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浩：毛泽东处理中苏关系的考量及其当代价值

    1939年8月23日，《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签订。1939年9月1日，毛泽东就国际形势和中国抗战问题，对《新华日报》记者发表谈话。有人认为“毛泽东的讲话是对斯大林的难得的支持。显然毛想以此换得斯大林对他的支持”。事实上，这个谈话是毛泽东从中国抗战的实际出发就国际新形势发表的谈话，并不是所谓的“想要换取斯大林的支持”。20世纪40年代，中国共产党已经开始独立自主地解决革命问题。毛泽东与中共中央在一般接受共产国际指导的同时，更多的是从中国抗战的实际状况出发决定自己的对策。特别是在处理国际事务时，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把理论原则和现实政策加以区分，冲破了以苏联为中心考虑问题的模式。

    有人认为当毛泽东听斯大林说，废弃旧条约会牵涉雅尔塔协议，苏联决定“暂时不改动这项条约的任何条款”时，毛泽东立即表示“目前不必修改条约”。毛泽东主动请求苏联继续保持旧条约给苏联的领土特权，说它们“与中国的利益一致”。还认为开“九大”之前，毛泽东决定在中苏边境来一场小规模的、可以控制的冲突，打一场胜仗，以体现对苏联的胜利。这些观点严重违背了客观历史事实。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面对无理要求和武装入侵，始终坚持独立自主的根本原则，在事关国家核心利益的问题上毫不妥协，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利益。

    苏联是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积累了许多宝贵经验，有许多值得社会主义国家借鉴学习的地方。中华人民共和国作为刚刚成立的社会主义国家，向苏联学习是建设社会主义的必然途径。所以，毛泽东强调:“要认真学习苏联的先进经验。我们不仅要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理论，而且要学习苏联先进的科学技术。”但是，毛泽东更加注重独立自主地探索适合本国实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1956年4月初，在最后一次讨论修改《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稿时，毛泽东就明确提出从苏共二十大得到的教益“最重要的是要独立思考，把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现在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我们要进行第二次结合，找出在中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探索适合中国实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成为毛泽东治理国家的重大时代课题。同年发表的《论十大关系》则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在理论认识上达到了新高度。毛泽东明确提出:“各国应根据自己的特点制定方针、政策，把马克思主义同本国特点相结合。……成功的经验在一国是成功的，但在另一国如果一模一样，不改变形式，反而会导向失败。照抄经验是要吃亏的，这是一条重要的国际经验。”可见，毛泽东既看到了苏联建设社会主义的经验，也意识到了苏联建设社会主义的弊端，因此，他并没有完全照搬苏联模式，而是进行了积极的扬弃。

    虽然苏联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方面确实有许多值得其他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学习借鉴的地方，但是在事关新中国政治合法性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问题上，在事关长春铁路、旅顺、大连的主权和治权以及珍宝岛事件等方面，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与苏联建立新的外交关系方面，毛泽东一直坚持签订新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确保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治合法性地位。1949年12月16日下午，毛泽东同斯大林会谈。在谈及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问题时，斯大林说:“这个条约是根据雅尔塔协定缔结的，这就意味着这个条约的签订是取得美、英同意的。即使对某一条款的修改，也会在法律上给美、英以口实，他们会提出修改有关千岛群岛、南库页岛条款的问题。”在听到斯大林的上述谈话后，“毛泽东表示:我们采取的行动，必须符合公众最大的利益。这个问题需要好好考虑一下。惟中国社会舆论有一种感想，认为原条约是和国民党政府订的，国民党政府既然倒了，原条约就似乎失了存在的意义”。毛泽东并没有直接提出反对意见，而是从中国社会舆论的角度即中国人民的普遍愿望出发，认为这一旧条约应当随着国民党的垮台而自动废除，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签订新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由此可见，重新签订条约会触及苏联原先的权益，要求中方全盘接受原先与中国国民党签订的条约则是苏方的本意。毛泽东敏锐地意识到签订新条约事关新中国政治合法性的问题，因此他始终坚持签订新的条约。1950年1月2日，苏联《真理报》发表了毛泽东对塔斯社记者的谈话。面对记者提出的“您所在考虑的是哪些问题”的提问，毛泽东明确表示“首先是现有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问题”。毛泽东向外界发布的这一重要消息形成了新的舆论形势，斯大林才不得不做出让步，中苏于1950年2月14日正式签订了新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标志着中苏关系新的历史时代的到来。如果允许旧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继续存在，那中华人民共和国就不具有政治合法性地位，因为旧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是代表中华民国而不是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因此，毛泽东意识到这个问题的极端重要性，所以坚持签订新的条约，以此宣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治合法性地位。

    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始终坚决捍卫我国领土的完整性，绝不退让一寸土地，确保了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1950年2月14日，中苏签订了《中苏关于中国长春铁路、旅顺口及大连的协定》并规定:“一旦对日和约缔结后，苏联应不迟于一九五○年末将中国长春铁路的一切权利和财产无偿移交中国政府。苏联军队从旅顺口撤退，中国政府偿付苏联自一九四五年以后在此处的建设费用。大连的行政由中国政府管辖，苏联在大连临时代管和租用的财产于一九五○年内由中国政府接收。”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通过谈判收回了长春铁路、旅顺、大连的主权和治权，坚决捍卫了我国的国家主权。1969年3月，苏联军队几次对黑龙江省乌苏里江主航道中心线中国一侧的珍宝岛实施武装入侵，并向中国岸上纵深地区炮击。这一事情最早可以追溯到“1968年12月27日，苏军出动装甲车登上珍宝岛，拦截中国边防巡逻队，并以棍棒殴打中国边防巡逻人员。1969年1月23日，双方再度在珍宝岛上发生斗殴，中方28人被打伤，部分武器被抢。从2月6日到25日，双方在珍宝岛又连续发生了5起类似事件。7日，苏军人员甚至用冲锋枪向中国巡逻队方向发射了6个射点”。3月4日至3月12日苏联边防军又多次武装侵入珍宝岛，企图挑起新的武装冲突。3月7日，毛泽东在中央文革碰头会上谈到中苏边境冲突时说:“如果苏联打到我们岸上，我们就打到他的岸上。苏联为什么这么挑衅，总有他的需要，不能说苏联、美国不想占领欧洲和亚洲，包括中国在内。”3月15日，中国边防部队被迫奋起反击苏联入侵部队，最终胜利保卫了祖国的领土完整和神圣主权。由此可见，毛泽东捍卫我国领土主权的意志坚定不移，通过坚决有力的回击来防止苏联挑衅的不良企图。击退苏联边防军后，苏联军方强硬派国防部长安德烈·格列齐科夫元帅主张“一劳永逸地消除中国的威胁”，准备动用在远东地区的中程弹道导弹，携带当量几百万吨级的核弹头，对中国的军事政治等重要目标实施“外科手术式核打击”。1969年9月23日，我国成功进行了地下核试验，29日，我国又在西部地区上空成功进行了氢弹试验。这两次核试验的成功，使苏联转变了态度，苏联“核讹诈”最终破产。

    在事关国家领土、主权和核心利益的问题方面，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决捍卫、绝不妥协退让。如在中苏建交的问题上，毛泽东始终坚持签订新的条约，以宣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治合法性。在珍宝岛事件上，毛泽东指示人民解放军坚决反击苏联的武装入侵，捍卫我国的领土完整。不论是中苏新的外交关系，还是事关我国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问题，毛泽东在战略上始终高度重视，在实践上坚决捍卫国家核心利益和领土主权完整。

    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彼此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中国共产党与苏联布尔什维克党之间是“兄弟党”，中国和苏联之间建立了“牢不可破的友谊”。有人认为“斯大林死后，毛一直想坐共产党阵营的第一把交椅”。赫鲁晓夫回忆:“毛不甘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集体领导中屈居与其他人平起平坐的地位。他要求别人承认他的领导权。我觉得毛泽东武断地把自己封为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领袖是危险的。”这些观点，严重违背历史事实，严重歪曲毛泽东形象，而且没有可靠的史料可以支撑他们的观点。

    关于对斯大林的评价问题，中国并不认同赫鲁晓夫的做法即对斯大林进行全面否定。斯大林逝世后，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做了秘密报告，全面否定了斯大林。而毛泽东则在坚持辩证唯物主义的基础上对斯大林做了全面客观的评价。毛泽东在中共八大预备会议上指出:“任何一个民族，不可能不犯错误，何况苏联是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经历又那么长久，不发生错误是不可能的。苏联发生的错误，像斯大林的错误，它的位置是什么呢?是部分性质的，暂时性质的。……苏联那个主流，那个主要方面，那个大多数，是正确的。……我们说过，对斯大林要三七开。他们的主要的、大量的东西，是好的，有用的;部分的东西是错误的。”所以，我们“共产党人对于共产主义运动中所发生的错误，必须采取分析的态度。有些人认为斯大林完全错了，这是严重的误解。斯大林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但是也是一个犯了几个严重错误而不自觉其为错误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我们应当用历史的观点看斯大林，对于他的正确的地方和错误的方作出全面的和适当的分析，从而吸取有益的教训”。在对待评价斯大林的问题上，毛泽东抛弃个人之间的恩怨，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从总体的、整体的视角出发，坚持客观公正地评价斯大林。他既看到了斯大林的成就，也分析了斯大林的失误，区分了主流和支流，这就是毛泽东实事求是地评价斯大林的科学态度。

    毛泽东处理中苏关系的经验表明，不论是国家之间还是政党之间的交流对话，必须遵循国际交往的基本原则。“在现代国际关系中，一切国家的对外政策必然要考虑本国的现实利益，维护自己的国家主权和安全，社会主义国家也不例外，否则它就不能生存。”因此，任何一个国家在处理对外关系时必须始终坚持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任何政党进行交流交往时必须坚持地位对等的基本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