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史博采》：毛泽东眼中的四次“败仗”

　　1931年6月底，国民党军共30万人对中央苏区发动第三次“围剿”。至7月底，国民党军已深入苏区腹地70至130公里，进到固村、宁都、古龙冈、白石一线，但仍未找到红一方面军主力。此时，红一方面军集中在江西兴国高兴圩附近进行了短期休整，开始准备根据敌军动向寻找战机。8月，红一方面军先后与敌开展了莲塘战斗、良村战斗、黄陂战斗，至9月上旬，国民党军在中央苏区的崇山峻岭中已经来回奔波2个多月，人困马乏、补给困难，内部矛盾激化，纷纷后撤。

　　9月4日，何应钦按照蒋介石的决定，命令两个集团军实施退却，其中第1、第4军团由高兴圩撤向泰和、吉安；第1、第2路进击军，第3军团第5师及第53师等部，分别由大金竹、上固、龙冈、东固等地区撤向吉安、富田。

　　6日，红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毛泽东和总司令朱德接到兴国地区敌军沿高兴圩大道向北撤退的情报，判断敌军可能实施总退却，决定以休整已半个多月的红军打击疲惫的撤退之敌，首先歼灭由兴国地区北撤的敌军一部，然后相机扩张战果。毛泽东和朱德部署红3军和独立第5师迅速抢占老营盘，截断敌军退路；红3军团、红4军并指挥红12军第35师、红35军，分别自西向东、自北向南攻击高兴圩及其南北地区之敌；红7军钳制兴国之敌。

　　7日拂晓，敌第4军团正沿高兴圩至老营盘大道向北撤退，红3军和独立第5师迅速出击。红3军第7师首先攻占黄土坳，切断敌第4军团先头独立旅同后续部队的联系。接着，红3军主力和独立第5师从北、西、南三面向敌独立旅发起猛攻。当时，方面军总部的指挥所设在高兴圩西面的山顶上，红军每次冲锋时，毛泽东与朱德让总部的号兵也一齐吹冲锋号，给指战员们助威。激战至14时许，全歼该旅，俘敌2000余人、缴获长短枪2000余支；红军牺牲130余人，伤440人。敌第4军团其余部队慌忙缩回墩坵、长迳口固守。

◆中央红军第三次反“围剿”要图。

　　在此同时，红3军团、红4军并指挥第35师、红35军向高兴圩地区的国民党军第1军团第60、第61师发起攻击；红7军进逼兴国，钳制敌第52师，以保障方面军主力在高兴圩地区的作战。攻击高兴圩地区之敌的红军，与敌激战至8日，毙伤敌2000余人，俘敌20人，终因敌军占据有利地形，红军兵力不够集中，且徒涉高兴圩以西河流时遭到较大伤亡，结果形成对峙。战斗结束后，毛泽东与朱德了解到红军在激战中大部分子弹都打光了，便立即下令转移到泰和、万安、赣县、兴国交界的地方休整。高兴圩地区之敌因伤亡较大，且对红军情况不明，便就地加修工事，固守整顿。此次作战，红军牺牲780人，伤1490余人，红4军第11师师长曾士峨、红3军团第4师代理师长邹平英勇牺牲。因牺牲较大，被毛泽东称为第一次他指挥的“败仗”。

　　1932年5月，广东国民党军乘中央红军实行东西路分兵之机，以第1军19个团大部入侵赣南。6月初，中央红军由福建龙岩回师赣南，并于中旬取消东、西路军的名称，恢复第一方面军的番号，仍辖红1、红3、红5军团，朱德兼总司令，王稼祥兼总政治部主任。这时期，虽然毛泽东已被“左”倾路线排挤出红军的领导圈外，但他仍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身份随红一方面军总部行动，他所制定的战略战术仍在作战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6月21日，毛泽东和朱德等在江西安远天心圩决定，准备进攻广东南雄国民党守军，调动入赣粤军回援南雄，以求在运动中歼灭敌人，遂命令红3军团采取行动，首先牵制粤敌一部，随即迅速与红1、红5军团会合，共同歼灭粤敌。之后，红1、红5军团向乌径开进，方面军总司令部随同红5军团总指挥部行进；红3军团从湘南桂东地区撤回大余东北地区。命令下达后，毛泽东、朱德、王稼祥指挥红1、红5军团向南雄推进。

　　7月1日，粤军第1师指挥的6个团进至江西南康、大余间的池江地区。2日，红3军团主力向敌第1师发起攻击，将其击溃，随后追至大余城下。翌日下午，为避免大余之敌向南雄集中，红1军团一部攻占大余和南雄之间的梅岭关要隘，击溃守军第2师第5团，残敌逃向大余。4日，红3军团开始围攻大余。5日，因攻城部队误报“大余之敌已经退却”，毛泽东、朱德等命令红5军团直插南雄以南佯攻南雄。后来，毛泽东、朱德得知大余之敌并未逃跑，而粤军第4师正向南雄集结，遂改令红5军团北返。围攻大余的红军，与守军激战4昼夜，终因缺乏攻坚条件而未能攻克。

　　在红军围攻大余和佯攻南雄期间，粤军第1军和蒋介石嫡系部队第18军第14、第52师逐渐向南雄和大余集中，企图从南北两个方向向红军合击。7日，敌第4师进抵乌径，第5师和独立第3师共5个团进到南雄。

　　同日，毛泽东、朱德等根据上述情况，决定以红5军消灭乌径的敌第4师。同时判断，红军在乌径的作战，必将引起南雄和大余之敌的猛力出击。遂部署红1军团和红3军团主力及红12军在中站、中坑及其附近地区，消灭正面出击之敌；红3军团一部牵制大余之敌；红5军团在江西军区独立第3、6师配合下，继续执行消灭敌第4师的作战任务。

　　8日9时，红5军团先头部队进至黄坑，获悉敌第4师已于当日凌晨1时离开乌径沿浈水南岸向水口方向逃跑。军团首长当即决定改向水口方向截击。13时30分，先头红13军进到水口对岸蒻过村，同敌接触。接着，红3军赶到，从红13军左翼加入战斗。激战约2小时，击溃敌2个团。当晚，敌在水口及其附近高地布防，红军返回浈水北岸集结。

　　9日拂晓，红5军团继续对水口之敌展开进攻。12时，南雄援敌6个团到达水口，向红军猛烈反扑，连续冲击。红军参战部队顽强抗击，英勇冲杀，以大刀同敌肉搏，战事十分惨烈，聂荣臻后来回忆说战场上“尸横遍野”，“河沟里的水泛着红色”，“双方伤亡之大，战场景象之惨烈，为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所罕见”。由于红军对敌援兵未及察觉，错把10个团当成4个团来打，处境十分危急。在此关键时刻，陈毅率独立第3、第6师到达，同敌展开英勇拼杀，始稳住战局。

　　这时，红1军团、红12军已进入中站、中坑地区待机；红3军团主力进至中站东北高地为总预备队，其一部位于梅岭关、仙人岭牵制大余之敌。

　　毛泽东、朱德本拟以主力增援水口，会歼敌人。由于红军攻击部队误报“水口之敌已退去”，但后来毛泽东、朱德获悉水口之敌并未撤退，遂于9日下午急令红1、红3军团和红12军迅速转向水口方向，合力围歼该地区之敌。10日晨，毛泽东亲自率领红12军和红1军团赶到水口战场。他了解到敌我两军的作战态势后，又亲自观察了敌军阵地，随即命令两支部队分别增援两岸的红3军和红13军。11时，红军发起攻击，经1小时战斗，将敌全部打垮，并乘势沿水口至南雄大道尾追逃敌，追至大坪圩、石塘圩之线。至19时，溃敌退入南雄城、红军追击部队返回水口集结。南雄水口战役至此结束。

　　南雄水口战役，红军经过池江、梅岭关、大余、水口等多次战斗，共击溃敌军15个团，毙伤敌“近三千”人，打击了粤军的嚣张气焰，基本稳定了中央苏区南翼，为红军尔后在北线作战创造了有利条件。这次战斗虽然取得了胜利，但红军却付出了高昂的代价，红军“损伤两千以上”，其中红5军团第3军伤亡团长7名、连排长半数、战斗员1000名以上；第13军有的团剩余不过百人，军长赵博生负伤。毛泽东向来主张以最少的牺牲来换取最大的胜利，这种互拼消耗的胜仗，在某种意义上简直是一次败仗。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曾对这次战役作出总结：“一九三二年七月在广东南雄水口圩地区对陈济棠的作战”，“吃了兵力不集中的亏，如像水口圩……这类的仗，本来一般算作胜仗，而且还算作大胜仗的，然而我们历来就不欢迎这种胜仗”。

　　1935年1月，红军攻占遵义后，蒋介石为阻止中央红军北渡长江与红四方面军会师，或东出湘西与红2、红6军团会师，集中兵力向遵义地区进逼，企图围歼中央红军于乌江西北、川黔边境地区。

　　此时，敌军总兵力约40万，中央红军只有3.7万余人，敌我兵力对比十分悬殊，情况对红军十分不利。在这种情况下，中革军委决定，部队从1月19日开始逐次向北转移，在川黔交界处的赤水、土城地区集中。20日，中革军委下达《渡江作战计划》，决定在宜宾、泸州之间北渡长江，进入川西北，同红四方面军会合，寻机创立新的根据地。红军分三路在27日全部推进到赤水河以东地区。这时，川军两个旅先于红军到达赤水城，阻止中央红军北进；尾追的川军郭勋祺部进至土城以东地区。毛泽东在向土城镇行军途中，同朱德、周恩来、刘伯承等共同查看了沿途地形，发现道路两边是山谷地带，如果追兵孤军深入，红军便可以在土城以东的青杠坡利用有利地形，集中优势兵力，围歼川军郭勋祺师。

　　土城，是黔西北重镇，也是赤水河东岸的重要渡口。夺取土城，对于实现北渡长江、进到川西或川西北会合红四方面军的战略计划，具有关键意义，而且是遵义会议后的第一仗，关系到全军的士气。毛泽东提议并经红军总部决定后，土城战役打响了。

　　28日凌晨，细雨蒙蒙，寒风刺骨。红3、红5军团及干部团，在彭德怀、杨尚昆的指挥下，从南北两面向进占枫村坝、青杠坡的川军模范师、独立第4旅各3个团发起进攻。敌郭勋祺部凭借有利地形拼死顽抗，红军官兵拼死争夺，往复冲杀。经过激战，红军击溃川军一部。但川军战斗力比较强，其主力仍在顽抗。为了加速战斗进程，按照中革军委的命令，红1军团第2师和干部团也投入战斗，双方展开了激烈的拼搏。战至黄昏，红军虽给予该军以重大杀伤，但未能全歼，双方形成对峙状态。

　　“旅”和“团”一字之差的情报失误，让毛泽东痛心疾首、刻骨铭心，但从来都不墨守成规的他迅速从不利战局中寻找有利因素，急令红1军团红2师火速返回增援，以求变被动为主动。在增援部队尚未赶到的两三个小时内，敌军的反攻更加凶猛，阵地一度被攻破。敌人抢占部分山头后，步步进逼，甚至打到了位于大埂上东南方向一个叫“漏风垭”的地方，而那正是中革军委指挥部前沿。山后就是赤水河，无险可守，战局于我十分不利。在这紧急关头，毛泽东果断命令陈赓、宋任穷率军委纵队干部团发起反冲锋。临危受命的干部团猛打猛冲，打得敌人慌了神，连滚带爬地溃退下去。毛泽东在白马山上用望远镜看到这个情景，兴奋地对身边人员说：“打得好！打得好！陈赓行，可以当军长。”

　　当晚，毛泽东提议召集中央政治局几个领导人开会。会议根据各路国民党军队正奔集而来进行围堵的新情况，判明原定在这里北渡长江的计划已不能实现，决定迅速撤出战斗，渡赤水河西进。这次战役打得并不好。博古那时曾说：看起来，狭隘经验论者指挥也不成。但正是因为情报上的一字之差，导致土城战役陷入僵局，红军才西渡赤水河，从而变被动为主动，由挫折走向胜利，拉开了四渡赤水的战幕，成就了毛泽东军事生涯中的“得意之笔”，创造了中外战争史上的奇迹。

　　1935年3月，遵义大捷后，红军主力进军茅台。3月2日，蒋介石由江西南昌飞抵四川重庆，亲自指挥对中央红军的围攻。他判断中央红军“必向东图”，与红2、红6军团会合。他要求各部队采取堡垒推进和重点进攻相结合的办法，南守北攻，围歼红军于遵义、鸭溪地区。不久，蒋介石又判断红军的行动方向有二：“甲，放弃遵义，仍向西窜，求达其原来目的；乙、先求与我周纵队决战，然后再向南对贵阳压迫。”遂调动潘文华部、上官云相部、周浑元部、吴奇伟部等围攻中央红军，其中命令周浑元部3个师进至仁怀、鲁班场地区，加强修筑工事，向遵义及其西北地区采取守势。

　　根据上述情况，中革军委为了加强作战指挥，打破蒋介石的新围攻，于3月4日决定组织前敌司令部，发布了《关于设前敌司令部并以朱德为司令员毛泽东为政治委员的命令》。这样，自宁都会议后离开红军领导岗位长达2年5个月的毛泽东，终于从幕后走到了台前，重新掌握了在红军中的具体领导实权。5日，中革军委又决定以红9军团在桐梓、遵义地区吸引川军向东，从而达到钳制敌军的目的，集中红1、红3、红5军团及干部团于鸭溪及其附近区域，趁吴奇伟纵队新败逃向乌江以南之机，歼灭位于仁怀、鲁班场一线的周浑元纵队，力求再打一个胜仗，改变战局。

　　6日，中央红军主力按照中革军委的决定，在毛泽东、朱德的直接指挥下，向长干山、白腊坎以西开进，准备突击周浑元纵队，但出于周纵队畏歼不进而未果。接着，红军又在西安寨、泮水地区活动，准备歼灭王家烈残部，以调动周纵队驰援，寻机歼其部。红军多次战术出动寻战，都没有达到目的。

　　鲁班场位于仁怀县西南，是一个东西北三面环山的小镇子，距县城有20多公里。传说这里上场口的小山脚下有个鲁班洞，因此而得名鲁班场。这里的地形比较复杂，东有海拔1400多米高的摩天岭，西有突兀的马鞍山，北部是起伏的山脉，南面是数公里长的山间开阔地。下场口两山对峙，形成钳口状，地形险要，易守难攻。

　　14日22时，朱德、毛泽东急电1、3、5、9军团首长：周浑元敌三个师现在鲁班场、三元洞地带，其主力在鲁班场，第13师之一部似在观音场，吴奇伟两个师明天有可能到枫香坝。命令红军15日以全力进攻鲁班场、三元洞地带的周浑元纵队，最好是当天解决战斗，消灭周浑元部。命令第1军团、第3军团主力（限15日12时前赶到鲁班场作战）及干部团为右翼队，由林彪、聂荣臻指挥，取道坛厂，由北向南突击鲁班场周浑元部的左侧背及左正面，第1军团教导营监视和相机消灭观音场的敌人，并切断其通往仁怀的交通；第5军团及彭雪枫指挥的两个团为左翼队，由董振堂、李卓然指挥，主力出分水岭，由西南协同第1军团突击该敌。

　　3月15日，朱德与毛泽东率前敌司令部到坛厂附近指挥作战。拂晓，战斗打响，刹那间，鲁班场周围的山坡上枪声齐鸣，喊杀声震天动地。敌人摸不清红军的底细，吓得躲在工事和碉堡里拼命地射击。因敌阻击火力很猛，碉堡之间火力交叉掩护，红军一直未能找到机会攻克堡垒。战斗进行到黄昏，周围的几个山头联合发起攻势，战斗打得十分激烈。傍晚，蒋介石担心他的主力被歼，急调飞机来支援周浑元部。红军寡不敌众，15日夜撤出阵地，转移至茅台、仁怀地区，被迫提早撤出战斗。16日，毛泽东率红军在茅台镇三渡赤水，再入川南。

　　因红军伤亡较大，鲁班场之战在毛泽东眼中属于一次败仗，但此战攻打中央军周浑元部的决策是正确的，只是没有完全实现预先设想的目标，最终也没有影响四渡赤水的成功。

　　网络编辑：同心

　　来源：《党史博采》2023年（上）0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