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宪雷：三个历史决议与毛泽东思想-品论天涯网

樊宪雷：三个历史决议与毛泽东思想

　　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下称“第三个历史决议”），和之前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下称“第一个历史决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下称“第二个历史决议”），既一脉相承又创新发展。这种一脉相承又不断发展的有机统一，鲜明地体现在对毛泽东思想的论述上。

　　三个历史决议都与毛泽东思想密切相关，从一定意义上讲，三个历史决议的制定过程，生动反映了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发展和不断创新的过程。深入研究三个历史决议与毛泽东思想的关系，对于我们正确认识、对待毛泽东思想，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有重要意义。

第一个历史决议与毛泽东思想的确立

　　毛泽东思想是在党的七大上被正式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的，这是党的七大的历史性贡献。按照原来的安排，《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也是要提交党的七大审议通过的，对此毛泽东有明确说明。只是为了使党的七大将精力集中于政治、军事等重大问题的讨论，团结一致向前看，才改为在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上通过。党的六届七中全会和党的七大是前后贯通的，从这个意义上讲，为党的七大作准备的六届七中全会及其通过的第一个历史决议则为毛泽东思想的确立提供了理论准备、奠定了思想基础。

　　在党的七大上，刘少奇在《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引言部分明确提出：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作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针”。接着，在关于党章的总纲中刘少奇就如何领会党的指导思想——毛泽东思想——进行了总结概括和系统说明。他分析了毛泽东思想产生的历史必然性，揭示了毛泽东思想的丰富内涵，强调毛泽东思想不仅是在中国人民长期革命斗争中生长和发展起来的，而且是在同党内各种错误思想的斗争中生长和发展起来的，并具体阐述了毛泽东思想的内容。党的七大通过的党章规定：“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作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针，反对任何教条主义的或经验主义的偏向。”这样，毛泽东思想作为党的指导思想就确立起来了。

　　那么，第一个历史决议对毛泽东思想的确立发挥了什么作用呢？从字面上看，决议中没有明确使用“毛泽东思想”概念，而是用“毛泽东同志的方针”“毛泽东同志的路线”“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等来表述，但就其内容实质看，二者是相通的。借用语言学的说法，第一个历史决议和党的七大中虽然在“毛泽东思想”的描述——即“能指”上不同，但“所指”是一致的。

　　第一个历史决议共7个部分，包括阐明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针；对大革命时期、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党内发生的问题进行分析并作出结论；对从1927年以来到遵义会议党内的“左”、右倾错误，特别是第三次“左”倾路线错误进行深刻分析批判；论述了党内“左”倾路线错误的表现、产生根源及危害；强调与错误思想的斗争要遵循从团结出发而又达到团结的原则；充分肯定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取得的伟大成绩和宝贵经验，高度评价毛泽东的杰出贡献及在全党确立毛泽东领导地位的重大意义等。

　　第一个历史决议在开篇就提出：“中国共产党自一九二一年产生以来，就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针，毛泽东同志关于中国革命的理论和实践便是此种结合的代表。”这与刘少奇对于毛泽东思想的表述——“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实践之统一的思想”，从实质上讲是一致的，已初步提出毛泽东思想的理论形态。

　　第一个历史决议有关毛泽东思想精神实质的论述主要体现在第四部分。这部分内容在具体论述中是以破、立结合的方式展开的，即一方面对党内“左”倾路线错误在政治上、军事上、组织上、思想上的表现及发展过程、主要内容、社会根源进行剖析批驳，另一方面从正面论述毛泽东的正确主张。不破不立，正是在对错误思想的批判中，突显了毛泽东思想主张的正确。比如政治方面，在革命任务和阶级关系的问题上，不同于“左”倾路线的错误，毛泽东在大革命时期就不但指出中国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任务，而且指明其基本内容是农民的土地斗争，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实质上就是农民革命，中国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的基本任务是领导农民斗争。在土地革命时期，他的认识进一步发展丰富，形成了新民主主义的基本思想。而关于新民主主义的理论与政策，关于解放农民的理论与政策，正是党的七大上刘少奇阐述的毛泽东思想中的重要内容。同样，在政治方面关于革命战争和革命根据地的问题上，毛泽东关于武装斗争和以农民为主体的军队是中国革命的主要斗争形式和组织形式；中国可以而且必须建立武装的革命根据地，以为全国胜利的出发点；依靠农民游击战争而不是阵地战，在反革命统治薄弱的乡村首先建立、发展和巩固起来；创造红军，促进中国革命的高潮等问题的论述，与刘少奇关于毛泽东思想中革命战争的理论与政策、革命根据地的理论与政策的论述，也是相通的。其他如政治方面关于进攻和防御的策略指导，军事方面关于军事斗争的主要形式、正确的军事路线、战略方针，组织方面关于群众路线、民主集中制的论述，思想方面关于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等方面的内容，都与刘少奇关于毛泽东思想的论述相衔接，都证明“毛泽东同志所代表的我们党和全国广大人民的奋斗方向是完全正确的”，“毛泽东同志的路线的正确性”。这些都充分说明了毛泽东思想的正确性和真理性。

　　可以说，第一个历史决议使党和人民深刻认识了毛泽东思想的精神实质，为毛泽东思想的正式提出作了充分的理论准备，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更为重要的是，第一个历史决议及其之前的整风运动，通过对党的历史问题的深入学习和系统总结，深刻批判了主观主义和教条主义的错误，实现了思想认识上的高度统一。

　　毛泽东思想是革命战争时期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经过艰苦探索、付出巨大牺牲，对积累的一系列独创性经验进行理论概括而创立的，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

　　第一个历史决议所作的理论准备及党的七大对毛泽东思想指导地位的确立，这一过程给我们深刻启示：首先，必须坚持理论创新，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毛泽东坚决反对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书本上的某些个别字句看作现成的灵丹圣药，强调他们的学说是行动的指南、而不是僵化的教条。“马克思主义理论不是教条而是行动指南，必须随着实践发展而发展”，这是党百年奋斗的历史经验总结，也是确立毛泽东思想为我们党的指导思想的深刻启示。刘少奇在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中强调，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说要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与方法来解决中国革命中的各种问题，特别是之前马克思主义者从来没有提出过与解决过的问题。第一个历史决议也强调：毛泽东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理论，“创造地应用于中国这样的以农民为主要群众、以反帝反封建为直接任务而又地广人众、情况极复杂、斗争极困难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大国”，并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也正因此，党才领导人民取得了革命的胜利。

　　其次，进行理论创新，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须躬身实践。实践是发展的，理论也必须随之发展创新。理论的创新发展不是凭空出现的，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那样，“决不是少数人坐在房子里能够产生的”，它是在斗争中、在实践产生的。因此，进行理论创新必须到实践中去。毛泽东曾风趣地说：要唤醒那些饱食终日，坐在机关里面打瞌睡，从不肯伸只脚到社会群众中去调查调查的人，要到斗争中去，到群众中去，到实践中去。新中国成立后，他结合自己的经验指出：解决社会主义时代出现的一系列新问题，如果不适应新的需要，写出新的著作，形成新的理论，单靠老祖宗是不行的。

　　再次，进行理论创新，必须不断总结实践中产生的新鲜经验。关于总结经验，毛泽东指出：“什么事都需要经验，什么好的政策都是经验之总结。”他甚至说：“善于总结经验，就是领导者的任务。”就毛泽东思想的形成来说，也是他关于实践经验的总结提炼。抗日战争时期他写成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等著作，“都是革命经验的总结”。正是由于第一个历史决议及党的七大很好地总结了党成立以来24年的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才为后来的发展指明了道路。

第二个历史决议与科学评价毛泽东思想

　　第二个历史决议的制定与对毛泽东、毛泽东思想的评价密不可分。本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改革开放决策后，按照邓小平的设想要紧紧抓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团结一致向前看。所以，针对不少党员干部要求对建国以来、特别是“文化大革命”期间党的工作进行系统总结的要求时，邓小平表示，“总要总结，但是不必匆忙去做”。并且认为“有些事要经过更长一点的时间才能充分理解和作出评价，那时再来说明这一段历史，可能会比我们今天说得更好”。

　　然而，社会上和党内围绕如何评价毛泽东、毛泽东思想问题的争论分歧，使邓小平认识到总结历史问题的紧迫性、必要性，特别是1979年9月29日叶剑英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3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对建国以来30年的经验教训作的初步总结受到党内外积极评价，邓小平改变了初衷。对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在适当的时候，经过专门的会议，作出正式的总结”成为历史和现实的需要。这样，1979年10月中央审时度势，决定立即着手起草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第二个历史决议最关键的问题是什么？邓小平明确指出：起草历史决议的中心意思应该是三条，即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对建国三十年来历史上的大事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作出公正评价；对过去的事情做个基本的总结，宜粗不宜细。“其中最重要、最根本、最关键的还是第一条。”他还强调：“不仅今天，而且今后，我们都要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在决议起草过程中，1980年6月27日他召集中央负责同志谈对历史决议稿的意见，明确表达了对历史决议草稿中有关毛泽东、毛泽东思想论述的不满，认为决议草稿没有很好地体现出原来的设想，要求“要重新来”。并指出，在这个问题上不能让步。他甚至说，“如果不写或写不好这个部分，整个决议都不如不做”。

　　决议起草过程中为了形成共识、统一思想认识，起草组反复修改讨论、多方征求意见，中央也组织了党内4000人参加的讨论。针对讨论中出现的一些否定毛泽东、毛泽东思想的错误认识，邓小平旗帜鲜明地指出：毛泽东思想这个旗帜丢不得。

　　为更好地统一对毛泽东的评价和毛泽东思想的认识，做好历史决议工作，邓小平多次同中央负责同志和决议起草组的同志谈话，提出指导性意见。概括起来，主要包括这样几个方面的内容：

　　一是要将如何评价毛泽东、毛泽东思想作为政治问题看待。邓小平指出：如何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这个问题，“不是仅仅涉及毛泽东同志个人的问题，这同我们党、我们国家的整个历史是分不开的”， “这不只是个理论问题，尤其是个政治问题，是国际国内的很大的政治问题”。邓小平正是从政治的高度、全局的视野出发，引导大家科学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

　　二是要把毛泽东晚年错误同毛泽东思想区别开来。邓小平指出，历史决议要把“重点放在毛泽东思想是什么、毛泽东同志正确的东西是什么这方面。错误的东西要批评，但是要很恰当。”他还明确指出：毛泽东同志的错误在于违反了他自己正确的东西。这就辩证地指出毛泽东思想和毛泽东个人的思想不是一回事，毛泽东晚年错误不能算作毛泽东思想的内容。后来，胡乔木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提出“要把毛主席晚年这些思想行动上的错误同毛泽东思想加以区别”，这样就比较透彻地把这个问题讲清楚了。

　　三是毛泽东思想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集体智慧的结晶，毛泽东晚年所犯的错误不能都算在他一个人头上。邓小平强调，过去的问题不能都算在毛泽东头上，有些问题的责任要由集体承担一些。“这个决议稿中多处提到我们党中央要承担责任，别的同志要承担点责任，恐怕这比较合乎实际。”他还认为：单单讲毛泽东本人的错误，并不能解决问题，关键是要建立好的制度，“过去一些制度不好，把他推向了反面。”

　　四是要看问题的主流和本质，毛泽东的功绩是第一位的。1981年5月19日邓小平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讲话说：“中心是两个问题，一个是毛泽东同志的功绩是第一位，还是错误是第一位？第二，我们三十二年，特别是‘文化大革命’前十年，成绩是主要的，还是错误是主要的？是漆黑一团，还是光明是主要的？”他指出：“毛泽东同志犯了错误，这是一个伟大的革命家犯错误，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犯错误。”后来，历史决议起草中根据陈云的意见，加写了建国前28年党领导人民进行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部分，使毛泽东的历史功绩更加丰富起来，比较好地解决了如何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问题。

　　第二个历史决议中是如何评价毛泽东思想的呢？首先是通过对建国前28年历史的回顾，得出了毛泽东思想是指导中国革命夺取胜利的先进理论，并强调“在党和人民集体奋斗中产生的毛泽东思想被公认为党的指导思想，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前二十八年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其次是在对建国32年历史的基本估计中，肯定“我们取得的成就还是主要的”，并强调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巨大成就是“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下”取得的，“是党和人民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结果”。三是在“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这部分中，科学地、客观地评价了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并首次将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概括为“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决议强调坚持毛泽东思想必须认真学习和运用它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研究实践中出现的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既反对全面否定的做法，也反对教条主义的态度，以符合实际的新原理和新结论丰富和发展我们党的理论。

　　第二个历史决议对毛泽东思想的科学评价，给我们深刻启示：首先，毛泽东思想这面旗帜不能丢。历史决议制定过程中，如何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问题成为国际国内观察中国要举什么旗、走什么路的风向标。所以，邓小平将这个问题作为政治问题来看待，多次强调毛泽东思想的旗帜不能丢。决议起草期间，在回答意大利记者奥琳埃娜·法拉奇关于“天安门上的毛主席像，是否要永远保留下去”的问题时，邓小平坚定地说：永远要保留下去。我们永远把他作为我们党和国家的缔造者来纪念。天安门上的毛主席像，已成为一个象征，这其中自然包含着我们党对毛泽东思想的态度。

　　其次，党的指导思想是党的集体智慧的结晶。在指导制定历史决议过程中，邓小平多次强调不能将毛泽东个人的思想认识尤其是他晚年在一些问题上的错误认识等同于毛泽东思想。历史决议中也指出毛泽东思想是在“党和人民集体奋斗中产生的”，“我们不应该把一切功劳归于革命的领袖们，但也不应该低估领袖们的重要作用。在党的许多杰出领袖中，毛泽东同志居于首要地位”；明确指出毛泽东思想“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我们党许多卓越领导人对它的形成和发展都作出了重要贡献”。

　　最后，要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正确对待党的领导人和党的指导思想。第二个历史决议指出：因为毛泽东晚年错误就否认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价值和指导作用的态度是完全错误的；对毛泽东的言论采取教条主义态度，以为他说过的话都是不可移易的真理，只能照抄照搬的态度也是完全错误的。正确的态度是什么呢？那就是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看问题，善于运用毛泽东思想中蕴含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指导我们的实践。

第三个历史决议与对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第三个历史决议的制定充分体现了我们党在指导思想上既一脉相承，又接续发展的鲜明特质。对于决议的起草，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对重大事件、重要会议、重要人物的评价要同党中央已有结论相衔接，这就为第三个历史决议的起草定下了原则基调。决议起草过程中征求意见的反馈情况也说明了第三个历史决议做到了“同党的历史文献既有论述和结论相衔接”，又“体现了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关于党的历史的新认识”，贯通历史、现在、未来。这种“衔接”“贯通”，自然也体现于对毛泽东思想的论述上。

　　在第三个历史决议中，对于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主要体现在“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伟大胜利”“完成社会主义革命和推进社会主义建设”两个发展阶段的论述，及其关于毛泽东思想的论述和评价上。

　　就对毛泽东思想的继承来说，体现为第三个历史决议在重大事件、重要会议、重要人物的评价上，保持了历史的延续性和一致性。比如，都强调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肯定了它对中国革命和建设发挥的重大指导作用。第三个历史决议指出：“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创造性运用和发展，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对应于第二个历史决议中关于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的概括，第三个历史决议强调：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是贯穿于各个组成部分的立场、观点、方法，体现为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三个基本方面。另外，在对毛泽东的评价上，第三个历史决议也沿用了第二个历史决议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既充分肯定了他对中国革命建设的巨大贡献，也指出了他晚年所犯的一些错误。

　　对毛泽东思想的继承还体现在关于历史经验的总结上。善于总结经验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关于第三个历史决议的起草，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聚焦总结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按照“总结历史、把握规律、坚定信心、走向未来的要求”，第三个历史决议将党百年奋斗的历史经验概括为10个方面。从内容实质上看，之前总结的党的三大作风、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等方面的内容，都已融入这十个方面历史经验中的，是一脉相承的。

　　当然，第三个历史决议在继承毛泽东思想的同时也进行了丰富发展，体现了党的十八大以来“关于党的历史的新认识”。比如，关于革命胜利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要进行“第二次结合”的思想，是毛泽东1956年4月4日在讨论修改《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稿时提出的，应该说这是探索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正确思想。对于这个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明确作了肯定，指出“他以苏联的经验教训为鉴戒，提出要创造新的理论、写出新的著作，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进行‘第二次结合’，找出在中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正确道路”。第三个历史决议吸收了这一新的认识和评价，并体现于决议之中，认为“第二次结合”是对毛泽东思想的丰富和发展，“提出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一系列重要思想”。

　　第三个历史决议对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给我们深刻启示：党的指导思想是一脉相承、不断发展的有机整体，不能割裂开来，更不能相互否定。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三个历史决议提出我们党百年奋斗历程中实现了三次飞跃，这三次飞跃是递进发展的有机整体。我们的革命、建设、改革，是接续奋斗的历史过程，是救国、兴国、强国，进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完整事业。党的十大八以来我们所做的一切工作，就是要把我们几代共产党人开创和发展的伟大事业坚持好、发展好。就党的指导思想来说，这表明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不能丢，同时又要根据新的实践不断推动理论创新。

　　理论创新发展的目的是解决实际问题，要作为我们行动的指南，而不能成为书斋中的学问，更不能束之高阁。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行，就在于党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并用以指导实践”，这就点明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实践性特征。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正是在对关系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的思考和判断中，提出一系列原创性的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推动马克思主中国化实现新的飞跃。

　　就如何评价历史人物，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提出了“六个不能”的标准，这当是我们评价毛泽东的正确态度和方法。对于毛泽东思想，习近平总书记也指出：要坚持运用贯穿于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的立场、观点、方法，特别是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把我们党建设好，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继续推向前进。”这也是我们对待毛泽东思想的正确态度和方法。党的三个历史决议中关于毛泽东思想的论述，正是我们党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评价党的领袖人物、推动党的理论创新的典范。

　　（作者系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审）

　　来源：《毛泽东研究》2022年第3期

发布时间：2023-01-17 08:35: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