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1世纪语境中，如何理解新加坡式“社会主义”道路探索？这是一个具有重要理论意义的社会现实问题。要想解决这个问题，第一步先要了解新加坡的历史，尤其是要了解新加坡两个社会主义阵营，即费边社会主义与左翼社会主义；第二步讨论新加坡人民行动党与费边社会主义的关系；第三步讨论新加坡“社会主义阵线”与左翼社会主义的关系；最后一步对新加坡式“社会主义”道路探索进行评析。
一、新加坡的两个社会主义阵营
我们知道，新加坡曾经有过长期被殖民的屈辱历史。14世纪，新加坡隶属于拜里米苏拉（Parameswara，1344─1424）建立的马六甲苏丹王朝；1528年被葡萄牙殖民；19世纪初成为英国殖民地；1942年被日军侵占。“二战”后，新加坡被英国接管；1963年与马来亚联合邦、砂拉越、北婆罗洲（现沙巴）共同组成马来西亚联邦，才完全脱离英国统治。1965年，新加坡脱离马来西亚联邦成为主权国家。
作为“亚洲四小龙”之一、全球最国际化的发达国家之一，新加坡的经济模式被称为“国家资本主义”，它以政局稳定、政府廉洁高效而著称。在政治上，新加坡沿用英国管辖时期的议会制，但自建国以来实际上是人民行动党一党执政；在文化上，新加坡是一个多元文化、多民族的移民国家，促进民族和谐是其基本国策。
然而，20世纪中叶至80年代中期，新加坡在寻求地区自治、独立建国与经济发展过程中，曾经出现过两个不同的社会主义阵营：一是以李光耀为代表的温和改革派的费边社会主义阵营，二是以林清祥为代表的左翼社会主义阵营。
在思想层面上，新加坡式“社会主义”的产生有多层支援意识。其一，作为马来亚的政治和经济中心，新加坡在1957年之前长期被殖民主义国家占领，殖民统治者在新加坡实施严苛的强权管制，对反殖民主义者采取监禁和驱逐措施。作为殖民地，新加坡的社会文化危机凸显了国家干预在社会政治治理中的重要性。其二，因为受到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影响，社会主义思想在新加坡传播开来。其三，以理性和科学为核心的现代性话语是新加坡社会运动的内在意向，它表达着不同政治团体和学生团体的使命。其四，处于法西斯主义极权统治背景下的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成为处于殖民主义极权统治下的新加坡左翼社会变革的另一支援意识。例如，前批判理论时期，格律贝格(Carl Grünberg) 领导的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关于社会主义史与工人运动史研究，以及法兰克福学派第一代批判理论家马尔库塞关于非压抑性文明可能性与现实性的讨论等思想，20世纪50年代在欧美大学校园传播开来，引发了许多新社会运动；还有“性解放运动”“女性主义运动”等，这些影响了留学于西方的新加坡左翼成员们，为新加坡工会运动、工人运动和学生运动指明了方向。
在现实层面上，独立前的新加坡曾是马来亚的经济和政治中心，因而新加坡式“社会主义”道路探索离不开马来亚共产党的影响。在英国殖民主义的长期暴力统治下，马来亚产生了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共产主义运动。1930年4月30日成立的马来亚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目标是通过组织工人运动、协助工会展开地下非武装活动以反对英国殖民政府，从而实现马来亚的民主统一。20世纪50年代，马来亚共产党是东南亚共产主义运动的中坚力量。这对新加坡式“社会主义”道路探索具有强烈刺激。
“二战”后，新加坡经历了一个相对开放的政治多元化和意识形态杂糅时期，在意识形态迷雾中构建自身的理论意向和现实逻辑是每个党派触动和改变现实社会的前提条件。在新加坡当时的社会历史与思想文化背景下，社会主义思潮脱颖而出。那个时候，新加坡主要有两个社会主义阵营：一个是温和改革派的费边社会主义，这是人民行动党内部李光耀集团的意识形态，主要受英国哈罗德·拉斯基的费边社会主义的影响，主张通过温和改良道路来批判、改革资本主义，建立一个公平、正义、机会平等的现代社会；另一个是以林清祥为代表的左翼社会主义，主要是受东方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影响，主张通过和平方式建立一个议会政府，目标是在民族独立、民族自治的基础上建设一个以工人阶级为基础的、没有压迫和剥削的、自由而解放的社会主义社会。
新加坡这两个社会主义阵营之间的关系非常复杂，既有共通性又存在着矛盾和对立。最初，费边社会主义与左翼社会主义，由于共同的左翼立场和斗争目标曾经达成暂时的合作，这是因为两个社会主义阵营的共通性：其一，两个阵营的主要领导人和成员均为华人，对儒家文化传统和中华文明价值观有先继性的认同；其二，两个社会主义阵营最初都具有左翼立场，即反对殖民主义的政治意向，力求实现新加坡独立和地区自治。然而，后来它们分裂成两个矛盾和对立的阵营，这主要有以下三方面原因。
（1）作为指导思想的意识形态不同。费边社会主义作为一种源于英国的民主社会主义思潮，受到英国殖民主义者的暗中扶持，这也导致后来该阵营对马来亚共产党持敌对态度；而左翼社会主义的运动与发展，都离不开马来亚共产党的支持。
（2）在社会变革道路问题上，费边社会主义阵营一直坚持改良主义、非暴力的渐进路线；而左翼社会主义则经历了从通过建立议会政府的和平方式到最终转向暴力革命的斗争路线。
（3）在国家治理、民主发展与经济发展的顺序问题上，费边社会主义将经济发展置于民主发展之前；而左翼社会主义则呈现了截然相反的发展意向。
所有这些，都呈现出两个社会主义阵营所代表的利益群体的差异——费边社会主义代表了新加坡中产阶级的利益,左翼社会主义则主要代表了工人阶级和中下层群众的权益。
二、人民行动党与费边社会主义
（一）新加坡人民行动党政治立场的转变
20世纪40年代，新加坡社会主要矛盾是殖民主义与新加坡人民之间的矛盾。因此，反抗殖民主义、争取民族独立是当时有志之士的共同目标，从而也成为新加坡左翼社会主义与费边社会主义进行政治联盟的前提条件。1954年11月，新加坡这两个社会主义阵营联合成立左翼政党——人民行动党，它以“非共非暴力的民主社会主义”为纲领，以寻求民族独立与解放为宗旨，反对英国殖民者和既得利益者的压迫与统治，反对殖民者所控制的宪法，号召建立一个平等、自由、团结、幸福、安全、繁荣的国家。在《伦德尔宪法》（Rendel Constitution）支持下，人民行动党成为新加坡左翼运动的旗帜。
为进一步巩固执政能力并整合人民行动党内部的意识形态，李光耀主张新加坡与马来亚等地区合并为统一的马来西亚联邦（简称“新马合并”），这得到了英国政府的支持；而以林清祥为代表的党内激进左翼反对此时进行“新马合并”，1961年7月，林清祥、方双水、兀哈尔与李绍组四位激进左翼领导人被人民行动党开除党籍。经过新、马、英三方协商以及全民投票，马来西亚联邦得以成立。然而，马来西亚联邦成立后，新加坡州政府与马来西亚中央政府之间产生冲突，中央政府在公民待遇与税务制度方面的不公引起新加坡各方不满，政治和经济问题上的不可调和的分歧使人民行动党和联盟党政府的关系恶化，新加坡脱离马来西亚势在必行。最终，1965年8月9日新加坡独立建国，新加坡共和国自此成立。
当时，作为一个刚刚脱离了殖民统治的新兴国家，民族矛盾在新加坡社会矛盾中的地位下降，人民行动党面临新的亟须解决的现实问题——如何在脱离马来西亚联邦的情况下独立建设与发展新加坡？如何缓和新加坡内部逐渐暴露的社会阶级矛盾？此时，人民行动党的基本目标从“新马合并”转为社会经济发展，同时继续开展对激进左翼人士的肃清运动，以巩固人民行动党在新加坡的执政党地位。此后几年间，人民行动党在新加坡确立起了一党统治地位，并从中左政党转变为右翼政党。由此可见，人民行动党政治立场的转变与新加坡社会主要矛盾转变及人民行动党本身地位的改变直接相关。
（二）新加坡费边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
尽管在20世纪60年代人民行动党的政治立场发生了转变——从中左政党转变为右翼政党，但人民行动党仍然具有明显的马克思主义特征，因为其“所有创始人都深深地信奉经典的教义，即幸福的工人，正义的斗争，必然胜过资本主义和殖民主义的新社会的纯洁性，以及世界革命事业的正确性”。此时，李光耀领导的人民行动党试图在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之外，建立一种可以替代共产主义方案的社会主义制度，即费边社会主义。
作为新加坡费边社会主义的主要代表，李光耀以一种实用主义方式将费边社会主义理论本土化。1947年，在伦敦经济学院政治学教授哈罗德·拉斯基的课上，李光耀被费边社会主义理论所吸引。1950年8月，李光耀从英国返回新加坡，试图以费边社会主义作为其参与政治活动的政治理念，这主要是因为费边社会主义的两个理论主张符合当时新加坡的社会历史状况：（1）费边社会主义主张的公正、平等思想是当时尚处于殖民统治下的新加坡人民所亟须的政治诉求；（2）费边社会主义承认资本主义必然被社会主义所代替，但反对暴力革命，而是主张采取一种渐进式的改良主义来批判资本主义，从而建构社会主义社会。
作为人民行动党执政的主导意识形态，费边社会主义在新加坡有一套完整的实践体系，其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层面。
1.在政治层面上，主张建立一个“刚强勇猛的社会”。新加坡费边社会主义承继了英国费边社会主义的基本政治意向，即反对暴力革命，主张走温和式的改良主义道路。其基本纲领包括“追求经济上和社会上的公正，追求公开社团中的信仰”；主张“一人一票制”的选举制度，“追求通过自由选举而定期审查政府的人民权利”;在政府治理方面，认为只有在国家稳定、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才可以逐步实现民主政治。1965年，人民行动党确立了“一党专政”的政党制度，以严格立法限制贪污受贿，建设自上而下且廉洁高效的政府是其政治特色。此外，“拒绝那种执迷于通过种族、宗教和语言上的团结一致来求取国际和平、繁荣和公正的粗俗教条”。在外交上，一贯保持中立地位，以保障国家经济不受动荡国际局势的影响。
2.在经济层面上，20世纪50年代中期至50年代末，以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理念为核心，着力转变殖民地时期残留的自由企业制度，实行中央计划和控制的经济体制，大力推动经济转型。在人民行动党看来，社会主义的本质标志在于国家控制而非实行公有制，但公有化仍被视为新加坡经济发展的第一推动力；同时还主张，要加快发展工业和转口贸易。不过，在60年代中期开始逐步建立自由市场，强调私营企业在贸易发展中的重要地位；引进国际金融机构、建立国际银行，以吸引更多的外资企业在新加坡建厂；成立经济发展委员会，为外资企业提供税收优惠；同步推进的还包括建立公平的再分配制度，以抵消经济快速发展带来的财富分配不公问题。
3.在社会层面上，采取了三种举措：一是着力建立社会基础保障服务。例如，推行政府公共住房计划，以使新加坡居民“居者有其屋”；建立中央公积金制度，以及医疗保险制度等。与此同时，拒斥西方民主社会主义的福利制度，认为这种制度会滋生民众懒惰性、造成资源浪费，不利于一个积贫积弱、自然资源匮乏的第三世界国家实现经济增长。因此，社会各阶层都应充分发挥积极性和能动性，“各尽所能，各取所需”，从而建设一个机会平等、公平正义、繁荣富裕的社会主义国家。二是在教育方面，扩建教育机构，大力培训技术从业人员；推行共同语言和双语教育，以促进民族团结与对外交流。三是在文化价值观方面，自20世纪70年代开始，开始主张有选择性地建立以儒家思想为核心、以家庭社会为基础的“亚洲价值观”，提倡“以礼待人”“爱人”“尽孝”等，试图以儒家思想塑造新加坡文化价值观，借此排除西方意识形态对新加坡社会经济文化发展产生的影响。
我们可以这样说，20世纪70年代之前，李光耀在新加坡所传播和实施的费边社会主义是欧洲社会主义运动和马克思主义思想融合的产物，本质上是一种民主社会主义。然而，就像李光耀所说，20世纪70年代新加坡实施的“国家计划和国营公司的办法没有带来经济上的改革”，因为费边社会主义与人民行动党的经济建设纲领相悖。这样，转变经济制度就成为新加坡的必然选择——转向自由市场制度，即在一个“社会主义政府”所提供的资本主义自由企业制度下发展经济。有鉴于此，1976年，新加坡人民行动党被开除出“社会主义国际”（Socialist International）。这就预示着费边社会主义道路探索在新加坡的终结，也宣告了民主社会主义阵营在新加坡的彻底退场。
三、“社会主义阵线”与左翼社会主义
（一）“社会主义阵线”的形成与基本立场
在“新马合并”问题上，与李光耀持积极支持的态度不同，林清祥、李绍组等人持反对态度，认为这次“虚假的”新马合并只是“英国人在幕后策划的阴谋，目的是借用反共的马来亚政府来镇压、摧毁新加坡的左翼”。由于人民行动党内部矛盾激化导致党的分裂，被开除党籍之后，林清祥、方双水、兀哈尔与李绍组于1961年8月联合其他退出人民行动党的议员成立“社会主义阵线”。1961年9月，“社会主义阵线”召开党发起人大会，选出党的第一届领导人并通过党章，李绍组担任党主席，林清祥任秘书长。这一党章规定了“社会主义阵线”的建党目标：“第一条，废除殖民地主义，建立一个疆域包括马来亚联合邦与新加坡的统一独立的马来亚国；第二条，基于出生于或效忠于马来亚的成人的普遍选举权，建立一个民主的马来亚政府；第三条，实现一个确保社会繁荣、稳定和公正的经济制度；第四条，动员各民族各阶层人民建立一个马来亚国族。”由于“社会主义阵线”的建党目标符合当时的工人阶级和中下层民众的切身利益，因而获得了民众的广泛支持，从而也引起了人民行动党的退党潮。林清祥宣称，“社会主义阵线”目前的目标是打倒早已经违背人民利益的现政府，即人民行动党政府，并通过赢得大选组织一个代表大多数人民愿望的新政府；长远目标是“建立一个没有人剥削人，没有人压迫人的社会主义社会”。
“社会主义阵线”成立后，新加坡左翼社会主义的政治立场越来越激进——林清祥领导的早期左翼社会主义运动一直坚持和平议会的政治路线；李绍祖领导的“社会主义阵线”走向了街头暴力革命路线，故可以称为激进左翼社会主义运动。鉴于此，政治立场转变后的人民行动党对“社会主义阵线”进行了严厉打击。1963年2月，人民行动党开展“冷藏行动”——以“共产主义运动”为名，未经审讯便逮捕“社会主义阵线”重要领导人和大量左派人士，重创了“社会主义阵线”的组织力量，使之无法派出得力干将参与选举，导致该年选举失败。但“社会主义阵线”愈挫愈勇，决定从抵制议会的斗争转向街头革命斗争。1965年新加坡共和国成立后，李绍祖领导下的“社会主义阵线”将人民行动党当作主要斗争对象，重申自己的宗旨，即动员马来亚人民大众反对美英帝国主义统治，反对“假合并”的“马来西亚”，以便实现一个包括新加坡岛在内的真正独立、统一和民主的马来亚。即不仅要继续反殖民主义、帝国主义，而且要反对李光耀领导的人民行动党，因为它本质上是一种“反人民、反工人、反民主”［7］的法西斯主义，将李光耀为代表的费边派社会主义视为右倾机会主义，同时也批判了苏联的修正主义，这足以表明“社会主义阵线”已经成为新加坡的主要反对党。
（二）新加坡左翼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
新加坡左翼社会主义是左翼社会主义阵营反对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的意识形态。以新加坡自治为拐点，分为以下三个发展时期。
1.殖民时期（20世纪40年代至50年代中期）林清祥领导的左翼社会主义阵营，主要从事工会运动并初步建构社会主义理念。自20世纪40年代起，新加坡就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左翼社会主义运动，这场运动的主体就是早期左翼社会主义阵营，主要包括学生、知识分子、工会活动家，他们的思想意识主要受到马来亚共产党和马克思主义的影响。1948年，阿卜杜勒·拉扎克·侯赛因、莫里斯·贝克、吴庆瑞等同学在伦敦创立“马来亚论坛”（The Malayan Forum），论坛创立的目的是为建构“一个独立的、社会主义的马来亚和新加坡”而鼓与呼，即为之作舆论和思想理论方面的准备——这可以看作是新加坡左翼社会主义理念的萌芽。
2.革命时期（20世纪50年代中期至50年代末）包含在人民行动党成长过程中的左翼社会主义，在反殖民主义的实践基础上建构社会主义理论图景。1953年，马来亚大学左翼知识分子成立了“社会主义俱乐部”（the Socialism Club）。这是一个政治俱乐部，其成员大多是受过英国教育的知识分子，他们自称为“大学社会主义者”。因而，他们一方面进行殖民主义批判，同时为工人和学生提供声援；另一方面又深入社会现实中，认为解决殖民地社会危机和生活境况的秘密在于，在民族自治基础上实行强有力的国家干预以公平分配社会财富——这可以被视为新加坡左翼社会主义理念的推进。
与学生活动家不同，左翼社会主义领袖林清祥成功地将战后新加坡的不同政治力量整合成一个强有力的社会主义阵营。为了声援和支持新加坡工人罢工运动、维护工人应有的权益，1954年4月，林清祥和方水双等人联合各个分散的工会组织成立“新加坡各业工厂商店职工联合会”，林清祥被推选为秘书长。在林清祥的领导下，同年发动了百余次罢工，次年联合会成员增加至3万人，将新加坡工人运动推向高潮。这不仅极大地提高了工人阶级的革命斗争觉悟，也迅速壮大了新加坡左翼社会主义运动队伍，为左翼社会主义提供了强大的群众基础。
1954年，左翼社会主义与费边社会主义联合成立人民行动党，这是当时新加坡左翼运动的主要力量。人民行动党的竞选纲领表明，在政治层面上，要建立一个多语种的、全部民选的、主权的立法议会；在经济层面上，实施税率改革的同时争取马来亚贸易自主权；在社会层面上，废除劳工法令中不利于工人阶级利益与权益的条款。
20世纪50年代，新加坡左翼社会主义思想落实到现实层面呈现出双重向度：一是对外而言，反抗英国殖民主义者在新加坡的殖民统治，实现马来亚的民族独立、社会民主与人民自由；二是对内而言，他们主张通过和平方式建立议会政府，他们的社会主义政治图景即实现国家与人民的自由与解放。因此，“必须唤醒与团结所有最受压迫、最受损害的人，团结起来奋斗到底”。即在工人阶级联合与团结基础上，建立一个“没有剥削、压迫，没有贫穷、疾病，人人可以平等、自由与充分发挥个人潜能，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社会的实现”。由此，新加坡左翼社会主义理念在革命时期完成了初步建构。
3.后革命时期（20世纪六七十年代）李绍组领导的“社会主义阵线”，在批判人民行动党的基础上将革命矛头转变为街头暴力斗争。毫无疑问，在人民行动党内部，起主导作用的是费边社会主义者。1959年，新加坡成为自治州，由此实现民族自治从而进入后革命时期，革命时期暂时被掩藏的社会阶级矛盾重新显现并进一步激化，现代化建设问题在后革命时期的新加坡日益凸显。自20世纪60年代起，左翼社会主义的革命理念与李光耀政府的保守理念日益相悖，在政治立场和社会目标方面的分歧日益加剧，“新马合并”成为导致左翼社会主义与费边社会主义分道扬镳的最终原因。1961年，从人民行动党内部分裂出“社会主义阵线”，这成为左翼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的转折点。
在实践层面上，为了进一步反对人民行动党的右倾机会主义执政措施，维护新加坡中下层工人、穷人的权益，宣传自己的激进左翼社会主义思想和政治理论，“社会主义阵线”出版发行了一系列书刊，例如，新加坡“社会主义阵线”机关报《阵线报》（1961年11月15日创刊）、《党讯》（1964年1月1日首发）、《区讯》（1966年9月15日发刊）等。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新青年》，其是1966年由社阵中央宣教岀版委员会创刊的华文月刊，目的是为了“教育群众，提高干部群众的政治水平及思想认识，从而促进反帝反殖民事业和民族解放事业的发展”；它还重点刊登了中国革命战争的历史经验以及毛泽东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文章、语录，以期指导该阵营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然而，左翼社会主义实践一再遭受严厉打击，即使出版了系列刊物，其理论不但没有实施的基础和空间，也没有形成一套完整的实践体系。
首先，客观原因在于，左翼社会主义因其激进社会主义理念一方面与英殖民主义冲突，致使英国政府暗中对其打压；另一方面又与人民行动党的费边社会主义理念相悖，从而遭受人民行动党的打压。再者，新加坡激进左翼社会主义运动仿效亚洲工人运动、社会主义运动形式，但在新加坡，工人阶级力量薄弱，工人阶级革命意志不强，既不具备阶级革命的发生条件，更不具备武装斗争的条件。
其次，从主观方面看，新加坡激进左翼社会主义没有建立一个坚强的、稳定的、先进的政党以组织、团结、引领工人运动，其工人运动仍保持在早先的无产者、无政府状态。前期，以林清祥为代表的左翼社会主义虽然完成了社会主义理念的理论建构，但在实践上为政治联盟的团结而一再向右翼党派妥协；后期，李绍组领导的激进左翼社会主义在实践中又走向极左路线，从议会选举中退出就等同于退出新加坡政治舞台，放弃之前所采取的和平议会道路转向街头暴力革命并发起了抵制国会的斗争，这是新加坡激进左翼社会主义衰败的直接原因，也是新加坡左翼社会主义政治发展的分水岭，由此，在20世纪70年代其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1988年，“社会主义阵线”加入新加坡工人党，这表明“社会主义阵线”在新加坡的政治实践宣告失败。
四、结 语
综上所述，新加坡在寻求地区自治、独立建国与经济发展过程中，曾经出现过两个不同的社会主义阵营：一是以李光耀为代表的温和改革派的费边社会主义阵营，二是以林清祥为代表的左翼社会主义阵营。在20世纪40年代到50年代末，尽管两大阵营之间存在着矛盾和对立，但由于当时的社会主要矛盾是殖民主义与新加坡人民之间的矛盾，加之它们有共同的左翼立场和政治目标，即反抗殖民主义、争取民族独立，这样，就有了新加坡左翼社会主义与费边社会主义进行政治联盟的前提条件。20世纪50年代，左翼社会主义与费边社会主义联合而成的人民行动党，成为当时新加坡左翼运动的主要力量。但这一合作只是暂时的，随着人民行动党在20世纪60年代政治立场从中左政党转变为右翼政党，林清祥、李绍祖等人被开除出党；但他们并没有坐以待毙，而是积极应战，又于1961年成立“社会主义阵线”以对抗日益保守的人民行动党。就是说，“社会主义阵线”成立后的左翼社会主义阵营的政治立场越来越激进——林清祥领导的早期左翼社会主义运动一直坚持和平议会的政治路线；李绍祖领导的“社会主义阵线”走向了街头暴力革命路线，故可以称为激进左翼社会主义。不过，好景不长。20世纪70年代，“社会主义阵线”逐渐退出历史舞台。1988年，“社会主义阵线”加入新加坡工人党，这表明“社会主义阵线”在新加坡的政治实践以失败告终。
自20世纪70年代起，在新加坡式“社会主义”道路探索过程中，占主导地位的是人民行动党，它的立场和主张是：共产主义与资本主义是两条相对立的道路，新加坡既不选择共产主义道路，也不选择资本主义道路，而是试图走符合新加坡国情的、超越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之外的第三条道路，建立一个独立的、民主的、非共产主义的社会主义社会，即新加坡式“社会主义”。人民行动党宣称，这种制度在政治上实行社会主义、在经济上坚持自由市场，目标是“让每一个人都有机会在一个稳定和有秩序的社会里取得进步，并且能够在这样一个社会里过美好的生活”。
在这种自由经济制度下，政府的主要职能转变为制定明确的国家和经济发展方针，建设公共基础设施，组织和管理社会秩序，建立健全公平自由的贸易市场，以技术性产业替代人力资源型和自然资源型产业；同时，为人民提供舒适的住房、体面的工作并提高居民收入和生活水平，以此解决殖民时期和封建时期遗留下的大规模失业和生活条件低下等问题，从而保障人民的工作积极性和动力。在此基础上，人民行动党逐步建立起执政的权威。然而，这种新加坡式“社会主义”，就其基本特征而言，在文化和意识形态上思想资源杂糅，不仅混杂着民主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也包含了儒家思想以及本土文化资源，在政治上表现为威权政府和家长式的中央集权制度，在经济上实行自由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因此，就其实质来说，新加坡式“社会主义”不过是一种披着“社会主义”外衣的国家资本主义。
诚然，在新加坡式“社会主义”道路探索过程中，新加坡确实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例如，1959—1975年，新加坡的国民生产总值从6.43亿美元增长到57.73亿美元；20世纪七八十年代，成为与中国台湾、中国香港、韩国并列的“亚洲四小龙”之一。2000年，人均GDP仅次于中国香港；2013年，人均GDP据“亚洲四小龙”之首，达5.2万多美元。这也充分显示出自由经济制度转变对社会经济的重要推动作用。然而，亚洲金融危机以后，尤其是21世纪以来，在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经济体制下，新加坡社会财富分配不公、财富差距过大、种族冲突、工人罢工、劳动力短缺、性别歧视等综合性危机问题日益严重，即使新加坡现任总理和人民行动党秘书长李显龙在住房、医疗和教育方面，从强调个人承担为主转变为政府津贴为主，也只是对社会危机的滞后性补救与社会矛盾的阶段性缓和。也就是说，人民行动党构思的新加坡式“社会主义”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社会危机。新加坡式“社会主义”道路探索的经验教训，对中国的改革开放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具有借鉴和警示意义。
文章来源：《学习与探索》2022年第8期
网络编辑：静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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