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渡赤水战役是长征期间中央红军在川黔滇边地区进行的一次出色的运动战，也是我军战争史上以少胜多、变被动为主动的光辉范例。由于敌我力量悬殊、作战条件困厄、战场情况瞬息万变，其指挥决策是十分艰难的。大多数研究四渡赤水的论著，充分肯定并高度评价毛泽东在该战役中作为主要决策者和指挥者的关键作用。然而，由于四渡赤水过程中主要战略方向发生多次改变，中央红军一直处在行军与作战的频繁流动中，以及文献资料的相对匮乏和当事人鲜少有细致的叙述，有关四渡赤水战役决策和指挥的具体经过，仍然留有一些空白。有的学者甚至因此对毛泽东在四渡赤水战役指挥中的关键作用提出怀疑，认为一渡和二渡赤水“是被迫的、临时决定的”，三渡和四渡赤水“才是由毛泽东具体指挥的”，或者以为四渡赤水并非是一个完整的战役，毛泽东所称的“得意之笔”只能是“第四次渡赤水”。其实，这些质疑在史实和逻辑上是经不住推敲的。本文拟以有关史料为依据，就此作些分析。
一、遵义会议后，毛泽东重新进入党和红军的最高决策层并发挥重要作用
从宁都会议被解除在红军中的领导职务起，毛泽东失去对红军的军事指挥权长达两年之久。由于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在党内的错误领导，毛泽东等经过长期武装斗争实践创造出来的以游击战、运动战为核心的正确战略战术被放弃，中央红军接连遭受第五次反“围剿”和长征初期的失败。湘江一役中央红军折损大半，形势极其险恶，全军上下对博古、李德的不满情绪达到顶点。毛泽东因势利导，首先争取到王稼祥、张闻天的支持，在通道会议、黎平会议上力主改变中央红军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计划，得到周恩来等中央多数同志的赞同。在要求改变中央领导的呼声不断高涨的情况下，中共中央政治局于1935 年1 月中旬在遵义召开扩大会议，着重批判了博古、李德在第五次反“围剿”作战中实行单纯防御、在长征中实行退却逃跑的战略错误，补选毛泽东为政治局常委，取消原先全权指挥红军的“三人团”，“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周为军事指挥者，而恩来同志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扩大会完毕后中常委即分工，以泽东同志为恩来同志的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遵义会议“事实上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开始确立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开始形成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毛泽东重新进入党和红军的最高决策层，并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首先，毛泽东提出的遵义会议“集中弄清军事路线，因为中央在长征中，军事领导是中心问题”的思路，成为遵义会议实现巨大转折的关键。1938年 11月 6日，毛泽东在《战争和战略问题》一文中写道：遵义会议“主要地是反对战争中的机会主义，把战争问题放在第一位，这是战争环境的反映”。后来，周恩来在回顾党的历史教训时也说：“遵义会议的主旨是纠正军事路线错误，因为当时是在惊涛骇浪中作战，军事路线最紧迫”。“毛主席的办法是采取逐步的改正，先从军事路线解决，批判了反五次‘围剿’以来的作战的错误：开始是冒险主义，然后是保守主义，然后是逃跑主义。这样就容易说服人。……先解决军事路线，这就容易通，很多人一下子就接受了。如果当时说整个都是路线问题，有很多人暂时会要保留，反而阻碍党的前进。”张闻天当时是中央领导人中较早认识到博古、李德的错误，并与毛泽东站在一起加以抵制的，对此感受尤为深切。他在 1943年底所写的整风笔记中写道：“遵义会议没有提出过去中央政治上的路线错误，……这在毛泽东同志当时只能如此做，不然我们的联合会成为不可能，因而遵义会议不能取得胜利。为了党与革命的利益，……这在当时是完全必要，完全正确的。”这也说明，除了策略上的考虑，毛泽东还是把迅速纠正军事战略上的错误，重新采用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看成中央红军摆脱困厄局面的重中之重。而这也正是遵义会议能够顺利召开并成为党的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的重要原因。
其次，据亲历者回忆，毛泽东在遵义会议上完全有条件和机会出任党和军队最高领导职务，但被他本人婉拒了。从领导秋收起义时起，毛泽东在创建人民军队和革命根据地的艰苦斗争中，尽显卓越的领导才干，指挥红军打了大大小小许多胜仗，先后挫败国民党军对井冈山根据地的“进剿”“会剿”以及对中央苏区的第一次到第三次“围剿”，在根据地广大军民中享有极高声望。遵义会议彻底否定博古、李德所实行的错误军事战略和“三人团”的错误指挥，决定恢复过去红军的战略战术原则。时任红一军团政委的聂荣臻，因脚伤坐担架随军委纵队行军。他在晚年回忆当时的情况时说：我躺在担架上冥思苦想，为什么不能让毛泽东同志出来领导？黎平会议虽然开始转变了我军战略方向，不再往敌人布置好的口袋里钻了，但领导问题不解决，我军就难以彻底地由被动变为主动。这不只是我个人思考的问题，也是当时广大红军指战员思考的问题。聂荣臻与同行的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交换意见，两人都认为，博古、李德等人不行，必须改组领导，应该让毛泽东出来领导。遵义会议的另一位参加者、红三军团军团长彭德怀讲得更加明确：“我当时认为，总书记应该是毛泽东同志担任，比其他同志担任都为适宜。”同样出席了会议的杨尚昆这样记述当时的情景：“会上，许多同志要求毛主席代替博古领导全党工作，这是众望所归。但毛主席不愿意，说他身体不好，有病，所以决议上写了‘常委中再进行适当的分工’。”面对广大红军官兵的热切期盼，毛泽东还是婉拒了党和红军的最高职务，究其深层原因，主要还是站在党和革命事业大局的高度上，为了能够团结更多的同志，维护中央领导的稳定和权威，以应对险恶动荡的局势。
最后，周恩来本人对毛泽东领导才能十分推重。1929年转战赣南闽西期间，红四军领导层因对一些建军重大问题产生分歧，毛泽东被迫离开红四军前委。在中央主持军事工作的周恩来听取陈毅的汇报后，代表中央发出给红四军的“九月来信”，支持毛泽东的正确意见，明确指示毛泽东“应仍为前委书记”。1932年 10月的宁都会议上，毛泽东受到“左”倾路线的排挤，周恩来主张毛泽东继续留在前方帮助指挥作战。在第四次、第五次反“围剿”作战和长征初期，周恩来多次提出针对李德军事思想和作战方案的不同意见。在通道会议和黎平会议上，他明确支持毛泽东的主张。遵义会议上，与博古把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完全归咎于客观原因不同，周恩来作为“三人团”成员之一，在他所作的副报告中，作了深刻的自我批评，表示“完全同意”张闻天、毛泽东、王稼祥对错误军事路线的批判，诚恳承认第五次反“围剿”失败，“最主要的原因，由于我们在军事指挥上战略战术上基本上是错误”，“并主动承担责任，作了自我批评”。他全力举荐毛泽东来领导红军的今后行动，在会议的最后发言中说：“毛泽东同志是军事方面领导我们最合格的领导人，现在他就应当担此重任。”周恩来的信任和推重，在那个特定的环境中，为毛泽东在四渡赤水作战中充分施展其指挥才能，提供了有力支持。
1935年 10月，陈云在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会议的报告中明确说：在遵义举行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我们撤换了‘靠铅笔指挥的战略家’，推选毛泽东同志担任领导”。邓小平后来也回忆说：“那个时候行军，毛泽东同志、周恩来同志、张闻天同志和我是在一起的。每天住下来，要等各个部队的电报，一直等到深夜，再根据这些电报确定红军的行动。在重要的问题上，大多是毛泽东同志出主意，其他同志同意的。尽管名义上他没有当总书记或军委主席，实际上他对军队的指挥以及重大问题上的决策，都为别的领导人所承认。”（陈云和邓小平的这两段话如实和准确地反映了毛泽东在党和红军决策中的重要作用。
二、毛泽东在四渡赤水战役中指挥红军从战略被动转向战略主动
遵义会议后，毛泽东工作十分忙碌。据毛泽东当时的警卫员陈昌奉回忆：遵义会议后，毛泽东大部分时间都在军委总部，与朱德、周恩来、王稼祥和总参谋长刘伯承研究问题。有时候好不容易休息了，负责文件和电报的机要参谋，又不得不把他唤醒。每到这种时候，毛泽东不是马上起来作批示，就是带着警卫员去军委。毛泽东还告诉陈昌奉，以后大部分时间要跟军委一起行动。周恩来当时的警卫员魏国禄也说：“遵义会议后，主席很忙，有两次晚上总理叫我送信给主席，已经半夜了，主席还在马灯下看东西。当时缴获敌人的一些报纸杂志，主席都要看，从中来发现一些问题。”可见，重回红军领导中枢的毛泽东，工作是相当繁重的。
四渡赤水战役发生于遵义会议之后。黎平会议原定在以遵义为中心的川黔边地区创建新的根据地。根据刘伯承、聂荣臻等人的建议，遵义会议改变了红军行军的战略方向，决定转向经济条件较好、回旋余地大且可与红四方面军互为呼应的川西或川西北建立新的根据地，争取赤化四川。经过在遵义的短暂休整后，1935年 1月 19日，中央红军由遵义北上桐梓、土城地域，准备北上渡江。陈昌奉记得，向桐梓出发后，毛泽东特别忙，每到一个地方电话机至少四部五部，多则十二、三部，许多参谋人员协助接电话。“主席到桐梓与一军团聂荣臻、林彪等谈了话，然后他们走了，我们住下。总司令都到的时候，主席和周总理等见了面谈了话。然后我们走，他们又住下。”
1月 28日，中央红军在土城遭遇川军郭勋祺旅、潘佐旅的顽强阻击。为了打好土城一仗，毛泽东提前用半天时间到后山观察地形。到了打仗的那天，“队伍在打仗，一连打到下午 1点钟左右。就在半山坡上，主席召集指战员们谈这次打仗的方法和道理。又继续打到黄昏” 。战斗最紧张时，干部团也被拉了上去。土城一战双方均有严重伤亡，形成对峙，后续川军援军源源不断地向此聚拢。当晚，中央政治局和中革军委召开会议，毛泽东提出：鉴于川军重兵云集，原定从赤水北上，在泸州、宜宾间渡过长江的计划已经行不通，红军应该果断地调整进军方向，作战部队与军委纵队彻底轻装，从土城渡过赤水河西进，向古蔺南部推进，寻机北渡长江。会议接受毛泽东的意见，决定改变由赤水北上渡江的计划，部队立即撤出战斗，西渡赤水河，再相机北渡长江。29日，中央红军分左中右三路纵队，从猿猴场、土城上下渡口渡过赤水河，向川南古蔺、叙永地带前进。是为一渡赤水。渡河前，毛泽东还与红一师师长李聚奎等进行交谈，介绍遵义会议情况，并要他们做好部队精简整编的准备。
中央红军进入川南，川军首领刘湘十分紧张，一边全力加强长江沿岸防务，一边下令主力向川南尾追截击。中央红军右纵队攻叙永不克，后卫部队遭敌袭击，左纵队在天堂坝与川军缠斗。为避免不必要损失，军委命令各军团迅速脱离川军追敌，改向川滇边的云南扎西集中。在三省交界的一个名叫“鸡鸣三省”的村庄，中央政治局常委分工，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决定由张闻天代替博古负总的责任”。周恩来回忆说：“我记得很清楚，毛主席把我找去说，洛甫现在要变换领导。我们当时说，当然是毛主席，听毛主席的话。毛主席说，不对，应该让洛甫做一个时期。……说服了大家，当时就让洛甫做了。”毛泽东在 1962年也追述过这段历史：红军由娄山关一直向西，经过古蔺、古宋诸县打到了川滇黔三省交界的一个地方，叫做“鸡鸣三省”，突然遇到了云南军队的强大阻力，无法前进。中央政治局开了一个会，立即决定循原路反攻遵义，出敌不意，打回马枪，这是当年 2月。
2月 7日，中革军委决定暂缓执行北上渡江计划，改取“以川、滇、黔边为发展地区”，“并争取由黔西向东的有利发展”的方针。8日，中央政治局在大河滩召开会议，通过张闻天根据遵义会议精神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这个决议完全体现了毛泽东的战略思想。9日，军委纵队进至扎西镇，中央政治局和中革军委召开会议，总结土城失利的教训，讨论红军的战略方针和行动方向。毛泽东在发言中坦承：这是一场拉锯战、消耗战。我们没有歼灭川敌，反而受到了很大损失，不合算，也可以说是一个败仗。主要的教训有三点：第一，敌情没有摸准，原来以为是三个团，实际上是六个团，而且还有后续部队，越打越多；第二，轻敌，对四川刘湘部队的战斗力估计太低了；第三，分散了兵力，不该让一军团北上。我们要吸取这一教训。同时指出，这一仗，由于及时渡过了赤水河，摆脱了尾追之敌，改变了被动局面，红军果断地改为轻装，甩掉了笨重包袱，行动更自由了，更能打运动战、游击战了。从这一点来说，又为胜利创造了条件。对于下一步的行动方向，毛泽东提出“回师东进、再渡赤水、重占遵义”。他说：我军的作战线是服从于红军的作战方向的，这个方向受到了限制，就应转移到另一个方向去。转移到哪里去？转移到黔北去。为什么？因为我军的北上，已经造成了敌人的过失，那就是敌人的主力和注意力都调到川南一线来了，黔北比较空虚，我们应该利用敌人过失，寻找有利的战机，集中优势兵力，发扬我军运动战的特长，去主动地消灭敌人。
中央红军进入川滇边境后，蒋介石重新调整部署，企图围歼红军于长江以南。针对战场情况变化，同时为了让全军上下更好地理解和执行中央和军委战略意图，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 2月 16日发表《告全体红色指战员书》，提出：“为了有把握的求得胜利，我们必须寻求有利的时机与地区去消灭敌人，在不利的条件下，我们应该拒绝那种冒险的没有胜利把握的战斗。因此红军必须经常的转移作战地区，有时向东，有时向西，有时走大路，有时走小路，有时走老路，有时走新路，而唯一的目的是为了在有利条件下，求得作战的胜利。”这表明迂回曲折的远距离运动战，将成为主要作战样式。部队向太平渡运动途中，在一个叫白沙的村子，毛泽东接到军委二局的报告：敌人没有发现我们从扎西出来了，还在部署向扎西进攻呢！他听罢高兴地说：那好！立即写了个文件交给二局的同志，说：“请总司令和恩来、稼祥同志看看，他们同意就这样办。”18日至 21日，中央红军在太平渡、二郎滩等渡口二渡赤水，回师黔北。
在黔北，中革军委决定集中主力进攻桐梓和娄山关以南的黔军，乘胜夺取遵义。攻击桐梓前，红三军团在习水县回龙场召开干部动员大会，毛泽东到会作报告。他说，敌人就像手上的五个指头，我们要一个指头一个指头地把它割掉，要集中兵力，各个击破。一到桐梓，毛泽东还住在上次路过住过的房子里，增加了十几部电话机。他与周恩来、刘伯承开了一夜会，商讨作战方案。前方电报一个接一个地送来。在桐梓，他还召开了红一、红三、红五军团干部会，决定娄山关一仗怎么打，打了娄山关以后追击到哪里，再怎么打回来。25日，红五、红九军团在桐梓西北迟滞川军，红一、红三军团经桐梓向娄山关守敌发起猛攻。战前，毛泽东亲自打电话给彭德怀下达命令：速令十三团务必于今日（25日）天黑前攻下娄山关，占领点金山。担负娄山关主攻任务的红十三团团长彭雪枫接到命令后，率全团经激战夺取娄山关，击退敌军多次反扑。红一、红三军团在彭德怀、杨尚昆统一指挥下乘胜追击，再占遵义。此役重创黔军与国民党中央军吴奇伟部，击溃和歼灭敌两个师又八个团，取得中央红军长征以来的最大胜利。28日上午 10时左右，毛泽东接到参谋处报告，部队已经进入遵义，战斗全部解决了。他兴奋地说：好嘛！那我们也走吧！遵义大捷，极大地鼓舞了红军官兵的士气。《红星报》发表社论称：“这一胜利是在党中央扩大会议对于华夫（即李德——引者注）同志的单纯防御路线采取了正确的军事领导之后的胜利。……这说明了，只要有正确的军事领导，只要不怕疲劳，勇敢作战，我们就能消灭与战败任何的敌人。”
蒋介石将遵义惨败视为奇耻大辱，飞到重庆亲自指挥对中央红军的“追剿”，决定以堡垒主义结合重点进攻，实行南北夹击，围歼红军于遵义、鸭溪狭小地区。3月 4日，中革军委组成以朱德为司令员、毛泽东为政委的前敌司令部。同时决定，以红九军团吸引川敌向东，主力由遵义地区西进白腊坎、长干山，求歼位于仁怀、鲁班场一线的国民党中央军周浑元纵队。周部吸取吴奇伟部被歼的教训，畏葸不出，红军求战不成。10日凌晨，林彪、聂荣臻提议进攻黔军王家烈部盘据的打鼓新场。张闻天在苟坝召开中央会议讨论林聂建议，毛泽东表示反对，而中央和军委大多数同志赞成打打鼓新场。毛泽东见无法说服大家，愤然辞去前敌政委职务。回到住处，毛泽东还是放心不下，连夜找到周恩来，详陈不能进攻打鼓新场的理由。此时恰好接到军委二局的敌情报告，滇军孙渡部与国民党中央军吴奇伟部正遵照蒋介石命令向打鼓新场扑来。周恩来再次开会，说服大家同意放弃进攻打鼓新场。毛泽东多年后也曾忆及此事：“我反对打打鼓新场，要到四川绕一个圈，全场都反对我。那个时候我不动摇。我说，要么就听我的，我要求你们听我的，接受我的这个建议。如果你们不听，我服从，没有办法。散会之后，我同恩来讲，我说，不行，危险，他就动摇了，睡了一个晚上，第二天又开会，听了我的了。”
3月 10日夜到 11日凌晨，军委连发两电，提出“我野战军以放弃遵义、集结主力、准备转移，寻求新的机动”为目的，而放弃攻打打鼓新场，是因为我军“不但将为黔滇两敌所吸引，且周（浑元）川两敌亦将出我侧背，如此转移更难”。不难看出，如何实现“转移”才是此时军委和毛泽东思考的重点。13日，军委下达指示明确指出：“依据目前情况，党中央政治局决定，我野战军战略方针仍应以黔北为主要活动地区，并应控制赤水河上游，以作转移枢纽，以消灭薛岳兵团及王家烈部队为主要作战目标，对川、滇敌人须在有利而又急需的条件下，才应与之作战，求得消灭其一部。”
有关攻打打鼓新场的争论让毛泽东感到，猴场会议关于重大军事问题须向中央政治局报告，由政治局讨论的规定，在部队流动不居、战局倏忽多变的的情况下，会对临机决断造成严重掣肘，从而贻误战机。因此，他向张闻天提议，成立一个几人的小组，以统一指挥。中央政治局 12日接受了这个提议，决定成立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三人军事小组，统一指挥作战。
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中革军委 3月 14日晚下达攻打鲁班场的命令。鲁班场扼控通往茅台渡口的要道，据守该地的国民党中央军周浑元部，深沟高垒，以逸待劳。周部三个师猬集一团，凭坚固工事抵抗。红军的攻击未能奏效，双方陷入胶着。这时，川军和吴奇伟部分别从西北和东南方向赶来，企图对红军形成夹击。15日晚，中革军委命令各部立即撤出战斗，向赤水河上游转移。鲁班场一战虽付出一定伤亡代价，未达成歼灭周浑元部的目的，但也重创了周部，使周部在红军三渡赤水时龟缩在碉堡内，不敢轻举妄动。进攻鲁班场前，中革军委便派出小股部队和工兵营赶去茅台架桥，为渡河北进作准备。红一军团六团政委邓富连认为，打鲁班场是“假戏真作，先打后走”。16、17日，中央红军从茅台及其附近渡口三渡赤水，再入川南。走过茅台渡口的浮桥，毛泽东对朱德、刘伯承等说：“只要能将滇军调出来，就是胜利。”还特别交待刘伯承，要安排工兵营即刻前往二渡赤水的二郎滩、太平渡检修和维护浮桥。行军时，军委纵队路遇王平率领的红十一团，毛泽东命令他们警戒可能侧击的敌人，以掩护中央和军委机关安全通过。
中央红军大张声势三渡赤水，随即隐蔽集结。蒋介石以为红军又要北渡长江，催促各路“追剿”部队迅速向川南进发，以便在古蔺地区形成新的包围圈。尾追于后的周浑元、吴奇伟两部主力和川军郭勋祺部已到赤水河西岸，正渡河向川南逼近。一直徘徊于黔西地域的滇军孙渡部亦开始向毕节、大定推进，向北堵截。中革军委将计就计，派出小部队向古蔺开进，吸引敌军西向，主力则以悄无声息的神速动作，于 21日晚至 22日从二郎滩、太平渡等处四渡赤水，再入黔北。过河之后，中革军委令红九军团伪装主力，由马鬃岭佯攻长干山、枫香坝，吸引敌人北上，红军主力向南疾进，从鸭溪、白腊坎间十余里狭小空隙突破敌封锁线，直扑乌江北岸渡口。31日，红军大队分数路南渡乌江。至此，中央红军将几十万国民党军甩在乌江以北地区，使蒋介石消灭红军于乌江以北、川黔滇边境地区的图谋归于失败。
由前述四次渡过赤水的经过和毛泽东的主要活动可以看出，每次渡河的情况、目的各不相同，并非如质疑者所言，都是在极其被动的情况下发生的。一渡赤水是因土城之战失利使北上渡江方针遭受挫折，而不得不西渡以避川军锋芒，但是，也正是由于中央红军一渡赤水，才避免了更大损失，并为下一步机动争取了时间和空间。二渡赤水则是在蒋介石驱动各路敌军向川南集结，企图围歼红军于长江以南、叙永以西、横江以东地区的情况下采取的主动行动，跳出包围而重入敌兵力薄弱的黔北地区，取得娄山关和遵义大捷。三渡、四渡赤水是为实现同一目标采取的虚实相间的两个步骤：三渡是“虚”，意在敌人完成在遵义、鸭溪地域的合围前，把敌军再次引向四川，其中调动滇军是重点；四渡是“实”，以红九军团的佯动掩护中央红军主力突破遵义、仁怀封锁线，南渡乌江，把追堵之敌甩在身后，从而获得真正的主动。
红军从战略被动向战略主动的转化，只能在正确的战略指导下，通过争取一次又一次战斗的胜利来逐步达成。在遵义会议后形成的红军军事指挥体制中，毛泽东的作用是无可替代的。土城之战陷入僵持后，是他提出红军主动撤出战斗，退向赤水以西地区。在扎西，是他总结了土城一战的教训，提出回师东进、再渡赤水、重占遵义的方针，亲自部署和指挥娄山关战斗和二占遵义。他权衡利害，力排众议，坚决反对攻打打鼓新场，率领中央红军三渡赤水，“到四川绕一个圈”，实现了调动滇军的目的，跳出敌人的包围，为四渡赤水、南渡乌江创造了条件。从第一次到第四次渡赤水，历时凡 53天，毛泽东指挥红军不断变换作战方向，纵横往还于云贵高原的崇山峻岭，穿插迂回于赤水河两岸，能打则打，不能打则走，忽南忽北，声东击西，紧密衔接，环环相扣，共进行大小战斗数十次，甩开了敌人 40万大军的围追堵截。这充分体现了红军运动战的特长，与博古、李德硬往敌人刀锋上碰、朝蒋介石的包围圈里钻的战法判若云泥。负责战役战斗具体组织实施的总参谋长刘伯承对此深有体会，他说：“遵义会议以后，我军一反以前的情况，好象忽然获得了新的生命，迂回曲折，穿插于敌人之间，以为我向东却又向西，以为我渡江北上却又远途回击，处处主动，生龙活虎，左右敌人。我军一动，敌又须重摆阵势，因而我军得以从容休息，发动群众，扩大红军。待敌部署就绪，我们却又打到别处去了。弄得敌人扑朔迷离，处处挨打，疲于奔命。”刘伯承所指的，正是四渡赤水战役的全过程。
同时需要指出的是，在四渡赤水战役中，各级指挥员出于对红军前途的强烈责任感，在坚决服从和执行中央和军委的决定和命令时，也勇于建言，提出的许多正确建议，如 2月 7日彭德怀和杨尚昆关于转向扎西进行整编的建议、2月 25日彭德怀和杨尚昆关于以迅速动作歼灭黑神庙黔军守敌的建议、3月25日彭德怀和杨尚昆关于转向东南乌江流域的建议、4月 13日彭德怀和杨尚昆关于野战军迅速渡过北盘江求得在滇黔边与孙渡部作战的建议、4月 25日林彪关于先敌占领东川、渡过金沙江向川西北前进的建议，都得到了中革军委和毛泽东的采纳或吸收，对四渡赤水战役的胜利产生了积极作用。所以，周恩来说：“中央红军能不在李德的荒谬指挥下被消灭，而能渡过长征困难，实因在遵义会议后得到毛主席的领导，以及一、三军团骨干的努力。”
三、亲历者高度评价毛泽东在部署、指挥四渡赤水战役中的关键作用
毛泽东是在遵义会议上重新进入党和红军最高决策层的。在这个决策层中，除了毛泽东，还有周恩来、张闻天、朱德、陈云、博古、王稼祥等。苟坝会议后中央层面负责军事指挥的主要是三人小组成员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和担任红军总司令和中革军委主席的朱德。他们都曾在不同场合谈到过四渡赤水战役的历史，并高度评价毛泽东在部署、指挥战役中的关键作用。
周恩来在遵义会议上被委托为“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他充分尊重、信任与支持毛泽东关于作战指挥的意见，对维护毛泽东的领导权威产生了重要作用。战役进行期间，毛泽东采用的高度机动的运动战战法极大地迷惑和调动了敌人，但也有的红军高级指挥员对此不理解。周恩来坚定地拥护军委的重大决策，他参与了所有重要作战行动的部署和指挥。1935年 5月，中共中央在会理城郊召开扩大会议，周恩来在会上赞扬毛泽东这一时期的军事领导艺术：在敌人前堵后追的危急情况下，采用了兜大圈子的办法，四渡赤水，再进遵义，甩掉了敌人，胜利渡过了金沙江。30多年后，周恩来在回顾四渡赤水战役的经过时又说：“从一月、二月出发，到了五月，这是相当艰难困苦的一个时期。走‘之’字路，四渡赤水河”。“毛主席取得领导地位，是水到渠成。事实证明，在千军万马中毛主席的领导是正确的。”
从井冈山会师起，朱德就与毛泽东并肩战斗，结下了深厚的战友情谊。朱德在遵义会议上发言支持毛泽东的主张，提出改变博古、李德的错误领导，说：“如果继续这样错误的领导，我们就不能再跟着走下去！”二渡赤水前，他对红一军团一部分指战员发表讲话说：“大家记得六年前毛泽东同志和我带领三千多人下山，经过三年多的艰苦战争，粉碎了蒋介石的四次‘围剿’，扩大了十几万红军，建立了二百多万人口的根据地。现在全军还有三万多人，比井冈山时多十倍，还怕什么？”“现在是过了大年又立春，是‘柳暗花明又一“春” ’的好时光，我把‘村’字改为‘春’字，表示红军有新的生机，因为遵义会议后毛泽东同志又到红军指挥战斗了，下一仗一定能打赢的！”
张闻天、王稼祥是对王明“左”倾路线的错误认识较早的领导人，他们与毛泽东一道对博古、李德错误指挥进行斗争。遵义会议能够成功召开，两人均作出了重要贡献。张闻天在延安整风笔记中说：“遵义会议前后，我从毛泽东同志那里第一次领受了关于中国革命战争的规律性的教育，这对于我有很大的益处”。“遵义会议改变了领导，实际上开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领导中心的中央的建立”。“这个会议的功绩，当然属于毛泽东同志，我个人不过是一个配角而已。”后来张闻天不止一次地说过：“实践证明，用马列主义解决中国革命问题，还是毛主席行。”王稼祥曾这样称誉毛泽东对长征胜利的贡献：“要有卓绝的指挥艺术和政治团结力，才能率领数万红军经过雪山草地，在前后左右天上地上都有强大敌人之截击追击堵击的条件下，完成战争史上空前未有的二万五千里长征。”
曾参加遵义会议并亲历四渡赤水，后赴莫斯科参加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工作的陈云，写下了关于四渡赤水战役的详尽记录。他在1935年秋化名“廉臣”所写的《随军西行见闻录》对二渡赤水这样记载：“赤军原定计划本拟由威信继续西进，渡过牛栏江而入川。但在威信休息一天之后，忽然又向东回，恐系当时局势不能过江，故不冒险。但赤军之忽然折回黔北，确出川黔军队意料之外。川军本在北面与赤军并行向西追击，以便迅速驰赴江边扼阻。而赤军之忽然由威信折回赤水河东，待川军发觉而折回时，赤军已渡赤水河而占桐梓、娄山关。赤军此种狡猾机动之作战方法，常以出奇制胜，此均为朱德、毛泽东之特长。故在赤军中，毛泽东有诸葛亮之称。”
当时担任军团领导人的彭德怀、杨尚昆、聂荣臻、何长工等，也分别表达了对毛泽东高超的军事谋略和指挥艺术的由衷敬佩。彭德怀说：“在毛主席的英明指导下，我军采取穿插战术，从贵阳城之西北绕至城东，然后又从南向西进，摆脱敌四面包围的形势，把所有敌军抛在我军后面。我军胜利地渡过金沙江，进入会理地区，这是一个很大的胜利。我对于这一段穿插、渡江是敬佩和高兴的。”杨尚昆说：“遵义会议在整个中国革命历史中起了转捩的作用，……如果按照原来的打法，红军在长征中很可能被消灭。它的最大的功劳是在实际上确立了毛主席在全党的领导地位。闻天同志……对‘左’倾错误的认识和觉醒比博古早，但实际工作经验不足，所以，一切大事都要经过毛主席。遵义会议后，全党的领导核心实际上已是毛主席了”。“四渡赤水确实是军事史上的一个奇迹。那时，敌军集中了四五十万人，红军只有 3.5万人，力量悬殊。红军又处在没有根据地而且地瘠民贫的地区连续行军作战，今天过河西，不几天又回河东，加上春雨连绵，敌机空袭，部队经常夜行军，吃不好，睡不好，以致怪话很多。但是，毛主席心中有数，就是和敌人打圈圈，让他们捉摸不定红军的行踪，终于把他们甩掉。”聂荣臻说：“这个阶段，我们都是声东击西，大踏步地机动作战，不断地调动敌人。这样打法，部队自然要多走一点路，疲劳一点。可是敌人却对我们捉摸不透，便于我们隐蔽企图，使我军由被动变为主动。以后陈毅同志对我说过，毛主席说四渡赤水是他一生中的‘得意之笔’。我也深感毛泽东同志在军事指挥艺术上运用之妙，他确实才思过人，值得我们很好学习。”何长工说：“遵义会议后，在毛泽东等同志的指挥下，由于采取了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蒋介石的前堵后追，妄图一举歼灭红军的‘如意’算盘落空了，他不得不由我们牵着鼻子转。”留下这些回忆的人，当时要么是遵义会议后党和红军最高决策层的重要成员，要么是身经百战的红军高级指挥员，都直接参与了四渡赤水战役中重要军事行动的决策与实施。作为这一重要战役的亲历者和知情者，他们的看法反映了全军指战员的共同心声。
四渡赤水是中央红军长征中的关键性战役，把遵义会议关于实行军事战略转变的重大决策付诸作战实践，具有极其深远的战略意义。毛泽东作为四渡赤水战役的主要决策者和指挥者，在周恩来、朱德等的协助下，从敌强我弱的客观实际出发，指挥中央红军采用灵活多变的运动战的战略战术，不断变化作战方向和作战目标，“走”“打”结合，往返穿插，声东击西，与十倍于己的敌军巧妙周旋，寻找有利战机消灭敌人，把战略主动权重新夺回到自己的手里。正如《中国共产党的一百年》所指出的：“遵义会议后，中央红军在毛泽东等指挥下，根据实际情况的变化，灵活地变换作战方向，迈开铁脚板，忽东忽西，迂回曲折地穿插于敌人重兵之间，使敌军感到扑朔迷离，疲于奔命，红军则处处主动。从 1月末到 3月下旬，红军四次渡过赤水河。”至 5月上旬渡过金沙江后，“中央红军摆脱了几十万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粉碎了蒋介石围歼红军于川黔滇边境的计划，取得了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这一胜利，是改换了中央军事领导之后取得的，充分显示了毛泽东高超的军事指挥艺术”。《孙子兵法》云：“故兵无成势，无恒形。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遵义会议后，重新回到党和红军主要领导岗位的毛泽东，以驾驭复杂战局的卓越才能和出神入化、变幻莫测的指挥艺术，制敌而不制于敌，指挥中央红军取得四渡赤水战役的胜利，一举扭转了长征初期的被动局面，保存了党和红军的中坚力量，成功实现了渡江北上的战略意图。
作者：于化民，青岛大学历史学院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来源：《党的文献》2022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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