始于 1986 年的越南革新事业，既包括经济体制的革新，也包括政治系统的革新，其中经济革新的效果得到公认，而政治革新效果如何则有待观察。自 2006 年召开越共十大以来，越南政治系统革新的步伐明显加快，尽管已有不少声音从正面给予肯定，但越共对自身似乎并不那么乐观。2013 年 10 月召开的越共十一届八中全会文件指出: “当前国际和国内形势继续出现深层次的变化和新的复杂演变。和平稳定的环境尚未牢固，且隐藏着许多动荡危机。党和国家建设、社会经济发展调控及反腐败斗争等工作仍有许多缺点和不足之处; 社会思潮中出现许多新问题; 部分干部党员出现政治思想、道德和生活作风蜕化现象; 市场经济及国际一体化的负面影响继续对社会生活造成消极影响; 敌对势力以日益狡猾阴险的手段和阴谋加强破坏国家革新事业。上述困难和挑战给建设祖国和保卫祖国事业提出了十分重要而迫切的新问题和新要求。”①会议重申，保卫祖国不仅仅指保卫国家领土的完整，而且还要捍卫越南社会主义制度和越南共产党的领导。尤其是自2014 年 5 月中越两国在西沙附近水域发生对峙以来，域外反共势力趁机而入，挑动越南民众以反华之藉口要挟越共放弃社会主义，越共政权所遇到的压力空前严峻。作为唯一的执政党，越南共产党能否应对这些问题与挑战，将决定越南政治革新的成败乃至越南今后的发展方向。
总的说来，越南共产党面临的问题和挑战来自于党内和党外两个方面。
一、来自越共党内的问题
越共党内的问题主要源于思想理论和干部队伍素质两个方面。
(一) 对越南社会主义发展方向认识不一
越南共产党提出，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创造性地运用于越南的具体实践，探索出越南本国的社会主义和实现社会主义的道路。革新 20 多年来，越南理论家至今依然把“什么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和越南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作为重大理论课题进行研究。越共每次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都对越南的社会主义特征作出新的概括，然而人们对此问题的认识并非越来越清晰，而是相反。越南今后是否还继续坚持社会主义发展方向? 是否应该坚持社会主义发展方向? 尽管党的文件对这两个问题作出了肯定的答复，但民众乃至党员干部对此问题的看法并不完全一致。笔者发现越南理论界对此有几种倾向: 不少理论家认为越南应该学习欧洲民主社会主义发展模式，认为瑞典模式值得借鉴; 而以原越共政治局委员阮德平为代表的一派则明确表示反对，认为民主社会主义的实质是资本主义，在越南没有前途; 一些人批评越共思想保守，“害怕方向问题甚于害怕落后”; 甚至有人明确批评越南“选错了道路”，认为越南不应该跨越资本主义发展阶段，因而需要回过头去重新选择资本主义发展道路。②在 2014 年 5 月“中海油 981 事件”之后，一些对政府不满人士以反华之名义公开宣称要“去中国化”，并明确“去中国化就必须放弃社会主义”。7 月底，61 名明确主张西化的退休党员干部向党中央发表公开信，要求越南“放弃社会主义，不再依赖中国”。消息报道援引信中的内容说，共产党“将国家引向错误的道路”，越共的政策和腐败问题“导致国家完全陷入危机”，并要求越共“废除社会主义的错误道路，转向民族和民主的道路，当务之急是将专制的政治制度改革成为民主制度”。③尽管越共领导未就该公开信发表意见，但可以预计，在 2016 年召开越共十二大之前，关于越南社会主义道路和方向的斗争将越来越激烈。
( 二) 对越南革新实践中出现的一些新问题认识模糊
1．关于越南社会主义法权国家
尽管越共党的文件中已经把建设“属于人民、来自人民和为了人民的越南社会主义法权国家”确定为越南政治系统改革的目标，但实际上学界内部还存在不同意见。有人认为，“法权国家”专指资本主义的国家体制，不能与社会主义结合在一起，有人却认为这是一个中性词，在不同的制度下决定其具有不同性质。关于名称，有人主张用“越南法权国家”，也有人主张用“越南社会主义法权国家”而把“属于人民、来自人民和为了人民”的定语去掉。还有人提出，越南的法权国家是否应该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一样实行三权分立等问题，目前理论界的意见并不一致，反映出对政治系统改革问题的认识并不清晰。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理念，越南已经派出越共中央理论委员会代表团前来考察，可见越共希望了解和借鉴中国在国家治理方面的做法。
2．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和实现路径
越共对经济体制改革的认识经历了逐渐深化的过程。最初提出运用“商品经济”和“市场机制”; 2001 年越共九大明确提出了越南经济体制改革以建立“社会主义定向的市场经济”为目标，并明确这是越南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总体经济模式。越共十大再次强调发展社会主义定向的市场经济，指出: “在市场经济中，要把握好社会主义定向; 提高国家的管理作用和效力; 同步发展和有效管理各种市场的运行，保证它们的良性竞争; 大力发展各种经济成分，发展各种类型的生产经营组织。”④值得注意的是，越共十大把越共九大通过的《社会主义过渡时期国家建设纲领》中规定越南社会主义特征中的“主要生产资料以公有制为基础”，改为“以现代生产力和与之相适应的生产关系为基础的高度发达的经济”，越共十一大报告则仅在“生产关系”之前加上“进步的”。由此可见，越南实际上已经放弃“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主体”这一重要特征。越来越多的越南学者认为，“社会所有制”才是社会主义应有之义，而非“公有制”。然而，究竟什么是“社会所有制”，怎样才能实现“社会所有制”，私有制是否也属于“社会所有制”等问题，越南理论家未能给出答案。
在经济体制改革的实现路径方面，越南把推进国有经济的股份化改革作为重要内容，然而实践表明，越南国有企业改革效果并不理想。目前越南国有企业占比大约为 30%，且大多数亏损严重。过去几年，越南经济增长出现了停滞不前的迹象，社会上对国有企业实行私有化的呼声越来越高，政府总理多次发文要求加快推进国有企业改革，然而每年都以未完成目标而告终。2013 年底以来，越南政府派出多个代表团到中国了解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的精神，希望借鉴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经验，尤其是想了解中国在发挥市场机制和政府作用方面如何权衡的思路和做法。这实际上反映了越南政府正在寻找经济体制改革的出路。
3．关于公民社会
越共十大后，建立公民社会的问题在越南受到热议，越南科技部设立了公民社会的国家级课题，理论界对于公民社会的研究很多，但是研究成果在结项时评委意见分歧很大，因而很多成果并未得以公开发表。2009 年，越共中央理论委员会一致认为: 建立公民社会是越南的努力方向，但同时强调，越南的公民社会与西方的反对党具有不同性质，越南公民社会存在的前提是不允许反党、反政府，建立公民社会的目的是发挥其监督作用，协助党和政府建立良好的社会秩序，保证人民群众的利益，维护社会的公平和正义等。与此同时，也有理论家对建立公民社会有不同意见，例如越南社会科学院著名学者、越南政府智囊团成员武大略认为: “在当前阶段，越南还需要共产党的集中领导，过分强调民主将什么事也办不成。因此我主张不允许讨论公民社会问题。”⑤目前，越共中央对公民社会持比较谨慎的态度，但社会上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各式各样的非政府组织，有的组织还不时组织一些活动，而政府并未进行有效管控。近几年来，越共发挥越南祖国阵线的作用——该组织的宗旨是发挥民族大团结精神，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来建设越南社会主义祖国。共产党通过祖国统一阵线这个平台，把妇女协会、共青团、工会、媒体和各种行业协会、宗教组织和其他社会组织、海外越侨等纳入其领导和统一管理之下，并希望发挥他们的社会监督和社会团结作用。2013 年，越共中央任命政治局委员阮善仁担任该组织中央委员会主席，从而提高了该组织的政治地位。目前在该组织登记的只有 44 个成员，而至少还有超过 100 个组织未纳入其管理之下。如何让这些社会组织发展而又不至于让其对越共政权稳定构成威胁，是越共面临的一个难题。
4．关于是否坚持共产党一党执政问题
越共十一大前，越南再次强调不搞多党制。越共中央理论委员会主席丁世兄在新闻发布会上说: “越南不需要、而且决定不搞多元化或多党制。”丁世兄说，越南在1946 年举行首次选举时实行的就是多党制，“但当法国人入侵我国时，只有越南共产党与人民一起并肩战斗”。言下之意是，越南江山是越共打下来的，因而具有执政的合法性。2010 年 3 月，阮富仲在访问印度期间接受印度媒体采访时重申: 越南拒绝多党制。有记者问，越南实行多党制或者多党共存的时机是否已经成熟? 对此，阮富仲坚定地表示: “我们实行的一党制是最有效的。”他说: “我个人认为，并不是多党就更民主、两党的民主会少些、而一党执政民主又会更少。每个国家的历史环境都不同。重要的是，社会是否发展，人民的生活是否幸福温饱，国家是否稳定，是否日益向前发展。这才是最重要的标准。”⑥然而，据笔者在考察中了解的情况，实际上一些越南理论家对此也感到信心不足。他们认为，目前越南的所有制已经多元化、利益群体多元化、思想更加开放、社会结构更加复杂，但却依旧坚持党的一元化领导，这种状况在理论上存在矛盾，因而继续坚持一党执政恐怕难以适应社会实践发展的需要。2013 年越南对宪法进行修改，党禁开放问题再次引起讨论。72 名知识分子联名起草了一份所谓的“宪法草案”，公然要求取缔越南共产党对国家的领导地位，放弃社会主义道路，实行三权分立、军队国家化等。而以原司法部部长阮亭禄为代表的一些人则提出，希望在共产党一党执政框架下，允许党内有不同派别存在，这样就可以相互竞争，从而提高执政效率。这些意见尽管受到党内的批评，但在社会上引起了不小的震动。
( 三) 党内存在思想路线斗争和派系斗争
尽管越南共产党不承认有党内斗争，但在实际上，在每次党代会召开前后，越共思想理论界都会出现斗争加剧的形势。
20 世纪 80 年代末 90 年代初越共七大召开前，苏联和东欧剧变对越南政局产生了巨大冲击，在越共领导层内部出现了不同意见，甚至一些人公开主张西化，否定越南共产党的领导。代表人物有时任越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陈春柏，原南方临时革命政府文化部副部长吕方，越南共产党党报编辑、南方退伍军人俱乐部重要成员裴信，原越南外文出版社社长阮克元以及原越南民主党总书记、越南社会科学院哲学所学者黄明正五人。在 1990 年 1 月河内市委常委会议上，陈春柏公开宣称要效仿苏东进行民主化、公开化的政治改革，主张经济改革与政治改革同步进行，放弃无产阶级专政。在越共六届八中全会上，越共中央要求陈春柏进行自我批评和检讨，但他只承认自己违反党的纪律和章程，而主张并没有错，越共中央政治局最终决定开除其党籍，并免除其党内职务。吕方发表文章宣称，胡志明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引入越南，是把它作为抗击法国和美国的工具，而从来没有打算把它作为指导思想; 他认为教条地照搬照抄马克思列宁主义是导致越南经济停滞、政治和文化衰退的根源; 他主张越南共产党放弃领导权，把权力交给人民和政府，而越南共产党只作为一个普通的群众组织。裴信公开批评党的七大报告的内容和社会主义路线，主张建立民主政体，即所谓“真正的社会主义”; 他还建议把“越南共产党”和“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分别改名为“越南工人党”和“越南民主共和国”; 主张发展祖国阵线和群众组织，裁减军队和安全人员，举行民主选举，建立民族复兴政府，以团结海内外越南人; 他无视党内民主集中制原则，私自通过英国BBC 和法国国际电台等海外媒体发表自己的意见等。阮克元则批评越南共产党过于老化，主张越南共产党退出领导地位，让年轻的一代来取代;主张越共七大实行“真正的民主”，裁减越南共产党的机构、人员、财力和权力等，成立民选机构。黄明正在越共七大召开前散布对党纲的评论，批评越南共产党自 1930 年以来执行了幼稚的极左派教条主义路线，淡化了胡志明关于民族解放和民族统一战略思想，主张不分种族、宗教信仰和政治立场，把海内外越南民族团结成一个联盟; 他认为党的独断是由于本身的蜕化变质所致，主张建立相互制衡的民主政治制度，放弃社会主义而实行西方市场经济。经过激烈的斗争，越南共产党最终在1991 年召开的七大上通过了《社会主义过渡时期国家建设纲领》，明确越南共产党坚持党的一党领导，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和胡志明思想，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发展方向。而上述主要不同政见者也先后被开除党籍或免除党内职务。还有部分不同政见者流亡到美国、法国、英国和澳大利亚等西方国家，成立了反共组织继续进行反越共的活动。例如，黄明正一直在美国以越南民主党党首身份公开活动，2006 年越共十大前还宣称要在越南国内恢复越南民主党的活动。
2011 年越共十一大前后，上述各种主张死灰复燃，斗争依然激烈。尽管越共对外一直宣称十一大是“民主的大会，团结的大会”，但在 2012 年1 月召开的十一届四中全会的文件中，就明确指出党内存在部分人公然与党组织唱反调的现象，存在和平演变和自我演变的危机。决议指出，在新时期下，越南共产党不但继续面临贪污腐败的严重挑战，而且不少党员由于受到西方“和平演变”的影响和市场经济的冲击，在思想上已经“自我演变”和“自我转化”，这些现象危及到了政权的稳定。⑦
在派系方面，由于地理结构和历史的原因，越南政权自古以来就有南北地域之分。1834 年，越南阮朝皇帝阮福晈将越南分为“三圻”。越南人民抗法时期，在南圻、中圻和北圻分别建立起各自的组织。1929 年前后，在越南北部、中部和南部地区分别出现印度支那共产党、印度支那共产主义联盟和安南共产党三个组织。1930 年 2 月 3日，胡志明以共产国际代表的身份在香港召集这三个党举行会议，经与会者同意，合并后成立了越南共产党。因此，一开始党内就形成南、北、中三派。革新以来，尤其是 1991 年越共八大杜梅任总书记以来，越共权力核心“三驾马车”的组成沿革为一种格局，即最高领导分别由北部、中部、南部人构成。其中，党的总书记基本上由以河内为中心的北方人担任，主管政治思想工作; 国家主席或国会主席为中部人，即胡志明主席的故乡人; 政府总理为以胡志明市为中心的南方人，主管经济工作。近十多年来，随着越南民主化进程加快，国会发挥了越来越大的作用，国会主席也进入权力核心构架，形成了“四架马车”。这一现象被认为是越南共产党存在着“南北党派”现象。一般而言，北方派为传统的社会主义派，对改革持谨慎态度，与中国较为亲近; 而南方派则为较激进的改革派，倾向于效仿西方。然而，这种以地域为标准来划分的派系似乎有淡化的趋势，转而为革新以来新形成的利益集团所驱动。
尽管越共领导层的表现与争夺越共十二大新的权力地位有直接关系，但值得注意的是，主要领导人都表现出与中国拉开距离，而逐渐与美国走近的倾向。
( 四) 党员干部政治素养和管理能力有待提高，贪污腐败现象难以消除
随着革新的深入，越共党员干部战斗力不强的问题越来越突出。越南共产党通过对实践的总结认识到，党员干部政治素质和业务能力不高的原因，一方面是由于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和胡志明思想学习和认识不够深入，导致不少党员马克思主义思想观念淡漠，缺乏政治素养和战斗力; 另一方面，越南的社会主义政治系统是在抗战时期建立起来的，主要任务是满足战争时期的需要，在转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后，有很多地方需要调整，而此后又实行了长期的官僚包给制，因而一些官僚遗风难以消除，在转向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后就必须要改革。此外，广大党员干部队伍在过去30 多年集中精力应对战争和民族解放，因而跟不上当前科技发展的需要，缺乏社会和经济管理经验。⑧而目前新上任的中高层干部，不少是从西方和国外学习回国，在业务和专业能力上有了明显提高，但这些人中有些明显受到西方理论和思潮的影响，对于社会主义的理想信念大打折扣。
与此同时，干部腐败问题成为难以根治的“国难”。日渐突出的腐败问题在越共十大上再次敲响了警钟。为了加强反腐工作的力度，2006年 8 月，越南国会常委会批准成立中央防治腐败指导委员会，并由政府总理阮晋勇亲自担任委员会主席。然而，自 2006 年以来，越南的贪污腐败问题不但没有得到遏制，反而更严重和突出，群众不满情绪更加明显。在越共十大到十一大的五年时间里，越共一共处分了近四万名问题党员，包括12 名越共中央委员。近年来，越南交通部长巨额贪污案、越南船舶工业集团和商业银行等国有集团公司管理层违规经营导致数十亿美元的重大损失案曝光，震惊越南，牵涉到多名高官。在 2012年举行的十一届国会第四次会议上，政府总理阮晋勇承认反腐工作指导委员会的不足并作出检讨。2013 年 1 月 4 日，据越南政府监察组对 2012年检察工作进行的总结: 全年共计对 168702 个部门、527544 个单位和个人进行了检查，提议收回国家财政资金 298. 6 亿盾( 1 美元 = 22000 盾) ，土地 1533 公顷，罚款 130. 85 亿盾，对 1033 个单位和 2122 人进行行政处分，移送检察机关案件59 起，涉及 104 人。其中，涉及贪污腐败案件 89起，涉案金额共计 1045. 92 亿盾。2014 年 5 月，日本 NHK 电视台称，日本 JTC( 日本交通技能公司) 为了得到越南“一号高铁”规划——河内至胡志明市的高铁建设定单，向越南铁路高官贿赂约6600 万日元。随后，收受巨额回扣的越南铁路公司副总裁等 6 人被捕。越南腐败现象不仅普遍，而且涉案金额越来越巨大。越南被国际组织列为腐败指数最高行列国家之一。
二、来自党外的挑战
长期研究越南问题的澳大利亚学者卡莱尔·泰耶认为: 越南政治面临的越共党外的反对势力有如下几种: 一是党外“知识分子精英”，二是抗战时期的一些老兵，三是一些农民。⑨实际上，这三股力量，有时是单个行动，有时相互配合，在西方反共敌对势力的资金支持和组织策划配合下，他们已经成为敌对势力对越南进行和平演变的主要推手。目前对越共威胁最大的反共组织是“越南更新革命党”( 即越新党) ，由西贡政权统治时期的军人、知识分子以及在西方学习和从事科研的自由派知识分子组成，总部在美国加州，在英、法、德、澳等西方国家设有分支机构，触角甚至伸到了越南周边国家和越南境内，他们利用人权、宗教等理由不时组织策划各种反共活动，其中包括近几年发生在越南的反华游行示威，以及 2014 年 5 月13 日针对中资企业的打砸抢。据越南官方公布的调查结果，在“5·13”打砸抢事件中，西方反共势力和越新党不但煽动越南民众上街游行，还直接给他们发现金。2007 年，越共已宣布越新组织为恐怖组织。除了越新组织外，还有上百个西方背景的组织，或公开或隐蔽地挑动越南国内的民族问题、土地纠纷、干群关系等，对越共政权构成威胁。
大体说来，来自越共党外的挑战主要是通过以下四种渠道进行的:
( 一) 攻击马克思列宁主义和胡志明思想，煽动越南政治的“民主化改革”
在越共筹备党的代表大会期间，反共势力通过撰文、组织研讨会或接受外国电台采访等形式，攻击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和社会主义制度。
在 20 世纪 90 年代越共七大召开前后，主要代表人物有越南著名数学家潘廷耀、生物学教授陈春秀( 笔名河士夫) 和学者阮方胡耀等。其中，潘廷耀在《共产主义》杂志召开的一次会议上，主张学习西方，重新选择发展道路。在一次接受外国学者来访时，潘廷耀宣称: 马克思列宁主义对于越南解决贫困问题毫无益处，因而应全部废除。1993 年，越共免除了其中央科学研究中心副主任职务。陈春秀批评马克思列宁主义与建立民主社会、实行市场经济之间的矛盾不能调和，且不符合越南的国情，因此主张放弃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阮方胡耀是越南南方人，1990 年宣布退党。在胡志明市科学委员会召开的一次会议上，他宣称马克思列宁主义与当代社会毫不相干，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导致了欧洲社会主义的垮台，因此越南要放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国名，结束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他宣称，一旦越南被解除封锁就将被世界民主潮流融合，人民将要求实行自由政治，从而结束越南共产党的一党专政。
目前，在越南持同样主张的所谓民主人士依然活跃，并以律师、文学家、新闻工作者和史学家居多。他们主张实行三权分立，建立所谓的民主制度，废除越南共产党对言论和新闻的管制，效仿西方，主张实行人权自由等。越共十一大前后，越南着手准备修改宪法，并通过各种方式广泛征集越南各机关、组织、个人和旅外越南人的意见，境内外反共势力趁机而入，妄图从国家根本大法上颠覆越南共产党的领导和越南社会主义制度，他们集结了国内外有名望的知识分子、离退休官员，抛出了所谓的“72 知识分子宪法草案”，其矛头直指越南共产党的领导和越南的社会主义制度，企图在越南建立西方的民主制度。
2011 年，越南以反党反国家罪拘捕了宣扬三权分立的著名律师瞿辉何武。在西方的干预下，该律师拒不认错，在狱中进行绝食反抗活动，而社会上一些组织和个人也四处为其伸冤，此案产生了强烈社会影响。经过两年多的抵抗和美国的要挟，这名律师在 2014 年 5 月以保外就医的名义到了美国。在“中海油 981 事件”发生后，该律师在美国之音等媒体上大肆进行反共和反华宣传，公然号召越南放弃社会主义制度、放弃共产党政权，这样才能与美国结盟来对付中国。
( 二) 借南方反政府旧势力挑起民族主义，激化中越矛盾
泰耶所说的“抗战时期的老兵”，是指那些在解放越南南方过程中，越南共产党派往南方参战的军人。战争结束后，他们成立了“抗战老兵俱乐部”，发行报刊，要求解放南方后参与越南国家政权，但南北统一后越南共产党成立了“越南老兵联合会”( 或称“越南退伍军人联合会”) 来改组“抗战老兵俱乐部”，一些俱乐部领导因此不满，转而攻击越南共产党，并转向原西贡政权立场。这些退伍军人中有部分人陆续到海外继续活动，还有一些则留在以胡志明市为中心的南方，他们利用党内不同政见者，时不时内外策应反共反政府活动，或通过上书领导人以影响决策，对越南的政治走向构成干扰。例如 2014 年 7 月底发生的所谓“61 名越共老党员呼吁改革”的公开信，实际上签名的大部分是来自越南南方的主张西化的人士。
随着越南政治体制改革的推进，这些所谓的不同政见者一方面打着民主化改革的口号，企图通过民主改革瓦解越南共产党政权; 另一方面利用中越两国在南海主权上存在的纠纷，抬出前南方越南共和国政府即西贡政权的立场，不承认北方领导人在南海问题上曾经作出的表态和承诺，否认中国南海主权，要求越南共产党根据西贡政权的立场和所谓史料为法理依据，逼迫越南共产党对中国强硬，收回南方政权军队曾占领的西沙群岛和南沙群岛，搞西沙海战纪念活动，并对在两次海战中阵亡的士兵举行祭祀仪式等。在民族主义高涨和各种压力下，越南国会于 2012 年 6 月通过了《海洋法》，用法律的形式把西沙和南沙群岛及其附近水域的主权固化，从而堵住了越共政权在南海主权问题上与中国谈判妥协的退路。过去两年的事实证明，这些行为已经对中越两国关系产生了恶劣影响。
( 三) 利用少数民族和宗教问题搅乱社会治安
随着工业化进程的推进，越南的土地问题越来越凸显。国外反动势力趁机利用这一矛盾，挑起了多起农民和土地问题的严重事件。在少数民族集中的中部西原地区和西北部山区，敌对势力利用干群关系纠纷，打着宗教幌子进行渗透，在少数民族地区建立了反政府组织，伺机策动反政府群体事件。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在越南太平省发生了轰动全国的农民与地方干部冲突事件。2004 年前后，一股分裂势力声称要在西部山区建立偍加王国，并发生了教民与地方官员的冲突;2010 年，河内周边也由于教会土地被征用而引发了教民和政府之间的冲突; 2011 年，越南北部山区发生了数千赫蒙族群众围攻地方政府事件，最后越南政府不得不动用直升飞机进行驱赶。2012年以来，由于征地引起的纠纷越来越激烈，不少地方发生了暴力事件，甚至有人绑架官员，攻击执法人员。这些现象在越南社会已经引起了强烈的震动，越共中央清楚地意识到，这些事件得到了西方敌对势力的支持，对越南政治和社会安定构成严重威胁。越南政府采取高压进行打击，但却成为西方攻击越南人权状况的主要依据。
( 四) 部分海外归国的自由派人士致力于唤醒人们对西贡政权的怀旧思潮
越南的革新是一个逐渐开放和融入国际的过程。越共十大后，在“全方位、多样化、全面、主动而积极地融入国际”的对外战略思想主导下，越南放弃以意识形态划分亲疏的外交方针，对待海外越南人的政策也开始转变。无论是那些 20 世纪 50—60 年代由于对越共政权不满而流亡海外的越南人，或是曾经为西贡旧政权效忠的官员，都被模糊地冠以“海外爱国越侨”而受到越南政府的召唤，欢迎他们回国来帮助祖国发展。于是，一部分海外越南人返回越南，或明或暗地经营文化出版物。这些人用电影和文学等艺术表现形式，通过对场面、段落的分切、组接、选择，美化西贡政权制度下的历史，或通过挖掘和渲染那些在 20 世纪中期越南“人文—佳品”文化运动中受到批判和打击的文人的内心细腻感受，引导和激发观众的联想，从而使受众产生对西贡政权的幻想，引发其对越共文化运动的反思和控诉。海外越南人拍摄的以怀念南方政权时期生活为主题的电影《三轮车夫》、《青木瓜飘香》等在国际上获奖，尽管越南政府未允许公开播放，但越南电视台邀请电影导演和演员做嘉宾进行宣传，因而人们得以通过各种途径观看了这些影片。这些文化宣传对越南社会触动很大，甚至触及了领导层的观念。2007年，曾经被越南政府批判和长期禁言的作家陈寅，在政府没有正式给他“平反”的情况下被授予国家勋章，表彰他在文学创作中的成就。但是，越南政府在这个突如其来的决定之后，没有任何后续的举措，表现出社会转变时期体制性的困惑和摇摆。⑩于是，一种怀念南方政权统治的思潮逐渐弥漫在越南人的思想中，以怀念旧体制和表现旧体制下个人内心感受的艺术题材悄然兴起。在这些文化思潮的推动下，越南民众那种在革命时期对越南共产党的绝对忠诚与信任开始发生动摇，转而对南方政权产生了一种模糊的向往。
除了以上方式外，国内外反共势力对越共的瓦解和渗透花样繁多，而且越来越隐秘化和提前化。考察中笔者了解到，一些跨国公司通过各种途径掌握政府官员的各种社会关系，间接地贿赂腐化官员; 或对他们认为有潜力的党的后备干部提前进行腐化渗透，使这些干部上任后因担心“历史污点”被揭露而不得不任其摆布。越南学者坦言，各种和平演变手段防不胜防。
三、越共的应对措施
越共曾在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把面临的主要问题归结为: “经济落后于本地区其他国家的危机、贪污腐败的危机、偏离社会主义方向的危机以及‘和平演变’的危机”等“四大危机”，然而时至今日，这“四大危机”依然未能解除，这并非是越共无作为的结果。越共中央一直以来不但从思想上重视，而且采取了多种措施加以防范。这些措施主要包括: 加快推进行政和政治系统改革; 对党员干部经常性地进行政治思想教育和业务培训;建立健全各种党内监督和社会监督机制; 建立和完善干部管理机制和惩罚机制; 在党的机关报刊刊登领导人和理论家文章，阐发和警示和平演变及其他各种来自党内外的威胁和挑战等。越共十一大以来，为应对挑战，越南党和政府连续采取了多项措施并颁布了一系列文件，如 2012 年 1 月16 日越共十一届四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当前党建工作若干紧迫问题的决议”，阐明越共面临的危机并提出党风整顿措施; 十一届五中全会决定成立由中央总书记任组长、中央政治局直接领导的党中央防治腐败指导小组，开通了中央反腐指导小组办公室的网站，公布有关反腐信息，并重新组建越共中央内政部，作为反腐指导小组的常设机构;2012 年 11 月国会通过了《防治腐败法》( 修正案) ，规定从 2013 年2 月1 日开始，越南的领导干部需在每年 1 月 1 日至 3 月 31 日期间，将个人财产申报清单在本人所在机关、组织或单位公布; 同期国会还通过了《对由国会和人民议会推选或批准的领导人投信任票的决议》，根据该决议，越南国会和各级人民议会将根据各级政府官员履行职责的表现、权限执行、政治素质、道德和生活作风等方面的表现，对同级官员进行信任票表决，等等。
对于来自党外的和平演变挑战，越南共产党一向强调要保持头脑清醒。在斗争激烈的时期，组织专题研讨会，并以专栏形式刊登了越南主要党政领导和著名理论家的系列文章。例如，围绕修宪斗争，2013 年 6 月 10 日越南共产党机关杂志《共产主义》刊登了越南国防部政治学院哲学系副主任武光造的文章《当前的理论研究与理论斗争工作》，揭示了当前越南理论斗争的严峻形势。该文指出: 当前越南的理论研究遇到的困难和挑战是有史以来最为严酷的。歪曲和破坏马克思列宁主义、胡志明思想和越南共产党的路线是敌对势力的一贯目标，但在不同时期，他们所采取的内容和方式有所不同，并且手段越来越高端和狡猾。[11]可见，越共已经认识到越南政权的稳定受到了威胁并采取多种措施加强防控，然而，从经验和实际成效来看，上述来自党内的问题和外部的威胁并未因此而减少，反而越来越加剧。
在中越两国南海主权争端激化的背景下，伴随着“去中国化”的宣传和推进，与美国结盟的声音已在越南社会中泛滥。越南社会学家在 2014年 7 月 14 日接受 BBC 采访时公然提出: “越南需要建立更好的战略联盟以抵抗中国的侵略”，“在全球化的世界里，政治孤立对越南来说无异于政治失败”，“美国是当今越南最关键的同盟国”;“如果越南不能够发展更好的同盟关系，越南的岛屿领土可能会被中国攫取”; “越南领导人需要果断地在国际法庭前捍卫自己的权利并反对中国，并且一劳永逸地把与中国有意识形态联系的思想扔进历史的垃圾箱”。实际上，这并非只是越共一些党外人士的主张。与此同时，西方大国一方面在南海问题上积极支持越南与中国对抗，另一方面积极推进与越南的 TPP 谈判甚至军事合作的谈判，拉拢越南的意图已经非常明确。在这一背景下，越南共产党领导下的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所面临的问题、挑战及其发展动向，都需要我们不断地密切关注。
注释:
①《越共十一届八中全会公报》，参见［越］2013 年10 月 10 日《人民报网》，http: / / cn．nhandan． com．vn /documentation / item /1289801-% E8% B6% 8A% E5% 85%B1% E5% 8D% 81% E4% B8% 80% E5% B1% 8A% E5%85% AB% E4% B8% AD% E5% 85% A8% E4% BC% 9A%E5% 85% AC% E6% 8A% A5． html．
②［越］阮德平《继续坚定和创造性地走社会主义道路》，载于《马克思主义研究》2012 年第 12 期。
③姚丽娟《越共 60 名党员要求“放弃社会主义”不再依赖中国》，参见 2014 年 7 月 31 日《环球时报》。
④越南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越南国家政治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77—87 页。
⑤转引自潘金娥《越南共产党的政治革新》，载于《中共中央党校学报》2010 年第 3 期。
⑥林锡星《阮富仲: 越共新任总书记》，载于 2011 年2 月 1 日《环球》第 3 期。
⑦《越南共产党第十一届四中全会会议决议: 关于当前党的建设的一些紧迫问题》，载于2012 年1 月16 日《越南共产党电子报》。
⑧［越］阮文莹《党对政治系统和我国政治系统的组织机构和活动方式革新的认识过程》，载于苏辉若等主编《1986—2005 年党的理论思维革新过程回顾》( 上集) 越南理论政治出版社，2005 年版第 17—18 页。
⑨ Carlyle A，Thayer，“Political Legitimacy in Vietnam:Challenge and Ｒesponse”，in Politics ＆ Policy，Vol． 38，No. 3，2010，pp． 423 － 444．
⑩程映虹《越南知识分子在想什么?》，载于《文化纵横》2012 年第 1 期。
[11]［越］武光造《当前的理论研究与理论斗争工作》，载于 2013 年 6 月 10 日《共产主义》杂志，参见 http: / /www．tapchicongsan. org. vn / Home / Nghiencuu-Traodoi /2013 /21938 / Cong-tac-nghien-cuu-ly-luan-voi-cuoc-dau-tranh-ly-luan.aspx。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共运部当代世界社会主义研究室）
网络编辑：张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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