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朋友推给我一篇叫做《关于疫情，他瞎说了30句大实话》的文章，直言很不错，让我一定要看看。由于标题中醒目的“大实话”三字，我抱着好奇心点了进去。
结果好家伙，原来是篇10万+的爆文，不仅如此，还被各路官媒转载，微博浏览量已高达3000多万。不过等我看完才发现，这些“大实话”中，值得商榷的地方还挺多。
比如第3条：“经济矛盾及社会矛盾，已接近临界点，再不放开就要出大问题了。现在中央给地方松绑，可以说是一场及时雨。”
说是及时雨未免有些言过其实，对于持续了一年之久的过度防疫而言，目前的这些举措已经是相当滞后了，这导致我们与逐步放开、平稳过渡的机会失之交臂，成了如今在“经济矛盾及社会矛盾已接近临界点”下被动的180度急转弯，其所引发的恐慌、焦虑以及不适应，不仅需要花相当多的时间去消除，甚至可能带来更多新的问题。
再比如作者在第4条中说：“对于抗疫，就像改革开放，我们既不能用前三十年否定后三十年，也不能用后三十年否定前三十年。”
这是个很明显的语言陷阱：对不同阶段的得失闭口不谈而是将整个时间线捆绑在一起，得到的结果就是，过去不能否定现在，现在亦不能否定过去，简言之就是双重肯定，全对。
然而事实是，三年抗疫有得有失，特别是近一年来，已经完全脱轨，就像前文说的，被动且突然的狼狈转向已经是对其最好的否定了。急于辩护并不能让质疑消失，相反的，正视错误、反思得失、力求更好才能使人们重拾信心。
第5条就厉害了：“有人说：为什么不早点放开？其实制定任何政策都是需要民意基础的，但民意是熬出来的，共识也是熬出来的，熬到70%的人都同意放开，都愿意承受放开的代价，这才有了制定政策的基础。”
民意与共识是熬出来的…初听此言实在犹如天雷滚滚。民意不需要熬，就像沙漠中的旅人一样，需不需要水这个问题不用等到他脱水了才能回答。而知晓民意的方式说起来也非常简单，利用统计学便能搞定，无论是投票还是各种方式的数据调查。
共识自然也不需要熬，协商便能解决，人民代表大会与政治协商制度不正是起这个作用吗？至于70%的数据是如何来的，为什么是70%，不是80%或者60%，那就不得而知了。
接下来是第13条，作者说：“最近这一周，各地陆陆续续都放开了，但一些放开举措，给老百姓的工作和生活造成了一些新的不便。对于这些不便，我们也要多一些宽容和理解，因为任何政策调整都不可能一步到位、一蹴而就，甚至有时候还会向前走两步、向后退一步，全世界都一样。”
对于中国百姓，最不应该说教的就是所谓的宽容和理解，因为他们一辈子都活在“宽容”和“理解”当中，虽然可能是出于其他什么原因，但你无法要求更多了。很多时候，我甚至对我们的人民表现出的过多的“宽容”和“理解”而感到生气。
更何况，宽容与理解不是单向的，而是相互的，你不能指望时而“向前走两步”时而又“向后退一步”的政策调整不引起人们的抱怨，就像人们不会指望它能一步到位一样，对此，“全世界都一样”的说法显然不能让人满意，毕竟不是所有人都在海外有资产。
然后是第18条，作者说：“一项政策诞生后，总有一部分人会成为“委屈者”和“牺牲者”，这是无法避免的事情。如果我们不幸成了“那少数的一部分”，希望你能够早日想通并接受它。”
这番话不仅充满了功利主义色彩，甚至有些弱肉强食的流氓味道，虽然看起来很有吸引力，似乎是对多数人的最优解，保证了社会的最大幸福，但若按照作者所言，无疑会引发多数人对少数人的暴政：主体民族可以对少数民族这么说、健全者可以对残障人士这么说、衣食无忧者也可以对贫困人口这么说。
但事实是，我们没有傲慢地对少数民族、残障人士、贫困人口说：“很不幸，你是那少数的一部分，希望你能够早日想通并接受它”，而是出台少数民族优惠政策、建设无障碍设施、搞扶贫攻坚。
由此可见，政策的最优解不是零和博弈，而是相互妥协之后的彼此兼顾，或许有时候“代价”和“牺牲”最终无法避免，但那应该是结果，而不是起因，当我们明白不存在绝对的公平时，对公平的追求才显得弥足珍贵。
同样的，我们之所以愿意让渡社会利益给“那少数的一部分”，是因为我们不想有朝一日成为“那少数的一部分”，可以断言的是，注重少数群体权益的社会不一定是文明社会，但忽视少数群体甚至把牺牲少数群体当做理所当然的社会一定是野蛮社会。
再就是第25条，作者说：“很多人都骂微博，骂王高飞。我觉得这是身在福中不知福。微博在今天的作用已超过任何社交软件。从疫情刚开始时候就能看出来，微博已经不再是单纯的商业平台了，很大程度上肩负了舆论疏导甚至击鼓鸣冤的职能，让普通人发出的声音可以迅速被很多人看见，这种平台太稀缺了，全网只有微博一个。微博改变了太多人的人生。”
我实在很难理解一个核心功能相当缺失的网络公共领域究竟“福”在哪，如果非要拿一辆战损版汽车跟马车比，那人们自然只能选择前者，但这并不代表人们只需要前者，这也是很多人开骂的原因，虽然并不能完全归咎于微博本身。
至于其所肩负的所谓“击鼓鸣冤”的职能，确实不假，甚至可以说，它的舆论效应为很多人兜了底，但这明显不是人们维护合法权益的第一选择，换言之，只有当正常渠道缺失或者诉诸无门时，才会有人选择这种抛头露面的法子，而那些被微博改变了的人生，有没有可能就是他们应得的？
最后一条（指本文，实际是第28条），作者谈了下个人感受，他说：“三年疫情，我还有一点感触也很深：没有良知的知识，不过是作恶的道具。所以我越来越觉得，知识固然很重要，但比知识更重要的是良知。”
我的感受恰恰相反，我觉得比良知更重要的是知识，当然这里的知识是狭义的，单指科学，无论是科学的防疫还是科学的决策。
从三年的疫情中，我想大部分人应该都感受到了科学的重要性以及良知的不可靠性，虽然道德水平依然不可或缺，但相比于可量化、可预测、有客观标准的科学，诉诸良知无异于撞大运。
行文至此基本就结束了，需要说明的是，对作者本人我没有任何预设，仅仅是对其文的一些不同看法，限于篇幅，作者的其他一些观点我没有谈到，但并不代表完全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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