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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天根:远见与肇始:延安时期《解放日报》与政治家办报格局

字号+作者: 来源:马克思主义研究网 2023-02-20 10:22 评论(创建话题) 收藏成功收藏本文

王天根:远见与肇始:延安时期《解放日报》与政治家办报格局 '...

王天根:远见与肇始:延安时期《解放日报》与政治家办报格局
  《解放日报》一直是中国近现代史的重要研究领域。相关研究历史学界与新闻史学界都有所探索,如程中原分析了胡乔木与《解放日报》的关系,黄旦、王润泽就《解放日报》改版进行了专题研究,《新闻与传播研究》近些年发表了一些有关《解放日报》政论以及文艺与新闻关系的论文。相关研究成果众多,从2022年4月解放日报社、复旦大学、延安大学联合举办的“守正创新继往开来——纪念延安《解放日报》改版80周年学术研讨会”中可见一斑。但从办报眼光与格局层面探讨延安时期《解放日报》与政治家办报等新闻理论的关系,涉及史论结合,仍属研究薄弱环节。
  《解放日报》在改版过程中强化党性,成为中共中央机关报兼西北机关报。作为代表性党报《解放日报》在中共党史乃至中国历史上发挥了重要的建设性作用,所以应重视《解放日报》发展轨迹和成长经验的总结。这里以《解放日报》时评和社论所涉社会动员为视角,探讨毛泽东对《解放日报》改版的指导及在办报思想上的顶层设计,从政治家办报层面分析毛泽东思想及其发展,以及《解放日报》在延安整风运动中扮演的角色。
一、《解放日报》改版与加强党报党性建设
  与延安时期整风运动对应的是与时俱进的政治动员,《解放日报》改版势在必行。在《解放日报》改版的同时,宣传部也加强了对解放区其他新闻纸的党性指导。
  1942年1月24日,毛泽东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在讨论《解放日报》工作时指出,“社论、新闻、广播三者应并重。重视社论与专论,并出题目分配中央同志写文章,报社要组织写文章的工作。报纸的第三版和第四版应贯穿党的政策,题材应切实,文字应通俗。要组织新闻,在新闻中表现党的路线。中央各部委应组织自己的新闻,要写新闻稿、评论稿”,还提及“中宣部要利用一切宣传工具,熟悉宣传干部,这是宣传指导的中心问题。干部教育,主要是指导与编印课本。延安高级学习组约三百人,认真地教育这三百个高级干部,是政治局与中宣部的责任……中宣部的业务之一是指导文学革命,六中全会指出党八股必须废除,空洞抽象的言论必须纠正,教条主义必须休息”。“会议根据毛泽东的意见,通过了相应的决议。其中关于中宣部工作的决议,指出中宣部三大工作任务中,宣传指导为第一位,应付以极大的注意力。”26日毛泽东起草《中宣部宣传要点》,反对党内的主观主义与宗派主义。在1月下旬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以中央办公厅工作的师哲的有关《解放日报》内容比例不当的报告为引子,让大家讨论《解放日报》的问题。师哲的报告成为《解放日报》改版的直接导火线。
  毛泽东对《解放日报》存在问题的关注涉及多个方面。当时《解放日报》对整风运动配合不力,毛泽东的《改造我们的学习》也只在第三版右下角刊发了一个消息。1942年2月1日,《解放日报》刊发《实地调查经验谈》,大体上还是沿用整顿党的学风的思路。2月,毛泽东致信陕甘宁边区政府秘书长周文,希望周文“向解放报写些关于此问题的文章,打击党八股与新文言”,这涉及整顿文风的问题。2月11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对《解放日报》的办报方向提出批评。会议同意毛泽东意见,委托博古拟定改革方案,交中央讨论。3月11日,毛泽东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秦邦宪提出的改造《解放日报》的草案。毛泽东发言高屋建瓴,展示了领袖的远见与格局:“我党现有八十万党员,五十万军队,但党报是弄得不好的。我们自去年八月起已开始改造党的工作,但党报尚未实现彻底的改造。今年中央要抓住党校、党报、中宣部这三个重要部门的工作。党报是集体的宣传者与组织者,对党内党外影响极大,是最尖锐的武器。要达到改造党的目的,必须首先改造党报的工作。报社的同志要了解经过党报来改造党的方针,现在报社的同志没有了解这个方针。报纸必须地方化,要反映地方情形。党报要反映群众,执行党的政策。党性是一种科学,是阶级性的彻底表现,是代表党的利益的,无论什么消息都要想想是否对党有利益。党报要允许同情者作善意的批评。”他还提出,“发一个关于党报工作的指示、报社的同志要学习写分析文章、调一些好干部到报社工作等意见”。
  改造党报乃至《解放日报》改版,既有领袖人物的顶层设计,也有宣传部的实际操作。1942年3月16日,中共中央宣传部《为改造党报的通知》提出,“报纸是党的宣传鼓动工作最有力的工具”,“报纸的主要任务就是要宣传党的政策,贯彻党的政策,反映党的工作,反映群众生活”。“要使各地的党报成为真正的党报,就必须加强编辑部的工作,各地高级党的领导机关,必须亲自注意报纸的编辑工作……要规定党政军民各方面的负责人经常为党报撰稿。”这些要求为《解放日报》改版定下了方向与基调。
  3月21日,《解放日报》刊发社论《党的决定———行动的指针》称:“我们的党,正处在一个改造的时期。毛泽东同志走在队伍的最前列,擎着改造的大旗,上面写着:‘反对主观主义,反对宗派主义,反对党八股’。”在毛泽东的正确引领下,“这个改造运动已经引发党内同志们奋发的气概,党外朋友们热烈的同情。改造工作还正在开始。我们要深切认识这个改造工作对党对民族都是迫切的必需,没有这个改造,就要有亡党亡国的危险。而且更要懂得改造的办法,有计划的,有步骤的,把这个历史任务,实现起来”。如何把党的指导及决定化为行动指南?“这个改造运动成功的关键,就是全党党员把中央所通过的与此有关的号召和决定都变成自己行动的方针。不要让党中央的正确指示,留在纸上,变成了教条,而是要把它们溶化在全党的生活中去,生长在全党的血肉中。”这需要学习与宣传。“为了党的改造,中央曾通过了不少有历史意义的决定。去年通过了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毛泽东同志在陕甘宁边区参议会上的反宗派主义的演说。今年……最重要的是毛泽东同志的反对主观主义,反对宗派主义,反对党八股的演说。这些都是我们改造工作的武器。”这需要将改造放在政治站位的高度,“延安许多地方对于这些决定的处理,是完全不能满意的……各机关的领导人员,对这种现象,要负主要的责任。过去有一种要不得的办法,以为党的决定,是党支部的事情,好坏都可以推给支部工作,行政领导者可以不闻不问。他们不知道这样重大的复杂的任务,仅仅支部是不能胜任的。根据党的号召,推行改造运动,是各机关领导人员直接的责任。在这个工作中,领导机关必须彻头彻尾,以身作则。要改造别人,首先要改造自己。各机关的领导者们必须直接主持这个工作。执行中央号召的程度,主要是依赖着他们”。根据中央的决定从两个方面改造工作:“第一步是透彻了解决定的本身。这件事情如做不好,则没有明确的方向,等于瞎子一样,改造作风是无从谈起的……各机关的负责人员及党的支部要来组织研究这些决定的热烈空气。要提倡个人阅读。要指导阅读的方法。要举行质疑。要搜集问题要解决问题。要组织生动活泼的讨论。”阅读涉及读文件、读报纸。“第二步是根据这些精神,来改造工作,改造作风。各机关的领导人员应当按照本机关的情形将中央的决定,加以具体化,拟出方案交给党员和工作人员去讨论……必须有计划,有步骤,从整体到局部,从工作到个人,经过许多会议,许多谈话,许多教育,许多说服,才能把工作的作风转变过来。”这些涉及改造工作作风,当然也涉及《解放日报》工作本身及其办报功能和定位。
  实际上,谢觉哉在1941年8月27日的日记中就称:“卓然、文骅来谈《解放日报》扩大边区版编辑事。”莫文骅曾任陕甘宁边区政府文化工作委员会委员,1940年9月至1941年5月任陕甘宁边区中央局委员、陕甘宁留守兵团政治部主任,1942年4月任八路军留守处和保安司令部系统整风工作的秘书,可见对《解放日报》加强边区报道及扩版早有所筹谋。谢觉哉在1942年1月27日的日记中称,“检查一下延安出版物,许多是不准备给人看的。演说,也不少是不想要人家听的,毛泽东同志称之为‘党八股’”,而这些“党八股”正是整风对象,延安的一些出版物改组或改版不可避免。
  1942年3月31日,杨家岭中共中央办公厅召集延安各部门负责人和作家共70多人召开座谈会,讨论《解放日报》改版问题。毛泽东讲话指出:“利用《解放日报》,应当是各机关经常的业务之一。经过报纸把一个部门的经验传播出去,就可推动其他部门工作的改造。我们今天来整顿三风,必须要好好利用报纸。”可见《解放日报》改版和整顿党风、文风、学风有关,一方面《解放日报》本身要改版革新,另一方面整顿三风要利用好报纸,特别是《解放日报》。
  4月1日《解放日报》改版,“要使《解放日报》能够成为真正战斗的党的机关报”。是日《解放日报》刊发社论《致读者》称:“今天我们的版面以新的形态呈现在读者面前,我们愿乘此机会来总结一下过去十个月来的工作及提出今后本报的方向。”社论强调学习与运用列宁主张,即“报纸不仅是集体的宣传者和集体的鼓动者,而且还是集体的组织者”,以及斯大林倡导的“报纸是我们最锐利和最有力的武器”等思想,以此贯穿办报实践。那么如何落实呢?改版宣言强调“贯彻着坚强的党性”;“密切地与群众联系,反映群众的情绪、生活需求和要求,记载他们的可歌可泣的英勇奋斗的事迹,反映他们身受的苦难和惨痛,宣达他们的意见和呼声”;“洋溢着战斗性”;“响应党的政府的号召”。明确“党报决不能是一个有闻必录的消极的记载者,而应该是各种运动底积极的提倡者组织者”。该文反省称,经过十个月的筹办,“我们以最大的篇幅供给了国际新闻,而对于全国人民和各抗日根据地的生活、奋斗,缺乏系统的记载;我们孤立登载着中央的决议指示,领导同志的论文,而没有加以发挥和阐明,对于政策和决议的执行情形经验检讨则毫无反映;我们以巨大的篇幅登载枯燥乏味的论文和译文,而不能以生动活泼通俗易解的文字解释迫切的问题,对于敌对思想缺乏应有的批评”。宣言强调要以党报的党性、群众性、战斗性和组织性来要求《解放日报》改版。4月1日范元甄写信给任《解放日报》国内组组长李锐称:“报纸改版较好。恐须慎防太‘乱’。版样太不好看了。”4月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召开,讨论关于在延安讨论中央决定及毛泽东同志整顿三风报告的方法。会议决定“在《解放日报》上设批评与建议栏,用严正态度开展正确的批评,纠正无的放矢与无原则的攻击毁谤的态度”。4月3日,中共中央宣传部有《关于在延安讨论中央决定及毛泽东整顿三风报告的决定》。
  无论是《解放日报》作为新闻纸发表资讯时评,还是登载情报等秘密信息,都是理解延安等陕甘宁边区的重要窗口。1942年延安整风及《解放日报》改版涉及中央整风文件的学习及后续检查。茅盾21岁的女儿沈霞在其4月4日的日记中说,“要研究文件,为的是检查三风”,沈霞较为困惑,“倘若是为了检查三风,而这三风,有大部分与非党员有关的,那么应该不分什么党员与非党员,一起来研究,以便检查得更好”。《解放日报》的社会影响见诸一些领导人的日记。谢觉哉在其1月27日的日记中称:“西安特务看了《解放日报》一篇骂特务奸淫腐化的文字不满意。因为他们并不如此。他们干特务,并不满意特务。他们反共,但也只怀疑共。如果对他们态度正确,是可以分化他一些的。”可见延安整风在党员思想纯洁化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5月9日《解放日报》发表《整顿三风中的两条战线斗争》称:“共产党是在两条战线斗争中发展起来的。不和错误的偏向作斗争,正确的路线就不能执行,党也就不能发展。侵犯党的正确路线的,是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思想。错误思想的来源只有一个,而表现则有两种形式。一种是‘左’的,一种是右的。”反对这两种形式,涉及研究文件和检查工作。“中宣部决定又告诉我们,研究文件要和反省自己联系起来,才能将文件领会贯通。”研究文件、检查工作落实得好,也有前提,即“一是正确实行民主集中制,一是有正确的批评”。1942年6月8日中宣部《关于在全党进行整顿三风学习运动的指示》附有《中央直属系统四个月研究二十二个文件的计划》和《延安学习组织的概略》,其中提到“延安共有一万零九十八人参加这次的整风学习”。6月5日《解放日报》社论《延安一个月学习运动的总结》提及,“整顿三风运动的性质,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是无产阶级思想与小资产阶级思想的斗争”,“此次整顿三风,已成为党内一个大论战,论战的形式,是非常复杂的,从口战到笔战,从谈话到开大会,从小广播到大广播,从墙报到《解放日报》,已经处处开展起来了”。整风文件的学习及自我反省多采取民主集中制形式,层层压实。
二、文艺与军事战线整风并举:改版后的《解放日报》及其政治动员
  改版后的《解放日报》办报风貌巨变,成为延安整风的重要工作平台。延安整风包括文艺乃至文化战线,涉及党政机关、军队、学校和研究院等机构。诸多领导人讲话和党的文件在《解放日报》上刊发,所以读报本身就是学习文件、领会精神。早期整风动员聚焦文艺战线与军事战线,《解放日报》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1.《解放日报》与文艺界整风
  改版后《解放日报》的文艺价值取向,基本上与延安文艺座谈会倡导普罗化、大众化的文艺方针一致。1942年4月13日,毛泽东写信给欧阳山、草明:“前日我们所谈关于文艺方针诸问题,拟请代我搜集反面的意见。”5月2—23日,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毛泽东多次讨论文艺工作者与革命及群众的关系,强调文化战线与军事战线并举。5月2日,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中指出,在中国人民解放的斗争中有文化战线和军事战线文武两个战线。“我们今天开会,就是要使文艺很好地成为整个革命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作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的武器,帮助人民同心同德地和敌人作斗争。”5月16日,毛泽东再次出席延安文艺座谈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听取意见。21日,毛泽东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问题涉及文艺座谈会。强调延安文艺中要去除小资文风的影响,强调文艺界整风运动要置于党的领导之下。23日,毛泽东出席延安文艺座谈会最后一次会议,提出无产阶级文艺要为人民群众服务的根本方向性问题。《解放日报》刊载了诸多此方面的文件,涉及文艺青年的思想改造等问题。
  2.《解放日报》与军队整风
  毛泽东有关文艺战线与军事战线都要整风的思想,得到党政军高度重视。延安整风中全国各地抗日根据地军政都有为《解放日报》供稿的工作指示。1942年5月10日,总政治部《关于为供给〈解放日报〉稿件的指示》要求,“《解放日报》自改版以后,决定要用更多篇幅来反映和报道八路军新四军及敌后抗日民主根据地的情形”,“这是我军各部队政治工作的重要任务之一,望各级政治机关切实执行为要”。1942年6月16日,军委与总政《关于军队中整顿三风的学习与检查工作的指示》强调,“在整风时期,各部应供给我们一些整风的消息,以便汇集编整刊登《解放日报》,每月至少须供给一次,遇有偏向发生,应随时报告,结束时向我们作电报的总结报告”。
  党建与军队建设是抗战语境中的重要问题。经皖南事变后,中国共产党军队领导人就党建及党指挥枪等原则问题再次表态。1942年7月1日,《解放日报》刊发总司令朱德的《纪念党的二十一周年》称,“今天,我们党的八十万党员和它领导下的五十万八路军新四军正以无比的英勇坚决站在最艰苦与最能打击敌人的敌后前线上,和几千万人民一道,坚持着抗战”。军队与党的关系涉及党指挥枪的问题,党建在其中起了重要作用。“在达到最后胜利之前,还必须经过一个更加残酷的斗争阶段……要更加巩固我们党的组织,加强我们党的力量。”军队建设及整风也是在党建框架内进行的。“反观全党,我们还是有很严重的缺点的。这就是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所指出的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三种不大正派的作风,还在党内残存着。要完成打胜敌人的任务,我们全党就必须深入进行目前党所号召的整顿三风的工作,扫除这些残余的恶劣作风,建设党的新的风格,改造干部和党员思想和工作作风,使全党走上完全布尔什维克化的道路。”朱德也表态:“我相信在我们全党同志一致努力下,在毛泽东同志和我党中央的领导下,我们的整顿三风的工作是一定能够作得好的。”《解放日报》刊发的这些党政军领导人讲话作为舆论动员无疑有力地推动了军事战线的整风。
  3.《解放日报》与政治学习动员
  就媒体实践而言,《解放日报》筹办及改版是一个不断总结经验自我发展的过程,也涉及对王明、博古等所谓国际派的教条化马克思主义的清算问题。简言之,《解放日报》改版既有清算的需要,也体现了毛泽东等强调理论要与中国国情相结合的思想。1942年7月13日,《解放日报》刊发时任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大学教员兼第四、第六队队长,陕甘宁留守兵团参谋长曹里怀的《改造自己的作风》。曹里怀称,“我读了反主观主义的文件之后,自己作了初步的自我检讨,深觉得自己的主要毛病……”强调向党的领袖毛泽东同志学习。“毛主席的作风是什么呢?这里只讲反主观主义的问题:第一、马列主义中国化,马列主义普遍真理灵活运用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第二、‘实事求是’,调查研究,了解客观情况的作风。”曹里怀对比了革命的两个阶段并做了深刻的自我检讨:“回忆我在井冈山前后游击战争时代,对于调查农村情形,分析农村阶级情形,做得还有声有色。而今天呢,不仅没有去发展它,反而沾上了某些主观主义的恶习。为了改造自己,只有学习毛主席的作风。”曹里怀的反省无疑是深刻的,这种反省在延安整风中有表率作用。延安整风在中国共产党政党文化建设中起了重要作用,而作为党的喉舌的《解放日报》深入参与其中。
  其一,《解放日报》与中国共产党学习型政党文化关系密切。中央总学委全称“中共中央总学习委员会”,1942年6月成立,主任为毛泽东,副主任为康生。中央总学委以学习的方式推进整风动员。1942年7月13日《解放日报》刊发7月10日的中央总学委会第六号《通知》:“(一)兹规定自本月十六日至十九日为讨论……的时间,自二十日起,继续整风文件的学习。(二)各机关学风部分的学习总结,一律按原定日期推后十五天。”延期是为了将整风工作抓扎实。中央总学委反对主观主义的政治学习。延安中央政治研究院坚持开会讨论学习文件。7月29日李锐给中央政治研究院国际组的妻子范元甄写信说:“你们主观主义总的反省开始了没有?你最好还能每个文件读一两遍,趁此机会,整个想一想,扼要记点笔记。以后我可交换一下。讨论会如开得不精彩,是可松一点,自由一点。但读文件时,还是要专心,宁可少读,但要专。”这反映了当时政治学习的自觉与自律。
  其二,以“竞赛方式”推进学习,可见《解放日报》政治动员的节奏。延安整风层层推进,《解放日报》对于此重大议题作了集中呈现。延安整风的重要措施具体落实到22个文件中。其时,延安整风运动的重点即反对教条主义、主观主义等,方式是政治学习及社会调查。1941年9月2日,《解放日报》刊发社论《反对学习中的教条主义》称,“整整三年以前我党领袖毛泽东同志在党的六中全会上,曾经号召‘全党来一个学习竞赛’,号召全党同志,从中央委员到每一个普通党员都来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来学习我们中国的历史,了解中国的和世界的现实,了解实际的运动”。理论联系实践方面,“毛泽东同志不仅指出了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之重要性,并且曾经指出:应把马克思主义应用到中国具体环境的具体斗争中去……毛泽东同志在这里告诉全党同志,我们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底目的是在‘按照中国的特性去应用它’,是把它‘应用到中国具体环境的具体斗争中去’,而不是无的放矢,不是为学马克思列宁主义而学马克思列宁主义”。这里也涉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我党领袖毛泽东同志和我党中央也是根据我国革命和抗战的实际经验,来发展和充实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然而,我们应当指出:目前我党思想和理论阵线上的工作,比我党在政治上和军事上的工作,比我党实际斗争丰富经验,比目前客观历史的需要说来,是大大落后的……在我们的学习上需要一个坚决的转变——面向实际,面向以马列主义的武器来解决中国的革命实践中所产生的一切问题!”《解放日报》刊发此类政论性文章显示了其在政治学习中方向的把握。
  其三,在政治作风建设上,《解放日报》强调“党的领导”,强化“党性锻炼”。1941年9月6日,《解放日报》刊发社论《加强党性的锻炼》,“就一般说来,我们的党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是一个健全的团结的党,然而我们决不能以此自满,而忽视在自前我党内所存在着的许多违反党性的严重倾向……首先表现在粗枝大叶、不求甚解、自以为是、主观主义、形式主义的作风。许多同志还不了解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这一真理……这种违反党性的倾向还表现在:政治上的自由行动,不尊重党的决定,随意发言,标新立异”。强调一些重大的代表性发言要经过党中央的同意。在组织上违反党性表现在:“自成系统、自成局面,强调独立活动,反对集中领导。”在思想意识上违反党性表现在:“发展小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来反对无产阶级的集体主义,一切从个人出发,一切都表现个人,个人利益高于一切,自高自大,自命不凡,风头主义等等。”违反党性的原因主要是,“我们的党所处的环境,是广大农村的环境,是长期分散的独立活动的游击战争的环境;还因为党内小生产者及知识分子的成分占据很大的比重,党的理论水平还是非常的低,党的教育还是非常薄弱”。纠正办法是,重视调查研究,在党内强调全党的统一性、集中性和服从党中央的决定和领导的重要性。这些论述涉及方方面面。《解放日报》刊发的稿件也从侧面展现了延安整顿党风及相关学习的热潮,从1942年9月7日范元甄的日记可见一斑。范元甄称:“每过假期回来,总觉得是一个新阶段的开始。党风学习要起头了,我的改变生活的决心要从这里见诸实际。”
  抗战前后特别是革命干部培养积蓄阶段,是中国共产党迅速发展壮大的重要历史节点。《解放日报》与解放区整风运动密切相关,可见干部培养过程中整顿党风、学风、文风工作取得的诸多成绩。根据战事发展态势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解放日报》在其中做了诸多努力。
三、延安《解放日报》办报定位调整与整风全面开展
  延安整风的重要原因是王明路线代表宗派主义及主观主义,在历史与现实问题上对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产生误导作用。在肃清王明错误思想影响的过程中,《解放日报》发挥了政治家办报和党中央喉舌的作用。改版后《解放日报》再添重任。1942年9月9日,中共中央西北局通过《中共中央西北局关于〈解放日报〉工作问题的决定》:“党中央最近决定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同时又是西北中央局机关报。”区别于以往要办成世界性大报,《解放日报》实际上变成了中共中央及西北局共同的喉舌。该决定明确“经常看党报,帮助党报的发行及组织党报的通讯工作,则是每个党员所应当努力的责任”。至于怎样利用好《解放日报》,该决定称,“西北中央局按月讨论《解放日报》关于边区问题的宣传方针一次,《解放日报》编辑部派人经常参加西北中央局的各种会议,西北中央局派人出席报馆编辑部会议”,并规定“各分区党委及县委的宣传部长,均应担任《解放日报》通讯员,并与报馆取得直接联系”。决定强调传媒的监督作用:“各地党的组织,或党员个人,如受到《解放日报》上的批评时,均应于最短期间内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在这个报上作负责的答复,如果批评属实,则应说明所指缺点与错误发生的原因,及应如何改正的办法,否则,该被批评的组织或个人,将要受到党纪的制裁。”9月14日,《解放日报》刊发了此文,其做法后来成为全国抗日根据地提升党报党刊党性的模板。如是年10月1日中共中央晋绥分局关于《抗战日报》工作的决定,便大体沿用了《解放日报》加强党性及关注地方这一思路。
  延安《解放日报》办报定位的调整,反映了毛泽东的指导思想,反映了政治家办报的思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毛泽东总结了“政治家办报”理念,而在实践中,“政治家办报”从延安《解放日报》改版时就已开启。毛泽东为《解放日报》改版付出巨大心力,推动了办报定位从“不完全党报”到“完全党报”的政治转向。1942年9月15日,毛泽东同秦邦宪谈及《解放日报》工作及各部门利用报纸推进工作的问题。同日致信何凯丰称,希望《解放日报》“由不完全的党报变成完全的党报”。毛泽东提出,“解放第四版缺乏稿件,且偏于文艺”,强调纠偏。为此,毛泽东替《解放日报》副刊主编舒群“约了十几个人帮助征稿”。9月20日,毛泽东起草了《〈解放日报〉第四版征稿办法》,约请邓发、彭真、吴玉章、蔡畅、范文澜、艾思奇等16人为《解放日报》第四版征集稿件,强调稿件在“思想上无毛病,文字通顺,并力求通俗化”。9月22日,《解放日报》刊发社论《党与党报》,重申“9月9日中共西北中央局通过的‘关于解放日报工作问题的决定’,是一个具有重要意义的决定”。《解放日报》再次阐发党报是集体宣传者、组织者,并对“集体”的含义作了界定,指出“集体”不是指局限于报馆的几个工作人员,而是指“整个党的组织而言的集体”,认为“报馆的同人应该知道,自己是掌握党的新闻政策的人,自己在党报上写的每一句话,每一个字,选的消息和标的题目,直到排字和校对,都对全党负了责任”。由此而论,要办好党报,“党必须动员全党来参加报纸的工作”,“如果不动员全党来办报,其结果,党报还是不能成为党的报纸,而会多多少少成为报馆同人的报纸”,并要求“我们各地党的领导者,对于自己的机关报,要非常关心,要如象毛泽东同志对于《解放日报》那样,密切的注意领导和培养党的机关报”。此文论述了党报与党的领导者之间的关系,同时重申毛泽东同志对《解放日报》版面革新等方面的顶层设计,以及政治家办报的“完全党报”的取向。
  《解放日报》坚持党性,在延安整风中颇有作为。如批评党八股,其中涉及政治宣传等问题。《解放日报》认为一定要高度重视党的文件的学习及领悟。1942年10月24日,《解放日报》刊发社论《党的领导必须一元化!》称,“党中央在关于统一抗日根据地党的领导及调整各组织间关系的‘九一’决定中,明确提出了各根据地党的领导必须统一、必须一元化的任务,在目前敌后战争空前残酷与艰难的时候,为着集中力量反对敌人,为着克服困难坚持抗战,这一决定具有极大的意义”。
  《解放日报》的改版和改造及其在全国革命根据地的示范效应,一直受党中央及毛泽东高度重视。10月28日毛泽东起草文件《关于报纸通讯社工作的指示》称:“西北中央局已经发表了一个关于报纸工作的决定,各地亦应仿此办理,改正过去不讨论新闻政策及社论方针的习惯,抓紧对通讯社及报纸的领导,务使通讯社及报纸的宣传完全符合于党的政策,务使我们的宣传增强党性,拿《解放日报》所发表的关于如何使报纸增强党性的许多文件去教育我们的宣传人员,克服宣传人员中闹独立性的错误倾向。”这就是要求要解决好党报党刊特别是《解放日报》办报定位调整过程中的组织性及政治站位问题。
四、整风运动中《解放日报》党性提升及政治动员的深化
  作为中共中央及西北边区政治喉舌的《解放日报》注意将边区政治建设与延安整风运动结合。1942年12月18日《解放日报》第一版刊发《晋冀鲁豫整风边府举行二次大检查》:“新华社太行十五日电:各机关、学校整风学习,正在继续进行中。边府于本月五日举行二次整风大检查,检查所属各局及法院等单位从十月底以来的成绩。杨主席在总结各方报告之发言中,指出那里学习的好,那里的工作也好。能把文件学习联系到实际工作的,则收效愈大。继谓学习中的缺点尚多,如反省肤浅,不够坦白。在领导上,思想领导非常差,不能从实际中搜集事实充实文件。今后要强调反省自己,克服宗派主义。”12月23日《解放日报》刊发《克服思想障碍集中力量于两大任务》一文称:“边区政府委员会第三届会议所通过的简政实施纲要,林主席在专员县长联席会议上关于明年度政府工作方针的报告,均着重指出了今后一时期中的政府工作,要把力量集中到……增强教育,首先是增强干部教育。”在干部和工作人员思想中存在一些问题,“有些同志这样看问题:陕甘宁边区既然是一个模范的又有多年历史的根据地,就得‘样样都作模范’,因此就得‘百废俱举’,各人都把自己的学过的、经验过的、成见过的,拿来推行;或则片面地强调自己担任的工作,把它推到第一位(‘工业第一’‘重工业第一’‘银行枢纽’‘国民教育第一’论,等等);或则要求‘平分秋色’,他的能行,我的也得行。这类观点的实际影响,首先就是任务分歧,业务庞杂,从而有限的力量就被分散了”。组织层面要搞民主集中制,“就是机关学校林立,机构人员拥挤,以至各自为政,破坏领导的一元化。加以各种各式同边区实际脱节的所谓‘正规化’,更使得某些部门的工作沾染了相当浓厚的形式主义与文牍主义”。与此对应的是要反对平均主义,“‘百废俱兴’的平均主义思想,以及与此相关联着的不合边区实际的‘正规化’思想,成了贯彻精简政策与集中力量于两大任务的绊脚石。这是从左边来的思想障碍”。这当中既要反对左的思想,也要反对保守主义,“有些同志是赞成精简政策,并希望厉行精简的,可是他们是从不正确的观点来赞成的。他们认为简政只是减政,愈减愈好,凡事都要避繁就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他们主张一切‘率由旧章’。这是一种守旧的和保守主义的思想”。总体上,改版后的《解放日报》虽加强了党性与调查研究的力度,但仍不能让中央满意,其中涉及办报面向集体或个人、干部或群众的问题,也涉及中共中央与地方党委的关系等问题。
  《解放日报》改进工作与延安政治动员可谓同步进行。中共中央西北局也对作为西北局政治机关报的《解放日报》提出很多改进意见。1943年3月30日,《解放日报》刊发3月20日《中共中央西北局关于〈解放日报〉几个问题的通知》,重申上年9月西北局《关于〈解放日报〉工作问题的决定》,在看到《解放日报》新闻报道及时评改善的同时,也强调离变成“集体的宣传鼓动者和集体的组织者”这一标杆还有很远的距离。“半年以来,《解放日报》关于边区工作方面的内容,虽有显著的进步,可是它还存在着不少弱点,其中最主要的,就是对于各地情况的报道,还嫌不够具体和深刻,多未能做到对于一项工作坚持的有系统的报道,往往是有头无尾的。”为此,“各级党委负责同志,应当经常向《解放日报》投稿”,“地委应加强对《解放日报》通讯处的指导”,“各级党委应负责整顿各地通讯员”,“各级宣传部应将通讯员的组织和教育工作,作为自己的重要业务之一,并应定期检查通讯员工作,向西北局及《解放日报》社汇报”,“各级党委应当检查半年来执行西北局‘关于《解放日报》工作的决定’的程度,并将检查结果在五月三十日以前汇报西北局”。
  《解放日报》倡导党性和修养,在青年思想改造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沈霞曾花很多时间读《解放日报》,她在1943年4月12日的日记中写道,“作为一个党员,自己的注意力与感情首先应该放在自己的事业上,自己的发展上。而私人之间的爱与恨(没有任何阶级意义的爱与恨),只能占全部生命力中很小很小的一部分”。中央领导高度重视上海等地赴延安存在小资问题的知识青年的思想改造,进行干部培养及队伍建设。1943年4月22日,毛泽东回复时任中宣部副部长的何凯丰时提及“小资产自由主义问题”,信中称,“今年五五来说,还不相宜,就全党来说,目前还是让自由主义暴露的时候,还不宜于就作总论。惟今年五五,中宣部或可发表一个一般整风学习的总结性的东西,以推动全党的整风,请加考虑。”毛泽东还谈及个人思想体系:“我的思想(马列)自觉没有成熟,还是学习时候,不是鼓吹时候;要鼓吹只宜以某些片断去鼓吹(例如整风文件中的几件),不宜当作体系去鼓吹,因我的体系还没有成熟。”毛泽东强调,“高、中两级干部教育计划,依你昨日主张暂停为好,先做肃奸教育,配合此次肃奸工作”,“中宣部今年业务集中于干部教育、国民教育、文艺运动三项,同意此种意见。惟译、著方面(译是马列,著是历史),须集几个人来干,期于有些成绩”。延安整风基本上是在毛泽东及中宣部的领导下展开具体工作,其中就涉及《解放日报》基本工作问题。
五、抗战胜利前夕《解放日报》业务改进及政治宣传
  随着文艺整风运动的推进,一些作家对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学习体会体现了思想上的深刻自我反省,如1943年12月26日《解放日报》第四版刊发的著名散文家、延安文抗书记刘白羽的《读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笔记》。1944年4月2日,毛泽东致信时任延安大学校长、延安鲁迅艺术文学院院长周扬,赞扬周扬为《马克思主义与文艺》撰写的序言写得好,认为周扬“把文艺理论上几个主要问题作了一个简明的历史叙述,借以证实我们今天的方针是正确的,这一点很有益处,对我也是上一课”。周扬序言征引列宁对蔡特金的一段话:“艺术是属于人民的。它的最深的根源,应该是出自广大劳动群众的最底层。它应该是为这些群众所了解和为他们所挚爱的。它应该将这些群众的感情、思想和意志联合起来,并把他们提高起来。”毛泽东提出:“‘艺术应该将群众的感情、思想、意志联合起来’,似乎不但是指创作时‘集中’起来,而且是指拿这些创作到群众中去,使那些被经济的、政治的、地域的、民族的原因而分散了的(社会主义国家没有了政治原因,但其他原因仍在)‘群众的感情、思想、意志’,能借文艺的传播而‘联合起来’,或者列宁这话的主要意思是在这里,这就是普及工作。然后在这个基础上‘把他们提高起来’。是否可以作这样解释,请再斟酌一下,或同懂俄文的同志商量一下加以酌定。”在延安整风运动中,毛泽东一直强调艺术的“人民性”。
  党报党刊对“人民性”的阐发有其历史根源。1944年1月11日,《解放日报》刊发社论《本报创刊六周年》,强调《解放日报》是在“抗战的烈火中诞生的”。面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转折,《解放日报》称,“国际局势的这样一个有决定意义的大转变,对于中国的抗战是空前有利的”,人类的新民主世界即将到来,“我们确信不论客观形势怎样发展,困难有多少,中国一定要胜利,人民一定要团结,民主政治一定要实现。我们和全国人民一样,对这些是有不可动摇的信心的。舆论界的责任就在于报导和评论这一切,而一张人民的报纸,更应毫不懈怠的把握住这个方向,不断的努力”。这是《解放日报》从“人民性”角度论述即将到来的“新民主世界”,同时强调《解放日报》系“人民的报纸”这一办报定位。
  除了强调《解放日报》办报要体现人民性外,“全党办报”的思想在文字表述上也逐步清晰。1944年2月3日刊发的《中共中央晋察冀分局关于党报工作的指示》称:“党给予党报的任务是艰巨的,绝不是少数报社工作人员及通讯员所能完成,也不应只是交给他们去完成。必须实行列宁、斯大林和毛泽东同志一再教导我们的‘全党办报’的方针,把党报办好是全党的业务。”
  1944年2月16日,《解放日报》刊发社论《本报创刊一千期》,强调“在新闻事业的业务方面,一千期来,我们是在学习的过程中,在创造的过程中……本报是中国共产党的党报,当然义不容辞,要坚持一个方针,这个方针即是,使本报成为抗日人民大众的报纸,成为鼓吹抗战,鼓吹民主,鼓吹进步的号角。我们要把人民大众的生活,人民大众的抗战活动,人民大众的意见,在报纸上反映出来”。然后,从党性、人民性层面阐发《解放日报》的第一个特点:“我们的报纸是中国共产党的党报,是人民大众的报纸。”“我们是在农村里办报,这与在大城市里办报又大不相同”是第二个特点。“全党办报”既是《解放日报》的办报经验,也是其办报方针。《解放日报》强调坚持全党办报,而“万万不可以回到改版以前那种‘记者办报’的情况中去”。随着党报的人民性及全党办报方针的明晰,“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成为改进工作成效的重要方式。11月16日陕甘宁边区文教大会通过《关于发展群众读报办报与通讯工作的决议》:“随着边区经济文化的发展,报纸在群众中的作用已日益加强,最近一年来,全边区有一万多群众加入读报组,各分区许多村镇都已办起为群众所欢迎的黑板报,工农通讯员已发展到一千人以上。这些活动,已经证明是发扬民主、帮助领导、改进工作和学习文化的极有力的武器。”这展示了党报的战斗性。
六、延安《解放日报》办报定位及其时代特色
  延安整风运动中涉及《解放日报》反映与呈现的中国共产党政党文化等的诸多问题,在政治路线上主要是针对王明“左倾”错误,还有1941—1942年以延安为中心的陕甘宁边区的经济困难情况、中国共产党及军队面对日军“扫荡”的压力,也涉及当时一些进步青年在社会生活和工作中表现的自由主义在内的小资思想等问题。在这一语境中,“政治家办报”强调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以及实事求是的调研。中国共产党在实践中逐渐成熟并逐步摆脱错误思想,延安整风时期共产国际解散这一重大历史事件更是推进了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理念的发展。《解放日报》的舆论动员在党建中有重要的引领作用,也在统一思想、统一战线中与武装斗争配合充分发挥了党报的“战斗性”作用。另外,《解放日报》刊发了诸多理论文章,多是学理层面的总结,为抗日战争乃至解放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基础,其中还涉及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转向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节点党报引领舆论导向的问题。
  延安党报及其承载的红色政党文化在抗日战争中发挥了政治引领作用。整风运动的政治动员与《解放日报》的创设和改版同构同步。作为组织机构的《解放日报》报馆也是整顿文风、学风乃至作风的重要场域,与大学、军队、政府机关等的整风基本上是同步进行的,同样也体现了政治家办报的远见及格局。作为中共中央喉舌的《解放日报》参与中国共产党强化党性的工作,并在党指挥枪等问题上发挥作用,为抗战取得全面胜利奠定了舆论导向基础。
  (作者简介:王天根,安徽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
  网络编辑:同心
  来源:《社会科学战线》2023年第2期
发布时间:2023-02-20 10:2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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