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泳安：有机的历史观：拉布里奥拉对历史唯物主义的阐释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是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则，在《路易·波拿马的雾月十八》篇章中，马克思对这一观点作出经典阐释，认为“在不同的财产形式上，在社会生存条件上，耸立着由各种不同的，表现独特的情感、幻想、思想方式和人生观构成的整个上层建筑”。但构成事实的经济结构是在“归根到底”层面上决定着上层建筑，而二者之间的中间要素和环节却是异常复杂，拉布里奥拉认识到这一点，明确指出：“从这个基础(经济结构)向其余一切过渡的过程是非常复杂的，有时是微妙和曲折的，不是总能够被揭示出来。”在拉布里奥拉看来，正是因为社会结构的复杂和迷幻，导致在历史叙事中形成了形形色色的“覆盖物”,历史被所谓的“精神生活的小圈子”“理性王国”“意识形态的幻影”“经济和思想的教阶制度”“生动的记述型叙述”所充斥，为了揭开历史的本真面貌，拉布里奥拉所要做的第一项工作就是明确“从事物上升为思想”的困难，在此基础上才能够分析历史的幻景和遮蔽是如何形成的，以及找到澄清历史的科学方法。

　　19世纪末马克思之后的马克思主义所要应对的问题，即使抛开了资产阶级思想家们的种种责难，抛开社会结构的迷幻和唯心主义的历史遮蔽，在第二国际的思想家们的内部阵营中也存在着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种种歪曲和质疑。其中，最为典型的两种观点就是因素论和庸俗经济主义，这两种观点将历史唯物主义滑向了完全相反的两个极端：因素论抛开事实发生的环境而孤立地对其加以研究，并将历史看作是一些彼此独立的、完全主观和简单化了的“因素”的总和；庸俗经济主义认为只要从历史的种种因素中特别挑出经济因素，并将其视为首要因素，便是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了，而其余的一切被当做微不足道的点缀品、辐射和反映，甚至是当做不需要的负担而随意摒弃，在这种观点下，人由“天意”的玩偶变为了被经济范畴操纵的傀儡。拉布里奥拉深刻指出了这两种极端思维的危害，认为因素论“把任何一个思想发现变成刻板的因素和新的繁琐哲学。……甚至唯物主义历史观点也可以变成抽象推论的形式并使得旧的偏见以新的形式复活”;而庸俗经济主义“用非常粗糙的和直线的方式”,“差一点把新学说引向毁灭”。

　　因素论的观点将历史的长链拆开，抛开各种各样的前提和先例，把错综复杂的历史和社会结构加以肢解，由此便形成了种种“独立的范畴”。在这些范畴中，国家、法、道德、宗教、艺术、科学等在因素抽象化的工作中逐渐被打造为“独立的理性王国”,拉布里奥拉着重分析了这几种显性的因素，指出在因素论中，国家“不仅被写成社会的顶峰，而且被写成社会的基础”,法被“上升为决定性的社会因素”,道德是“自行产生和自己制造的……各种不断改变的伦理关系的无所不包的基础”,而艺术、宗教和科学是“艺术精神、宗教精神或科学精神的主观的和历史的派生物”。拉布里奥拉基于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立场，深入分析这几种显性因素的产生和发展变化，最终揭示出社会经济结构在深层次上规定着历史和社会的实际活动，并以阶级的形成、冲突、斗争和消灭，促生着法和道德这两种协调关系的发展，并且在强力控制和暴力的种种原因和形式中最终构成了国家的基础和本质，与此同时，科学、艺术、宗教中形形色色的想象和思想的范围和方向也受制于这一过程。这种因素的“综合”中包含着平淡的现实，却是对种种幻象和独立因素最有力的颠覆。那么，什么才是历史中“真正的和肯定的因素”?拉布里奥拉明确指出应当是社会阶级，其原因就在于社会阶级是建立在不同的利益基础之上，而利益实质上是对抗(冲突、运动、发展、进步)的现象和形式的表现。由此，因素的逻辑关联便表现为：历史和社会中的群情激昂、法的争取和反对、政治制度的诞生与毁灭等，体现在社会阶级关系的形成与改变之中，而这种关系归宿于人们生产劳动的种种关系的变化当中。

　　与因素论“同等程度地”或“孤立地”看待各种因素的立场不同，庸俗经济主义在历史和社会的种种因素中仅仅突出了经济原因，而把其他因素作为附属品或根本不去考虑。这种观点将唯物主义拉向了“唯经济论”的极端，使新诞生的历史唯物主义在这种粗糙和直线式的理解中被嘲弄。针对这一理论误区，拉布里奥拉深刻批驳了其产生的原因和主要论据，澄清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立场和方法。在拉布里奥拉看来，庸俗经济主义的形成是将历史唯物主义简单化的结果。在对历史和现实的唯物主义理解中，庸俗经济主义虽然包含着对一切唯心主义观点的批判，但其将所有的关注点聚焦于经济条件，并将“物质的简单归结”作为唯一的一把钥匙企图揭开历史和现实的所有奥秘，将历史、美学、伦理学、哲学、政治学等所有问题简单归结为物质条件，这在拉布里奥拉看来是充斥着粗浅的、懒人式的思维。同时，这种观点也为历史唯物主义的攻击者提供了便利，认为历史唯物主义力图解释人类本质的一切特性，但却只考虑物质利益。基于此，拉布里奥拉深刻地指出庸俗经济主义的形成原因，即“总结某些问题的理论论断，非常容易在那些不习惯于通过系统利用相应手段来克服思维困难的人的头脑中，变成庸俗的似是而非的观点”。事实上，历史唯物主义并不是要将整个历史和社会的复杂结构简单归结为经济范畴，而是要用构成事实基础的经济结构来归根到底地解释现实，在历史和现实的基本过程中寻求事实的必然性，拉布里奥拉坚持了这一历史唯物主义基本立场，主要从两个方面驳斥了庸俗经济主义，即通过对政治和社会的达尔文主义的批驳，推翻了自然条件决定论的观点；通过对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中间因素”的分析，揭示了社会结构的复杂性。

　　庸俗经济主义的一个主要表现就是政治和社会的达尔文主义(拉布里奥拉将这种观点也称之为“自动论”“直接生存斗争的决定论”或“自然条件决定论”)。达尔文主义通过揭示物种随自然条件的变化所发生的异变性，彻底推翻了物种不变的形而上学观点，由此也推翻了历史研究中的“唯意志论”,但是在将进化论关于具体物种演变和总的自然界的概念扩及到历史和社会研究的领域，就会形成“直接生存斗争的决定论”,即政治和社会的达尔文主义。这种观点认为在自然条件决定下的直接生存斗争是历史的起源、规律和原则，将“直接的生存斗争决定论”与历史唯物主义中的“有反映的和具有复杂性质的决定论”相混淆，从而使历史和社会的研究由“唯意志论”滑向了“自然条件决定论”的另一个极端。拉布里奥拉对这一观点并没有彻底否定，而是首先肯定了自然条件和人的生存斗争的重要性，认为生存斗争的结果是人获得了适应自然界的不同形式。这种肯定性在历史唯物主义的经典篇章《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能够找到立论依据，马克思指出“全部人类历史……第一个需要确认的事实就是这些个人的肉体组织以及由此产生的个人对其他自然的关系”。但是自然条件并不能揭示历史的本质与规律，拉布里奥拉在肯定自然条件的重要性基础上，从历史在人为环境中的发展进步的本质的两个方面驳斥了自然条件决定论。一方面，拉布里奥拉认为人的生产和生活所创造的人为条件区别于“纯动物的生活”,形成同生产生活相适应的共同生存的种种关系和联系，自然条件是必需的，但并不是人的生产及生活的全部。另一方面，拉布里奥拉认为人及人的历史的进步需要来自自然界的物资，但并不表现在自然物资本身，进步是表现在劳动的经验以及在自然条件中不断创新的生产和生活形式。由此能够看出人在自然条件中创造着人为环境，人为环境又通过复杂途径影响着人本身，并一定程度上成为人发展的原因和条件，而单纯地将此归结为生存斗争显然有失偏颇。

　　拉布里奥拉批驳庸俗经济主义的另一项论据就是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中间因素”的复杂性。拉布里奥拉认为历史和社会的变化根源于经济条件，但从变化了的经济条件到适当的法律形式、政治制度或社会适应手段等，其过程是非常曲折和复杂的。而能否将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复杂“中间环节”进行概念和知识的综合呢?拉布里奥拉将之称为“社会心理学”,即“社会意识的具体的和一定的形式”,这其中就包括了人对复杂现实状况的无知、动物本能、情欲、道德等等，拉布里奥拉将“中间环节”理解为显性和表象化的社会心理和情感。在这之后，普列汉诺夫进一步提出了中间环节的“五项论”公式，将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中间环节划分为五个层次，包括“(一)生产力状况；(二)被生产力所制约的经济关系；(三)在一定经济基础上生长起来的社会政治制度；(四)一部分由经济直接决定的，一部分由生长在经济上的全部社会政治制度所决定的社会人的心理；(五)反映这种心理特征的各种思想体系。”对“中间环节”问题的探究，从拉布里奥拉到普列汉诺夫，至少有一点是十分明确的，那就是历史唯物主义并不是简单地用演绎法从经济基础中引出其余的一切，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之间存在着复杂的“中间环节”,而在历史和社会的研究中仅仅突出经济因素显然是对历史唯物主义极为粗浅的理解。对历史和现实的研究需要认真思考直接经验所提供的复杂而丰富多彩的现实图景，并在此基础上把握事件的原因和必然性。

　　“批判的共产主义”是拉布里奥拉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称谓，这一理论贯穿着一种新的有机的历史观，其主要体现着三个方面的革命性：一是在历史和社会的发展过程中阐明一切利益的客观协调和从属关系，并且在“追溯起源”的过程中实现从条件向受制约、从形成因素向已经形成的事物过渡；二是在资产阶级的形成和运行机理中探究其内在矛盾，并从矛盾的尖锐化产生的阶级对抗中，发现了无产阶级形成和发展的原因、条件和道路；三是阐明了共产主义不再是一种希望，一种猜想，一种思念，而是在以阶级斗争为基础的历史进程中找到了能够结束和解决阶级斗争的办法，从而恰当地指出了实现共产主义的历史必然性。总括而言，在历史唯物主义面对形形色色的歪曲和诽谤时，拉布里奥拉正是坚持了批判的共产主义理论的革命性，从“历史-当下-未来”全景式、立体化地阐述了历史发展的内在机理和客观必然性，从而旗帜鲜明地捍卫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性和真理性，也正是如此，他直接指出历史唯物主义是“对人类历史的连绵不断的运动所作出的最能令人接受和最合理的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