斯大林的导师”列宁以及作为“斯大林的战友”的苏共其他领导人。后来，在苏联甚至出现了“谁批判这个制度谁就会受到欢迎”的混乱局面，西方自由民主价值观得以大行其道，否定历史成为时髦。一些原本宣传党的政策的报刊也改换了“阵地”：《消息报》成了激进派的“传声筒”、《莫斯科新闻》变成了“民主派”报纸的“旗舰”，而《星火》杂志则被某些人尊为“戈尔巴乔夫改革大军的大炮”(中央党校科研部东西方政党和文化比较研究中心：《苏共的失败及教训》，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4年，第166-167页。)，其全部目标所指就是苏共乃至苏联社会主义制度。
这股历史虚无主义逆流的大肆泛滥，导致苏联共产党乃至苏联历史几乎被完全否定，搞乱了社会意识，摧毁了社会的集体历史记忆。到1991年，在主流舆论千百次地否定苏共和苏联社会主义实践，各种媒体把党的领袖形象抹得漆黑一团的情况下，部分党员和群众把那些谎言和谬论误认为真理，他们已经不知道应该拥护谁、反对谁，也不知道应该跟谁站在一起。而当共产党被解散、苏维埃国家被摧垮的危急时刻，还有多少共产党员能够坚定地站出来捍卫共产党和社会主义政权？
第四，党的干部严重脱离群众，官员腐败与官僚特权严重，败坏了党风，带来极坏影响，使得部分党员群众与党离心离德。
从列宁时期起，苏共就对党的财务纪律、党费支出、党的干部所能享受的医疗、食品、住房等方面的待遇有明确规定。十月革命胜利之初，列宁就明确，金钱对于苏维埃政权的存在十分重要，但是这是国家劳动者的劳动换来的，不能随便使用，必须把金钱用于正确的地方(РГАСПИ.Ф.347.Оп.1.Д.187.Л.17.)。那个时期党的干部多半是没有金钱观念、没有家庭观念、“把一切献给党”的革命者。当然，他们在生活待遇上也有部分特权，但很少。真正的特权阶级产生于20世纪30年代大规模饥荒时期，在饥荒的背景下，为了收集老百姓手中的外汇，在一些大城市里设立了可以用外汇购买食品的、专门的“外汇商店”。后来，这样的商店逐步变成了给领导干部提供价廉物美商品的“专供商店”，党的高层干部享有的特权不断扩大，包括食品和日用品的专供、修建别墅、每年定期休假，还有在电影院、剧院等公共场所的特殊座位等等，党的精英阶层开始一步步“养成”。到勃列日涅夫后期，官僚腐败，上下勾结，卖官鬻爵等现象几乎存在于苏共各个阶层，尽管安德罗波夫和戈尔巴乔夫时期采取了一些惩治腐败的措施，也不能根绝特权腐败现象，而戈尔巴乔夫本身的不自律更加深了民众对官员腐败的不满(〖JP2〗关于戈尔巴乔夫本人的特权与腐化，原苏共中央书记处书记、戈尔巴乔夫办公厅主任瓦列里·博尔金有比较详尽的描述。见[俄]瓦列里·博尔金：《震撼世界的十年——苏联解体与戈尔巴乔夫》，甄西主译，北京：昆仑出版社，1998年，第170-207页。〖JP〗)。
腐败与特权使领导干部与群众之间的距离不断拉大。尽管很多基层党员也清楚，不能用个别党员干部的行为代替党的形象，甚至在某些时刻“斯大林的所作所为”都不能代表苏共，但是当他们有权利重新选择自己的党派和政治信仰时，还是有一部分党员离开了苏共，因为他们已经不可能再用鲜血、用生命去捍卫由部分腐败分子所掌握的、不再以为人民服务为宗旨的执政党。
第五，戈尔巴乔夫在经济改革无成就情况下，打着“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旗号，实行多党制，把苏共由执政党变成“议会党”，变成几百个“党之一”，导致党组织涣散，党员大规模退党，从组织上搞垮了党的基础。
在苏共第19次全国代表会议上，戈尔巴乔夫的报告要求重新划分党和苏维埃的权力，规定：“任何一个国家问题、经济问题或社会问题，都不能越过苏维埃来解决。”“所有党组织都应该在苏联宪法和苏联法律范围内活动。”(Справочникпартийногоработника.1989.Москва.политиздат.cс.6-22。)在这个报告中，除共产党外的社会组织第一次被允许可以派代表正式参加国家最高权力机关(Правда,3декабря1988.)。1990年7月，戈尔巴乔夫在苏共28大报告中明确肯定，共产党“支持修改苏联宪法第六条和第七条，决定不再取代国家机关，不再行使行政管理职能”。苏共“起着议会党的作用”(Правда,3июля1990.)。苏共实行政治改革的目的是消除经济改革的障碍机制，给公民以更多参与政权的机会。不过，这项改革不是完善民主政治，而是在“一切权力归苏维埃”的原则下，削弱苏共执政党的地位。由此，到苏共28大时，苏联共产党成了仅仅在改革中起“先锋作用”的党，并且在法律允许的选举范围内，党起着“议会党”的作用，也就是说，苏共由执政党变成了“先锋党”和“议会党”。
还在苏共19次会议召开之前，在广大党员中就已开始了有关多党制的讨论。从多数来信中，可以看到，苏共第19次代表会议的议题在广大党员中引发很大反响，不过，更多的是带来思想困惑。有的党员对多党制充满期待：“我越来越相信……多党制对我们十分必要。”(РГАСПИ.Ф.599.Оп.1.Д.1033.л.121.)有的党员看到其他党员的消极怠惰，也看到改革进行了三年多并没有取得实质性成果，十分不解。还有的党员对物价不断上升产生怀疑，因为这与党宣传的以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改革目标明显不一致。也有人对戈尔巴乔夫作为党的总书记参加苏维埃选举，并将党的第一书记与苏维埃主席“一肩挑”的做法产生怀疑，不清楚是谁在领导谁(РГАСПИ.Ф.599.Оп.1.Д.1033.л.104-105.)。 同时，在苏共被宣布为“议会党”的情况下，各种社会组织纷纷涌现。据统计，到1991年初，在苏联出现了300多个政党，非正式组织和团体有约6万个，涵盖15个加盟共和国，主要政党有苏联自由民主党，萨哈罗夫民主力量联盟，人民宪法党，俄罗斯人民阵线，俄罗斯民主党，俄罗斯和苏联人民民主党等。其政治主张包括民主主义，社会主义，民族主义，无政府主义，甚至君主立宪(Обществерро-политическиеорганизациивСССР,Человекиполитика,июнь1991.)。其中有些政党直接表明其政治立场是反共产主义的。各种社会组织出现原本是要体现改革的“民主性”，但局面却走向失控，苏共变成了几百个“党之一”，共产党的地位被严重削弱。
在这个过程中，党员流失加剧，基层党组织涣散，党的凝聚力丧失。一些从前的党的领导干部摇身一变，成了民主力量的代表。在苏共28大上，叶利钦与莫斯科市市长波波夫、列宁格勒市市长索布恰克先后宣布退出共产党，他们的行为产生了很大的社会影响。苏共28大以后，退党声浪开始高涨，在一些企业或机关，党组织领导交出党证已经屡见不鲜。1989年，在秋明地区的下聂瓦尔多夫斯克，企业主要领导退党的只有2人，到1990年就增加到37人(Н.С.Столяров.Настроениякоммунистов.ИзвестияЦККПСС.май 1991.с.47.)。党的干部退党在广大党员群众中产生了很大影响，在企业中“带动”起大规模的退党风潮，例如，在克拉斯诺亚尔斯克铝业工厂，从1990年初以后一年半的时间内，党员从1700人缩减到500名，仅在苏共28大以后的半年中就有900人退党，剩下的党员还有很多不愿参加党的会议，在组织生活中根本不露面，与党组织实际上中断了联系。有些原来的党委成员和老党员退出党组织后，加入其他组织，甚至加入与外国有联系的组织中(А.Логвинов.Спиральвзлетовипадений.Партийнаяжизнь.№.14.1991.)。1991年，乌拉尔汽车制造厂党委书记卡登尔金曾总结道：“我们厂1989年有党员9072人，到1991年初就只剩下1646人，其中还有300人不交党费。”(ИзвестияЦККПСС.июнь1991.с.33.)
另外，基层党的领导退党也导致基层党组织数量的减少，各级党组织处境艰难。据不完全统计，1990年，苏联全国有1/5的车间党组织、1/2的党小组被解散或停止活动。一些车间党组织和党小组因党员被开除或退党而所剩人数很少，已经不能构成一个组织。即便如此，基层党组织被逐出工厂企业的现象还时有发生。一些地方的党的领导甚至也被赶下台。据戈尔巴乔夫助理切尔尼亚耶夫描述，1990年1月，“秋明脱离群众的第一书记博戈米亚科夫和伏尔加格勒市第一书记卡拉什尼科夫被赶下了台。在切尔尼戈夫一个书记因偷窃被开除，巴库的韦济罗夫因平庸无能和‘看风头行事’而被拿掉。2月间开始了遍及各地的区委一级第一书记下台潮”。党内已经开始造“头头”和官员的反了([俄]切尔尼亚耶夫：《在戈尔巴乔夫身边六年》，徐葵等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1年，第394页。)。从1991年夏召开的地区基层党组织书记会议综合情况看，到1991年春，仅在科梅洛夫州，被禁止活动的工厂党委会就达32个(Китогамзональныхсовещанийсекретарейпервичныхпартийныхорганизаций.Партийнаяжизнь,№.13.1991.)。
从1987年以后，苏共被开除出党以及退党的党员明显增多。1987年前9个月中，党员共流失115650人；1988年前9个月中，苏共党员共流失120591人(Справочникпартийногоработника.1989.Москва.политиздат.с.590.)；1990年，党员共流失2394512人；而到1991年，仅第一季度苏共党员退党人数就超过587000人(Партийнаяжизнь,№.11.1991.с.31,с.33.)。由于被开除出党和退党党员数量增加，导致苏共党员人数的急剧下降，1989年初，苏共党员人数达到建党以来的最高点19487822人，到1991年1月降到16516100人，两年间减少290万(Справочникпартийногоработника1989. Москва.политиздат.с.589；ИзвестияЦККПСС,июнь 1991.с.33.)。如果说在苏共28大之前，退党还不是普遍现象，那么，苏共28大后，从苏共中央政治局成员到基层普通党员，退党形成一种自上而下的洪流，从内部冲击着苏共党的组织。
1991年夏，苏共面临着严重的意识形态的、组织的、政治的危机，基层党组织工作遇到前所未有的困难，基层党组织的工作人员见到党的地区领导干部时，经常问：干什么？怎样做？一位党务工作者认为，“苏联共产党在70年历史中还没有经历过政治责任如此沉重的时刻”(А.Коршиков.Аритмия.Партийнаяжизнь,№.14.1991.)。而这种处境下的基层党组织怎么能够有组织地带领党员为党和国家的命运抗争和呼吁？
三、沉默中的抗争
透过前述发展变化过程，人们不难领会到，苏共的广大基层党员曾经在保卫和建设社会主义国家过程中发挥过先锋模范作用，但是，在后来的多数时候，他们是被号召、被领导、被指挥的，尽管这样，他们依旧把自己的希望寄托于国家富强，寄托于国家领导者的有为与明智。因此，在戈尔巴乔夫改革初期，广大党员群众积极参与并支持改革，很多党员对年轻的领导人所描述的党和国家的改革蓝图寄予了极高的期望。但是，改革的过程却与领导者最初的承诺渐行渐远，也让党员群众困惑不解：为什么越改革物价越高，商店里的商品越少？为什么越改革社会越动荡？最终，他们大失所望。可以说，部分基层党员所发挥的“最大的”一次主动性，就是在改革后期，选择了退出共产党，加入其他政党组织或者干脆远离政治。 但是并非所有的基层党员群众都远离政治、对党的事务态度冷漠。1988年3月13日，《苏维埃俄罗斯报》发表了列宁格勒工学院教师尼娜·安德烈耶娃的文章《我不能放弃原则》。针对当时在“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口号掩盖下出现的批判斯大林、否定苏联历史的情况，安德烈耶娃指出，全面否定斯大林历史功绩的做法与其说是关系到历史上的个人，不如说是关系到社会主义工业化、集体化建设时期的全部历史。她认为，在那个时期，整整一代苏联人创造了前所未有的功勋，不能出于今天意识形态的需要就简单地将当时人们的业绩完全抹杀([俄]尼娜·亚历山德罗夫娜·安德烈耶娃：《我不能放弃原则》，李瑞琴译，http://www.globalview.cn/readnews.asp?newsid=28091.)。这位女教师的话反映出当时人们对执政者在意识形态领域所实行的政策不满，信件发表后也从上到下引发很大反响。
实际上，尼娜·安德烈耶娃的信是在报纸上得以公开发表的，在查阅相关资料和档案时，笔者看到，还有很多类似信件被扣压下来。有的信中用“不能抹黑历史”“不能这样对待我们的过去”“抹黑我们的历史是有害的”等言辞表达对否定苏共历史、否定党和国家的过去的严重不满(在РГАСПИ.Ф.572.Оп.1.Д.1034、Д.1035、Д.1036这几个卷宗中，有一些写给《共产党员》杂志编辑部的信件反映了基层党员的反感情绪。)。如，一位哈尔科夫市的卫国战争老战士、老党员冈察洛夫在信中说：“我出生并成长在社会主义祖国，体会过她所有的苦痛与欢乐。虽然不能作为全部见证人，但也是我们国家所取得的巨大成就的积极参加者。”“当听到并读到一些作家、记者和其他公民写的东西，竭力抹黑斯大林，编造出各种臆想的说法以及谎言，用来否定苏维埃国家的过去时，我很忧伤，也很痛苦。”“难道，在那些年中，我们都在从事反革命活动？”他指出，那些编造了否定历史的作品的人“应该为侮辱我们的社会和人民而道歉”(РГАСПИ.Ф599.Оп.1.Д.1032.л.170-175.)。
除了以信件形式表达不满之外，还有人在公开场合对苏共领导人戈尔巴乔夫提出“下台”的要求。一位1978年入党，担任过苏共26大代表，并在1989年当选人民议员的女党员萨瑞·乌玛拉托娃，1990年在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上公开发言，要求戈尔巴乔夫从总统职务上退下去。她在发言中表示，自己不能接受苏联走向瓦解的趋势，她反对戈尔巴乔夫的政策，也反对叶利钦当选俄罗斯总统。“萨瑞的勇气”至今还为曾经的苏共老党员所称道——弗拉基斯拉夫·施维德不久前在文章《苏联：完全可以是另外的样子》中，就专门提到了萨瑞·乌玛拉托娃的上述发言(ВладиславШвед，СССР:всёмоглобытьиначе.ШефКГБзналопредательствегенсека,нопромолчал.http://www.stoletie.ru/versia/sssr_vso_moglo_byt_inache_967.htm.)。在博尔金以及切尔尼亚耶夫的回忆录中，也几次提到，1990年以后，在人民代表大会上，有代表公开提出戈尔巴乔夫应该下台。乍看起来，这些行为的矛头所指是戈尔巴乔夫，实际上，他们是在表达对苏共领导人所执行的错误路线的不满。而更激烈的抗议方式，则是老党员的自杀，“8·19”事件后，苏联元帅阿赫罗梅耶夫在办公室自杀。作为严格遵守党纪的老军人，他虽然没有直接参与“政变”，但是眼看着挽救联盟的努力失败，他绝望了。在那前后自杀的还有苏联内务部长普戈，以及苏共中央办公厅主任尼·叶·克鲁奇纳。如果查看苏联一些高级领导、老英雄的履历，还可以注意到，还有另外一些人的生命也终止于1990年或者1991年，这其中，就包括老英雄、卫国战争时期的“神枪手”瓦西里·扎伊采夫以及“王牌飞行员”阔日杜布(瓦西里·扎伊采夫逝于1991年12月15日，阔日杜布逝于1991年8月8日。)。在阔日杜布的生平介绍中有这样的话：“20世纪80年代末苏联政治动荡，一向不问政治的老兵阔日杜布与另外两位苏联元帅亚佐夫和阿赫罗梅耶夫以各种方式坚决反对叛徒可耻的分裂行为。”“阔日杜布不甘心忍受伟大的苏联军人被叛徒侮辱，不忍心强大的祖国苏联在内外交困下分崩离析，但却无法力挽狂澜。在对祖国的重重忧虑中，阔日杜布悲愤而死，享年71岁。”(阔日杜布的简历，见网页http://www.cccpism.com/tl/ussrwar/hero/z/krdb.htm.;http://www.gerenjianli.com/Mingren/02/mns86g9r12rk9ri.Html。)我们不能笼统断定那些高级领导和老党员、老英雄离世都与党和国家的“大事”相关，但是至少他们中间的一部分人的的确确在以死来表达内心的绝望与抗议。
如前述，苏联后期出现了大规模退党风潮。在一两年的时间里几百万党员退出党组织，这其中有多党制、苏维埃选举以及大量群众组织出现的因素，而大多数党员退党是因为他们对党的高层背叛行为的抗议。那些党员离开的不是领导人民打退帝国主义和法西斯进攻的共产党，也不是领导苏联取得社会主义建设辉煌胜利的共产党，而是被“背叛者”掌控、背离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与社会主义原则的党。就此意义说，党员的大规模退党，也是对当时党的领导人所执行政策的抗议。同时，即便在社会十分混乱、党组织涣散的情况下，也有很多普通党员仍然自觉地交党费、参加组织生活。有的老党员至今还保留着党证，其党费最后缴纳时间甚至到“苏共党组织不复存在”的时刻(情况见[俄]格拉奇科夫：《一张党证与一位苏共党员的自白》，高媛、张树华译，《红旗文稿》2014年第9期。)。还有一些老党员在党组织不再组织活动的情况下，自发地组织起来进行讨论学习活动。
到此，回头再看本文初罗伊·麦德维杰夫在《苏联的最后一年》中的那段描述，不难想到，苏共中央被赶出老广场办公大楼的那一刻，来自大街上的那些喧嚣与叫骂，在很大程度上只是表面现象，并不能代表广大基层党员的主张。在改革过程中，苏共领导人放弃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则，放弃走社会主义道路，在几年之内搞垮了国家的经济，已经给基层党员的生活带来极大影响。而在全国出现的全盘否定历史的做法，更是在很大程度上否定了几十年间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否定了那些为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作出巨大牺牲的人们的功绩，引起一些老共产党员以及很多当年的建设者的愤慨。他们以不同的形式发出了呼吁甚至抗议，但显然，他们的声音被压制了。当否定苏联历史、否定共产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的言论大肆泛滥时，那些为历史公正而发出的呐喊声已经无法与之抗衡。一些老党员、老英雄在为国家流血、流汗之后还要伤痛地流泪，甚至以自杀来抗争，但局势已无法扭转。
四、历史的教训
苏共垮台、苏联解体，从直接责任看，与苏共基层党组织和基层党员并无密切关联。但是，作为执政党，苏共的执政基础建立于基层党组织和上千万党员，他们遍布于苏联社会的各个领域、各个地方，有组织、有活力的基层党组织，可以在群众中起到宣传、示范、组织作用，没有活力的基层党组织则不可能最有效地发挥先锋队和战斗堡垒作用，而基层党组织涣散必然给党的群众基础和执政基础带来严重影响，正所谓“基础不牢，地动山摇”。同时，基层党组织又是党的方针路线的执行者，党的路线正确，不仅是社会主义改革和建设取得成就的保证，也是基层党组织发挥积极作用的前提。苏联共产党在列宁斯大林时代没有被帝国主义和国内反动派绞杀，没有被法西斯打败，主要原因是党的领导人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同时，基层党组织作为党的基础始终是党的事业的支持者，是保卫和建设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积极参与者。戈尔巴乔夫在改革后期放弃共产党的领导地位，放弃走社会主义道路，大肆否定历史，否定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成就，否定社会主义制度，部分党的干部理想信念不坚定，缺乏党性修养，忽视群众利益，滥用权力，贪污腐败，使得党失去民心，搞乱了党的基层组织，最终葬送了党和社会主义的事业。苏共失败的事实证明，执政党坚持正确的政治路线，坚持马克思主义原则，坚持严格的组织纪律与严明的政治纪律，实实在在地为人民服务，对于党的事业、社会主义事业的健康发展十分重要。
苏共后期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的组织与思想涣散，留下的深刻启示有以下几点。
第一，执政党必须处理好民主和集中的关系。党的领导干部要摒弃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党的思想政治与组织工作要不断创新，努力调动广大党员的积极性和能动性，广泛发扬民主，增强决策的透明度，保证下情上传的渠道畅通，保证党组织始终发挥先锋队作用。
第二，必须坚持从严治党，保持党的干部队伍的纯洁性。执政党应把各行各业中真正的优秀分子吸收到自己的队伍中来，对党员干部严格要求，有错必纠，有责必查，用党的制度约束领导干部的权利，杜绝以权谋私、将个人利益置于群众利益以及党和国家利益之上。同时，保持干部队伍能上能下，既给那些优秀的党员以充分施展才干的机会，也及时清理那些信仰不坚定、动机不纯的腐化变质分子，在基层党员群众中树立良好的干部形象，只有这样的党才能在群众中站稳脚跟。
第三，党的意识形态领域的工作必须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坚持客观评价党的领导人，全面看待党和国家的历史，摒弃历史虚无主义，以积极健康的思想内容引领大众舆论，把广大党员群众的思想凝聚到国家富强、民族复兴大业中来。
第四，党的干部必须严格自律，以制度和法律防控腐败，不搞特权。领导干部不仅要做到廉洁自律，还要严格要求周围人，不搞权利寻租，不滥用权利，做到权为人民所用，利为人民所谋，真正做人民的公仆。只有这样，在最需要的时刻，广大党员群众才可能不惜生命去拥护和捍卫党。
第五，民主化、多党监督，对于执政党正确决策，广开言路十分必要，但是民主是有尺度的，民主权利不能泛滥。同时，多党监督的前提是在维护国家利益目标下的精诚合作，而不是互相拆台，以搞乱国家、搞乱社会为目的。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广大党员群众民主权利的正常发挥，保证社会长治久安，从根本上维护党员群众的利益。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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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РГАСПИ.Ф.599.Оп.1.Д.1033.Д.10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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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苏]阿夫托尔哈诺夫：《勃列日涅夫的力量和弱点》，杨春华、张道庆译，北京：新华出版社，1981年。
[8][俄]瓦列里·博尔金：《震撼世界的十年——苏联解体与戈尔巴乔夫》，甄西主译，北京：昆仑出版社，1998年。
[9][苏]Н.А.彼特罗维切夫主编：《党的建设》，郭华等译，北京：求实出版社，1983年。
[10]《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北京：学习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4年。（作者简介：李燕（1966- ），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研究员；张树华（1966- ），中国社科院信息情报研究院院长、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编辑：黄华德）
网络编辑：张剑
来源：《马克思主义研究》2015年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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