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以林：辛亥革命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今年是辛亥革命爆发110周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辛亥革命11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指出，辛亥革命极大促进了中华民族的思想解放，传播了民主共和的理念，打开了中国进步潮流的闸门，撼动了反动统治秩序的根基，在中华大地上建立起亚洲第一个共和制国家，以巨大的震撼力和深刻的影响力推动了中国社会变革，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探索了道路。

  早在1942年3月延安整风运动时期，毛泽东同志曾发表了一篇《如何研究中共党史》的讲话。他说：“现在大家在研究党的历史，这个研究是必须的。如果不把党的历史搞清楚，不把党在历史上所走的路搞清楚，便不能把事情办得更好。”他郑重提出：“说到革命的准备，一九二一年开始的第一个阶段，实际上是由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准备的。”因此，“我们研究党史，只从一九二一年起还不能完全说明问题。”“还应该把党成立以前的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的材料研究一下。不然，就不能明了历史的发展。”当前，全党正在深入开展党史学习教育，立足“两个一百年”历史交汇点，我们纪念辛亥革命，追忆和缅怀以孙中山先生为代表的革命先驱们的历史功勋，学习他们在近代中国探索奋斗中留下的精神遗产，就是为了以史为鉴、开创未来，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继续担当历史使命，掌握历史主动，不断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伟业推向前进。

  回顾辛亥革命的历史，首先需要考察当时国内、国际全局的状况。否则，就很难理解它为什么会爆发、具有哪些历史作用和影响，又为什么会存在严重局限，这一切都是历史发展进程中的产物。

  中国是一个有着几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创造过辉煌灿烂的古代文明。但近代以来，中国却大大落后于世界的发展。鸦片战争后，西方列强依靠船坚炮利，轰开中国的大门，使中国社会发展脱离了原有的轨道，一步步走上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悲惨道路，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中国的命运不再掌握在自己手里，亡国灭种的阴影沉重笼罩在中国人的心头。辛亥革命，正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为挽救中华民族危亡而爆发的。

  要谈辛亥革命的历史，不得不从中日甲午战争讲起。它是中国近代历史发展进程中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中国的内外局势发生了巨大变化。辛亥革命同它直接相关。

  甲午战争前半个世纪，中国人是在几乎没有精神准备的状况下，不自觉地卷入世界历史的进程。鸦片战争的炮声、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使人们感到震惊。人们突然发现在中国以外还存在一个如此陌生的世界，但一时又不能明白周围发生的一切深刻变化。标榜“自强”“求富”的洋务运动，还使人们一度产生一种虚幻的安全感。魏源提出的“师夷长技以制夷”，仍然希望中国重新回到“一喜四海春，一怒四海秋”那样的盛世。可以说许多人对严重的民族危机还处于相当麻木的状态。直到甲午战争前夜，进步思想家郑观应已经感到需要向社会发出“危言”，但仍不敢公然指出中国已处在“衰世”这一事实，而将书名称为《盛世危言》。

  甲午战争的失败，给中国人带来的刺激实在太大了。它从根本上宣布了洋务运动的破产。这一切深深刺痛着每一个对祖国怀有深厚情感的中国人的心。1895年，著名启蒙思想家严复发表《救亡决论》，在近代中国第一次喊出“救亡”的口号。许多人在惨痛的事实前猛醒过来，觉得面前的问题已不再是一般地谈论什么“自强”“求富”，而是需要直截了当地起来“救亡”。此后，“救亡”成了摆在每一位有爱国心的中国人面前压倒一切的中心问题。中国的先进分子日夜苦思焦虑，甚至不惜为此付出生命代价，都是在围绕这一中心问题寻求答案。而此时统治中国的清政府恰恰相反，宁肯大量出卖国家利益以换取帝国主义的支持，镇压人民的反抗，来维护早已摇摇欲坠的封建统治。如果不明了当时的这种社会背景，就不可能对辛亥革命有正确的理解。

  祖国正处于危急之中！人们不能不痛心地喊出“救亡”的口号。尽管以康有为、梁启超为首的维新派向清政府提出一系列改良要求，但早已沦为“洋人的朝廷”的清政府拒绝接受，逼迫革命党人不得不发动席卷全国的革命运动。被誉为“革命军中马前卒”的邹容在《革命军》一书中慷慨激昂地呼喊道：“我中国欲独立，不可不革命；我中国欲与世界列强并雄，不可不革命；我中国欲长存于20世纪新世界上，不可不革命。”

  1905年，全国各地的革命团体迅速联合起来，在孙中山先生的领导下，成立中国同盟会。他们前赴后继，接连发动多次武装起义，特别是以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为代表的广州起义，震动了全国。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全国各地纷纷响应，不仅推翻了清政府的统治，更终结了已经延续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在中国大地上建立起共和政体的国家。“近代以来中国发生的深刻社会变革由此拉开了序幕。这是中国人民和中国先进分子为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进行的一次伟大而艰辛探索。”

  辛亥革命是成功还是失败？应该说两方面同时存在。推翻君主专制、建立共和政体，这是辛亥革命最突出的贡献。它使旧有的反动统治秩序再也无法稳定下来，民族觉醒和民族精神在全国普遍高涨，这就把历史进程向前推进了一大步。从这一点看，辛亥革命作出了巨大的历史贡献。亲身参加过辛亥革命的共产党人林伯渠，曾经很有感触地说：“对于许多未经过帝王之治的青年，辛亥革命的政治意义是常被过低估计的，这并不足怪，因为他们没有看到推翻几千年因袭下来的专制政体是多么不易的一件事。”林伯渠是同盟会成立初期就入会的老会员，他的这段语重心长的话说得十分中肯。

  中国的君主专制政体经历过几千年的漫长岁月。其中神圣不可侵犯的“皇权”，一直是封建主义统治的集中体现。人们从幼年时起头脑中就不断被灌输“三纲五常”等封建伦理，把它看成是万古不变的天经地义。“国不可一日无君”，君主是上天之子，称为“天子”，谁要是敢有一点怀疑，轻则叫作“离经叛道”，重则成了“乱臣贼子，人人得而诛之”。直到近代以来孙中山先生领导革命前，还没有人提出过推翻君主专制的主张。

  孙中山先生正是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破天荒地第一次在中国历史上提出推翻帝制、建立共和的主张。同盟会明确把“创立民国”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它在1906年颁布的《革命方略》中更是响亮地宣告：“今日由平民革命以建国民政府，凡我国民皆平等以有参政权。”今后“敢有帝制自为者，天下共击之”。这在当时是石破天惊之论，只要比较一下从“乱臣贼子，人人得而诛之”一变而为“敢有帝制自为者，天下共击之”，就能体会到这是何等巨大的根本性变化。

  放眼110年前的世界，在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中，除了法国大革命和美国独立战争后，分别在欧洲和北美大陆上建立起仅有的两个共和政体外，大英帝国、沙皇俄国、奥匈帝国、德国、意大利、日本等无一不保留着君主政体。中国是亚洲第一个建立共和政体的国家，这是相当不容易的。

  辛亥革命带来的直接成果，至少有两条：第一，它打乱了中国封建统治的政治秩序。辛亥革命废除了帝制，就从根本上瓦解了封建统治基础。同时，为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更多空间，无产阶级队伍也不断发展壮大。此后，尽管新的统治者像走马灯一般轮番登场，但都无法回归帝制。加之人民革命的浪潮一浪高过一浪，反动统治阵营内部更是难以保持统一。第二，它使中国人民在思想上得到了一次大解放，传播了民主共和的理念，以巨大的震撼力和深刻的影响力推动了近代中国的社会变革。人们开始大胆地寻求新的救国出路，很快迎来了五四运动和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开始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

  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这场革命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中国近代社会的基本矛盾和社会性质，革命的果实被袁世凯窃取。民国成立后，许多人便以为革命的目标已经达到，从而失去继续前进的方向，妥协逐渐上升为主流，导致革命半途而废。究其原因，辛亥革命没有提出一套科学的理论来指引中国的前进方向，没有充分发动并依靠广大人民群众，没有找到解决中国前途命运问题的正确道路和领导力量。人民的悲惨境遇仍未能改变，中国依然是一个贫穷、落后、分裂、混乱的国家。从这个意义上讲，这场革命又是失败的。

  我们常常说某一事件有它的历史局限性。所谓历史局限性，按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就是说它存在的问题未能解决，是因为当时的客观物质条件还未具备，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人们的社会实践是由人们的认识水平指导的，而这种认识只能在它所处时代的历史条件下进行，不可能超越历史发展阶段。谈到辛亥革命的历史局限性，毛泽东同志曾谈到三点，最能说明这一问题：第一，“辛亥革命发生在中国无产阶级还没有觉醒，中国共产党还没有形成的时候”；第二，“全世界无产阶级在巴黎公社失败以后，还没有实际革命行动，只是准备革命的时候”；第三，“殖民地半殖民地的革命运动，还是世界资产阶级革命后备军的时候。”

  但是，一次革命的价值不能仅从它的短期效果来衡量。从长远的历史眼光看，辛亥革命产生的深远影响是无法磨灭的。它极大推动了中华民族的思想解放，为中华民族发展进步探索了道路。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辛亥革命11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庄严指出：“孙中山先生和辛亥革命先驱为中华民族建立的历史功绩彪炳千秋！在辛亥革命中英勇奋斗和壮烈牺牲的志士们名垂青史！辛亥革命永远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征程上一座巍然屹立的里程碑！”

  历史是一步一步前进和发展的。从辛亥革命爆发到中国共产党成立，相隔不到十年。中国共产党的许多早期领导人，早年都参加过辛亥革命。吴玉章、林伯渠、董必武、朱德等人年轻时都是同盟会的骨干。陈独秀是当时革命团体岳王会的领导人，辛亥革命那一年担任过独立后的安徽都督府秘书长；毛泽东在湖南起义时的新军中当过兵。不少早期共产党人正是先投身到辛亥革命中或受到它的深刻影响，提高了爱国主义和民主觉悟，以后又察觉到它的根本缺陷，继续探索前进，最终成长为坚定的共产党人。这中间有继承有发展，存在着清楚的前后相续的传承关系。

  就在辛亥革命爆发后的第三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再过三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为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促进了中国人民的伟大觉醒，社会主义从理论变为活生生的现实。随着客观条件的成熟，无产阶级队伍的日渐扩大，工人运动发展起来，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紧密结合中，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这个最初只有五十多名党员的党，指明了中国社会的正确发展方向。中国共产党成立，是中华民族发展史上开天辟地的大事变，民族复兴从此有了坚强正确的领导者。

  孙中山先生是中国民主革命的先行者，中国共产党人是孙中山先生革命事业最坚定的支持者、最忠诚的合作者、最忠实的继承者。当孙中山先生领导的革命斗争遭受严重挫折时，中国共产党及时向他伸出真诚的援手，帮助国民党改组，实现了第一次国共合作，推动革命的新高涨。他逝世后，中国共产党忠实继承了他的遗志，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英勇奋斗，付出巨大牺牲，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建立了人民当家作主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实现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这是中华民族依据历史经验得出的科学结论。在这一基础上，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继续奋斗，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

  反帝、反封建，是近代民族民主革命的两大目标。反帝，就是追求民族独立与解放；反封建，首先要结束君主专制制度，建立民主共和政体。基于这一认识，我们才说辛亥革命“开创了完全意义上的近代民族民主革命”，它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准备。所以毛泽东同志提醒我们，研究党史“还应该把党成立以前的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的材料研究一下。不然，就不能明了历史的发展”。

  道路决定命运。百余年历史巨变得出科学结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走自己的路，是党的全部理论和实践立足点，更是党百年奋斗得出的历史结论。”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自力更生、发愤图强，创造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伟大成就；解放思想、锐意进取，创造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成就；自信自强、守正创新，统揽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创造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抚今追昔，孙中山先生振兴中华的深切夙愿，辛亥革命先驱对中华民族发展的美好憧憬，近代以来中国人民梦寐以求并为之奋斗的伟大梦想已经或正在成为现实，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了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

  什么是中华民族，这在许多人看来似乎早就习以为常：它是中国境内各民族的总称。但人们也可以反过来问：世界上存在着不少由多民族组成的国家，但它们都没有被统称为某某民族，且往往都在历史变迁中很快土崩瓦解、四分五裂。

  中华民族是由56个民族组成，费孝通先生把它称为“多元一体”：即56个民族又形成一个共同民族——中华民族，它是历史长期发展中形成的一个有机整体。放眼世界，这种现象如果说不是独特的，至少是罕见的。中华民族作为一个稳定的共同体，主要是在辛亥革命酝酿和爆发前后发展起来的。1894年，孙中山先生在起草兴中会章程中第一次响亮地喊出“振兴中华”的口号，就是要共同实现民族复兴。在推动革命发展的进程中，仁人志士们自觉提出并逐步完善了“中华民族”这一共同体概念。

  最早使用“中华民族”这一名称，是1902年维新派梁启超提出来的。梁启超曾解释道：“何谓民族意识？谓对他而自觉为我。‘彼，日本人；我，中国人’，凡遇一他族而立刻有‘我中国人’之一观念浮于其脑际者，此人即中华民族之一员也。”近代以来，随着海外交往的扩大，“中国人”的另外一些称谓如“华人”“华工”“华商”乃至“华侨”等词，也开始在海外逐渐流行起来。实际上也为现代中华民族自觉观念的形成，创造了直接的社会和文化认同条件，成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有机组成部分。

  “中华民族”这一名称被广泛使用，则是在辛亥革命建立中华民国以后。孙中山先生在就任临时大总统的《宣言书》中写道：“国家之本，在于人民。含汉满蒙回藏诸地为一国，即合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人，是曰民族之统一。”此后，“五族共和”成为传诵一时之口号。中华民国最早的国旗“五色旗”，就是“五族共和”的标志。北京是明、清等朝的古都，紫禁城以南号称“国门”的“大明门”“大清门”，民国成立后更名为“中华门”。辛亥革命后，许多大城市都陆续命名或更名了一条街名：“新华街”。

  由此可见，“中国人”的身份形成，是现代中华民族共同体自觉认同的文化基础，深入揭示这一认识的形成过程，对于今天加强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现实价值。

  1894年11月24日，孙中山先生在檀香山创立第一个革命团体，最直接的刺激就是日本发动侵略中国的甲午战争。这一天是日军占领旅顺的第三天，因此他亲自将这个革命团体定名为“兴中会”。第二年中日签订《马关条约》，日本强行割占台湾，兴中会明确提出“恢复台湾，巩固中华”。维护国家统一、反对国家分裂，是近代以来海内外中华儿女的共同期望，更是孙中山先生毕生追求的目标。在他逝世前四个月，还曾对世人明确宣告：“‘统一’是中国全体国民的希望。能够统一，全国人民便享福；不能统一，便要受害。”抗日战争胜利后，台湾光复，回到祖国怀抱。其后不久，由于战争和外部势力的干涉，海峡两岸的统一再次受阻。

  中华民族具有反对分裂、维护统一的光荣传统。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坚定推进祖国统一大业。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台湾问题纯属中国内政，不容任何外来干涉。任何人都不要低估中国人民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坚强决心、坚定意志、强大能力！祖国完全统一的历史任务一定要实现，也一定能够实现！”

  辛亥革命不久，孙中山先生在浙江海宁观钱塘潮时，曾豪迈地留下一句名言：“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孙中山先生有着宽广的世界眼光，在致力于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同时，也致力于推动人类共同进步。他生前曾这样表述过对中华民族的期盼：“中国如果强盛起来，我们不但是要恢复民族地位，还要对于世界负一个大责任。”他对未来世界秩序的设想，就是实现“人类进化，世界大同”。

  毛泽东同志在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90周年时曾感慨道：“中国应当对于人类有较大的贡献。”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就要求我们像先辈们那样，对人类社会进步作出应有的贡献。我们应以孙中山先生为榜样，永远站在时代的最前列，因潮流之动而动，同时代之风起而起。

  进入21世纪，人类面临的全球性挑战日益增多，加强全球合作是实现人类共同发展的必经之路。为此中国积极倡导共建“一带一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加强同世界各国人民的团结，共同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努力为人类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孙中山先生为鼓励后继者们继续前进，曾提出令人振奋的三个“有为”命题：“以有为之人，据有为之地，而遇有为之时”。我们缅怀以孙中山先生为代表的辛亥革命先驱的丰功伟绩，学习和继承他们的宝贵精神，就要“携手向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继续奋勇前进！”

  我们要立志做“有为之人”。中华民族勤劳勇敢，又富于创造力。孙中山先生说：“中华民族，世界之至大者，亦世界之至优者也。”我们要保持革命精神和革命斗志，发扬敢闯敢试、敢为人先的豪气，发挥主人翁精神，同世界一切进步力量携手合作，为中华民族、为全人类创造新的更大的幸福。

  我们应珍惜中国这块“有为之地”。孙中山先生十分自豪地说：“中国土地人口，世界莫及。我们生在中国，实为幸福。”在这片积累了五千年灿烂文明的热土上，我们要坚持走自己的路，把中国发展进步的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这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同时积极学习借鉴人类文明的一切有益成果，努力推进人民富裕、国家强盛、中国美丽。

  我们应该积极把握“有为之时”。今天，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处于关键时期，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两者同步交织、相互激荡。我们应以孙中山先生为榜样，“内审中国之情势，外察世界之潮流”，把握时代大势，抓住历史机遇，努力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增强人民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中华民族一百多年来的奋斗历程，就像是一场接力赛。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历史发展总是螺旋式上升、波浪式前进的。”今天，我们再次走到新的历史交汇点。我们已经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并向着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坚定迈进，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我们必须放眼未来，再接再厉，努力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胜利，创造属于中华民族的璀璨未来，并对人类文明与进步作出更大贡献！

  网络编辑：同心

  来源：《光明日报》(2021年10月1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