卜宪群：郭沫若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体系构建-品论天涯网

卜宪群：郭沫若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体系构建

　　史学体系是史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的综合体现，也是社会需要在史学教育、研究与人才培养上的客观反映。古往今来，社会性质不同、社会发展阶段不同、社会需要不同，史学体系经历了不同的历史时期，内涵也各不相同。20世纪初，风雨如晦，鸡鸣不已，中国史学体系经历了从传统史学体系向近代史学体系的转化；与此同时，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其学说同正在发生深刻变化的中国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催生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诞生，推动了近代史学体系向马克思主义史学体系的转化。新中国成立后，马克思主义史学体系在这个古老的史学大国的史坛上占据了主导地位，中国史学体系发生了千古以来根本性的变化。郭沫若既是这两个转化的亲历者，又是实践者。作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开拓者和奠基人，郭沫若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体系建设作出过重大贡献，也为今天中国特色历史学“三大体系”构建留下了丰厚遗产。

　　在长期的史学研究实践中，郭沫若对史学性质、任务与史学指导思想、史学学科规划发展均有系统思考。

　　第一，关于历史学的性质。史学的性质是史学体系的核心问题之一，对这个问题的不同认识，是区分不同史学体系的关键。20世纪初，梁启超倡导“新史学”，将史学视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体系并试图用进化论的观点解释历史发展过程，得出了不同于传统史学体系对史学性质的全新认识，具有重大进步意义。但真正开始构建科学的史学体系的是李大钊。由于李大钊为革命牺牲较早，他的很多思考没有能够继续下去，郭沫若继承了他的遗志，承担起这项事业并为之奋斗终生。郭沫若对历史学的性质有着唯物史观的科学认识，并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前进。历史学的性质是以人为主体研究对象的学科，历史是不断向前发展着的，历史学应当面向未来，这些都十分准确地概括出马克思主义史学不同于其他学派的本质特点。

　　第二，关于历史学的任务。为人民研究历史、研究人民的历史、站在人民的立场研究历史，始终被郭沫若视为历史学研究的重要任务，也是他史学思想的鲜明特点。他强调他是在“人民本位的标准下边从事研究”，他认为学术研究总的方向“应该是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史学研究的任务自然也不能例外”。

　　第三，关于历史学的指导思想。学科理论是学科体系的基石，只有科学的理论指导才能保证学科体系方向的正确。郭沫若是一位坚定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他确立的史学体系指导思想就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社会形态理论是唯物史观的核心，郭沫若始终将社会形态研究作为观察分析中国古代社会的一把钥匙。

　　第四，关于历史学的学科规划。1954年，郭沫若不仅提出要加强研究汉民族史、少数民族史、亚洲各民族史和世界史，还提出要研究通史和专门史。1959年，他在《关于目前历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一文中，又对通史、断代史、专业史、专题史以及历史研究所的研究方向提出了更加具体的意见。通史要搞，断代史也要搞，断代史研究的根本不是看以不以朝代为段落，“重要的是看站在什么立场、用什么观点方法去研究”。旧的方法是以朝代为段落，而新的方法“是根据社会发展的五个时期来划分段落”，也就是把断代史放在五种社会形态演变中来研究。郭沫若的这个看法既保留了断代史的传统方法，又赋予了断代史研究新的内涵，十分有新意。关于历史研究所的工作，他认为应当扩大业务范围，应该“从文献中研究以前的历史”转而“侧重到修史方面来”。在研究的组织形式上，他“欢迎个人撰述”，但他更主张“以任务带动科学研究”，“如果脱离任务，孤立地进行研究，是不容易搞出成绩来的”。实际上，在郭沫若的领导下，历史研究所自20世纪五六十年代启动的一批集体性质的大课题，如《中国史稿》《甲骨文合集》等，其成果不仅奠定了历史研究所近70年来在国内外学术界的地位，更培养了一大批人才。郭沫若对历史研究所工作性质与方向的界定，今天仍有深刻借鉴价值。

　　史学体系建设除了科学的理论指导外，还需要有自身的研究方法，有明确的研究方向，郭沫若在理论与实践上都做过许多探讨。他强调史学研究必须实事求是，必须重视史料。1959年，他在答《新建设》编辑部问而作的《关于目前历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一文中，专门列有“史料、考据和历史学的关系问题”，更加完整系统地表达了自己的看法。他指出历史研究应当分为三个步骤：第一步是“尽可能地占有大量资料”，并对资料进行辨别，去其糟粕，取其精华。但他同时强调“没有史料固然不能研究历史，专搞史料也绝不能代替历史学”，那种“整理史料即历史学”的观点“显然是错误的”。第二步是整理史料。整理史料时要分清主次，“要引导大家从大处着眼，把精力集中在大的事业上”。他特别强调“对民族的发展、经济的发展、文化的发展等有关的史料是头等重要的，应该尽量搜集，优先整理”。不仅要重视文字资料，物质资料也要重视，“劳动人民直接创造的东西，比文字记载还可靠”。第三步是运用史料。他认为如何运用史料“是历史研究中更重要的问题”。“有了史料，如果没有根据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加以处理研究，好像炊事员手中有了鱼、肉、青菜、豆腐而没有烹调出来一样”。但是他绝不主张以论代史，他指出：“固然，史料不能替代历史学，但在历史研究中，只有历史唯物主义的一般原理而没有史料，那是空洞无物的。”我们很少在郭沫若的论著中看到单纯抽象的谈理论，正是他践行这一原则的反映。郭沫若是最早科学阐释理论与史料关系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在郭沫若的史学论著中，“二重证据法”以及跨学科的研究方法随处可见，因为新史料的发现，郭沫若多次修改自己的看法。有人说郭沫若是“史观派”，其实这个看法未必完全符合他的本意，也未必符合他的研究事实。史料是史学的基础，但历史学的方向并不只是追求史料，不能只是“知其然”，而是要“知其所以然”，探寻历史发展的规律才是历史学的真正目标。

　　郭沫若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体系构建上的贡献远远不止以上内容。譬如说，他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基本原理结合中国具体实际，考证史料中记载的殷周直接生产者的社会身份，首次提出了中国存在奴隶制社会形态说。他从物质生产条件的变化考察社会制度的变迁，提出了划分中国奴隶制社会向封建制社会转化的具体时间，即所谓古史分期说。他把马克思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的论述断定为原始社会，并强调中国也经历了这一阶段，肯定了中国历史上社会形态演变的完整性。他科学区分了三代的“封建”与秦汉以后封建社会的联系与区别，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辨析清楚了“封建”的名与实问题。他既运用唯物史观歌颂劳动人民的活动，又认为不能盲目否定王朝体系，不能不写历史上统治阶级的活动，坚持了历史研究实事求是的态度。他既汲取中国传统史学考据学的精华，又重视批判借鉴西方学者的有益成果，开辟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新境界。郭沫若这些史学思想极大丰富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体系内涵。

　　最后，谈一点郭沫若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体系构建上的杰出贡献及其与新时代中国特色历史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建设的关系。其实，如同历史上一切优秀的史学家一样，其史学精神总是会随着时代变化而不断散发出新的魅力，郭沫若也是一样。习近平总书记在《致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历史研究院成立的贺信》中对新时代中国历史学提出要求，这就是要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历史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立足中国、放眼世界，立时代之潮头，通古今之变化，发思想之先声，推出一批有思想穿透力的精品力作，培养一批学贯中西的历史学家，充分发挥知古鉴今、资政育人作用。郭沫若就是一位坚持唯物史观立场、观点、方法，立足中国、放眼世界，立时代潮头，通古今变化，发思想先声，学贯中西，知古鉴今，资政育人，推出有思想穿透力的精品力作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他为构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体系所作出的杰出贡献，与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所要求构建的中国特色历史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在精神实质、内涵要求上是完全一致的，我们今天仍然要认真学习，继承弘扬郭沫若留给我们的这份珍贵遗产。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

　　网络编辑：同心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文摘》2023年第2期P31—P32，摘自《中国史研究》2022年3期

发布时间：2023-03-23 15:56: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